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經濟快速下滑政治致鬱的大時代才拉開帷幕

在經濟快速下滑的時候，我想政治致鬱的大時代才正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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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快速下滑的時候，我想政治致鬱的大時代才正剛剛開始。

政治致鬱是大家都瞭解的概念，我想閱讀這篇文章的人也許已經經歷了漫長的政治致鬱史，這已然不是新鮮事。但我不知你是否有這樣的感覺，簡中互聯網越來越瘋狂了，不管是呈現真實世界中的極端事件；還是太多小事在互聯網被放大，進而衍生出極端言論。這雖然是一個比較難用統計或舉例的方式證明的問題，我想不同的人也有不同感受，不過深度探入這個經濟下行社會的結構變化卻是有意義的。

從什麼角度看，中國都是一個“極端”的國家：制度、政策、文化，過去托住中國社會底層秩序的是看似快速增長的經濟。當這個“經濟底”逐漸崩潰後，我們很難設想一個憂傷而平靜的社會。

These violent delights have violent ends.（語出《羅密歐與朱麗葉》，大意爲“歡愉有多狂熱，結局就有多暴虐”。）

以社會失範視角看待政治致鬱

政治致鬱是個體感受，但這個感受可以獲得一個社會學意義的闡釋。尤其考慮這種感受是個體對宏觀社會環境的感知，這個視角就是——社會失範。這是涂爾幹在名著《自殺論》中探討的觀念，指社會規制無法有效支撐個人行爲時，導致的疏離、無目的和絕望。

社會失範在涂爾幹意義下有兩個重要的方向：一是社會監管不足，導致秩序缺乏，現在歐美社會很多對移民湧入產生的不滿，就是這種失範。當然也存在另一種失範，即社會監管過度，社會方向與個人願望大幅度脫節，這也是一種可以感受到的失範。

這種失範在對政府保有批評態度的人羣中早就是熟悉的狀態，所以很多人已經政治致鬱很久。但不可否定，對於更多中國人，過去他們關注的核心都是經濟發展，個人財富的持續增長。而持續到2020年，這樣的經濟神話都還在持續。2022-2023年的顛簸被“疫情”這個“特殊狀態”解釋。而從2024年開始，經濟體感的轉向纔開始被正視。

我想即便不提任何政治與社會權利，僅僅在經濟領域上，大多數中國人的感受也是一種加速的窒息。減稅政策退出，房地產泡沫破裂，股市大幅下滑，官方主導的降薪，醫療金融領域整肅，查稅補稅，失業率上升，社保繳費基數上升，延遲退休。還有官方“經濟光明論”的存在，讓對經濟的討論也無法自由開展——哪怕經濟已經算是中國言論最自由的領域。

中國人生活秩序的核心——經濟，在過去增長時期，大家似乎只需要跟隨着自己的“自利”，就可以感受到個人的“經濟自主”與全社會蒸蒸日上集體目標的契合。這是一種三合一的契合，即政府的目標、社會整體人羣的嚮往、個體的願望。處在這種三合一的契合下，個體會感受到一種很大的安全感和秩序感——這是維持絕大多數城市階層的社會秩序。

但在經濟下行期，政府沒有采用“休養生息”的政策，而是爲了保財政和保金融系統對社會持續加壓。對於社會主流人羣的經濟生活監管過度開始，個體延續經濟成長的渴望無法被滿足，還被一再存在的各種新政策干擾。真正的，大規模的社會失範開始了，這是個困窘的時代。

政府、社會、個人的“三位一體”

一般而言，遭遇經濟下滑，外界想當然的認爲居民對政府的怨氣將上升、很多人會因此反對政府設置的所有議程，從而甚至更理解和接受對政治改革和民主社會的追求。但現實上卻可能不是如此。我想大多數人的社交圈，都能夠遇到在經濟政策上非常不滿，但依然延續仇美仇日，在涉疆藏港臺立場上激烈迎合政府態度的人。

這種認識失調恰恰這是因爲我們上面提到的那種安全感和秩序感問題。人生活在一個社會中自然追求秩序與安全，絕大多數人不希望將自己放置在一個“異類”的位置上。因此在經濟議題本身瓦解後，一些獨屬於中國的“政治正確”領域反而成爲了少數能夠體會到政府目標、整體社會嚮往、個體願望三合一的場合。這讓本來選擇歲月靜好的人，可能反而會對社會與政治問題充滿熱情。在當下，容易發生這種問題的領域包括對明星和網紅的批判、對資本家的批判、反日反美、臺灣問題、菲律賓問題、辱華、華爲與黑神話悟空這樣的國貨精品、某部電影或文化現象、反對西方價值觀等領域。

這裏出現的還不僅是政治話題代償的現象，在經濟下行，人們自我改良生活無望的情況下，恐怕會吸引更多人擁抱與西方的激烈對抗，通過激進衝突甚至戰爭破局（入關學）的念頭。這個領域存在大量實證研究，幾位經濟學與社會學家合著的論文《走向極端：金融危機後的政治，1870-2014》（Going to Extremes: Politics after Financial Crises, 1870–2014）顯示，在歐洲例如議會選舉中，每次經濟危機後都會更容易導致極左或極右政治上臺。另一個針對2008金融危機的研究《經濟衝擊和右翼極端主義政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案例》（Economic Shocks and the Right-Wing Extremist Parties: The Case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也指出了類似的傾向。

因此經濟下滑不僅不是“夢醒時分”，說不定反而是另一場噩夢的開始。

來自評論區的“馴化與致鬱”

現在我們討論的政治致鬱現象大多涉及互聯網，而我們上面提到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話題，尤其在中國的互聯網，越來越成爲一個不是被大V和創作者塑造的環境，而是被普通網民以大規模灌入評論的方式塑造。

評論區致鬱應該是很多人都有的生活經驗，很多互聯網內容，不管是一篇文章、一條微博小紅書，還是一個視頻，真正讓人火大的不是內容本身，而是評論區的反應。評論區內容的簡短扼要，往往體現出最大膽的偏見、最陰陽怪氣的諷刺、最直白的審查與舉報威脅。中文互聯網的典型特徵就是受衆巨大，這個特徵讓中文互聯網的評論區規模比其他語言區都要更引人注目，比較火的內容動輒數百條評論，而最高贊評論往往能夠收穫數千條贊，且互動活躍。

且中國畸形的互聯網審查與舉報體系，讓很多評論者確實掌握對內容生殺予奪的影響力，當其在評論區叫囂威脅時，那種威脅是真切而非虛張聲勢。更不必說像B站這樣的視頻網站，互動性更強，不僅在評論區，彈幕還會形成足以覆蓋內容的用戶浪潮。可以說這種功能設計是高度民粹主義的，在一個大人口基數的互聯網中，以上這些足以影響互聯網生態。

本來互聯網創作者與受衆是一種共生與互相塑造的關係，在一個更普通的社會，因爲創作者掌握更直接的話語權力，創作者對受衆的塑造能力更加顯著。但在中國，受衆對創作者的寥寥幾次網暴足以改變一個創作者的心態和創作方式，雖然不至於主宰所有網絡話題設置，但足以通過這些評論發明出各種各樣的“紀律”：哪些問題不能碰，哪些態度不能表達，哪些“民族情感”必須照顧到。所以中國創作者如履薄冰、自我設限，同時也慢慢學會順着民粹情緒進行表達，享受民粹情緒到來的流量和讚譽。

這種類“馴化”的關係讓評論者也對這種權力感受漸漸清晰。讓互聯網評論區不僅是評論者與創作者的角力場，也是不同態度的評論者互相爭奪的場合，這本來是屬於飯圈的典型死鬥模式。現在在很多其他領域也逐漸出現，因此評論區一條“扎眼”的評論，往往會被其他評論者攻擊辱罵幾十條之多。因此中國互聯網的評論區是一個惡意的集中地，我想很多人恐怕都有戰戰兢兢不敢點開一個內容評論區的經歷，也有更多在評論區致鬱的經驗。

評論區比內容更致鬱，這也符合人尋找社會認知的方式。羣體歸屬與羣體的排斥，是通過觀察其他羣體成員的對比中一次次確認的。而很多時候評論區的觀看，會不斷確證自己在羣體中絕對異類的身份，而評論區的互聯網功能，結合所有互聯網監控，政府的宣傳導向，又構成一種結構性暴力。讓不順從於這種意識形態的人處於絕對的劣勢。

因此我說一個龐大的政治致鬱時代纔剛剛開始，隨着上述經濟下滑期政治關注強化和政治極化，早已常態化的互聯網結構性暴力可能還會加劇，帶來一種持續的壓抑，這是一種更大的失範。

同溫層的絕望侵蝕

你也許想到一個方法，就是委身於同溫層，就可以找到一個安全的藏身處，並在“自己人”的環境裏獲得一些“秩序感”。但這也頗不容易，我在最近看到一條對“翻牆”的吐槽，這個網友說以爲翻牆出來會看到一些讓自己有希望的東西，但沒想到翻牆出來後看到的東西更糟心，他半開玩笑的說現在他希望牆外也有一種特殊的“防火牆”。

這當然就是對極端牆外政治言論的隔離。經濟下滑、政治極化加劇，雖然中國頹勢盡顯但社會正常化的過程遙遙無期，因此很多人翻牆出來，不過是可以更直白的表達對中國的絕望，與更重要的——毀滅的慾望。因此即使在防火牆外，也充斥着喪氣話與更糟糕的言辭。在這一點上，牆外與牆內一模一樣，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緊張現象”。

緊張現象又被稱爲“文化失範”，是美國社會學家莫頓對涂爾幹理論的有效擴展，這種現象特指那種一個人在社會中擁有某些政治和文化目標，但整個社會都沒有提供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這種巨大的差異就會產生一種壓力和緊張，而個體容易在這種時候產生越軌行爲。這即可以體現爲防火牆內，國家約定的“政治目標”：如反美反日等，在國家爲了外貿和外交反覆搖擺的情況下，全心支持反美反日目標的人遭遇很大的挫敗，例如佩洛西訪臺事件，中國沒有即時進行軍事幹預後國內失望乃至失序的狀況。國內如戰馬行動、鐵頭、亞人等極端仇日操作，也無法受到官方的顯性支持。因爲中國現在炒作的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政策，本來就不具備在經濟和政治情況下的可執行性，戰狼外交實質性進退維谷，這對國內的親建制網民是一種緊張。

那麼翻牆出來的同溫層更是，很多人翻牆出來，以爲這種新的輿論生活會讓自己的生活和中國產生不同，但蜜月期的新鮮感褪去後，卻容易發現自己在牆外做的事情，對中國的情況和自己的生活不會產生任何影響。更容易在巨大的期望下產生“文化失範”。這會導致個體產生一種退縮和放棄，即抵制這個政治文化目標，同時也放棄社會認可的手段，對中國的正常化和民主化徹底絕望放棄，也拒絕通過任何牆外言行獲得承認。反而展現出完全無情、冷漠的嘲諷態度。這種態度在牆外已經蔚爲大觀，稱爲很多人即便翻牆也難覓“同溫層”的困惑。

這種通過不斷通過挑釁和傷害他人來證明自己活着的生之慾望，已經稱爲簡中互聯網一種像病毒一樣擴散的頑疾，這隻會加劇我們的政治致鬱。

爲大政治致鬱時代做好準備

中國前幾十年經濟上的瘋狂負債增長政策，對社會自由的瘋狂壓制政策，這兩項恐怕都很難實現“軟着陸”。我們現在正在crush的前夜，像我最開始引用的：These violent delights have violent ends. 我們不可能期待長期積累的瘋狂會在輕描淡寫中化解。社會失範恐怕只會越來越嚴重。經濟主軸線的逐漸崩解，與經濟管控的逐漸嚴格，對主流人羣的體感將帶來徹底的轉變，中國社會與輿論恐將有強烈震盪。

如果你認爲過去幾年的互聯網已經足夠瘋狂，那你就意識到，那還是社會的主軸——經濟增長預期還被絕大多數人信任的情況。所以未來會如何呢？

面對這種結構性的困境，提出對絕大多數人都適用的解決方案是困難的，甚至不可能的。對現狀找到積極應對的方法，哪怕從小事做起，都會有好處。但尋找到有意義的“小事”不正是現代社會最大的困難嗎？我們能看到很多人走入儀式性的“政治治療”，從海外的聚集聚會、同溫層節目的規律性觀看收聽中獲得力量，這些都很有意義。

但我們需要的也許是一種更新的想象力，不管是對上述壓迫機制和失範的更直接認識，還是我們可以基於互聯網建立更好聯結的可能，或是設想出應對這種失範的，參與者都可感的集體行動，讓我們可以更好的回應現狀。對大政治致鬱時代的挑戰中，也許可以打開新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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