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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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父母成爲國家的敵人，未成年的孩子們成爲“最脆弱的迫害對象”。她們面臨居無定所，隨時被侵擾隱私，目睹暴力，失去教育機會，不斷離開朋友們，放棄出國深造，甚至被當作罪犯逮捕。

撰文 劉多旻

編輯 周醒予

平臺編輯 覃山

2022年11月20日晚間6時，北京市昌平區天通苑南街道第二居委會內的一段視頻，讓“軟肋”這個詞成爲家喻戶曉的一種管治手段的代稱——如何管理那些發出反對聲音的人？ “他的軟肋其實是他兒子。”但是，對於中國人權捍衛者的孩子們，“軟肋”的故事要早得多。

兒童是最脆弱的，他們只能順着大人的行動軌跡滑行。當他們的父母成爲國家的敵人，備受騷擾與威脅，她們的人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十年前，孩子們面臨的問題，是跟隨大人過“居無定所”、沒有安全保障的生活，也經常目睹國家暴力。最近幾年，孩子們面臨的問題，除了難以估量的心理傷害，還有受教育權的被剝奪，毫無理由被“邊控”。

越晚出生的孩子越不幸。最極端的案例之一，是疫苗安全倡導者何方美的三個小孩的命運。何方美2020年10月因爲在河南輝縣政府門口潑墨被帶走，她的大兒子（今年10歲）被政府安排寄養在了當地一個陌生村民家裏，二女兒（今年7歲）跟隨她一起經歷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最小的女兒（今年3歲）是“指監”期間出生的。兩個女兒自從2020年10月起就被“安置”在當地的精神病院，此後再沒和外界的正常世界接觸過。

中國是《兒童權利公約》締約國，這意味着國家承諾保障兒童人權的所有方面，在相關行動中將兒童最大利益作爲首要考量。然而，2013年10月，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審議中國定期報告後通過的結論性意見中寫道：

委員會十分關切地注意到，有報道稱政府迫害家屬，包括人權活動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的子女，並報復和騷擾主張兒童權利的家屬。委員會強烈建議中國政府，立即終止對追究侵犯兒童行爲責任的家屬和人權維護者子女的一切形式恐嚇和報復； 確保對所報道的恐嚇和騷擾主張兒童權利的家屬以及人權維護者及其家屬的情況迅速開展獨立調查，並追究實施這種侵權行爲者的責任。

《兒童權利公約》明文規定，“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得到保護，不受基於兒童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家庭成員的身份、活動、所表達的觀點或信仰而加諸的一切形式的歧視或懲罰。”但與這一原則背道而馳的現實是，十一年過去了，公權力執行者控制、打壓孩子們的手段越來越肆意、無情。在這篇文章裏，年份和時間，除了講述事實，沒有別的意義。

一位做家屬支持工作的人權工作者告訴“Women我們”：“從頭到尾，官方都知道，‘控制了孩子，就是控制了一切’。”TA隨後補充到，如果說十年來有一些變化，那就是各個地區的警察的行事風格可能有所不同。還有一個變化是，隨着科技的進步，警察運用監控的手段更成熟了，“以前要靠很多人力來完成的事情，現在可以通過監控技術很快解決”。

文章裏寫到的，並不是全部。有一些家庭因爲安全考慮難以接受採訪，有一位人權律師的女兒拒絕採訪的理由是，她不願意再談論這些事情（這也是她的正當權利）。還有一些更草根的維權行動者們的狀況，我們無從得知。

2013

海南萬寧

2013年5月，海南萬寧的一所小學門口，十來個人舉着紙牌站在這裏。正是放學的時候，來往的人流量很大，原本接小孩放學的家長們停下來腳步，開始圍觀這羣人。

這些舉牌的人來自全國各地，有女權活動人士，有律師，還有一些人稱呼自己爲“公民”——在那個“旁觀改變中國”的時代，“公民”通常是指有經驗的自力維權者或者熱心的支持者——她們爲同一件事來到這裏舉牌：十幾天前的5月8日，這所小學的校長陳在鵬和當地一名政府職員馮小松帶着6名小學生去賓館開房，一夜未歸。女童家長們報警後，當地警方稱性侵沒有發生，是女生主動聯繫的校長，要求在賓館過夜。

那些紙牌上寫着：“淨化校園環境，法辦校長陳在鵬”，舉牌的女性們一遍一遍喊着這句話。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警察也來了，但並沒有立即阻止她們。那一年，公民們仍然可以走上街頭。人羣裏還有剛剛轉型做人權律師的王宇，她在校門口給來往的家長髮傳單普法。“我們國家其實有《未成年人保護法》和《婦女兒童保護法》，這個法律是有，但一直沒有落到實處，我當時想說能不能印一些法律有關的條文，讓大家拿回去看。”她從北京飛來，想爲萬寧的女童們代理這個案子，後來她一個一個打電話給女童家長，她告訴那些家長：“您的權利受侵害了，您要勇敢地維權，您明白嗎？”但電話那頭的家長擔心被打擊報復，掛掉了電話。

現場的標語裏，有一句很扎眼：“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舉牌的人叫葉海燕，是一個倡導性工作者權益的女權主義者。葉海燕拿着標語牌的照片，在2013年的新浪微博上成爲千萬人仿效的劇碼，模仿者中間有不少穿着警服的警察，他們通常把葉海燕標語上的婦聯維權電話“12338” 改成“110”。

這起案件在更多人的關注下改變了走向。6月，海南省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了這起案子，陳在鵬和馮小松以強姦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6個月和11年6個月。

廣西博白

葉海燕那時候或許也不會想到，爲別人的女兒呼籲，會給自己的女兒帶來什麼樣的麻煩。

葉海燕的女兒藍雅欣和這些女孩同歲。當葉海燕在萬寧爲女孩們呼籲的時候，藍雅欣一個人呆在博白的出租屋裏。

那個出租屋有兩層樓，一樓是葉海燕的工作室，二樓是母女倆的起居室。藍雅欣小時候跟着外公外婆長大，飛機飛過，她會跳起來大喊：“飛機帶我去找媽媽吧”。一直到四年級，葉海燕才把她接到身邊。

藍雅欣對博白的記憶不深了。她記得小時候沒什麼朋友，因爲總是搬家。葉海燕又經常在全國各地跑來跑去。博白的家裏總是有很多人來來往往，有些人她不知道是幹嘛的。13歲的她對這一切並不關心，“我有時候也好奇，家裏爲什麼這麼多人，但我後來就習慣了。”

她喜歡上網。有一次，她在網上看見有人在罵葉海燕，她還沒有來得及疑慮爲什麼媽媽的名字可以在網上搜到，就想回擊那個人。“我自以爲很有道理地打了一堆字，想說我媽媽不是這樣的人”，但不知道爲什麼，那個評論沒有發出去。她跑去跟葉海燕講，葉海燕用一種打哈哈的方式帶過了這件事。之後她也把這件事拋在了腦後。

“我媽嘴巴挺嚴的，她什麼也不跟我講。”藍雅欣那時候對葉海燕在互聯網上掀起的波瀾一無所知。葉海燕早期是以文風潑辣著稱的天涯寫手，2005年之後，她在武漢成立了“中國民間女權工作室，之後的工作重點關注性工作的合法權益和艾滋病防治。2008年，因爲在街頭做行爲藝術，被趕出了武漢，去到廣西博白落腳，那些年裏，爲了做公共倡導，葉海燕常以大尺度的裸照和言論衝擊着當時的“主流價值觀”。

從海南萬寧回來沒兩天，葉海燕在博白的工作室就被人攻擊了，有一羣人氣勢洶洶闖入了她家，由於當時葉海燕正在接受媒體採訪，這一切被錄音記錄下來：

“現在有五個，有五個婦女在外面，她們現在正在騷擾我，已經在我家裏來了……”葉海燕的聲音很急促。
“她們現在正在你家裏騷擾你是嗎？”，記者在提問。
“對，她們現在正在我家裏，一共一二三四五六七，她們現在在打我”……
葉海燕回應記者的聲音被打斷，錄音裏傳來激烈的爭吵：
“打她！打她！”“滾出去，這是我家！”“就算是你家（又怎樣）”“這是違法的！”“你打！你打！”

那幾天，家裏有連續的衝突。但藍雅欣對這一切的印象都不深了，她只記得，有一天媽媽跟她說，不要下樓，好好待在樓上，第二天，她才知道工作室已經被人砸得稀巴爛。

在被圍毆的事件發生之後，被行政拘留的反而是葉海燕本人，她提着刀自衛，卻被警方認定爲“故意傷人”。警方後來公佈的證據僅有葉海燕個人的詢問筆錄、菜刀的照片和三位當事人傷口的局部照片。

王宇帶着藍雅欣試圖去會見葉海燕，雅欣透過紅色大鐵門的小洞往裏面看，說拘留所看起來和學校很像。

被拘留十三天後，回到家的葉海燕並沒有恢復平靜的生活，當地的居民在她家樓下扯着橫幅：“大雞婆葉海燕傷風敗俗，滾出博白去！”

她和女兒最終被趕出了廣西博白。

廣東南朗

這一切，被導演王男袱拍成了紀錄片《海南之後》（Hooligan Sparrow，又稱《流氓燕》）。藍雅欣在那部片子裏出現得很頻繁，有時候是一個人默默玩手機，有時候是媽媽回到家親暱地摟着她。片子還記錄母女倆從廣西離開之後，是如何一路顛沛流離尋找下一個落腳點的。

13歲的藍雅欣對當時發生的一切並不是完全有概念。好幾年之後，2017年，她被送去美國上學，在王男袱家裏落腳。有一天王男袱出門，她在王的電腦上第一次看見了那部紀錄片，她對片子裏出現的一切都感到震驚：“啊？這是我媽，她做了這些事情……原來從第三人稱來看，我們發生了這些事情啊！”

今年她24歲了，她的聲音和語調還和當年的紀錄片裏一模一樣，帶一些湖北方言的味道，語調有些活潑。葉海燕爲女兒創造了一個近乎真空的環境，把她保護起來。

母女倆從廣西博白被趕走，去到廣東一個小鎮，再次遭到了斷水斷電式的逼遷和驅趕。13歲的藍雅欣跟着媽媽被趕來趕去，住賓館被拒絕，行李被丟在高速公路上，母女兩依偎着拍了一張照，背景是荒郊野嶺和她們的全部家當。

那樣的時刻，藍雅欣還在圍着行李騎自行車。“我媽不會覺得‘都這個時候了你這個小孩怎麼還在這裏玩’，我也知道我幫不上什麼忙，我就當一個不哭不鬧聽指揮的小孩就好啦。我能感受到當時情況很嚴重，但媽媽一直在想辦法解決，我就沒有太擔心。”

藍雅欣當時在紀錄片裏跟王男袱解釋發生了什麼：“我也不記得被賓館趕出來兩次還是三次。因爲之前的房子不給水不給電，我們不好生活。我們在賓館裏剛洗完澡就不給我們住了，到了第三個賓館。好幾個人朝我們走過來了，把我們喝住，要我們跟他們一起去搬家，我和我媽坐在那臺車後座的最中間，那個副駕駛是便衣警察，威脅她說：‘中山不歡迎你，廣州也不歡迎你……你們再來就打斷你的腿。’”

這一切的暴力行爲，就連當時跟拍的紀錄片導演王男栿都覺得害怕，行李被丟之後，她們去朋友家借住。但朋友家的樓下早有人守着朝她們大叫。王男栿的鏡頭裏，葉海燕和朋友帶着孩子逃命似地跑上了樓梯，把孩子送到房子裏交代反鎖門之後，葉海燕和朋友就被樓下的不明人士帶走了。之後，整晚都有人一直在敲門。

北京

2013年海南萬寧抗議發生的時候，王宇纔剛把兒子包卓軒從天津的爺爺奶奶家接到北京一起生活。

包卓軒的成長經歷和藍雅欣有一些相似。他小學時候在天津長大，王宇和包龍軍在北京工作，一週會去看他一次。上完小學後，他被接到北京，“那是我最快樂最幸福的一段時間”。

包卓軒記得，那幾年，父母都經常出差，碰上敏感日子的時候，警察會直接讓王宇和包龍軍離開北京，“他們就說車票都已經買好了，你直接走吧”。包卓軒知道爸媽都經常被請去“喝茶”。爸媽都不在家的時候，他也有一些青春期男孩的小心思，比如可以一直在家裏玩電腦。網絡對於這些孩子，是一種對殘忍現實的補償與安慰。藍雅欣也提到自己的記憶裏，她一直在博白的出租屋裏玩手機，她有很多煩惱，但上網上着上着就忘記了，她後來覺得那是一種彌補在現實中沒有朋友的做法。

同樣在海南抗議現場出現過的唐吉田律師和王宇律師是好友。有一次，唐吉田去北京的時候帶上了女兒唐正琪。唐吉田外出辦事，琪琪就被送去王宇家和包卓軒一起玩。

包卓軒和唐正琪年紀差不多，兩人小時候在一起玩4399小遊戲，看動漫，聊動漫。琪琪那個時候已經學日語。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日語和動漫一直是他們兩之間很堅實的紐帶，也幾乎是唯一的話題，“我們兩都是很內向的人。”包卓軒上初中的時候就很關心政治話題，他很愛翻牆上網，瀏覽外媒的新聞。但在他的記憶裏，他從來沒有和琪琪聊過類似的話題，“我和琪琪的關係更像生活裏的真正的朋友，而不是因爲我們的爸媽都在做類似的工作。”

2015

北京

2015年，包卓軒要念完初中了。但他沒有北京戶口，就算在北京唸完高中，也沒有辦法在北京高考。因此，王宇和包龍軍決定送他去澳洲唸書。

在這之前不久，家裏還發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晚上，警察在晚上七八點上門來，什麼也不說，只是讓他開門，當時王宇和包龍軍都在外地出差，包卓軒打電話給爸爸媽媽，又反覆跟門口的警察說：“我爸媽真的不在家，我不能開門，求求你們走吧”。

包卓軒對於出國唸書這件事是開心的。他上網很早，喜歡翻牆瀏覽外媒。爸爸媽媽在家裏也時常會跟他講自己代理的案子。王宇和包龍軍都是人權律師，王宇曾經代理了範木根案、曹順利案、伊力哈木·土赫提案1，並曾爲大量法輪功學員的信仰進行無罪辯護。他過早地觸摸到了中國社會里另一個面向，也對外面的世界有一些嚮往。包卓軒唯一不捨得的是爸爸媽媽。

7月8日那天，包龍軍陪他去首都機場，父子倆還沉浸在未來的計劃裏：包龍軍會在澳洲陪他待幾天，再回來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國，他有些興奮。完全沒有預料到後面會發生什麼。

過海關的時候，機場一個人都沒有。突然衝出來幾個人，把他和爸爸按在地上。

“我爸反應特別激烈。他衝他們大喊，‘你抓我沒事，放了我兒子！’衝我喊，‘兒子，你要小心！’、‘你別抓我兒子，你抓我怎麼樣都行，你放了我兒子！’我當時一下子就懵了。等到對方要把我們從緊急通道拖出去的時候，我纔想起來我要說一句話。我不記得我說的是什麼了，時間有點久了。我就記得我爸說放了我兒子，不記得自己說了什麼。我當時整個人腦子都是暈的。我都沒有經歷過這些，直接傻在那兒，不知道要說什麼。我好像是說了一句，‘爸，我沒事。’”2

另一頭，在家裏的王宇也被破門而入遭到逮捕。王宇和包龍軍的失蹤，是中國當局針對律師的“709大抓捕”的開端。據“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網站的消息，從那一天起到9月18日，至少286名律師、律所人員、人權捍衛者和家屬被拘留、帶走、失聯、約談、傳喚、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或限制出境。

包卓軒當時15歲，從機場被按倒後，他被帶走軟禁。“我們在一個賓館裏，有大概兩三個警察，我記得我一開始還有一些反抗，我當時年紀很小，假裝很成熟地說一些話，他們把我推倒到地上，我一下子就老實了”，包卓軒回憶的時候，講話很慢。

2015年的“709大抓捕”是許多人生命裏的轉折點。

在丈夫王全璋被消失之前，李文足是一個典型的家庭主婦，做律師的丈夫每個月往家裏打生活費，她則專心帶着兒子王廣微（泉泉）生活。丈夫消失之後的頭幾個月裏，她不停地哭。兒子泉泉那個時候兩三歲，不知道爸爸被抓了，只是原先每週從手機裏打來的視頻消失了。

7月10日，律師李和平先是在辦公室裏被控制，隨後遭到抄家。那天早上，跟着爸爸去上班的5歲的佳美目睹了這一切。兩個月之後，她的情緒終於有所緩和，她問媽媽：“爲什麼警察要抓走爸爸？”妻子王峭嶺和李和平是大學同學，念法律出身的她也是第一次面臨這樣的情況，不知道來的警察是哪個單位的，但丈夫就是消失了，過了48小時，她找不到爲此事負責的部門。

她只能告訴女兒：“就好比有個老人摔倒了，我們去扶這個老人家，這是好事，爸爸一直在做這樣的好事”。佳美聽完，很肯定地跟媽媽說，“那警察是壞人”。

李和平的弟弟，同爲律師的李富春在那一年8月也被警察帶走。他的小兒子五歲，煞有介事地跟人說，“爸爸是被手銬拷走的”，李富春的妻子在一旁哄兒子“那是玩具”，但五歲的小孩什麼都懂了，他肯定地反駁媽媽，“那不是玩具”。3

內蒙

包卓軒的人生從7月8日那一天起被暫停了。

他的初中同學們都進入了高中，也以爲他到了澳大利亞。但他在天津的爺爺奶奶家裏，失去爸媽的聯繫，不知道如何度過時間，也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暑假過完後，他又被送去內蒙古的外婆家。

2015年的10月，包龍軍的好友唐志順來找包卓軒，問他想不想“走”。包卓軒一口答應了，但他那時候並不知道，自己將要從內蒙飛到雲南，再從雲南和緬甸接壤的羣山中偷渡出境。

在緬甸，包卓軒經歷了第二次“被抓”：

“警察抓我的時候，我正和唐志順在外面喫早飯。我們在露天的早餐鋪外邊，突然就圍上來一羣人。我記得大多數是便衣。他們說聽話，跟我們走。然後把我放到了一輛車上，給我帶上了頭套，手銬和腳銬。

當時我已經說不出什麼話來了。他們把我關到了一個屋子裏，說要給我做筆錄。我一開始什麼都不說。他們說，‘你要是不說的話，這裏可是緬甸，不是中國，我們一槍在這裏把你打死扔野外也沒有人知道’。我就開始說了，我叫什麼姓什麼，家裏人有哪些。

他們問了我很多奇奇怪怪的問題。他們問我誰指使我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誰指使我的。他們問我跟唐志順和幸清賢是什麼 關係，我說他們是我爸媽的朋友。他們問我爸媽是做什麼的。

最後，他們讓我在筆錄上簽字的時候，只給我筆錄的最後一頁，不給我看前面幾頁。我說你要給我看一下前幾頁，你要是不給我看前面幾頁我就不簽字。我就那樣說了一下，我後邊的人就抄起一個棍子，狠狠地打我後背。我直接趴地上了。

他跟我說，你現在不聽話，這次打你後背，下次不聽話就打你腦袋，打你腦袋出什麼事我們就不負責了。我說，‘我籤我籤’，我全簽了。讓我籤什麼我就籤什麼。他也不允許我看什麼，只允許我看到最後需要簽字的那一頁。還有他折角讓我按手印的地方能看到。”4

這一段內容，是包卓軒在接受Human Rights in China的採訪時講述的。青少年時期的遭遇給他帶來很嚴重的抑鬱症，那些場景至今仍然出現在他的噩夢裏。他說，那段日子是一種很難用語言表述的痛苦，最近兩次接受採訪，每次談到這一段經歷，都很想哭，他需要停下來喘喘氣，事後也會做噩夢。儘管他鼓勵記者放心提問，但爲了避免重複講述帶來的傷害，“Women我們”和包卓軒商量，決定不重複提問，直接引用他已經講述過的內容。

天津

軟肋作爲威脅是有效的。包卓軒在緬甸偷渡被抓的經歷，後來被中國中央電視臺做成了電視節目播放。王宇經歷了“電視認罪”，在那個視頻裏，她譴責境外勢力利用了他的兒子。

但幾年後，王宇在《端傳媒》上回憶了“電視認罪”的經歷，講述了另外一個版本的故事：有一天夜裏，負責她案子的預審去找他，“預審拿出兩頁紙遞給我，我打開一看，第一頁上是雲南省公安廳發給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的一份電報，上面寫的內容大概是：在雲南抓到幾名偷渡邊境人員，其中一人是內蒙古的，姓名包卓軒，年齡16歲，是烏蘭浩特一中學生；第二頁上赫然是我兒子的一張大照片，明顯是像我們被抓後送到看守所時辦理入所手續時，背靠印有標尺的牆壁拍攝的，照片下面寫着：犯罪嫌疑人，包卓軒。我看完之後當場就昏厥過去了。”

以至於當預審問出“你想不想救你兒子”的時候，王宇沒有選擇，她答應了錄製一個“表明態度”的視頻給公安系統的“上級”看。她並不知道那段視頻會被放上電視。

王宇寫道：“我當時的想法就是非常渴望見到我的兒子，我想，如果我不出去，我兒子就不能出國留學，他在這裏會受到怎樣的傷害？我不知道！但肯定要受到極大的傷害！即使多年以後我會出去，但那時的孩子也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情況了？他的這個年齡正值青春期，一旦受到傷害就會終身有陰影。我要盡一切努力，爭取讓兒子擺脫當前這種困境，讓他能到自由的國度去學習生活，避免他受到更大的傷害……那樣，就只有我出去才辦得到！我深怕我的兒子的一生都被毀了，他必須走，他必須離開這國，這就是我當時最爲迫切的想法。所以，不管我受到怎樣的委屈，我也要拼命去試一下。”5

2016

天津

小土是一位做家屬支持的人權工作者。2016年的6月初，TA在天津的一個賓館裏第一次見到了王峭嶺和李文足，還有佳美和泉泉。小土記得自己當時拿了攝像機，從進門的時候就開始拍，佳美和泉泉剛起牀，在一個房間裏一起玩。TA事後有些後悔，第一次見面就舉着攝像機，其實是一個非常冒犯的舉動，但她們看起來絲毫沒有覺得被冒犯，小土想，“她們接受了這樣的狀態，也就是生命中沒有什麼是不可以被冒犯的，在那樣的場景下，已經沒有所謂安全和不安全的界限了。”

將近一年的時間裏，兩位女性一遍遍往返北京和天津，想要尋找丈夫的下落，小孩離不了人，也一直帶在身邊。王峭嶺那時候開着一個很大的越野車，那輛車像戰車，載着所有人，小孩也在車上長大。

北京亦莊

丈夫失蹤後，巨大的情感衝擊還沒有解決，生活裏具體的難題還在一個接着一個到來。

2016年，佳美要去唸小學了。因爲沒有北京戶口，作爲外地學生，在北京上學需要一系列的證件。當時爲李和平奔走的王峭嶺完全顧不上這件事。等她意識到的時候，已經有些遲了。她和房東去當時居住所在地的亦莊開發區博興路派出所辦暫住證，辦事的女警說，“領導說辦不了”。她那時候包裏還帶着案件的材料，急着離開，以爲總有辦法可以上學。但女兒上學的問題就是被卡在了這張暫住證上。她後來甚至跑去學校，說不要學籍，只要能讓小孩在這裏上課。

8月，王峭嶺因爲原先的租房合同到期搬去了新的房子裏，但警察很快就介入了其中，新房東不敢給她鑰匙，她在快捷酒店和朋友家輪換着住，飄蕩了一個多月。最後，她租到房子的方法是，每次到回家之前的四五站地鐵，就要把手機關機，女兒被接到新家之後問她：“媽媽，這個房子我們能住多久？”

佳美最終沒有上成小學。那是她第一次失學。

內蒙

從緬甸被抓回來之後，包卓軒被切斷了跟外界的一切聯繫。

警察在他的班上裝上了攝像頭，“所有人都知道，那個攝像頭是爲了監視我裝的”。包卓軒當時被寄養在小姨家生活，警察切斷了小姨家的Wi-Fi，住進了小姨家對面的房子裏。房子大門口安了感應器，他一出門，哪怕是去買支筆，警察都會問。

那些警察輪流倒班，有些很和善，會在監視他上學的路上跟他聊天。有些警察很兇，他跟其中一個警察吵過架，“他竟然拿警車接送我上學”，他不知道當時有沒有別的選擇，“我心裏很不舒服，我去給他提意見，結果他把我罵了一頓。”

那一年6月的時候，王峭嶺試圖去內蒙探望包卓軒。據當時的媒體報道，去到內蒙的王峭嶺打算先拜訪王宇的母親，但她發現，王宇媽媽住的小區裏，樓棟標識全部被拆掉了。她第二天才確定哪一戶是王宇媽媽家，上去敲門的時候，對面的門先打開了。兩名自稱警察的男子控制住了她和隨行的人，又帶去了派出所盤問。她沒有見到包卓軒，反而被警察控制了五個小時。

那一則電視認罪的視頻讓包卓軒的信息在全國範圍內被曝光。在他當時上學的學校，連學生都知道這件事。他班上的同學倒是沒有反應，他猜測是班主任提前交代過，但出了教室，就會有別班的同學對他喊：“這不是偷渡那小子嗎？”

“有一天晚上我就很想自殺，太痛苦了，我也不知道我爸媽在哪”，包卓軒說，“那是我人生裏最難過的一段時間，我沒有自由了，我見不到父母，我因爲父母被無理由拘禁而難過，因爲自己處在軟禁狀況裏而難過。”

包卓軒記得，支撐自己熬過來的原因，是有一天收到了王宇從獄中寫出來的信。他給王宇回了好多信。2016年8月的一個下午，他終於和取保候審出來的王宇見上面，“我只記得我一直在哭，可能哭了五分鐘，也可能哭了十分鐘，總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媽也一直抱着我哭”。後來他才知道，他寫的回信，媽媽一封也沒有收到。

2017年

北京石景山

這一年，泉泉要上幼兒園了。在李文足當時的居住地石景山，沒有一所學校願意接收泉泉。

“她們花了很多時間去奔波，去各個機關和部門走動，找學校已經像一個事業了。她很擔心對小孩的影響越來越大，她希望小孩有正常的生活，所以送去學校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小土聽李文足講過一些細節，比如李文足總是牽着泉泉的手，邊唱歌邊去找幼兒園，又比如李文足爲了給小孩上學的儀式感，買了很好看的小書包和午睡的被子，但結果，“往往是提着被子去，又提着被子回來”。“文足說她在一個學校辦公室裏，因爲不接收小孩，又要辦退款手續，辦完手續出來，泉泉全程低着頭，提着小被子站在門口。那一刻她說她想殺了這些人。”

北京宋莊

從廣東被趕走後，藍雅欣跟着葉海燕回到了湖北老家。後來，葉海燕又去了北京，藍雅欣留在武漢上學。她上寄宿學校，家裏只有她一個人。她又變成了留守兒童。

高中之後，藍雅欣發現自己開始神經衰弱，想從學校離開。她打電話給葉海燕，葉海燕不覺得這是大事，藍雅欣就在葉海燕一個朋友的幫助下獨自去了北京找媽媽。她們住在宋莊，早上，葉海燕騎着電動車送藍雅欣去補習班學素描，她再騎回去自己學畫畫。

藍雅欣特別喜歡那段時間，對她來講，她只想和媽媽住在一起，不管住在什麼樣的地方，或者有沒有地方住。以至於她在講述中會略過一些細節。比如她要去素描補習班，是因爲自己沒有辦法在北京上學，她也沒有北京戶口。但無法上學的原因不止這一個。

在宋莊的那一年，葉海燕因爲發表“反毛”言論，出租屋又遭到斷水斷電停暖氣。藍雅欣只記得那是冬天，即將要過年，母女倆住在斷水斷電的房子裏，“天一黑我們也黑了，每天也只能簡單擦擦身子。”

葉海燕覺得照顧不好女兒了。決定送她出國上學。

同一年在宋莊，另外一位異議藝術家王藏的住處也遭遇了斷水斷電，當時，他的家裏還有兩個五個月大的嬰兒，連泡奶粉的熱水都要靠朋友送來。

2018年

北京

李文足不再是一個只會哭的妻子。身邊的人看着變化在她身上發生，“她不停地接受媒體的採訪，見各個國家的外交官、人權機構，學會去跟這些人打交道，學會怎麼講話、怎麼公開發言，她在適應自己的社會角色，接受公衆對她的期待”，小土說。

4月9日10時45分，李文足與同行的王峭嶺、劉二敏等人正在飯店大廳辦理退房時，被突然出現的大批國內安全保衛人員強行帶走，送回北京。

小土印象深刻的一幕是，那一年4月，王全彰失蹤即將滿一千天，李文足要去徒步尋夫，剛進入天津，就被國寶“圍剿了賓館”，隨後將她帶走軟禁在家裏。有一天，她家裏的樓下聚集了四五十人，有社區居委會的，有國寶，有便衣警察，也有來支持她的朋友。一片混亂之際，無法出門的李文足坐在家裏的窗戶上，開始朝樓下大喊：

“你們在幹什麼！？老孃的老公是律師，平時就是幫普通老百姓打官司的。現在被抓了一千多天了還生死不明，我去找我老公，我怎麼了？像你們這些沒有良心的壞人，在自己親人有問題（的時候）就一個一個自己夾着尾巴就跑了。老孃不是這樣的人，這三年多老孃天天在外面幫我老公呼籲，你們這幫人在幹什麼，你們這是助紂爲虐，知道嗎？我老公就是一個好人，平時就是幫助普通老百姓打官司的。三年了，生死不知，我是找我老公怎麼的了，你們現在這些人在這搗亂。”

泉泉也逐漸長大，四五歲的時候，他還是一有風吹草動就躲進媽媽懷裏的小肉球。到了六七歲，他有時候會表現得要保護媽媽。有一次，李文足和泉泉又被堵住在家，由於這樣的事情太常發生，幾乎就是這個家庭的日常生活，所以小土已經忘了那次是因爲什麼。TA看見泉泉用自己的小拳頭去砸鐵欄杆，嘴裏大喊：“我媽媽是對的，我媽媽是正義的，誰來幫幫我媽媽呀！”還有一次，TA看見泉泉拖了一把小椅子抵在門口。

泉泉同樣經歷了兩年的失學。李文足終於找到一所可以上幼兒園大班的學校。

李文足在推特上記錄下泉泉第一次上學的那天：

早上6點他就醒了，拽着我又是撒嬌又是威脅，我只好起了牀。一起洗漱，穿好衣服後，他要去學校。我無奈地告訴他，校車7:48纔到門口，他的單眼皮眼睛裏閃着熱切的盼望，可憐巴巴地對我說：“我想早一點到口等着。please……”看着他一臉萌態，心軟了。於是，我們提前一個多小時坐在馬路邊上，等着校車的到來。泉泉有點小擔心，他一會兒站起一會兒坐下，晃的我頭都暈了。他圓嘟嘟的小臉上全是擔憂，一遍又一遍問我：“媽媽，你確定？是在這裏等校車？”我又好氣又好笑，只好一遍又一遍回答他“是的”！那時我就想，恐怕只有失過學的孩子，才能如此盼着上學。

佳美也在2018年找到了一所學校。她同齡的小孩讀到三年級了。她經過了兩年的家庭教育：媽媽帶她外出，看到什麼字就教她什麼字。沒有人知道她學得怎麼樣。失學兩年後，王峭嶺終於爲她找到一所家庭式學校，學校願意接受她。王峭嶺從來不在微信上和老師討論孩子的情況，學費也全部拿現金交，大家講好，李佳美只是來這所學校“玩”的。

2019年

北京

泉泉6歲，他去上小學，但剛開學四天，他又失學了。李文足在推特上寫，是北京警方連續數次去學校施壓導致的。

泉泉知道自己不能上學了，問媽媽：“武術課我是一隊隊長，我不能帶隊了，怎麼辦？老師一定教好多新動作，我不會，怎麼辦？”李文足說，孩子不願意接受不能上學的事實，反覆說，“我想上學”。

2021年

廣東深圳

2021年4月7日，律師常瑋平被寶雞市檢察院批准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執行逮捕。千里之外的深圳，常瑋平妻兒的住所也遭到搜查。妻子陳紫娟當天從單位被叫回家，看見四個陝西的警察，兩個深圳本地陪同辦案的警察在家裏，“兔兔看着那些警察在家裏搜東西，爺爺讓奶奶帶着他去臥室裏躲着，怕嚇到他們，他那個時候六歲，他應該有點緊張，從爺爺奶奶的表情裏，他也知道可能是不好的事情發生了”，陳紫娟說。

常瑋平被捕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陳紫娟都不知道丈夫被關押在哪裏。有一天，走在深圳的陽光底下，她發了一條微博：“深圳的陽光如此明媚，不知道常瑋平被關押在哪一個地下室裏，過着地鼠般的生活。”

當天晚上，警察在深夜登門。“警察說來關心一下我，我很生氣，我說你晚上十二點半來我家關心我，連我媽當時都被嚇得發抖，那時候我們家小，兔兔睡在客廳裏，這件事發生之後，他就不能自己睡覺了，之後有一兩年的時間，他都要跟我睡在一起。”

小土在2017年去找過一次陳紫娟，給她帶了一些自拍杆之類的東西。TA記得，紫娟那個時候已經意識到要多發社交媒體，但她也許對視覺表達沒有什麼概念。“她發自拍，鏡頭對着自己的鼻孔，視頻裏講話也聽不清楚……709的家屬聲援在當時已經成爲一個模板，所有人都說709家屬發聲的姿態很漂亮。但這對於身處苦難中的人來講，本身就是很大的負擔。”

在爸爸被抓這件事上，陳紫娟沒有選擇瞞着小孩。她拍視頻、寫控告信、給在獄中的常瑋平慶祝生日，兔兔幾乎都陪在旁邊。陳紫娟去陝西奔走，兔兔在家裏自己寫了個口號，歪歪扭扭的字，“shi放常瑋平，shi放我爹”。

那一年生日的時候，陳紫娟錄了一個視頻，她問兔兔有沒有什麼想說的，兔兔什麼也不肯講，哭喪的小臉轉身去彈鋼琴，不肯彈《生日快樂》，而是彈了一首《大魚》。

那個視頻被髮在了陳紫娟的推特上，小土從那個視頻裏第一次看到兔兔。“他很憂傷，整個人的小臉上就是沒有辦法開心，在社交媒體上，小孩子是很容易被人同情的，這個視頻被很多人關注到了，因爲大家很快能意識到這個家庭是什麼樣的，能從裏面看到很‘肉身’、很真實的東西。紫鵑後來可能看到效果，也會多邀請兔兔去講一些東西，但很快又有人說‘消費小孩’啊，‘喫人血饅頭’之類的。”

在和媽媽一起拍視頻爲爸爸呼籲的過程中，小土觀察到好的一面：“兔兔很會講話，他那個嘴出口成章，越多人關注到他，誇他，他自己的感受也會更好。他也覺得很有能量，這樣可以幫到媽媽。”

但過早的參與其中，對於一個小孩來講，也會有難以承受的一面。小土很快發現，兔兔從小在家庭裏接受到的教育，和他在學校裏受到的教育，產生了很大的張力，“有一段時間他媽媽在外面跑，就老收到兔兔在學校裏打架的消息”。兔兔在學校和同學打架，和老師吵架，具體的細節小土已經不能確定，TA感受到的是，兔兔那時候非常暴躁，會用一種很直接的方式去跟人發生衝突，“小孩可能內化了暴力。因爲他的困境不是學校教育可以幫助和理解他的。”

從深圳到鳳縣的一千多公里路並不好走，陳紫娟每次都要先坐飛機到陝西西安，然後高鐵到寶雞，接下來是四個多小時的大巴才能抵達鳳縣。當時，中國還處於疫情封控狀態，體制內和事業單位尤其管控嚴格，陳紫娟每一次跨省流動爲夫奔走，都要先搞定單位，請好假，儘量減少跨省流動和各省的疫情防控工作對她的影響。小土猜測，在這個過程中，兔兔也會被媽媽疲憊的狀態影響。

2022年

深圳灣

7月，常瑋平的案子在陝西鳳縣開庭。陳紫娟帶着兔兔和幾個好友，一路從深圳開車去陝西。她們在鳳縣高速路口被圍堵了20個小時。直至開庭，她們的車都沒有進入鳳縣。兔兔一直在車上用礦泉水瓶撒尿，他後來還舉着兩個礦泉水瓶拍照。

鳳縣開完庭後的半個多月，深圳的警察突然找去了陳紫娟的單位。這一次，深圳的警察是獨立出現的，而不是像往常那樣陪同陝西警察協助辦案，這意味着她在深圳很可能成爲維穩的主體，而不再是作爲丈夫的案子的附屬。那一次，警察在言語間，也提到要她爲孩子上學的事情考慮。

在爲常瑋平呼籲這件事上，她知道自己並不是百分百安全的，一路上，她看見新公民運動創始人許志永的女友李翹楚被抓了，也知道詩人和人權捍衛者王藏的妻子王麗因爲在推特上聲援丈夫也被抓了，後來王藏和王麗的四個小孩被寄養在王藏母親家，由於警察扣留了王藏的銀行卡和身份證件，不許親友接濟，王藏的媽媽和小孩的生活一度很困難。

陳紫娟知道自己走了，很難再有人站在她這個位置上去爲常瑋平呼籲。但爲了孩子，陳紫娟決定帶兔兔離開中國。

兔兔是不想走的。他那時候已經換了一所學校，在新學校適應得還不錯，考試常常拿第一名。紫娟把這歸功於外婆的教育：“我媽真的太神了，中國的教育專家，當然兔兔也很能卷。”兔兔作爲小孩，也總是可以給自己找到一些興趣愛好，比如蒐集煙卡。在很多時刻，他幾乎就像一個正常的小孩一樣在成長，但陳紫娟知道，“他其實非常早熟，跟他的同學相比，他有太多（不尋常的）經歷了。”後來抵達美國的時候，陳紫娟說，“我不想讓我的孩子在中國長大，他和常瑋平一樣善良，有正義感，《辯護人》中那個被打死的青年學生不時出現在我的腦海中。”

陳紫娟是放棄了在中國的一切走的，她是一個醫學博士，在深圳的一家實驗室裏工作，收入可觀。而離開中國，作爲一箇中年人，她要在新的國家的專業體系裏從碩士開始學習。離開的那個十月，中國還處於疫情封控最後階段。那時候她還留了一封辭職信，想着如果順利走掉就辭職，如果被邊控了，她還可以若無其事地回來上班。

十月，陳紫娟和兔兔從深圳灣離開，打了一個車去香港機場，在出租車上，陳紫娟看見兔兔一直在默默流淚。“後來我問他，他就覺得離開外婆了，他想外婆了。離開他的同學們了。但是他也沒有哭鬧，他就默默流淚。”

2023年

北京

對於王峭嶺一家人來說，原先有幾年相對平靜的日子又被打破了。一年中的許多日子：兩會、國際人權日，甚至是美國國慶日，警察都會去堵住李和平和王峭嶺家的門，不讓全家人外出。佳美要上學也不可以。早幾年的時候，她會被媽媽送去同學家，跟着同學一起上學放學，等警察走了，再把她接回來。最近一兩年，警察上門後的行爲越來越暴力，當着佳美的面，推搡她的家人。五月的一次，還砸壞了她臥室裏的玻璃，佳美回到家看到破碎的玻璃，說：“我們沒有錯。”

2023年3月份開始，佳美出門會有人跟蹤她，無論是上學、逛公園還是陪媽媽買菜。她不能再找自己的朋友玩。

她還在那所家庭學校裏，但上課的方式變成了網課，因爲住得離學校太遠了。李和平曾經嘗試在學校附近租房，但剛約好中介去看房，警察就來了，租房的事情隨之被攪和。

這樣的日子，佳美從5歲一直過到14歲。進入青春期的女生開始懂得很多事情，她知道自己沒有做錯什麼，但現實沒有留給她任何出路，理所當然地，她擔心爸爸媽媽的安危。王峭嶺觀察到，她不再像小時候那麼活潑，情緒低落，總是流眼淚，很長一段時間裏，每天只喝一小碗粥。和老師商量過後，她決定讓佳美先休學，休學那天，剛好是兒童節。

李文足和王全璋家又遭到暴力騷擾和逼遷。李文足在推特上連着兩個月更新“逼遷日記”：最近一個多月的遭遇，順義警察在門口守着，任憑地痞流氓半夜闖進屋裏叫罵，孩子被嚇得虛脫、流鼻血、咽喉膿腫發高燒。住到野大姐家後，安穩了3天，孩子病情剛剛好轉，又遭遇西城五個警察半夜砸門說查聚衆吸毒。幸好沒有破門，孩子雖然害怕，我騙他哄他也就能睡覺了。

從2015年開始，泉泉一直跟在李文足身邊，陪着媽媽跑法院、跑看守所、跑行政機關。李文足在日記裏寫：“709案發時，兒子2歲半，我帶着她到處尋找王全璋，那時候他不懂得害怕，就知道爸爸去打怪獸了”。但如今小孩長到了十歲，開始對一切都有認知，會在警察騷擾過後的第二天問：“媽媽，今天晚上警察還來嗎？”李文足預料到會有更可怕的場面，她曾經將孩子送回武漢老家一段時間，自己和王全璋在北京昌平面對斷水斷電逼遷。

這一切也在泉泉的生命裏留下許許多多的後遺症，比如他不喜歡國旗，看見國旗甚至會有應激反應。大人們沒有辦法完全知道他對這一切到底理解多少，但能猜到的是，“在他的生命裏，所有國旗飄蕩的地方，帶給他的，都是非常糟糕的體驗和記憶”，小土說。

他跟媽媽說自己做了噩夢，夢見鬼在家裏的樓梯間裏守着全家人。

四川成都

在被反覆逼遷、孩子失學、全家無法進入社會正常運轉邏輯的這幾年裏，李和平兩三次都跟上門的警察講：“你要是真的嫌我們礙事，就放我們一家人走”，但對方說，這不是他們能做主的事情。

從2015年開始，他們全家人都無法辦理護照。直到2022年底再次嘗試的時候，工作人員雖然也猶豫，在長時間的請示之後，他們竟然拿到了護照。以至於王峭嶺當時以爲，邊控是不是取消了。

王峭嶺家的大兒子李澤遠的人生，是另外一種被影響的軌跡。王峭嶺曾經寫下過《一個母親的八年》來記錄兒女成長過程中自己作爲母親的無奈：李和平被抓的那一年，兒子剛上高中，之後每逢家長會，都正好趕上案件開庭。王峭嶺忽略了兒子在高中時期許多重要的事，比如需要錢報考語言考試的時候、申請海外學校的時候。後來，他在辦理護照的時候受到限制，出國留學的路被堵死。再後來，連國內上學的路都放棄了，“就是因爲知道一路上都有太多阻礙”。

李澤遠從15歲開始，三次嘗試辦理護照，都是以“可能存在危害國家安全”的原因被拒絕。他的妹妹李佳美，從五歲時就被這個原因拒絕辦理護照。拿到護照的時候，他說，七年多來頭一次在出入境窗口對着警察說的是：謝謝。

2023年，李和平王峭嶺和女兒打算去泰國玩，她們準備從成都出境，王峭嶺回憶：“當時去的路上，我們抱的希望還是比較大的。”但在機場，她們被攔下來了。

10月份，李澤遠想跟朋友一起去泰國旅遊，在機場被邊防攔下，經過了一系列的打電話請示、等待，他依然被攔阻不允許出境。他給母親發信息：我被攔下了，原來我還在邊控名單上。

廣東珠海

王峭嶺帶着佳美在珠海嘗試出境被攔。

九月，佳美和泉泉由別的大人帶領單獨出境，再次被攔，泉泉被拒絕出境的理由是“危害國家安全”。大人們拿這件事當笑話講：一個九歲的小孩，居然能威脅到國家安全。

廣東

泉泉還在找學校。

從2017年開始找幼兒園，一直到今天。他從來沒有上過一整年完整的學。

陳紫娟在推特上感嘆：我兒子比泉泉小一歲，但他今年讀四年級，泉泉纔讀二年級。”

李文足和王全璋的一位好友告訴“Women我們”，從被逼離開北京後，李文足一直在全國各地給泉泉找學校，在武漢，她們找到了一個泉泉比較喜歡的學校，但因爲那時候泉泉已經失學大半年，插班容易趕不上進度，留級又要繼續等，所以最終沒有上成學。

最終是在廣州，她們找到一所學校，泉泉入了學。但沒過兩天，警察又上門去給學校施壓了。

“文足跟我講過一個事兒，有一次，泉泉和同學去郊遊，所有的孩子都沒有帶口罩，只有泉泉是帶着口罩的，就是爲了防止警察看見他。泉泉就覺得自己被特殊對待了嘛，他就好有壓力。後來真的有警察來了，不知道是不是衝着他，老師就說泉泉你趕緊上車，泉泉自己就乖乖上了大巴，趴在座位底下，他怕被警察看見，當時還有人說，這孩子爲什麼這麼馴服啊，是什麼原因啊？但泉泉就是害怕嘛，因爲一路都是這麼過來的。文足跟我談這個事情的時候，都經不住要哭。”李文足的好友說。

儘管一直生活在一種非正常的環境裏，李文足和王全璋在泉泉的遭遇上一直沒有妥協。疫情期間，當時泉泉在北京的一所私立學校上學，他不喜歡無休止地做核酸，王全璋還去學校交涉過，最終爭取到讓泉泉把口水吐到棉籤上，而不用一遍一遍捅喉嚨。

李文足每年都會給泉泉最好的生日party。“每一年，泉泉的生日都是他很期待的日子，家裏人一定會把房間裝扮得特別隆重，給他很好的禮物，把所有的小朋友都接過來一起玩。生日一年一年過，你會看到他的成長，他的變遷，他對這個世界的理解更加豐富，也會有更多的痛苦進入到他的腦袋中，更復雜的、沒有辦法處理的事件出現在他的生命裏。他開始知道自己上學、移動都會受影響”，小土說，“泉泉的困境不是沒有朋友，而是太容易失去朋友，因爲總要被迫搬家，被迫失學，換城市。”

2024年

美國

剛到美國的時候，兔兔非常想念他的玩伴。陳紫娟說，美國的家庭一般都有好幾個小孩，不會像在中國的時候那樣，小孩們一放學就去小區裏找其他小孩玩。“沒有人跟他玩，他每天只能對着我，有一天晚上他就爆發了，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把我罵哭了，罵我讓他離開外婆和同學。”

他後來逐漸認識了一些新的同學，只是節假日的時候仍然想念外婆和舊同學，“特別是過節的時候，我們家就比較冷清，他特別想要一個大party”。

他逐漸還是適應了美國的學校，他最喜歡的是體育課，“現在他又很喜歡美國了，堅決不回中國”。

陳紫娟最擔心的一點是，兔兔過於早熟。我們打電話的時候，兔兔就在旁邊聽着。他喜歡看歷史書，《明朝那些事》已經看過好幾遍，還尤其喜歡在YouTube上找諷刺習近平的視頻看，“在他身上，你幾乎看不到小孩的那部分。”

中國南部

王峭嶺起初拒絕了採訪。“從去年到今年，我們家的心理狀態發生了一些變化，不想再談，等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聊個痛快。”後來，在朋友“還是要接受採訪，把事情講出來”的勸說下，她答應再“聊一聊”。

關於佳美上學的問題，有朋友來家裏，她會提前跟朋友們“商量”好，當着孩子的面，“我們一律不要談這個話題了，對我們來講壓力太大了，我們現在先把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等哪一天孩子說我想去上學了，我們再來解決找學校的問題。”

休學的這一年，王峭嶺帶着佳美去全國各地玩，先是成都，後來是老家開封和信陽，還去了呼和浩特和包頭。9月，她們去了珠海，後來又去了南方一些城市旅居。離開北京，峭嶺一下子覺得，警察變少了。南方的太陽也讓母女倆感到舒心。

王峭嶺打算帶着女兒繼續遊山玩水，遇到喜歡的地方就小住一陣子。這一年，女兒臉上的笑容，肉眼可見多了起來。至於未來的打算，王峭嶺說，“走一步看一步，想不了那麼遠，只能努力先把當下過好。”

(應採訪對象要求，小土爲化名）

曹順利：曾控訴政府機關貪腐和濫用職權。2008年底在北京發起“北京維權之旅”活動，希望讓弱勢羣裏參與制定《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此後多次被勞教。2013年，曹順利在赴日內瓦參議員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會議前在北京被警方帶走，後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逮捕。在看守所期間身體狀況急劇惡化，2014年3月14日去世。

伊力哈木·土赫提：2014年7月30日被烏魯木齊市人民檢察院以“分裂國家罪”的罪名對伊力哈木提起公訴。中國政府指控伊力哈木與境外“東突”勢力勾結，利用網際網路鼓吹“新疆獨立”，利用講堂煽動暴力、“推翻政府”、從事分裂活動，還公開了他涉嫌煽動暴力的講課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