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五一特刊國內版：被消費的勞動節，拒絕噤聲的勞動者
近三年的五一勞動節，工勞小報主要聚集整理了海外各地的勞工在勞動節當天的集體抗議行動。全球各地的工人、左翼團體和激進政治組織的活動表明了，勞動節不是關於勞動者自己的節日，除非勞工們團結起來用現實的有組織的抗爭，同保守的政權以及剝削性和壓迫性的資本主義體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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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的五一勞動節，工勞小報主要聚集整理了海外各地的勞工在勞動節當天的集體抗議行動。全球各地的工人、左翼團體和激進政治組織的活動表明了，勞動節不是關於勞動者自己的節日，除非勞工們團結起來用現實的有組織的抗爭，同保守的政權以及剝削性和壓迫性的資本主義體系鬥爭。
而如果這個抗爭是集中在同一時間（即五一期間），且是由全球範圍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性別等的勞工主導的，則哪怕在實際上各地的活動缺少形式上的共同點，但在作爲反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全球勞工力量上，實質是絕對統一的。這種力量將伴隨每一年的勞動節抗爭活動得到不同程度的壯大，在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問題是中國國內的情況如何？
作爲世界上勞資衝突最爲激烈的國家之一，五一勞動節在這裏意味着什麼呢？是否對於中國和海外而言，存在一種人爲的高牆，把中國的勞工和相關的抗爭情況同全球其他地區隔離開來？甚至說，對於中國內部而言，已經出現了一種由保守勢力所造成的勞工抗爭的普遍消沉呢？
答案是否定的。
哪怕衆所周知的是，國內的五一勞動節已經被宣傳和控制爲一個“刺激消費節”和“歌頌勞動節”，而且政治自由的環境一如既往地受嚴格的壓制。但是，國內勞工的抗爭從來沒有斷裂過，而是根據現實的勞資力量對比和鬥爭條件做出調整——正如國內五一勞動節的歷史也絕不是直接就滑向了現在的狀況。
歷史上，國內的五一勞動節曾經和勞工之間的聯繫是怎樣的，而轉變是如何發生的？過去有什麼樣形式的勞工活動來慶祝和紀念五一？是否又存在一部行動史，工人、左翼社羣、社會團體曾經建立聯繫，並以五一爲行動錨點呢？更重要的是，國內工人們即使在當下失去了在一個特定節日進行抗爭的條件，也一刻沒有停止日常的應有的行動。
這意味着雖然在五一當天無法產生類似海外的集體活動，但是國內工人整體的運動熱度和反抗性是持續並指向未來的。所以在五一國際勞動節之際，我們相信這些歷史與經驗也絕對屬於全球工人運動寶貴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同時其也必將爲未來全球勞動者的團結與總體的鬥爭提供有力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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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今年重點勞工事件回顧
2025年開年以來，國內和勞工有關的抗爭烈度與往年相比有增無減。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網站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顯示，從2025年1月至4月，有收錄的工人集體行動共582起。而根據昨天網站的收錄情況，2025年1月至4月的羣體抗爭事件有近200起（其中包括非工人羣體發起的）。事實上，國內工人們自發罷工、集會、遊行的行動零零散散地發生着已經有十多年，光從數量趨勢上來看能夠提供的有用信息其實很有限。所以我們在這裏一方面整理了部分今年以來（部分包括去年年底）的重點勞工行動，這些行動無論是在規模與抗爭烈度上，還是在抗爭的形式上都存在可能的新啓示。一方面我們也嘗試蒐集當前社會羣衆與左翼社羣的勞工相關活動（部分是與五一勞動節相關的），它們與同勞工之間存在的聯繫，或者那種正在逐漸增長的嘗試建立聯繫並助力勞工運動的趨勢，是值得關注的。
極越員工維權：新勞工、新抗爭、新勝利
2025年1月13日，極越內部信透露離職協議簽訂完成，賠償金也陸續到賬，基本上標誌着極越員工維權取得了一個兜底程度的勝利。去年12月初，極越汽車因股東百度撤資、資金鍊斷裂等問題陷入“閃崩”，員工被要求“自費上班”或接受裁員，僅獲模糊的補償承諾。12月11日CEO夏一平發佈全員信稱進入“創業2.0階段”，但次日員工發現公司停擺，社保斷繳，部分員工在出差或項目中被突然裁員。員工隨即在上海總部圍堵夏一平，要求解決薪資和社保問題，並通過直播、社交媒體曝光引發輿論關注。最後在爭得政府介入後，百度和吉利設立監管共管賬戶，承諾墊付資金，按“N+1”標準補償員工，並補繳社保至12月。三期員工獲“2N”賠償，保留崗位至特殊情形結束。
可以總結的是，此次極越員工的維權之所以意義如此重大，也許在於：
- “新勞工”（白領勞動者爲主體的維權羣體）：極越員工多爲學歷較高、技能較複雜的白領（如研發工程師、銷售人員），與傳統制造業工人不同。他們因公司突然解散面臨房貸、社保斷繳等複雜問題（如預產期員工無法申領生育補貼），維權訴求不僅限於薪資，更涉及職業穩定性與長期權益。
- “新抗爭”（多元化、現代化、去中心化的維權手段）：員工們先通過直播圍堵CEO現場、在社交平臺曬出補償到賬記錄，迅速引發公衆關注，形成輿論壓力。然後成立維權代表團隊，與企業進行數日的長時間談判，同時建立羣聊協調信息、確保行動統一，自願組織後勤小組，支撐談判和維權的進行。最後通過跨界聯動與社媒持續發聲，形成了包括行業社羣、消費者羣體、新聞媒體、業界律師等廣泛的聲援網絡，擴大了事件影響力。
- “新勝利”（勞工抗爭行動中久違的勝利成果）：哪怕最後的賠償程度有限，大部分車主和供應商的訴求沒有得到支持，但極越員工整體成功爭取“N+1”及“2N”的結果，絕對是近年來頻繁暴雷的新能源車企的員工維權，乃至整個勞工維權中，少見的系統性勝利。它標誌着白領勞動者在當下的集體鬥爭力量是不可忽視的，其也爲抗爭運動提供了新的路徑參考。
卡車司機聯動罷工：未能完成的全國大罷工號召
閱讀相關文章：《3月1日全國卡車司機聯動罷工：我們的車輪不是資本的奴隸！》
2025年2月23日，各地卡車司機開始在社交網絡上發佈和轉發宣傳信息，號召全國卡車司機於3月1日零時起進行集體罷工。主要目的是抗議平臺的高抽成和低運費。具體訴求包括：提高運費以保障生存、拒絕平臺盤剝、降低抽成比例、告別低價競爭、團結自救、反對過度管控和亂罰款。罷工宣言還呼籲卡友們團結起來，成立互助會，守住運價底線。3月1日，中國部分省份的卡車司機響應號召，宣佈停運罷工。許多參與罷工的卡友在社交平臺上留言或發佈視頻，表明自己參與停運。但是由於缺乏能夠有效組織工人團結的全國性工人組織，絕大多數卡車司機猶豫或不知道罷工呼籲，罷工的參與度和影響度有限。
從對當下國內勞工運動狀況和未來整體勞工抗爭的角度來看，這次由工人自發號召和組織的全國性大罷工（儘管未能完全實現），是近年來中國資本主義危機加劇，第一次具有全國聯動效果的自發罷工號召嘗試，且組織上和訴求上都帶有明顯的行業特徵。這種珍貴的、有突破性的嘗試，對於卡車司機本身而言，在它的宣傳能夠達到的程度上，打破了工人可能感到的孤立狀態。以行業爲集體，卡車司機們可以認識到自身在中國物流中的重要作用，意識到聯合起來對抗平臺資本的可能性。同時號召大罷工某種程度上必然的失敗，直接暴露了當下工人抗爭需求的高漲與組織不足、策略不足、支持不足等之間的不平衡。行業形式的號召與訴求，也進一步提示了關注特定行業的具體困境和發展的重要性。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卡車司機在宣傳上的表達，從口號、標語、訴求、海報上來看，工人的表達都具有絕對的深刻性和生動性。
比亞迪工人大罷工：跨省聯動與團結到底
2025年3月28日至29日，比亞迪位於江蘇無錫的電子廠發生大規模罷工，上千名工人聚集抗議公司違背承諾、強行調降薪資。早在2024年5月，因工廠推行“5天8小時”來控制工時從而變相壓低工資逼迫工人離職，工人們就曾發起罷工。此次罷工的直接導火線是公司近期強行扣減工人的績效工資，而3月14日一位抗議崗位降級的工人被拘留徹底激化了矛盾。無錫的罷工行動迅速發展，並在隨後幾天蔓延至四川成都，數百名工人在成都比亞迪A1辦公樓前質問10億補償金的去處。成都的罷工行動也持續了幾天。在工人抗議下，資方代理人出現談判，但提出只允許10名代表參與溝通。工人拒絕了這一要求，堅持集體談判。面對資方代表的推脫、恐嚇以及警方的介入和鎮壓，工人們堅守了一段時間。4月2日，隨着大量警察進入廠區，罷工被迫結束。
這次比亞迪大罷工不僅人數衆多，同資方和政府維穩力量的衝突激烈，重要的是罷工行動從江蘇無錫開始，迅速蔓延到四川成都，形成跨省市的工人聯動。工人有意識的跨地區聯動，通過抓住對同一勞資衝突和同一個資方的針對性，把短期的、少數的單一地域罷工行動，直接地壯大爲可以持續的、更多數人的行動。工人人數增加和範圍的整體增加，就意味着資方調和矛盾和政府鎮壓力量的相對減少，它們不得不要麼重新打算自己的成本與應付策略，要麼就必須展現出加倍的殘暴。而工人跨地區聯動，即使當下無法在實際的組織上共享行動資源（如組織策略、法律支援、資金、輿論等方面），但就對於正在發生的純粹暴力式的對峙行爲中，產生了一種抽象層面的支持。即工人們意識到自己不是個人的歇斯底里，而是作爲整體羣衆暴力行動的一部分。
這種更有力的團結，也使工人們拒絕了資方以選代表談判分裂策略，並共同面對資方的推脫和恐嚇，以及警方的鎮壓。
跨地區/超千人罷工事件
今年以來全國發生了數起參與人數上千或者涉及跨地區的工人抗爭事件。儘管在這些事件中，人數的衆多不一定直接意味着工人們產生了有效的組織，不同地區針對同一勞資問題發起抗爭也不意味着就存在跨省的聯動和協調，在抗爭結果上也並不清晰。但可以推論的是，如果未來大型勞工抗爭事件和跨地區勞工的同時行動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這一方面會作爲當下中國資本主義矛盾不可調和地激化的一個結果，一方面也會是勞工們在現實鬥爭的辯證法中緩慢壯大自己力量的過程。
2025年1月7日，大型連鎖月子中心“愛家”全國67家門店一夜之間全部倒閉，臺灣老闆疑似捲款潛逃，導致上千名來自偏遠地區的月嫂被拖欠工資，生活陷入嚴重困境。於是自1月17日，月嫂們在上海、廣州、蘇州、寧波等地展開討薪行動，但維權面臨信息不對稱、缺乏法律知識和組織支持等諸多困難。月嫂的行動迅速而廣泛，但也零散、缺失支持，甚至部分月嫂因爲情緒激動不得不採取較極端的維權形式。
2025年2月25日，上千因爲企業破產而下崗的工人舉行集會，抗議市政府強行將其身份從企業職工變更爲靈活就業人員，因爲此舉會危及醫保、養老金等社會保障福利。據悉，受到政府變更身份影響的工人多達2.5萬人，工人們自2月以來已多次集會，但訴求並未得到政府相應。工人們要求政府遵守2009年發佈的22號文件，允許其以下崗職工身份進入失業和退休程序。
2025年3月24日，由於高額“份子錢”、網約車競爭和政府新規等問題，湖南省岳陽市、黑龍江省大慶市以及吉林省榆樹市的出租車司機分別舉行了大規模罷工。岳陽上千名司機抗議每月高額的“份子錢”導致收入微薄，大慶約800名司機抗議網約車數量過多擠壓生存空間，榆樹上千名司機則抗議政府允許公交車接送學生的新規，擔心失去主要客源。
2025年4月1日，河南省安陽市新普鋼鐵有限公司因產能置換停產，拖欠工人工資和賠償，引發上千工人在工廠門口集會要求公司明確答覆，但公司管理層尚未回應。
2025年4月11日至16日，由於不滿城管部門試圖通過發放“建渣證”和“出渣證”壟斷建渣清運市場、排擠個體司機，重慶市渝北、江北、大渡口、沙坪壩大學城等城區的建築垃圾清運司機相繼舉行了多場抗議活動。司機們認爲此舉缺乏透明度，嚴重影響其生計。在司機們的持續抗爭下，多個城區的城管部門被迫讓步，宣佈在新政策出臺前，運送建築垃圾不再需要辦證，暫時擱置了這一有爭議的政策。
2025年4月28日至29日，浙江嘉興桐鄉市烏鎮的生迪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千餘名工人，因公司自今年1月起持續拖欠工資，連續兩天罷工，並在廠區和烏鎮政府前抗議，要求支付欠薪。公司方面稱因賬戶被凍結暫時無法支付，但工人不接受此解釋。據“企查查”信息顯示，生迪光電已被列爲“被執行人”，未執行判決金額逾1600萬元。截至4月29日下午，工資發放時間仍未確定。
“場外”支持，左翼發聲
人道主義發聲與社媒平臺
當政治自由的空間被極度壓縮，與社會日益增長的對資本主義矛盾的自發反抗同時存在時，必然的結果是正式化、組織化和中心化的抗爭形式不得不走向衰弱。而新的抗爭手段則在政治自由被新抗爭本身爭取而來之前，以各種可能的形式在目前的運動條件下，在理論和現實的實踐中發展着。對於勞工本身來說是這樣，對於社會羣衆、政治團體以及左翼來說亦是如此。在前面如極越維權中我們看到了類似的過程，而考察社會羣衆支持和聲援勞工權益的活動，在近期“爲保潔阿姨設立休息室”的熱點事件中，也展現了某些可能的新形式。
事件最早起因於2025年3月，湖南某大學保潔阿姨蜷縮在廁所隔間休息的照片在社交媒體曝光。照片中，不足1平方米的空間堆滿清潔工具和個人物品，引發網友對保潔羣體工作環境的強烈共情（來源 來源）。隨後“1平方米的生存空間”“保潔員休息室不該是廁所最後一格”等話題迅速衝上熱搜，累計閱讀量超千萬次。年輕人開始在社媒平臺上大量轉發、評論，呼籲企業和社會爲保潔員提供基本休息權益。
隨着該新聞成爲社會熱點，部分學生羣體和女權社羣開始從線上發聲過渡線下行動，在校學生開始實地調研所在學校保潔員的休息條件（來源），並用鏡頭記錄上傳。隨着調研結果在社媒上完成一種輿論上的自動整合，“設立休息室”的倡議開始被廣泛提及，並且帶有具體需求清單，包括帶鎖儲物櫃、軟墊摺疊牀、24小時熱水、微波爐等設施，甚至細化到插座位置和儲物櫃鎖釦設計（來源）。在新手段上，學生們甚至利用數據分析工具測算出寫字樓內的可用休息區域，併發起“爲保潔阿姨畫一張休息室設計圖”的創意活動（來源）。這些行動進一步打開了一種普遍的社會集體行動的空間，社會團體開始參與，如一些女權社羣賬號以“保潔阿姨”和“最後一格廁所的祕密”等題材創作劇情視頻；媒體和記者開始實地探訪、採訪、撰寫深度報道。最後，該熱點被央視報道意味着政府的正式介入。
線上大面積曝光，經過發酵成爲熱點後，變相爭取到線下進一步行動和更多羣體介入的正當性，最後政府不得不下場——這並不是今年唯一一起憑藉類似的模式完成了勞工權益爭取的事件。如同樣是3月份發生的，“小鹿媽媽”公司存在“無午休、禁手機、限制如廁時間、工位如牢籠”等問題，甚至合同和社保繳納也存在違規，也是經過曝光和輿論推動後，勞動保障監察大隊迅速立案調查（來源）。4月，安徽淮南工傷維權者被當地派出所強制送入精神病院治療22天的遭遇，也是引起公衆對官資勾結打壓勞動者維權的憤怒，後淮安市成立聯合調查組介入（來源）。
很明顯，這些由社會羣衆支持的發聲抗爭行動帶來勞動者個案得到解決同時，表現了新的形式特點。社媒發聲不僅是維權的技術工具，當它被社會普遍利用使，更一定程度上擴展了政治行動的邊界從而重構了社會權力關係。它通過“證據民主化—輿論壓力—制度響應”的鏈條，將原子化的個體困境轉化爲公共議題，最終推動去中心化的集體行動（線上/線下均有，更多是二者交織）。這種行動模式的價值不僅在於解決具體的個別糾紛，更在於建立了一種勞動者與羣衆、社會團體之間可能的對話機制，儘管這種對話目前可能是刻板的、有信息壁壘和關係不平等的。這無論對於我們在五一勞動節思考勞工抗爭的整體來說，還是對於左翼的實踐路徑來說都有重要意義。
左翼自媒體的湧現
當下國內左翼的狀態是複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左翼自媒體的發展，尤其是近年來一些左翼或者泛左翼的微信公衆號的運營，爲左翼行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勞動節之際，它們許多都相繼推出了五一特刊，從單純紀念慶祝的文章，到特別的理論性文章等。這些表達形式作爲節日期間除了勞工日常性的抗爭外，與“勞動節”本身有關的進步性表達，恰好補全了勞工自己（儘管兩者間的聯繫還很薄弱）在這方面活動的缺失。這裏整合蒐集部分如下。最後我們希望的是，在越過當下國內受限的勞動節的未來，勞工日常的抗爭行動、社會羣體的場外支持以及左翼組織之間，能夠終於建立堅實牢固的、長久而革命性的聯繫，不僅要在一個特殊的節日上慶祝勞動者的解放，還要在開放未來普遍的每一天上實現這種解放！
勞動節特刊或特輯
- 勞動節特稿|在工具間，看見保潔員的困境 鏈接
- 勞動節特刊|教育界？銷售界！再看教培生死疲勞 鏈接
- 勞動節特輯|城市邊緣的掙扎：廈門零工市場裏的女工們 鏈接
- 勞動節特刊|寫，在勞動縫隙裏 鏈接
- 勞動節特輯|爲什麼應該減少工作時間：四個理由 鏈接
- 五一勞動節|再論女性與勞動 鏈接
- 勞動節的新口號：每週四天工作制 鏈接
- 五一特輯：如何進行勞動價值覈算（上） 鏈接
- 「民主」的祛魅與革命的復歸——從五一血債到社民黨背叛的百年追問 鏈接
- 勞動節：我們從哪裏來，應該到哪裏去 鏈接
- 茶座| AI該不該過勞動節？ 鏈接
勞動節紀念或活動
- Sealed Alcohol | 第一百三十五個五一國際勞動節快樂 鏈接
- 五一贈書|德國自治運動史 鏈接
- 工勞心史|紀念五一勞動節（1904） 鏈接
- 紀念五一|經濟鬥爭的決議案 鏈接
- 五一勞工節|列寧|1904 鏈接
- 希克梅特|5月1日，紅場（4首） 鏈接
五一歷史：何時起，勞動節不再屬於勞動者？
中國關於勞動節的第一次大規模紀念始於1920年，彼時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工人階紛紛舉行慶祝集會，乃至遊行示威。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規定每年5月1日爲“勞動節”，由此開啓了新中國慶祝勞動節的傳統。
50-70年代：國家主導的羣衆大戲
按照1950年劉少奇的《在北京慶祝五一勞動節幹部大會上的演說》所述，在我國的第一個勞動節，從工廠、作坊，到機關、軍隊，這一天大家普遍放假，甚至會一起舉行慶祝遊行——不僅北京，各大城市也有自己的遊行活動。這種情景，被稱爲是中國勞動人民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自己政府的保護下慶祝自己的節日。史梓銘（時任武漢重型機牀廠廠長）在《接受任務》中回憶，當時的遊行隊伍不僅會舉着橫幅或旗幟，各廠還會舉出自己的產品模型與圖表，慶祝遊行本身也可以說是勞動成果的移動展覽。
無獨有偶，1954年首都郊區的農民也會扛着農作物的生產圖表參與遊行，甚至不乏有開着拖拉機、運着生產工具參加遊行的。在1955年出版的，何苦所著的小說《在前進的道路上》之中，有的工人生產成績很好，以至於打算在五一遊行的時候打出大幅挑戰書。
除此之外，1951年的勞動節遊行上，還有大量橫幅和旗幟展示着抗美援朝相關的內容；1956年的勞動節遊行則有大量聲援埃及的標語，原因是這一年納賽爾宣佈收回蘇伊士運河控制權，引發了英、法、以的軍事介入。這些政治表達未必完全出自人們自發的激情，但形式上仍然是勞動者自己進行的集體表達，而不是一種代言，他們在其中始終是重要的且主要的。
由此可見，彼時的勞動節，遊行活動是一項全民參與的極爲重要的公共紀念儀式，同時也是集成果展示和政治表達於一體的節日生活，且富有集體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色彩——同樣的生活在國慶節同樣能夠找到蹤跡。自1971年起，北京不再於勞動節和國慶節舉行羣衆遊行活動，至於今日，“遊行”一詞在衆人耳中的意義側重已發生改變，很少有人再將它聯繫到一種常規的、普遍的、開放的節日生活上去。
除了遊行活動，在五十年代，另一種活動也和勞動節息息相關——生產運動或者生產競賽。它們有的叫“愛國豐產運動”，有的叫“增產節約運動”，甚至叫“技術革命”的也有。無論名號如何改變，其基本特徵都是：以突擊運動的方式實現生產指標上的補足乃至超出。無論是農村還是城鎮，各勞動部門都有大大小小的類似活動。例如1959年，一篇名爲《乘勝前進，大鬧技術革命》的社論便介紹了當年全國汽車運輸業的一個生產運動，其基本內容是各地汽車運輸業通過攻克技術難關和優化勞動程序來提高宏觀運力。而在農業領域，這種生產運動就體現在畝產增加等指標上。
結合彼時的歷史背景，有幾個事實不難發現：
- 這種生產運動的形式早在抗戰敵後時期就已經存在，雖然蘇聯也有類似的生產競賽，並樂於從中發掘一些蘇維埃超人，但它之所以能在前三十年作爲一種“獻禮”或“慶祝”的活動被我國城鄉居民接受，與我國自身的經歷不無關聯。
- 以生產運動作爲慶祝活動，其合理性在於，它呈現出的生產積極性和生產力合乎我國彼時對於經濟建設的渴求，“大躍進”等激進生產運動和這種慶祝性的生產運動，共享着一樣的內核。
- 正如彼時勞動節遊行雖羣情踊躍，卻也明顯有被組織起來的痕跡，生產運動顯然也不能免俗，甚至於由於其更具“持續”和“喫苦”的性質，恐怕需要更大的組織力度。
然而，在彼時的生產運動中，“埋頭生產，不問政治”的態度往往和那些被生產運動“治癒”的後進表現放在一起。也就是說，生產運動中對經濟的追求是爲明確的政治意識服務的。勞動節中被動員起來的勞動羣衆，可以說是以經濟生活的方式進行政治生活，對生產的投入應當適應相應的政治導向。
80-90年代：表彰與休閒之間搖擺
文革結束至改革開放的過渡時期，襲來的不僅是領袖更迭的政治餘震，還有對工人階級日常生活的重新定位。五一當天不再有震耳欲聾的政治口號，但工廠的高音喇叭依舊按時奏起《國際歌》；工人們穿着藍灰色工作服，排着隊走進車間門口臨時搭起的簡易表彰臺，領下一枚“先進生產者”胸章。儀式縮小了，勞動者依舊得在集體目光中確認自己的價值，只是舞臺不再是長安街，而是單位中的露天空地。
1978年起，國家恢復和推廣計件工資、獎金等激勵機制，企業自主權擴大，允許設立企業基金，獎金和福利成爲企業調動職工積極性的主要手段，企業基金主要用於職工福利和獎金，節日前後（尤其是五一勞動節、春節等）往往成爲兌現獎金、發放福利（包括糧票、油票等計劃經濟下的重要生活物資）的集中時點。各地企業在五一前後發放物資、獎金的做法在當時較爲普遍。對於普通工人而言，這一天往往意味着“能帶兩斤肉回家”的實惠，價值可能遠勝一次空洞的政治口號。
若說改開前的勞動節是一場國家舞臺上的羣衆大戲，那麼80—90年代初的勞動節更像是一部多線敘事的小劇場：舊的政治儀式尚未徹底消逝，新的消費景觀尚未完全成型。工廠操場上仍能聽見熱烈的掌聲，可掌聲落定後，更多的人匆匆趕往國營商場挑選折扣商品，爲家中添置新貨，五一的含義在“表彰”與“休閒”之間左右搖擺。
和這種新生活相伴的，是國家在勞動節時對勞動羣衆提出的新要求。1991年4月29日，李鵬發表《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上的講話》，其中有這麼一句話：“我們希望全國職工爲提高經濟效益和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付出極大的努力， 做出新的貢獻， 這對於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無獨有偶，有的刊物爲社論起了這麼個名字：《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工人階級的偉大事業——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從90年代到新世紀初的一些報刊記錄中，我們還能找到“依靠工人階級”的口號，但工人階級之所以被依靠，首要是因爲他們被期望“做出新的貢獻”，一些宣傳活動甚至塑造了爲經濟建設而“犧牲”的模範形象。
而爲了讓他們變得可靠，以至於能夠“承擔起歷史責任”，當時的某些勞動節社論建議他們“要以搞好國有企業改革爲重點，爲深化企業改革、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積極發揮作用”，並且“以主人翁的態度，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關係，支持黨和政府採取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和政策，推動改革的順利進行”。勞動羣衆被動員的路徑已經來了個原地翻身，如今是以政治生活的方式來勸誘他們接受一種經濟生活——至於是什麼樣的經濟生活，90年代的東北已經做出了歷史示範。
除了遊行活動，照例還有各級單位組織的內部慶祝活動，以及地方政府組織的文娛表演和藝術展會，相關榮譽的授予儀式也往往在同一時間展開。很多微小的地方也會展現出對於這個節日的重視，像是發行的紀念郵票，亦或是今天的祝賀短信一類。
雖然對於工人運動的歷史回顧和工人階級的高度讚揚是勞動節的基調，作爲一項公共節日，它同樣影響着工人之外許多國民的生活。例如許多農民在選擇結婚吉日時，也會將勞動節視爲一個選項，部分地區有“公日鎮邪”的說法，勞動節的假日也事實上爲各種禮儀事務提供了便利的時間條件。但直到1999年前，勞動節一般只有一天假期；1995年5月1日前，我國尚未實行雙休制度。對許多工人來說，能否在這一天真正休息，取決於車間是否趕工、主管是否批准。總體來說，在之前的勞動節，慶祝紀念的意義要更多於休閒玩樂的意義，它首先是作爲勞動者對自身身份（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進行公開肯定的一個日子，是勞動者自身鬥爭歷史與成果的再確認。
2000年後：消費黃金週
自1999年實施“黃金週”制度以來，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是勞動節假期延長到了三天，並通過前後調整銜接雙休日的方式湊成一週，這就是所謂“黃金週”，同樣的調整在國慶節和春節上也能找到。其次，除了遊行活動之外，大部分集體文娛活動還是作爲傳統保留了下來，構成了勞動節的“節味”，使得我們至今仍能看到大大小小的“五一晚會”，這種傳統構成了勞動節民間集體活動的重要倫理基礎。
黃金週制度的推行與當時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壓力不無關聯。推行當年即實現了2800萬人次的出遊，141億元的旅遊收入，並且往後連年增長，形成了名副其實的“假日經濟”效應，可以說是在“消費”這架馬車後狠狠抽了一鞭子。至此，旅遊成爲了勞動節全新的節日生活方式之一，其一方面帶動了許多如今老牌的旅遊地興起，另一方面則給那些更老牌的旅遊景點帶去了極大的接待壓力。或許正是因爲集中的接待壓力，勞動節法定假期於2008年重新調整爲一天，回到了十年前的狀態，假日被分散到清明、端午、中秋之中。
但除了旅遊之外，商品消費同樣是勞動節的重要生活方式。除了在這一天安排重要儀式所帶來的消費，大量商品也在此時進行促銷。其中一大部分是服裝業，利用換季的時間點出清上新；另一大部分是家電等大宗消費品，因爲許多人此時終於有時間來仔細挑選。時至今日，電商平臺的極大發展帶來的是更普遍的促銷，並不拘泥於商品的具體種類，作爲公共節日的勞動節，和被炮製出來的購物節一樣，如今都能隨手擰出一大灘消費主義的水。
在勞動節生活的變化中，既有工人階級普遍政治生活的隱去，也有物質生活中消費主體的悄然倒轉。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勞動節變成了勞動者勞動，而過節者過節的生活呢？
今天的勞動節生活，比過去更加建立在一批勞動者“堅守崗位”的前提上，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諸多勞動者：快遞員、外賣員、售貨員、餐飲業員工…但反過來想想，即使不在過節，ta們又幾時能“擅自離崗”呢？正在過節的你我之中，又有多少實際仍被工作纏身呢？
奪回五一，民間行動記憶
_前文梳理了五一勞動節從最初勞動者抗爭與爭取權益的日子，逐漸轉變爲消費節日的過程。_在全國歡慶“五一消費節”的時刻，仍有社會力量試圖通過組織各類團體活動，重申勞動的價值，強調勞動者的尊嚴，並努力奪回五一的抗爭意涵。以下是自2000年以來，幾類常見的活動組織形式：
以勞動者爲主體創作和表演的五一文藝晚會，以“爲勞動者歌唱，唱屬於勞動者的歌曲”等爲口號，成爲基層勞動者表達自己對生活的思考與對出路的探尋的平臺。勞動者歌曲如《勞動者讚歌》《不完美的媽媽》《我的名字叫金鳳》《我想》《我要大聲唱》《掙脫枷鎖》等，因傳遞基層勞動者的現實遭遇與內心渴望，喚起不少基層勞動者的共鳴。
五一社區遊園活動則常以“重塑勞動價值”“重申勞動者尊嚴”等爲主題展開，活動內容包含：勞動權益知識問答，幫助勞動者瞭解相關法律保障與基本權益；工廠勞動體驗，讓年輕一代，尤其是兒童和大學生，親身體驗工廠一線的勞動過程，從而加深ta們對勞動者工作和生存狀態的理解。
除了大型的晚會和遊園會，一些學校的左翼社團、勞工機構等，也組織討論會、詩歌創作、版畫創作等小型活動，除了對工作與生活的現實反映，也邀請工友參與深入討論，共同探討如何應對工作過程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如何爭取勞動權益等。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機構和組織，以“看見基層勞動者”“尊重勞動價值”等爲主題，發起傳播倡導活動。這些活動常通過徵集基層勞動者的生活、工作照片或視頻，展示ta們的工作日常，讓社會更多人關注到基層勞動者的真實境遇。
自2018年以來，儘管上述活動遭遇了嚴酷的打壓，但依然有不少人以類似的形式，與勞動者一同慶賀這個屬於勞動者的日子。而勞動者自發的抗爭，也從未因打壓被完全扼殺，勞動者抗爭的火種，依舊在黑暗中閃爍，終將在某一天燃起熊熊烈焰，燎原四方。
作者：泡芙、馬乙己、湯圓、水泥
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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