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緬甸我們有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的自由，只是沒有公開出版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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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推送摘自《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
審查
當我抵達仰光，首先拜訪的是好朋友葛葉（Ko Ye），他是研究緬甸軍政府管控思想的專家。葛葉已經在仰光做了30年的出版商，在出版物公開發行之前，政府審查員會檢查他的出版社以及緬甸所有出版社出版的每一頁紙上的每一個字。仰光可以維持正常的表象，部分是因爲這種嚴密的審查機制。
葛葉讓我坐在他辦公桌前的高腳凳上，他坐在辦公桌的另一邊，用快燃盡的煙點起另一支菸，然後開始他最擅長的話題：新聞出版審查與註冊局（the Press Registration and Scrutiny Department，PRSD，以下簡稱新聞局）。新聞局由軍情局領導，是不折不扣的審查部隊。它承擔着艱鉅的任務，負責從每一件印刷品中——無論學校課本、雜誌、日曆還是歌詞——搜尋涉嫌反政府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和每一幅圖畫。葛葉順手拿起桌上的一本生活雜誌。在粗糙的灰色紙張上，印滿短篇故事、關於電影的文章和流行歌星的資料介紹。他翻開雜誌，向我展示審查者用粉紅色熒光筆圈住的某些段落，或者如某些頁面所顯示，圈住了整篇文章。在每一個塗畫處，都龍飛鳳舞地寫着一個字：“刪”。
“爲什麼是這幾張？”我問。
“我也不知道，”他回答，“我覺得哪怕審查機構的人員也不會知道爲什麼。”他解釋說，新聞局有11條寬泛的規則，規定哪些主題不能觸碰，但規則語焉不詳。他們禁止：
● 任何“有違國家意識形態”的內容；
● 任何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法律法規、和諧和公共秩序”的內容；
● 任何“錯誤思潮”和“不能與時俱進的觀點”；
● 任何雖然在事實上正確，但是“時間和環境已經不再適用於當下”的內容。
“他們從不向我們具體說明爲什麼有些內容被禁止，”葛葉說，“我們只能猜測。”明確的忌諱是全國民主聯盟領導人昂山素季、1988年人民起義和“民主”這個詞。每個月編輯都會接到新增的禁令——審查委員會的決定變幻莫測，取決於緬甸內部正在發生的事情——當我與葛葉會面時，禁令包括“大米”（嚴重短缺，使得政府必須限額供應）和黃金（上漲的黃金價格進一步說明緬甸的經濟困境）。最近幾個月，由於緬甸與近鄰泰國發生政治衝突，新聞局決定將任何涉及泰國的內容從新聞裏刪除。葛葉說，這波及任何與泰國有關的內容，包括所有與泰國人有關的內容、所有泰國產品的廣告。有一本月刊出於疏忽刊登了一條泰國公司的廣告，新聞局將該期雜誌全部查禁。新聞局的禁令也經常包括國際新聞。那些可能緊密影射緬甸自己歷史的報道，比如發生在1998年的印度尼西亞人民起義和獨裁者蘇哈托（Suharto）將軍的突然下臺，都在緬甸的報紙和雜誌上無影無蹤。
“他們不僅禁止政治議題。”他接着說。甚至最基本的公共信息，比如在我抵達緬甸之後火車票價剛剛漲了四倍，也不允許出現在報紙上。人們只能通過口耳相傳或者去火車站買票的時候纔會知道這個信息。“將軍們根本不希望看到任何關於他們國家的壞消息出現在印刷品上。”葛葉解釋說。
1914年，一部叫作《凱瑟琳歷險記》的電影被緬甸的英國政府查禁。電影講述了一名白人女性在以印度爲原型的虛構地區的冒險經歷。審查者甚至不需要看過電影。他們只是簡單地掃了一眼宣傳手冊，用紅色蠟筆圈住他們不喜歡的語句。一處是不幸的凱瑟琳被賣到奴隸市場，另一處是有人誇口：“你將看到她被狂熱的土著捆起來！”英國政府感到，讓一名白人女性處於這麼一個難堪的處境是有失顏面的，有可能讓緬甸觀衆動壞腦筋。當局對媒體如何呈現英國人非常在意，把任何媒體批評都視爲對王國合法性逐字逐句的消解。1933年，緬甸的英國審查者禁止了頗負盛名的電影《亨利八世的私生活》，這部電影呈現了國王用手進餐狼吞虎嚥的模樣，他們不希望一名英國君主被看到不用刀叉進餐，雖然今天很多緬甸人依然保有這種飲食習慣。通過嚴格的出版審查法——人稱“封口令”——他們審查報紙和雜誌，查禁書籍。［《愛經》和《我的奮鬥》被雙雙列入他們的禁書目錄。］任何被審查者貼上“惡意”“煽動”或“異議”標籤的內容，相關負責人都會被處以高額罰款，在一些極端案例中，甚至被判刑。
在從英國獨立後的短短十年裏，緬甸經過一段自由和充滿活力的出版時期。但是當奈溫掌握政權，他沿襲了英國的舊式法律，重新管制媒體並且增加了許多新的限制。近年來，既有的法律不斷修訂，以進一步加強出版控制。當局不斷升級所有在職作家和編輯的背景資料。就像在英國時代，越出雷池一步意味着高額罰金或被判入獄。一名出版商正面臨三到七年的有期徒刑，因爲他沒有獲得當局許可就印刷了學生的活頁手冊，手冊內容包括詩歌和校園新聞。另一名出版商印刷一本書時超出了登記的200冊印數，他被重罰，同時公司停業半年，實際上這已經足以讓他破產。“審查制度越來越嚴格，”葛葉說，“被列入黑名單的作家數量越來越多，無論什麼題材，寫作都變得越來越困難，編輯自然越來越小心翼翼。”
雜誌編輯的處境尤其困難。雜誌在印出之後送交審查委員會，如果審查者要求更換內容，編輯必須自己承擔由此造成的損失。過去常常看到那些令人不快的頁碼直接被撕掉，或者那些段落被塗上重重的黑墨水或銀色、金色顏料（所以你無法把紙舉到光下辨認其中的內容）。比如在1984年，有一名雜誌編輯試圖刊登奧威爾《一九八四》的譯文選段，審查者把這些內容撕掉。如今新聞局的要求更加高明：它不希望公衆看到媒體被審查。但是，葛葉向我解說如何暗示內容是否被刪。因爲編輯團隊有每月的截稿期限，很難有時間重寫文章，他們會預先準備一些內容填補審查者製造出的空白。葛葉向我展示了一本雜誌，編輯用廣告填補了雜誌上的空白。他說，你可以通過廣告數量判斷審查有多麼嚴重。我翻閱了一遍雜誌，數出6頁四分之一版，7頁半版和3頁整版廣告。
葛葉從他的倫敦牌煙盒裏敲出最後一支香菸。“新聞局在過去四十多年控制了緬甸所有的出版物，”他說，“現在我們有整整一代年輕人，生長在新聞局製造的被篩選出的現實裏。”他告訴我他的兒子正在閱讀一本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小說，那時正值緬甸短暫的出版自由時期，他的兒子驚訝地發現緬甸曾經存在一段可以批評政府的時期。當然，他知道可以關起門來批評政府（他已經無數次聽到父親批評政府），但是他從來不知道可以在印刷物中這樣做。“總有一天，他們會給我們更多的經濟自由和遷徙自由，”葛葉這樣評價當局，“但是他們絕對、絕對不會允許我們擁有言論自由。他們知道如果我們可以印出那些真相——如果人們可能知道真相——全部的真相，他們會在一個月內下臺。”
反審查
奧威爾相信，在極權主義之下，文學不可能倖存。一個極權主義政府，他寫道，知道自己對權力的控制是不合法的，因此不可能允許真相被記錄。爲了維持現狀，它依賴謊言。“現代文學在本質上是個體的事情，”奧威爾在隨筆《文學與極權主義》裏堅持認爲，“要麼是一個人對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真實表達，要麼什麼也不是。”簡而言之，極權主義殺死了創造力。“想象力就像野生動物，不可能在籠子裏餵養。”他寫道。
“胡說！”當我把奧威爾的隨筆給一名年輕的緬甸作家看，他這樣說。“去潘索丹大街（Pansodan Street）逛一圈吧，”他有些挑戰地對我說，“你會發現文學在緬甸離死亡還很遙遠。”潘索丹大街被人們親切地叫作“街邊大學”。這是一條正好穿過仰光市中心的繁忙大街。那裏書店鱗次櫛比，賣書和雜誌的攤鋪幾乎鋪滿每一寸人行道。你觸目可及的地方都是書，成堆地堆在地上或者放在臨時的木架上：有落滿灰塵的老舊英語經典，科學教科書，新出版的緬甸小說，英語系學生用書，舊殖民時期的地方誌，當代緬甸詩歌和短篇小說選，世界各地虛構和非虛構作品的譯本。每月出版的書籍大概有100種，同時有超過100種雜誌和80種週刊。顯而易見，當局的鐵腕審查無法摧毀閱讀和書寫的願望。
在字裏行間讀出微言大義，在緬甸已經成爲一種藝術，緬甸的出版商、編輯和作者在如何讓信息繞過審查方面技巧爐火純青。我在仰光的時候，一本雜誌刊登了一則講述一羣狼襲擊一頭大象的短篇故事。在故事的字裏行間反覆閱讀，可以把它看作一則寓言，昂山素季堅持不懈地反對着當局對她的黨派的長期壓制。退休教師屯林，我在曼德勒的奧威爾讀書會成員，用整整一個下午告訴我卡通片《獅子王》實際在講緬甸故事。被迫離開故土的年輕獅子辛巴（Simba），是昂山素季。辛巴的父親與昂山素季的父親一樣，死於謀殺。刀疤（Scar）是奈溫，這頭罪惡的獅子奪取權力之後，把一個曾經美好的王國變成一片焦土，動物們不是死於飢餓，就是被迫奔走他鄉。最後，屯林高興地提醒我，辛巴打敗了罪惡的元首，那塊土地重新成爲彩虹和陽光的國度，河水碧波盪漾，所有的動物和平相處。
諷喻不是躲避審查的唯一方式。雜誌編輯會刊登介紹瑞典醫保制度的文章，希望讀者把它與醫保名存實亡的緬甸相比較。一些出版商翻譯出版後現代主義和結構理論等思想流派的導讀書。“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努力削弱他們的制度，”一名翻譯者告訴我，“通過這些書，我們可以教育青年一代並且幫助他們睜開眼睛，看清身邊的現實究竟是什麼樣子。這不是直接的方法，但是我們非常希望人們能夠意會。”
我在仰光的時候，遇到一名著名的短篇小說作家，他像緬甸很多作家和新聞記者一樣，曾經在監獄中度過很多年。他將近50歲，語調溫和，他開口說明自己觀點的時候，經常像默劇演員一樣揮舞手勢。“我寫的故事都是以我身邊發生的事爲原型。”他告訴我。他的故事是日常生活的記錄，經常重點寫到軍政府統治之下人們生存的貧困狀況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貧困。雖然他仍然設法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是他想寫的很多故事現在只能儲存於大腦中。“我有許許多多的故事。”他說。在監獄期間，他被禁止寫作，所以他擅長把故事記在大腦裏。他向我講述了一則故事，關於想象的力量。
他說，監獄裏有一名老人，負責清掃監獄長住處周圍的地面。這塊區域其他犯人禁止入內，每天老人都用整天的時間把它清掃乾淨。作家同情這位老人，決定節省下每天的限量米飯，與他分享。米飯非常低劣——幾乎難以下嚥——但是作家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相送。他把省下的米飯給老人，老人表示感謝之後風捲殘雲地把米飯喫光，彷彿米飯是他曾經喫過的最美味的食物。“這麼難喫的米飯，你怎麼如同享受美味？”作家問。老人回答，每天清掃地面的時候，監獄長太太在爲全家煮飯，廚房都會飄來誘人的味道。當他喫米飯的時候，他都會想起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味道，比如豬肉咖喱燉土豆，他一邊喫飯一邊讓味道在腦海中縈繞。
“對我來說，這是如此簡單又完美的故事，”作家最後說，“但是我無法發表這個故事。”
我在緬甸遇到的作家，幾乎每位都有至少一本書被審查委員會查禁。因此，在緬甸存在一種關於無法出版書籍——存在於作家腦海中的故事和不見天日的手稿——的祕密記憶。一些作家會寫下明知不可能在當局統治之下獲許公開的故事。我的一名朋友，每天都在他快要崩潰的電腦面前坐上幾個小時，記下通過小道消息瞭解的每日事件。“我必須這樣做，”他說，“這裏的官方新聞每天什麼也不報，如果我不記下，明天這些就會被遺忘。”我也遇到一名歷史學者，他正在忙於編撰緬甸東部撣邦（Shan State）的當代歷史。那是一部軍政府如何對撣邦進行軍事佔領的歷史，他解釋：“我知道這不會被出版，但是我必須寫出。我必須留下記錄：至少它會在這裏，或許有一天……”
就像一名緬甸作家向我開玩笑所說：“在緬甸我們有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的自由，只是沒有公開出版的自由。”
《一九八四》以溫斯頓·史密斯走進他破舊的寓所作爲開篇。溫斯頓躲進淺淺的壁龕，那裏有幾英寸的空間在電幕虎視眈眈的視線之外。他坐在那裏，拿着一本空白筆記本，裏面是乳白色紙張，他的手裏是一支偷偷買到的筆。當他在即將成爲日記的筆記本第一頁上寫下日期時，他懷疑能寫給誰看，因爲在《一九八四》的世界裏向任何人出示這本日記，都是不安全的。他開始記錄前一天的事情，中間不停地被各種事情打斷，然後他把筆放到墨水池裏，筆記本上寫下了題贈：“向未來，向過去，向一個思想自由、人們各不相同、但生活並不孤獨的時代——向一個真理存在、做過的事不能抹掉的時代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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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艾瑪·拉金 Emma Larkin，美國記者，在亞洲出生和成長，後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習緬甸語。她以曼谷爲基地，對亞洲進行廣泛報道，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訪問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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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艾瑪·拉金 著
譯者：王曉漁 譯
出版：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10月
20世紀20年代，喬治·奧威爾曾作爲大英帝國的警察在緬甸生活了五年。五年後，他突然毫無預兆地返回英國遞交辭呈，開始了寫作生涯。而緬甸則以各種形式在他的書中出現。
美國記者艾瑪·拉金重訪了奧威爾在緬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曼德勒、渺彌亞、仰光、毛淡棉、傑沙……她試圖爲一些問題尋找答案：是什麼樣的經歷促使奧威爾放棄了殖民地生活，轉而從事寫作？又是什麼讓緬甸這個地方變得如此貧窮和悲慘？拉金復原了奧威爾這段幾乎被所有研究者忽略的生活經歷，並寫出了奧威爾對今日緬甸的精神影響。與此同時，她帶着奧威爾的清醒和觀察力，刻畫了在殖民幽靈與獨裁統治的交纏下，緬甸日常生活的矛盾與荒誕，以及人們的恐懼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