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爲何懷念貪官?
前兩天看到一篇文章,講我老家縣裏一個落馬縣委書記周XX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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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天看到一篇文章,講我老家縣裏一個落馬縣委書記周XX的。
沒想到,評論區除了罵他的,也有很多人爲這個貪官擺好。
“有一說一,周XX犯錯誤了該批!但他對我縣的發展有目共睹,城鎮建設、企業發展、民生福祉等,哪一件他都用心在做!作爲老百姓,懷念他!”
“周書記工作能力強,爲我縣的發展做出來巨大的貢獻!放眼看看XX、XX等周邊城市,哪個建設的有我縣好?企業發展,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有生機。”
“作爲在外工作的XX人,這幾年回到家鄉,每每聽到鄉鄰談論家鄉政事,周XX在我縣人民的心中留下的是肯幹敢幹實幹的形象,當然自身貪腐也應受到法律的嚴懲。但不像現在,守着老攤子無所作爲。”
難道本縣的建設當真要靠周XX這樣的貪官嗎?
當然不是的。
評論區有人說得好:“那只是趕上了時代,那個時候大家都有錢,和氣生財而已。”
大概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貪官:倒不是他們能力有多強,只是他們恰好趕上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間段,老百姓在那個時間段的切身感受是很好的,所以當這些貪官落馬後,老百姓還記得他們的“好”。
或者說,老百姓真正懷念的,其實不是貪官,而是那個搞錢容易的歲月。只是,那些貪官是那個歲月的具象化,所以他們“懷念”那些貪官。
抓貪官是沒錯的,但需要思考一個問題:爲什麼在貪官較多的歲月,經濟是反倒是快速發展的?這當然不是因爲貪官們具有超強的能力,而是因爲那個時期,地方在發展權限上較大,努力招商,相互之間開展營商環境的競爭,是這種競爭,推動了地方經濟高速增長。
大部分官員的素質也就那樣。比如蓬安縣委書記袁菱,貪起來簡單粗暴,還玩弄男同事,你說她能有多高的素質?重點還是因爲他們趕上了機制。
地方競爭這方面,很多學者都做過研究。我知道的,張五常、錢穎一、陶然、周業安、張維迎等學者,都是。
還有毛壽龍教授。那時候全國輿論都在批“唯GDP論”,說老百姓的滿意比GDP更重要。有次我採訪毛壽龍教授,他說,地方的GDP競爭當然是有問題的,可沒有比GDP競爭更好的競爭。老百姓滿意怎麼評?其實就體現在GDP上。老百姓滿意,纔會來你這兒投資、就業,你這兒GDP增長自然就好。你說其他指標,沒用。
這裏說一下陶然教授的研究,挺有意思。其實很多年前,輿論上都在說GDP決定升遷,但我結合經濟學、歷史知識以及新聞觀察,認爲“GDP決定升遷”只是大衆的錯覺。我認爲大部分官員搞好GDP,主要還是爲了當官有味、財政有錢花。即便是外地來的官員,也要照顧當地人的利益。如果和當地人的利益對着幹,那官當得沒意思的。
晚清的“疆臣權重”,其實就是如此。比如曾國藩當兩江總督,同時還掛大學士銜,大學士銜其實就是宰相銜,所以大家稱曾國藩爲“曾相”,這已經位極人臣沒法再升官了,但曾國藩還是努力發展兩江GDP,爲啥?他得照顧當地人的利益。即便喜歡撈錢的官員,也會照顧當地人的利益的,否則撈錢也不方便。什麼情況下,封疆大臣纔會不照顧當地人的利益呢?當朝廷推出不切實際的計劃,要求疆臣必須執行時。
但我僅僅是根據理論和歷史做出推斷,畢竟沒有進行過數據的研究。後來陶然教授做了這個數據研究,他的結論基本印證了我的推斷。陶然教授的數據研究說,在縣以上,GDP和升遷之間的關係要緊一點,在縣以及縣以下,GDP和升遷之間的相關性很弱。這個層級以下的官員搞GDP,主要是爲了解決實際問題。其實,我的觀察,到省這一級,GDP也不決定升遷。
但是無奈的是,大衆輿論基於“GDP決定升遷”的錯覺,而對地方競爭大肆批判,最終演變成對地方競爭的壓抑。
今天老百姓對那個時期的貪官的“懷念”,或許可以提示人們,貪官固然要抓,但發展經濟更加重要。現在老百姓變聰明瞭。如果老百姓搞錢不容易,你這個官再不貪,老百姓也不會懷念你的。能否在抓貪官的同時,恢復一下寬鬆的發展氛圍,再次給地方努力招商搞錢的動力和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