上個月 23 日（2023 年 12 月 23 日），中國民法學者江平先生的追悼會上，上千人冒著嚴寒前來送行。然而，也有一個細節出人意料：葬禮上出現了中國兩位前總理朱鎔基、溫家寶和多位政界人物送的花圈。

要知道，江平是一位自稱指向真理低頭的知識份子。他的道德權威是在 1989 年被免職後樹立起來的。此後，他一直代表著法治對公權力的制約力量。他和學生賀衛方一起公開聲援被停刊的媒體，建議全國人大啟動對勞教制度的違憲審查，並對重慶打黑運動中法院和檢察院失去獨立性提出公開的批評。

這樣一位為了中國的言論自由、司法公正和憲政社會呼喚鐘聲的人，為何在這樣的時刻以這樣的方式得到緬懷呢？今天，我們請賀衛方教授一起來談這個問題。

柴靜： 在當前的情況下，既有體制外的批判者對江先生的悼念，同時有這些前國家領導人的花圈，這是一個極為罕見的狀態。你如何理解這種場面？

賀衛方： 所以，我覺得現在江先生這道會上的花圈，還可以稍微體現一點體制內的健全力量和民間的一種更加積極的力量之間的一種合作。你認為這個共識是什麼？希望中國真正能夠讓江老師所追求的這樣的一種法治事業能夠重新開啟，我相信他們會有這樣的一種希望吧！

江平：我想，法治的理念就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我想，這些問題應該是法治的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民主、自由、平等、人權，這是 1948 年在燕京大學新聞系讀書的江平，在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時候喊出的口號。1949 年新政權建立之後，他被派往蘇聯留學。1956 年回國後，因為張貼大字報，反對官僚主義，他被劃為右派，失去了婚姻，在勞動改造中被火車壓斷一條腿。從此，他的人生 22 年與中國法治一起荒廢。

1979 年，中國刑法第一次寫入法治這兩個字，江平也回到了大學任教，參與起草了被稱為中國人權宣言的民法通則。在 1988 年，江平就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也就在這一年，法大老師賀衛方想要下海經商，被江平阻攔。

柴靜： 他為什麼要攔著你？你們當時的爭執是怎麼發生的？

賀衛方： 他被耽誤了 22 年，擔心我也最後走上了一個這樣的一種不歸路了，或者說將來即便是回歸，已經是蓬頭垢面的一個被金錢污染了的人。

柴靜： 你當時對他這句話是怎麼反應的？

賀衛方： 然後我就覺得，你就是不了解年輕人的苦難，所以就兩個人就在辦公樓的走廊裏吵起來。我覺得江老師你真的太過分了，你不可以這樣的對待這個青年學者。現在我好不容易有這樣機會你攔住我。我的生機怎麼辦，就是對他說的很激烈的話。結果江老師也攔不住了，就算了吧，放我走了。

柴靜： 再回政法大學再找他，那是怎麼樣一個心情？

賀衛方： 走投無路了嘛，這個是喪家犬。然後就因為八九年的事情，自己有一些非常積極的參與，後來就被我所在的那個公司給除名了。我真的是有點投靠無門了，無可奈何之下又回到了法大，找到了江老師。

柴靜： 你給我說一下那個場面。

賀衛方： 對，是江老師一看，你還是要回來吧，我就知道你走不通這條路。接著拿起辦公室的電話，就打電話給在樓上的人事處的處長。

柴靜： 為什麼辦得這麼急呢？當時當刻就辦？

賀衛方： 我覺得他有預感，感覺自己在這個位置上坐不長時間了。因為在六四事件之前，他發出呼籲召開人大緊急會議，意圖是如果會議成功召開，那就意味著要罷免當時的總理。

還有那幾十大法學家要求這個對學生跟學生進行對話，這些簽名都有他，那些個校長都被免職，都已經被免職了，只剩下碩果僅存的一個校長還坐在位置上。

柴靜： 他一方面他是坐在校門口，他是不希望學生出去的，甚至說你們要出去，從我身上跨過去，對，踩過去，另一方面他又公開地支持了學生。

柴靜： 這看似矛盾的兩個行為之間，你是怎麼理解的？

賀衛方： 他作為學生的父母不在身邊的時候的制度性的父親，他覺得他有這個義務來去保護學生，減少犧牲。但是，當一旦事件發生到那種程度，他覺得他沒有辦法去置身事外，他必須要跟學生坐在一起，站在一起。那是相當感人的一個場景。

柴靜： 好像就是你回到學校兩個月之後吧，他就被免職。

賀衛方： 對，是的。1990 年 2 月份，他就全校召開教師大會，司法部黨組來宣佈，他被免職了。

柴靜： 想起那個小禮堂當時的情境，您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賀衛方： 就是其實大家看著江老師在臺上坐的時候，那樣一種，多少有點感傷。大家知道江老師不能再做校長了，他做這個校長才一年多，他只給了 1989 年那一年畢業的學生們，包括本科生、研究生，畢業證上有他的簽名。江老師，這個生命最後時刻奔走在旁邊，就像自己的兒女一樣照顧他的，基本上都是他這屆的學生。

賀衛方： 他被免校長之前，他當校長的時候，許多人見他從來不叫他校長，都叫江老師。免職以後，許多人改口了，一定要叫他江校長，包括政法大學去做畢業典禮之後，已經形成一個慣例了，畢業典禮上一定有江校長，一定要有江校長。然後江校長的出現，是每一個學生都感到非常寬慰的一件事情。如果哪一年江老師有種種原因沒參加的話，學生們會最後必須，就是集體站在禮堂裏邊大喊江平校長，江平校長，非常感人的場景。

江平：我真正沒想到我會當上校長，我還被選進了人大，我還當了人大常委，我還當了法律委員會的副主任。然後一夜之間我又下來了，這也是我完全沒想到的。我也沒想到有這樣高的榮譽，也沒想到會因此把我校長免的。大家都知道這是六四了，八九年的六四了。我想，這個六四的事情，我按我的觀點來說，我當然是應該下臺，毫無問題。而且我在黨委會上，自己說出來跳出來說了幾些話，這些話我也肯定要被撤職的。但是最後我終究沒被撤職，被免職了。我在免職演說的時候，我當時說了一句話，‘相信歷史，相信人民’，我以這兩句話來告終。

柴靜： 通常像他這樣做為的人，在之後還能夠延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甚至做法工委的副主任，這是很少見的事情。

賀衛方： 對，當然是很。

賀衛方： 證明那個時候的體制，其實還是它發生了大事件以後，這個體制在主動的想去修復，尤其南巡講話以後，體制在逐漸的稍微修復一下，過去造成的巨大的創傷。

柴靜： 另外，江平先生的性格，是不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說，我看有些民法學者，他在修訂物權法中間，因為跟某種政治意志產生衝突，就退出了。但是江平是一直堅持到最後。

賀衛方： 還是有韌性的。他自己知道，許多事情很難一蹴而就，許多事情不可以單純的理想主義的態度，許多的方面需要妥協。

柴靜： 你看，他的性格是比較寬厚的，比較溫和的，但他對你們這些帶著比較活躍，然後特別有個性的學生，反而有一種一直偏愛和保護的，那麼一種心情在裏面。

賀衛方： 對，我覺得這是他從他的，包括年輕的時候，包括打成右派，這樣一種經歷，他其實特別珍惜，特別的願意去鼓勵，自己的學生後一輩子的人，都能夠有一種批判精神，不要去做應聲蟲。

柴靜： 其實他說了很多在常人看來，是犯忌的話的。

賀衛方： 嗯嗯嗯，對的。

柴靜： 但是他怎麼能夠說這樣的話，還能夠得到一個體制的認同，這個也是我覺得挺意外的。

賀衛方： 你知道像《民法通則》這種立法，江老師貢獻非常大，整個的國家立法機構裏邊，人都不會忘記江老師的貢獻。然後大家就會覺得，哎呀，與他偉大的貢獻相比較，這兩句刺耳的話，也就容忍他說吧，就這樣。

柴靜： 也是，你想從《民法通則》到《物權法》，甚至到《行政訴訟法》。

基本上是這個幾個里程碑的法律，把改革開放給撐起來了。

賀衛方： 對，是的。除了刑事領域之外。

柴靜： 對，但是越是這樣地位的人，你其實非常少的能夠聽到他們去如此直言不諱的講話，對吧。

柴靜： 大家都會學習有分寸嗎，點到為止或者是……

賀衛方： 他就是很早就提出來了，現代民法的這樣的一種制度，離不開現代國家。現代國家，如果國家不是一個現代國家的話，那你不可能容許包容一個現代的民法。那現代國家是什麼，現代國家是一種能夠有效地制約建立一種權力的制衡，能夠建立一種對政府權力的一種限制，能夠讓政府的權力不至於去破壞市場，壓制民權，這樣的話就，我覺得對江老師來說，這特別自然，一下子就成為一個不斷地為中國的憲政呐喊，中國的人權呐喊的一個人物了。

江平：憲政社會主義是我追求的一個目標，這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我覺得物權法是私權的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但是私權發展到了這個時候，我深深感覺到中國的私權的危險，主要並不是來自另一個私權，而是來自公權力，也就是說中國現在私權侵犯的主要的危險，是來自公權力，而來自公權力，我們有了行政訴訟法，我們有了行政復議的有關的制度，但是我們缺乏憲法的私權保障，也就是說我們還缺少憲法訴訟的這個管道，缺少了這個管道，等於說公民的權利，公民的財產權和私權，沒有真正從法律上有一個更好的管道來解決。所以從這兩個方面，我覺得研究私權到了最後，必然要碰到公權力和憲政社會主義的問題。

2006 年 1 月 24 日，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因刊發關於反思中國近代史的文章被團中央要求停刊。江平帶領其他 13 位有政治影響力的老人連署聲明，要求主管部門重新審視《冰點》副刊，保障新聞媒體的權利。12 天後，賀衛方代表《冰點》作者起草了致胡錦濤和其他常委的公開信，簽名者被稱為十三少。

柴靜： 我看張思之律師在回憶中提到，說是江平打電話給他，並連夜發傳真要求簽署。這個我很意外。您能不能把當時的情況給我說下？

賀衛方： 中山大學的袁偉世教授寫的那篇文章引發了爭議，最後他說：我們不能讓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都喝狼奶長大。他的文章最終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結果《冰點週刊》被迫停刊。言論自由的權利，甚至是所有其他權利的基礎，都沒有言論自由就無法保障。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法學界的人們能夠迅速敏銳地捕捉到這一事件的嚴重性。

柴靜： 我現在還記得，他們的文章裏有一句話：言論自由對於提高執政能力不可一日缺失，其底線恰恰在於保障，而不是給予，更不是賜予。

賀衛方： 對，這是非常基礎的一種東西。這個說法非常了不起，也清楚地告訴了我們，這不僅關乎民間人民的權利，也是關係到你作為統治者的基本尊嚴。你是否成為一個有尊嚴的領導人，而不是一味的掐住民眾的脖子，讓民眾不說話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性。

柴靜： 提出以一個公開性的名義給胡錦濤和其他幾個常委的這種指名點姓的方式，是您提出來的嗎？

賀衛方： 對，是的。就是讓他們知道，我們不會把你們應該承擔的責任去轉嫁給別人。

柴靜： 您希望能夠以一個公民的平等的身份，來跟這個國家的治理者對話，是這樣嗎？

賀衛方： 對，是的。而且我覺得其實也確實是十三老那樣的一個公開性，也是我們的一種表率。就是說，你保障言論自由，包括保障其他各種各樣的權利，絕對不僅僅只是對普通百姓好。其實領導人、政府的權威也在這種保障中獲得更多益處。

柴靜： 你寫到今天這種違憲打壓，落到了袁偉時教授頭上，明天就可能落到任何別人頭上，如同他過去曾落到劉少奇、彭德懷等各位的政治局前輩頭上一樣。當時你為什麼要寫這一段呢？

賀衛方： 因為我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都在受到了這個國家沒有法治無法無天的一種戕害，所以我們必須要建設法治。

他們的意思就是說，不僅僅是你想當劉少奇一個人，在紅衛兵批鬥他的時候，可憐不惜地拿著一本憲法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我國家主席是不可以被你們這樣的對待的，然後紅衛兵啪一把把他的那個憲法打在地上。你這個時候還什麼憲法不憲法？沒有，沒有法治可言。所以我想這樣的一種邏輯，對於後來大家在推動這國家的法治建設的時候，會迴圈使用。

柴靜： 我聽到的傳聞是說，胡錦濤最終親自過問了這件事情，然後處理的結果是，像團中央的趙勇被調離了北京，對吧？但是中青報呢也傷了元氣，就等於說兩邊都各打五十大板。

賀衛方： 這個我倒不知道，我相信簽字，他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這種事，他必須來去給出一個最後的結局性的處理。

柴靜： 你本人會當時因為這個有職業壓力嗎？

賀衛方： 沒有，現在想想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還是挺黃金時期的。2006 年的時候，我自己還在新西山會議之後，我當時的壓力是純粹，沒有制度體制性的壓力，也沒有什麼有關部門找我談話。所謂的壓力只不過就是可能學校的某些人覺得，哎呀，這個賀衛方又捅了一個簍子。他們老是開玩笑說，賀衛方將來能做總統，我說我是總統，我總捅簍子的那個總捅。

柴靜： 當然我看這個聲明的時候，我當時會想，難道江平沒有回憶起來自己在 1957 年的時候同樣領銜的那份聲明嗎？給自己惹來大禍。結果他又是領銜。

賀衛方： 所以如果說按照 57 年的標準的話，江老師也好，其他的那些老人們也好，包括我們這幫年紀輕一點的人也好，九個腦袋都被砍沒了。所以江老師在那個時候，我覺得他可能不會去想過去的那些事，他總會覺得我們這 13 個老人還是很有力量的，你不得不尊重我們，哪怕不聽取，你至少不能夠說反過來去迫害我、打壓我這一點。我覺得那個時候的自信心還是應該有的，比較堅定的。

江平：有憲法不等於有憲政，這我到處講。有法律也不等於有法治，憲法應該建立一種至上的原則，真正的憲法至上。憲法必須要有訴訟來保障，沒有訴訟保障的權利是空的權利，沒有訴訟保障的權利是沒有落實的權利，所以必須有訴訟才有真正的權利保障。

柴靜： 就是第一次提出要廢止勞教制度，應該就是在 2007 年吧？69 位學者和律師的……

賀衛方： 對，勞動教養制度其實對江老師來說是一種刻骨銘心的記憶，最沉痛的記憶之一，就是因為 57 年反右之後就建立起來了勞動教養制度，他們純粹是思想上，所謂的思想犯，他們就被集體地在一個農場進行勞動教養，勞教制度就是這麼誕生的。勞教是公安部門就可以自己來決定一個人你可以被勞教。

柴靜： 為什麼你們提出的這個聯名的這個建議書裏面不是說簡單的廢除勞教制度，而是明確提出要做違憲審查？

賀衛方： 國家沒有違憲審查制度是不行的。因為憲法是需要守護的，你說你有一部憲法，這個冠冕堂皇權力的承諾都非常的言之鑿鑿，然後最後下麵具體的法律都給你否定，就抽象肯定具體否定，憲法在灰塵中間睡大覺，下麵具體的法律都是剝奪了憲法所承諾給我們的權利。

柴靜： 我看江平先生也是終身在為這件事情在呼籲，是他的一個重中之重的事。他在中共中央的修憲小組會議上就一再談這個憲法法院，說那可不可以退而求其次，變成一個憲法委員會，後來好像確實成立了一個機構，對吧？

賀衛方： 成立了一個註冊機構，地方立法登記備案的一個辦公室。這個辦公室的級別基本上算是一個副部級，這是根本沒有意義。

那據您所知，我們的這個副部級單位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啟動過一起違憲審查？

賀衛方： 沒有，睡美人還在睡覺。

柴靜： 如果像你們當時說的，在法理上非常清楚，對吧？2000 年立法法已經明確了，這個事情實際上是違法的事情，他為什麼沒有能夠像 2003 年的那個收容遣送辦法那麼容易就被廢除呢，而是拖了那麼多年。

賀衛方： 勞教制度呢，是一個中國維護治安非常重大重要的一個力量，可以比較不經過法院審判就可以把人給搞三四年，然後這個權力完全是握在公安的手裏邊。

柴靜： 2012 年的時候，我發現你們兩位又重新開始，就是站在風口浪尖上，在談勞教制度的事情。但這一次，江先生說得格外尖銳，我以前從來沒見他用這種方式發過言。他說：12 年的違法是因為我們高層的反對。 而且他直接點名說是政法委書記的反對。

賀衛方： 哦，對，我們已經是在周永康時代。周永康時代真的是法律人的一場夢魘。真是不堪回首。當然現在說不堪回首，但現在站在今天這個感覺，好像是 2010 年前後還不壞。至少江老師還可以那麼直率地批評。

柴靜： 我也在想呢，當時可能周已經在政治上已經有失勢的跡象。

賀衛方： 對，而且重慶的事件也開始水落石出了，這是相關聯的。

（續，請看下集）

（本文源自油管頻道，為方便文字閱讀略有修改：柴靜： https://www.youtube.com/@chaijing2023）

這裏是二爺故事。這兩天，海峽兩岸都在不約而同地紀念黃埔軍校建校 100 周年。習近平和賴清德都發表了對黃埔精神各自解讀的講話。習近平說要發揮特色優勢，堅定反獨促統；賴清德說，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而戰才是真路關，否則就是假黃埔。兩岸對於黃埔精神的解讀可以說是南轅北轍，針鋒相對。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在廣州的黃埔工作，整整待了 17 年。黃埔軍校所在的長洲島就在我的轄區，它作為一個熱門的旅遊景點，我去了不下 20 次。因為每次搞接待的時候，不管是私人還是公務，大家都會去那裏打卡，名氣太大了。所以我對黃埔軍校實在是太熟悉了，關於它的歷史也讀了很多。但是我覺得這個濃縮了半部中國近代史的著名軍校，其實關於它的歷史有很多被歪曲和掩蓋了，以至於如今海峽兩岸都在誤讀。所以我今天想說一說黃埔軍校背後那段不為人知的歷史。今天講的內容可能比較顛覆，是我個人的一家之言，有些人可能會難以接受，但是不要緊，且聽我慢慢道來。

說起黃埔軍校的建立，其實和蘇俄的革命輸出關係密切。列寧在奪取俄國的政權之後，秉承共產主義的原教旨，一心一意搞革命輸出。這自然就引起了西方國家尖銳的對立，蘇俄在歐洲被全面圍堵。為了打破這種被世界孤立的局面，列寧隨後就在 1919 年 3 月，成立了所謂的共產國際，也叫做第三國際，打著工人階級國際組織的名義，開始策劃向世界輸出革命。其中的重要目標就是當時處於軍閥割據狀態下的中國。列寧為此設立了共產國際東方支部，這個支部就是專門針對中國的。

1920 年 4 月，蘇俄的代表維京斯基，中文名叫做吳廷康，秘密來到中國，在上海成立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下設中國、朝鮮和日本三個科，策劃在這三個國家組建共產黨。隨後俄國人就找到了北大的李大釗和陳獨秀商談組黨。為什麼要找這兩個人呢？因為俄國革命之後作為一種新鮮事物，當時在中國的知識界也引發了不小的震動，很多人覺得這是中國的一個出路，其中李大釗和陳獨秀最為積極，他們以《新青年》雜誌為陣地，不遺餘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

在俄國人的支持下，1920 年 8 月，中共這個組織在上海陳獨秀的家裏面成立了，陳獨秀被推選為第一任總書記。很多人以為中共是 1921 年 7 月召開一大的時候成立的，實際上不是。嚴格的說，中共成立的日期是 1920 年 8 月。因為後來陳獨秀被批倒批臭，所以為了避諱中共是在他家裏誕生的這個事實，就宣傳成了 1921 年召開一大的時候成立。

共產黨雖然建立起來了，但是當時在中國各種思潮湧動，政黨非常多，中共只能算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小黨派。到 1924 年中共召開三大的時候，全國只有 432 個黨員，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地下活動，掀不起什麼風浪。大多數中國人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政黨，更不要說實現奪權了。其實俄國人當時也沒有指望這個親兒子長大成人，他們一開始就沒有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面的打算。

俄國人最早看上的是實力派的軍閥。蘇俄駐中國的全權代表嶽飛 1922 年 8 月抵達北京後，跟當時的北洋政府談判建交。但是當時的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顧維軍對於蘇俄派兵佔領外蒙的行徑強烈批評，說建交可以，你們先從外蒙撤軍。分裂中國本來就是蘇俄的長遠目標，而且分裂外蒙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俄國人是肯定不會同意這一點的。和北洋政府談崩之後，嶽飛就去找到了當時軍閥中實力最強的吳佩孚，想挖北洋政府的牆角，建立合作關係。吳佩孚雖然是軍閥，和中央也一直有矛盾，但是他是一個很有民族氣節的軍閥，他知道俄國人沒安好心，所以想也沒想就拒絕了。

被吳佩孚拒絕之後，嶽飛又找到了另外一個私翼的大佬，孫中山。他假借幫助孫中山搞革命的名義，商談合作問題。當時正好在困境中的孫中山和嶽飛一拍即合，在 1923 年 1 月 26 號，共同發表了著名的《孫文嶽飛宣言》，以承認俄國人在外蒙駐軍為代價，促成了和俄國的結盟。這個宣言也標誌著孫中山開始執行聯俄容共的政策。那麼孫中山這個聰明人為什麼會這麼輕易地就上了俄國人下的套呢？

孫中山這個人非常複雜，有國父之名而無國父之實。他雖然是同盟會的領袖，但實事求是地說，推翻滿清他並不是功勞最大的。因為武昌起義的時候，他一直飄在國外，根本就沒有實際參與。真正的國內具體指揮革命的是黃興，而最終促成滿清倒臺的最大功臣則是袁世凱。他手裏面握著當時最精銳的北洋軍，如果他當時決意要和革命黨南北內戰的話，那麼很難說結果會如何。袁世凱的倒戈逼宮才是滿清願意和平退位，交出權力的根本。所以毫不誇張地說，1911 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北方最大的功臣是袁世凱，南方最大的功臣是黃興。孫中山作為精神上的領袖，有功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絕對不是最關鍵的。

孫中山最大的爭議則是在革命成功之後，袁世凱就任總統之後，南北雙方的矛盾越來越大。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之後，以宋教人為首的骨幹都竭力希望以議會鬥爭為主，放棄過去武力對抗的這種路子。但是孫中山為了從袁世凱手裏面奪回權力，還是主張武裝鬥爭。特別是宋教人遇刺之後，孫中山多次號召武裝反袁，但是他的暴力革命的思路在當時甚至得不到多數國民黨黨員的支持。黨內都希望珍惜來之不易的共和，反袁最好在不破壞臨時約法的前提下，以法律的方式去抗爭。而一意孤行的孫中山為此一腳踢開了國民黨，另起爐灶組建中華革命黨。這個中華革命黨與其說是政黨，不如說是黑幫。因為所有入黨的人都必須按手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一個人。這種有悖於現代議會政治，完全是組建黑幫的舉動，讓孫中山的老戰友黃興都看不下去，公開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

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不惜出賣主權。1914 年 5 月 11 號，孫中山寫信給當時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請求日本政府協助他反袁。作為回報，他奪權後將對日本開放全中國的市場，所有的日本商品銷入中國一律免稅。1915 年 3 月 14 號，孫中山在聽說日本和袁世凱即將達成 21 條協議之後，擔心自己再也沒有機會去拉攏日本了，所以再次寫信給日本外務省大臣，向日本政府承諾，只要日本幫助他推翻袁世凱，將會獲得比 21 條還要優厚的權利。在孫中山提出的這份中日盟約草案中，總共有 11 條，實際上授予了日本人在中國軍事、經濟、財政各方面的特權，完全是真正的喪權辱國。日本富士國際大學的教授藤井生山在 1966 年出版了一本書《孫文的研究》，首次向外宣佈了這個密約的全部內容，後來又公佈了實物原件，引發了軒然大波，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日本人利用孫中山提出來的這個密約，反過頭來又去

敲詐袁世凱，迫使袁世凱最終統一了 21 條的部分內容。可以說孫中山在這個過程中，為了奪權，完全不顧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起到的作用非常惡劣。

孫中山之所以寄希望於日本，是因為他本人以及同盟會和日本的淵源非常深。民國剛成立的時候他就任臨時大總統，不僅在軍事財政方面都是依靠日本的財閥，而且很快任命了很多日本人來為自己服務，包括極力主張分裂中國，策劃滿蒙獨立的日本浪人頭目類田良平。這些都可以看得出來，袁世凱大權獨攬是事實，背負罵名也是應該的，但是反袁的孫中山也確實不是什麼好鳥。他已經失去了作為一個革命者的初心，為了奪回權力，到了引狼入室，出賣主權也在所不惜的地步了。實際上，不擇手段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直是孫中山的特點。在政治上的節操，他還不如吳佩孚這樣的軍閥。

但是很可惜，日本人並不看好孫中山。在袁世凱稱帝失敗倒臺之後，日本人更傾向於扶持弱勢的北洋政府，保證日本在中國的既得利益。所以對於孫中山的革命計畫完全不感冒。在這種情況下，走投無路的孫中山只能把目光轉向了另外一個流氓，那就是蘇俄。被全世界孤立的蘇俄急需在中國輸出革命，培植代理人。而走投無路的孫中山急需找到外部勢力幫助自己革命，雙方一拍即合，這才有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登臺。

1917 年段祺瑞上臺後，北洋政府內部爭權不斷，孫中山藉機南下廣州，組織護法運動。所謂的護法就是保護臨時約法。此後幾年中國陷入了南北分裂的狀態。當時正好是一戰期間，北洋政府傾向於參加英美同盟，也就是協約國，這就引發了德國的憂慮。所以德國人希望削弱北洋政府，迫使北洋政府改弦更張。他們很快就看中了一直謀求推翻政府的孫中山。德國駐上海的總領事克裏平在 1917 年 3 月，秘密聯絡孫中山，為孫中山提供了 200 萬英元的經費，支持他起兵反叛。拿到這筆鉅款的孫中山立刻用錢分頭賄賂國會議員，讓他們南下廣州另立政府。最終大概有 1/3 的議員被收買，南下到了廣州，於 1917 年 9 月在廣州成立了軍政府，正式拉開了南北分裂對抗的大幕。

但是很不幸，德國很快就戰敗了。失去了資金來源的孫中山，又跌跌撞撞蹉跎了好幾年，直到 1921 年 1 月，孫中山召集一部分國會議員選舉自己為非常大總統，準備北伐，開始新一輪的暴力奪權。但是當時孫中山手裏面並沒有多少軍隊，他所能依靠的主要是廣東的兩個軍閥，許崇智和陳炯明。許崇智是孫中山的鐵杆，但是陳炯明不是。

陳炯明這個人算是一代豪傑，他和孫中山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陳炯明 1878 年出生於廣東海豐縣，20 歲考上了秀才，26 歲入讀廣東法政學堂，畢業後回鄉創辦了海豐地方自治會，是中國第一批地方自治的宣導者和實踐者。1909 年 7 月，陳炯明又當選廣東省議員，積極推行各種改革社會和保障人權的議案。1911 年 4 月的黃花崗起義中，作為議員的陳炯明又身先士卒，是敢死隊第四隊的隊長。可以看出這個人是能文能武，非常難得。關鍵是他有極高的道德修養，平時生活中不抽煙、不喝酒、不嫖賭。政治上主張中國要去除中央集權，實行聯省自治，就是美國的聯邦制。可以說是個非常有遠見的政治家。當時的人對於陳炯明的評價都非常高，1920 年上海《新申報》對於陳炯明的評價是：“程式為人，剛毅果敢，沉默寡言。其私人道德可謂南北全要之模範。”大學問家張太炎讚譽陳炯明。清朝絕餘詩人，於廣東，彌補可得。連孫中山也誇他，不好旅社，不要叔父，吃苦撿苦，我也不如。

1918 年的下半年，陳炯明作為粵軍總司令進軍福建漳州。在漳州兩年多，陳炯明開展了社會的改革和建設，實踐他的政治理想。他大搞施政工程，完善地方選舉，被稱為漳州新政。

當時訪問漳州的美國駐華使館的一個官員叫愛妮森是這麼描繪漳州的：“漳州到處可見建設的現象。道路拓寬，新屋不少，街道整潔，治安良好。美國僑民對城市市政也均引以為榮。”

政績出眾的陳炯明於 1920 年就任廣東省省長，隨即他就把他關於地方自治的這些政治理念付諸實踐。1921 年 8 月，陳炯明根據北洋政府公佈的地方自治條例，在廣東的 15 個縣首次推行民選縣長和縣議員。中國帝制 2000 年，這是第一次有普通的老百姓直接投票選舉縣太爺和縣議員，而且是在 1921 年，非常空前也非常絕後。

更先進的是，陳炯明還在廣東推行司法獨立。民間的舉報和訴訟一律移交法院來審理。比如，番禺當時有人舉報選舉舞弊，經過核查後，選舉的結果被法院判決無效，否決了縣長的任命，這個你能想像嗎？

除此之外，陳炯明還在廣東推行強制性的義務教育，執行一鄉一校計畫。他聘請了陳獨秀來廣東擔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以全省稅收的十分之一作為教育經費，讓廣東的教育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興盛時期。

陳炯明的地方自治當然還遠不止這些。比如他還建議國家要有憲法，每個省也有自己的憲法，作為地方自治的一個根基。這些都足以看出這個人太現代太超前了。他關於聯邦制的政治理念和孫中山這種為了奪權，不顧一切的幫會領袖完全不是一個層面的，不可能撂到一個湖裏面。所以，孫中山在廣州自立為大總統開始，陳炯明就明確反對。孫中山主張北伐統一中國，而陳炯明地方自治建立聯邦制的國家的主張更是背道而馳，兩個人的分道揚鑣也就不可避免了。

1922 年，執意要發動北伐的孫中山罷免了陳炯明的廣東省省長職務，隨後陳炯明發動兵變，在 1922 年的 6 月圍攻廣州，驅逐了孫中山。這就是我們教科書中所謂的陳炯明叛變。

後來在國民黨和共產黨撰寫的歷史中，陳炯明都被當作一個爭權奪利的軍閥，為了自己的利益發動叛變，背叛革命。其實真實的歷史根本不是這樣。孫中山和陳炯明的分裂，本質上是兩種政治理念的對立。真正的惡人後來當上了國父，真正的好人反而成了罪人。

為了消滅和自己不對路的陳炯明，孫中山 1923 年收買了雲南的軍閥楊西敏，廣西的軍閥劉政桓以及廣東軍閥許崇智，聯合討伐陳炯明。但是效果並不好，畢竟軍閥們各有各的利益，沒有人願意為了孫中山的權利夢想去拼死拼活。這也讓孫中山覺得軍閥始終還是靠不住，必須建立自己牢牢控制的直屬武裝。而要建立這樣的武裝，首先要有自己的軍官隊伍。黃埔軍校因此登場。

此前孫中山就和蘇俄駐中國的全權代表越飛有過接觸。早在 1922 年的 12 月 20 號，孫中山就寫信給越飛：“我在最近幾個月的工作，使我有可能在實際事務中請求貴國政府的支持。我們需要武器裝備、技術援助與專家等等。”下套成功的蘇俄隨後就在 1923 年的 1 月和孫中山達成了《孫文越飛宣言》。越飛在後來彙報給蘇俄的報告中是這麼說的：“孫先生方面在他的黨一取得中國政府的控制權，就擔保承認俄國並與俄國結成聯盟。”

可見啊，孫中山又是故技重施，以國家利益為籌碼和魔鬼做交易。而這個正是蘇聯求之不得的。蘇俄在 1921 年出兵外蒙，推動外蒙獨立，意圖分裂中國，削弱中國，為此和北洋政府關係非常緊張。這個時候挑動孫中山在南方發動戰爭，實在是太合適不過了。挑動中國內戰，這是最符合蘇俄利益的。

在 1923 年的 3 月 8 號，俄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正式決定為孫中山提供 200 萬墨西哥銀元的經濟援助以及派出軍事代表團協助建立軍隊。此外，蘇俄還提供了 8000 支步槍、15 挺機槍、4 門火炮以及兩輛裝甲車。正是依靠蘇俄這筆鉅款以及人員武器的資助，孫中山在 1924 年開始了黃埔軍校的組建。

後來的歷史也不需要多說了，依靠黃埔軍校這批精英和骨幹，國民黨建立起了當時中國最強大的軍隊，不僅打垮了陳炯明，最終還如願北伐成功，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建立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權。

當然，蘇俄他不是活菩薩，作為金主爸爸，當然要對孫中山有所控制。所以“聯俄聯共”輔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就此出臺。當時名不見經傳的中共，也名正言順地滲透進入了各級國民黨的領導層。比如，周恩來就是黃埔軍校政治部的主任，毛澤東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在軍隊中的共產黨員，那就更是數不勝數了。

蘇俄派駐中國的代表 1923 年 10 月曾經私下說：“在報上我講是國民黨，但對我們而言，我講其實是最終共產黨影響力的增加。絕不能忘記，我們實際在做的工作就是為了穩定共產黨，這個目標應該要永久記住。”後來周恩來在延安整風的時期曾經反思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原因，他是這麼說的：“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沒有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去串黨、串政、串軍。改造國民黨使工農分子大批參進去，這就是串黨；把農民協會變成鄉村的政權，這就是串權；組成 7 萬軍隊，其中要包括 2 萬共產黨員，這就是串軍。”

可以這麼說，正是依靠孫中山的名望和國民黨這棵大樹，本來只有 400 多號人馬的共產黨，這才找到了合適的寄生宿主，迎來了跨越式的大發展。從此，共產黨是真正登上了爭奪權力的舞臺。中共的各種組織也是依靠這次合作，真正深入到了中國的各個階層，包括一些高層領袖，大部分都是在這個時期嶄露頭角，開始獲得了廣泛的影響力。這是他們後來造反成功的重大資本。

所以，孫中山聯合蘇俄這個舉動，固然是為國民黨發動北伐、奪取政權打下了基礎，但同時也埋下了中共尾大不掉的禍患。用一個詞來形容的話，聯俄其實是飲鴆止渴。短時間解決了孫中山夢寐以求的奪權目標，但長期卻是給自己喂了一碗慢性毒藥。

其實這種擔憂很早就有了。1923 年底，蔣介石作為孫中山的代表去俄國商談合作事宜。回來之後，蔣介石憂心忡忡。他是這麼報告的：“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孫中山安慰他說：“如果我們北伐軍事一旦勝利，三民主義就可以如期實行。到那時候，縱使共產黨想要破壞我們國民革命，已是所不能了。”可見孫中山是多麼天真。悲劇也就在這裏。

孫中山本人從來不相信共產主義，也認為蘇俄的體制不適合中國。所以他在《孫文嶽飛宣言》的第一條就堅持要寫：共產主義，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而且他本身由於早期的革命經歷，對於日本和美國更有好感，更親近。所以一直不願意放棄和美國與日本的聯合。但是很可惜，美國和日本都不支持他的內戰夢想，所以他鋌而走險。明知道蘇俄動機不純，最終還是要堅持進行魔鬼交易，以為自己能夠控制魔鬼，占到便宜。

實際上，和俄國人做交易的國家，歷史上誰能占到便宜？誰有好下場？孫中山的引囊入食讓中國直到現在都還在品嘗惡果。聽完我前面講的這些，大家可能對孫中山有了更多的認識。他打著革命的旗號，為了奪權，前後和日本人、德國人、蘇聯人合作，每次都是以國家民主的利益作為交換，分裂國家，武裝暴動，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他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再造之恩，所以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把他當作神主牌供起來。這也是說得過去的，因為沒有孫中山，也就沒有他們。

但嚴格的說，孫中山根本配不上國父這個稱號。建國，他確實有份，但是亂國，他更是有份。甚至可以說，對於民國，他的罪過遠遠大於功勞。準確的說，他是國民黨的黨父，是共產黨的黨父，但絕對不能算是中華民國的國父。說到這裏，可能就會有人反對了。北洋政府那麼腐敗，軍閥淩厲，民不聊生，孫中山推翻他們有什麼不對嗎？這是好事。不要急，聽我慢慢道來。

首先我要為大家厘清一個事實：北洋政府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政府，它真的有後來歷史書寫的那麼無能、那麼腐敗、那麼糟糕嗎？北洋政府通過和平協議承接滿清的退位，建立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它的議會政治和地方自治雖然不成熟，有很多弊端，但是那是民主的雛形，是完全代表中國的合法政權。期間袁世凱的復辟鬧劇雖然很可恥，但是袁世凱下臺之後，北洋政府是形陷而立，並不獨裁，仍然具有合法性。它也是中國近代史上唯一實現過三權分立的中央政府。

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它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會。它治理下的中國實際上是處於高度地方自治的狀態。軍閥割據經常內戰，這是事實，但是國家割而不裂，這也是事實。沒有那個軍閥單獨建國，對吧？這個政府因為各種軍閥派系的對抗和扯皮，經常顯得亂糟糟的，但是它並不無能，更不軟弱。北洋政府在 1919 年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借錢出兵，派徐樹珍領兵長驅直入外蒙，收回了當時宣佈脫離中國的外蒙，特別是拿回了被俄國竊取的唐魯烏梁海地區。而且還派出海軍和陸軍進入海參崴，在十月革命的亂局中強勢撤僑，整個過程長達三年，撤僑數十萬。所以俄國人對於北洋政府恨得咬牙切齒，把中國列為十四個武裝干涉蘇維埃的國家之一。

在北洋政府的治下，中國收回了很多外國租界的領事裁判權。在東北、山東等地還收回了路權，廢除了外國的僑民特權等等。北洋政府對外不軟，對內不硬。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1918 年的 5 月 21 號，北京學生聽說中日兩國即將簽署軍事協定，就發動集會遊行，要求進見總統馮國璋。馮國璋不僅親自接見了學生，而且還很耐心地一條一條拿出談判的條約給學生們解釋，證明這個談判不是賣國條約，一直說到學生們心滿意足，這才作罷。

北洋時代由於文化上沒有管制，短短的十幾年的時間裏面，孕育出了文化復興、大師輩出的那種難得盛景。中國近代史上的學術大咖一大半是那個時候產生的。而同時這個時期民族工業也發展迅速，從 1913 年到 1920 年間，中國的民營工業資本平均年增長率高達 11.9%。這個為民國所謂的黃金十年奠定了基礎。一言以蔽之，雖然北洋政府後來被國民黨推翻，但是北洋政府在當時的中國它其實並不算壞。甚至可以說它很多方面比後來的兩個政府還要好。

它之所以背負罵名，除了袁世凱搞復辟之外，就是後來推翻他的國民黨以及更後來的共產黨共同都把它妖魔化了。我舉一個例子，比如大家熟悉的，認定為賣國條約的 21 條，實際上它最終成文於民國四年中日條約，總共有 13 條，其中只有 10 條跟日本的要求是符合的。袁世凱當時確定的談判策略是：日本人實際已經得到的權利可以給他讓步，日本人尚未得到的，絕對不給他。當時負責談判的曹汝霖、顧維鈞等人逐條逆爭，讓日本人十分惱怒。而且袁世凱在談判中還故意把談判的內容洩露出去，給西方的列強和國內的民眾知道，引發了各方的壓力和反彈。所以最終的結果和日本想要的相去甚遠。和孫中山與日本人秘密簽訂的那個條約比起來，算是很好了。

大家其實可以想一想，如果沒有孫中山的北伐，中國能夠按照北洋時代的那種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繼續走下去，真正實現陳炯明這些人的聯邦制的夢想，那麼今天的中國是什麼樣子呢？可以少走多少的彎路呢？說完了這些，我們該如何在百年之後回看黃埔呢？雖然黃埔確實誕生了很多風雲人物，濃縮了半部中國的近代史，但是說實話，它的誕生本身是國家的悲劇，民族的不幸。所謂的黃埔精神，其實就是一種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暴力邏輯，根本不值得提倡和讚頌。

孫中山為了一己之欲，在袁世凱下臺之後，不遵循民主之道，拒絕協商和妥協，多次悍然發動兵變來奪權，甚至不惜先後勾結外國，引狼入室。他的舉動是毫無疑問的叛國。他如今成為海峽兩岸都推上神壇的國父，這真的是歷史莫大的悲哀。國民黨 1927 年的北伐成功，推翻了合法的北洋政府，實際上是共和的挫敗和倒退。他所開啟的國民黨威權時代，默認了所謂暴力革命的正當性。所以共產黨以同樣的革命口號起家，那你國民黨也就沒什麼好說的了。你能暴力奪權，為什麼我不能呢？

而今海峽兩岸的某些近代史觀，尤其是所謂帝國主義侵略史、殖民史，依然是高度雷同的。本質上就是來源於國共兩黨同樣的暴力革命邏輯。它是完全脫離現代民主政治的內核的。而今的海峽兩岸依然沒有脫離這種悲劇的內核。中共利用黃埔精神大談國家的統一，臺灣利用黃埔精神渲染兩岸的對立，雙方喋喋不休把黃埔精神拿出來各說各話，實際上對於兩岸人民沒有一點好處。

百年回望，中國的未來，路長夜也長。如何真正的回歸百年前我們曾經有過的共和精神和民主夢想，這才是我們今天應該深入思考的話題。 （本文源自油管頻道：二爺故事：https://www.youtube.com/@Tankman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