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你要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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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校長氣呼呼地衝上二樓，首先看到的是三個坐在走廊上的孩子。其中黝黑瘦高的叫沈欣，見着她，詹校長就知道他們準沒幹什麼好事。她比班裏不少同學大上一歲，性格也是全班最叛逆的。詹校長經過時，她大概是將腦後長長的馬尾辮一甩，別過頭去，眼神兇狠、不屑，又藏着一絲害怕。

那會兒我正扯着嗓子講題，前排還有些學生在聽講，後排已經亂作一團。張浩辰百無聊賴地躺在講臺附近，見了詹校長，趕緊爬起來回到座位。他是入校時就被重點關注的學生，成績差，脾氣暴躁，升二年級時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好，生起氣來，指着老師罵“傻X”。

詹校長瞪了他一眼，轉頭用方言向全班厲聲問：“剛纔是哪個在敲桌子？”

短暫的沉默過後，有幾個聲音冒出來：“王文濤。”

“不是我……”這個瘦小的男生還沒來得及爲自己辯護，就被詹校長拎向門外。“真是怪咯，在那敲、敲、敲，我在樓下上課都能聽見。”

如同這學期後半段的大多二年級數學課，這堂課的秩序也渙散得很快。沈欣上課伊始就坐在桌子上，雙手抱胸，每當我讓她坐下，她就扭過頭去大聲地“切”，偶爾還會低聲罵句髒話。我無可忍耐，撂下“不想上課就出去”的狠話，她便大步邁出門外，身後還跟了兩個學生。

後排，幾個男生或趴在桌上，或把玩着手裏的煙卡；張浩辰直接往地上一睡，我試圖把他拉回座位，他則一副發狂要打我的樣子。說來可笑，但面對這二十個區區八九歲的孩子，無力和崩潰已是我的常態。

王文濤就是在這個時候敲起桌子的。他厚實的頭髮壓住前額，平時樂呵呵的，笑起來一雙大眼睛彎成弓形，是個挺可愛的男孩。我中午留他到辦公室單獨補作業，他也從不抱怨或牴觸，遇到不會的題就笑着抬起頭問我：“老師，這道題要不要列豎式？”他的嗓音還是小男孩的尖利，“師”和“式”都發成“si”的音，每句話的結尾聲調上揚。熟了之後，他還會主動問：“老師，我今天好好上課、寫作業，你明天能不能給我一顆糖？”儘管很少做到這些承諾，數學也只能考二三十分，他也很難使我生起氣來。

但他偶爾也有一種着魔般的倔犟。在我的課堂上，他經常和別的學生突然開始對罵、打架。我曾用雙臂去抱住限制他，也多次蹲下腰看着他的眼睛，教他深呼吸、冷靜地和我說說前因後果。這些行動往往收效甚微：那些時刻他就像殺紅了眼一樣，試圖用力掙脫我，或者眼睛對着虛焦、喘着粗氣，彷彿還在思索着怎麼復仇。

瞭解王文濤的家庭情況之後，我試圖建立一些關聯。他家領取着六份低保——他、他的父母和他的三個姐姐。這些錢理應足夠改善生活，可他母親智力有些缺陷，幾個孩子的衣服和臉蛋常髒兮兮的；父親在村裏又不負責任出了名，在外打工時，常讓妻子把低保錢打去供他喫喝。我跟着詹校長去過他家一次，房子修得不算小，水泥地也平整，只是空空蕩蕩，那是扶貧隊出錢建的。房子落成後，扶貧隊曾建議讓王文濤父親修平門前一小片地，王文濤父親卻說既不想自己幹活，也不會掏一分錢，硬是拖着扶貧隊僱人做了。

詹校長也教過王文濤的三個姐姐，他說王文濤的大姐眼睛不敢看人、說話也小聲，去鄉里讀初中後偶有逃課，有時還會帶着兩個妹妹一起。逃課也無路可去。一次村委會和學校老師去找她們，最終發現，她們不過是躲在家附近的樹林裏。如今大姐從初中畢業，就在家裏幹活、放羊。

王文濤的倔犟可能就與這些相關。他那些發火的時刻，多是源於同學對他，或者他家人的攻擊。二年級男生已經熟練於用家庭成員和生殖器的名稱相互辱罵，在這裏的環境中，他們大多時候只當是玩鬧。但有的男生會罵得更有針對性——風言風語灌入孩子的耳朵，他們就學會也用嘲弄的語調說起王文濤，或者另一個女生被公認無能的父親。老師目睹了才能阻止，且效力短暫，王文濤大概就是在自己面對這些時，掌握了一種偏執和反擊。

我不是專業的社區工作者、心理諮詢師，而作爲老師，和低年級孩子談心往往得不到有效反饋。我的多慮和“仁慈”會讓他們說我“好”，而在這裏，“好”也常是“軟弱”的同義詞。因此，當王文濤在數學課上不知爲何用力砸了好幾下桌子、把頭埋起來時，我對他的提問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關上門，我輕嘆了一口氣，又開始講題。教室變得安靜，但我知道學生大多不是在聽課，而是在聽走廊上詹校長對王文濤的訓斥。一股酸楚和不安湧上心頭。不安的並非是詹校長對我課堂管理能力的質疑——在教學上，他從不批評我這個經驗不足的支教老師，更常說的反而是山裏娃就是沒教養、不如城市孩子聽話，生怕我被氣走。

不安在於，學生們經歷這樣的嚴厲教育之後，再面對缺乏權威感的我，往往會變本加厲。幾天前，一向不把我當回事的沈欣，課間對我豎着中指喊“二百五”。我叫住她問：“你知道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傻逼啊。前幾天你生病請假了，詹老師給我們上課，看我們寫不出來數學題就罵我們二百五。”

“那你爲什麼要罵我呢？是因爲覺得我最近有什麼做得不對的，還是對你們不好？”

沈欣斜着腦袋，下巴一揚：“詹老師罵我們，我又不能罵別的老師，那我當然就罵你了。”沒等我反應，她就扭頭走開，邊走邊低聲說：“天天上學，上上上，真沒意思。”

那一刻我應該是流了淚的。或許是因爲被一個孩子無端地攻擊，而我自認也向她盡力投放過耐心和善意。或許是因爲想到自己如此不擅長這份工作，沒有贏得學生的尊重，也沒有成功引導他們“向善”。或許，我不是在責怪她，也沒有責怪我自己，更沒有覺得詹校長的教育方式有問題。我只是感到一股強大的負能量橫亙在這些孩子的生活裏，它會擴張，會傳染，會由他們釋放給世界再由世界反彈給他們，而我完全不知道怎麼應對和轉化它。

快下課的時候，王文濤低着頭回來了。他趴在桌子上無聲地哭着，我沒再點他。到了中午排隊喫飯，我看他還是哭喪着臉。我想問他兩句話，卻不知道該說什麼，又怕進一步喪失老師的專業和威嚴。和每次發怒被制止住時一樣，他的雙瞳凝視着虛空。

一年前，我來到這所西南山區的村小支教，主要帶一二年級的數學。從一開始，比我們早來一兩年的支教老師就告誡我，要在教學前期“兇”一點。那時我並不全然相信這些，更不覺得自己來支教，是爲了像成長過程中我厭惡的那些老師一樣，利用恐懼的力量進行打壓教育。

二年級是被之前老師公認難管的班級。十年前這裏發生過一次強震，震後人們忙於重建，第二年出生的孩子就少了。村小一屆本就十幾個學生，等這批孩子六歲，乾脆停招了一年，讓他們和下一屆的一起入學。因此，開學時這個二年級的20個學生裏，小的只有七歲，大的已經接近九歲。從體格和言語上你很容易區分出他們：大孩子們的音色、語調已褪去了童稚，對話中夾雜着逞兇鬥狠的俚語和髒話。他們對成人世界如何運行也更爲清晰，像青春期早期的孩子一樣，一邊模仿一邊質疑和不滿，而不是更小時候的好奇和迎合。

報到那天我就記住了沈欣。她穿着扶貧隊捐助的短袖校服，領子立起，一副痞痞的樣子，看着比同班學生成熟許多。報到處是食堂外臨時拼起的幾張課桌，她的母親四十多歲，不識字，我們正爲她講着哪些安全通知書要蓋手印。就在這時，一個男孩哭了起來。

“怎麼了？”一位同事問。

“沈欣操（罵）我。”男孩抽泣着說。沈欣在一旁，炯炯的雙眼惡狠狠地盯着男孩。

“你過來。快點，磨蹭什麼。”同事立刻換上嚴肅的語氣。“你叫沈欣是吧？你剛纔操他了沒？”沈欣不說話。

“來，給你張紙和筆，你給我默寫下一年級學過的古詩。”沈欣用力一把奪過筆，趴在桌子上，但好一會兒也沒寫出一個字。她母親在旁邊，一邊對她說：“老師讓你寫古詩，你就好好寫。”一邊對我們笑笑：“我家就這個娃跳（調皮）得很，以後要是在學校不聽話，還希望你們老師管嚴點。別人家孩子我不管，我家這個，你們拿條子抽，我也沒得意見的。”

同事見她寫不出：“就你這個樣子，一首古詩都默不出來，你覺得自己很厲害嗎？還去操別人。今天回去，把一年級的書找出來，所有古詩都抄一遍，明天交給我。我現在就盯上你了，你看我是不是說到做到。”沈欣嘴一撇，把筆一甩，邁着大步轉身走了。

“這個孩子，你以後可要注意着點啊。”同事扭頭對我說。我當時卻覺得她挺有個性，也不想戴着有色眼鏡看學生。

開學第一個月，一節下午的二年級數學課，我見學生昏昏欲睡，便讓他們寫計算題。在黑板上抄完題目，我走到臺下查看他們的做題情況。到了沈欣身邊，發現她的本子攤開在桌上，一片空白。

“嗯，你怎麼不寫呢？”我問。

“不想寫。”她的回答短促。

“是有什麼不會的嗎？我來帶你先寫一下第一題？”

“都說了，我就是不想寫！”她突然大叫起來，雙臂猛地向空中一揮，又帶着怒氣，開始用力地撕本子。接着，她將撕下的那頁握成一團，迅速塞到嘴裏嚥了下去。當她撕下第二張紙時，我趕緊拉住她的手。儘管如此，她還是把那一頁放到了嘴裏。

“怎麼了，你在幹什麼？快，快吐出來。”我知道自己的語氣不是在發火，而是緊張和害怕。

沈欣還是把那張紙喫了下去，然後往椅背上一靠。她仍像在生氣，但也帶着一絲威脅和得意。我嚇壞了，不知道怎麼處理，從隔壁找來了在四年級上課的同事。他把沈欣叫了出去，大概是罵了一通。放學後同事跟我說，這就是學生在試探新老師的邊界，如果你不給他們一個下馬威，他們就會給你一個。

果不其然。發現我屬於“好欺負”的那類老師之後，二年級的不少學生在我面前“放縱”起來。這不僅體現在上課時對秩序和指令的違背。好鬥的男生在我的課上會更容易控制不住情緒，面紅耳赤地打起架來。沈欣在校園裏看到我，會突然豎出一隻中指或低聲說句“傻逼”，我去問她，她只說不是在指我。我在場的時候，學生也不太收斂髒話，或者表達對事物的直觀看法。一次課間，班裏一位女生摔了跤，疼得流出了眼淚。我蹲下來查看，問話的語氣放輕柔了些：“怎麼樣，摔到哪裏了，還好嗎？”

這時鄧心慧經過。她是個小個子女生，學習總是跟不上進度，別的老師常用“木訥”形容她。“老師，你說話好像女生啊。”聽了我的安慰，鄧心慧“怎麼樣，摔到哪裏了，還好嗎？”她又捏着嗓子，用造作的語調重複了一遍我的話，笑了起來。

我問她：“爲什麼你覺得老師說話像女生？”

她也講不明白，只含糊地回答：“女生說話就是這樣的啊。”

“那你覺得，男生說話是什麼樣的？”

“男生說話會兇一點。”

我想着這是個做性別角色教育的好機會：“那也不一定啊。男生也可以溫柔，女生也可以強硬。像老師這麼說話，是因爲關心你們，如果你受傷了，難道不希望別人關心你、好好地和你說話嗎？”

突然聽了這麼一段，鄧心慧有些侷促的樣子，但很快又笑了：“反正女生說話就是這樣的。”之後幾周，她仍會用同樣的方式模仿我說話。

她對待我的方式也慢慢有了改變：她會學着沈欣，趁我不注意的時候對我比中指、說髒話，有時還會在我身後偷偷踢我一腳，再在我轉過頭時予以否認。更令我驚訝的是，雖然年齡小、成績差，性格也不活躍，但她“捉弄”我的方式並不低級。有天放學，她突然對我說：“老師，我不想活了，回家路上我要去跳塘子（村委會門前的蓄水池）。”我趕忙問爲什麼，她卻哈哈大笑起來，跑開去和別的學生講：“我說我要跳塘子，熊老師還真信了。”

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一個週三的最後一節體育課後。下課鈴響了，我讓學生把各自取出的體育用具放回，自己在器材室裏做檢查和整理。趙志華突然衝進來，把羽毛球拍紛紛摔到地上，又一腳踢開裝着積木的箱子。他是二年級男生中我最頭疼的，高高壯壯，有些抑制不住的好動，經常無緣由地打別的學生一拳。在校一年，他始終拒絕用普通話和我交流，而一說方言就夾雜着“你媽爛雞巴”這樣的字眼。我還沒來得及喝止他，他就一下竄了出去。

鄧心慧就在這時衝了進來。她大概剛纔在門口看到了趙志華的行爲，也開始亂扔起各種體育器材。我想着她只是一時衝動的模仿，或者剛上完體育課還在興奮狀態，對她的語氣不是太兇：“幹什麼呢，把東西放回去，放學趕緊回家了。”

她卻突然拿起一把沙包，一個個地砸向我。“倒黴熊！倒黴熊！”她興奮地大喊着。那些沙包重量不輕，她也砸得用力，落在我身上、臉上，痛感明顯。我忙着用手去擋，等她扔完，正準備上前找她，她轉身“砰”的一聲把門關上跑了。像個被霸凌完的孩子一樣，我坐在器材室的地上，大哭起來。

太溫和、缺乏邊界感，導致被學生“欺負”——這樣的過程可能發生在每個新手老師身上，無論城市還是鄉村。然而我也發現，學生在我面前的“放縱”程度，與他們的家庭完整程度、個人在家庭裏的受重視程度息息相關。這時常被簡化爲“家教”問題：村支書、村婦女主任家的孩子“家教好”，所以即使身處資源有限的村小、面對缺乏課堂管控力的老師，也能遵守紀律、跟上學業；要是父母沒有文化，或者離異、外出打工，子女“家教差”，在學校就容易脫軌，只有更傳統的教育方式才能管住他們。

但真實的鏈條更爲複雜。“缺乏家教”不止是果，也是因。這樣的孩子成績不佳、行爲難以和規則適配，因此在學校裏成爲“失敗者”。訓斥和體罰或許能暫時規範他們的行爲、阻止他們對整體秩序的干擾，但卻時常強化了他們“失敗者”的集體角色和自我認知。一種循環就此產生，而在這套循環中，學校和社會體系發揮的作用，可能遠大於初始“家教”的差距。

我曾以爲，看到了這一點的我，會成爲打破循環的人。

在一年級的班級裏，我對孩子們的細膩和寬鬆，常常更能換來他們對我的善意。他們之間也偶爾會用粗硬的方言語氣說起髒話，可每次與我交流，就自然換回更平和的普通話。有段時間他們習慣擅自借用別人東西，經常因此爭執起來，帶出肢體衝突和“傻逼”的相互辱罵。某次上課我又聽見有學生互罵“傻逼”，下意識地制止：“別說這個詞了，都是從哪裏學來的。”

“我跟我爸爸學的。”一個男生大聲地回答我。

我這才意識到自己對這個問題的忽視。於是，我專門找時間，從互惠互利、減少衝突的角度，跟學生探討了爲什麼要說“請”“謝謝”。他們聽得似懂非懂，但確實從此用起了這些詞。

一年級孩子吸引成年人關注的方式也更正面。他們會不時爲各科老師送上一幅午休時畫的塗鴉，畫上是樹木、白雲和歪歪扭扭的“老師好”。對比之下，二年級孩子更愛用的手段，是當着我的面撕爛試卷，在看見我對其他學生親近時大聲指責我“偏心”。

沈欣和鄧心慧便是最常用“偏心”指責我的孩子，在我看來，這和她們的家庭也都不無關係。沈欣有一個在讀五年級的哥哥和一個在讀一年級的妹妹，都像她一樣強勢、有主見，但與沈欣不同的是，他們的學業在村小裏都是佼佼者，都擔任班長。他們的母親雖然不識字，可也對孩子重視，經常用微信語音問我沈欣的作業完成情況。而沈欣的天賦大抵不在學習上，因此成了姊妹中的異類，連小賣部老闆都對我評價“怪咯，都是一個媽生的，他們家怎麼就這個沈欣最跳”。沈欣或許也因此早早安於做叛逆者。有一次，我看見她臉上爛了一塊，問她是不是又和同學打架了，她只憤憤地說：“還不是我媽打的！”彷彿習以爲常。

至於鄧心慧，我在她母親的朋友圈經常看到她小弟弟的視頻，甚至爲他買來過這裏罕見的奶油蛋糕慶祝生日，卻從未看到拍鄧心慧的。鄧心慧母親也並非不關心這個女兒。有段時間我發現她的作業總是全對，懷疑是用家裏老人的手機搜了答案，微信和她母親說了情況。鄧心慧母親也不識字，當時正在縣城打工，急得給我發了幾個長長的語音條，但內容跳不出我常從各個家長處收到的“我們也沒文化，現在在外打工也沒辦法，還得麻煩你們老師管嚴點”。

鄧心慧家的條件在村裏也不算好。她家的房子緊挨着李老師家的，李老師做過我們小學的代課教師，現在在村委會工作。她的女兒和兒子分別在讀二年級和一年級，成績名列前茅。一次李老師請學校老師、村委會成員和扶貧幹部去她家喫飯，門前擺着熱騰騰的羊肉火鍋，宴席的喧鬧傳遍山谷。鄧心慧母親那時回了村裏，我望見她弓着腰，揹着採花椒的竹揹簍，從遠處沉默地看了我們好一會兒。兩位女老師離席去上廁所，她這才把她們攔下來，問她們能不能去她家輔導下鄧心慧的作業。

一年級和二年級孩子的差異，當然部分是因爲前者。但我想，後者的表現，可能也是經驗帶來的行爲模式固化——如果他們的生活和學習環境裏，長期缺乏耐心和善的榜樣，也不存在真正的無私、理解和共情，他們又要從何學會去做這樣的人？如果他們袒露情感需求、吸引他人關注的嘗試常以失敗告終，那他們再有類似的渴望時，表達方式又怎麼會不帶着怨氣和扭曲？

我也發現，雖然二年級學習差、不遵守紀律的大多是男生，但他們呈現的多是無拘無束的頑劣和衝動，更容易被一句訓斥制服、被幾句誇獎的小恩小惠收買。而女生即使粗野，也是敏感早慧的。她們的“逆反”包含了更多自我意識，所以更爲堅定，但也因此，通過溝通改變她們的可能更大。

張天梅也屬於二年級的“大孩子”，長得壯實，虎頭虎腦，幾縷頭髮凌亂地披散在兩鬢和額前。她有兩個弟弟，一個在學前班，另一個就是同在二年級的張浩辰。三個孩子都不常洗澡，衣服、臉上、胳膊時常佈滿泥巴印子，天熱時還會有些氣味。

剛開學時，張天梅總是歪歪扭扭地靠在椅背上。她與弟弟張浩辰說起話來都常像在用力吼叫，嗓門會大到破音，肢體動作也多且幅度大，最初讓人覺得難以交流。但我很快意識到，她的學習基礎和理解能力並不差，也對課堂抱有熱情。講到“米和釐米”一課時，我說一米長約等於同學雙臂張開的長度，並請學生上臺估量教室的長和寬。其他孩子還有些畏縮，張天梅直接喊了聲“我來”，沒經過我允許就站起來開始比量。等她準確地估完長和寬，我請她回到座位，又讓學生猜測教室的高度。

“三米！”張天梅坐在座位上，沒舉手，直接喊出了答案。

幾次類似的經歷後，我開始頻繁讓張天梅回答問題，並在每次回答前強調課堂規範：坐端正、先舉手、不插話。一開始她並不適應，還是習慣於靠在椅子上吼出答案，得到誇獎，也露出不屑的表情。但在這樣的正反饋下，她的表現最終突飛猛進，成了全班數學最好的學生之一。

她和我的關係也變得親近。體育課上我偶爾會和學生踢足球，她是爲數不多願意加入的女生，頂着一頭亂髮，在狹小的水泥操場上狂奔。午休時段，有時她想來問數學題，而我在宿舍裏屋休息。這時她就會“咚咚咚”地用力砸門，除非我出來，或者別的老師看到阻止她，纔會罷休。

期中考試後我們去過張天梅家家訪，即使在這個貧困山村，她家的兩間平房也稱得上破敗。那時剛過飯點，天色將暗，張天梅的父親在外打工，奶奶和母親在主屋接待我們。張浩辰正和弟弟在門前玩，見老師來了，從書包裏翻出作業假裝寫起來。張天梅則在側屋裏刷着碗。側屋的泥瓦牆未經糊平，地面的磚塊不少已碎開，柴火上燒着一鍋白菜和苞谷混成的豬食。張天梅蹲在燈光幾乎照不到的深處，將碗放進水盆裏，再拿出來一個個地用力擦拭。

看着這一幕，我好像明白了這個家裏的大姐，爲什麼即使能回答出問題，也表現得粗野和不自然，又爲什麼會在擁有證明自己、獲取關注的機會後，如此魯莽地去把握它們。

後來，我也將同樣的策略應用在沈欣、鄧心慧、王文濤，和另外幾個成績不佳、行爲不時失序，但又可以交流的學生上——

夏子潔是個安靜溫和的女孩，上課也認真，唯獨從不完成作業，甚至會偷偷將佈置的那頁習題撕掉。她的父親在村裏以不幹活、愛喝酒聞名，母親前幾年離開了家再也沒回來。和王文濤一樣，她的家庭也會成爲部分男生惡意攻擊的對象；

活潑健壯的呂曉光起初常不寫作業，衝動起來就與人打架，可他的智力、性格本是二年級男生中都發展得不錯的。一次去家訪，他母親認真地對我們說，呂曉光小時候從屋頂上摔下來過，所以“憨”（傻）了，還是弟弟更懂事、乖巧。

我在體育課上會陪一起玩，即使叛逆如沈欣，也總是搶着要和我對打羽毛球。數學課上我將學生分成幾組，只要認真思考回答，無論對錯都誇獎、加分，調動起了不少學生的表現和競爭欲。

他們要是沒做作業，我便在午休時將他們叫來補寫和糾錯，這幾個孩子也幾乎從不排斥，甚至樂在其中。這並不意味他們會做得認真——他們更享受的是坐在辦公室裏，聽我站在一旁，耐心地給他們單獨講題的感覺。

有時即使完成了作業，或並沒有什麼要問的題，他們也會來辦公室和宿舍找我。沈欣常把習題往我桌上狠狠一甩，沒好氣地對我說：“教我寫這個！”

我心裏卻是高興的，以爲看到了改變和幫助她的可能。

到了第一學期的後半段，我常在週五放學後陪學生一起走山路回家。沈欣、鄧心慧、呂曉光家在山下。隨着行人向低處走，兩側的山巒也愈發高聳起來，將我們環抱其中。但它們並不給人以壓迫感，因爲這裏地勢更爲平緩，也更接近江水和通向城市的公路。道路兩側長着松樹、粗大的竹子和作爲經濟作物的花椒樹，有時學生撿到一片脫落的幹筍衣，就站上去當成滑板來玩。他們一路上跟我們說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家養的動物，也問我們的家鄉是什麼樣的。在一處開闊地的小廣場，我們會帶他們放風箏、玩桌遊，再偶爾到小賣部爲他們買些零食。

張天梅、王文濤、夏子潔家則在山上，那裏更陡峭、植被更茂密，聚居點也離學校更遠。爲了節省時間，孩子們經常帶我們從小路手腳並用地往上爬，即使如此也要花上一個小時。一次到了中間一片空地，學生說要在這裏挖涼薯。我向遠處眺望，天空晴藍，望不到邊的羣山之上飄着稀疏的雲朵。張天梅帶着她的兩個弟弟在土裏刨了好一會兒，然後拿了一個涼薯到我面前。

“給我的嗎？”

“嗯。”她丟到我手裏，轉頭跑了。

這些往往是我一週中最輕鬆的時刻。那時我相信，但事情並不如我所願。

寒假期間，我想着爲學生購買一些禮品，卻想起支教機構一位工作人員的話。培訓時他教誨我們，無緣由的贈予可能會讓學生意識到自己的弱勢地位，

我最終買了和班級學生數量相等的禮物——有童書、筆記本、彩色鉛筆——決定讓學生按期末考試的成績次序挑選。第一學期的期末考試，二年級數學平均分不到50，在全鄉十所學校裏排倒數第一。相比於小學低年級90以下就算低分的城區學校，這是個難以置信的數字，但在這裏也不算稀奇。全鄉二年級數學平均分也沒到及格線，而我帶的一年級數學，平均分65，已經是鄉里中上等的水平。所以，我並不因此灰心，更何況我本就相信，對於這些升學概率渺茫的學生，“愛與陪伴”比提升分數更爲重要。

發放禮物當天的情形，卻和我的初衷相差甚遠。那時第二學期開學不久，當我抱着一大摞書和文具來到二年級教室，學生立刻歡呼雀躍起來。李老師的女兒已經自誇起成績，向周圍同學炫耀自己會是最先挑選的；不少男生半坐半站着，身子趴在桌上前傾，伸頭想看獎品有哪些。但也有學生臉色變了。沈欣母親寒假時就在微信上問過我她的成績，她在全班後半段，我看見她已經換上了那副不屑又惱怒的表情。

先上臺的幾個學生自然是高興的。張天梅這次發揮不好，差幾分及格，在班裏屬於中等偏上。她沉默地挑了本書。等我念到沈欣的名字，她氣沖沖地走上講臺，隨意拿了一件，便轉身下去了。成績最末的幾個孩子倒也挺開心——比如王文濤，他選了一支印着史努比的黑色水筆，眼睛笑成了兩道縫，回到座位上，還握在手裏反覆地看和把玩。

課堂繼續。沒一會兒，沈欣卻哭了起來。不是她與男生打架落敗時的大哭，而是把臉埋在胳膊裏，不想引人注意的低聲抽泣。我這才留意到，除了她，還有幾個孩子神情失落。他們都是平時和我關係不錯的：呂曉光喘着粗氣，臉變得通紅；張天梅回到了不願聽課時的姿態，向後靠在椅子上，木然地盯着自己的桌子。

我又講了會兒課，沈欣的哭聲越來越響亮。明知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我還是心軟了，主動問她：“沈欣，你怎麼了？”

“要你管。”她抬起頭，帶着哭腔和怒氣回答我。

我想了下，選擇直白說開：“我知道有的同學因爲沒有先挑選獎品而不開心。其實，這一次的考試分數也不代表你們未來的成績。老師這樣發獎品，是希望鼓勵你們繼續努力學習，今後還會給你們再買的……”

沈欣突然從椅子上坐起，胡亂撕了幾頁自己桌上的數學書，又把頭埋起來大哭。張天梅和呂曉光也開始流眼淚。其餘大部分學生則只像是被嚇到了，看着他們，沒有出聲。我繼續做了些無謂的解釋——挫折也是成長的一部分、和自己比較不要和他人比較、下次會設置進步獎——然後儘量無視這幾個孩子，硬着頭皮上完了課。

那天我心情沉重，覺得自己做了件錯事，但又不確定自己錯在哪：是發放獎品的規則設計得不對，我也成了應試教育中的加害者？還是我追問沈欣、進行解釋和彌補的行爲，反而更傷害了她的自尊心？又或者，孩子們本來就應該學會知恥而後勇，我錯就錯在之前對他們太“好”，在這種場合沒法以權威身份控制住局面，更堅定地把競爭意識教導給他們？

如今回看，我把那天發生的事情當作一種前兆。它包含了我和學生共同面對的困境：匱乏的資源、難以在教育中給予實際幫助和情感價值觀支撐（或綁架）的家庭、不得不參與應試體系卻又缺乏競爭力的成績；包含了看到這些困境後，我試圖同時扮演卻又難免衝突的角色：教師、朋友、捐助者，甚至一部分的父母；也包含了不同類型學生對這些角色的不同需求，以及對我的扮演的不同反應。

它說明的是這樣一件事：像個半途上任的三流舵手，我知道甲板漏了水，開始忙亂調整航向、摁下按鈕，反而加速了輪船的沉沒。

最先崩潰的是數學課的分組積分制度。第一學期後半段，我將二年級學生每臨近四人分成一組，每節課按各組回答次數記分，有學生違背紀律則給所在小組扣分。一週下來，積分高的組可以得到糖果或小印章的獎勵，但更大的刺激來自擊敗其他組的勝利感。這個制度起初顯著改善了兩類學生的表現：一是像沈欣、張天梅這樣，表現欲強、渴望得到同學和老師的關注，但又常以不當形式展示自己的；二是像夏子潔這樣，成績中等、上課認真，但內向拘謹的。

那段時間，我和其他老師還會讓沈欣做“紀律委員”。暴脾氣的她發起火來，會拿羽毛球拍打人，大部分學生都怕她，我便允許她記違紀學生的名字並讀出來。在享受權力的同時，她也會刻意坐得板正，面對提問高高地舉手，努力成爲制度的一部分。

但到了第二學期中段，幾個最頑皮好動的男生一開始就對此不感興趣，所在小組因爲他們扣分，他們也一副無所謂的樣子。隨之而來的，是沈欣、張天梅這樣的學生與他們的爭吵，後來她們也退出了競爭——她們總是嚷着不公平，若是因爲自己或其他組員扣了分、沒有成爲優勝者，就時常一整節課都拒絕回答問題。最後，整個制度形同虛設，甚至成爲學生上課時爭執、發脾氣的導火索，我只得停止了它。

失去了這套激勵和反饋體系，我“誘使”學生學習的手段只剩下我們的關係了。可正如學生表現的那樣，因爲我日常過於溫和、總是試圖照顧孩子們的需求，當我用這層關係去規範他們、扮演回“老師”角色時，時常引出的是更激烈的負面情緒。

午休時的單獨輔導仍在繼續，但我的時間精力有限，第二學期又生了幾次病，無法每天進行、照顧到不同學生的進度。有的孩子一週沒有輪到一次，下週再請他/她來，就生出牴觸情緒，開始拒絕。數學課的紀律越來越差，缺乏權威感和控場手段的我無從治理，而偶爾請來詹校長或其他老師代爲管教也變得無效。沈欣會在下課罵我“告狀精”，張浩辰則有次直接指着我鼻子，用帶着嘲笑的兇狠語氣說：“你真笨，管不住我們就讓別的老師來。”

後來，我學着採用“非暴力溝通”的方式，在課堂秩序渙散，或者學生做出不當行爲時，平靜坦率地說出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例如“你們是我很重視的學生，我希望與你們一起建立一個更安靜、舒適的學習環境”“這樣的行爲會讓我難受，覺得沒有被你們喜歡和尊重”。二年級學生並非不能理解這樣的表達，但大多無動於衷。

我也會單獨問他們對我什麼感受，想要什麼樣的課堂。有些平時調皮的男生在這時會想一下，認真地跟我說：“熊老師你對我們太好了，不夠兇，不打我們。你要是也兇，我們就會聽話了。”沈欣則只會甩下“你別來管我”“上學煩死了，X老師前幾天還罵我”，就拒絕進一步交流。

有幾次，面對失控的課堂，我實在控制不住流了眼淚。那種流淚不指向失望、生氣，也不包含任何邏輯和思考。它只是疲憊和無力的產物。這時往往會有幾個男生大聲喊道：“別鬧了，你們把熊老師都惹哭了。”我也知道這樣的行爲並不專業，會盡快收拾下情緒，再用平和語氣向他們表述我剛纔的心情和對他們的期待。課堂會安靜一會兒，但通常也維持不了太久。

一天，這樣的事發生後，鄧心慧在晚上用她母親的手機給我發了條微信：

“熊老師，對不起，我不應該這樣的我以後會好好聽課你原諒我，好不好”

我回道：“好，希望你能夠做到。”其實我已經不記得她那天的表現了。

過了半小時，她又發來消息：

“熊老師，求求你給我潘老師電話號碼”

潘老師是在我之前來到這裏的支教老師，帶過他們學前班和一年級。有時數學題涉及到不同地名，我想着給學生拓展些知識，會在電子白板上搜出中國地圖，二年級學生就會問潘老師的家鄉黑龍江在哪。我不知道在對我的愧疚和對潘老師的想念之間，鄧心慧建立起的是怎樣一種情感關聯，也不知道我給了她電話號碼之後，她有沒有打去電話、聊了些什麼。但鄧心慧的表現確實有所改變。她逐漸不再用攻擊性的方式對待我，上課也積極許多，即使遇到不會的問題，也常要舉手回答。

某個週五放學我陪他們回家，路上鄧心慧問我的生日，我只模糊說了五月。五一假期結束的第一天，她在數學課後給我送來一張畫。我打開一看，上面畫着蛋糕和飛舞的蝴蝶。

我當然會因此高興，但已不像之前，從中汲取到不切實際的樂觀。鄧心慧的數學基礎太薄弱，自主完成作業也依然喫力。學習熱情的短暫提升，還沒法反映到她的成績上，更沒法讓她產生成就感的正反饋。至於她理解和表達感情的方式，真的會因爲我而改變嗎？我想到她與潘老師的關係，想到我與她相處最多也不過兩三年時間，再想到高年級後她要轉去鄉里的中心校，那裏一個教室擠滿五六十個學生，像她這樣成績、性格、家庭都不突出的孩子很難得到老師單獨關注，就不能再想下去了。

況且，更多孩子呈現的是相反的趨勢。五一後，作爲一年級的班主任，我準備了些種子，讓學生分組培養兩株向日葵。這本是個簡單的班級管理活動，用以豐富教室環境、提升他們的集體感和責任心，二年級班主任也開展過類似的。結果沈欣和幾個二年級女生看到，再次拿“偏心”指責我。第一株向日葵發芽後，一年級的常跑來和我說，二年級學生會站在他們班門口，威脅要把它掐斷。

一天晨讀，一羣一年級孩子委屈地抱着花盆來宿舍找我。花盆裏的綠芽殘留無幾，露出更青翠柔嫩的截面。我看着它，想着自己之前的所作所爲，是讓這些心靈變得更加柔軟了，還是更加堅硬。

一位同事這麼評價我和學生的關係：“當一個孩子在不安全、不穩定的環境裏成長久了，你突然給他/她一個特別安全自由的空間，他/她釋放肯定不只是善，也有惡。”

這是個殘酷的事實。更殘酷的事實是，我爲他們創建一個安全空間的嘗試，於我、於他們，可能最終都是一場幻覺。

到了六月，我不得不承認我在二年級的教學失敗了。課堂紀律不受控制，學生成績依然在全鄉倒數。在一次試圖把張浩辰拉回座位的嘗試中，他先是咬我，又把我的胳膊掐出了血；沈欣則學會了不停質問我“爲什麼要上學”，我用大道理解釋，她就用手指堵上耳朵。臨近期末考試，我只得與另外幾位老師換課，讓他們代我進行教學。

“爲什麼要上學”的提問並非出於純然無知。恰恰相反，它體現的是孩子們對於自身境遇的敏感。小賣部老闆問及我的學歷和現在這份志願工作的收入，下意識問的是“喲，那你家供你讀書要花多少錢啊”。沈欣的哥哥在村小名列前茅，但到了鄉里的中心校讀五年級，成績只能排到中等。我聽其他孩子說，他已經染了頭髮，開始和校園裏有名的小混混玩在一起。而從鄉里考到縣城讀高中，又是一件並不容易的事——初中畢業後就去打工，是不少學生哥哥姐姐的命運。

一次我和一個叫呂維斌的四年級男生聊天，說到他在縣城讀高三的哥哥。我問他哥哥的成績，呂維斌笑了：“他模考只能考三、四百分，應該也上不了什麼大學吧。”

“那他準備去做什麼？”

“前幾天我哥回家，我爸還問他這個。他說考不上大學就去當兵。”

“那你呢，你想做什麼？”

“嗯……”他想了一會兒，沒說出個答案。

“那你有什麼崇拜的人？”

“你知道飛姐嗎？”他興奮起來。“我在快手上經常看到她，她特別厲害，在貴陽做電商賣東西，掙了好多錢，還有好多徒弟。”

我想起自己老師的身份，抓住機會教育他。“我老家也有一個類似的，叫小楊哥，你是不是也刷到過。”呂維斌點點頭。“他們雖然學歷不高，沒上過什麼好大學，但肯定也是很努力、動腦子的，對吧？設計那些短視頻的創意、鍛鍊直播時的口才，都是不容易的。所以你們也是，不能只看人家成功後的結果。不論想做什麼，本質都是和在學校學習一樣，要找到自己的興趣點，花時間鑽研。不然渾渾噩噩的，做什麼都不會有好結果。”

“不然就要去廣東打螺絲了。”他用雙手做出在短視頻上學到的“打螺絲”手勢，又笑了。

我又問他，身邊的人裏，有什麼他崇拜的榜樣。

他說他覺得他的表姐很厲害。她中考的分數過了普高線，家裏人想送她去縣城讀高中，還說只要她去讀，電腦、智能手機都可以給她買。可她覺得讀高中壓力大，也不一定有什麼好結果，還要花家裏的一筆錢。後來她去昆明打工，在餐廳當服務員，又認識了個男朋友。過年前，兩個人打視頻回家，背後是一排漂亮的運動鞋，一個個問家裏的小輩親戚喜歡哪雙。

呂維斌指着腳上印着NKIE的金色籃球鞋：“這就是我表姐、表姐夫給我買的，帥吧。”

支教後，我常想起同在西南山區的張桂梅，想到的不是“情懷”“堅守”，而是報道中她拿着喇叭訓斥學生、要求女生一律剪短髮的嚴厲形象。在她的“成功”面前，我最初懷揣的支教想象似乎過於幼稚了。後現代的人們希冀從現代秩序中獲得自我解放，但前現代的社會是否要先經過規訓，才能進入現代？是不是隻有這樣一種方式，才能將一種秩序、一種評判標準灌入到這些孩子體內？但難道不正是這種秩序，從根本上將他們置於弱勢地位，先加劇了經濟資源的不平等，又以“野”“愚昧”“不上進”之名對他們進行道德譴責？

後來，我聽幾個四年級男生說他們喜歡科比，常在快手看他的集錦視頻，便從家帶了本科比的畫冊。高中時，我和一位同學都熱衷於與狹隘勢利的班主任作對，被髮配到看不見黑板的角落做同桌，經常一同幻想着推翻世間所有舊秩序。高二結束，我選擇退出這個所謂的理科實驗班，他送了我這本畫冊，扉頁寫了句科比的話作爲寄語：“Everything negative is an opportunity for me to rise.（一切消極的事物都是我崛起的機會。）”

把畫冊放到四年級圖書角時，我把這句話解釋給湊過來的男生聽。他們翻了翻畫冊，興趣寥寥，靜態的圖像顯然沒有短視頻生動。這些孩子對秩序的無感來自於他們向來都在秩序的邊緣，對比之下，我當年試圖超越和重塑秩序的“叛逆”，簡直如同一種特權。讓人崛起的，從來都不可能是消極的事物本身。

七月初的一天早上，天空飄着細雨，薄霧籠罩着江峽和半山腰上的學校。這是我支教第一年在這裏的最後一天了——一二年級即將開始第二天的期末考試，不用監考的我便可以提前離開。我站在大門口，拉着箱子，等待着來接我的車。

前一天，來監考的鄉中心校老師帶來了不確定的消息：我們村小總共只有五六十個學生，按照現行政策，下一學期有可能整體合併到鄉里或其他村點大校，也可能先並新的一年級，等到現有年級全部畢業，便自然消亡。有的家長已經聽說了風聲，提前做了在鄉里租房子陪讀，或者讓孩子跟着在外打工的爸爸媽媽，去省會、東部讀書的準備。但更多家庭只是被動等待着決定正式通知的那一天。在教育這件事上，他們擁有的能動性向來有限。

我正擔心着下學年還能不能回到這所學校、見到這些孩子，幾個二年級學生看見了我。最後兩週我沒有給他們上過課，他們和我的關係倒也沒有因此疏遠。沈欣、鄧心慧則採用了另一種方式威脅我，說我要是再不給他們上課，她們以後就天天在課上搗亂。

“熊老師，你要走了嗎？”他們跑到我身旁問。

“嗯。”

“那你下個學期還回不回來？”一個男生瞪着大眼睛問我。

我猶豫了下，篤定地回答了他：“我會回來的。”

車子來了。一幕幕熟悉的景色和雨滴一同，沿着窗戶飛快地向後逝去：漫山遍野的花椒樹、我們和孩子們一起玩耍過的小廣場、渾濁的江水、如同睡獸般沉默雄壯的羣山。我想着我和他們的相處，想着記憶中那些歡樂、親密、無奈與挫敗，幾滴不同於過去一年其他時刻的眼淚，就流了下來。

夏天，我回到了城市。在香港西九龍，M+博物館門外的草坪上，我看見幾個十幾歲的男生穿着白色襯衫、黑色長袍，頸上繫着綬帶，手捧鮮花在拍小學或初中的畢業照。他們身後是碧海藍天和維港兩岸的華麗天際線，旁邊幾個更小的孩子在追逐打鬧，用英文罵着彼此“cheater”。在家鄉，一座二線省會，聽我說鄉村學校還有體罰，一位在省示範中學當英語老師的親戚驚訝地問：“他們的家長沒有意見？他們不會拿自殺、抑鬱症威脅你們？”她坐在飯桌另一側的兒子，一路考上了頂尖985的本科、碩士，如今研二卻吵着要退學，說再也受不了實驗室的沉悶枯燥。我問他想做什麼，他說，別的他都沒做過，所以他也不知道。

他們比我的學生更幸福嗎？他們生活的世界，和我的學生的，究竟是相互割裂，還是不過是同一座金字塔的不同切面？而在城市的教育、工作、生活裏也時常找不到位置的我，又憑什麼相信，到了鄉村，自己能成爲扔出救生圈的那個人。

暑假期間，呂維斌從快手上給我發過幾次私信。他說他遇到蛇了，又說他哥哥高考考得不好，已經去了廣東打工，他盼着哥哥回來，這樣就可以有人陪他玩。他讓我給他拍我家的照片，普通的城市小區，他回我“好漂亮的城市啊”“你家太有實力了”。我問他暑假作業寫了多少，他說：“一字沒寫，除了扯花椒還是扯花椒，沒有時間寫。”比起數學題目，他更熟悉的是往年最高賣到五十塊一斤的花椒，前兩年還能賣二三十，今年只賣到十多塊。

低年級的孩子沒聯繫過我，我卻常常夢見他們。有次我夢見在放學的山路上，我們幾個老師和孩子們走着走着，突然被一片大霧籠罩。等穿過雲霧走到山下，我們都老了，學生們都長大了，學前班的都不再要我們揹着或牽着了。其中一個最可愛的孩子變成最成熟的大人，帶我們坐上一班火車，去找她不存在的爸爸媽媽。火車穿過大山腹部的隧道，車廂一片漆黑。我們就坐在黑暗中，聽着自己虛弱又響亮的呼吸。

（文中人名經模糊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