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珠海駕車撞人兇犯不能止於標籤化

珠海駕車撞人事件，對大衆心理產生巨大沖擊。輿論場如潮聲討兇犯爲“禽獸”“惡魔”，不只是對死傷羣體的同情，自覺或不自覺的“代入感”，從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焦慮的社會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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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駕車撞人事件，對大衆心理產生巨大沖擊。輿論場如潮聲討兇犯爲“禽獸”“惡魔”，不只是對死傷羣體的同情，自覺或不自覺的“代入感”，從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焦慮的社會情緒。

對於這類犯罪人，著名學者邁克爾·赫·斯通稱之爲 “和平時期邪惡” 的代表——“他們對自己的同胞毫無情感，只剩下無法形容的殘忍和傷害，以及讓我們震驚的邪惡。”

可以揣測的是，對於行兇人煩某而言，成爲輿論關注的焦點後，面對終將到來、毫無懸念的極刑，大抵比起默默忍受至老死，似乎更有存在感。

由此便提出一個命題：在製造慘絕人寰的撞人事件之前，兇犯煩某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個體存在？

對此公衆是急於知曉的。網上出現樊某“假離婚受騙說”、“司法裁判不公說”等傳聞，試圖爲其無差別殺人報復社會，找到一個說得過去的原因。當然即便假說成立，也絕不意味可駕車撞人。

究竟是哪些因素，爲其個人極端暴力行爲埋下了伏筆？

在社會學上意義上，珠海駕車撞人案已不是單純的社會治安問題或孤立的犯罪現象，它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折射出，在今天的社會心理版圖上，出現了一個呈畸形走勢的暴戾心理。

這一次非常不願意看到，輿論鼎沸數日、街談巷議一番之後，隨着對煩某的一紙宣判，事件成爲過去式而歸於平靜，而煩某最終成爲一個標籤化、模糊化、概念化存在。

個人極端暴力犯罪的心理成因是多層次的，犯罪產生的基本因素是社會環境，決定性因素也是社會環境。

個體原因對犯罪的產生也有影響，只不過是在社會因素基礎上產生的影響。

從微觀社會個體到宏觀社會結構的互動過程來看，煩某實施個人極端暴力犯罪，必定是因爲其中某個或幾個環節出現了問題。

個人極端暴力犯罪的心理成因，表面上無規律可循，實質上通過抽絲剝繭的細緻分析，犯罪心理的形成和犯罪動機的確立是可以被捕捉到的。

還原一個真實的煩某，破解其犯罪心理結構，將微觀層面的個案納入宏觀社會的治理視野，從源頭上降低同類事件發生概率，意義自不待言。

極端個案並不能直接反映一個地方的治安狀況和文明程度，但是如何對待極端個案，則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社會治理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