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婦女土地權，最漫長的抗爭
村莊裏的女性，常常因大齡未婚、結婚、離婚、喪偶等原因被奪權。2023年8月，一位浙江女性的微博被轉發過2.6萬次——她因與外地男性結婚，成了“出嫁女”，一張薄薄的結婚證，她失去了120100元的土地徵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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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莊裏的女性，常常因大齡未婚、結婚、離婚、喪偶等原因被奪權。2023年8月，一位浙江女性的微博被轉發過2.6萬次——她因與外地男性結婚，成了“出嫁女”，一張薄薄的結婚證，她失去了120100元的土地徵用款。
這部法律，是歷史上第一次對“何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作出規定：“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不得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戶無男性等爲由，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它的出臺，或許會改變某些現實，讓失權者得到救濟。
林麗霞是北京千千律所婦女土地權益項目的負責人，過去20多年，在北京北四環一間居民樓改造而成的辦公室裏，她和同事們接到過超過3000位農村女性的求助，盡己所能爲她們奔走，但最後能勝訴的女性，不足一成。
這是一條漫長、艱難的道路。每日人物曾去往浙江和廣東，見到了幾位“出嫁女”。她們有的相當年輕，剛因爲結婚而失去了土地補償款，眼裏還有不甘和錚錚；有的被家人和村莊“驅逐”，磨得沒了心氣，蝸居在昏暗的出租房裏；還有的住在村莊邊緣，當我們走在村裏，她會縮起脖子聳着肩，小心翼翼地溜着邊兒。但相同的是，她們都堅信，自己不應該因爲性別而失權。
如何將這些不甘，轉化爲改變現實的力量？這些年，林麗霞和她的同事們做了大量的工作，試圖建立一條溝通途徑。她們爲基層女性維權，也通過大量的信息、數據、資料和研討會，盡力影響決策層。她們在村莊推廣具有平等視角的村規民約，也試圖通過地方法院和婦聯，改變局部的小氣候。
2023年初，《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公開向社會徵求意見，林麗霞與千千律所的同事們，第一時間提交了修改建議，有上萬人轉發。
之後我們一共見過林麗霞三次，訪談超過10小時，我們聊起這20年她見過的那些女性，她們的柔軟與倔強，爲了爭取權益，她們做過哪些努力，以及圍繞農村婦女土地權的法治細節。
每次見面，林麗霞給人的印象都是恆定的：她瘦瘦的，綁着馬尾，在溫度不高的辦公室裏裹着羽絨服，手握一杯茶。無論我們談到的內容如何驚心動魄，讓人憤怒或嘆息，她總是顯得平靜、堅定，少有激烈的情緒表達。或許正是這樣一種恆定的精神力量，才能支持一個人、一個組織，在這樣一件事情上堅持20年之久。
以下是林麗霞的講述：
不婚也失權，結婚也失權，離婚也失權
我是四川人，最早是在老家的一所中學做生物老師。總是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就希望能走出來，能見得更多。1995年我來到北京學英語，也是很偶然，1997年，一位老師推薦我到千千律所（當時叫北大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工作。我覺得這個工作蠻有意思的，一是可以幫助女性，二是可以瞭解社會，就留下來了。
最初我是從行政工作做起，並在職讀了法律的研究生，之後開始協助律師參與案件辦理。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看到時代議題不斷變化：從婦女追薪討酬等勞動權的問題，到離婚孩子撫養、財產分割等婚姻家庭問題，再到家庭暴力、職場性騷擾，最後，我開始負責農村婦女土地權項目。
大概是2005年左右，就在這個辦公室，從南寧來了幾十個人，都是出嫁女。當時她們狀況很不好，沒地方住，南方芭蕉葉不是很大嗎？她們就砍點毛竹、樹幹，在上面蓋上芭蕉葉，遮風擋雨，一家人就這麼生存。當時給人的震撼是挺大的。
2005年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時間節點。當時城市化進程加快，發展得早的廣東、廣西這些地區，出嫁女的糾紛已經有了，內陸地區城鎮化建設開始，也有了徵地、拆遷安置問題，我們就開始接到來自全國各地的求助電話。她們有的是看到了媒體報道，有的是口口相傳，就這麼找過來了。
“出嫁女”羣體其實是很大的，因爲未婚、結婚、喪偶、離婚、再婚而喪失了權利的女性，都可以被稱爲出嫁女——現實就是這麼定義的——你沒結婚，但只要家裏有兒子，你終究都是要出嫁的；結了婚，你就屬於夫家了；你喪偶了，他們也覺得，你肯定會再婚；離婚了也是一樣。總的來說，女性會因爲婚姻而流動，她們的權利，也因爲這種流動，而得不到保障。
各種失權的情況，我們都遇到過：
沒結婚就失權的——在湖南湘潭，有個村的村規民約就規定，“年滿28週歲的未婚女性，不得參與任何分配”。村裏有個家庭，有3個女兒和1個兒子，當時大女兒已結婚，戶口未遷出，結婚後就失去了分配權；另兩個女兒，滿28歲之後，也被取消了待遇。兩個小女兒不服氣，去起訴，法院還判她們勝訴了，讓村裏把徵地補償款給她們，其實每人也就一兩千塊錢，但村裏就是不給。
當時我和我的同事去了當地，我們就想知道，爲什麼不執行？村裏的賬戶，歸鄉鎮財政所管理，我們就去查，村裏到底有沒有錢，發現戶頭上確實沒錢，但有個出嫁女發現，誒，怎麼我們村這個人戶頭上有300萬？實際上，村裏故意把錢挪到了這人的賬上。我們就跟鄉鎮談，爲什麼不能強制執行呢，鄉鎮就說，之前村集體的幹部帶着很多男性村民來過了，他們說，鄉鎮要是敢給錢，他們到時候就來圍攻鄉鎮政府。政府也害怕，出嫁女畢竟是少數，而這個村，是幾千人的利益共同體。
結了婚就失權的——在湖北天門，有個家庭有兩個孩子，哥哥是村會計，妹妹是高度殘疾，妹妹這種情況，在當地找對象很難，但這地方比較富裕，就找了一個偏遠農村的小夥子入贅，戶口也遷過來了，還生了兩個孩子，妹妹自己也能幹，是個裁縫。後來遇到徵地拆遷，村裏就不認她這一家。
我們當時也去了，鄉鎮幹部就說，“你看，連她哥哥都不同意給。”我們就問她哥哥，爲什麼不同意？她哥哥說，如果給了，那以後大家結婚後都不願意走了，不能因爲她有特殊情況，就額外照顧。他們就覺得，所有的女性，只要家裏有兒子，你結婚之後都應該走，權利去婆家享有。這是他們根深蒂固的觀念。
還有再婚女性的隨遷子女失權的——廣西南寧的葛女士給我們打電話求助，說她媽媽帶着她和弟弟，嫁給了繼父，但是後來母親和繼父都去世了。繼父一走，村裏就很排斥他們，不給他們村民待遇，說他們不是這個村的血脈。儘管在法律上，繼子女、合法收養的子女，和親生子女的權利是一樣的。但村裏不管，他們還是認可血脈關係。
之前在《一席》的演講中我說過，“當這些失去土地的婦女站出來維權時，她們往往會變成一個家庭、一個村莊的敵人”，這是真的。我們真正去到村裏，去辦這些案子，你就會感覺到，阻力確實很大，甚至會遇到村民來圍攻。
我記得2014年，我和中央黨校的李慧英老師，去青海一個村子，想協調解決出嫁女的拆遷安置問題。去之前就知道，可能很難，矛盾太深了，當地法院也不受理出嫁女的訴求。這個村的男性村民，每人安置一套房，父母也有一套，一家兩個兒子，就有三套房，那房子我們看了，確實很好。但是出嫁女就什麼都沒有，她們只能跑到很邊緣的城郊，租的是100塊錢一個月的破平房。
我們到村裏，想找村幹部聊一聊。發現通往村兩委辦公室的樓道，有一道大鐵門，根本上不去，人家先問你有什麼事，再就說，人不在。走在村裏，人家都是用異樣的眼光來看我們，你的衣着，你背的包，他們就知道你是外來的人，不願意跟你說話。
“分明是我自己的權利，爲什麼別人來表決？”
爲什麼出嫁女維權這麼難，2004年我們開始接手大量這類案件，很快就發現，這類案件都有一個共同的困境——那就是，關於成員身份問題，沒有法律依據。
法院通常會認爲，出嫁女的權利，首先需要確認她們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是成員，才能享受成員待遇。但我國當時的法律，並沒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認定標準。當然原則性規定是有的，比如《婦女權益保障法》《農村土地承包法》，都有關於男女平等且平等享有土地權利的規定，《民法》裏還有平等公平的原則，這些都可以用。
只不過很多時候，法院覺得，既然標準沒有完全明確，那這一類案件，他們要麼不受理，要麼受理了再駁回。最終的走向，都是推給村民自治。
我看很多專家學者寫文章都說，中國很大，農村很複雜，關於成員資格問題，不適合做詳細規定，應該交給村民自治去決定。但這20年，我們接觸了這麼多具體案例，我覺得，儘管全國很大，農村很複雜，但根本問題是一樣的——那就是對婚嫁女性的歧視和排斥。單純依靠村民自治的基層民主形式，就是現實中並不能有效解決侵害婦女土地權益的問題。
在一些村裏，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的規定，很多時候就是村幹部自己定的，或者找一些村民代表，開個會討論一下：這筆錢怎麼分？出嫁女分不分？往往這時候，大家都覺得，出嫁女當然不分，你分了，我就少了。大家是存在利益衝突的。這些女性往往都不知情，只是最後公示出來，才知道自己沒有。
當年在湖北洪湖有個案子，我們的律師去幫出嫁女，村裏就請了一位法學教授來代理，那位教授在法庭上公然說，中國的婚嫁制度就是從夫居，“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他還說，儘管自己是教授，在農村還有他的承包地，如果自己的姐妹跟他爭，他也不同意給。“出嫁女就應該去婆家，不應該留下來跟兄弟爭財產。”
爲了這個案子，我們請動了湖北省婦聯的權益部長，希望婦聯能關注、推進。但當地的意志太強大了，我們的所有工作，最後的成效只不過是——讓主審法官對我們客氣了一點，並沒有影響判決結果。這看起來是一個很小的官司，是民間的、老百姓的利益糾紛，但實際上是一種權力之爭，背後潛伏着父權制的傳統觀念。
另外一個典型的案子，是在內蒙巴彥淖爾市的萬豐村。有一個外嫁女叫楊志軍，1982年村裏分地，當時她沒結婚，分到了2.2畝地，之後她結了婚、生了女兒，一家三口就生活在村裏，但是到了1985年，村裏突然就把她和女兒的土地收回去了，說是根據縣裏的文件，外嫁女和子女的土地一律要收回。和她有同樣遭遇的，還有68位出嫁女。
她當然覺得很不公平，1985年就開始維權，從村委會、婦聯、鄉鎮、區裏到市裏，解決不了，她就起訴，一審、二審、再審，法律程序全部走完了，法院讓她找政府，政府要求鄉鎮政府組織召開村民代表大會來決定。會開了好幾次，一直通不過——幾年前，她弟弟還當了村長，他們一家關係很好，也很團結，弟弟也想解決她的問題，但村民表決就是通不過，不願意給她們。這個民主程序是無法破除的。
楊志軍的性格很少見，她沒讀過什麼書，但道理特別清楚，她說，“我們作爲女人，並不是天生理短，也應該被公平對待”。她還說，“爲什麼叫她們出嫁女，卻不叫男人出嫁漢？”這條路走下來，我們有時候都沒信心了，但是她特別執着，絕不服輸，無論如何都要堅持，很多時候，我們是受到她的鼓舞和推動才繼續下去的。
“這分明是我自己的權利，爲什麼要別人來表決？”這句話楊志軍說過，很多出嫁女也說過。湖北洪湖那個村的出嫁女，就直接問過村書記。其實就是這個道理。
但在現實中，你會看到村民自治中，甚至是專家學者的建議中，有很多看似合理的條件，實則是在限制出嫁女，讓她們失權。
比如“以土地作爲基本生活保障”。很多女性敗訴，判決書裏都說，她不以土地作爲基本生活保障，在外面做生意、打工……但問題在於，怎麼定義“保障”，現代人口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流動性，女性在外面打工掙錢，養活自己，一旦沒能力了，還能回到土地上，有口飯喫，我認爲這就叫基本生活保障。退一步說，男性村民也在外面打工，但爲什麼分配時，他們都能分到？我後來問過一位思想比較先進的法官，他說，除了獲得國家待遇（進入體制）的人，其他村民本質上都是以土地爲生的。我贊同這種說法，國家把土地免費給農民，就是對所有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
再比如“長期居住生活在村裏”。我認識一對山東菏澤的母女，爲了滿足這個要求，她們都不敢離開農村去打工，她們覺得，我不離開，都得不到這個權利，那我離開了，更得不到了。她們就在當地做家政、做零工。當時我們去菏澤，幫她們開了交水費和電費的證明，5年用了9000多塊錢的電費，這肯定能證明她家在這兒生活，但在法庭上，村書記還是說，據村民反映，她們沒有住在村裏。你再有什麼證據，村裏不認，還好，最後法院認可了。
還有“是否履行義務”。其實，任何一種身份權，都是先享有權利，再履行相應的義務，而不是相反。一些出嫁女就告訴我們，村裏爲了避免給她們權利，會不讓她們盡義務，比如開會不通知她；即便她聽說要開會，一去，人家就說散會；不給她選舉權，她也無法參與選舉。最後村裏就說，你沒有盡義務，所以也不能享受權利。總之，現實中會有各種理由來限制她們。
可是這個事情說到底，非常簡單——女性出生在這裏，按照《民法典》的規定，結婚後，男女雙方對居住地都有選擇權，女性可以留在孃家，也可以去婆家，成爲哪個集體的成員，都是她的選擇。很多村民，甚至地方政府和基層法院，都會有一種成見，覺得她們留在家裏是貪財，就因爲家鄉經濟發展水平好。要讓她們都留下來，富裕村人口不就爆炸了？
但我們知道，很多出嫁女並不是這樣，她們很多都是城郊的女性，認識了外地來的小夥子，結婚以後，就在本地生活，生了孩子也留在本地，工作生活、孩子上學都很方便。而且退一步說，就算是爲了利益，也無可厚非，誰不追求利益？把所有機會和利益都給男性的傳統觀念，應該改變了。你可以放開懷抱，接納娶入的媳婦和其他外來的人，爲什麼就不能讓你的女兒在這裏安家落戶？
選正義，還是選漏洞
這麼多年，要說有沒有判得很好的案子，當然是有的。
2006年，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中院判了一個案子——28個出嫁女，戶口都在村裏，丈夫都是上門女婿，遇上拆遷安置，每家應該分1.5畝土地、一套70多平方米的住宅樓、一套臨街商鋪。你想這是多大的利益。
當時法院判她們贏了，那個判決書寫得很好，很重視婦女權益，適用的是《婦女權益保障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還引用了《民法》的原則和精神，是把平等落在了紙上。
（這份判決書原文這樣寫道：我國尚未制定確定該資格的標準，爲解決糾紛，應適用《民法通則》的公平原則、類推判斷的民法理論，即28名出嫁女與已經取得集體收益分配的村民相比較，如果身份及其他條件相等，則也應當取得相同待遇。本案的28名出嫁女除性別外，其他條件與男性相等，也應當享有同等的權利。）
這就是法院應該有的一種姿態：當有具體法律作爲依據時，就依據具體的法律；當沒有具體的法律依據，你就應該根據法律的原則和精神（來判案）。
但之後，我們拿着這份判決書，去爲楊志軍的案件爭取時，一位法官就說，呼市這個案子絕無僅有。什麼意思呢？這個案件，其實一審也敗訴了，敗訴後，28名出嫁女用生命抗爭，所以二審才勝訴。所以我說，女性的權利真是抗爭得來的，因爲長期受壓迫，你想站起來，阻力很大，真的是在用生命抗爭。
所以說同樣的案子，爲什麼有的地方支持，有的地方不支持，就是因爲當時法律不完善，有漏洞。你想支持出嫁女，能找到依據，你不想支持出嫁女，也能找到依據。就看你怎麼選，要不要專撿有漏洞的地方走。
這些年，全國有一些地方做得也不錯，政治環境好，民風也不錯，法院也比較公平，這樣的地方，出嫁女的糾紛相對就少。
比如四川，2015年，四川省農業廳就出臺了一個標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糾紛，以戶籍爲主要標準，你出生在這個地方，戶口也在，就可以享有成員權益，因出生、嫁娶、收養、申請加入等情況，符合標準的都可以享有權利。這個規定比較合理，也符合農村實際，相對公平。這個規定出臺之後，我們就很少接到四川的求助。即便有糾紛，因爲政策明確，你至少可以去起訴，而且法院通常會支持。像我們之前去四川廣安，當地有徵地拆遷，我就問村民，“女性結婚後戶口還留在孃家，拆遷分了一套房，大家會不會有意見？”村民就會說，“那有什麼，只要人家戶口在這裏，別人沒得說。”
再比如陝西西安，2003年，城市化進程加快，出現了很多徵地拆遷糾紛，出嫁女的訴求解決不了，當時1000多位出嫁女去圍攻法院，很頭疼。2004年，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就出臺了內部規定，制定了一個認定成員資格的標準，這樣出嫁女的問題就解決了。我們也從未接到過西安的投訴。
另外還有安徽省高院、海南省高院……都是在2004年、2008年左右，專門針對湧現出的出嫁女的糾紛，出臺了政策。所以有政策依據還是不一樣，因爲法院是最後一道防線，有了依據，法院就可以判案。
甚至有時候，仰仗的就是開明的官員。南寧高新區管委會有一任主任，就對出嫁女特別同情，上臺之後，解決了出嫁女的問題。我看過一個視頻，他發表講話，真的是很感人，你會覺得有這樣的幹部，未來是有希望的。但他只在任上三年，後來就調到縣裏去了，這個政策也就中斷了。
經過這些事情，我們後來也意識到，既然還沒有出臺具體的法律，出嫁女的問題，光靠訴訟，意義不大——我們應該換一種方式，找一些地區，通過做項目的方式，自下而上推動立法的完善。
一般來說，我們是和省市級婦聯或政府合作，在基層的婦聯、政府、法院以及有的村莊來做試點，推動地方政府、法院出臺相關文件，推動試點村修訂村規民約。
河北邢臺市中級人民法院，就是我們做過的一個比較成功的試點。2004年之前，邢臺中院內部有文件規定，出嫁女的案件概不受理，2007年我們也接到過邢臺出嫁女的求助。當時起草那個文件的法官叫馬維東，是民事法庭的庭長。我們剛去邢臺做培訓，他很牴觸，覺得就是不該受理，但他也很善於學習、善於提問，各種觀念就開始打架——後來，他的觀念就慢慢改變了，覺得還是應該受理，又由他起草了一份新文件，規定這類案件怎麼受理，什麼情況下應該保留權利，寫得很明確。2010年1月1號，這個規定出臺了。他擔心這個規定不好執行，甚至還主動申請調到執行局做了局長，很讓人感動。
在全國，修訂村規民約，做得最早、做得最好的應該是河南登封市周山村，是河南的梁軍老師、中央黨校的李慧英等幾位老師深耕多年的結果。
我們做村規民約，其實不一定直接切入土地權，因爲你直接提土地權，很多人會覺得敏感，會拒絕。很多時候，我們是從養老問題來切入。養老是農村很關注的問題，所謂“養兒防老”，但是養兒真能防老嗎？女兒盡了養老義務嗎？應不應該分家產？
梁軍老師的團隊就做了一個養老話題模擬法庭的視頻，講的就是關於農村贍養老人和分配家產的糾紛故事——有一對老人養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老人的所有積蓄都給兩個兒子買房娶妻，等到老了病了，兒子們是各種推脫，女兒卻想方設法抽時間伺候父母，分財產的時候，女兒卻一點都得不到，她特別傷心。這樣的故事在農村很普遍。問題層層分析下來，大家就發現，女兒盡的贍養義務不比兒子少，卻不分財產，確實不公平。我們每次做培訓，都會播放這個視頻，很多鄉鎮幹部、村幹部看了都很受震撼，會流淚。
從村集體的角度來說，也是一樣的。村集體對村裏的女兒和兒子，是不是平等？如果不平等，那大家都想生兒子。但這樣一來，兒子越來越多，最後都娶不上媳婦，彩禮也越來越高。我們就從根源上來分析它，也是希望跟村民討論，讓大家看看，能不能改變一些觀念，把平等的規則寫進村規民約裏去。後來他們都同意了。
（2009年周山村修訂的村規民約，被稱爲“我國曆史上首部具有性別平等內容的村規民約”，從許多方面清除了村莊歧視女性的“潛規則”，具體條款如下：
純女戶、有兒有女戶的子女婚嫁自由，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享受本村村民待遇；
婚出男女因離婚或喪偶，將戶口遷回本村者享受村民待遇；
支持、鼓勵婦女參政議政，在換屆選舉中，女性當選村民代表不少於50%；入選村兩委、村民組長以及其他村民議事機構的比例不低於三分之一；
提倡文明節儉的婚禮，凡男到女家的婚禮，村兩委大力支持並協助操辦；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共同承擔家務勞動；
提倡子女姓氏自由，隨父姓、隨母姓或父母雙姓均可。）
代價
新法沒出來之前，2018年左右，是我們最絕望的時候——當時來求助的女性，有的已經走完了訴訟程序，全部敗訴；有的沒走完訴訟程序，因爲法院不受理。有些案件，我們會去找當地政府協調解決，有些政府可能客氣客氣，接待我們，也會說考慮怎麼解決。但我們一回來就沒下文了。
尤其是老一代女性的問題，解決起來非常難。她們大多文化水平比較低，方法不得當，比如去維權時不帶材料，也沒有證據：村裏徵了多少地，其中有你多少地，分配方案怎樣？她們通常都不清楚。多數時候只是口頭去找，人家幾句話就把她們打發了，沒留下任何文字回覆，因此不能證明她們一直在維權，起訴時，很可能已過訴訟時效。維權過程太困難，大多數人慢慢就放棄了，只有少數人還能堅持，有方法和智慧，也願意付出代價。
但是你還是會看到在漫長的時間中，她們的人生是怎麼磨損的。她們失去了青春、健康，有很多人最後也離了婚。
我前面提到的內蒙古巴彥淖爾的楊志軍，當時她和她妹妹一起維權。據楊志軍說，政府當時分給她們7分的口糧田，但是村裏人爲了表達不滿，她們種什麼，村民都去扒掉。最後她們天天晚上就睡在地裏守着，身體受潮加上勞累，後來她妹妹得了腎病，40多歲就去世了。
楊志軍當時懷上了第二個孩子，也是一次和村民的糾紛，她被打了，對方不知道她懷孕了。後來她就去保胎，用了藥，孩子沒流產，還是生下來了，但發育得不好，兩歲多就去世了。真的是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浙江台州有個出嫁女，她有弟弟，但還是想爭取自己的宅基地。過去20年，她在外嫁女羣體裏很活躍，是一個組織者，人也很能幹，其實在浙江隨便做點生意，都能生存下去，但是她選擇了維權。
前段時間我們聯繫她，她跟我說，她後悔了，失去了一切——離婚了，又沒有孩子，還得了癌症，身體很虛弱。她全家都不支持她，處處受打壓和排斥。現在她孤苦伶仃一個人，獨自在外面租房生活。我們當時想讓一位台州籍實習生去看看她，她也是非常顧慮，說我們實習生是男生，她怕左鄰右舍看到有異性來，會說閒話。她就這樣膽戰心驚地過着日子。
在浙江東陽，有一位更年輕的出嫁女，她也是有一個弟弟，最開始，她弟弟在外面打工，說自己不會回老家了，家裏就達成共識，讓她招婿，留在家裏生活。但是過了幾年，弟弟又決定回來了，很快就結了婚，家裏就不讓她住了，讓她和丈夫女兒搬出去。她想要一個宅基地，在村裏建房子，村裏也不願意。
當時我們去到她家，她的家人非常強硬。我們想跟他們談談，她媽媽和弟弟拒絕見面，她爸爸好歹出現了，但完全聽不進話，油鹽不進，一直說，他家的所有財產都是兒子和孫子的。在父母面前，她完全是受打壓的，什麼話都不敢說。
當時她的狀態也非常執拗，是那種長期維權失敗之後的應激狀態。我們但凡有點反對她的意見，她就不高興。當時她女兒才3歲，很明顯也被媽媽影響了，看人的時候，也是那種敵視的眼神，我們想給她一點糖，她也是非常自我保護。
我們深知解決這個問題的難度，希望渺茫，所以就勸她說，你去找個工作吧，先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我們瞭解了一下，在當地開出租車，一個月都能掙9000多塊錢，挺好，時間也自由，但是她說她不敢開車。
（2023年，每日人物作者曾去到浙江，見到了幾位出嫁女。當時觀察到她們家庭內部的某些共性：這些出嫁女的丈夫，往往在維權這件事情上都是沉默的，他們不阻止妻子做這件事，但也不支持、不表態、不參與。我們與妻子們聊天時，他們是家裏一個灰色的背影。失權如此顯形，但他們希望忽略它，繼續生活下去。
東陽這位出嫁女甚至提到，有段時間，她的丈夫不想要這個家庭了，她是“自己貼上去”，盡力維持和他的關係。她一胎生的是女兒，爲了留住丈夫，她又生了二胎，是個兒子。她說，兒子出生之後，“老公的心定下來了”。）
我們是覺得，對所有的出嫁女來說都一樣——土地權益問題，不是針對某個人，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個人的努力，確實會推動社會進步、推動法治進步，應該有這樣的人出現。但確確實實，它的成本特別大，付出特別多，你會得到什麼樣的回報，誰都不知道。
所以應該先把自己的生活搞好，不要一意孤行，只做這一件事。因爲這樣的話，你把自己的一生搭進去，犧牲掉健康和幸福，都未必能爭得回來。當然了，她們有選擇的自由。如果她們這麼選，我們一定會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最好、最適合的法律”
所以到了2020年，我們聽說《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被列入立法計劃，當然感到很高興，覺得看到了希望。之前沒有太重視它，也沒想到推進會這麼快。
經過這麼多年，我們很明白，關於出嫁女的土地問題，最好就是由全國人大統一立法，制定明確且具體的規定——因爲我國是成文法國家，只有法律規定了，有明確的依據，這樣就很順，無論是地方政府和法院，處理糾紛的時候就有依據可循了。
過去其他法律立法時，我們都有過期待。之前《農村土地承包法》修訂，我們期待它能對“誰有權利承包土地”做規定。一些關注性別問題的法律專家當時就提過，要考慮到婚嫁的女性。她們嫁到婆家之後，分在孃家的土地帶不走，土地合同期限動輒就20、30年，這怎麼辦？村集體應該要預留一部分土地，不要分完，保障婚嫁的婦女也能分到地。但當時的立法者覺得，應該保持中立的姿態，“反正男女都在一個家裏，你在孃家時，享有這個家的土地，到了婆家，就享受婆家的”，這就是想當然了。
後來《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我們也有過期待，但它又是大而全的、倡導性的法律，不可能就一個問題規定得很細。而且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這部法律很多時候不被適用。法官會覺得，只有家庭暴力、性騷擾，纔是婦女問題，但農村土地問題，以集體經濟組織爲主，不是婦女問題。
所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列入立法計劃，我們真的很高興——它是最好、最適合就“成員資格”問題做出規定的法律，而且是首次規定。如果規定得具體、詳細、可操作，可以彌補幾十年來的缺失。
而且房子和土地，就是農村最大的利益，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男女平等，那大家不會在乎生兒還是生女，對於糾正男孩偏好，會非常有幫助，彩禮問題、養老問題逐步都會得到解決。它的意義是非常大的，但前提是，這條法律要規定好。
所以在2022年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出臺，開始向社會徵求意見的時候，我們很快就讀完了草案全文，也問了很多出嫁女的想法，最後提出了我們的修改意見，呼籲大家一起提交。
這份草案有很讓人驚喜的部分，尤其是第二章“成員”部分，用近十個條文規定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定義、確認、權利、義務、退出、保留等等熱點問題，是真正爲法律注入了靈魂。
但我們覺得，它也有一些可商榷之處：
比如第十二條，關於成員確定問題，是這麼規定的，“按照尊重歷史、兼顧現實、程序規範、羣衆認可的原則，統籌考慮戶籍關係、農村土地承包關係、生產生活情況、基本生活保障來源、對集體積累的貢獻等因素”。
我們當時一看，所謂“尊重歷史”“羣衆認可”等等，加了這麼多限定條件，是不是說，以前村民們認定某個出嫁女不享受權利，那以後也應該尊重這個決策？現實中，完全可以用這些條款來鑽空子。我們當時就這個條款提了修改意見。
再比如草案第十九條“不喪失成員身份的情形”，它規定“婦女成員不因喪偶、離婚而喪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但實際上，很多農村地區，大齡未婚、結婚、再婚的女性，也會被排除在集體之外。所以我們就建議，把這條改成“婦女成員不因未婚、結婚、喪偶、離婚、再婚等而喪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
說實話，很多時候，我們提這些建議，其實也不確定能不能被採納。但我們依然要提，要寫出來，把理由寫得很充分，因爲這也是一種宣傳和教育。
真正到2024年6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公佈，我們發現立法者還是採納了很多建議，對成員資格的規定，一共有九條，比較明確，比我們想象中要好很多。
其中明確提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不因務工、經商、離婚、喪偶等原因喪失身份”——我們見過很多案例，女性就是因爲這些原因，被剝奪了權益；還有一條規定，說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如果結婚了，但沒有在其他地方取得成員身份，那麼原村集體，也不能取消TA的身份，這條也是對婚嫁女性有利的。
而且定稿還專門提到了婦女權益，“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這相當於是把《婦女權益保障法》裏的內容移過來了，這很讓人欣慰，是很有必要、也很好的一點。
新法公佈那天，很多出嫁女都很興奮，尤其是廣西、廣東、山東的女性，她們自己的待遇可能解決了，但子女一直都是被排斥的。而新法明確規定了，“對因成員生育而增加的人員……應當確認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很多人跟我說，那天她們很晚都沒睡着。
隱憂與期待
新法2025年5月1號生效，但從今年夏天它公佈開始，有些地方，已經有了鬆動。
在內蒙古通遼，就有一個案子，涉及到村裏的土地補償款，每年村裏都發，最近這次，每位村民都能發一萬元，但他們只分給出嫁女500元。全村有75位出嫁女，她們當然不同意，後來檢察機關介入，去跟村集體協調溝通，調解之後的結果是——這次的一萬元，出嫁女都能享有，男性村民拿多少，她們就拿多少。
但因爲法律明年才生效，屬於她們的這75萬元，村集體已經放在了一個專門的賬戶上，等明年5月1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一生效，這錢就給她們。
現在我們對新法最大的擔憂，就在於第十二條第一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成員大會，依據前條規定確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意思還是說，成員資格還是由村民自治，即開村民大會，少數服從多數來決定。我們對現實比較瞭解，擔心這條法律，會成爲出嫁女爭取權利時最大的阻礙。
舉個例子，今年我們去了一趟山東，當地有個案例，是個雙女戶家庭，父親因爲重男輕女，很早就和妻子離婚了，去了外地，組成了新家庭，這位母親就帶着兩個女兒在村裏繼續生活，大女兒還在村裏招了婿。後來這位父親帶着二婚的妻子、兒子回來了，村裏就跟大女兒說，你有弟弟了，那你就是出嫁女，不享受村民待遇了，剝奪了她的權益。之前她每年能分到徵地和租地款，後來就沒有了。
這個女兒不服，去起訴，法院判她勝訴了，但是屬於她的錢，一直無法落實。我們就去當地，想看看到底怎麼回事，到了之後發現，因爲她起訴了，村民對她家意見很大。開村民大會，大家都不同意把錢給她；她打工攢錢買的一輛車，被人砸了；隔壁一位男性村民喝了點酒，就罵她媽媽，說她賴在村裏不走，分大家的財產，還把她媽媽打了；她媽媽也被村幹部踢出了村裏的微信羣，她想問點什麼事，村裏人都不理她。就是這樣一種氛圍，她們一家是很受孤立的。
有一天晚上，我們在村裏溜達，和一些村民聊天。不管是男性村民還是女性村民，他們都是說，“在我們農村，法律判贏了，也沒用，我們都是按照土辦法來。（所有權益）出嫁女都是不能有的。要是都給分，那所有女孩結婚後都不走了。”
經歷過類似的事情，我們就會覺得，如果還是由成員大會來確認成員身份，會有潛在的風險——遇到不講理的村集體，僅僅“村民自治”這一條，就可以推翻所有進步。我們當然希望所有村民都願意改變，但法律不能寄希望於人的道德。尤其是當利益很大的時候。
所以我們想呼籲的是，明年5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實行後，能出臺更細緻的實施辦法，或者能針對有些條款，做更細緻的司法解釋。我們當然尊重村民自治，但如果，村民自治做出了不公正的決定，法院可以通過判決做合法性審查，政府可以通過行政決定書依法糾錯，而不是再推回給村民自治。
讓那些想遵守法律的人，有法可依。讓那些不遵守法律的人，得到懲罰。也讓那些失權的人，得到救濟。
當然，法律永遠是底線，更根本的還是在加強農村地區的宣傳，讓大家樹立性別平等的觀念。只有觀念轉變了，法律纔會有它的土壤。
其實這件事可以很簡單。我想講一個20年前的故事。當時教育部有個規定，大學生本科階段不能結婚，研究生和博士階段不能生孩子。2004年7月的一天，我接待了一位女博士。
當時她30歲，和丈夫都在北京一所學校讀博，也是意外懷孕了，她的身體不大好，醫生建議她把孩子生下來。其實她已經結婚了，又是第一胎，完全符合《婚姻法》和《計劃生育法》，但當時就是因爲教育部的規定，學校就把她開除了。但是她丈夫沒事，還在繼續讀博。
當時我們有個顧問，中國人民大學的楊大文教授，是中國婚姻法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編著了中國第一部婚姻家庭法教材，也是1980年《婚姻法》和1992年《婦女權益保障法》的起草組成員，他當時特別支持這個女生去起訴。但她考慮到丈夫還在讀書，不敢，放棄了。
我們就針對這起案件，召開了一個研討會，請了媒體、專家學者、高校管理者來開會，當時教育部的官員也來了。他在現場說，十年前，他們就想取消這個規定，但又害怕取消之後，學校成了育嬰堂。女孩子上大學就結婚，研究生就生孩子，教育計劃都要被打亂，好像一旦政策放開，就會出很大亂子似的。
會後，媒體對這個會議作了報道，一個月後，教育部就把這個規定取消了（2005年3月國家教育部公佈新版《普通高校學生管理規定》，取消了大學生結婚需經學校同意的舊規定）。這麼多年過去了，事實證明，大學並沒有成爲育嬰堂。人都是理性的，女孩子不會因爲這個規定不存在了，就隨隨便便急着生孩子。
同樣的道理，農村的女孩子，並不會因爲有了權益，就全都留在村裏不走。她們要進城、讀書、找工作，人是理性的、流動的。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給她們選擇的自由和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