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及“八十年代”的永恆價值：紀念耀邦誕辰109週年

（一）何謂“八十年代”？它的特殊性和內涵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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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八十年代”？它的特殊性和內涵是什麼？

人們經常緬懷“八十年代”、讚頌“八十年代”；人們在談論中國現代化的很多重要問題時，也喜歡從“八十年代”去追溯原點、尋找可借鑑的經驗。那麼，何爲“八十年代”呢？

筆者認爲，“八十年代”在我們的社會語境中，並非僅僅是一個時間刻度，而更是一種精神的象徵。“八十年代”被大家約定成俗地賦予了以下內涵：它代表着早期改革中所蘊含的寬容和自由，代表着理性和深邃，代表着社會的朝氣活力，代表着敢於突破和創新，代表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一個人文意義上的“黃金時代”。

（八十年代所展現的突破、開放和個性和大膽表達）

我們作爲歷史研究者，應該如何站在嚴肅史學的角度描述“八十年代”呢？

首先從價值和目標上講，八十年代的改革，主張中國應該告別封閉保守，只有擁抱世界，才能發展進步；主張經濟、政治、社會的全面現代化，而不是單單追尋某一方面的現代化；主張中國的現代化不僅僅要實現國富兵強，還要實現個人的解放和自由。其中最後一點與十八世紀啓蒙運動的主張實質是一致的，也與馬克思的本原出發點是一致的，這是馬克思創建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最重要初心。

其次從主要締造者和參與者來講，“八十年代”是一個參與者年齡、階層、行業跨度都很廣泛的，全社會參與的啓蒙浪潮。既有1910年代、1920年代出生的“兩頭真”老人，也有1950年代、1960年代出生的年輕一代；既有體制內大批的高級領導幹部，也有學者、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法律工作者等。參與者背景、年齡的廣泛性，是八十年代的魅力所在，也是雖然遭遇低潮挫折，但是在低潮過後又被髮揚光大的原因。

再次從世界的眼光看，“八十年代”是全球改革浪潮的一部分。中國的改革史往往更多從自我革命的敘事出發，其實中國改革與1970年代新自由主義驅動下的全球新轉折不無關係。這時候，人類開始普遍性地反思國家過度干預導致的低效問題和對私權的被侵犯問題，放開經濟管制、縮小政府權力、重新劃分公權和私權的界限，成爲一個全球性的潮流。儘管在不同國家的改革叫法不一樣，但是內在價值趨向是一致的，就像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凱恩斯主義、羅斯福主義的趨向都是加強幹預。（到2010年代中期後，以自由化爲趨向的歷史浪潮出現了全球性的退縮，這同時體現在中國、美國和歐洲，再次體現了世界演變的聯動性。）

同時中國改革也是最成功的一部分，如果橫向比較當時種種新政的話，雖然不乏國家達到了改革目標，實現了可觀的增長，但是沒有一個改革成就堪與中國相對比，中國的變革不僅對自身講是劃時代性的，對全球而言也是劃時代性的，因爲它重塑了全球經濟政治格局。

此外，“八十年代”也並非單指1980年至1989年這種時間刻度的80年代。筆者認爲它向上可以追溯到“九一三”後社會就開始的對政治經濟模式的反思，1976年的悼念周恩來運動以及1977年“兩個凡是”所遭遇強大牴觸，都是這股隱藏於表面以下的力量的體現。向後可則延伸至21世紀，儘管新世紀之初的思想再啓蒙與80年代存在時間斷層，但是兩者參與羣體是高度重疊的，可以視爲“八十年代”的延續。

或許可以這麼說，即便是一百年後、二百年後書寫中國歷史，“八十年代”無疑是中國現代化史上的一個閃耀座標，它不是完美的，但是帶來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的思想啓蒙，帶來了個人的空前解放，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經濟繁榮，讓我們的社會實現了從傳統到初步現代化的蛻變。畢竟人類歷史上多數時間都是沉悶的，甚至是黑暗的，我們應該爲曾經經歷這個充滿朝氣的年代而感到自豪。

（二）胡耀邦無疑是“八十年代精神價值”的靈魂人物

在改革初期，胡耀邦並非是最有權力的領袖，他只不過是一線工作的負責人，然而大家每當談起“八十年代”，都會約定成俗將其與胡耀邦聯繫在一起，把他當做這個時代、這股浪潮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這是爲什麼呢？

這是因爲80年代的泛改革陣營固然頗爲龐大，但是大家的主張和目標又有不小差異。多數人更多從實現國家強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層面來考慮，或者說侷限於實務需求層面，對於現代化最核心的目標——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圍繞這個目標而必須進行的制度的綜合改革問題，是缺乏考慮或者是趨向保守的，這就是現代化與現代性之區別。而胡耀邦的改革主張顯然指向了現代性的內在要求，並且他一直在嘔心瀝血，爲現代價值之普及儘量爭取空間。

從80年代領導人風格來看，胡耀邦也儼然是最喜歡進行理論思考的之一。就拿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的《胡耀邦文選》與《鄧小平文選》來比，胡的文章更喜歡對意識形態本源問題做系統探討，並且都是胡本人寫的，這一點胡耀邦有點像毛澤東，而鄧的文章比較口語化、篇幅短，多數是他平時談話記錄稿的整理，即便是有幾個長篇大論的，也都是他本人列提綱，然後由幾個理論家執筆。

具體來講，胡耀邦是現代思想價值啓蒙的點火者。中國的當代啓蒙運動，毫無疑問始於他發起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場討論不僅僅具有偉大的政治意義，否定了維護文革的“兩個凡是”，也具有深遠的哲學意義，它促進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中國各種現代價值的提出，幾乎都是始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後”的短暫寬鬆、覺醒時期。甚至很多討論禁區的突破，是通過胡耀邦所創辦的《理論動態》，或者他示意《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予以開綠燈。

胡耀邦亦是現代思想價值的保護者。思想現代化的過程充滿了新舊衝突，新的理念的傳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但是胡耀邦的“四不主義”（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的確爲之創造了良好的氛圍。這方面的例子不枚勝舉，比如第四界文代會、 “歌德”和“缺德”討論、人道主義異化問題討論、清除精神污染等事情上，胡耀邦都發揮了讓知識分子感到溫暖的角色。

平心而論，在80年代，很多自詡爲“思想先鋒”的言行是幼稚的、偏激的、甚至是可笑的，胡耀邦作爲經歷了半個世紀風風雨雨的老革命不是不清楚，但是他秉承一個原則：我即便是不同意你的觀點，也應該允許大家有權去表達；我們可以通過辯論去證僞，讓人民自己做出選擇，而非用權力去禁止。換句話說，他抱着高度的“理論自信”。所以，他去世後，詩人鄒友開寫下了《好大一棵樹》來紀念他，這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普遍的心聲。

或許有人說，這恰恰是胡耀邦的短板或歷史原罪，他的這些做法對於國家是不利的。站在30多年後的今天看，我們不敢說當年胡耀邦的所有做法都是正確的，但是根本上毫無疑問是有利於我們中華民族的進步和發展強大的。改革開放何以行穩致遠？歸根到底靠的是思想啓蒙帶來的人們對權利意識的覺醒，以及對世界潮流、人類趨勢更清晰的認知，爲改革開放形成了一道堅實的防火牆；靠的是思想啓蒙，讓中國人力資源優勢（主要指腦力）得到充分發揮。

胡耀邦更是現代價值的積極踐行者。比如在經濟改革上，他的出發點不僅僅是認爲執政黨有責任讓老百姓喫飽飯，更強大的道德驅動是天然認爲人民具有獲財產的權利，於是率先支持包產到戶；以及人民生來具有經營的自由，所以他率先提出可以經營個體工商業，廢除投機倒把、長途販運等罪名，還給大家自由。再比如，他在1984年至1986年底之間，推動中央制訂經濟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踐行全面改革理念，以及在這個理念支配下，他對基層自治和教育改革都抱着寬容，允許試試看的態度。

總之，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現代化探索，胡耀邦是最重要的樞紐，是以，胡耀邦雖然在職時間並不長，但是他的歷史地位、影響力遠遠超過他所掌握的權力，從權力上講，胡耀邦是一個二等人物，但是從影響力上講，他又是一等人物。

（三）“八十年代”的當代價值和未竟使命

中國作爲一個人口規模達14億的超級大國，轉型使命必然是複雜的，尤其是最近幾年，隨着過去經濟增長要素的紅利逐漸耗盡，以及國際局勢陡然變得不友好，社會發展的難度越來越大。

那麼我們的國家應該走向何處？現在出現了很多種聲音，既有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也有披着自由主義外衣的民粹主義，還有所謂儒家社會主義、全盤自我否定的西方附庸主義等等。筆者認爲，綜合各家觀點，“八十年代”所探索的現代化方案，仍是較爲科學認識中國國情，以及全面吸收全人類及現代化歷程中的經驗教訓，可以讓中國以最小成本、最大可能性實現民族全面復興的一個。這是在四十多年來，經過正反經驗反覆驗證過的。

從國內發展和穩定的視角來看。我們現在主要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比如腐敗、市場機制不完善、貧富差距、民企缺乏安全感、思想文化創新乏力等等，幾乎都可以歸結爲過去經濟改革走地很遠，而其他改革相對遲緩滯後，抑制了各類要素潛力的發揮。未來社會成長進步的發力點，仍應充分參考80年代主張的全面改革和全面現代化的思路，只有補齊其他基本制度短板，才能塑造中國第二波騰飛的動力，以及建成一個更有彈性、創造力、自我修復能力的社會，正像二十屆三中全會決議第一章節就指明的，全面深入改革是當下歷史階段的必然要求。

從國際競爭上來講，我們在成爲全球第一大工業國、出口國，第二大經濟體之後，如何獲得更多的競爭話語權也是一個挑戰。贏取世界領導權終究不能只靠經濟，經濟實力固然是基礎，但更爲關鍵地是看中國能不能創造一個多數國家都認可的制度方案和文明價值體系。縱觀全球大國崛起的歷史看，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的國家，才能獲得持久的世界影響力和繁榮。

所以大國崛起，一方面是國際戰略問題，另一方面還是內政問題——自己的文明、制度走向何處，決定了世界對你的接受、承認程度。“八十年代”的世界觀、文明觀裏面，既有對人類共同文明價值的承認，又有對傳統文明的自我革新，與主流世界存在着最低共識，同時在外交上非常務實、靈活，使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接納認可程度大大提高（這種國際關係上的成功，也是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這對我國未來進行高水平戰略外交也有一定參考意義。

因此，可以這麼講，“八十年代”雖然在時間上是一個過去時，但是在精神價值上，它並不完全是過去時，也是現在時，還是將來時。在中國發展任務更加艱難複雜的今天，我們更應該重視和繼承那一代羣體的智慧、擔當、責任，把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賡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