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陽剛:作爲公衆表演的男性謀殺-自殺行爲
珠海香洲,11 月 11 日-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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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香洲,11月11日-車
江門開平,11月10日-車
長沙嶽麓區,11月7日。
北京海淀區,10月28日。
上海松江,9月30日。
深圳日本人學校,9月18日
山東泰安,9月3日-車
廣西防城港,8月31日
長沙開福區,7月27日-車
上海地鐵站,6月19日
蘇州日本人學校,6月24日
吉林北山公園,6月10日
湖南郴州,5月20日
江西貴溪,5月20日
雲南鎮雄潑機鎮,5月7日
瀋陽鐵西區,4月24日
浙江台州,3月19日-車
山東省德州,3月1日-車
這是能夠在官方新聞上查到的今年1月以來的無差別傷人事件。很直接就聯想到“謀殺式自殺”(murder–suicide),指一個人在自殺前(或在自殺時)殺死(謀殺)一個或多個人的行爲。媒體在解讀這類案件時爲了做出更詳盡的側寫而深挖兇手個人的痛苦經歷,讀者又會由此認爲記者和兇手共情,從而更加憤慨。其實,爲了理解這種公共安全事件而勾勒兇手輪廓時,一個重要的人口統計數據經常被遺忘:性別。
除了5月20日江西貴溪那一起兇手爲中年女性,其餘17起案件兇手皆爲男性。之前幾起殺童/襲童案,兇手是20-55左右男性,珠海的樊某把年齡上限從55歲提高到62歲。在這18起案件中,6起使用汽車作爲兇器,佔比高達三分之一。
壓倒性的數據表明,謀殺式自殺基本是常見於男性的情緒表達。
加拿大UBC大學的男性健康研究專家奧利弗(John Oliffe )教授與合作者對296 篇描述 45 起北美 M-S 案件的報紙文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謀殺式自殺的深層動機和行爲與男性氣質有着多重關聯。
在人類漫長的父權社會歷史裏,男性氣質和男性被視爲一種天然存在,只是在70年代才成爲被研究的客體。二十世紀的婦女解放運動、女性-性別意識和性別研究帶來了性別革命,婦女研究激發出了男性研究。隨着女性氣質(femininity ) 被問題化,“男性氣質”masculinity 也被問題化了。這方面挪威領先。1950-60年間,社會學家戈倫瑟特(Erik Grønseth) 和心理學家提勒(Tiller) 在研究女性在社會生產和家庭中角色的學者哈利爾特.霍爾特(Harriet Holter)的啓發下,對海員家庭中父親缺席的現象進行了研究。七十年代,戈倫瑟特做了他的另一個經典研究是“伴侶的工作時間”。
當下男性研究的三個領域分別是:平等導向研究、問題導向研究和歷史導向研究。謀殺-自殺行爲,就落在第二個領域:聚焦暴力、性侵犯、酗酒、自殺、犯罪的問題導向研究裏。三個領域裏頻繁出現的一個概念,霸權男性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ies)在歷史上和現實裏都備受鼓勵和宣揚。其特點是競爭性、自力更生和堅忍不拔,同時也是父權制的,被賦予權力,用來邊緣化和馴服女性和其他男性(Connell & Messerschmidt,2005)。
它並非天生,是習得的。這正是霸權男性氣質的核心特徵,是父權社會里男性社會化的重要工具。男孩從小就觀察這些成爲“真正的男人”所需的條件,並積極實踐(Courtenay,2000)。在學校裏的“酷”,出社會後的“成功”都和霸權男性氣質息息相關。媒體也強化了霸權男性氣質,宣傳美化男性成功和勝利的刻板行爲(Heitmeyer、Bockler 和 Seeger,2013)
在具體的謀殺性自殺案例中,往往涉及崇尚權力、控制和攻擊性的霸權男性氣質。許多研究者都認爲,謀殺性自殺就是“男性失敗”( failed manhood)的極端結果。有一個研究對28起大規模無差別謀殺案做了梳理,其中 54%是謀殺性自殺,失業、嚴重債務、財務損失和工作表現不佳等經濟壓力是一個穩定地滋生謀殺性自殺行爲的因素(Kennedy-Kollar 和Charles,2010)
奧利弗團隊對45起謀殺性自殺案件進行了深入梳理,歸納出引發男性謀殺式自殺的三個主題:(a) 家庭絕望、(b) 工作場所正義和 (c) 學校報復。這三個主題中普遍存在的是男性對生活的失控、絕望和被邊緣化的男性身份。男性通過抗議他們所遭受的邊緣化來重申自己的男性自我,從而以”另類方式"獲得霸權男性氣質。這個犯罪心理現象更受情境因素(situational factors)影響,經濟下行時期多發。
全球每年有100萬人自殺,其中男性佔75%。澳大利亞學者River & Flood (2012) 則在男性氣質、情緒和男性自殺之間發現了關聯。River & Flood在分析了18位嘗試過自殺的澳大利亞男性後,認爲這些男性從小時候就習得了表達悲傷情緒會降低男性地位,而通過暴力行爲表達憤怒等情緒可以提高男性地位。而他們無法控制的憤怒和暴力表現,又導致他們生活的全面失敗:失業、關係破裂或成爲罪犯。他們中不少人表示,自殺是結束痛苦情緒的一種方式。同時,自殺也可能成爲展示男性氣質的另一種方式,身體既成爲暴力的載體,也成爲暴力的對象。
歷年來的美國校園槍擊案也可以歸入“謀殺式自殺”。許多此類犯罪最終都以自殺告終,而且幾乎都是男性所爲。美國的霸權男性文化讓部分男性感到受屈辱並覺得自己有權使用暴力來尋求“正義”以及自己的男性氣概。
其實,早在18世紀,探險家庫克船長就觀察到馬來羣島上的AMOK行爲,就是某個男人在經歷過一段時間的社交退縮、謀劃和被激怒後,會拿着武器跑到人多的地方發瘋砍人。他用馬來語AMOK來描繪,因此AMOK綜合症曾經被認爲是一種文化行爲。英國駐馬來西亞高級專員休·克利福德爵士甚至斷言:“驅使歐洲人自殺的情緒狀態讓馬來人去激情砍人”(1895年) 但是在英國人處決所有犯阿木克症(running amok)者後,這種情況就少得多了,可見激情砍人想控制也是可以的。
在當下社會里來關注謀殺式自殺,不但要關注“男性失敗”或男性五失人員,更要反省各個層面社會文化對霸權男性氣質的推崇(一言堂、不由分說、不容置辯、靠拳頭說話、就是硬剛、把xxx打趴了嚇尿了)在街頭暴力悲劇中起的形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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