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宮爲什麼要禁止異裝狂歡

按：“四足健身操”（квадробика）是近期在俄羅斯和其他後蘇聯國家社交媒體上爆火的Z世代亞文化，通常是一些青少年裝扮成動物造型，在公共場所模仿動物四足爬行、跳躍。這種亞文化出圈後，立刻引起了克里姆林宮政客的強烈反彈。剛鎮壓完LGBT和丁克的老保們正覺無事可做，立刻在這些cosplay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於是開始立法禁止“四足健身操”，並且讓喉舌大力宣傳這種亞文化的危害。BBC俄語部的播客請來了人類學家亞歷山德拉·阿爾希波娃，請她談談這種亞文化的起源，以及爲什麼會招來老保政客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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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四足健身操”（квадробика）是近期在俄羅斯和其他後蘇聯國家社交媒體上爆火的Z世代亞文化，通常是一些青少年裝扮成動物造型，在公共場所模仿動物四足爬行、跳躍。這種亞文化出圈後，立刻引起了克里姆林宮政客的強烈反彈。剛鎮壓完LGBT和丁克的老保們正覺無事可做，立刻在這些cosplay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於是開始立法禁止“四足健身操”，並且讓喉舌大力宣傳這種亞文化的危害。BBC俄語部的播客請來了人類學家亞歷山德拉·阿爾希波娃，請她談談這種亞文化的起源，以及爲什麼會招來老保政客的仇恨。

大家好！您正在收聽BBC俄語部的播客《這是怎麼回事》，我是奧克薩娜·奇日。俄羅斯當局開始關注“四足健身客”，也就是那些自認爲是動物，戴上面具面具，模仿動物行爲舉止的青少年。  

一些議員稱“四足健身操”是一種“破壞性意識形態”，並試圖禁止這種亞文化“宣傳”，而另一些人則要求不要干涉孩子們的生活。這種現象爲何會引起官員們的意外關注？我們將與社會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亞歷山德拉·阿爾希波娃一起探討。  

需要提前說明的是，俄羅斯當局已將亞歷山德拉列入“外國代理人”名錄。亞歷山德拉，您好。我理解您並不是“四足健身操”方面的專家，而是廣義上研究我們思想構造的專家，但我還是想問問您，您有沒有試着理解，到底什麼是“四足健身操”？帶着動物面具的普通人和“四足健身者”在行爲上究竟有何的本質區別？

亞歷山德拉

原則上沒有什麼區別。近年來，人們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各種亞文化活動，這些亞文化有時被稱爲“週末亞文化”，它們不同於一些已被接受的傳統亞文化，如上世紀50年代的嬉皮士亞文化。嬉皮士亞文化提倡你要拋棄現有的、相當正式且嚴格的世界規則和歐洲文明規則。要拒絕性別的嚴格劃分，穿不太有性別特徵的衣服，打破這種對立。因此，你不應展示地位，不應穿昂貴的衣服、佩戴金錶，不應遵循流行趨勢或剪辦公室要求的髮型，所以要留長髮等等。這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到了70—90年代，這種亞文化逐漸普及起來。  

而所謂“週末亞文化”並不要求持續的自我改變。它們讓你在一週的五天裏可以過正常生活，穿辦公室西裝，完全符合社會的認可。我們人類學家不太喜歡“正常”（normal）這個詞，因爲“規範”（norm）在不同社會之間，甚至在同一社會內都有很大差異，但“社會認可”這個詞更好理解。比如“社會認可服裝”，比如說你作爲一個男性，平時上班穿着西裝打領帶，但到了週六，你從衣櫃裏拿出自己九年級時縫製，這些年不斷修改的“獸圈”（furry）服裝，穿上它去參加類似聚會，感受自己變成另一個身份的樂趣。  

還記得90年代非常流行的托爾金粉亞文化嗎？這些人被戲稱爲“托爾金狂”（толкинутые），他們會在週末穿上矮人或霍比特人的裝束，完全沉浸在這種身份中。這些亞文化，包括角色扮演等，有不同的稱呼，但其實這都是現代社會中某種可塑性遊戲的體現。

奧克薩娜

也就是說，像類似的亞文化一樣，“四足健身操”是遊戲和自我對抗規範的一個輕量版，只不過它是以青少年和兒童的形式出現的。

亞歷山德拉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當我開始深入研究這個話題時，發現其實不只是青少年和兒童，甚至許多三十多歲的人也喜歡“四足健身操”和“獸圈”這種活動。只是他們不像孩子那樣會公開表達而已。所以我不能說這是一種專門針對特定年齡層的壞影響。不是的。這種愛好最早出現在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之後一直存在。可以說它既安全又有趣。從70年代末開始，穿毛絨服裝的人們聚會在美國各大城市逐漸流行起來。其實這沒什麼特別的。

其實這種現象幾年前就傳到了俄羅斯，只是因爲目前的道德恐慌和國家杜馬及各級官員的“恐慌宣傳”才讓它流行開來，比如那些負責教育的部門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的學校強制與學生討論“四足健身操”的危害，宣稱這不是我們的“精神道路”，而是某種噁心的東西。和孩子們討論這個話題的還有哥薩克和神職人員，這倒是挺好笑的。

奧克薩娜

那麼，怎麼解釋這一現象在俄羅斯媒體議題中成爲了觸發點？就是說，的確現在俄羅斯到處都是禁令：禁止這個，禁止那個，天天跟孩子解釋“西方價值觀”的風險等等。但通常這些限制只在某一層面上進行，而這次似乎層層升級，甚至到了議員和外交部長拉夫羅夫的層面。這種媒體爆炸該怎麼解釋？

亞歷山德拉

我可以嘗試解釋一下，但首先想從更廣泛的角度談談。所有學者都愛深入分析，且喜歡冗長的解釋。故事要從我們世界的信息交換方式開始講起。  

舉個例子，有一些傳統文化，比如說狩獵採集社會。它們之所以是傳統的，是因爲它們擁有非常專門的信息容量。正如偉大的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所描述的那樣，波利尼西亞的爺爺抱起孫子時，他看着自己的孫子，清楚地知道孫子會如何度過他的一生——就像爺爺一樣。也就是說，孩子們從長輩那裏獲得經驗，生存能力直接依賴於他們能多好地模仿長輩，特別是那些能夠存活下來的長輩。所以，模仿長輩越好，生存機會就越高，長輩的主要任務就是將經驗傳遞給晚輩。  

這種文化模式被瑪格麗特·米德稱爲“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因爲我們走在“喻”之前，“喻”（figure）代表父親、祖父、祖母和母親等傳授經驗的人。在這種文化中，進步非常緩慢，因爲經驗傳遞主要通過長輩到晚輩，年輕一代的生活意義在於良好地模仿長輩。然而，隨着文化的逐步演變，出現了所謂的“共喻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階段，進步變得迅速，兒童和成人必須同時掌握新事物，長輩傳授經驗的角色逐漸削弱。

這本書是瑪格麗特·米德在1970年寫的。她完全預言了50年後的情況。她說，會有一個時期，進步如此迅速，以至於每隔幾年都會出現煥然一新的事物。所以年輕一代會比長輩更快地掌握這些新事物，並相互學習，而不是向長輩學習**。而且，長輩傳授經驗的必要性也將消失。我舉個例子。我並不算太老，但我成長於90年代。像所有在90年代長大的孩子一樣，我掌握了一些獨特的知識。例如，如何排隊憑證買蕎麥，如何用破舊的絲襪製作浴室地墊、購物袋、聖誕裝飾，甚至是搓澡巾。我會補絲襪上的洞。而所有這些我在90年代生活中獲得的知識，現在完全沒人需要。所以，我或許想把這些知識傳給年輕一代，但他們不需要。這就是問題所在。接下來，每個人都會有一種社會性的本能，想要教年輕一代如何生活。這是非常自然的。可以說，這幾乎是人的生活意義——繁衍和保障生存。因此，爲了保證孩子的生存，我們必須教他們如何生活。但後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的問題在於，長輩的經驗與年輕一代的經驗不可比，因此沒有太多可以傳授的東西。因此，瑪格麗特·米德認爲會出現嚴重的問題，因爲人們會感到內心空虛，因爲他們無法傳遞自己的寶貴經驗。好吧，祖母可能非常擅長用五種難喫的食材做出美味的新年大餐，但這個經驗對她的重孫女有用嗎？基本沒什麼用。當祖母向重孫女提出這些建議時，重孫女可能會敷衍，因爲從民族誌的角度來看，這可能很有趣，但總的來說沒有意義。因此，長輩內心會產生一種空虛感，而這是一種試圖保護孩子免受未來威脅的本能，教他們如何在未來生存。但如果你無法傳遞任何東西，這種對孩子未來安全的恐懼只會加劇。**於是各種“哎呀，這東西對我們的孩子有害”的道德恐慌就隨之而來了。

現代文化就是這樣運作的。孩子很少重複成年人的經驗。現在的孩子在成長爲獨立個體時，不會整天聽爺爺奶奶講述他們是如何在特定環境下獵熊的。這種經驗已不再需要。因此，現代的經驗傳遞更多通過夏令營、學校來完成，也就是通過朋友之間“水平”傳遞。也就是說，這就是所謂的“模仿行爲”（copycat behavior）——通過模仿和重複來學習。因此，每一代人，甚至在同一代人中都會出現某種問題：如果不能完全從長輩那裏獲取經驗，年輕人就會產生身份認同問題，因爲他們感覺自己不同於長輩。因此，在青春期階段，他們開始嘗試各種身份的可塑性遊戲，比如“我不是這個，而是那個”，“我不是這樣，而是那樣”，“我不是人類，而是某種動物”。 

在過去的三四十年裏，這些遊戲的核心在於拒絕二元性。也就是拒絕文化中由長輩所強加的二元性。比如說，我會試驗自己不是人，而是精靈，這樣我就可以穿梭自然和非自然之間；又比如，我不是男孩或女孩，請稱呼我爲they/them；或者，我雖然是男孩，但決定穿裙子、染彩發去上學。或者，我投身於“獸圈”與“四足健身操”，不再認同人類和動物的二元對立，而是嘗試扮演並真實再現出一種動物。這種拒絕二元性的探索構成了過去三四十年各種身份遊戲的核心。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過程完全是正常的，沒有什麼特別之處。而另一個問題是議員和官員們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我們應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他們爲何要打擊“四足健身操”。我們需要系統地觀察他們打擊的對象。關鍵在於，他們正在竭盡全力構建一種新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的核心是“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對立。

讓我們來看看普京、帕特魯舍夫、納雷什金、國家杜馬議員以及各州州長的言論。我們能看到什麼？比如說，普京表示，在他擔任總統期間，俄羅斯不會有“家長1”和“家長2”，而是“爸爸”和“媽媽”。在另一場講話中，他談到在西方，“堅持傳統、正常人類規範的人”很難生活。西方國家走向了“對宗教和家庭道德規範的激進否定”。[彼得堡市長]別格洛夫說，他們努力的目標就是爲了避免出現“性別中立的廁所”。同樣，普京還說，他們現在喜歡“用小手指按按小按鈕”，這對於現代生活非常重要，但我們則應該保留“語言文化”。而在去年8月15日的安全論壇上，[對外情報局長]納雷什金說，“人類是按上帝的形象創造的，而西方人則試圖用各種跨性別者和機械生物體（biomechanoids）來取而代之。一個身心健康的人會害怕前往歐洲，因爲各種變態行爲在那裏氾濫。”

單獨來看，這些言論似乎都很愚蠢到荒謬，但若深入分析，所有這些言論中都透露出一種相同的立場，即存在“自然的、我們的”東西，還有“不自然的、他們的”東西，也就是從西方舶來的東西。而西方試圖將這些“機械生物體”、“性別實驗”、“性別中立廁所”和種種“變態”強加給我們。因此，俄羅斯的官員們、弗拉基米爾·普京、納雷什金的任務，就是要保護俄羅斯免受這種即將落到你頭上的惡只侵害。俄羅斯被視爲“自然人”的最後堡壘。

因此，這種“保護”形成了一種啓示錄世界觀。他們認爲世界正在走向毀滅，因爲人類正在失去“自然性”，而俄羅斯則在保護這一“自然性”。因此，持有這種意識形態，或自認爲是這種意識形態傳播者的人，隨時都處於某種十字軍東征狀態，如同傳教士一般。他們時刻都要提醒人們危險即將到來，並不斷生產文本和法律來表達這一立場，把“自然的”俄羅斯描繪成“自然人”的最後堡壘，而剩下的世界則充滿“生物變態”。

對“四足健身操”的恐慌完美契合這一模式。之前是對丁克的恐懼，再之前是對LGBT的恐懼。也就是說，“四足健身操”被視爲對違逆人類的自然性，違背了“自然的、正確孩子”的觀念——這些孩子應該有父親和母親，而非“家長1”和“家長2”，男孩要喜歡玩槍，女孩要穿裙子。這種世界觀希望保留這種模式，因此打擊“四足健身操”就是一種新的道德恐慌，試圖維護這一集體信仰，植入一種“啓示錄意識形態”，以保護俄羅斯的“自然人”和“天然本真”。

此外，這種啓示錄意識形態有非常明顯的前喻性質，因爲我們必須總是向後看，向先輩學習，參考那些“自然行爲”的範本。因此，一切可能威脅到孩子的東西，一切可能導致他們產生不自然或西方傾向的事物，都應被消除。

奧克薩娜 

作爲一個俗人，這種解釋讓我感到有些意外。比如，當我們討論禁止丁克時，很容易理解爲什麼會出現您所描述的“道德恐慌”。但當涉及到“四足健身操”時，我就有些不明白了，因爲當它在俄羅斯的媒介形象主要與兒童，而非年輕人相關。我們看到，哪些要求禁止“四足健身操”的人，曾和多數俄羅斯人一起上過幼兒園。他們小時候也經歷過某種“狂歡文化”，他們理應熟悉這種遊戲。畢竟，我們小時候都裝扮過小狐狸，在裙子上別一個尾巴，頭上戴毛絨動物臉，或者穿小兔子服裝。普通人會覺得奇怪，這種裝扮和“四足健身操”並沒有什麼內在矛盾，可爲什麼他們卻要禁止後者？

亞歷山德拉

其實這並不奇怪，因爲一切都在於分類。比如小狐狸或小兔子的服裝是在幼兒園穿的，而且通常不會每天穿，只會在節日，尤其是新年時穿，很少出現在其他時候。這是一個狂歡遊戲空間，而這種遊戲並非孩子們自發進行的，而是由成人嚴格規定並控制的。自1937年開始，關於如何給孩子穿上小兔子或小狐狸的服裝、爲什麼選擇小兔子而不是其他角色等，都制定了明確的指導手冊。這是一個有計劃的場景，是一個遊戲空間。  在這個空間裏，一切都不可怕。

每個人的腦海中都有一定的分類體系，當這些分類的邊界被打破，事物出現在不應出現的地方，我們會極其敏感地做出反應。因此，當孩子在新年時穿上小兔子的服裝，或者更確切地說，當他們被要求穿上這些服裝，被特意爲此製作服裝、練習歌謠時，這都符合“規範”。當他在被指定的遊戲空間中玩耍，一切都符合規則。然而，當他走上街頭，或在網上和人約好，在公園和另外三個喜歡戴面具、想趴在地上行走的女孩見面時，原本允許的遊戲空間就被破壞了。這種遊戲進入了不受控的空間，分類體系被打破，事物出現在不應出現的地方，這讓人感到極其恐懼。

我要再次強調，這些恐懼的根源在於一種控制感的喪失。當我給你穿上小兔子的服裝，你在音樂聲中跳舞，我給你鼓掌，那這一切都很好。但如果你出於某種原因自己製作面具，自行穿上爪套，還自行身穿這些爪套和麪具拍照，這就不對了，因爲這一切不在我的控制之內。

奧克薩娜

那您覺得當局會出臺實際的禁令嗎？

亞歷山德拉

從目前的趨勢來看，我認爲是會的。現在的俄羅斯當局總是想展示他們在不斷地爲保護受到某些外部勢力威脅的“俄羅斯自然人”而戰。這些禁令通常不會針對具體的事情，而是針對組織。所以，他們不直接禁止LGBT，而是禁止“國際LGBT組織”。他們不直接禁止丁克，而是打擊“丁克運動”。所以，很可能他們會出臺某種法律，明確或模糊地宣佈禁止“宣傳四足健身操”，然後把一些社交媒體賬號宣佈爲這場運動的“代理人”。這樣一來，這項法律就可以打擊在VK、TikTok等平臺上的一切“四足健身操”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