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厚辰：無差別傷害事件，只能用“經濟下行”來解釋嗎？

圍繞這些事件，有限的輿論場出現了一些討論，從是否應將其定義爲“恐怖主義”到如何避險，再到更深層次的社會結構性問題。有學者指出，這類暴力源於個體失去經濟、家庭和社會支持，解決之道是“加強法治建設”、“完善社會安全體系”、“拓寬弱勢羣體的表達渠道”、“構建邊緣羣體的緩衝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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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這些事件，有限的輿論場出現了一些討論，從是否應將其定義爲“恐怖主義”到如何避險，再到更深層次的社會結構性問題。有學者指出，這類暴力源於個體失去經濟、家庭和社會支持，解決之道是“加強法治建設”、“完善社會安全體系”、“拓寬弱勢羣體的表達渠道”、“構建邊緣羣體的緩衝機制”。

這些目標聽上去正確無比，卻顯得遙遠且無力——法治對此種犯罪“失效”，社會安全體系無法迅速升級，弱勢羣體的需求表達長期被壓抑，邊緣羣體的保障機制缺乏現實資源支持。

每逢這種時候，我們總希望有人能提供某種理解的視角和普通人自處的策略。但今天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遠多於答案，因爲公衆和社會層面掌握的信息實在太少，而透明度纔是一切解決方案的基礎。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對於最近的案件，必須承認一點，我們幾乎什麼都不知道。所有信息都來自於官方公告，但公告對事件只存在“定性”，而不存在“挖掘”。

過去的社會事件，尚有調查記者深度挖掘，勾勒出犯罪者的完整生活軌跡與成長環境。例如“吳謝宇弒母案”和“魯榮漁2682號慘案”（也稱“太平洋大逃殺案”），都通過調查記者的深度報道，揭示了大量細節。這些細節雖然未必能直接給出社會問題的答案，卻爲理解極端事件的發生及其背後的可能成因，提供了重要線索。

如今大衆很難再看到這樣的報道。

因此，公衆可以知曉的信息非常有限，有限到甚至難以確定其動機。在近期所有事件中，宜興案件因犯罪者的自白書流出而信息稍多。在這份自白書中，他對技術學校實習的狀況，以及學校對他的管理進行了控訴。然而這並沒有解答所有疑問：爲何他作出這種極端舉動？爲何受害對象多爲女性？爲何自白書中出現了明顯的極端左翼表達？自白書只是犯罪者選擇呈現給社會的部分事實，顯然並非全部真相。但或許，到此爲止，這已經是公衆能夠掌握的全部信息了。

即使是有自白書的案件，公衆距離真相仍然遙遠。那麼那些沒有自白書的案件呢？現狀是，很多壞事接連發生，但爲何發生？一個籠統的解釋是，經濟下行與社會矛盾加劇導致了這些問題。這種解釋看上去“絕對正確”，卻無助於當下的行動，因爲它將問題的解決寄託於一個難以在短期內實現的目標：經濟復甦。

無差別傷害事件，只能用“經濟下行”來解釋嗎？又或者，在經濟復甦之前，我們還可以具備哪些理解的視角？

電影《理工學院》

絕望的中年男性？

首先，我們可以從最近的事件中看出一個非常模糊的輪廓，即有相當比例的犯罪嫌疑人，是50-60歲上下的中年男性。這其實並不尋常，例如在槍擊案相對高發的美國，大量槍手都是年輕白人男性。與宜興案件類似，行兇者會在犯罪前以文字或視頻的方式記錄下自己的動機或宣言（Manifesto）。此種行兇都有扭曲的意識形態動機，大多是孤僻的年輕男性，在缺乏家庭支撐的情況下，容易被網絡極端意識形態羣體吸引，從而引發犯罪。

直覺上，有人可能認爲中國的中年男性因面臨更大的生活困境，更容易走向犯罪。然而，這種推測中存在一個邏輯斷裂。從生活困境的角度看，中年男性的確壓力巨大，這在全球範圍內都是普遍現象。在多個歐美國家，中老年男性的自殺率常年居各年齡與性別羣體之首。尤其在經濟危機時期，上有老、下有小，身體機能又逐漸衰退的中年男性，往往成爲自殺率迅速攀升的高危羣體。這在泡沫經濟時代的日本，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英國尤爲明顯。

但在上述國家裏，中年男性從未成爲兇殺犯罪的主要羣體。無論是在歐美還是和我們文化背景接近的日本，兇殺案犯罪率最高的往往是18至29歲的青少年男性。例如在日本的泡沫經濟時代，儘管中年男性自殺率飆升，但社會上發生的一些嚴重無差別犯罪，執行者大多是年輕男性。此外，儘管中年男性的自殺率最高，青少年男性通常緊隨其後，成爲自殺率第二高的羣體（某些國家中，青年女性自殺嘗試率可能更高，但男性因方式不同，自殺成功率更高）。

相比之下，中年男性的無差別犯罪確實是一個特殊的現象，但不能簡單歸結爲“絕望”或“死了也要拉個墊背的”這樣的理由。絕望者通常選擇自殺，而復仇行爲往往有明確的目標，比如針對個人、羣體或象徵性的社會階層（如“仇富”）。無差別傷害則通常與吸引公衆關注、傳遞某種宣言或理念有關。

然而，很多案件既無特定的復仇對象，也缺乏明確的動機或宣言，似乎只能用“就算死也要拉人墊背”來解釋。但這種說法本質上是一種循環解釋——用結果來反推原因，是一種“沒有解釋的解釋”，讓人更加迷惑。

如果缺乏對個案的深度挖掘，就應該避免進行如同“換詞遊戲”的解釋，比如 “無差別殺人表現爲對社會的報復都存在着目標的轉化或者泛化”， “目標的轉化或者泛化”不就是把“無差別”換了個說法嗎？

電影《大象》

這是我一直想強調的，換詞後，人們得到的往往是粗糙的解釋，例如“無差別犯罪者”都是“懦夫”——他們不敢向真正製造他們問題的人報復，便只能向弱者下手。在這裏，我們敘述的是一個真實的心理過程，還是爲了讓嫌疑人變得可恨，用“無差別”的結果進行道德上的矮化？例如，兩期發生在日本人學校附近的事件，就很難歸因於個體的“懦弱”，因爲過去網絡上鋪天蓋地的“治外法權”與“間諜學校”等話語，都給嫌疑人提供了足夠的動機。

此外，即便我們深度挖掘，在單一個案上也未必有答案。2019年，日本川崎發生的一起無差別持刀殺人事件。當時，一名51歲的中年男子襲擊小學生等人，最終造成2死17傷的慘劇。行兇者在作案後自殺身亡，這使得外界難以進一步瞭解其具體動機。根據後來的信息顯示，該男子性格孤僻倔強，從小就不善與人交往，成年後未婚，長期與叔叔同住，失業多年，與社會幾乎完全隔絕。儘管警方在事後對其住所進行了全面搜查，卻未能找到清晰的動機或解釋，留下了一個巨大的謎團。

爲何在中國，中年男性羣體突然爆發出無差別傷害的動機？這與他們在互聯網上的信息食譜有關嗎？他們是否經歷過有關部門的相似摩擦？模仿犯的粗糙說法，在這些案件建立裏真的存在聯繫嗎？這裏值得挖掘的是，中年男性的“尊嚴”與“恥辱”是否存在某種固定模式，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和文化中，是否對中年男性存在一種系統性的排除。但其理解步驟，一定先是對犯罪嫌疑人的具體生活有了認識與推理，然後纔是理論上的推演與判斷。

“嚴懲”有用嗎？**

到底該如何遏制此種事件？在對問題有真正瞭解之前，很難有任何頭緒。日本出現過一些30歲左右的青年男性犯罪者，好歹總結出了「Hikikomori」這樣一個社會類型，即相對高齡依然與父母同住，極端孤僻，喪失任何社會連接的男性。但顯然，我們現在還無法形成任何判斷。

但有些方法肯定是無效的，比如“嚴懲”。在這些事件發生後，很多人都直覺式地要求“嚴懲”。說實話，無差別殺人案，在我國毫無疑問符合判處死刑的標準，還能怎麼嚴呢？且大量犯罪嫌疑人都有當場自盡的舉動，自己已經決意死亡，這在事後還有什麼進一步“嚴懲”的空間呢？難道是酷刑嗎？

其次，展開社會風險大清理，尋找所謂“八失人員”（投資失敗、工作失業、生活失意、情感失意、關係失和、心態失衡、精神失常和年少失管）或“三低三少”（經濟收入低、社會地位低、社會聲望低、人際交往少、流動機會少和疏導渠道少）。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還可能導致矛盾加劇。

根據社會學家涂爾幹的名著《自殺論》，自殺現象來自社會失範，而所謂社會失範，既存在社會規範不足，生活喪失秩序之處；也存在與社會規範過度，個體生活被社會規範衝擊的情況。如果找到上述人羣，不僅無法對其生活進行實際的幫助，反而將其當作“預備犯”進行嚴格管理，結果大概率就是將其逼入“社會規範過度”的失範境地。

如果不是進行管制，而是對上述人員進行呵護和生活幫扶呢？實際情況是，恐怕其所需要的成本和基層人員的素質，都超出了現有行政體系的能力。且過去幾天的指示，也指向了“嚴懲”和“嚴防”，依然是將上述人員當作 “源頭與風險”而非“幫扶對象”。

如果連“嚴懲”和“嚴防”都沒有用，應該怎麼做呢？

這與上一章節中我們尚未解答的問題密切相關，也必須建立在對這些問題存在統一模式和答案的基礎上。日本政府在2020年發佈的《自殺白皮書》中指出，中年男性自殺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困苦”。爲此，政府設立了「Hello Work」（ハローワーク，公共職業安定所）這一專門機構，爲中年羣體提供就業服務與生活諮詢。然而，在我們的社會中，儘管相關案例迅速增多，本應對其根源進行深入分析，但現階段仍然缺乏足夠的信息支持與暢通的服務渠道。

電影《東京奏鳴曲》

問題往往被更大的問題掩蓋

無差別攻擊是社會困境浮出海面的冰山，冰山之下是根深蒂固的頑疾。我們當然可以放棄理解個案，將無差別襲擊視爲當前重大社會問題中“必然湧現”的極端現象。從社會學的角度，這恐怕也是唯一的解釋路徑。

該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最簡單的答案似乎是經濟繁榮、分配合理、福利體系健全。但遺憾的是，這也是最無助的答案。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對這個問題抱有深深的憂慮和悲觀，因爲我意識到，在無差別攻擊事件的背後，是一個規模更爲龐大且絕望的中年人羣體。我曾在朋友圈發過一條動態，統計親友中今年自殺的中年男性人數。結果讓人震驚：我的微信好友中竟然有24個案例，而我的好友總數不過1萬人。而在公共領域，中年人的自殺率恐怕又是一個諱莫如深的數字。

中年人的自殺如果發生在有家庭的情況下，無疑會加劇老年父母的困境。同時，這也會對其子女的生活造成深遠影響，削減子女獲得照料和教育資源的機會。而即使他們的困境未至自盡的地步，更難以想象有多少人正飽受精神疾病折磨，或通過酗酒度日。這不僅影響自身，還可能衍生出對家庭成員的困擾，甚至造成直接的傷害。

我們對“冰山一角”都缺乏深入的瞭解，更遑論提出針對更深層次問題的有效對策。但這並不令人意外。縱觀歷史，有許多問題在短期內註定無法解決。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遠多於答案，這也正是我的疑慮所在：公衆和社會層面掌握的信息實在太少，而透明度纔是一切解決方案的基礎。

這或許纔是最令人擔憂的地方。問題本身固然嚴重，但它也可能被更大的社會問題所掩蓋或限制，進而陷入無解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