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弱勢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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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習慣用一個詞概述一代人的面貌。
比如日本的“覺醒世代/寬鬆一代”。他們出生於泡沫經濟破裂前後，深受經濟下行、就業市場萎縮以及社會結構變化的影響，對未來的職業和家庭持悲觀態度，開始質疑傳統的“拼搏精神”，選擇逃避社會期待，追尋內心的寧靜與個人自由。宅文化和二次元文化成爲這一代人的標誌，與前輩的“務實”不同，他們傾向於沉浸在動漫、視頻遊戲和網絡虛擬世界中，“不開車、不買名牌、不運動、不喝酒、不旅行、對戀愛冷淡”。“覺醒”體現在他們對社會期待的拒絕。
如今韓國的“n拋世代”，也同樣深受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社會壓力的影響，尤其是隨之而來的金融危機後，社會價值觀發生了劇烈變動。這代年輕人放棄了傳統社會期望中的結婚、生育、購房、人際關係等責任，這種轉變體現在急劇下降的結婚率、生育率上，影響至今。“n拋世代”以追求自由、個性化的生活方式爲主，尤其是K-pop的崛起成爲世代的象徵。“拋”體現了他們在這個時代下爲追求自我“置換”掉的東西。
而在中國，當下也是一個節點。經過1978年至2010年年均10%的超高速增長後，從2011年至今，除新冠疫情期間出現大幅波動外，中國GDP的增速正在逐年放緩。改革開放、房地產升值的紅利已過，有人戲稱現在年輕人面臨的是“時代的黑利”。這代年輕人享受了教育民主化的成果，平均就業競爭力遠超上一輩，但也感受到競爭激烈的無力感；生活成本不斷增加，但薪資增長卻相對滯後；他們在社交平臺展示自我、尋找認同，價值觀既開放又保守；他們在更豐富的資源下成長，看起來卻比父母輩頹喪……
對這代年輕人已有不同的概述。比如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彭凱平曾針對00後的心理特徵做過調研，他認爲，這代年輕人是“雙相情緒波動”的一代，他們有希望，但也感到焦慮，他們擁有豐富的信息但缺乏實際經驗，面臨更多選擇，同時也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和就業壓力。再比如“在內卷和躺平之間，該卷卷該躺躺”的“45°青年”。
用一個詞來概括一個時期的羣體，必然包含統計上的暴力，但概括世界、理解自我在當下成了一種“不確定大環境下”提供些許確定的慰藉。
本文是年度回顧的最後一篇。我們試圖爲當下（下行週期）籠統的“青年”找到一些共性的概括，在衆多選擇中，我們悲觀地找到了一個詞：弱勢。他們有此前日韓年輕人相似的處境，比起父輩，他們在經濟上、話語權、精神面貌等方面都顯得更爲弱勢。
文｜wt
編輯｜oi
01 被浪費掉的人
近幾年，年輕人的工作狀態，籠罩在三片烏雲下。
前兩片烏雲，是失業率和工作價值。如今，失業和裸辭同時高發。一方面，經濟增速放緩，大量公司降本增效，崗位減少，工作越來越難找；另一方面，工作的價值感驟降，工作可以提供的身份認同越來越稀薄，不論肉身離不離職，精神上游離在隨時想走的邊緣。
第三片烏雲，是所謂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AI。當前各路AI廠家爲了弱化年輕人“被替代”的焦慮，都在強調AI是人的工具，但AI工具釋放的生產力，導向的職場變革方向，如即刻用戶@托馬斯駱說所，是從上一代互聯網公司的“一小撮聰明勤奮的創造者+一大羣綜合素質比較高的辛勤工作者+源源不斷流量和補貼資源”，到AI公司的“極少數超級強大的個體（智商/技能/行動力）+ 一小撮極其聰明的行動者 + 予取予求的燃料彈藥（算力）。”以前人是主要成本，如今更多消耗在算力上。
衍生出來的問題是，那些不夠聰明不夠有執行力的大多數，去向是哪兒。
不只是權利和財富進一步聚集到資源雄厚的大公司裏，工作的價值感也密集地收攏進這些號稱在“改變所有人生活”的新科技大廠，對更廣泛認爲“除了月薪能作爲正面激勵外，無法從工作系統中獲得任何的價值感和樂趣”的打工人來說，在職場的意義層面上淪爲炮灰幾乎是沒法避免的，對多數勞動人來說，螺絲釘化不會減少只會加強。以往人在職場中被視爲“人力資源”，如今人作爲資源的價值正在減弱，未來的人出於穩定需求仍然需要職場，但職場不再那麼需要人了以後，即便身處職場，大量的人，將被更多“浪費掉”。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被效率拋棄以後，龐精神需求和經濟需求都旺盛的龐大打工人羣體，該如何被社會系統托住。
弱勢一代處在這樣一個環境裏，他們越發依賴系統，但對系統無能爲力，只能被動地期待系統變好。
具體到當下處境上的弱勢，則是一系列的被動：
1、被動競爭，被動降低期待
工作越來越難找了。2023年，中國16-24歲的年輕人中，一度有超五分之一失業。 高校畢業生人數增多，而經濟卻處於低水平增長階段，大廠等高科技企業增長放緩。近年求職市場對年輕人尤爲嚴苛，脈脈《2024職場生存洞察》顯示，2021年、2022年、2023年及2024上半年，人才供需比從0.32到1.29到1.98、1.97，增長了六倍多，相當於四年間，從每個人都有三個崗位可選，變成每2個人中就有1個沒有崗位可找。
求職門檻也水漲船高，有些崗位從前雙非即可，現在人均985、海外碩士。體制內也許不再是鐵飯碗，但依然需要年輕人削尖腦袋：從2014年到2025年，專科學歷能報考的公務員崗位從9%縮減到0.13%。
同時，隨着AI技術發展，年輕人面臨“技能轉型”的壓力。未來變得越發不確定，努力學習無法保障高薪生活，“讀書無用論”正在成爲某種現實。一方面，準大學生對“選錯專業”輸在起跑線上的焦慮越發嚴重；另一方面，很多人把希望放在與自己專業無關的副業之上。同時，本科、研究生畢業送外賣、做保安的例子，輿論也早已見慣不怪了。
2、被動“懸浮”
工作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是“飯碗”，現在忍氣吞聲地工作，是爲了以後更好的工作、生活。也因此，待遇、福利是首要的，價值、意義並不是那麼重要。南都民調中心面向年輕人的調查結果顯示，61.4%的受訪者認爲工作主要爲了“賺錢謀生”，佔比最高，“實現個人價值”爲36.8%。年輕人對於企業類型的偏好中， 國企仍然是首選。
經濟增長放緩，人們對工作的需求也更加強烈，“大環境不好，苟着再說”的求穩心態有增無減。2024年的調查顯示，在中日韓美四國中，中國的青少年最怕找不到工作，對不工作的狀態最難以接受：有近八成（78.0%）的中國高中生表示“即使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也應該先工作爲好”，比例遠高於美（61.1%）、韓（55.9%）、日（30.2%）三國高中生。工作已經變得糟糕，但年輕人對的工作的渴望依然高漲。
3、被動過勞
過勞已是普遍狀態，結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2023年，中國企業就業人員每週平均工作時間近49小時，超出法定工作時間11%，創下近20年新高，同時達到全世界最高水平。
眼下圍繞着“工作”的困境之一在於：看似工作賦予人尊嚴，沒有工作就沒有尊嚴，但恰恰又是工作剝奪了最多尊嚴。年輕職場人的自嘲，每年都在降級，從字面意義上還算中性的“打工人”，到越發卑賤的“社畜”，再到徹底淪爲“牛馬”，職場人的“含畜量”逐步提升，身份認同感持續貶值。
不過，即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年輕一代自願“內卷”的水平依然很高。
2024年一項跨國調查顯示，在中國、美國、日本、韓國中，中國高中生對未來的職業感到最迷茫，但最願意投入大量精力，超過六成的中國高中生願意爲工作投入60%以上精力，比例超過韓國（53.3%），幾乎是美國、日本高中生的兩倍（32.4%和31.6%）。
4、被動零工
非正規僱傭比例上升，2008-2017年，中國非正規經濟規模經歷了兩位數的增長，佔GDP比例超過五分之一，非正規就業人數達到1.59億人。2021年，超過六成的企業使用靈活用工，超過一半的企業正穩定或擴大靈活用工規模，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
近幾年，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數量大增。網約車平臺註冊司機總數已經超過1億，每天有超過2萬名新司機註冊，同時，外賣員每天的新註冊人數也超過2萬。僧多粥少，平均收入降低，衆包輕鬆月入過萬的神話已經破滅。
發表在《人民論壇》的一則調查發現，這些遊離在職場系統外，被稱爲“原子性羣體”人，幸福感也最低。他們感受到的社會公平感相對較低，更多人認爲社會收入差距過大，是整個社會中相對剝奪感最強的羣體。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中面臨更多的挑戰和不確定性，包括：收入不穩定、缺乏社會保障和福利、工作條件差、職業發展受限、心理壓力大、社會地位較低以及缺乏法律保護等。
5、被外包的生活
當代年輕人面臨的困境之一，就是不斷被迫“外包”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在經濟壓力和生活節奏加快的雙重夾擊下。想要回歸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往往成了一種奢望。在這種“被動接受”的狀態中，預製菜是一種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外包”產品。即便人們知道速食並非最健康的選擇，卻也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畢竟許多人很難拿出時間去做每天三頓全程自制的健康餐。
“腦腐（brain rot）”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即便把它列入年度詞，用來警醒自己，也沒法消除“那能怎麼辦呢”的回應。把時間交給沒有什麼“信息營養”的流量，對許多上了一天班、明天還要上班人來說，從手機屏幕外獲得快樂的生活，成本並不低，不論是錢還是精力。
6、被動“清醒”
年輕人在面對高度程式化和同質化的社會結構時，逐漸意識到自己就像遊戲中的NPC（非玩家角色）一樣，從上學到上班，再到結婚、買房、生育、還貸、養老、住院，這一系列的人生步驟被簡化爲一個固定模式。年輕人被期待遵循各種既定的路徑，無論是考上好大學、找到好工作，還是買房結婚，這些都被視爲“上岸”的標誌。
社會對成功的定義依然單一，在高度同質化的競爭軌道里，只能比較誰賺得多、誰的房子更大、誰更早實現財務自由。
一些試圖擺脫軌道進入曠野的人，不少也經歷了“自由的詛咒”，自由附帶的責任和不安，讓離職博主們紛紛又回去上班。
7、被動接受出身
社會流動機會不均衡，造福神話也逐漸式微。
從2000年到2024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2.5%提升至60.2%。教育民主化了，但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就業機會無法滿足極速膨脹的受教育人口，“寒門出貴子”又變回了神話。
2024年王元超、朱斌發表於《社會學評論》的一篇研究發現，最近十年，“階層天花板”效應與“階層地板”效應越來越明顯。在2006-2010年，不同家庭出身者的收入沒有顯著差異。但從2012年起，工人、農民出身者的收入開始顯著低於精英階層出身者，並且差距逐年擴大。
工農階層出身者即使成爲精英，收入還是明顯低於精英家庭出身者；而精英出身者即使跌落到工人階層，也更容易翻盤。而反直覺的是，家庭出身的“長影效應”，在看似更追求理性和效率最大化邏輯的體制外單位，反而更加明顯。
8、被迫失去健康
用一個詞來形容當代青年的健康狀況，就是“脆皮”。中國學生的體育成績逐年下滑。皮膚問題、情緒困擾和睡眠障礙也普遍困擾着大學生，脫髮問題更是提前出現。南都民調中心的調查顯示，83.5%的Z世代非常在意自己的脫髮問題，73.4%介意別人談論自己的髮量，尤其是95後受訪者對此尤爲敏感。
身體狀況是一種釋放情緒壓力的信號，頸椎病、超重、脂肪肝、乳腺結節、甲狀腺結節、高血壓、高尿酸都是年輕人體檢時的常見問題，而這大多與高壓下的不良生活習慣有關。
9、被動拋棄婚戀
戀愛、結婚可能意味着階層下滑，與韓國“三拋”“五拋”“全拋”相似，中國的年輕人也開始“拋棄”婚戀、“拋棄”生育。
事業、愛情二選一的抉擇面前，越來越多年輕人或許會優先保事業。根據中國計劃生育協會等機構在2023年發佈的《大學生婚育觀念調查報告》，無論男女，大學生的共同追求都是“先立業後成家”。即使是剛剛成年的年輕人，對戀愛的興趣就並不濃厚。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發佈的調查報告顯示，2022年時，有42%大學生單身且不想脫單，想要脫單的只有25%。
目前的婚姻現實是：農村男性結婚越來越困難，城市人羣越來越不想結——無論是“被動單身”還是“主動單身”，很大程度都出於現實壓力。放棄生育的原因大都可以歸於性價比不高：相比無限的育兒責任，沒錢、沒時間、沒精力、沒盼頭，就足以讓許多人感到悲觀。子女變成消費資料而非生產資料，悲觀但現實的玩笑話是，費盡錢財、精力和時間培養一個985大學生，還是要送他996，還要買房、帶孩子。而在婚育高度捆綁的中國，降低的生育意願也一併拉低了結婚的意願。
10、被動啃老
在成長過程中，許多年輕人逐漸發現父母並不像想象中那麼可靠，這種認識導致瞭如今史無前例對原生家庭的反思、批判。除了被媒體廣泛報道的斷親潮，也有很多人很難切斷對於父母的經濟、生活依賴，出現了不得不啃老的現象。雖然喊着個人獨立的口號，但想要買房、結婚甚至找工作都得靠父母。
這代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往往擁有更多的資源，這讓他們認爲自己理應比父母生活得更好，但很多人成年後卻發現落差：既無法實現自己的夢想，也無法回報父母。閻雲翔說，80、90後的年輕人在物質關愛與高期望值中成長，父母從小要求他們未來有出息、要回報父母，他們天然揹負着人情債長大，內心承受着巨大的壓力。長大後他們渴望成功以回饋父母，真誠地希望盡孝，但在現實的壓力下往往難以實現。
從現實考慮，選擇做“全職兒女”離不開性價比的計算——在父母身邊，能保證小康生活、三餐無憂，而自己出去基本就得合租，在十幾平米的單間裏喫預製菜——這種階層的降級，可能是難以忍受的。而和父母同住，也像是一種婚前的預備狀態，儘管這可能會降低結婚的概率，就像日本，許多人在進入中年後依然單身，與父母住在一起。
02 害怕往前走的人
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之後的“平成大蕭條”，也就是所謂“失去的二十年”期間，那個時期的年輕人，有濃重的虛無感，狀態也從社會生活退回到私人生活。日本文化評論人宇野常寬總結了當時日本年輕人的兩個處境：
1. 原本被當做經濟崩潰開端的“平成經濟蕭條”，變成一種長期狀態，意味着支撐戰後日本的經濟增長神話已經崩潰，原本努力就能富足的世界，逐漸轉變爲努力也不會富足的世界。
2.持續的不確定性帶來持續的不安，年輕人無法承受自由卻冰冷（難解）的社會，奧姆真理教實施的沙林事件（一場在日本地鐵站裏的無差別毒殺），恰恰反映了當時在日本社會中蔓延的生存之痛：社會無法給予人們意義和價值。原本努力就可以找到意義的世界，轉變成了努力也無法找到意義的世界。
這兩種處境，當下不少國內的年輕人，也已經開始在自己身上看到。當集體主義的宏大敘事，和個人主義的努力增長敘事都失效後，人們開始同時持有2種悖論性的態度：
尋求“全方位肯定”的認同
不斷把否定性的詞往自已身上貼
一方面，對社會性自我實現的信任大幅降低，導致身份認同並不取決於行動（“我在做什麼”“我做了什麼”），而是取決於狀態（“我是什麼”“我不是什麼”）。人們不再追求自我實現式的成功，轉而追求自我形象/人設獲得認可。面對問題，人們不再“通過行爲改變狀況”，而是通過“思考使自己被接受的理由”來謀求解決方案。
於是，付航的一句passion，喊中了時代情緒，即便你畢業於大專，當過保安，也會有一個像他妻子一樣的人對他說“勇敢做自己，就一定會有人愛你”。把大量利潤髮給員工“不是因爲你做得好，而是因爲想要你好”的胖東來成了年度現象。不論你是什麼樣的人，都給你全方面肯定的乙女遊戲大爆發，預製了“認同—理解—關心”模式AI情感陪伴APP也緊隨其後，填補“主動行動不得”而需要的被動認可。
另一方面，即便年輕人內心仍想“成事”，但逐漸把自己定位爲普通人、路人甲乙丙、NPC，是世界的背景板、毫不重要，通過把自我評價降到最低，來把否定自己的權利留在手裏，爲了減少跌落的恐懼，先用跌落來自居，用否定來肯定自己，以此勉強維持情緒的平衡，讓自己不至於倒下。
這種心態上的弱勢，也更普遍地貫穿在這代年輕人中：
1、憂慮提早
與前世代相比，就業、生存的壓力更早壓迫年輕人，他們承擔了早熟的壓力：比較標準、競爭對象前所未有地被拔高，信息扁平化之下，倖存者偏差被放大，富人、同齡人的成功學敘事加重了普通人的失落感。同時，從小使用社交媒體的這一代互聯網原住民，也更早接觸成人世界的生存焦慮。
在2022年《第一財經》雜誌對00後的調研發現，當時尚未進入職場的00後，已經比95後更認爲“房價過高”阻礙了自己的目標，他們也更擔心未來因爲經濟不好而失業、擔心未來工作會被AI取代。
2、童年推遲
童年和成年之間的界限似乎變得模糊了。或許，對“啃老”的批判幾乎消失，對“巨嬰”的批判與經濟上依賴父母脫鉤，而更多是指心理上不成熟的行爲。年輕人反而希望自己的父母更有錢，他們會反向“雞父母”，激勵父母掙錢。成年人難以實現獨立，傳統的“成年”里程碑（如結婚、生子、買房）或推遲，或取消。
在心理上，越來越多的成年人也“退行”回童年。在現今的互聯網上，看到生活條件優渥的中年父母，評論區發一句“接爹”“接媽”“您還缺孩子嗎”，儘管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階層集體情緒的具象化，但年輕人對暴富的期許，以及被呵護的希望卻是真實的。
此外，許多人需要用大量時間治癒童年形成的創傷，滿足自己小時候被忽視的需求，比如給自己買玩具、去主題樂園。
3、養老危機
2023年，中國出生人口經歷連續第七年下滑，從2022年的956萬再降到902萬。到2050年，出生於生育高峯的80、90後迎來退休潮時，每個老人將只有1.5個勞動力供養，而在2020年，這個數字是5個。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數據，公共養老金將在未來十年裏耗盡。2022年《第一財經》雜誌對00後的調研發現，00後比95後更焦慮未來的養老問題，有近六成的00後希望提前規劃養老，養老的重要性遠排在落戶、結婚、生子之前。
4、讓渡自主權
父母對年輕子女的婚戀決定權有擴大的趨勢。相親、徵婚通常由父母發起。在一些地區，彩禮和嫁妝仍然是重要的婚姻習俗，父母可能會因爲經濟原因而對子女的婚戀選擇提出具體要求。許多年輕人認爲尊重父母的意見是孝順的表現，再加上需要父母的經濟支持，因此在婚戀選擇上會更多考慮父母的意見。
5、揮之不去的東亞價值觀
許多人處於既現代又不現代的夾縫裏：既想躺平，但骨子裏還普遍懷有對世俗成功的渴望，比如衣錦還鄉、使父母榮耀。社交媒體上倡導着價值多元，大聲疾呼每個人要做自己，但社會價值認同的是另一套模版，大部分人依然認爲一個人應該念重點小學，升入重點中學，被重點大學錄取，畢業後進入大城市的體制內或大企業，獲得一份穩定的高薪工作，再買下大城市市中心的三房兩廳，結婚生子，幾年後把孩子送入重點小學，週而復始。
在評價標準高度一致性的環境中，人們更多地是在互相競爭，而不是合作。每個人都在努力超越他人。甚至在家庭中，父母千方百計希望子女過得比自己更好，年輕人也會拿自己和父母比較，達不到父母的水平就被認爲是沒出息，給父母丟面子。
從小耳濡目染這種價值觀並深深內化的個人，難以心安理得地隨意選擇生活方式——自我認同爲普通人，但“做個普通人”依然不是大部分人的人生理想，充其量是一種“認命”。即使不爲了光宗耀祖，至少得爲社會創造價值、爲家庭積累一定財富，在同齡人中混箇中上水平，纔是體面——或者說有面子的。
但在社會向上流動變得困難的現實下，“寒門難出貴子”，即使是考入重點大學、已經出人頭地的“小鎮做題家”，也很容易在理想人生的進程上止步於高學歷，無法獲得高收入，從而爲無法獲得應試教育12年以來所許諾的成功而感到幻滅，成爲脫不下長衫的孔乙己、甚至985廢物。
年輕人依賴父母，同時在“孝”文化的影響下，很多人也下不了決心實踐“課題分離”，無法和父母保持彼此獨立，互不干涉。
6、防禦性保守
相比95前一代人在“北京歡迎你”“同住地球村”和“四海會賓客，五洲交朋友”的氛圍中成長，充滿理想主義和蓬勃向上的精神，新一代年輕人則在“戰狼”、短視頻和飯圈文化的環境中成長起來。
理想主義逐漸退潮，現實衝擊加劇，年輕人的反叛精神或許比不上父輩。閻雲翔認爲，在意識形態上，年輕一代與父母差異不大，甚至可能更保守。
一部分開放、冒險、叛逆的精神，被各種防禦性的行爲取代了：互聯網上爲了自保，人們提前預判他人並進行自我審查，避免衝突和誤解，人性的複雜被簡單化的“三觀正”所掩蓋。人們習慣迅速歸類和標籤化一切，容易形成對立陣營，建設性的交流變得困難。每個人都退縮回自己的舒適區，刷着算法推薦的信息流，躲在自願精心構築的信息繭房中避免受傷。
社交退縮現象明顯，親情/友情/愛情缺位，不少人過着沒有陪伴的“單數”生活，在二次元/虛擬世界裏重新做自己。在人與人價值觀難以彌合的情況下，人們通過各種方式保護自己，如淡學、momo、免責聲明、狗頭保護等。兩性之間的溝通減少，感情裏一旦感到不舒服就逃、分、撤。
在現實生活中，爲了保護自己，年輕人變得更加保守：談戀愛以結婚爲目的，重視門當戶對，避免感情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更重視工作的穩定性和安全性，傾向於選擇體制內的工作，創業者越來越少；做決定時更多考慮父母的意見，以獲得更多的支持和安全感；財務上，多存錢、少買基金股票，追求財務安全，避免高風險投資。
人們更容易通過互聯網意識到階級固化、經濟下行等問題，也因此更可能“清醒”地選擇“正確”的、低風險的生活方式，甚至進入一種零失敗的模式：“從哪裏跌倒，就從哪裏躺下”。
7、主觀降級
悲觀情緒正在社會中蔓延，成爲時代慢性病，而一種主要病症就是失去信心。
哈佛大學教授Martin Whyte和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中心教授Scott Rozelle對中國的長期民調反映了過去20年間社會情緒的變遷：過去，大多數人認爲家庭經濟在五年間正在變好，對未來五年也很樂觀，這樣看的人持續增長，在2014年達到了七成以上。但到了2023年，只有38.8%的人覺得生活在變好，對未來的改善持樂觀態度的比例也跌到不足一半。與此同時，對未來感到悲觀的人變多了，比例從2004年的2.3%上升到2023年的16%。
在這個社會中，努力就有回報依然是普遍看法，但年輕人不像中老年人那麼相信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佈的《社會心態藍皮書》顯示，60前、60後、70後的奮鬥信念最強，超過60%有很強的奮鬥感，80後稍弱一些，但在90後及更年輕的人羣中，這一比例降到了47.32%。在對奮鬥的信仰方面，這代人確實是“最差的一屆”。
普遍的自我降級、社會和經濟層面的弱勢地位和自卑感，或許也能說明年輕人看起來不如老年人強勢的現象。《人民論壇》上發表的一篇研究發現，僅僅從2013到2017年，無論是從事哪種工作、具有何種發聲影響力的年輕羣體，都認爲自己的社會地位降低了。年輕人對於社會收入的差距的接受度也普遍降低了，絕大部分人都認爲社會收入差距太大。
8、主動回到自己的生活，但程度有限
年輕人的心態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但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麼，也拿不出具體的解決方案。他們逐漸將意義感從工作中轉移到生活中，流行語也從不切實際的“躺平”，轉變爲更實際的“gap”和“鬆弛感”。
近年來流行的不少職場熱詞，都是年輕人試圖從工作中奪回一些掌控感，例如有些人換上看起來不聰明的“笨蛋頭像”，試圖減少領導的溝通慾望，這樣的行爲替更多不敢輕舉妄動的打工人發泄了厭班和想要放棄上進的情緒。
也有人面對強勢的工作壓力，開始實行“人生切割術”，把上班的自己開除“人籍”，比如在辦公室裏亂穿衣（“噁心穿搭”），不爲工作精心打扮、買名牌包或者聚餐，甚至不爲緩解工作情緒花錢，總之不爲工作倒貼一分錢、一分精力，以自我委屈的方式找回一點掌控感。
各種各樣的短逃離、城市戶外穿搭等方式，也同樣是在進行一定限度的放鬆和反抗。年輕人可以“逃避”，卻很少有人真正“退出”遊戲，大部分時間，他們只能在無力感中繼續維護自己並不認同的規則。正如想過的生活只有在“gap day”才能實現，而這短暫的休息也像是爲了調整工作狀態而喘息的插曲。
9、社會脫序
人類學家項飆提過一個說法，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這一時期普惠式的改革讓大多數人的利益都得到了提升。90年代，尤其00年代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模式轉爲分化式的，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增大。
因此，老一代人宏大的社會理想是與他們自己息息相關的，而很多年輕一代缺乏這種參與感，他們無法在宏大的敘事中找到位置，又因爲沒有在身邊具體的人、事（“附近”）中建立參與感，導致他們只能通過口號式的象徵性說法，用抽象的概念和理念來表達對想象中“大”事物的歸屬感。
10、情緒病瀰漫
年輕人抑鬱、焦慮比重不斷上升，年輕人是所有年齡段中情緒最差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報告(2019—2020)》顯示，18-34歲的青年的焦慮水平最高；同時，相比十年前，人們感到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明顯下降。
年輕人的情緒問題日益嚴重，尤其是在教育競爭激烈的背景下，他們的心理健康受到了嚴重影響，如同黃燈在《我的二本學生》中描述的：“從小學到大學，教育的激烈競爭讓學生個性被磨滅，疲憊成爲他們的精神底色。家長和中學老師卻往往對此無能爲力，只能眼看“工廠化教育”將個體變成標準化構件。”
也因此，情緒問題出現了低齡化的趨勢。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通過縱向比較發現，從2015年到2020年，中小學生的希望感下降了11.8個百分點。
參考資料：
宇野常寬：〇〇年代的想象力
東浩紀：動物化的後現代——從御宅族透析消費社會
脈脈：2024職場生存洞察
南都民調中心：Z世代職場態度與行爲調查報告（2022）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中美日韓四國高中生調研
地理研究：中國非正規經濟發展格局及與城鎮化的關係——基於多指標多原因（MIMIC）模型的研究
人民論壇：當代中國青年羣體的思想譜系
社會學評論：“階層天花板”與“階層地板”：收入分配中的家庭“長影效應”
南都民調中心：Z世代生活態度與消費方式調查年度報告
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青年網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大學生婚育觀念調查報告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
人類學與民族學之夏：專訪閻雲翔：不管在中國還是美國，年輕人都變得越來越保守了
第一財經：新世代，新主張——2022年第一財經00後“大調查”
BBC：中國經濟：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民衆20年來的態度變遷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會心態藍皮書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國國民心理健康報告(2019—2020)
黃燈：我的二本學生
人民論壇：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因素及對策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