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重點高中的心理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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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春是廣西省崇左市一所重點高中的副校長，也是一名任教多年的英語老師。她觀察到，從2021年開始，學生的心理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

緊迫性是從每年高一新生的心理普測數據體現出來的。2023年，1500名新生入學，就測出100名左右的學生存在不同程度抑鬱。抑鬱的孩子分配到不同的班級，給科任老師和班主任都帶來不小的挑戰。班主任需要時刻警惕學生失蹤、自傷，科任老師也變得小心翼翼。

學校做了很多努力，去防止可能的極端事件，比如釘上了窗戶，在高樓上值守；同時不斷補充心理老師，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心理監測機制；取消低年級的月考，減少學生的考試壓力；休學的學生復學時，也會經歷一個學校和家長聯動的過程，幫助學生更平緩地融入學校生活。

但黃花春覺得，這些仍然不夠。崇左是一個邊陲城市，下轄7個縣市區，其中4個縣和越南接壤，會有一些涉外婚姻家庭，又因爲經濟欠發達，很多人外出務工，留下很多留守兒童。社會的、經濟的、家庭的很多問題，在處於弱勢的孩子身上體現了出來。

這些年，黃花春試圖在更前端解決問題：爲什麼現在的學生排解不了負面情緒？思考之後，她做出改革，每天上午上過兩節課後，學生有30分鐘的自由活動時間，可以參加社團活動，搞搞街舞、輪滑，也可以聚在一起排排戲劇，或者就是曬曬太陽。她發現，對於精力充沛的孩子來說，有喜歡的事情做，一忙起來，心裏反而能少了很多困惑。

還有很多問題仍然考驗着一所學校的智慧。面對抑鬱學生，如何劃定家校之間的責任？如何平衡好高考與生命安全兩條線？發生極端事件後，學校又如何維持老師教育最基本的底氣？這些問題仍待探索和解答，但黃花春感到明確的是，「真正的校園不應該是死氣沉沉，而應當活起來，讓校園充滿多元文化與快樂，這纔是一條正確的教育之路。」

文｜程靜之

編輯｜槐楊

監測不到的學生

能感覺到，從2021年到2024年，我們學校學生的心理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了。

2021年是最艱難的一年。早在一月份的時候，我們就遇到了學生因心理問題自殺的第一例極端事件。事發在一次月考當天，班主任巡查早讀時，發現有名學生用MP3看網絡小說。這在學校是不允許的，班主任就走過去跟學生說，7點半要考試了，建議先把MP3交給老師保管。那位班主任平時爲人溫和，也沒有批評學生，說完這麼一句話，學生也沒有講什麼，交了MP3，就安安靜靜在那裏等待考試。

剛好學校新建了教學樓，走廊上的監控設施都很完備。我們後來從監控視頻裏看到，早讀結束之後，那名學生和同學說說笑笑，走到了5樓考場。他們先在走廊上站了一會兒，但等同學進了教室，他毫不猶豫地縱身跳了下去。在場同學一下子都驚呆了，有的同學甚至纔剛剛轉身離開他，完全無法理解那一瞬間發生了什麼。

這一例之後，到那年年末，又是一例；再到次年4月，又是一例。之後，學校每個學期都要應對幾次突發事件。

學生的心理危機不容忽視，不光是我們高中，還包括當地的中學和小學。教育主管部門對此也是感到焦頭爛額。其實，早在2019年，教育部門就很重視學生的心理問題，對高中學校的要求是，每年都要對高一入學新生做心理健康普測。現在我剛好分管這一塊工作，開學第一週，就會安排心理老師和班主任把全年級學生平均分配，每個老師大概會分到15～16名學生，進行面對面談話，問題包括：日常與父母的溝通頻次怎麼樣？如何調節不開心的情緒？難受時是否會跟好朋友聊天？如果發現學生存在異常，科任老師就會打上星號，然後把學生轉給心理老師，進行下一步具體的抑鬱量表檢測。

每年檢測結果出來，會發現，相當一部分學生都存在異常。2023年，第一個學期開學，我們對1000多名高一新生進行普測，結果大約有100名學生存在中重度抑鬱，其中20名學生在入學前就已經去專業醫院查過抑鬱。

這些學生分到不同的班級，對整個班級影響都很大。曾經，有一個班分到差不多10名抑鬱的孩子，其中3名還是重度抑鬱，班主任就感覺座位都不知道怎麼排了。作爲科任老師，剛開始我也不知道怎麼對待抑鬱的學生。給這個班級上課時，一走進教室，就感到整個班都悶悶的。上課期間，那幾個孩子要麼趴在桌子上睡覺，要麼低頭沉溺在自己的世界裏。我試着邀請他們一起做小組活動，但他們不吭聲。一節課下來，我就感覺在自言自語，害怕得不敢再去向他們提問。

這還不是最焦頭爛額的狀況。有時候抑鬱的學生上完一節課，第二節課突然不在了，當堂的老師會感到責任重大，立馬停下課堂，去衛生間、宿舍、頂樓這些地方尋找。現在每節課開始，科任老師都是先檢查人數到齊了沒有，如果沒到的學生不是請假，他們就會立即通知班主任。

因爲患有抑鬱症的孩子越來越多，現在的孩子和過去不一樣了，都是公開談抑鬱。不知道狀況的科任老師去上課，問班上怎麼少了這麼多人，學生就會回答，他們請假治療抑鬱去了。還有的時候，老師遇到學生不回答問題，在課堂上生氣，課代表就會說，那位同學是生病了，得了抑鬱症，請老師理解一下。

感受到心理問題的緊迫性之後，我們學校開始花大力氣把一些崗位勻出來，寧可先招聘到足夠的心理老師，近三年幾乎是一年招聘一名的頻率，到現在已經配備了6名心理老師。每位老師都有具體的課時量，確保每個班級、每個星期都能排到一節心理健康課。每天會有一位心理老師值班，負責接訪緊急的學生。老師日常也接受預約諮詢，通過量表、談話、沙盤等方式瞭解學生的心理狀況。如果學生到了自傷、需要喫藥的地步，心理老師就要聯繫班主任和家長，帶學生去專業的精神機構診療。

但我們困惑的是，連續4年來，走向極端的學生反而是平時監測不到的孩子。有一類甚至是成績比較好的學生，因爲不想破壞在老師和同學心中上進的形象，就在各種檢測中把真實的情緒隱藏起來。他們正常參加活動，給人感覺很開朗，直到在我們看來一件小小的事，比如一次考試失利，班主任的一次提醒，就引發一些極端狀況。

面對這些狀況，作爲基層老師，我們會感到失去教育的底氣，不知道怎麼對待現在的孩子，即便沒有心理問題的學生犯了錯，老師也不敢再吭聲。長此以往，教育環境就會變得越來越疲軟。

圖源電影《年少日記》

回想「班主任」三個字，內心還是在發抖

每一次極端事件發生之後，不僅是學生，對相關老師也是一次重挫，如果沒有做好心理疏導，老師也會陷入嚴重的心理危機。

所有老師中，班主任壓力是最大的，每天早讀到教室，晚自修也不敢放鬆，時刻盯着學生到齊了沒有。這幾年，很多老師都是爲了評職稱才當班主任，達到必要的年限之後，他們會馬上申請說，寧可多任一個班的課，也不想多當一個月的班主任。而班級裏一旦發生極端事件，有的班主任寧可一輩子不評職稱，也不敢再擔任這個職務。

爲什麼說班主任是最痛苦的？在我們遇到的第二例極端事件中，是下晚自修後，有個班的團支書突然在教學樓墜樓了。那位墜樓的團支書還有幾分鐘存活時間，班主任第一時間到了現場，又救不回她，就是眼睜睜地看着她失去生命。

當天晚上，班主任去派出所做了筆錄，我全程陪着他，一直處理到凌晨5點，沒發現他情緒出現什麼異常。但到了事發第二天晚上，有學生跑來跟我說，感覺班主任不太對勁。我就開始在校園裏緊急找班主任，那天氣溫很低，又下着雨，我找了好一會兒，最後是在升旗的旗臺那裏發現了他。他正抱着國旗的柱子，默默坐在那裏淋雨。

那位班主任年紀輕輕的，才三十多歲，可等我把他扶到辦公室裏一看，他的頭髮根真的是一夜之間幾乎白完了。他坐着一聲不吭，我就跟他聊起，人生真的是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挫折，讓我們感到出乎意料和難以承受，但還是要勇敢去面對。慢慢做了一些疏導之後，我說實在難過，你可以哭。那麼一個高高大大，平時對工作和生活充滿熱情的老師，就在辦公室裏痛哭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他說，真的沒辦法接受，昨天團支書還活蹦亂跳，在他的課上還那麼認真回答問題，甚至在出事之前，她還用班級QQ給同學發了最後的留言，繼續做好「青年大學習」。平時的訪談排查中，他問團支書是否遇到學習上的困惑，有沒有困難需要老師幫忙，她都說沒有，一切都很好，以至於他完全都想不到團支書會出問題。

後來，我們就讓心理老師給那位班主任做心理疏導，但他剛走進教室，看到撤走的座位，還是感覺承受不了。過了好長一段時間，他纔算走出來，可以把心思放在教學上。他真的是一位很優秀的老師，總是在嘗試各種創新的辦法教書，我就試着做了幾次動員工作，問他可不可以再當班主任？他就說，雖然還是熱愛教育工作，但是回想「班主任」這三個字，他內心裏還是在發抖。

這位班主任還算恢復得好的。我瞭解到有一所高中學校，極端事件發生後，孩子遺體沒有火化，家長一直打官司，春節還在學校門口拉橫幅，校領導不正面應對，把壓力全部推給班主任。家長不斷給班主任打電話，那位班主任就感覺崩潰了，不僅辭去職務，還跟學校請了長假，她已經完全上不了課，甚至一步也走不進教室了。

我能理解這種崩潰。作爲副校長，我是會把老師保護起來的，家長的電話全部都是由我來應對。曾經有一位家長，打電話罵了我半個月，記得有一次接完家長的電話，我正在炒菜，就一邊炒菜一邊哭，心裏也特別委屈，特別疼，但是我得承受住家長的情緒。

遇到極端事件，我們要面對很難的一關正是在家長。從家長角度，誰也不願意養大的一個孩子沒有了，都想向學校索要賠償。但對一所學校來說，有限的公用經費維持校園運轉已經是舉步維艱，就我們學校來說，只能是申請校方責任險，另外提供幾萬元的人道主義慰問金作爲賠償。但家長剛開始肯定都不會同意，因爲立場和處境不同，雙方就會陷入不可調和的衝突。

我們和第一例因爲MP3而墜樓事件的家長僵持的時間最久。家長告到基層法院後，法院根據收集到的證據，認爲班主任在溝通時沒有批評學生，而學生已經是一個完全民事行爲能力人，墜樓又是在一瞬間發生的，最後就判決學校承擔10%的責任，賠償7萬多元。家長不滿意這個結果，上訴到中級法院，最後司法程序走了一年多，二審依然是維持了原判。

後面發生每一起，我們都會拿這一例判決去跟家長好好溝通。其實我們也是爲人父母，理解養一個孩子的辛苦，和失去一個孩子的痛苦，但學校的教育不是萬能的，不是說把孩子交給學校就可以了，如果老師已經在各方面盡職盡責，孩子最終還是出了問題，家長也要共同承擔責任，否則，對其他在校孩子也是不公平的。

現在，雖然整個社會對學校有一定的理解，但招生的時候，家長也會顧慮，覺得發生極端事件的學校能不去就不去了，好的生源可能就這樣流失了。

我們也瞭解到，很多學校會把教學樓、宿舍樓掛上各種防護欄、防墜網，讓學生沒有機會跳。

我們學校不是沒有考慮過這麼做，但做完預算之後，發現拿不出這筆經費，才換成制定一些措施來嚴防。現在，我們把所有窗戶都釘死了，只留下一隻手能伸出去的縫隙。教學樓都安裝了監控，一層樓梯入口設置了大門，學生下了晚自習，保安人員巡查完會鎖上門。我們還安排科任老師輪流巡樓，到了課後時間，凡是高樓的地方全部都有人在值守。

除了老師，我們還在每個班級挑選學生做「情緒觀察員」。學生主動報名當志願者，一旦發現同學情緒反常，要立馬彙報給老師，通過雙管齊下的方式，及時扼殺不好的苗頭。

好幾個學生都是在採取極端行動之前被制止了。我自己就制止過兩次，一次是上個學期末，我剛剛下課，突然望見對面一個學生把窗戶搖開了，一隻腳跨出來，準備往下跳。另一次是聽到學生說有人要跳樓，我從二樓辦公室一路衝上六樓，看到2名學生拖住了跳樓學生的手。我趕緊幫忙，後面又有老師和學生加入，一共七個人才算把一條生命給搶回來。

從學業，到家庭

上面的措施雖然有一定效果，但我們也意識到，極端事件往往事發突然，比起「嚴守」，更重要的是瞭解學生心理疾病的成因，做好「預防」，用一句老話來說，「上醫治未病」。

我們發現，除了開學，還有幾個關鍵節點需要注意：高一高二是期中、期末考前後，高三是月考、模擬考前後，學生會因爲不想面對考試或者成績不理想，採取極端行爲。

以前，高一高二每個月都有月考，高三會有很多模擬考，臨近高考的那個學期更緊張，幾乎每兩週就有一次考試。現在，我們考慮到學生的心理狀況，已經取消了低年級的月考，但高三還是要顧及高考，考試仍然是差不多的頻率。

我們只好在考前和考後開展主題班會，告訴學生要平和地看待考試，只要每個階段認認真真學好，成績是多少就是多少。我們也會跟學生談高考志願和職業生涯規劃，幫助他們認識自身的狀況，減少未來做職業選擇的迷茫。但即便如此，學生的心理狀況還是沒有改善多少。

我們去向心理老師那兒瞭解，逐漸認識到，考試只是一個導火索，並不是學生產生心理問題的根源。目前心理老師排查出來，偏遠地區來的留守孩子出現心理問題的概率更高。

這跟我們學校的招生策略有關。今年之前，1500名高一入學新生中，大概有三分之一來自縣鄉。但崇左市所轄7個縣市區，有4個邊境縣和越南接壤，會有一些涉外婚姻家庭，另外這些地區經濟欠發達，成年人幾乎都是去外面務工，導致縣裏邊有很多留守兒童。他們成長中會感到孤獨，內心世界空洞，而一旦陷入抑鬱，家人又很難給到他們足夠的陪伴和支持。

每個星期天下午，學生有「黃金4小時」，可以外出接觸寄存的手機。我們觀察到，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跟同學或者朋友打視頻，聊QQ，幾乎不會跟父母打電話。到了中秋、國慶這樣的假期，這些孩子寧可留在學校，也不願意回家。曾經，我問過一個孩子不回家的原因，她就說，從市區坐公交車到縣城，要兩三個小時，然後還要坐很長時間的三輪車才能到家。但因爲父母不在，家裏就是冷鍋冷竈，她只能去伯父家喫飯和睡覺，與其寄人籬下，還不如待在學校。

我們進一步瞭解，發現重度抑鬱孩子的家庭情況更復雜，基本就是兩種類型：一類是父母關係不合或者離異；一類是家庭裏存在冷熱暴力。

比如一名學生，高一進來就是重度抑鬱，在學校裏總是割脈，半夜要找心理老師和班主任。我們勸她休學，但她說寧可死在學校，也不肯回家，原因就是她有一個家暴的爸爸，她害怕回去會被打，也不忍心看到媽媽老是捱打。

我們也跟孩子媽媽聊過，她說自己就是打理幾畝田地，照顧一個上小學的兒子，家裏全靠孩子父親做建築工，一天掙三五百養活。但孩子父親每天干活累了，回家就想喝酒，喝完酒就家暴。她沒有獨立養活孩子的能力，離不了婚，就試着找婦聯做了很多次工作，但是家暴行爲還是沒辦法制止。母親其實是希望養好那名女孩的，鼓勵她考上大學，那孩子就在學校裏苦苦掙扎，在夾縫裏邊活得格外艱辛，直到後來熬到了畢業，她說再也不會回到那個家。

另一名學生的情況也很典型。她原本成績很優秀，定的高考目標是985大學，但因爲給自己的壓力過大，每次考試前會控制不住發抖，肚子疼。高三開學時，她檢查出了重度抑鬱，不得不休學一年。之前，我們一直認爲這個孩子的病根在學習，但直到今年復學，她才聊起自己的家庭，父親原本在縣城做生意，但疫情過後，生意不順利，母親感到經濟壓力大，經常和父親吵架，已經到了鬧離婚的地步。她想緩和父母的關係，將來工作減輕父母的經濟負擔，纔會那麼渴望考上985名校。

其實，能從縣域到我們學校上學的孩子，中考成績要衝到縣的前15%，纔可能被錄取。很可惜，這些縣裏最優秀的孩子又被心理問題牽絆，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幾能上一本，剩下的大部分都是上二本。像剛纔提到的那名學生，再次回到學校，她的目標已經不是985，而是能上個大學就不錯了。

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也試着和家長溝通，讓家長意識到自己的教育責任，但是教育家長甚至比教育學生更難，不是每個人都能聽得進你的建議。

印象特別深的是七個人合力救下來的那名男孩。救完人是上午10點，我身上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但事情緊急就先通知了家長，想着他家距離學校也就半個小時車程，乾脆等處理完了再回家換衣服。但等到將近中午12點，我身上衣服都幹了，那位父親纔到學校。後面回去我就重感冒了一場。

那位父親到現場還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說孩子怎麼沒有跳下來，丟人現眼。我馬上就批評說，這樣的言語不妥，作爲父母首先應該是關注和安慰孩子，那位父親就回了這麼一句，女孩子要關注一點，男孩子有什麼好關注的？我在旁邊就很無奈，後來拉着那位父親單獨聊，分享了幾個嚴重的案例，他才意識到，自己的孩子能救回來真的很幸運了。

爲什麼我一直在推崇社區多開展一些活動，普及《家庭教育促進法》，就是感覺到，提高邊境地區父母的教育和溝通能力太有必要了。家長可能會覺得，每天工作已經很忙，能讓孩子喫飽就不錯了，但是要了解到，現在是一個信息社會，孩子對父母的期望值已經和以往不一樣了，不是解決一日三餐、冷暖問題就可以，孩子還希望父母是通情達理的，是可以在精神層面進行交流的。

但家庭狀況不是一天就能改變，學校也很無奈，被迫要爲孩子兜底。我們只好額外關注留守、單親、孤兒這類孩子，即便他們平時表現出積極開朗的一面，老師也會在上課時多給他們一些提問的機會，課後多一些談心，觀察他們有沒有參加班級活動。

今年學校的壓力稍微緩解了一些。按照教育廳的要求，爲了保護縣域生源，從今年開始我們不能再招收邊境縣的孩子了。前幾天在飯堂喫飯時跟心理老師聊起來，他們說通過普測來看，這一屆孩子基本來自城區，鄉鎮的比較少，心理狀況要比去年那一批穩定。儘管從成績來看，上一批孩子更拔尖，但實際情況並不樂觀，這一批孩子雖然成績中等，但對於學校來說，維穩已經比升學更重要。至少孩子先要安安全全生存下來，學校才能再帶着他們一起往前走。

圖源《天空之城》

休學與復學

在心理老師的干預下，中度和輕度抑鬱的孩子能慢慢好轉，但抑鬱程度特別重的孩子，問題還是沒辦法解決。強行留在學校，既學不進去，病也不會好，直到去年開始，就根據教育廳的相關文件，要求在醫院鑑定出重度抑鬱的學生，必須要強制休學一年。

其實從整個學校來講，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大家對抑鬱症患者都更加寬容和溫和了，沒有去排斥這樣的孩子。每年開學初，我們就會開一個心理健康講座，告訴學生，如果感覺自己心理出了問題，那就是該喫藥喫藥，該看醫生看醫生，其他同學不用特別困惑和好奇，就用平常心對待。平時的心理健康課上，心理老師也會組織學生們討論，如果班上出現抑鬱同學，我們該怎麼做？學生各抒己見，老師再做一些正確的引導。

爲了讓那名被家暴的女孩在團體裏不至於太孤單，後來班級就形成共識，不要企圖用一個人的力量去感染她，但是可以變成一羣人去靠近她，課外活動邀請她一起跳繩，在宿舍裏大家也會拉着她一起喫零食，默默關注她的動向。

和休學配套，我們學校去年也啓動了一個完善的復學程序，由政教處、德育處、教務處、年級組幾位老師組成復學小組，考覈學生是否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要提供醫院的相關證明，重度抑鬱已經轉爲輕度；二是家長至少要陪讀三個月，每天接孩子外宿，出現問題可以及時提供親情陪伴，配合孩子的前期融入。

滿足條件之後，復學小組再跟學生面談，話題涉及他們休學在家的生活，是否和父母溝通，跟好朋友聯繫？回到學校會有什麼計劃？以及面對新的同學、新的班級，能適應嗎？如果學生能輕鬆回答這些問題，說明他們放下了很多，復學小組就會判斷他們達到復學標準。

也有學生在問詢中出現激烈的情緒，但復學小組不會一次否決，而是讓他們入學適應一兩個星期，如果能正常融入，再交學費辦理手續，如果適應不了，復學小組就建議他們繼續休學。

重新回校園之後，這部分孩子總體表現比較平淡，沒有極端地遊離在集體之外，但也沒有很好地融入新環境。他們有時候會交不上作業，完成不了測試，面對老師的詢問會應付式地交流。能感覺到，大部分復學孩子心思已經不在學習上，成績也沒辦法再拔尖，他們的想法就是希望平平地過，完成高中學業就算了。

面對復學的學生，老師依然需要很多智慧，不能表現得過於關注，也不能一直不關注，讓他們感到被冷落。爲了拿捏好尺度，我一般會設置隨堂接龍的小遊戲，讓復學孩子自然地參與進課堂。提問到這些孩子時，他們有的會說不知道，或者直接不回答，班級氣氛會馬上凝重下來。作爲老師，我不會僵硬地對峙，而是調節氣氛，問他們什麼時候想再回答。如果對方說明天，那我會順着說，先坐下來，明天繼續提問。等到第二天，如果觀察學生心情看起來還不錯，我再把一些簡單的問題拋給ta。

大家就開玩笑說，以前是學生對老師察言觀色，現在是反過來，老師要顧及學生心情，站在他們的處境去思考很多問題了。

很多復學孩子都是沒有完全康復的，他們晚上在宿舍睡不着，早讀又起不來，到了課堂也是趴着睡覺。但這些違紀問題都不再重要，對於班主任來說，要格外留意的是讓宿舍同學提醒服藥的學生繼續喫藥，班幹多給予關心，還要經常做一些談話疏導，預防他們再次走向極端。

休學與復學制度執行的這一年來，學校的管理壓力明顯小了很多。但我們現在困惑的是，教育部門目前並沒有給出一個復學的規範程序。最近，我們就遇到一個學生休學了幾個月，父親就整天纏着學校要把孩子送回來。孩子沒有通過復學小組的評估，但家長反饋給了教育部門，教育部門又讓我們同意接受這個孩子。

我們就想呼籲，教育部門是不是可以和醫療部門聯合，給出一個具體的鑑定，判斷學生心理健康達到復學標準，再明確接下來走什麼樣的程序，家校之間該怎樣履行彼此的責任，而不是讓學校獨自去迎接風暴。

圖源劇集《三十而已》

明天，高考，和未來

學校發生了幾次極端事件之後，我們領導層也開始討論，抑鬱已經不是個例，而是整體上出了問題，休學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我們就覺得有必要做個摸底調查，弄清楚學生爲什麼排解不了負面情緒。

調查是2021年展開的，當時和一位高一學生的談話讓我印象深刻。我問學生，在學校裏過得開心嗎？學生說算不上開心，總覺得壓抑。我又問，爲什麼會覺得壓抑？他說，每天除了上課，就是上課。我說，不是有課外活動嗎，可以跑跑步，散散步。學生就說，自己跑步有什麼意思呢？我喜歡打球，喜歡跳舞，還喜歡跟同學一起比賽，但是學校要有這樣的活動纔行。

「學校要有這樣的活動纔行。」我開始思考這一句話。既然學生提出需求，那麼學校就應該想學生之所想，做學生想做的事。真正的校園不應該是死氣沉沉，而應當「活」起來，充滿多元的文化與快樂，這纔是一條正確的教育之路。

後來，我們就召集全校的體育委員、文藝委員開了一個會，想讓學生多提建議，具體要開展哪些活動，最後收集上來一個「願望清單」。我們根據清單，把每天上午9:10～9:40這個時間段變成「多彩大課間」，搞了很多趣味性和競技性的體育活動，學生上了兩節課之後，馬上可以從教室走出來減壓，曬一曬太陽，也曬一曬各種運動的能力。有個學生說，跳起來出了汗之後，整個人都變舒坦了。

學生會和團委還提出，想要在學校增加社團類型，我們校領導經過集體決策，最後也決定用多種多樣的社團活動充實學生的生活。除了傳統的文學、戲曲、籃球，我們還加入了新時代孩子喜歡的動漫、街舞、輪滑，就是想擊中更多學生的興趣，爭取全員都能夠參與活動。

現在到了課外期間，學校廣播站會播放歌曲，我就看到有的學生在寬敞的地方滑輪滑，有的在排演戲劇，讀書社團在做一些讀書分享，能夠感覺到，校園逐漸恢復了一些生機。

但對於高三生來說，高考是擺在眼前的一個現實。年級組長一開始就反對搞活動，特別是大課間30分鐘，原來的規定是，第一個10分鐘打水、去洗手間，第二個10分鐘練字，最後10分鐘用來做習題。年級組長就很焦慮，學生學習的時間原本就不夠，現在這半小時還讓學生放鬆，成績怎麼上得來？

我們就跟年級組長說，高一高二都在活動，高三學生就能學得進嗎？而且那一年，高三年級的抑鬱比例明顯高過2個低年級。年級組長說，那是偶然，我說不是偶然，是因爲管理太死了，永遠把學生固定在一個格子間裏，不給他們自主活動，學生怎麼可能自由地生長？這樣動員之後，年級組長也能慢慢想得通了。

現在，高三一節課連着一節課還是常態，但課外活動時間是自主的，學生要參加任何社團都支持。像我女兒就是今年在這所學校畢業的，高一高二她都是社團的負責人，到了高三才把位置轉給低年級同學，她做總顧問，幫助處理一些難解的問題，參加重要的比賽。高考之前，她還代表學校參加了朗誦比賽。其實對於精力充沛的孩子來說，有喜歡的事情做，一忙起來，心裏反而能少了很多困惑。

但是，並不是所有學校都能做出改變，甚至很多學校還沒有意識到心理問題的嚴重性。記得2022年時，爲了瞭解邊境縣市學校的心理健康服務狀況，我密集走訪了十七所學校，發現很多學校都沒有把心理健康列入常規教學。有的學校因爲經費不足，沒辦法配置心理老師，就讓班主任、甚至是音樂老師來兼任；有的經濟條件好一些，配有一兩名心理教師，但心理健康課是不開的，只是把基礎讀本發給孩子；還有的爲了應付政教處的檢查，就隨意把一間教室掛上牌，充當心理諮詢室。

我們學校雖然做了一些調整，在心理老師這一塊也已經配置充足，但一直以來，我們很焦慮的一件事情是，極端事件發生之後，校園表面上會很快從恐慌恢復到平靜，但是對於學生來說，這些事情真的過去了嗎？會不會只是表現出「正常」，內心其實留下了創傷？

現在我們的處理方式是，事發24小時之後，讓心理老師走進班級，對學生進行團體輔導。心理老師會有一整套疏導的話語，目的是告訴學生，人的成長中會有各種各樣的經歷，但不管遇到什麼，都要學會放下離開的人，放下困惑、焦慮與恐懼。

想象不到的是，現在的學生表現得比老師還要冷靜和堅強。印象最深的是第二例那位團支書離開之後，我們和家長一起去宿舍收拾遺物，宿舍學生不僅不忌諱，而且還幫忙整理，家長收拾完臨走的時候，學生還提醒，團支書養了一盆小小的太陽花，讓家長別落下，一起帶回家。

對於個別與離世學生交往密切的朋友來說，受到的影響重一些，會要求回家休息，但待個兩三天，學生也就感覺可以把這件事撂過一邊去，回來投入正常的學習。一個女生曾請假了一週，當時她還在讀高一，我們甚至很擔心她會不會因此休學，但是一週回來之後，我們看到她跟同學又說說笑笑了，派出所再一次找她覈實重要的筆錄，她也表現得很冷靜。

我們不想過多打擾學生，但又擔心他們的心理。偶然聊起的時候，沒想到學生反過來安慰我們，說老師不要糾結想太多了。他們一致的口號是，不管昨天是悲傷還是快樂，都要往前看。他們要繼續走下去，因爲他們還有明天，還有高考，還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