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十年，我們錯過了什麼？
昨天我們發了一篇關於季羨林和牛棚的文章，還好評論區是很和諧的，沒有什麼不太正常的人。今天這篇文章算是我寫的一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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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們發了一篇關於季羨林和牛棚的文章，還好評論區是很和諧的，沒有什麼不太正常的人。今天這篇文章算是我寫的一個補充。
那10年，以及之前的幾年，官方用的一個說法叫浩劫。確實是。而我所要說的就是這場浩劫的惡劣影響恐怕不只是像季羨林《牛棚雜憶》那樣，只存在於紙面上、只存在於一些已不在人世或者將不久於人世的人身上。實際上我們今天的人仍然深受其害。
這場浩劫在影響層面上不是單純的政治運動，雖說最初是政治運動，但很快就把影響擴展到各個領域，於是各行各業就全都深受其害。比如說我們今天說“卡脖子”，但其實很少有人去問一個問題：我們爲什麼會被卡脖子？至少在改開以後，我們沒有人爲地限制過任何科研領域的研發工作，從錢上來看，雖說比不上財大氣粗的外國公司，但是畢竟是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
問題出在一點：時間。
比如芯片和計算機領域。我們來看下面這一些東西：
蘋果公司：創立於1976年
微軟公司：創立於1975年
三星電子：創立於1969年
英特爾：創立於1968年
有沒有發現問題？
當然也有一些公司創立的更晚，比如臺積電創立於1986年，高通創立於1985年，英偉達創立於1993年。但仔細研究就會發現，這些公司與其說是初創公司，更不如說是比他們更早的那一波公司進行人事重組的結果。他們所用的技術，他們所用的人，都產生於或者成長於六七十年代。
比如臺積電的張忠謀是這種履歷：“1961年，獲公司支持攻讀博士；1964年，博士畢業後重返德州儀器，歷任鍺晶體管部總經理、硅晶體管部總經理、集成電路部總經理等職。1972年，先後任德州儀器副總裁、資深副總裁，成爲最早進入美國大型公司最高管理層的華人。1985年，受孫運璿勸導，任臺灣工業研究院院長；次年，創建全球首家專業代工公司臺積電”。所以儘管臺積電是86年才創立，張先生積累技術資本和人脈資本，卻都是六七十年代的事，而當時我們在幹嘛，自然不必多說。
這背後當然不是什麼數字上的巧合，晶體管計算機迄今爲止已經發展出六代，大致對應這麼一個時間節點：
像蘋果這樣的公司就是靠第2代第3代芯片起的家。而且更讓人遺憾的是，我們在第1代計算機的研發上並不落後，哈軍工的441b就是一個例子。但接下來隨着特殊時代的到來，計算機項目或是延誤，或是乾脆下馬。64年的時候美國人推出著名的IBM360大型計算機，中國第1次拿出這種級別的計算機，已經到了77年了。而且IBM很快就完成了他們產品的商業化推廣，比如著名的泛美航空公司就買了一臺用於飛機的排班，但中國沒有這個機會：除了個別軍工領域，我們找不到什麼商業領域可以用到這樣的計算機。
所以這是一個很糟糕的故事：我們沒有輸在技術或者人力物力上，我們輸在一項本來人人都該平等的東西上：時間。
當然計算機領域並不是唯一一個深受其害的。軍工領域也是如此。比如說我們的軍隊裏的直升機有直5、直8、直9以及後面的產品，卻沒有直6和直7；殲擊機有殲5，殲6，殲7殲8和殲10，卻沒有殲9；運輸機有運5、運7、運8，沒有運6。是故意跳過了這些編號嗎？不是的，這些編號都對應着真實存在過的項目，比如南京的南航大在將軍路校區就收藏了一架當年留下來的直6，只不過有的沒有走向量產和列裝，有的乾脆沒有走下繪圖板。那些倖存下來的飛機也並非沒有遇到問題，比如殲8飛機從65年就開始研製，直到80年才結束。一架飛機研製整整15年，對於正常的科研進度而言，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說到這裏，恐怕有些人會拿兩彈一星之類的東西出來辯護：不是也做出了一些東西嗎？我的答案是這樣的：首先，這些都恰恰發生在那些不被波及到的領域裏；其次，我們“做成的”和“原本能做成的”比起來還是不成比例。
兩彈一星團隊相對於其他科研團隊而言，最大的特點就是這些團隊被嚴令“軍宣隊不能介入”，這幾個團隊裏面也看不到什麼批鬥人整人的場景，偶爾在牆上貼兩張不溫不火的大字報，就算是完成了政治任務。這是毛和周等人親自下的命令。是因爲這樣才保證了研發的進度和秩序。因此他們的成功不但不能成爲特殊時代的辯護理由，反而從反面上提供了佐證：他們取得成功，恰恰是因爲不參與、免受其害。
還有就是“做成的”和“原本能做成的”。這很關鍵，比如某人考了80分，看起來似乎不錯，但如果這個人的水平本來該考95分，那恐怕他回家還是該被罵一頓。
比如航天領域，我們做成了第1顆人造衛星，可原本還能做成什麼呢？我們幾乎能完成第1次載人航天。
中國的載人航天計劃是神舟計劃，但事實上這並不是第1個。第1個載人航天計劃是早已淹沒在故紙堆裏的曙光號計劃（714工程）。
這個計劃很遺憾，我沒法提供太多詳細的資料，因爲確實有點語焉不詳。我認識一些參與過這個計劃的老先生，也見過其他老先生留下來的文字材料，但他們反而讓我越看越迷糊：比如說飛船究竟長什麼樣，基本上畫出來是一個人一個樣。我也沒有見到什麼官方的圖紙，可能是還處在機密當中，但也有可能是因爲這個項目實際上根本沒有進入到實際設計階段，比如飛船的外形設計，可能根本就沒有研究到能說出來“飛船究竟該長成什麼樣”的程度。
雖說如此，這個計劃是確實存在的，也的的確確留下了它的痕跡：西昌衛星發射中心裏面有一塊爛尾的、現在被改建成觀景臺的1號發射場，當年是給它準備的；留下了一張駕駛艙的佈局設計圖，還有一張系統的總體架構圖；完成了第1批宇航員的選擇；中國最早一批航天生理學的資料，連帶五院507所（這個所就負責航天生理）最早的一批設施，也都是這個計劃的遺產。
按照原計劃，曙光號應該在1979年完成第1次發射，但後面隨着政治的干擾，科研進度不斷落後，發射的任務時間卻越來越提前，等到1971年選定第1批宇航員時，發射的日子已經定到了1973年年末，當然比較理性的預測還是會在79年左右完成發射，但發射的這一天永遠不會來了：1975年，曙光號任務遭到暫停，原因是“先搞好地面上的事”，最終在七七年正式下馬。
我也問過那些老先生究竟對下馬這事兒怎麼看。他們都覺得很遺憾，但也從一開始就能接受這個決定：當時的情況確實進行不下去這個任務。這些老先生中很多人後來參與了神舟計劃，知道一個正常的載人航天設計任務需要在什麼情況下完成。至少，它需要一個國家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需要一個大體正常的工業生產秩序，而不是各行各業基本上都在“停產鬧革命”，絕大多數的大學教授都被關在牛棚裏。
今天的很多人提起那個年代的種種問題，往往談的是政治。對於科技方面的影響，其實談的不多。由此就造成了一種誤解：很多人認爲它的影響只存在於政治上，但這並不是事實。我們憑空失去了10年甚至更多的時間，錯過了多少新興的科學技術，又讓多少宏偉的計劃因爲缺乏經濟實力和社會背景而下馬。假設我們沒有失去這些時間，我們又會是什麼結果？歷史固然不容假設，但也可以想一想。
迄今爲止我所讀到的關於那段歷史的文字裏，寫的最好的還是陳丹青的那篇《幸虧年輕》。真不愧是著名藝術家，雖然讀到的只是一個一個的方塊字，眼前卻呈現出一幅幅畫面，而且都被精巧地編排，有着極強的視覺衝擊力和畫面感。所寫到的故事既是他自己的人生經歷，又偏偏都有着極強的象徵意義，就彷彿西方那些充滿象徵的晦澀的宗教畫。陳丹青這樣寫失去的10年：
“歐美人談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論文藝、哲學、越戰，還是民權。金融，科技，那是戰後資本主義陣營重建信念，開拓價值的好時光，是人家進入二次現代化的響亮時代；日本乾乾淨淨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臺灣九十年代初組織文人議述的七十年代專題，讀來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們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陽光燦爛"麼？不是說不像，而是如今敘述七十年代的人即當年失學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目中，四出耍鬧的青春戲，竟可以是天堂。”
這就是那個時代，這就是我們錯過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