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諾獎得主韓江發表獲獎演講：歷史可以幫助當下，讓文字傳遞愛的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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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12日，今年諾獎在斯德哥爾摩和奧斯陸開啓爲期一週的諾獎周活動。活動期間，獲獎者將爲諾貝爾獎博物館捐贈一件有特殊意義的物件，與讀者展開多場活動交流，發表獲獎演說，並參加頒獎典禮。
韓國作家韓江因“強烈的詩意散文直面歷史創傷，揭露人類生命的脆弱”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10月10日，獲獎消息揭曉後，她隨後表示出於世界仍處於戰爭陰影而拒絕爲自己獲獎開新聞發佈會，但已答應瑞典學院前往領獎。
北京時間12月8日凌晨，韓江在瑞典學院現場作了題爲《光與線》（Light and Thread）的獲獎演講。在演講中，她從童年寫下的詩句開始，講述了每一部作品背後的創作心路，而始終困擾她的問題是，“爲什麼世界如此暴力和痛苦？然而，世界爲何又如此美麗？”如今她意識到，只因爲她文字背後對人類懷有的愛，促使她一次次重返歷史現場，讓情感沿着文字之線，傳遞給一個個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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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圖將我作爲一個血液在體內流淌的凡人所感受到的那些鮮活感官注入到我的句子中，就好像我在釋放電流一樣。當我感覺到這種電流傳遞到讀者時，我感到震撼並深受感動。在這些瞬間，我再次體驗到將我們連接起來的語言之線，以及我的問題如何通過這種有生命的電流與讀者發生聯繫。”
演講全文已在諾獎官網發佈（對全世界報紙媒體開放發表許可），以下爲演講內容，由本文編輯鄭周明從英文版編譯。
演講結束後韓江在臺下交流 & 本屆獲獎者的獲獎證書 © Nobel Prize Outreach
韓江：光與線 （約6000字）
▲ 諾貝爾獎博物館的椅子簽名環節，韓江在此前兩位獲獎者安妮·埃爾諾、約恩·福瑟簽名旁簽下自己姓名
今年一月，當我整理儲藏室準備搬家時，發現了一箇舊鞋盒。打開盒子，裏面有幾本追溯到我童年時期的日記。在這堆日記中，有一本小冊子，上面用鉛筆寫着“詩集”。這本小冊子很薄：五張粗糙的A5紙對摺，用訂書釘裝訂成冊。我在標題下畫了兩條鋸齒狀的線，一條向上延伸成六級階梯，另一條向下傾斜形成七級階梯。這是一種封面插圖嗎？還是隻是一種塗鴉？小冊子的背面寫着“1979年”和我的名字，內頁上工整的鉛筆字記錄了八首詩，每頁底部標註了按時間順序排列的日期。八歲時的我寫下的這些詩句純真且稚嫩，但其中一首四月寫下的詩吸引了我的目光。詩的開頭是這樣的：
“愛在哪裏？
它在我跳動的胸膛裏。
愛是什麼？
它是連接我們心靈的金線。”
一瞬間，我彷彿回到了四十年前，回到了那個下午製作小冊子的情景。我短短的、粗拙的鉛筆，上面套着圓珠筆帽的延長器，橡皮屑散落一桌，從父親房間偷偷拿來的大號訂書機。這些都歷歷在目。我記得，在得知我們一家即將搬到首爾後，我突發奇想，把零散寫在紙片、筆記本和作業本邊緣以及日記間隙中的詩句收集起來，整理成一本書。我也記得，小冊子完成後，我出於某種無法解釋的原因，不想讓任何人看到它。
在把日記和小冊子放回原位並蓋上盒蓋之前，我用手機拍下了那首詩。我這樣做是因爲我覺得，那時寫下的某些詞語與現在的自己之間存在某種聯繫。在我的胸膛內，在我跳動的心中，在我們的心之間。那連接的金線，那散發着光芒的線。
十四年後，隨着我的第一首詩發表，緊接着次年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也問世，我成爲了一名作家。又過了五年，我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這部作品歷時三年完成。我對寫詩和短篇小說的過程一直充滿興趣，但長篇小說卻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我的書通常需要一到七年才能完成，爲此我付出了相當大的一部分個人生活。這種代價卻正是吸引我投身創作的原因——能夠沉浸於那些我認爲至關重要且迫切的問題中，甚至願意接受這種交換。
每當我創作一部小說時，我都需要忍受這些問題，生活在它們之中。當我到達這些問題的盡頭時——這並不意味着我找到了答案——便是寫作的結束。到那時，我已經不再是最初的自己，而是從這種改變的狀態開始新的創作。接着是下一個問題，像鏈條上的一環，或像多米諾骨牌，彼此疊加、連接、延續，推動我去寫新的東西。
▲ 磨鐵｜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版
在創作我的第三部小說《素食者》時，我花了2003年至2005年的時間，徘徊於以下痛苦的問題中：一個人是否可以完全純潔無瑕？我們能拒絕暴力到何種程度？一個拒絕成爲“人類”這一物種的人會經歷什麼？
故事的主人公英惠爲了拒絕暴力選擇素食，最終她甚至除了水以外不再進食，認爲自己已經變成了一株植物。諷刺的是，她爲了“拯救自己”而快速走向死亡。英惠和她的姐姐仁惠——實際上是共同的主角——在毀滅性的噩夢和創傷中無聲地尖叫，但最終仍然在一起。我將最後一幕設置在一輛救護車內，因爲我希望英惠在故事的世界中仍然活着。車子在熾綠的樹葉下的山路上疾馳，警醒的姐姐凝視窗外，也許在等待回應，也許是在抗議。這部小說始終處於提問的狀態：凝視與抗拒，等待回應。
▲ 磨鐵｜九州出版社2023版
創作第五部小說《失語者》時，我又更進一步。如果我們必須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究竟是什麼樣的瞬間讓這一切成爲可能？一位失去語言的女性與一位正在失明的男性，在靜默和黑暗中行走，直到他們孤獨的道路交匯。我試圖捕捉故事中那些觸感鮮明的瞬間。小說在自己的緩慢節奏中推進，穿越靜默和黑暗，直到女性伸出手，在男性的掌心寫下幾個字。那個瞬間彷彿無限延伸，變成永恆。在這片刻中，這兩個角色展現了他們最柔軟的部分。我在這裏試圖詢問：是否正是通過凝視人類最柔軟的部分，感受那不可否認的溫暖，我們才能在這個短暫、暴力的世界中繼續活下去？
當這個問題結束後，我開始思考下一本書。這是2012年春天，在《失語者》出版不久。我告訴自己，我要寫一部進一步邁向光明與溫暖的小說。這是一部充滿透明感和生機的作品。我很快找到一個標題，並寫了20頁的初稿。然而，我被迫停下。我意識到，內心深處有某種東西阻礙着我寫這部小說。
我九歲時，一家人在1980年1月離開光州。幾年後，當我無意中在書架上看到一本《光州照片集》時，我已經十二歲。我趁大人不在的時候翻閱了它。此後，這成爲了我關於人類的一個根本問題：人類爲何對同類施加如此暴行？在我的心中結成一個我無法解開的結。
於是，在2012年那個春天，當我嘗試寫一部光輝而充滿生命力的小說時，這個未解的問題再次出現在我的面前。我早已失去了對人類根深蒂固的信任。那麼，我又該如何擁抱這個世界？我意識到，如果我想繼續前行，就必須面對這個看似無解的難題。我明白，寫作是我唯一能突破並超越這一切的方式。
那一年大部分時間，我都在勾勒我的小說，想象1980年5月的光州將成爲書中的一部分。我對自己說，這本小說不會僅僅將光州作爲一個背景，而是要正視它。
在爲小說研究的這段時期，有兩個問題常常佔據我的腦海。在二十多歲時，我曾在每本新日記的第一頁寫下這兩句話：
“現在能否幫助過去？
活着的人能否拯救死者？
隨着閱讀的深入，這些問題顯然是無法回答的。在對人類最黑暗面的持續探尋中，我長久以來破碎的對人性的信念徹底崩塌。我幾乎放棄了這部小說。然而，我讀到了一個年輕夜校教師的日記，日記中寫道：“爲什麼我必須有如此刺痛我的良知？我多麼想活下去。”
讀到這些話時，我彷彿瞬間被閃電擊中，明白了這部小說的方向，也意識到我的兩個問題必須反轉：
“過去能否幫助現在？
死者能否拯救活着的人？
▲ 《少年來了》韓文版封面
後來，在寫成《少年來了》這部小說的過程中，我在某些時刻確實感受到，過去在幫助現在，死者在拯救活着的人。
那本照片集留給我的問題長久縈繞：人類爲何如此暴力？然而，爲何人類又能與如此壓倒性的暴力相對抗？作爲一種被稱爲“人類”的物種，這意味着什麼？爲了在人類暴行與人類尊嚴這兩座深淵之間的空白中找到通向未來的道路，我需要死者的幫助。就像小說《少年來了》中，孩子東浩拉着母親的手，試圖將她引向陽光一樣。
當然，我無法改變已發生的事，無法補償死者、倖存者或他們的家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將我的身體中流動的感知、情感和生命力借給他們。懷着這樣的願望，我在小說的開頭和結尾都點亮了一支蠟燭。在開篇，我描寫了市體育館中，十五歲的東浩爲屍體鋪上白布並點燃蠟燭的場景。他凝視着每支蠟燭淡藍色的火焰。
這部小說的韓文標題是《소년이 온다》。“온다”是動詞“오다”（來）的現在時。當少年以第二人稱“你”被稱呼時，他在微弱的光線中醒來，朝着現在走來，他的步伐是一個靈魂的步伐。他逐漸靠近，化爲當下。當我們用“光州”指代一個人類殘暴和人類尊嚴並存至極的時間與地點時，這個名字不再是一個獨特的專有名詞，而是變成一個普通名詞。正如我在寫這本書時所領悟的，它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時間和空間來到我們面前，並永遠以現在時存在。即使是現在。
當這本書最終完成並於2014年春天出版時，讀者向我傾訴他們在閱讀過程中感受到的痛苦，這讓我感到意外。我不得不停下來思考：我在寫作過程中感受到的痛苦，與讀者對我表達的痛苦之間，有什麼聯繫？這種痛苦背後可能隱藏着什麼？是不是因爲我們想要對人性抱有信念，而當這種信念被動搖時，我們感到自身的某種根基也被摧毀了？是不是因爲我們想要愛人類，而當這種愛被打碎時，我們便陷入了這種撕心裂肺的痛苦之中？愛是否會帶來痛苦，而某種痛苦是否正是愛的證明？
同年的六月，我做了一個夢。夢裏，我穿過一片遼闊的平原，稀稀落落地下着雪。無數的黑色樹樁點綴在平原上，而每一根樹樁後面都藏着一個墳堆。忽然，我踩進了水裏，回頭一看，發現遠處我以爲是地平線的地方，海水正在湧入這片平原。爲什麼這樣的地方會有墳墓？我感到疑惑。那些靠近海邊的低矮墳堆裏的骨頭，難道不會被海水沖走嗎？而那些靠上的墳堆，我是不是至少應該趕緊把骨頭遷走呢？可我能怎麼辦呢？我甚至沒有一把鏟子。我醒來後，盯着依舊漆黑的窗外，隱約感覺到這個夢在向我傳遞某些重要的信息。寫下這個夢後，我記得自己曾想，這也許是我下一部小說的開端。
然而，我並沒有清晰的方向。於是我嘗試構思一些可能從那個夢中延伸出來的故事，但一一放棄。直到2017年12月，我在濟州島租了一間房，接下來的兩年間，我在濟州與首爾之間來回往返。在濟州的森林裏、海邊以及村路上漫步，感受着每一刻濟州強烈的天氣——風、光、雪和雨——我漸漸捕捉到這部小說的輪廓。與《少年來了》相似，我閱讀了關於屠殺倖存者的證詞，仔細研究資料，然後儘可能剋制地、毫不迴避那些幾乎難以言說的殘酷細節，寫下了後來成爲《不做告別》的作品。這本書最終在我夢到那些黑色樹樁和洶湧海水後的七年間問世。
▲ 磨鐵｜九州出版社2024版
在爲這本書工作的筆記本里，我寫下了以下內容：
“生命追求生存。生命是溫暖的。
死亡意味着變得冰冷。雪落在臉上卻不會融化。
殺戮意味着讓生命變得冰冷。
人類在歷史中，人類在宇宙中。
風與海流。連通整個世界的水與空氣的循環流動。
我們是相連的。我祈禱我們是相連的。”
小說由三部分組成。如果說第一部分是一次橫向的旅程，跟隨敘述者慶荷從首爾穿過大雪來到朋友仁善的濟州的家，去解救她被委託照看的寵物鳥，那麼第二部分則是一段縱向的旅程，帶領慶荷與仁善回到人類最黑暗的夜晚之一——1948年濟州平民被屠殺的冬天——並深入海底。而在第三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二人共同在海底點燃了一支蠟燭。
儘管小說由兩位朋友推動前行，就像她們輪流舉着那支蠟燭，但小說真正的主角，以及與慶荷和仁善都有聯繫的人，是仁善的母親正心。她在濟州的屠殺中倖存下來，爲了找到自己至親的一塊骨頭，能夠舉行一場體面的葬禮，她不斷抗爭。她拒絕停止哀悼，承受着痛苦，對抗遺忘，不肯說再見。在關注她的生活時——她的生活長期被同等密度和熱度的痛苦與愛所炙烤——我想我在問的是這樣的問題：我們可以愛到什麼程度？我們的極限在哪裏？爲了在生命的盡頭依然保持作爲人的本質，我們究竟需要愛到什麼程度？
▲ 磨鐵｜四川文藝出版社2022版
距韓文版《不做告別》出版已經三年了，而我的下一部小說仍未完成。而我原以爲會緊隨其後的那本書，也已經等待我很久了。這本書在形式上與《白》有聯繫，我寫《白》時的初衷，是希望能短暫地將我的生命借給那位在出生僅僅兩個小時後就離開人世的姐姐，也希望能探尋我們身上那些無論經歷什麼都無法摧毀的部分。像往常一樣，我無法預測任何作品會何時完成，但我會繼續寫下去，哪怕速度很慢。我會跨過那些我已寫過的書，繼續前行，直到轉過一個彎，再也看不到它們的身影。一直走到我生命所能抵達的最遠處。
當我遠離它們時，我的書也將獨立於我繼續它們自己的生命，按照它們的命運去遠行。正如那兩位姐妹，她們將永遠待在那輛救護車裏，在擋風玻璃外綠色的火光中一起向前。正如那個女人，她即將重新開口說話，但此刻卻在黑暗與靜謐中，用手指在男人的掌心寫下文字。正如我的姐姐，她僅僅在這個世界上停留了兩個小時，和我那年輕的母親，她一直懇求她的嬰兒：“別死，求你別死”，直到最後一刻。那些靈魂會走多遠——那些在我閉上的眼皮後匯聚成深橙色光芒的靈魂，那些將我包裹在無法言喻的溫暖光線中的靈魂？那些蠟燭會走多遠——在每個屠殺現場，在每一個被無法想象的暴力摧毀的時間和地點點燃的蠟燭，那些由發誓永不說再見的人們高舉的蠟燭？它們會沿着一根金色的線，從一根燈芯傳遞到另一根燈芯，從一顆心傳遞到另一顆心嗎？
我從舊鞋盒裏翻出的那本小冊子裏，過去的自己在1979年4月問了這樣的問題：
“愛在哪裏？
什麼是愛？
而直到2021年秋天，《不做告別》出版時，我始終認爲，有兩個問題是我的核心：
爲什麼世界如此暴力和痛苦？
然而，世界爲何又如此美麗？”
很長一段時間，我相信，這兩句話之間的張力和內心掙扎是我寫作的驅動力。從我的第一部小說到最近的一部，伴隨我思考的問題不斷變化和延展，但這兩句始終不變。然而，兩三年前，我開始產生疑問。難道我真的只是從2014年春天《少年來了》韓文版出版後，纔開始問自己關於愛的事情——關於將我們連接起來的痛苦？從我最早的小說到最近的作品，我最深層的追問難道不是一直指向愛嗎？愛會不會其實是我生命中最古老、最根本的基調？
▲ 磨鐵｜四川文藝出版社2023版
1979年4月，那個孩子寫道：“愛在一個叫‘我內心’的私密地方。（它在我撲通撲通跳動的胸膛裏。）”至於什麼是愛，她的回答是：“它是連接我們心靈之間的金色線。”
當我寫作時，我使用我的身體。我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聽，用鼻子去聞，用舌頭去嘗，用心去感受溫柔、溫暖、寒冷和痛苦。我注意到我的心跳加速，注意到我的身體需要食物和水，注意到我在行走和奔跑，注意到風、雨、雪落在我皮膚上的觸感，注意到牽手的感覺。我試圖將我作爲一個血液在體內流淌的凡人所感受到的那些鮮活感官注入到我的句子中，就好像我在釋放電流一樣。當我感覺到這種電流傳遞到讀者時，我感到震撼並深受感動。在這些瞬間，我再次體驗到將我們連接起來的語言之線，以及我的問題如何通過這種有生命的電流與讀者發生聯繫。我想向所有通過這條線與我產生聯繫的人，以及所有未來可能會這樣做的人，表達我最深切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