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年，我如何在中國媒體做記者

去年記者節，我在廣西都安出差，在天窗地下河爬上爬下，也觀察當地瑤族人的生活，雖然稿子流產，但我在採訪上竭盡全力，享受着純粹的痛苦和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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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記者節，我在廣西都安出差，在天窗地下河爬上爬下，也觀察當地瑤族人的生活，雖然稿子流產，但我在採訪上竭盡全力，享受着純粹的痛苦和快樂。

今年記者節，我在爲大廠寫軟文，想想覺得諷刺和挫敗，從2018年入行實習至今，我寫過4篇軟文，兩篇是待業期間，最近這是第5篇，都是迫於生計。

2022年，我在上一家特稿媒體工作，見證了它在審查壓力下的衰落，變化是從上海疫情開始的，然後是我和同事的幾篇長報道未能發出，採訪對象時不時來問什麼時候發稿，我們只能如實相告，暗自愧疚。後來，社會類選題再無空間。

疫情三年，所有人都被時代浪潮裹挾，很多特稿團隊解散，調查類媒體步步後撤，從某個時刻開始，常規報道變成了敏感新聞，404報道被視爲行業勳章，做敏感新聞變成了一小部分媒體的“特權”，它們被視作“勇敢者”，有尺度的稿子每次一發出，就會引起行業注目。

另一面，同行在兩家大媒體遭受的不公和pua經常傳入耳朵，漸漸地，我對這種“勇敢”敘事從羨慕到產生懷疑，這樣畸形的行業環境，如何能長久。

2023年初，離開上家媒體後，政治性抑鬱困擾了我很久，我把不能發的稿子撿起來繼續做，因爲不想只做電話新聞，我自費出差，坐綠皮火車去了武漢、杭州和上海，見到了律師和受害者，綠皮火車上很難入睡，但我覺得很踏實。

去年，媒體仍能介入一些公共事件，至少能得知消息並出現在現場，比如4月份北京長峯醫院大火，7月份京津冀暴雨，每次發生大事件，我都因不能參與而坐立不安，即使手裏有在寫的稿子也無法下筆。

涿州暴雨時，我又自費去了一趟現場，回來後決定不想再缺席公共大事件，不想只坐在家裏自怨自艾，恰好在去年9月，我得到了現在的工作，我覺得自己幸運，因爲很多有能力有熱情的記者遇不到一個好時機。

這一年來，我寫了九篇報道，一類是突發熱點和案件，一類是靜態長報道，這是我入行以來受到的兩種職業訓練，調查報道和特稿，在業務討論時，我時常聽到關於兩種類型報道的對立，但我的經驗是兩種思路相輔相成。我常常站在中間地帶，用做調查的方式做特稿，尋找邏輯和證據鏈，也用做特稿的方式調查案子，在裏面看到人性和背後的議題。

長報道要依靠大量採訪，1月份哈爾濱的題，我每天在外面跑，跟實習同事一起在兩週內採訪了50多個人，後來大理的詐騙案，我採訪了30多個人，跑了大理、永平縣的村子、廣州台山、浙江寧波，現在看來這些都是很奢侈的出差，雖然兩篇報道最終流量不高，但我今天重讀後，仍覺得當時做得不錯，不考慮投入精力和回報的採訪，讓報道內容非常紮實，也提供了一些新鮮的視角。

3月，我跟實習同事一起做了規培生自殺的報道，期間經歷了我媽媽的肺結節手術，在醫院陪護之餘，我跟被家暴的涼山女性線上取得聯繫。手術結束後，是燕郊爆炸的第二天，我去了一趟現場，路上收到了禁令。後來家暴事件因爲警方通報影響而流產，好在後來有媒體發出了報道。
4月份，我開始操作大理詐騙案的選題，中間臨時去湖南長沙，做了農村女性被性侵的報道，那是一個討論度比較高的事件，但報道背後，我體會更深的是弱勢的受害家庭的困擾，他們要藉助媒體的力量與官方抗衡，代價是要把自己的隱私和痛苦展示給大衆，也因此遭受當地警方的壓力和諸多輿論壓力，每次受害者的女兒找來要求刪稿，我都不能答應，只能說一句，我理解你們有多難。

5月，大理詐騙案的受害者們很迫切，這幾年我很少再感受到採訪對象那麼需要記者，需要被傾聽，這是我在此案中投入很多精力的原因，30多名採訪對象涵蓋了不同階層不同處境的受害者，我還去大理跟調查經濟犯罪的警察聊了聊，那次偶然的對話，是我第一次把警察作爲個體，而不是一個符號去看待。

我自認爲這一年對所有選題都盡力，沒有懈怠任何一個現場和任何一場採訪。因爲我知道時間不多了，空間和尺度不等人，我和所有同行都在與那頭巨象賽跑，在它沉重的四蹄間不斷穿梭閃避。我們也都明白，終有一天象蹄會毫不留情地落下，無人能夠倖免。

但自認爲的努力能抵達的東西還是太少。我錯過了一些有價值的選題，像是蘇州校車事件和冷藏貨車女工死亡事件，後來，胡友平成爲了最安全的公約數，但我一直對罪犯視角的報道念念不忘。我也很想參與災難報道——京津冀暴雨一週年重建，積石山地震重建，汛期暴雨，結果一個現場都沒能去成。

下半年，媒體能介入的公共性事件越來越少，災難報道無法做，女性議題也很難碰，深圳殺日本人學校孩子事件、上海松江無差別殺人事件、北京中關村第三小學學生被傷事件，更是想都不用想。

一邊是公共性議題被無限度地壓制討論，一邊是輿論場對個體無限度的審判。比如胖貓、姜萍和沙白的事件。始終認爲媒體介入個人事件要審慎，爲什麼要做、以什麼樣的方式非常重要，需要一再站在外部視角去審視和校正，不然只是被裹挾在這場狂歡裏，成爲其傳播的工具，而忘掉媒
體應該有的判斷和準則。

與此同時，機構內部因爲流量焦慮，評價標準一變再變，記者到底該負責什麼越來越模糊——是專業主義，稿子質量，是對採訪對象和大衆傳播的責任，還是kpi流量，抑或是錢和名，媒體領導通常既要又要。前兩天聽一位調查記者在播客中說，“新聞就不應該考慮流量”，這聽上去是一句非常奢侈和理想主義的話，但也是作爲記者真正的心聲。

今年我參與和圍觀很多交流，發現一個家庭、一個編輯部和一個行業，大家都很難在一個討論軌道上，大多數是自說自話，在各自的話語體系、困境和價值觀裏越走越遠，無法交匯，如果說以前分裂常常存在於代際和階層之間，疫情之後，分裂無處不在，政治立場的，性別議題的，醫學
觀點的……只是相差幾歲處境就大不相同。

積極的層面當然覺得多元的觀點很好，消極的層面是如果行業自身的對話和某種程度的共識都難以達成，媒體如何再有促進不同羣體對話的可能。尤其對於特稿來說，最後呈現的其實是某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受到審查和保守化輿論的影響，原來引導行業的那套標準越來越被拋棄掉，如何做記者，真的變成了我越來越困惑的問題，除了堅持自己的選題判斷，我不知道還能怎麼辦。

兩週前，爲了抵消這種無力感，我自費跑了一個無人關注的新聞現場——湖南衡陽9歲孩子墜井，當時站在一堆廢墟和枯井旁，我想，我在這裏，我見證這一切，這太重要了。孩子頭七前，家屬告訴我，跟政府的賠償談判還未協商好，施工單位哭窮，派出所無法強制執行，孩子的遺體仍躺在冷冰冰的殯儀館裏，沒有下葬。

在選題推進很艱難時，我是依靠跟合作者的互相扶持，才堅持下來。今年我跟兩位非常優秀的實習記者合作過，也非常希望ta們能繼續留在這行，但又不敢把這種期待宣之於口，因爲這個行業無法提供穩定的職位、足夠的薪酬和實現理想的機會。

在經濟下行和就業艱難的環境，生存似乎成了首要任務，我如何堂而皇之地談理想。

疫情之後，我持續跟政治性抑鬱和創傷做鬥爭，除了要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抉擇，我更多時間是在生存和毀滅之間做選擇，最近安慰自己的藉口是，特朗普都連任了，還有什麼事情是不能面對的?
同時我也提醒自己，作爲疫情倖存者，我要活下來，活到幾位老男人死去，活到他們這一代人死去，即使這世界不會變，我也想看看會發生什麼。

活得比他們久，是我這代人爲數不多的籌碼。昨天中午喫飯時，我聽到J老師在播客裏說談到表妹的困境——想做一些自認爲對的事情，但是在所處的環境裏像個異類，J老師鼓勵她，“你要堅持你自己的想法，別人怎麼登山是別人的事情，我們的山我們自己登就行了，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聽到她用熟悉的溫和的聲音，說出這番話，我突然哭得停不下來。今天凌晨，我在播客評論區留言，“最近很迷茫很困惑，不知道身處這行還能做點什麼，在種種外部壓力下，想再寫和表達那些有價值的議題非常艱難，但還是要試試，還是要堅持，不能下牌桌。”

沒想到，她今天回覆了我一長段文字——

“這種困惑會一直伴隨着這個行業，即便現在，我依然每天都在想要不要繼續做，還能做些什麼。如果我能給一些建議，那就是這個行業與經驗高度相關，你做得久，雖然面臨的困難越來越多，但你應對困難的能力也會增強，在輾轉騰挪之中找到一
點做事的空隙。

但我還想再說一句，這個工作與其他工作沒有什麼不同，應自由進出，不要賦予它過多的光環。你做這份工作時，不負於工作，離開的時候，工作也不負於你。你自己是最重要的，不論是你自己的處境、身心健康，還是想法的改變，都是重要的。新聞以人爲本，新聞人也應以人爲本。”

我會繼續寫，爲了我自己、向我伸出手的人和我所相信的東西而寫，我不能辜負我的職業訓練，不能辜負文字，這是我對當下的自己唯一的要求。

10月23日凌晨12點左右，去衡陽縣殯儀館尋找墜井孩子家屬時，一抬頭，滿天都是星星，我從來沒看過那麼亮的星星，共享給所有還在路上的朋友們，面對更大的權力，我們始終同行，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