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記憶（八）——美國

９２年四月初的北京，春寒料峭，一大早我平生第一次西服革履，從地安門附近戲劇學院宿舍，騎自行車到日壇使館區，找到秀水北街的美國大使館，排長隊辦簽證。美國大使館的簽證官是一中年金髮白人男子，鼻下留着兩撇鬍子。奉上事前已演練得滾瓜爛熟的英文，結果人家卻用流利的中文發問。我忍不住誇到中文講得好，竟能說地道老北京胡同裏帶“兒化音”的京腔，他得意得大笑。問他從哪兒學得怎麼正宗的北京話兒，他自豪地說：“上北大中文系學的！”我好奇了：“那說起來我還是你師兄弟了。哪位老師教的？”他說了名字，我回想了一下，說：“還真沒印象。大概是後來到北大工作的吧。我年級太高了，７９級。”他低頭翻看了一眼我的簽證申請表格，聊起了北大進修中文的經歷，未名湖、勺園、圖書館、鬧學潮……滔滔不絕地講了十幾分鍾，說教育部後來又把他強行分配到北京語言學院，“那裏教學、生活條件比北京大學好，但我十分不高興，太留念北大的校園和師生了！”臨了他一邊說“你的香港親戚經濟擔保書是假的”，一邊隨手在黃條上寫上“明天下午兩點來使館取簽證”。拿着簽證黃條出來，一大堆人圍着我，七嘴八舌，都說此人外號“鬍子”，惡名昭著，是美國使館最難給簽證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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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２年四月初的北京，春寒料峭，一大早我平生第一次西服革履，從地安門附近戲劇學院宿舍，騎自行車到日壇使館區，找到秀水北街的美國大使館，排長隊辦簽證。美國大使館的簽證官是一中年金髮白人男子，鼻下留着兩撇鬍子。奉上事前已演練得滾瓜爛熟的英文，結果人家卻用流利的中文發問。我忍不住誇到中文講得好，竟能說地道老北京胡同裏帶“兒化音”的京腔，他得意得大笑。問他從哪兒學得怎麼正宗的北京話兒，他自豪地說：“上北大中文系學的！”我好奇了：“那說起來我還是你師兄弟了。哪位老師教的？”他說了名字，我回想了一下，說：“還真沒印象。大概是後來到北大工作的吧。我年級太高了，７９級。”他低頭翻看了一眼我的簽證申請表格，聊起了北大進修中文的經歷，未名湖、勺園、圖書館、鬧學潮……滔滔不絕地講了十幾分鍾，說教育部後來又把他強行分配到北京語言學院，“那裏教學、生活條件比北京大學好，但我十分不高興，太留念北大的校園和師生了！”臨了他一邊說“你的香港親戚經濟擔保書是假的”，一邊隨手在黃條上寫上“明天下午兩點來使館取簽證”。拿着簽證黃條出來，一大堆人圍着我，七嘴八舌，都說此人外號“鬍子”，惡名昭著，是美國使館最難給簽證的官員。

　　拿到簽證，第二天一大早騎車趕到天安門廣場東面東交民巷，排隊向設置在北京市公安局後門的出境管理處，申請出境卡——這是六四後特別追加的一道手續，目的是防範先期持有效五年因私護照及外國簽證的人，六四清查時發現有問題，立即扣押護照，防止潛逃國外。辦手續的小姑娘雖然身着一身軍綠色警服，扎着馬尾巴小辮，和和氣氣。她翻看我護照上的簽證，驚羨讚歎道“去美國呀！”一聊也是大學生，因爲懂英文分配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那時中國還沒啥電腦，她從櫃檯下搬出一大堆文件放到辦公桌上，對照着我護照上的姓名、照片，一張一張地翻看覈對。我隔着櫃檯瞥了一眼，都是各地公安部門發來的通緝令，照片上學生模樣的不少，瞧着瘮得慌。默默地翻了好一陣子，她見我表情嚴峻，尷尬地笑着解釋說：“這是例行公事，不是什麼祕密。”最後她摸出一張卡片，填寫上我的名字，蓋上“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那一字千鈞的公章，釘到我護照上，笑着說：“出境時邊檢核對後會收回。一路順利！”

　　拿到出境卡後，我就抱着大把人民幣現金，去建國門外的外企大樓買飛機票, 順利訂好了美國西北航空公司去芝加哥的機票。行程第一段是乘坐中國民航的飛機從北京飛東京，直到離開中國民航飛機，腳踏日本成田機場的地面，我心頭才真正湧現終於跳出如來佛五指山重壓的解脫感。

　　四月中的芝加哥，天色碧藍，陽光明媚。分別了大半年的妻子興高采烈地接機，從奧海爾機場到太太爲我們團聚新租的房子，路經穿過芝加哥市中心的高速公路，太太沿途不斷指點車窗外掠過的摩天大廈，介紹芝加哥舉世聞名的建築奇觀。快到我們租住的房子時，她不忘潑冷水，說：“馬上就到我們住的貧民窟了。”

　　這是一棟百年以上歷史的老舊獨立屋，以價格低廉聞名，頗受中國大陸來的留學生青睞，人稱“八百號”。墨西哥裔的房東自有了中國留學生租戶後，就從不照面，而是把整棟房子簽約批發出租給一位資格最老的留學生，然後再由這位留學生自負盈虧，招尋其他留學生分租這棟房子的各個房間，充當 “二房東” 的角色，每月上繳合約規定的租金就行。他纔不在乎一棟房子住下的人數是否超過法定限制，房屋的供暖、衛生是否達到最低法定要求呢。

　　好不容易逃離迫害不斷的中國，我對太太說的這棟美國貧民窟，反應非常樂觀。拖行李箱進屋，破舊木樓梯搖搖晃晃，太太直提醒小心，我卻大咧咧地笑着說：“在國內我們費牛勁爭了半天，也就混到與人合住的筒子樓一間十二平米房間，廁所、水房在樓道兩頭，做飯在樓道，做夢也輪不上我們青年教師能住上這種帶廁所廚房的套間呀！”傍晚做飯，廚房裏不時有蟑螂、老鼠躥出，太太嚇得直叫，同宿舍的老住戶同學幫着打，我安慰說:“美國的蟑螂、老鼠好秀氣，個頭兒比中國的小多了！”

　　晚飯時間各房間的留學生同學，輪流到廚房做飯，才意識這棟房子樓上、樓下、地下室，大大小小的空間，均有人居住。門廳有一個黑白電視，幾個破舊沙發、椅子，太太說都是前面住的留學生陸續撿來的。晚上播放新聞的時間段，大家會邊調試天線看電視新聞，偶爾會有關於中國的畫面出現，幾乎都跟六四有關。

　　來到美國的第一個早晨，六點來鐘的樣子，同時差搏鬥了一夜剛剛入睡的我，被一陣重金屬音樂巨響驚醒，朦朧間以爲是軍樂隊從窗外經過，好奇從牀上爬起來看個究竟，隔着雙層玻璃窗，發現樓下街口有個停車標誌（stop sign）, 不時有黑人開車經過，車喇叭放出的音樂聲震天動地，驚歎他們耳朵的噪音承受力。

　　早飯時廚房碰到老留學生住戶，聊到早上的經歷，他們說早已習慣了，警告說，我們這棟房子，是小意大利區的邊緣，後面的那條Western大街，就是黑人區，惡名昭著，天黑後槍聲不斷，警察都不敢光顧。我們房子後同Western大街交口的地方，有一個韓國人開的投幣洗衣店，要去一定得大白天，用黑色垃圾袋裝換洗的衣服。後來洗衣服，等烘乾時同看店的韓國人聊到爲什麼來這麼危險的黑人街區開店，他沒好氣地說，我們可沒有像你們中國人講究喫喝的老祖宗，流傳下來的中國菜，到哪國一開餐館就會有人上門消費，能夠賺到錢。

　　那時在芝加哥這種大都市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很少，圈子不大，太太來了不到半年，恨不得人人認識。聽說我是北大出來的，六四有天安門廣場經歷，週末有兩個留學生來訪。

　　寒暄之後，他們詳細問起六四清場的經過。雖然那個血淚生死之夜已過了近三年，我述說起來還是熱血沸騰，神情激動。他們聽着表情冷漠，唯一感興趣的是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死亡人數。我告訴他們我並沒有親眼目睹坦克、裝甲車在天安門廣場上碾壓、槍殺學生，這些實際上發生在長安街，並不是在天安門廣場上。他倆充滿狐疑，質問說:“六四天安門廣場親歷者柴玲、吾爾開希說，清場死了成千上萬的學生，難道是造謠？”我聽罷惱火地說：“天安門廣場‘親歷者’，要看親歷到什麼時候。六四清場前的三號晚上十點多‘廣場民主大學’舉行開學典禮時，天安門廣場圍觀的老百姓有十幾萬吧，戒嚴部隊真地開槍殺人，十二點後突擊進廣場北面的長安街，烏合之衆如鳥獸散，馬上寥寥無幾，剩下堅守紀念碑的學生、市民,也就千把人，連紀念碑北面的基座都坐不滿。你們說的柴玲、吾爾開希，戒嚴部隊早晨四、五點清場時，早溜號了，否則不會如此胡編亂造。清場出來的同學事後有過覈對，沒有人有印象最後撤離隊伍裏見過這兩人。搞民運，不能以謊言對謊言，否則同中宣部有何區別！”

　　他倆喃喃地嘟囔說：“這兩位可是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呀！”我說:“什麼學生領袖，海外吹出來的吧。廣場上都是烏合之衆，根本就是自發羣衆運動，哪裏會有人服別人管？高自聯、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幾夥人天天內鬥不已，你開除我我開除你的，有誰會聽他們的指揮？”

　　見我說得這麼如此義正詞嚴，他倆無言以對，面露失望之色，悻悻而去。

　　我不禁問同宿舍的留學生，這兩個傢伙是什麼人？好像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清場時被解放軍打死得越多越好。前兩年就來留學的老劉說，他們是大學裏 “學自聯”的活躍幹部。他們這些早來的中國留學生，現在正在折騰讓美國政府下庇護令，組織人四處活動收集大陸六四的材料，好遊說美國國會，通過立法讓他們借六四白得綠卡。另一位去年來的陳同學憤怒地說:“他們當然巴不得天安門廣場死的人越多越好，血流得越多，美國人越震驚越同情，他們就越容易求得美國政府的政治庇護。”老劉跌足長嘆說：“我９０年初就收到錄美國大學取通知書了，緊趕着辦護照，還是耽誤到三月底纔拿到美國入境簽證。我要是知道六四庇護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的時限，就是在北京打地鋪日夜排隊，再高的價，也得把飛機票搶到！”

　　後來看到《柴玲憶述屠殺經歷》的報道：“今天是西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下午四時，我是柴玲，我是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我還活著……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說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吾爾開希在錄像中的說法：“廣場死亡至少數以千計，北京，我想數以萬計，絲毫不過分，我這是比較保守的估計……我的很多同學被坦克車壓死了，被坦克車完全扁平地壓死在天安門廣場。很多他們的屍體到最後用鐵鍬剷起來。我的一個朋友是師大的糾察隊員，負責糾察的。他就親眼看見了把我們同學的屍體用塑料袋裝起來，然後堆在一起放火燒了。”

　　２０１１年去世的前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生，生前“透露的一個鮮爲人知的情況是，當初他本人也奇怪爲何吾爾開希得以成功逃到珠海，後來他得知，是維吾爾族的吾爾開希的父親隸屬於蘭州軍區空軍，吾爾開希是從蘭州乘空軍專用飛機逃至珠海的。後經黃雀行動營救，從珠海被線人闖關送到澳門，再轉來香港，由支聯會安排前往法國。支聯會爲救吾爾開希花費６０萬現金給內地的營救人員。”“六四後，柴玲逃到內地邊境時，便是一直藏匿在公安派出所的樓上，而樓下則貼着全國通輯海報，說明了包括公安在內的一些人都同情民運人士。”

　　伊利諾州大學芝加哥校區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UIC)，外國留學生以印度來的爲主，中國來的爲輔，被留學生們戲稱校名UIC系 University of Indian & Chinese的縮寫，有自由派主導的芝加哥大都市的氣派，對國際學生非常寬容，知道第三世界國家的窮學生沒有幾個家庭可以負擔起昂貴的美國學費和生活費，爲了他們能夠順利拿到簽證如期來美入學，錄取後還常常乾脆好人做到底，慷慨地簽發一紙經濟資助，免學費，外加生活費資助。但這種紙面上的經濟擔保證明只是方便國際學生從美國領事館獲取簽證用的，第一學期國際學生報到後，就難以爲繼了。經費永遠緊張的州立大學，僧多粥少，能繼續免學費保障註冊學籍就已經謝天謝地了。這個地處芝加哥是中心的大學，生活指數高，留學生大概是美國最窮的，手頭拮据的中國留學生，生活所迫，沒有幾個課餘不在校外打黑工掙錢的，文科生尤其如此。

　　那時中國國家幹部的月工資也就百十塊，拿自費留學F-1簽證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出國時外匯緊張的中國政府，只允許兌換４０美元。一般初來美國的留學生，銀行帳戶裏也就幾百美元，不打點只收現金的黑工，生存都困難。除非有海外親戚願意真的掏錢資助，沒有聽說有哪個付得起學費、生活費的。不愁學費、生活費的，那好事只有拿J-1簽證的中國政府的公派訪問學者、留學生有，能走通這條路子，或者是同各級領導關係鐵硬的黨員、幹部，或者是成績突出的青年教師或科研人員之類的業務骨幹，當然也有大量享有特權的幹部子弟，如令人矚目的中央大員鄧小平、陳雲的兒子。

　　當時中國政府經費拮据，發給公派訪問學者、留學生的生活費十分菲薄，遠在美國最低生活費線下，日子過得非常清苦，如果想有些額外收入改善生活，也必須打一些體力活的黑工，因爲美國移民局頒發的訪問學者、留學生簽證，規定只能在校園內找工作，出了校園，只能到心照不宣不查工卡的中國餐館打工，悄悄付給現金，不留任何工作記錄。六四前後來的中國大陸人，在美國總統布什下達保護令後，訪問學者、留學生有了臨時工卡，可以在任何地方合法工作。我曾遇到時任新華社社長穆青的兒子，他晚上、週末去連鎖快餐店Pizza Hut做外賣，弟弟據說在紐約開出租汽車。

　　與拿自費留學F-1學生簽證不同，拿J-1簽證者系按中美交換計劃協議中國政府公派的訪問學者、留學生，結業、畢業後，必須先回國服務兩年，然後才能再向美國使館申請改換籤證種類，方纔有在美居留移民的可能；而不是像自費留學生那樣，畢業後可以直接找工作，轉非移民勞工Ｈ-１Ｂ簽證，進而再轉移民勞工，申請調整移民身份爲永久居留，辦綠卡。

　　六四前後在美國持J-1簽證的，除中國政府的公派訪問學者、留學生外，還有大批通過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CUSPEA）與中美生物化學聯合招生項目（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CUSBEA）錄取，在美國大學讀學位的中國留學生。CUSPEA和CUSBEA分別由美國大學華裔名教授物理學家李政道和分子生物學家吳瑞教授發起的。當時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高等教育還在重建之中，美國招生使用的成績單、推薦信等手段在中國高校不常見，其可信性很難評估。美國外國研究生入學標準考試TOEFL、GRE，也沒有在中國開展。在李政道、吳瑞等華裔教授的遊說下，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學（最終多達百所）改用通過CUSPEA和CUSBEA選拔中國留學生，錄取考試由中國教育部主持。這些被美國大學錄取的留學生，由國家公派，持J-1簽證，入學前中國教育部負責培訓英語，發放出國置裝費，集體辦理美國簽證手續，報銷所有赴美留學飛機票、旅館等長途旅行費用。留學兩年後可以回國探親一次，費用均爲中國政府報銷。這兩個項目下的留學生，不少拿到了美國大學的全額獎學金，學費全免，發放到他們手裏的生活費，足以支付普通學生房租、伙食等日常開銷，基本用不着中國政府給他們發錢，心有不甘地自嘲是“自費公派”。 對他們中絕大多數冀望未來在美國發展的人來說，J-1簽證畢業後必須先回國兩年的規定，是壓在頭上的一座大山。據統計，八九年六四血案發生時，在美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約四萬名，持J-1簽證的訪問學者、留學生有三萬兩千名之衆，佔了絕大多數。

　　中美７９年建交後，中國大陸赴美人員以公派的訪問學者爲主，八十年代中期後，自費留學生日益增多，漸漸在美國大學裏形成中國大陸留學生、訪問學者羣體，出現了學聯之類的組織，基本都是與中國駐美大使館及其各地的領事館掛鉤，接受中國官方領導。六四民運風起雲湧，國內北大、清華等主要高校學生紛紛唾棄官方的學生會，成立自治的學生會，在其衝擊下，美國大學校園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也醞釀出與中國官方領事館脫鉤的留學生自治組織，成立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Independent Feder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簡稱爲全美學自聯（IFCSS），於１９８９年７月底，在芝加哥的伊利諾州大學芝加哥校區召開全美中國學生學者第一屆代表大會，據說該組織“以推進中國大陸民主化和維護留學生利益爲目的”。

　　“推進中國大陸民主化”云云，大言炎炎，幾十年下來，乏善可陳。倒是“維護留學生利益”，據其二十年後的紀念回顧：“一九八九年中國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受到當局無情鎮壓之後，在美國近二百家學校和研究機構的數萬名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選派三百五十多位代表於七月二十八日在芝加哥召開大會，通過了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憲章，選舉了主席副主席、理事會和監委會，全美學自聯於一九八九年八月一日成立。”

　　“全美學自聯是第一個民主選舉領導集團的（海外）華人組織，全美學自聯在美國首都組織了規模最大的華人集會，全美學自聯是世界上最早利用互聯網進行社會動員的利益集團，全美學自聯在美國國會的遊說活動創造了歷史紀錄。”

　　也就是說，利用六四血案，遊說美國政府爲六四前後來美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訪問學者、出差的中國公民白拿“六四血卡”，功莫大焉。

　　全美學自聯首任主席劉永川，出國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碩士研究生，他在二十年後全美學自聯紀念集會上發表了“聚會感言”：

　　“２０年前，我們這些學自聯的人，大多數是在３０歲上下，正好處在而立之年。現在聚會，大家都已經到‘知天命’的階段了。

　　“當年，大家都還是學生，突然‘天降大任’，我們居然就接下來了，把一個學自聯當作幾萬留學生的小政府來運作，與白宮、與國會、與美國媒體頻繁而平等地來往；除了總部、理事會、監委會，我們還有十幾個工作委員會爲許許多多的人謀求了福利，在美國首都宣告了我們的夢想。這一段經歷徹底改變了我們的人生，在而立之年給了我們每個人站立起來的機會。”

　　他與另一位任副主席——出國前北京大學大生物系本科生——趙海清，“當年遊說國會，跟各個州的參衆議員和門下打交道，奔波於國會白宮各廂辦公室, 據說連皮鞋都磨穿了底。”

　　六四血案發生，未及三年。美國大學校園裏，中國留學生言及六四，早已不是什麼六四鎮壓真相，民運現狀、前途，而是如何利用六四這個慘絕人寰血案給美國人民帶來巨大震驚的天賜良機，活動美國政界，聲稱在美國的大陸同胞，無論自費留學生、公派訪問學者，出公差的幹部、探親訪友的家屬，六四事件後已變爲流亡難民，回國都會被中國當局調查六四其間是否在美國參加過抗議中國政府的遊行，都有被抓進監獄、被槍斃的危險，難逃美國電視報紙不斷報道的中國大陸被嚴厲鎮壓的六四參與者命運，因此強烈懇求美國政府予以所有六四其間持中國護照的在美人員政治庇護。

　　全美學自聯誕生之地的伊利諾州大學芝加哥校區，地處八十年代中剛剛讓出全美第二大城市頭銜的都市中心地帶，八逵之地，自然成了全美學自聯遊說美國國會、行政當局，爭取六四綠卡的活動中心。那時電子郵件（email）、互聯網（internet）還在初始階段，遠未普及發達，留學生聯繫、交流,主要還是靠書信、海報。在伊利諾州大學芝加哥校區的學生聚集的地方，公告欄裏充斥着各種中、英文並用的海報，內容多是學自聯號召中國留學生幫助收集中國當局迫害六四參與者的資料，六四紀念日、美國長週末假期去各地的中國領事館門前集會遊行，博得美國主流媒體關注、報道,呼籲美國政府給予中國留學生政治庇護，免受回國後遭受中國當局對參與在美遊行示威者者報復、迫害。

　　全美學自聯在伊州大學召開成立大會，芝加哥華人社區對之還是印象頗深的。那時的美國華人社區分老僑、新僑。老僑是廣東臺山地區來美的老華僑，他們十九世紀修鐵路時就來美國，後來親屬移民不斷，百年下來，建立起了各地唐人街。新僑是臺灣、香港及東南亞華僑的技術移民，六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帶動移民改革,大大增加了歐洲以外的移民配額，他們得以在美國留學、完成學業後，在美國找到工作、辦理技術移民。新僑主要以臺灣移民爲主，外省人比例高，他們中國情結濃厚，幻想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人不少，對大陸發生的事情非常關注。六四其間，無論老僑、新僑，都關注大陸的學生運動,響應募捐，掏出他們積攢的辛苦錢，捐款給大陸學生。尤其是曾經參加過七十年代臺灣留美學生髮起的保衛釣魚島運動的新僑，他們當年在美國搞學生運動時也曾受到臺灣當局的壓制、迫害，對大陸的學生運動有天然的感情,積極捐款，聲援芝加哥領事館租賃市中心旅館外的遊行示威。全美學自聯首屆芝加哥成立開會，八九民運的代表人物吾爾開希作爲嘉賓參加了會議，這是他逃出中國大陸後第一次在美國公開露面。慕名而來的老僑、新僑非常想見他，沒想到被告知人家住賓館總統套間，保證安全起見，不見外人，讓僑界華人非常失望，批評其派頭勝過國民黨的老長官，發誓再不捐款。

　　據說全美學自聯在伊州大學召開成立大會留下的另一個後遺症：此次大會的籌劃者都是八九年四、五兩月湧現出來的積極份子，往日名不見經傳。例如兩個主席競選人劉永川和丁健，都是學潮時回到北京親身參與大示威，戒嚴部隊開槍前後即逃回美國，大講其廁身北京學生運動的見聞，竟贏得威信和票源。而各地在八七年便已活躍的學生領袖如芝加哥大學李三元、王尤琦等，連正式代表資格都未獲得。這爲後來的分裂、內鬥埋下了種子，終難成大事。　

　　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國政府血腥屠殺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學生和民衆，震驚了世界。“對許多美國人而言,像發生在他們客廳中，透過電視日復一日的報道,耳濡目染，激起美國民衆的憤怒。”１９８９年３月蓋洛菩的民意測驗顯示百分之七十二的美國人民對中共有好感。但三個月後，美國洛杉磯時報的測驗卻發現,百分之七十八的美國人對中共表示厭惡。美國民意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對中共的好感，已呈一百八十度的逆轉。”中國青年學生的和平抗議，絕食，流血犧牲，深深地感動了美國人民，市民隻身阻擋武裝到牙齒的坦克人的形象，震撼美國社會，使他們從來沒有這麼敬佩、同情中國人民。電視上看到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什，號召美國年輕人要向中國青年坦克人學習，勇敢地挺身捍衛民主自由信念。

　　六四慘案發生後，布什總統即於六月六日下令給美國司法部總檢察長(US Department of Justice，Attorney General)和國務院(Secretary of State)，延緩強制中國公民離境美國的時限，保護令包括：（一）直至１９９４年１月，此前來美國的中國公民，持公派J-1簽證者，免除兩年回國限制；（二）合法入境的中國公民，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後繼續合法留在美國,直至１９９０年６月５日;（三）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前來美國的中國公民,給予工作許可；（四）逾期居留的中國公民，暫緩遞解出境。

　　布什總統，是第一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七十年代就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交情非淺，有很深的中國情結。六四血案一個月後，他就陽奉陰違，違反自己下達的停止美國高階層官員訪問中國的命令，於七月上旬派親信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祕密訪問中國，與鄧小平懇切深談，暗通款曲。他雖然在六四流血鎮壓發生後不久，在美國人民洶湧的輿情下，簽署了行政命令，允許在美國中國國籍的人員暫時政治避難，簽證逾期可以不離開美國，並提供臨時工作許可，頒發工卡；但會不會慷慨到把這些臨時政治避難難民，升格爲美國永久居民，態度曖昧，表態模糊，讓廣大渴望綠卡的中國留學生憂心忡忡。

　　時任美國聯邦衆議員的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人南希·佩洛西，資深美貌，對中國政府的六四暴行義憤填膺，對中國青年學生的悲慘遭遇非常同情，深信在美國的中國籍公民，回國後一定會遭到同樣的迫害，她早在六四血案發生後的兩個星期後，就於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１日，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緊急中國移民救濟法案”（Emergency Chinese Immigration relief Act of 1989）。佩洛西的這個法案，除了布什總統之前下達給美國司法部的保護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和來訪公民的保護指令內容外，進一步力主索性將這些在布什總統令政治避難的中國人，給予調整身份爲美國永久居留權，頒發永久居民身份證，俗稱綠卡的機會。

　　１９９１年９月４日，時任加州民主黨衆議院議員的佩洛西（中 ）與民主黨議員本·瓊斯（Ben Jones，左）、共和黨議員約翰·米勒（John Miller，右）訪華時特別到天安門廣場手執白花，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側拉出條幅，放置白花，悼念六四死難者。

　　六四血案發生一個月後成立的全美學自聯，抓住時機，組織了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聲勢浩大的遊說活動，促使美國國會通過保護中國學生、學者的“佩洛西法案”。 他們號召全美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向美國國會呼救，聲稱自己六四前後參加過到中國大使館、領事館前的抗議中國政府的遊行示威，接受過採訪，上過美國的電視新聞鏡頭、報刊照片，被中國駐外使領館祕密錄像、拍照，記錄在案，如果返回中國，會被中國政府殘酷迫害，抓進監獄甚至被處死刑！他們將美國國會參議院與衆議院所有議員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編印出來，複印成傳單大量散發、張貼到美國各大校園，號召留學生、訪問學者不斷給所在地的國會參衆議院打電話、寫信，收集簽名聯署請願信，陳述在美中國學生、學者、出訪人員，因爲在民主自由的美國土地上參加了抗議中國政府的暴行遊行，返回中國大陸生命將會處於極其危險的境地，中國政府會像血腥鎮壓北京和平抗議民衆那樣迫害他們，緊急請求美國政府庇護救濟。

　　對六四中國軍隊屠殺民衆深感震驚、對中國平民的生命犧牲深表欽佩的衆多美國國會議員，對全美中國留學生、學者的求救呼聲十分同情，加州民主黨衆議佩洛西領銜敦促美國國會衆議院於８９年７月３１日通過了“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緊急中國移民救濟法案”（衆議院H.R.2712）提案，５天后，參議院於８月４日也通過此提案，並另外加了一條修正案，“對於拒絕結紮、墮胎而返回面臨迫害的中國大陸留美人員，當他們申請難民身份尋求庇護時，應給予最完整的考慮”。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１日，美國國會衆議院以４０３票對０票，正式表決通過《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緊急中國移民救濟法案》，參議院亦於１１月２２日口頭表決通過此法案。同日，參衆兩院將此法案送交白宮，等候美國總統布什簽署。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日，中國官方媒體頭版大張旗鼓地發表北大、清華等北京十所大學校長致函美國大學校長的公開信，“真誠地希望美國同行們能從維護中美兩國和中美大學之間的友好關係出發，並通過他們，向美國議員和各界人士以及校內師生說明利害關係，敦促美國國會和政府恪守中美雙方以往達成的教育交流的協議和諒解，不要採取違背中美兩國人民意願的錯誤的決策。”

　　“這個法案是藉口所謂保護中國在美留學人員免受我政府‘迫害’爲由提出的。我們十位校長都是事實的見證人。目前，中國的局勢已經穩定；民主和法制日趨健全；大學內的教學、科研活動都在正常進行；與各國的交往和合作都在正常地開展；不少在國外留學的人員包括留美人員陸續回國。他們回國以後的工作、生活等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他們正在爲國家的建設、學校的建設而勤奮地工作。就以我們十所大學爲例，６月以來，已有２３６名留學人員回到學校，還有不少留學人員回國休假、探親或公務旅行。回國工作的人員都受到我們熱烈的歡迎，並得到妥善的安排。短期回國休假、探親等人員，不僅受到了歡迎，他們重新返回美國或其它在學國家，也都不存在任何問題。事實證明，根本不存在受‘迫害’的情況。許多美國有識之士和來華訪問的美國各界人士對這種真實情況是瞭解的，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最近美國參、衆兩院所提出的‘法案’的依據是不存在的，其‘藉口’也是毫無事實根據的。我們不得不對此深表遺憾。”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布什總統否決了“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緊急中國移民救濟法案”。

　　１９９０年１月２３日國會復會, 第一件重頭戲就是討論布什總統否決“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緊急中國移民救濟法案”。

　　白宮當日特別頒佈什總統否決此法案的備忘錄，陳述他並沒有反對該法案保護中國學生學者的意願和措施，早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６日，就向美國司法部總檢察長和國務院下達了延緩強制中國公民離境美國的時限並給予工作許可的保護令，已經包含了“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緊急中國移民救濟法案”的所有措施，再由國會立法，沒有必要。他否決的理由是這些措施是行政部門的職責，不需要議會立法干預，以便行政部門日後協調處理美國與中國外交關係與學術交流過程中保持彈性。

　　布什總統在備忘錄的結尾，陳述了一段讓中國大陸留學生、訪問學者心驚膽戰的話：“我對天安門事件中使用的暴力和鎮壓表示遺憾。我相信，正如其領導人所說，中國將恢復６月３ 日之前實行的改革政策。我還相信，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留美訪美人士會願意返回中國。在這個事件裏，我希望短暫來我國的中國留美訪美人士所獲取知識和經驗，將用於幫助推動中國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I deplore the violence and repression employed in the Tiananmen events. I believe that China, as its leaders state, will return to the policy of reform pursued before June 3. I further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visitors would wish to return to China in thos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case I would hope that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gained by the Chinese visitors temporarily in our country be applied to help promote China's reforms and modernization.）

　　１９９０年１月２４日，國會衆議院以超過三分之二票數的３９０票贊成對２５票反對，推翻總統布什總統的否決。但次日參議院以６２票贊成對３７票反對，未能達到推翻總統否決的超過三分之二票數。“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緊急中國移民救濟法案”，胎死腹中。

　　已嚐到六四血案帶來的政治避難紅利的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此時已決不會僅僅滿足布什總統延緩強制中國公民離境美國的時限並給予工作許可的保護令，而是進一步索取在美國獲得政治庇護，永久居留的機會。全美學自聯鼓足幹勁，把說服美國國會議員，確認中國大陸留學生、訪問學者、訪美人員難民身份，返回中國將身受嚴酷政治迫害，請求立法給予政治庇護，當做留美中國大陸人士第一要務來抓。頓時美國國會殿堂上下，盡是中國人的身影。

　　國會在野黨民主黨領軍人物衆議員佩洛西，對其《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緊急中國移民救濟法案》被總統布什否決，並在執政黨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未能未能達到推翻總統否決的超過三分之二票數，慘遭挫敗，十分憤恨，強烈批評執政的共和黨總統屈從中共壓力，不惜犧牲留美中國學生、學者的身家性命，背叛、拋棄了美國價值觀，必須引咎下臺，爲不久將來的９２年美國總統大選造勢。

　　全美學自聯抓住時機，組織了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聲勢浩大的遊說活動，號召全美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平時不斷給美國國會議員寫信、打電話留言；節假日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山上訪、各大城市的中國領事館遊行，懇求美國國會通過給予中國在美人員的政治庇護法案，獲得在美永久居留權，從而徹底保護中國學生。全美各地的中國學生羣起組織對醞釀中的國會庇護法案收集聯署簽名請願信。

　　佩洛西再接再厲，更加積極謀求讓美國國會進行新的保護中國學生立法，能量極大的她決心在被布什總統否決的其《１９８９年緊急中國移民救濟法案》保護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延長居留簽證的基礎上，進一步慷慨大方地力主添加給予他們永久居留權的條款，索性給這些在布什總統令保護下政治避難的中國人美國永久居留權，頒發永久居民身份證——俗稱綠卡！她竭力遊說美國參議院的議員，聯合推出參衆兩院的新保護中國學生法案。

　　布什總統迫於國會反對他否決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緊急中國移民救濟法案》及其後續活動的壓力，於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簽發了《第１２７１１號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 12711），內容和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緊急中國移民救濟法案》相近。該項正式行政命令，旨在暫緩遣返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至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之間抵達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他們的直系親屬，取消回國服務兩年的限制，可以繼續在美國合法居住並給予他們在美工作的許可。該行政命令的有效期到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爲止。

　　此行政命令保護的範圍遠不止學生學者，所有受到布什總統行政命令保護的中國公民(包括在中國大陸出生、後來移居香港、澳門的大陸人士)，都同樣受到該法案保護。

　　但民主黨衆議員佩洛西並不爲布什總統讓步簽署行政保護令所動，非常執着地繼續在國會強力推動旨在給予所有六四期間在美國中國大陸公民永久居留權的法案。她聯手美國參議院議員，促成參議員斯雷德·戈登於六四事件兩週年紀念日的１９９１年６月４日，向美國國會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和衆議院司法委員會提交了《中國學生保護法案》（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參議院S1216）的草案，旨在給予所有在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之前抵達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永久居留權的法案。由於佩洛西的核心主導作用，該法案也叫《佩洛西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

　　到了我１９９２年４月來美的時候，這個草案經過將近一年在美國國會的醞釀，已成了正式等待國會參衆兩院聽證表決的《１９９２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簡稱“CSPA”， 全稱《除非情況允許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安全歸國否則對其提供就〈移民與國籍法〉現行狀況修正調整法案》，An Act to provide for the adjustment of status under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certain national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less conditions permit their return in safety to that foreign state，S1216法案）。該法案以布什總統下達保護中國學生的《第１２７１１號行政命令》日期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爲界限，此日之前來美國的中國大陸公民，均可給予綠卡。

　　佩洛西這個國會提案的消息傳出，中國留學生立馬炸鍋。在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時間線前來美國的，紛紛以手加額，興高采烈，得意洋洋；那天之後來美國的，有的嫉妒羨慕恨，有的痛斥這些人沒有起碼的道德廉恥，喫人血饅頭，拿的不是綠卡，是“六四血卡”！

　　在“六四綠卡”的問題上，在美國加州Netix通信公司工作的葉向農，是持強烈反對態度的人士之一。１９９２年，他與數名大陸學人發起一場反對”六四血卡”運動，併爲此成立“９２０１行動委員會”，發表公開信對“血卡”進行強烈譴責。

　　葉向農自述“本人是完全有資格拿六四血卡的，但出於對六四烈士鮮血的尊重，作者斷然拒絕了六四血卡，自願選擇以正常途徑解決在美居留問題”。他曾召集一些中國大陸留學生、學者在洛杉磯聯邦政府大樓移民局門口，舉行反對美國政府頒發“六四血卡”的抗議集會遊行。“遊行前，數百名中國留學生打騷擾電話和恐嚇電話致葉的辦公室，還有數百名中國留學生企圖堵塞葉的計算機通信網，有一位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的中國留學生竟用其大學的電子傳真系統，向葉的辦公室發了數百篇紙的騷擾傳真”。

　　六四血案發生後，中國高校學生與以往畢業工作的年輕知識分子，普遍對中國當局徹底失望，渴望離開這個專制強暴的國家，掀起出國留學熱。儘管當局竭力打壓，出臺了種種限制自費留學的措施，規定只有當地僑辦出具海外親屬關係證明的人，纔有資格出國，平日門可羅雀的各地僑辦，頓時喧鬧如集市。即便有了僑屬證明，非直系親屬還得上繳成千上萬以攻讀學位年數累積的高校培養費，纔可放行辦理出國手續。

　　我社科院研究生院碩士生時的老同學賴小剛，畢業分配到軍事科學院，六四時已是校級軍官，他回憶說，６月４日那天清晨，他從電視裏得知天安門已“清場完畢”，就冒着大雨騎車去到單位軍事科學院。一個軍官同事告訴他：“機槍！打了一夜的機槍！”另一個軍官同事悲憤之中向他吼道：“賴小剛，你還在這兒待著幹什麼？你還不走？！ 你還這麼年輕，你在這個國家待著幹什麼？！”他不久就放棄軍籍，移民加拿大。

　　我和太太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一直埋頭業務，從未動過出國念頭。經歷了六四天安門廣場鐵血清場後，我們義無反顧地把離開這個國家當做生命中的頭等大事。留學美國須有託福（TOEFL）考試成績，北京師範大學是華北地區僅有的幾個考場之一，深秋寒風凜冽的教學大樓外，擠滿報考的人羣。他們爲了報上托福考試名,從下午就開始排隊，徹夜堅守，等候第二天上午託福報考中心開門，祈望能在考試名額未滿之前報上名。

　　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六四綠卡資格時間線後，中國大陸自費留學生９０、９１年秋季赴美入學達到高峯。這些沒有趕上六四綠卡資格時間線的留學生，很多是８９年學生運動的親身參與者。他們對全美學自聯帶領六四前後在美國的留學生、訪問學者，把慘絕人寰血案的六四血案視爲天賜良機，迫不及待從中漁利，利用美國公衆對中國民衆的巨大同情心，編造謊言欺騙美國政界，謀取六四綠卡居留，普遍十分反感。

　　一同分租八百號小樓的小陳，９０年秋天來伊利諾州大學留學，有次提起持Ｆ－１學生簽證的留學生，只能在校園內打工，校園裏的那些圖書館、自助餐廳、實驗室少得可憐的工作機會，美國本地勤工儉學的學生還都搶不到，哪裏輪得到英語聽說都不利落的中國學生？他向早幾年來的中國留學生同學打聽校園外工作的門路，那傢伙一聽，馬上從錢包裏掏出布什總統頒佈中國學生保護令後拿到的工作許可工卡，得意洋洋地晃着說：“校外打工掙錢得有這個，合法收入怎麼也得美國法定最低工資。沒有工卡的，只能去央求港臺人開的中餐館老闆，非法打黑工幹waiter，沒啥底薪，純粹靠客人給的現金小費。辛苦半天掙不到幾個錢，只得認了，誰叫你沒有身份呢！等六四綠卡批下來，我們就再也不用打麥當勞這種快餐店的藍領苦力工了，可以光明正大到美國大公司申請專業對口的高薪白領工作！”小陳氣憤地說：“這些喫六四人血饅頭的傢伙太無人性了，缺乏爲人基本的道德底線，騙取六四血卡,不以爲恥，反以爲榮！”

　　太太所在的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戲劇系，其導師六十年代從英國來美國東部的長春藤達特茅斯學院留學，入學不久，有天下午上課回來，發現宿舍裏自己的東西被人翻檢過，他高中在英國時就熱衷上街遊行示威，與警察有過交手的經驗，馬上感到自己被監視上了，絕對不能繼續呆在該校，就轉學哈佛大學，讀完本科後又在西部的斯坦佛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然後來中西部芝加哥的伊州大學任教，當戲劇系的系主任。戲劇系是純人文學科，文雅有餘，金錢不足，獎學金少得可憐，而且往往只給第一年,勉強支撐太太一個人的最低生活開銷。現在我來了，頭等大事自然就是打工、掙錢、謀生存。

　　我來美國之前，就已做好踏入美國的第一天，就放下博士架子，同廣大中國大陸留學生一樣，打一些能夠逃避工作許可的體力勞動粗工。出國前特別按太太交代的美國留學生經驗，只備了一套西裝，買了大量結實耐用的牛崽服，還特別花錢報名北京烹飪協會的廚師學校培訓班夜校，拿下三級廚師證書。那時中國留學生的那點助學金，僅夠日常喫飯、住宿的開支，根本買不起美國百貨商店裏的服裝、日用品，頭幾年都是用國內帶來的便宜貨。按照老留學生介紹的經驗,我出國時恨不得備齊夠幾年用的服裝、日用品，打行李時幾個哥們兒幫忙，死活壓緊塞進兩個超大箱行李。從東京轉機到芝加哥，不知西北航空公司爲什麼偏要在羽田機場清美國海關，而且要求中國旅客的行李要開箱檢查,氣得有老留學生抗議日本歧視。結果我那兩個大行李箱，開了就很難再拉上拉鍊合上,幾個日本機場工作的小姐，呲牙咧嘴掙扎着合力蓋箱，我見狀只好上去幫忙，弄得西服凌亂,一頭大汗。

　　到了芝加哥後第一個週末，同住的留學生老劉主動提出開車帶新搬來的我們夫妻倆逛唐人街。同世界各地華僑聚居的地方類似,芝加哥的唐人街老舊髒亂，沒啥可看的，買點生活必需的大米、中餐調料，還買到久違的中文報紙——當時美國僅有的臺灣人辦的《世界日報》。第一次翻看中國大陸以外的報紙，五花八門，很新奇，特別是分類廣告版，裏找有不少找工作的信息。平日房子裏的留學生都去上學了，我就試着用客廳裏大家分攤的打電話，按照分類廣告版面小方格里的招工信息，逐個撥打芝加哥３１２區號內的電話。接聽電話的男女講的全是完全聽不懂的廣東話，同我這講普通話的根本是雞同鴨講，交流不下去。見到一個教師招工廣告，打過去竟然輾轉找來了一位會說國語的女士，她直接問我有無學歷，我回答有博士學位，她大笑說,我們這裏是教小孩子的教會學校。最有希望的是一個唐人街職業介紹所廣告，打了幾遍，終於有會說國語的來接電話,說必須來唐人街面談，才能薦工。

　　從我們住的小意大利區的邊緣，去唐人街無公交車可乘坐，只能坐免費伊州大學的校車到芝加哥市區離唐人街最近的站下車，然後步行到唐人街，路途要穿過幾片黑人區，怎麼都得走一兩個鐘頭。大家都勸阻我千萬不要去，“太不安全了！”我則一笑了之。黑人再兇狠，也不會有坦克裝甲車衝鋒槍。再說，我們這些第三世界來的留學生，比美國最低層都窮，光腳還怕穿鞋的！

　　一路上街區破敗不堪，比中國的貧困地區好不到哪去。路上幾次遇見黑人迎面走來，我也直視相迎，擦肩而過，並沒有發生留學生傳說的攔住聲稱借兩塊錢實爲搶劫錢財的故事，大概我天生高大威嚴吧。

　　走過運河的大鐵橋，進入髒亂的唐人街，看到街旁有中文招牌的一座鋪面。樓下餐館，樓上就是廣告上的那個職業介紹所。其香港老闆只會說廣東話，交流困難，倒是帶着兩個三、五歲小孩玩耍的老闆娘會幾句國語，上來就問有沒有工卡，聽到否定回答，頓時面露鄙夷之色，說先椅子上坐等吧，看看有沒有餐館急需薦工，寧願現金付工錢,沒身份的也要。枯坐到了下午，老闆娘走過來說,有一個外州餐館老闆來芝加哥市唐人街找急需的廚房“抓碼”、“油鍋”幫工，立即給工作，一會兒可以跟老闆的車走。我問，如何解決喫住問題呢？老闆娘詫異地看了我一眼說，中餐館做工，當然提供一天三頓伙食了，老闆會租一間房，讓員工都住在一起。我焦急地說，我出來找工，並沒有想到馬上就會離開芝加哥到外州打工，晚上太太沒我消息，還不擔心急死了！老闆娘說，如果你這份工成了,可以免費用我這裏的電話打給太太留言,我賺到了佣金，不會介意你那點電話費的。過了一會那個老廣餐館老闆來面試，普通話一句也聽不懂，也一句英文不會,見我們兩個人絕無可能對話交流，知難而退。　　

　　沒幾天，一位在芝加哥城北一個香港移民開的外賣店打送外賣工的伊州大學中國留學生蘇同學,聽太太說老公剛來要打工，告訴她其打工的那個外賣店廚房裏的墨西哥工人跑了,急需一個工人幫廚，他可以帶我去試試。他說外賣店只做晚餐生意，但中午就需要廚房備好料，讓我上午自己乘坐公共汽車去上班。我第二即去上工，公交車幾經轉車,用兩個多小時才趕到餐館。

　　小外賣店兩個香港移民老夫妻經營，老公是大廚，老婆是二廚，那個蘇同學接聽訂餐電話兼送外賣，我抓碼、炒鍋一肩挑，切菜、上漿備齊食菜外，兼炒簡單美國化中國菜，如egg foo young，chop suey，頭回見識廚房裏廣式竈臺，一口大鍋，一把長鏟，一條長勺,炒菜時左鏟右勺，上下翻舞，號稱“雙飛”。四個人運行小小的餐館，平時生意清淡，蘇同學出門送外賣，老闆娘就頂替接電話接單。週末生意頗忙,平日就要備妥食材，把肉和海鮮切好，調味，上漿，放進冰箱裏醃漬儲藏到週末用。老闆夫妻的兒子周木也會來幫忙接聽電話、送外賣。他們的獨生子是出生在美國的第二代華人(ABC)，伊州大學讀商業管理碩士（MBA），扎一條馬尾巴辮子，只會說英語、廣東話，剛畢業，找不到工作，準備當警察，直抱怨布什總統亂打海灣戰爭，弄得經濟蕭條。

　　香港老闆夫妻倆是地道的香港人，普通話只能說一句半句，“莫英文”，溝通起來非常喫力，比比劃劃做廚房裏的事。蘇同學可以說幾句半調子廣東話，他下午來後，邊幫廚清理蔬菜，邊同老夫妻倆聊天，嘻嘻哈哈廚房裏漸有人氣。我誇蘇同學有語言天才，他說：“哪兒呀，餐館打得多了，自然就能扯上幾句簡單的廣東話。”老闆夫妻人挺樸實，每天晚上九點收工時，他們都會另起爐竈爲我們四個人特別做正式晚餐，食材都是中午叫貨時特別點的活魚、龍蝦、走地雞鴨什麼的。蘇同學介紹說，這是香港餐館廚房的規矩，員工下班前的晚餐，絕對不可以喫當天廚房剩菜，僅這一點，就比臺灣、大陸人餐館老闆爲人強多了。

　　晚上下班早已沒有公交車了，都是蘇同學或老闆送我回家。蘇同學說老闆家在唐人街，下班到家已是晚上十點多，生活纔開始，約朋友打麻將賭博到凌晨兩三點才散夥睡覺，上午十一點照樣來餐館上班，精力真充沛！老闆一般會多炒兩個菜，讓我和蘇同學打包帶回給家人分享。有次聽說我太太過生日，老闆娘還特別煲了廣式老湯，炒了幾個拿手菜，讓我帶回去送給太太品嚐。他們送我下車時，太太正在門前路燈下的樹影裏隻身徘徊，等我歸來呢。

　　芝加哥從來都是瞬間從春入夏，關了暖氣開冷氣。六月天暖，戶外活動恢復，人們都喜歡外出到餐館堂喫，點外賣送到住所的反而大減。聽到老闆娘不斷訴苦生意清淡，蘇同學馬上明白了意思，說我們兩個學生仔先辭了,冬天冷的時候再來吧。

　　站完最後一班崗,晚上回到宿舍，同住的老留學生們，議論起沒有工卡身份，打工之難。小陳爲了打上底薪雖低，小費夏季餐館生意好時會收入較高的企臺(前臺服務員，老北京叫跑堂)的活兒，特別買了一套黑色職業waiter行頭，好話說盡，求得一家郊區的大粵菜館經理同意他週末忙時試工，結果鎩羽而歸，經理讓他先到小餐館磨練成熟手再來,“同客人英語還能應付,但一晚上點錯了兩個菜，被客人退賠，掙的小費都賠進去了！”

　　老劉建議我趕快買一輛車，芝加哥這麼大,有了車纔可能打工掙錢。老劉說自己開車送外賣，好的時候，一晚上可以掙上百塊！“當然也看送餐給什麼社區的居民，猶太人、墨西哥人、菲律賓人這些少數族裔，給小費小氣孤寒；老黑或者奇慷慨大方，或者一毛不拔――打鐵！”　

　　的確，留學生們雖窮，卻來了不到一年，人人有一輛打工用的老舊汽車。聽從他們的建議，我們也花了三百美元，從太太熟識的王同學手裏，買了一輛紅色馬自達（Mazda）３２３日本車。這輛手動擋車大概是新老留學生代代相傳老車，傷痕累累，破舊不堪。王同學成交後把它開到我們住的摟下街邊停放好，見我剛從國內來，對車的結構、駕駛毫無概念，特別帶我到車前，車裏車外講解示範了一番。畢竟平生第一次有了最大的財產，興奮之餘，我拎着桶從宿舍裏提水把車身認真洗刷了一遍，多少年後太太還記得我對那三百塊前的破車珍愛不已的樣子，對家裏無別的牌子車，不得不開着奔馳到麥當勞打接單小工的高中生兒子提起此事，“你爸爸那時太可愛了!”

　　老劉見我們買了車，就熱心開車送我到芝加哥市中心的伊利諾州政府大廈裏的州務卿駕駛執照辦公室去考駕照筆試，順利通過後憑手中的駕駛指導證，只要副駕駛座上有一位有駕照的人陪同指導，我就可以練習開車了。

　　小陳自告奮勇，每天晚上帶着我到伊州大學下班後空蕩蕩的停車場練車。手動擋車便宜、省油，但不同於自動擋，駕駛起來離合器、剎車、油門、擋杆，要配合好纔可以穩穩當當地開好車，不死，不跳躍。碰上紅綠燈,從啓動到加速，要四肢並用,左腳踩踏離合器,右手換擋，左手把持方向盤，右腳踩踏油門，從１擋到５擋，掌握好換擋時機，車才能順利行駛。手動擋車被人稱爲運動型車，運動細胞不發達，在紅綠燈遍佈的大城市,駕駛起來真是一種挑戰呢。　

　　我練了一兩個晚上，小陳直誇，說可以上路了。練到週末，小陳信心滿滿地說，你可以去考路試拿駕照了。

　　星期二一大早，老劉陪着我開車到２９０高速公路旁的州務卿駕照考場路試。年輕的墨西哥裔考官死死盯着我那滿身鏽疤的馬自達３２３，對是否進車入座，猶豫不決。我隔着車窗笑眯眯地扯扯副駕駛座的安全帶，喊他上車，“保證絕對安全！”

　　路試的路線，小陳前一天晚上已經陪我開車演練過多次。出門右拐彎，碰紅綠燈左轉彎,再左轉彎進入高速公路邊上的輔路(frontage)，路旁停車，倒車，掉頭，原道返回。考官見我一路有條不紊地換擋，流利駕駛手動車，印象深刻。下車時他握了握我的手，說：“祝賀拿到伊州駕照！”從未碰過車的我，一週之內拿下美國駕照，這大概是歷史紀錄吧！不久在我的教練下，太太成了學校唯一能開手動車的女中國留學生。

　　老劉陪我考下駕照不久, 開着他心愛的紅色豐田卡羅拉（Toyota Corolla）自動車送外賣時，週末在湖濱大道自然博物館附近，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白人用手槍指着逼停，拉開車門槍頂着頭逼老劉下車，老劉捨不得車，猶豫了一下，那傢伙衝地上放了一槍，老劉只好趕緊下車，讓他把車劫去。

　　老劉只得打出租車回來。過了兩天，我們發現他神情萎靡不振，車也不見了，細問才知道他遭遇。老劉說已報了警，我們安慰他人不出事，已是不幸中的萬幸。他不願讓人知道，叮囑切勿外傳。沒見天，警察通知說,車已找到，告知拋車的南部黑人區地址。他馬上趕去，車倒仰着，車窗破碎，輪胎、電池等一切容易拆卸的部件，已被黑人洗劫一空。老劉是吉林工業大學畢業，對汽車很有研究,他說車的動力、傳動系統沒有大損害，他實在捨不得這輛在十字路口林立的城區送外賣十分得力的自動擋車，就租了後院一間車庫，自己買了各種零件、工具，硬是把車修得能開了。

　　他把車從新噴了一遍紅漆，煥然一新，大家圍着感嘆他真能幹。太太告訴他,她的一位北京籍的女同學，去年秋天其心愛的Oldsmobile車，晚上停在宿舍外的街邊，第二天一早就不見了。報警車被偷，警察一個星期後打電話通知找到了，她興奮地恨不得馬上打出租車去取車，警察說：“不用了。我們會寄給你。”過兩天收到一個大信封，裏面是她的車的牌照，附有一個短信黃條，說她所丟失的車是在芝加哥南部找到的，已經被拆卸成碎片，僅有汽車牌照可辨認。

　　我自己能開車了，就常常出門轉轉，拿拿免費的英文報刊，尋找工作機會。去唐人街買東西時，總是不忘買一份當時唯一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有次在分類廣告上看到一條招工信息,說是西郊商業中心招清潔、草坪維護工人。電話打過去，居然不是港臺口音，老闆竟是大陸人！聊得挺投機，對方說馬上來上門面談。不一會兒王老闆駕到，見面就問有沒有身份。得到否定回答，王老闆既不意外也不失望，說帶你去那個商業中心實地考察一下。

　　從破爛的芝加哥意大利黑人交界市區，初到遍地綠草如茵的白人居住的郊區，簡直進了世外桃園。王老闆介紹了一下工作內容,周邊環境,問有什麼意見。對當時的我來說，任何一個工作都會滿意得不行。唯一尷尬的問題,是沒有工卡可工作,合法領工資。王老闆一笑，揮揮手，說：“不要緊。你去註冊一個服務公司，我和你公司對公司，把活兒包給你的公司，報酬我公司開支票支付給你公司，有什麼工卡不工卡的！”

　　我回去到伊州大學圖書館查了查美國相關的資料，發現美國雖限制非移民簽證的人被僱用工作，但並不限制他們開公司僱用美國人、綠卡持有者經營贏利。於是我花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按政府要求在當地小報的分類廣告欄刊登法律公告（legal notice），註冊妥公司，同王老闆的公司籤承包合同，從此開始了我的自營公司生涯。多年後有次全家聖誕節到夏威夷度假，兩個兒子同我坐在酒店客房的晾臺上，喝啤酒看落日海景。倆兒子不知怎麼聊到報稅的事，醫學院的大兒子與工學院的小兒子，暑期一個在實驗室幫做研究,另一個在化工廠實習,居然關心起拿W-2稅表會退多少稅。我告訴他們老爸在美國三十多年，從沒有拿過別人公司的W-2稅表，看來這輩子也不會再拿，他們覺得簡直不可思議，我哈哈大笑，問是不是又創記錄……

　　簽完合同後，我和太太即搬家到西郊，在離工作地點較近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房單間，其晾臺下就是一個太太十分喜歡的游泳池。那時銀行帳戶上的存款，已經不到五百塊了。

　　負責這個商業中心內外環境的維護，至少需要三五個工人。我們所住的二層公寓樓區，大概是西郊最便宜的地方,有不少墨西哥人面孔的居民。於是我們就在居民必去的洗衣房門窗上張貼廣告招工，應徵的不少，結果我們沒有工卡的公司老闆，卻認真地檢驗起應徵者有沒有綠卡。來應徵的白人太多，我們初成立的微小公司怎麼可能僱傭得起？於是太太在廣告上加了一句“墨西哥人優先”，結果馬上不斷接到白人打來的電話，怒斥我們“種族歧視”！趕緊去洗衣房撕下廣告，着實上了一堂美國種族政治法律課。

　　收到第一筆服務費後，我們馬上買了一個大彩色電視。早晚收看電視上的節目，是我們瞭解美國社會的主要渠道。太太開玩笑說：“這是我們家唯一新買的大件。其他傢俱，都是人家送的，自己撿的。”

　　電視新聞裏的任何有關中國的消息，都會引起我們的特別注意。不時可以看到中國留學生週末聚集在首都華盛頓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門外遊行的鏡頭，人頭攢動，標語鋪天蓋地。

　　王老闆隔三差五會來商業中心巡視。他太太是７９年美國與中國建交後最早一批來美國的大陸的留學生，他隨後來美陪讀，“四十多歲了，沒有興趣再從頭讀書，拿什麼學位了”。他太太拿到博士學位後在伊州大學找到工作，然後通過技術移民辦下了綠卡，成爲最早一批中國大陸來的美國的技術移民。

　　她太太后來主持伊州大學中國中心的工作。伊州大學歷史上同中國緣分非淺，上書給二十世紀初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呼籲美國政府把清末庚子賠款退還，割貓尾巴拌貓食，用來資助中國青年留美或在中國辦美式大學的，就是伊利諾大學校長愛德蒙·詹姆士。伊州大學系美國大學裏最早與新中國合作的大學之一，他們與中國政府簽定協議，定期收費給中國政府培訓幹部，生意十分興隆。六四事件發生,中美人員交流一時停頓，對這個合作項目打擊很大。鄧小平九二年南巡後，中國迴歸改革開放路線，在校方的努力下，中國政府的官員開又始繼續赴美交流培訓。

　　王老闆主動提出，可以帶我到伊州大學中國中心他太太的辦公室，蹭打長途電話到中國，“每天同中國通話那麼多，誰能查得清因公還是因私！”那時國際長途電話費用很高，打到中國一分鐘兩三塊美元，起價三分鐘。可打國際長途的電話卡倒是有，但那是大公司爲出差業務人員聯絡方便掏錢買的，據說有黑道里的人專門在機場大廳高處用望遠鏡窺視公共電話棚裏用電話卡的人所撥的祕碼，偷偷記錄下來,拿到紐約等大城市的機場、長途汽車站，兜售給外國移民模樣的人。從黑人那裏買來電話卡號碼、密碼的同學，有時用過後會與朋友分享，沒兩天就能恨不得傳遍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社區。我在中國離休的父母，非常擔憂我們在美國能否立住腳，書信往來要月餘，沒有親耳聽到我的聲音，老父母怎麼都不放心。我電話裏告訴他們過得很好，還買了一輛轎車，老爹聽了直樂：“都買車啦……”

　　路上王老闆詳細問了北京發生六四事件的真實的情形，我講了我的親身經歷，他聽後評論說：“六四事件的後果，中國政府被美國爲首的西方政治抵制、經濟制裁，固然是輸家(loser)；中國老百姓經濟蕭條喫苦頭，一樣也是輸家；參加學運的學生，被清查迫害，最大的輸家。唯一贏家(winner)，是中國大陸來美國的留學生、訪問學者、出差來訪的人，搶着喫人血饅頭，糊弄老美騙綠卡。你們在中國流血玩命，人家在美國賺政治庇護綠卡！”

　　打工一週七天工作，早出晚歸。沒幾天就在上班的路上，出了車禍。我大白天在公寓臨近的一條馬路上小馬自達車開得好好的,猛然被一輛從旁邊小路口闖停讓標誌（STOP SIGN）的八十多歲的白人老頭開的別克車，撞飛橫轉了幾圈，才停到路邊。巡邏的警察沒幾分鐘就趕來，那老頭反覆向警察訴說我車開得太快了，警察耐心聽他嘮叨了一陣,指着他經過路口上交通警告牌說：“先生，你有停讓標誌，他沒有，是你應該讓他優先通過！”

　　車還可以繼續開去上班。晚上回家，填寫了警察發的《交通事故報告表》，投寄出去。沒幾天,對方車投保的保險公司打電話，通知我開車到他們指定的修車行估價。

　　來到修車行，一位白人胖老頭接待。他讓我先把車開進車間驗傷。過了一會兒，他叫我和他一起進車間，與同車行的幾個人圍着車看了一圈，說:“這車到處都是疤痕。請問這次車禍新碰的傷痕在哪兒？”我指了一下，他們大笑。

　　出了車間，他讓我坐在他對面，左手翻表格，右手用粗壯的食指,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在油黑的鍵盤上敲字，邊填報價單邊隨口問道：“是中國留學生吧？”我說:“是。”他嘆了一口氣:“坦克在大街上碾殺你們這樣的孩子，太慘了！”說着又豎起了拇指：“那個不怕死迎面隻身阻攔坦克的年輕人，真勇敢，佩服！”他說他在電視上看到布什總統號召自由世界的年輕人，向中國大學生學習。有公司把坦克人印在啤酒易拉罐上，義賣這款啤酒給中國學生捐錢，“我碰到一口氣買了好幾箱!”

　　晚上那家保險公司就打電話來，說這輛馬自達車完全報廢(total loss)了。這是我來美國第一次車禍，完全沒有同保險公司打交道的經驗。保險公司的女士解釋說，修車行報來的修理該車的估價，超過了這輛車的市場價值，保險公司可以按市場價格全額賠償給你。她問我有沒有車禍受傷看病的醫療帳單？我心想自己哪裏有醫療保險,怎麼敢去醫院看病？又問我有沒有誤工費？我心想自己連工卡都沒有，怎麼會有合法工資記錄？聽到我兩個否認回答後，她試探着說，保險公司願意給你車禍賠償９００美元，你可以接受嗎？我問：“那你們會把車買去拉走嗎？”她忙說:“不會不會。如果車還能開，儘管留着用。”聽到我一口接受她提出的賠償,她興奮地直叫好，說明天一大早就會上門送支票，同我簽結算索賠協議。

　　五六月的芝加哥，天氣會時不時地暴熱。有天下午沒有空調的馬自達車內熱得不行,正好需要加油，我就把車拐進最近摸熟一個小鎮路口上的Speedway加油站，那裏的蘇打飲料特別便宜，無論多大的杯子, 即便是最大號52 zo杯子，灌滿了都是五毛九。　

　　那時的加油站鮮見可以在加油槍上直接拉卡付款的信用卡收款裝置，必須進到加油站店鋪內付款。我給車加完油，進到店裏先打了一大杯可口可樂,然後端着它一起付錢。櫃檯上的白人收銀員，讓我報上加油槍的號碼，再報出我應付的錢數。聽口音他像是東歐人，一問果然是羅馬尼亞人。他非常寂寞，問我是不是中國來的，抓住不放聊天。兩個前共產黨國家逃出的年輕人，馬上聊得格外熱火——共同語言太多了！反正小加油站也沒多少人光顧，我來這兒加油，純粹因爲它地處僻靜角落，油價、飲料着實便宜。加油站就他一人看店,憋不住眉飛色舞向我講述起他們羅馬尼亞人民八九年大起義，槍斃了殘暴統治他們幾十年的獨裁暴君齊奧塞斯庫夫婦，我也向他講了目睹北京市民八九年被軍隊坦克血腥殘酷鎮壓的六四悲慘經歷，告訴他八九年中共舉辦建國四十週年大慶，齊奧塞斯庫專程到北京慶賀，特別向中共領導取經，如何武力鎮壓羣衆集會。他說，天安門事件極大地刺激了已經被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公開性、新思維衝擊得民智力大開的東歐民衆，他們深信共產黨本性難移，如果他們自己的國家遇到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國那樣民衆奮起上街抗議遊行的局面，當局一定會像中國黨一樣，堅決開槍武力鎮壓。中國六四事件讓東歐人民覺醒，想得到民主自由，只有徹底推翻執政的共產黨。六四是東歐、蘇聯鉅變的直接導火索！

　　不知聊了有多久，直到我背後有一個白人老者輕聲說：“對不起，我可以打斷你們的革命歷史回顧，先付一下錢嗎？我實在太愛聽你們的故事了，不過老伴兒等着我買菜回家做飯，得先走一步。”我回頭一看，不知不覺，背後已有幾個人在靜靜地排隊，等着櫃檯付款。

　　快到六四事件三週年紀念日，美國電視、報刊上關於中國的報道突然火熱起來。佔據電視畫面、報紙版面的新聞，並非中國大陸發生了什麼政治、經濟動向，而是美國國會的參議院、衆議院正在熱火朝天地討論通過一項有史以來最慷慨、規模最大給予難民政治庇護的移民法案。

　　《１９９２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是一項由時任美國聯邦衆議員的加利福尼亞州籍民主黨人南希·佩洛西提出的、旨在給予所有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至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之間抵達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永久居留權的法案。這項法案將使得時任美國總統喬治·H·W·布什於１９９０年簽署第１２７１１號行政命令中規定的“暫時禁止將中國國民驅逐出境”成爲永久性條款，發放給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到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之間在美國停留過的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綠卡。

　　全美學自聯眼看六四綠卡法案通過在望，號召中國留學生髮起新一輪的簽名聯署請願信，積極捐款資助學自聯國會遊說活動的經費。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時間線前來美國的留學生，莫不對六四血卡持幸運感，“天上掉餡餅,正好砸到自個兒頭上，比他媽的中樂透大獎還過癮！”對學自聯的呼籲，踊躍響應。

　　全美學自聯帶領中國留學生代表，把他們六四後在美國組織的數次譴責中國政府的遊行中有心拍照的許多照片，放大做成大型宣傳板，抬到美國國會山，擺滿門廳內外、議事大堂。他們在國會聽證會上，反覆舉六四事件後大連市民肖斌在北京街頭接受美國美國廣播公司（ABC）電視記者採訪，信口開河說天安門廣場血有兩寸厚, “死了兩萬人”，被中國當局從衛星通信渠道截獲了ABC的採訪圖像，將之作爲造謠的典型在中央電視臺播放，導致肖斌被人認出被捕，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１０年的事例，聲稱他們在中國駐美使領館外抗議遊行,被中國駐外官員祕密錄像、拍照、存檔，如果返回中國,必定會被中國政府嚴懲入獄，竭力把六四其間在美國的中國大陸公民, 描繪成深受獨裁血腥的中國政府遠程政治迫害，急需民主自由的美國政府庇護的流亡難民。他們把中共當局爲了殺一儆百，六四後從速從快分別在北京把被指控燒軍車的市民和上海攔截火車的市民判處死刑，電視、報紙上大加宣傳，製造紅色恐怖的新聞報道，當作回國會被中國當局會被處死的證據,反覆在美國國會宣講。

　　更有兩個男女留學生，在國會聽證會上作證，聲稱他倆是情侶，只因參加了中國使領館外的抗議六四鎮壓遊行，如果回中國，必將被中國政府嚴懲，禁止給予結婚證（marriage license），剝奪其生孩子的權力。沒有結婚證懷孕，會被中國政府強行打胎人流，結紮絕育！國會山上參衆議員聞之無不震驚動容，同情之心溢於言表；天主教徒的佩洛西更是聽得悲憤不已，淚水漣漣。

　　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１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口頭表決，通過該法案。衆議院決定暑期休會回來後辯論表決。

　　１９９２年６月第一星期，正值六四血案三週年紀念日，週末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門外聚集滿了全美各地來的中國留學生，抗議標語舉目皆是，美國各大電視臺黃金時段播發此新聞，各大報紙、雜誌紛紛顯著版面報道，聲勢浩大。

　　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０日，衆議院口頭表決通過該法案，並附加了技術性修訂，把該法案的實施時間由半年改爲一年，規定受布什行政命令保護的中國大陸人士，可於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到９４年６月３０日申請美國永久居留，除非總統能夠在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之前向國會提出證據，證明中國大陸人士可安全回國不受迫害。

　　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３日晚，參議院口頭表決無異議通過衆議院該法案修正案，並於９月３０日送抵白宮，等候布什總統簽署，成爲正式立法。當然，布什總統可以像兩年多前否決國會參衆兩院通過的《１９８９年緊急中國移民救濟法案》那樣，如果參議院像那次一樣，不能達到推翻總統否決的超過三分之二票數，那麼這個《１９９２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同上次那個《１９８９年緊急中國移民救濟法案》一樣，難逃胎死腹中的命運。

　　布什總統上次否決國會參衆兩院一致通過的 《佩洛西１９８９年緊急中國移民救濟法案》時，特別發佈備忘錄闡明他之所以否決的理由：“我相信，正如其領導人所說，中國將恢復６月３ 日之前實行的改革政策。我還相信，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留美訪美人士會願意返回中國。在這個事件裏，我希望短暫來我國的中國留美訪美人士所獲取知識和經驗，將用於幫助推動中國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他此時會不會繼續堅信他的這個理念呢？

　　在美國參衆兩院醞釀、通過《１９９２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前後，中國政府、人大常委會、高校、中科院、社科院等官方權威機構,接連發表抗議美國這一法案的聲明，強烈警告如果布什總統簽署這個法案使之成爲法律，將導致美中兩國關係嚴重倒退，教育、學術交流徹底中斷。

　　１９９２年初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扭轉了六四後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黨內保守派的壓力下以反和平演變作爲工作中心的趨勢，再次確立改革開放方向。９２年春天后，中國政治氣氛明顯改善，六四事件形成的對知識分子的高壓有所鬆動，大量學者允許出國到美國等西方國家進行學術交流，出國留學限制逐步取消，不再需要僑辦提供海外親屬證明，國家教委也不再強行索取培養費，自費出國的護照申請手續日趨簡易。

　　美國移民局的文件顯示，根據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對１２０個在《１９９２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生效前因各種原因回國，然後準備返回美國到中國留美學生的訪問調查，沒有一個報告會有問題。

　　《１９９２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在國會醞釀、通過前後，加州葉向農領導的“９２０１行動委員會” （Action 9201 Committee）中國留學生、學者組織，發表致美國公衆的公開信（http://yeh.netix.com/wenxuan/9201.letter.html），在《洛杉磯時報》刊登廣告，在美國聯邦政府駐洛杉磯的辦公大樓前舉行遊行，將六四血卡的真相公佈給美國政府和公衆：

“１．血卡是以６４血案爲代價的，然而，以上的難民根本就沒有參加過８９年夏天發生在北京的那場運動。在美國的移民史上，難民首創了直接利用別人的鮮血去爲自己購買綠卡的歷史。

“２．血卡成立的前提是，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之前來美的中國留學生統統有危險回中國，但衆所周知，在法案通過之前，許多難民已不止一次地回去過中國，在美國的移民史上，難民首創了成羣結隊地，有組織有計劃地瞞天過海的歷史。

“３．難民中，有許多人是拿着中國政府的錢在美國念什麼所謂的博士前和什麼博士後的，其中少數難民，在美國念博士前時，中國政府還照發了他們在中國的工資，難民首創了連喫帶拿，到處哭窮的新一代美國移民精神。

“４．難民是第一個靠出賣母祖國以換取旅美生存機會的族裔團體，定居美國的族裔團體有數百個，但他們都沒有靠出賣他們的母國去維持他們的生計，早期的美國人曾經同他們的外婆英國人打過仗以求獨立，但他們的行爲並不代表他們對英國的出賣，況且，美國的獨立戰爭與中國留學生的集體避難是有本質的不同。”

　　面對國際關係、國內輿論的壓力，布什對擱置在其總統白宮辦公桌面上達一個星期之久的參衆兩院一致通過的《１９９２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既不簽署，也不否決，十分佹異，是不是在反覆權衡法案全名“除非情況允許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安全歸國否則對其提供就《移民與國籍法》現行狀況修正調整”這個先決條件？布什總統兩年多前否決了《緊急中國移民救濟法案》，這次會不會故伎重演？

　　夜長夢多，廣大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大限之前來美的中國留學生，如熱鍋上螞蟻，倍受煎熬，惶惶不可終日。

　　全美學自聯更是上串下跳，當即發起白宮前絕食請願，以死要挾，跪求布什總統簽署法令！

　　１９９２年１０ 月９ 日，布什總統終於簽署《１９９２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使之正式成爲法律。

　　這個新法案爲所有於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至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期間，在美國擁有合法身分或合法進入美國的中國公民，提供了所謂“天賜的綠卡”。只要在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申請永久居留身分前，連續在美國居留、短期出國或回中國大陸不超過９０天者，都被視爲連續在美國居留，都有機會取得“六四綠卡”。制定該法案的目標是爲了使流亡海外的中國學生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免遭政治迫害。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在美符合申請六四綠卡條件的中國留學生學者，至少有８萬之衆，加上他們的配偶和年齡未滿２１歲、當時仍在大陸生活的子女，以及來美探親、觀光、訪問及洽談商務等大陸人士，還有非法入境者，直接及間接受益的六四綠卡大軍，超過十萬人。六四綠卡是美國移民史上最慷慨的一次政治庇護，遠超過對遭受深受共產黨軍隊血腥鎮壓的五十年代的匈牙利難民和六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難民的庇護規模。

　　該法案規定，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永久居留權名額所超出的當年規定限額，將從來年的移民名額空間中減去相應數量。

　　消息傳出，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大限之前來美的中國大陸人無不雀躍歡呼，奔走相告，開香檳酒，放鞭炮燃煙花，徹夜聯歡慶賀。

　　懾於該法案中規定的“除非情況允許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安全歸國否則對其提供就《移民與國籍法》現行狀況修正調整法案”法律前提——“受布什行政命令保護的中國大陸人士，可於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到９４年６月３０日申請美國永久居留，除非總統能夠在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之前向國會提出證據，證明中國大陸人士可安全回國不受迫害”，全美學自聯總部號召該法案庇護時間段範圍內的中國大陸留學生、訪問學者、來訪人士，切勿得意忘形，“革命尚未成功，同學仍須努力”，必須更加努力地繼續在美國國會、白宮、中國使領館舉行紀念六四、抗議中共暴政的示威集會活動, 必須更加努力地“收集由於中國學生恐懼受迫害而不敢回國和回國後受到迫害的例證”，以便全美學自聯總部在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該法案正式生效前，向布什總統提供中國人權狀況和留學生回國安全問題的報告。

　　全美學自聯總部隨後收集了大量所謂由於中國學生恐懼受迫害而不敢回國和回國後受到迫害的例證，並於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前，不斷向白宮送交中國惡劣人權狀況和留學生回國被懲罰進牢獄絕無安全可言的報告，以確保布什簽署的《１９９２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最終落實生效。

　　布什總統簽署該法案後不到一個月，美國進行了總統大選，一直嚴厲批評布什總統領導的共和黨政府對血腥鎮壓六四民主運動的中共政權軟弱無能的民主黨，以壓倒性優勢獲勝。民主黨的克林頓總統擊敗共和黨現任總統布什，當選爲新的一任總統，同時國會選舉結果，民主黨贏得參議員和衆議員多數議席，全面控制國會。

　　１９９３年新上任的民主黨總統和國會參衆兩院領袖，絕無半點可能會推翻民主黨國會明星議員佩洛西花了三年心血推出的《佩洛西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民主黨克林頓總統也絕無可能狗拿耗子，多管上屆共和黨總統布什的閒事，“在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之前向國會提出證據，證明中國大陸人士可安全回國不受迫害”。至此，所有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至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之間在美國擁有合法身分或合法進入美國的中國公民，可以高枕無憂，如期在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後一年內，放心申請美國永久居留，獲得夢寐以求的美國綠卡。

　　１９９３年５月底,全美學自聯總部發出動員令，號召《中國學生保護法案》所庇護時間段範圍內的中國大陸留學生、訪問學者、來訪人士，務必奔赴首都華盛頓,繼續到到白宮、國會山、中國使領館前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集會,抗議中共暴政，紀念六四殉難人民,抗議中國政府懲罰迫害在美國參加聲援六四民主運動遊行的學生，畢其功於一役！

　　地處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普林斯頓中國學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系普林斯頓大學１９５１級校友、富翁中國物收藏家約翰·艾略特(John B. Elliott）六四事件後捐款百萬給普林斯頓大學，支持受中國政府迫害的流亡知識分子和學生，由東亞系教授余英時一手包辦建立起來的。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３年間，“這裏庇護了２６個曾經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知識分子與學生”，諸如作家學者劉賓雁、蘇紹智、蘇曉康、陳奎德、鄭義、遠志明、蘇煒，學生柴玲、李錄之流。中國學社由美籍教授余英時、林培瑞掌管運行，艾略特捐贈的百萬美元花銷光了後，余英時又從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要到大筆預算，使之得以繼續存在。但普林斯頓大學同其他常春籘名校一樣，標榜其政策是不接受外國政府的政治資助，因此自１９９２年７月開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脫離普林斯頓大學，成爲獨立的學術機構，贊助者包括美國官方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其實勢利眼的美國常春籘名校，十分擅長兩頭下注，不知有多少個世界獨裁政權的子弟，中共政治局領導的子女，被他們押寶破格錄取進了學校。六四時柴玲、李錄等人組成新的學運組織“絕食指揮部”，凌駕於北高聯吾爾開希與王丹之上，爭權惡鬥。他們通過海外地下渠道安排逃出中國後，被歷來熱衷投資全世界未來政治政要的美國常春籘名校收羅去，後來在美國賺得盆滿鉢滿，與不幸困在中國慘遭當局政治迫害的六四參與者，命運天壤之別。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席劉賓雁，帶領學社的一班人馬，搭車於六四周末，奔赴華盛頓與全美學自聯號召的中國留學生、學者紀念六四、抗議中共暴政的遊行示威大軍匯合。趕到那兒一看,哪裏有什麼去年乞求綠卡時的遊行集會大軍的場面，中國面孔示威者，屈指可數。

　　據說劉賓雁當時就傷心得老淚縱橫, 失聲痛哭。這位曾說每位大陸人實際上心裏都隱藏着一個小毛澤東的流亡老人，徹底領教了得益六四血卡者人心之功利、冷漠。

　　１９７９年我剛進北大的時候，以報告文學《人妖之間》享譽全國的劉賓雁，應邀來北京大學辦公樓禮堂講演。這個小禮堂接待過很多著名人物，美國總統克林頓多年後也曾在此演講。他身材高大，邊談邊抽着煙，憂國憂民，很有替國家領導人運籌帷幄的高參派頭，印象頗深。８７年受八六學潮牽連，劉賓雁同方勵之、王若望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接下來人大代表選舉中，因爲劉賓雁所屬工作單位人民日報社，同社科院院研究生院同在朝陽區的一個選區，同學們全把選票投給了劉賓雁。他的獨子劉大洪，社科院研究生院８４級日本研究所碩士生，非常熟悉的同級同學，他後來埋葬了流亡歸來的父親骨灰，墓前致辭：“父親在生前曾經說過，希望將來在他的墓碑上，能夠寫上這麼一段話，那就是：‘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應該說的話’。但是今天我們眼前的這塊墓碑卻沒有字。這塊無字的石頭，剛好丈量出這個國家與當代文明社會的距離。”

　　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二週年的日子，《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正式生效，全美各大城市移民局所在的聯邦大樓，擠滿排長隊申請六四綠卡的中國大陸人，不少是連夜從外地鄉下大學城趕來的中國大陸留學生、訪問學者，迫不及待地搶拿六四血卡。

　　我那時工作生活所在的芝加哥西郊，華人很少，唯一可以接觸到能看中文讀物的地方，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官辦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臺灣移民號稱新僑，技術移民爲主，與親屬移民的廣東老僑住唐人街不同，他們大多生活在美國大公司所在地的芝加哥郊區，因而芝加哥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不像美國各地一般安置在唐人街，而是選址在西郊，據說當年籌建時引發粵籍老橋華人社團不滿，告狀到臺灣。我每週必去幾次文教中心借閱圖書、報刊,一來而去，熟悉了一些臺灣人。在報刊閱覽室裏，一位時常天南海北聊天的臺灣朋友，指着《世界日報》頭版上中國大陸人在移民局排大隊申請辦六四綠卡的大幅新聞照片、文字報道，氣哼哼地說：“你們大陸人好有福氣，可以在美國以共產黨政府迫害的名義，申請政治庇護！我們臺灣移民美國的新僑，同那些早年來的講粵語的老僑靠親屬移民不同，與你們現在的大陸留學生一樣，都是在美國大學留學取得學位後，才能辦職業移民。先得在移民局規定的畢業後一年實習期限內，死活也要找到專業相近的僱主，心甘情願做牛做馬，苦熬上半年後，再小心翼翼求人家爲自己向移民局申請辦Ｈ－１Ｂ非移民工作簽證，批下來後工作一段再求僱主向勞工部申請移民工作許可，要在報紙或專業刊物上刊登這個職位的招工廣告，三個月沒有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申請者合格，勞工部纔會批准，然後再向移民局申請調整身份,然後再等原籍所在國年度移民名額，排隊好多年,律師費花一大堆，像奴隸一樣束縛在那個公司埋頭苦幹好多年，直到身份下來拿到綠卡，纔有資格選擇更好的工作機會。哪有你們大陸人的這麼好的運氣，碰上六四事件這樣天大好事，美國慷慨政治庇護，白送工卡、綠卡,一步到位，連律師費、移民局手續費都省了！我上班的美國大公司新進來不少大陸人，春節時他們很多都請假回中國大陸探親，不是全都安然無恙地回來上班了嗎? 中國政府對他們哪裏有什麼政治迫害! 美國人真是太好騙了! 我擔保的大陸親戚的孩子來美國留學，窮得要死，現在眼看拿到綠卡，有了身份，馬上就能找到大公司的工作，神氣得要命，迫不及待回國探望父母，光宗耀祖，得意得不行，哪像什麼有國難回，非要老美庇護的流亡難民呀！你們大陸來美的華人，從小被老共灌輸馬列唯物主義、辯證法，奸詐狡辯之術蝕骨入髓，爐火純青，最會糊弄老美，弄虛作假，天下第一！”

　　隨着六四綠卡到手，美國《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政治庇護下的中國大陸難民，紛紛啓程，蜂擁湧回爲了獲取庇護身份六四後闊別四年多的祖國，探親訪友，炫耀成功獲得美國永久居民移民身份的榮光，形成了六四綠卡返鄉熱潮。返鄉大軍人數之衆，美中之間航班人滿爲患，飛機票一座難求。應對如此突然暴漲的商機，不僅美國各大航空公司紛紛開啓到中國大陸的新航班，中國各大航空公司也紛紛搶登美國大陸，在美國主要城市設立航班。芝加哥被中國東方航空公司率先前奪得，每天一架班機直飛上海、北京,賺得國內其他航空公司，羨慕得眼紅，恨不得也立即來芝加哥開航班，幸分一杯羹。

　　本科北京大學西語系７７級的李三元，八十年代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政治上非常活躍，六四時代表芝加哥大學中國留學生學自聯參加伊利諾州大學芝加哥校區召開的全美中國學生學者第一屆代表大會，競選全美學自聯領導未果。後來他領着一幫人折騰“六四之聲電臺”， 從海外各種途徑募得經費，在芝加哥錄音製做節目，先租用印地安納州Gary市的商業廣播電臺頻道向國內播音，後來得以利用大功率發射臺向中國大陸播音。支撐了兩年，經費燒光了，不了了之。

　　那時中國駐美大使館教育處委託美國一家報刊印刷發行公司，定期把國內的《人民日報》海外版翻印，免費寄給中國大陸留學生。有次我看到《人民日報》顯著版面上的一篇報道，內容竟是芝加哥大學中國留學生李三元提出在中國建立海外留學生歸國創業科技園區的設想，爲海外留學生回國創業提供方便，走實業救國的路子！報道說李三元親赴北京、合肥等地與當地政府部門洽商，所到之處，受到當地黨政領導的熱情接待。

　　１９８６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學系的留學生丁健，六四事件爆發後攜留學生捐款回北京參加學運曾被拘留，釋放後回美國組織了全美學自聯成立，競選主席不果, 任職全美學自聯副主席，兼任民運刊物《新聞自由導報》執委會主席（北京大學中文系７７級吳仁華任總編輯），並擔任信息中心主任，創辦全美學自聯網站，獲得網絡技術和硬件，結識了同爲全美學自聯副主席劉亞東、民運骨幹田溯寧。他們系首批手持六四綠卡而踏上海歸之路的大陸旅美學人，１９９３年攜手創辦了亞信集團公司（AsiaInfo），搬入北京科學城中關村，得到中國政府全力扶植。亞信是中國最早的軟件與服務提供商，承接了中國政府郵電部很多重要的互聯網建設，獲得了公安部金盾工程的大部分合同，爲中共當局建立網絡防火牆，封鎖新聞資訊立了大功。亞信成了中國第一家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科技企業。丁健後來與鳳凰衛視主持人許戈輝結婚。他是最受矚目的六四血卡海歸派成員之一。

　　六四綠卡給予的美國永久居民身份，使這批中國大陸來的訪問學者、留學生，享有與美國公民同等的就業、進修機會，徹底擺脫了外國學者學生簽證在停留時間、就業上的限制，爲他們繼續居留美國攻讀學業、申請大公司白領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成功機會在外國留學生裏史無前例，絕無僅有。

　　六四綠卡爲其受益人中有志於攀登學術殿堂象牙之塔的佼佼者，墊平了道路。比如張益唐，據說六四時代表普度大學學自聯參加在ＵＩＣ的全美學自聯第一次代表大會。博士畢業後因與美籍臺灣人導師鬧翻，專業對口工作無着落。如果不是六四綠卡的受益人，當初找不到大學工作，就會黑了身份，連地鐵、KFC藍領工作都打不成，更不要說能進入新罕布什爾大學（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執教了。陳剛、施一公、張益唐、饒毅這類學有所成學者與諸多可以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的原中國大陸人士，大多是八十年代來美國的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留學生，六四綠卡的受益人。

　　六四綠卡給予的美國永久居民身份，可以合法工作，再無簽證限期，爲轉學到畢業後錢景光明的醫學院、法學院提供了可能。有綠卡後本人可以向銀行申請學生貸款，配偶可以有工作收入,支撐攻讀學醫學院、法學院昂貴的學費不再可望不可及，大陸訪問學者、留學生轉專業讀醫、讀法者，大爲增加。

　　沒幾年這批六四綠卡大軍紛紛畢業走向社會，很多人謀取到美國大公司的白領職位，陸續遷入美國大城市郊區白人爲主的中產階級社區，貸款、買房、安家。在美國社會立穩腳跟沒幾天，又不滿足於僅僅在洋人公司當螺絲釘的生活，紛紛成立大陸同胞同鄉會、校友會、專業行會，弄個理事會長主席什麼的當當，週末節假日聚會尋歡作樂，一解平日上班公司裏當催巴兒的寂寞。

　　於是率先拿到六四綠卡的中國大陸人，紛紛挑頭成立各省市留美人士同鄉會，專業人士協會，各種文藝團體，中文學校……名目繁多，如雨後春筍，忙不迭地跑到中國駐美使領館報到註冊，成爲官方認可的親共僑社，搏取愛國僑領的地位。“僑領，即海外華僑社團的領袖，尤指熱心參與國內事務者。”

　　有次在唐人街邂逅一對某次大陸同胞聚會上相識的六四綠卡受益人上海夫妻，寒喧幾句後，丈夫迫不及待遞上一張嶄新的名片，上面赫然印着“北美上海同鄉總會會長”的響亮頭銜，接下來一串美國華人某專業協會會長、某公司董事長、某文藝團體團長……職務之多，一直印到名片背面。我笑着說：“老兄幾日不見，發達了，刮目相看啊！”他忙謙恭地說：“哪裏哪裏，回國時唬人用的，沒有官銜，公司老總頭銜，國內官場、商場上，沒人理睬搭話。”我說：“芝加哥不是早就有一個上海同鄉會了嗎？”他說：“那是八十年代一對從香港轉道來美國的上海老夫妻成立的。他們聽說我在醞釀成立芝加哥第一個純正上海人的同鄉會，就告狀到芝加哥總領事館。領事館的人老在他們開的上海餐館接受招待，自然偏向他們，把我叫去領館，教訓了一通，說大陸人成立的任何社團，都必須先在中國駐美使領館官方註冊，認可的纔是正宗。我只好擴大地域，再搶注一個。”我說：“還是你氣魄大，北美不只含美國，還包括北面的加拿大，南面的墨西哥，哪得多少上海人歸你老兄管轄呀！”他聽了咧嘴嘿嘿直樂。

　　旅美中國科學家工程師專業人士協會成立大會，是美國國土上第一次頗具規模的中國大陸人社團組織聚會，主席臺上應邀入坐的來賓，均是中國政府來美訪問的高幹、駐美使領館官員，主持張羅的理事會成員，沒有幾個不是前不久剛申請美國政府政治庇護的六四綠卡受益人。這些蜂擁成立的中國大陸移民社團，是後來每年中國城十一國慶節遊行、升五星紅旗的中堅力量。

　　每逢中國駐美使領館舉行十一國慶節慶祝酒會，應邀而來的新科中國大陸人社團僑領、活躍骨幹，手持引以爲榮耀的中國官方機關請柬，西服革履，魚貫而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象徵的使領館，他們中沒有幾個不是前不久剛在美國政府移民局申請表格上信誓旦旦簽字劃押，請求美國政府庇護的政治難民。　

　　每當中國領導人出訪美國，中國駐美使領館組織的美國僑界到機場、賓館門前歡迎江澤民、胡錦濤隊伍，高舉五星紅旗招搖山呼“熱烈歡迎”、“主席您好”，衝在鏡頭前最前面的一羣，沒有幾個不是前不久還乞求美國政府政治庇護，在移民局法律文件上簽字發誓，聲稱回大陸會受中國政府迫害、請求批准居留美國政治避難的難民。

　　２００２年江澤民與２０１１年胡錦濤訪問芝加哥時，新移民僑領懇請領館批准參加中共領導人接見的人，爭得打破頭。與中國政府最高領導人合影留念的中國大陸移民，沒有幾個不是曾尋求美國政府庇護的六四綠卡難民。

　　拿到六四綠卡的中共高幹子弟，立馬成了中國政府官方機構、中資公司進入美國的先頭部隊，穿針引線，爲中國政府當差，卻享受美國土地上永久居民的工資待遇，居留自由。中國政府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官辦的《僑報》，爲中央電視臺落地美國提供服務的３Ｃ公司，均爲拿六四綠卡的中共高幹子弟操辦，搖身一變，成了協助中國政府的喉舌傳播美洲大地，伺候中國使領館的哼哈二將。

　　有次有個中國大陸移民僑領在郊區買了新房，召集同鄉會的人來家聚會，慶賀僑遷之喜。酒席上不知道怎麼扯到六四綠卡議題，爭辯不已。有一位六四時在復興門冒死攔過軍車的來訪客人，忍不住發聲，一吐爲快：“這種迫不及待喫北京六四殉難同胞人血饅頭的行爲，是否於理於情，道德有虧？那些訪問學者，幾個不是黨員？哪個不是中共政權的紅人？否則怎麼會公派來美國？迫不及待抓住北京市民、學生流血犧牲的機會，利用美國人的對六四慘案的同情心，見老美天真熱忱，就撒謊騙他們回國會遭到中國政府迫害，至今舉不出一件實例。當初諸位可是在移民局申請政治庇護的表格上是簽字發誓，‘如有虛假，甘願接受法律懲罰’的。欺負老美太實誠好騙罷了。人在做，天在看，難道就沒有一點良心譴責，負罪感嗎？”弄得一桌六四綠卡受益人瞠目結舌。

　　沉默了一會兒，一位六四前美國名校公派訪問學者，六四後轉爲法學院留學生的律師，振振有辭應道：“這種天上掉餡餅的大好事，誰碰到都會張大嘴巴去接！”那人聽罷拂袖而去，臨別留言：“合着咱北京胡同裏痞子說的：有便宜不佔，王八蛋！”這類當年辦六四政治庇護綠卡，在美國政府申請庇護的法律文件上簽字劃押，聲稱回國會遭受殘酷迫害，因而請求在美國避難的律師，拿到綠卡後，一轉身就頻頻出入中國領事館，充當法律顧問，不時炫耀其在國內僑辦僑聯等政府掛名任職的的頭銜。

　　九十年代末，這批拿六四綠卡滿五年的的中國大陸人，迫不及待入籍成了美國公民，又紛紛向美國移民局申請親屬移民，爲直系親屬的父母兄弟姐妹辦綠卡，移民美國。被美國政府照顧人倫團圓沒幾天，這批率先入籍的六四綠卡受益人，又故伎重演，拿出當年從美國政府騙取綠卡的招數,把國內繼續享受國家幹部、教師、研究人員退休待遇，國內有房有退休金有醫療保險的父母，打扮成孤獨赤貧的耆老，急需美國政府救濟，申請美國政府的福利補貼，入住老人公寓，免費享受喫住，昂貴的醫療保健服務，甚至美國政府提供的每週爲耆老清潔做飯服務。事業有成的六四綠卡受益人，住百萬豪宅，開奔馳寶馬，一邊分享父母喫不完用不盡的美國政府發放的福利食品、用品，一邊大罵民主黨要加稅，是豬黨，投票只投標榜減稅的共和黨。

　　２００８年底,中國政府推出“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俗稱“千人計劃”），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主管，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組織實施。千人計劃圍繞中國發展戰略目標，重點引進在海外學習工作的高層次人才。

　　入選千人計劃者，以美國高校、科研機關工作的中國大陸出身的教授、學者爲主，基本上都是八十年代中國政府公派進修、學習的訪問學者、留學生，靠申請政治庇護獲取六四綠卡，美國永久居留權, 得以繼續升造，終於學有所成。

　　中國政府的千人計劃，給這批在美國的華裔學者，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兩頭通喫的機會：既可以全職領取美國大學、政府科研機構發放的薪金，又可以祕密兼職中國政府的大學、科研機構，獲取額外高酬。難怪會有那麼多美國華裔學者，對中國政府的千人計劃趨之若鶩，繼續當年拿六四血卡時“有便宜不佔王八蛋”的邏輯，全然無視美國法律與職業道德的約束。

　　積極參與中國政府千人計劃的華裔學者，最終難逃落入美國法網的結局。這其中固然有川普政府代表的美國右翼勢力搞的“中國計劃”（China Initiative）所含種族歧視的因素，但即使中國政府不問這些美籍愛國人士當年可以在美國居留的綠卡是怎麼來的，難道自己沒有捫心自問？他們後來被美國司法機關聯邦調查局（ＦＢＩ）追責，即便其中不乏地緣政治鬥爭的成分，但站在美國人的立場，當初可以對其發誓簽字的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的司法文件，公然撒謊的人，有何信用（credibility）可言? 豈不是一輩子洗不淨的原罪? 田納西州共和黨女參議員Marsha Blackburn有次無端發推特說:“中國有５０００年的欺騙和偷竊歷史。有些東西永遠不會改變……”（China has a 5,000 year history of cheating and stealing. Some things will never change...），會不會是見到太多華人利用美國政府的人道主義關懷，騙取移民、福利，有感而發？

　　我社科院研究生院碩士生時的老同學賴小剛，“六四”二十週年紀念時在加拿大電臺接受採訪時說：“這次事件是中國的分水嶺和轉折點。六四的槍聲毀掉了中國領導人對自己的制度、政策和能力的信心，同時也使中國民衆拋棄了理想主義。”在他所在的軍科院和國防大學，“六四期間有兩百多名老幹部因心臟病發作住院，多少個家庭的父子之間、兄弟之間或夫妻之間發生激烈的爭吵。軍隊並不想參與此事，後來也不把進京和開槍當成一件光彩的事。鄧小平在六四後不久就要求不要說哪個部隊開槍了哪個部隊沒開槍，因爲‘不利於部隊之間的團結’”。

　　軍隊也不乏同情六四人士的人。據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召集人項小吉回憶，他同夫人與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廣播員呂京花於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１日在黃雀行動的安排下，偷渡香港。船行到海中，遇到了一艘中國解放軍邊防巡邏艇，遠遠能看到艇上的人穿着軍裝、船頭架着機關槍。巡邏艇逐漸靠近他們偷渡的小船，把六人一個個接上了艇。上艇後，一名軍人到船的底艙跟項小吉談話，“他說我們同情你，我們支持你，然後還拿出了一個筆記本，要我給他籤一個名”，然後把他們送達香港。

　　我年近百歲的抗戰老軍人父親，就對六四鄧小平下令軍隊開槍鎮壓民衆，一直耿耿於懷，從不原諒。

　　賴小剛說:“六四事件是個沒有贏家的悲劇……所有的人，鄧小平，趙紫陽，學生，都是輸家。軍隊也是輸家，受到了很大的傷害。”

　　賴小剛沒提一個海外華人心照不宣的事實：六四事件唯一的贏家，最大的受益者，是置身事外、人在美國中國大陸人。六四血案使他們白撿六四綠卡，搖身一變，成爲特殊移民羣體——六四綠卡大軍，最大的贏家。不少歐美其他西方國家，以美國政府爲榜樣，也給予六四期間來訪的中國大陸人類似的永久居留權。

　　“六四”十五週年紀念時，美國臺灣人經營的《世界日報》，刊登曾慧燕《美國特殊移民羣體——“六四綠卡”大軍》）一文（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7663），對這個唯一“六四”事件贏家，有詳細地記述：

　　“由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開始至１９９４年６月３０日，數以萬計在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１日前入境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獲得了合法調整身份的權利，拿到所謂的‘六四綠卡’”。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在美符合申請‘六四綠卡’條件的中國留學生學者，就有８萬之衆，其中不少是中共高幹子女，加上他們附帶可以申請配偶和年齡未滿２１歲的當時仍在大陸、香港或澳門生活的子女，以及來美探親、觀光、訪問及洽談商務等大陸人士，還有非法入境者，直接及間接受益的‘六四綠卡’大軍，遠遠不止８萬人。”

　　“當年以中國留學生爲主力的‘六四綠卡’大軍，在美安居樂業十多年，大批學有專長的專業人士，如今已進入美國主流社會，成爲華人社區的中產階級和菁英分子。飲水思源，他們中有的人經常自嘲：‘我們這批人是喫了“人血饅頭”、拿了“六四血卡”的。’一些以合法或非法途徑進入美國的大陸人士，包括目前在華人社區中佔相當比例的福建人和東北人及一些僑團領袖，也都不諱言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拜‘六四血卡’所賜。”

　　“在美國華人社區中，也有一些喫了‘人血饅頭’的人，一直心安理得‘踏着六四死難者的鮮血前進’，甚至不時要‘罵一罵’那些慘死在北京東西長安街頭的‘六四冤魂’。更多的人是‘好了傷疤忘了痛’，淡忘了‘六四’，當年那種‘北京的學生在流血，我們在流淚’的情懷，俱往矣！”

　　“２００３年，在‘六四綠卡’生效十週年之際，葉向農繼續在互聯網上抨擊‘六四血卡’，直指這是‘六四愛國學生永遠的心痛’。他說：‘六四血卡持有人，大部分是中共黨徒，屬公費留學出國的持Ｊ１簽證的交換學者，這些人根本沒有參加過國內的六四愛國學生運動。六四期間，相當一部分血卡持有人成爲在美國的‘民主鬥士’，但在拿到六四血卡後，這些人又紛紛成爲共產黨的‘愛國華僑’和貪官污吏的座上客，部分人甚至爲共產黨的六四屠殺叫好，併成爲中共清華大學年薪百萬的特聘教授。”

　　“回顧‘六四綠卡’的歷史，不可不提其幕後功臣、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首任主席劉永川。‘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的通過，全美學自聯居功闕偉，期間該組織在劉永川的領導下，與美國行政當局做了大量溝通和遊說工作，經過歷時三年不懈的努力，爲該法案的通過奠定強烈的民意基礎。”

　　“劉永川后來發現，學自聯卻好象成了‘我背上的一個十字架’……在一些華人聚會上，卻常有人問我，爲何學自聯的許多骨幹都回去當了‘愛國華僑’，那麼擁護政府。爲何當時有８萬學自聯成員拿了六四綠卡，當時拿綠卡時說是因爲這些人回國會受迫害，是因爲這８萬人要爲中國民主奮鬥，現在這８萬綠卡大軍在哪裏？”

　　“劉永川對一些‘六四綠卡’受惠者人性表現的失望，另一位全美學自聯前任主席易丹軒頗有同感。２００１年６月，在‘六四’１２週年紀念前夕，時任學自聯主席的易丹軒，曾發表《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受惠者的公開信》，呼籲直接或間接受惠於‘六四綠卡’的大陸人士，不要忘記１２年前因六四悲劇痛失親人的六四死難者遺屬，他們‘至今仍然生活在痛失摯愛的惡夢中，而因此遭受種種不公正待遇，更使得他們生活困難重重’。”

　　“易丹軒強調，俗話說：‘飲水思源。’作爲一個來自大陸的人士，在美國學習和找工作都十分不易，解決身分問題、獲得居留權更是棘手問題。可是，千千萬萬大陸人士卻因六四而輕易獲得永久居留權，得以在美安居樂業。他們應當想到那些在六四悲劇中失去丈夫或妻子、兒女、父母等親人的六四遺屬，本着人道關懷精神慷慨解囊，給他們捐助一些款項。”

　　“那次學自聯公開呼籲爲六四死難者家屬捐款，約獲得８０人響應，總共得款７０００多元。有人認爲雖然未如預期熱烈，但在六四發生１２年後，尤其大陸人沒有慈善捐款的習慣，成績已是差強人意。但也有人認爲，‘六四綠卡’受惠人至少８萬之衆，僅得千分之一人響應捐款，如果以每人捐一元來說，也至少應有８萬元。”

　　“另一位自香港移民美國的‘六四綠卡’受益人表示，１９８９年香港人對大陸民主的支持、表現出來的政治素養和自覺性，實在讓人刮目相看。從去年‘七一’５０萬港人反基本法２３條大遊行，到今年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成員被拘事件，也是因爲香港人聲援‘天安門母親’而起；每年的‘六四’，香港人都舉行大型民衆集會，悼念六四死難者。‘這樣持久的大型紀念，只有香港人做得到。’對比幾年前，江澤民和李鵬到紐約聯合國總部開會，前往抗議的人‘小貓三兩隻’，令當時在場的他大爲感慨：‘其它人不來也罷，那些拿六四綠卡的人都到哪去了？這跟香港人無法相比。’”

　　曾慧燕在六四紀念三十二週年時發表《“六四綠卡”靈魂拷問》一文，質問說：“當年有人算過一筆賬，‘六四綠卡’ 受惠者至少省掉幾千美元律師費和等待幾年的審批時間；部分公費留學生更免去按照中美之間協議回中國服務兩年的要求。如此算來，每人從六四綠卡獲益約爲５萬至１０萬美元；這還不算他們的配偶及其子女等直系親屬直接或間接受惠。他們中的許多人獲得綠卡，五年後成爲美國公民，又申請自己父母來美團聚。一個人拉一大家子，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多。捫心自問，這些新移民正是得益於六四綠卡，他們中有沒有人資助過六四難屬？”　

　　根據移民局２００７年的報告，《中國學生保護法案》一共發了５４，３９６張綠卡，連同家屬（配偶、子女）綠卡身份調整，大致八萬、十萬之衆。美國移民法規定了綠卡名額限制，每個國家的移民總數不得超過總數的７％，一下給了那麼多六四綠卡，大大超過了每年給中國移民配額，只好把所佔用的移民配額從未來中國移民配額中逐年扣除，據移民律師李亞倫的統計，從１９９３到２００９年，中國大陸的職業移民第三排期優先（ＥＢ３）名額約被扣除１萬６０００個，這也是爲何ＥＢ３經常大幅倒退的原因之一。

　　１９９２年《中國學生保護法》的造成的六四綠卡大幅透支配額，導致此後中國人的排期很長，影響了之後很多人拿綠卡，要多苦等多少年，以致一些後來的畢業申請職業移民卻苦等排期的中國留學生表示，自己不僅沒趕上“大赦”，還成了冤大頭。“如果真爲遭到政治迫害的前輩還債就算了，但我現在是爲了鑽法律空子的人，要多等好幾年！”

　　六四綠卡大幅透支配額直到２０２１年，才終於用完。美國國務院主管簽證名額的官員奧本海默（Charles Oppenheim, Chief of the Visa Control and Reporting Division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２日在與 IIUSA 的會議上透露過：將於ＦＹ２０２１還完。（“In response to a separate question,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required ‘payback’of EB-5 visas related to the 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 would be complete by FY2021.”）可見其負面影響之深遠。

　　葉向農曾在２００３年發表《隆重紀念六四血卡十週年》一文,十分感性地說：“您在天安門廣場流鮮血、灑汗水，它在美國搞避難、辦綠卡”，“六四血卡，六四愛國學生永遠的心痛，愛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的恥辱 ”，“六四兩筆帳：中共的殺人和血卡們的喫人”。

　　“在這個遊說過程中，當時的留學生採取的主要遊說手段有三：①他們在美國組織了數次譴責中國政府的遊行，並在遊行期間照了許多圖片，然後把這些圖片交 給美國移民局以證明他們確實在美國街頭上反了中國政府，②他們發動全美各地的中國留學生聯名簽署相關的請願書，然後分頭聯繫各選區的聯邦參衆兩院議員，③ 在最後關頭，這些留學生舉薦它們的代表，即當時的學生會(大概的名稱叫什麼“全美學自聯”)採取了潑婦趴在地上嚎哭打滾、不給答覆不回家的陰招，具體的做 法是跪在白宮門前絕食抗議——‘你不給我綠卡，我不回家’”。

　　六四綠卡移大軍有十萬之衆，他們生活在民主自由的美國，完全沒有中國大陸政府高壓鉗制人民言論自由的“六四禁忌”，充分享有中國大陸人民被政府強行剝奪的紀念六四民主運動、悼念殉難學生、市民的和平集會權利，但自從六四血卡到手，他們當初爲求庇護在美國政府公堂之上、在中國使領館門前聲淚俱下表演的行爲藝術，消失得無影無蹤，更別提歷來賢達標榜的中華民族“飲水思源”優秀傳統了。

　　唯一見報的六四公開民間紀念活動，是芝加哥東西方音樂藝術團藝術總監楊逢時年年舉辦的六四音樂燭光晚會。出席音樂紀念會的基本上臺灣移民和美國主流社會的民衆，大陸移民身影罕見。

　　楊逢時六四時在芝加哥大學讀博士，是中國大陸首位女音樂家在美國獲得作曲博士學位的人。她說：“我是個音樂家，不懂政治，能力有限。但我深信，這不是政治，這是良心。我能用音樂來表達對六四死難者的關注，對我來說是一種安慰，希望我的這種表達方法能引起更多朋友對六四和六四難屬的關注。”因爲六四，不幸的人們失去了一切。“同樣因爲六四，使我們生活在這片自由的國土上，當時八萬留學生因此拿到六四綠卡，所以我們應該做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年復一年，六四紀念日願意公開發聲的華人，日益鳳毛麟角。前十年佔美國中國大陸華人主體的,是十萬六四綠卡的受益人大軍，畢竟被指控爲喫人血饅頭，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普遍對六四議題諱莫如深；後十年來美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學者、移民，六四事件發生時他們或者是童孩，或者在中共政權嚴密信息封鎖下，對六四禁忌一無所知。

　　我妻子在國內有一個新浪博客，發表她的散文、詩歌，擁有很多粉絲。每年六月三日夜(中國時間六月四日)，她都會在她的博客裏，含蓄隱晦地放上自己寫的詩作，寄託哀思：

今夜 靜靜地想你

四月的暖風

執着追隨花的行蹤

冰涼的春雨

細細漂洗黑白的心事

今夜 請允許我

想你

年輕朝氣的面容

想你

直面生死的勇氣

想你

青蔥翠綠的愛情

想你

再也看不到的黎明

和血色燦爛的黃昏

想你

靜靜地 讓自己

永遠不能忘記

那些悲傷

那些心痛

那些過往從前的

林林總總

——給所有追求理想、獻身民族，捨生忘死的人們。

　　但往往幾個小時後，這樣隱晦的幾行小詩，就會被中國政府的網管刪除得一乾二淨。

　　後來六月四日這個敏感的日子，她發放的紀念詩只好越來越短：

梅端有六月顏色

血一樣

冰涼

異鄉無四起寒霜

心一樣

不忘

點一支心燭

燃成你的模樣

在黑暗的黎明裏

話說過往

在沉默的年輪中

細數悲愴

　　即使這樣，不到一個小時就會被中國政府的網管刪除得全無蹤影。

　　再後來,六四紀念日只好放上幾個字:

今夜 暮色蒼茫

淚自千行

今夜 燭光搖曳

爲你堅強

　　存在幾分鐘後，就難逃被中國網管刪除命運。

　　最後，六四紀念日太太就連在自己博客裏放一隻點燃蠟燭，都會被掌控大數據的無所不在的中國網管秒刪。

　　漸漸地妻子失去了在中國大陸博客發佈任何作品的興趣。

　　有了微信後，每逢六四，我會在自己私人的朋友圈裏，發放文字、圖片紀念：　

　　“庭院裏的一片白色鳶尾，年復一年，六月初一定花朵綻放，似紀念當年不幸消殞的年輕生命。二十八年過去了，大兒子都上大學了，活脫脫自己當年的模樣。來美國白手起家，奮鬥了四分之一世紀，現在可以告訴孩子：爸爸媽媽當年是熱血青年，至今仍初心不忘——以卵擊石，在堅硬的高牆與脆弱的雞蛋之間，無論高牆是多麼的正確，雞蛋是多麼的錯誤，我們永遠站在雞蛋的這邊！”

　　“陸肆三十年了，往事不時湧上心頭，回首國人的世道人心，覺得當年青年的熱血，生命，早已被各色人等消費，真是不值。陸肆幾年後我們陸續來美國，辛苦打工求生存，報紙電視上看到的卻是陸肆時人在國外學自聯民運代表人物，利用美國公衆對國內流血學生的巨大同情心，在美國國會編造謊言裝難民，喫人血饅頭騙取綠卡，而這些人如今是天天詆譭‘白左’的主力，把給他們提供政治避難法案的佩羅西、民主黨，罵做聖母婊，豬黨。現在還有幾個中國大陸人，認可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 香港佔中九子，在他們嘴裏成了‘佔中九醜’。 對陸肆鐵血鎮壓，點贊叫好，早已是輿論主流吧?”

　　“美國《獨立宣言》奠定了現代社會普世價值的基礎: ‘我們認爲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爲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纔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利，則是經被統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對這些目標的實現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陸肆的公民抗命運動，不正是踐行這個普世價值嗎? 美國人民踐行此信念，獨立建國；馬丁路德金採取了這種方式，推動了美國民權運動，惠及華人，現在他的生日，是美國法定節日；而印度聖雄甘地的非暴力公民抗命，爲印度贏得獨立。奧斯卡大獎他的傳記影片，是我們廣場抗爭的直接精神靈感，大家多少期冀畢其功於一役，就此實現中國政治現代化，全然不顧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能有成效的前提，須有起碼的民主憲政。”

　　“價值取向不同，人生觀迥異。有選擇不自由，毋寧死的；有選擇好死不如賴活着的；還有選擇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道不同，不相謀，本來就沒有對話談論的基礎。要紀念陸肆，就在志同道合經歷者的圈子裏吧，外人實不足道也。”

　　“翻翻歷史，看看漢人知識分子踊躍應試，削尖腦袋滿清官場往上爬，離揚州十日，嘉定屠城才幾年，就知道中國人的國民性，幾百年來，沒有多大長進。”

　　“《紐約時報》時任北京分社社長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回憶三十年前那天的兩個細節，迴腸蕩氣。那是中國歷史上最不缺英雄的時刻。”

　　“‘我特別記得一名體格壯實的人力車伕。他的車上載着兩名淌着血的傷者，兩腿用力蹬伸，拼命往前騎。看到我後，他向我的方向騎過來，以便我能目睹他的政府的暴行。擦身而過時，他向我發出請求：告訴全世界！淚水順着他的臉流下來。’”

“‘當天晚上，在往東一些的地方，一箇中年公交司機用他的車堵住道路，阻止幾卡車的軍人襲擊學生抗議者。一名軍官抽出手槍指着司機的頭說：把車開走！司機掏出車鑰匙，用盡全力扔到路邊的灌木叢中。’”

　　“紀思道因記錄那個夜晚，獲得了普利策國際報道獎。３０年過去了，紀思道記述的六四那晚回憶，很感人，但結論卻說反了，顯示西方人對中國世道人心，永遠有難以逾越的隔膜，全然不知中國人的靈魂因六四事件慘遭閹割，陽剛之氣所剩無幾:‘我們這些親眼目睹那個北京之春的人相信，自由的浪潮終將不期然地再次滾滾而來。矛盾的是，共產黨扶持了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這一來，讓他們永遠屈服於愚弄、欺凌和賄賂就更困難了，共產黨爲自己播下了最終滅亡的種子。’”

　　“六四”三十一週年的時候，一位六四清場時與我們同在天安門廣場堅守的北大８４級女校友，在她的微信朋友圈上放上一首歌：

 “Fernando” （《費南多》）

Can you hear the drums Fernando

你聽到那戰鼓聲嗎費南多

I remember long ago another starry night like this

我記得很久之前也是這樣一個滿天繁星的夜晚

In the firelight Fernando

在那火光中啊費南多

You were humming to yourself and softly strumming your guitar

你輕撥吉他低聲吟唱

I could hear the distant drums

我能聽到遠處的戰鼓聲

And sounds of bugle calls were coming from afar

還有那軍號聲

They were closer now Fernando

他們越來越近了費南多

Every hour every minute seemed to last eternally

每個小時，每一分鐘感覺都那麼漫長無盡

I was so afraid Fernando

我真害怕啊費南多

We were young and full of life and none of us prepared to die

我們那麼年輕，充滿活力，誰也沒準備去死啊

And I'm not ashamed to say

我也不怕坦白

The roar of guns and cannons almost made me cry

那槍炮的轟鳴讓我幾乎哭了出來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air that night

那晚的空氣中瀰漫着一種特殊的東西

The stars were bright, Fernando

星星那麼亮啊費南多

They were shining there for you and me

它們是爲你我而閃亮

For liberty, Fernando

它們是爲自由而閃亮啊費南多

Though we never thought that we could lose

雖然我們沒想過我們會失敗

There's no regret

也沒有後悔

If I had to do the same again

如果我還得再來一遍

I would, my friend, Fernando

我會的，我的朋友，費南多

If I had to do the same again

如果我還得再來一遍

I would, my friend, Fernando

我會的，我的朋友，費南多

Now we're old and grey Fernando

如今我們都老了，頭髮也白了，費南多

And since many years I haven't seen a rifle in your hand

好多年都沒見你摸過槍了

Can you hear the drums Fernando

你聽到那戰鼓聲嗎費南多

Do you still recall the fateful night we crossed the Rio Grande

你還記得我們跨過戈蘭德河的那個命中註定的夜晚嗎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我能從你的眼神里看到

How proud you were to fight for freedom in this land

你爲自己能爲這塊土地上的自由而戰有多麼自豪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air that night

那晚的空氣中瀰漫着一種特殊的東西

The stars were bright, Fernando

星星那麼亮啊費南多

They were shining there for you and me

它們是爲你我而閃亮

For liberty, Fernando

它們是爲自由而閃亮啊費南多

Though we never thought that we could lose

雖然我們沒想過我們會失敗

There's no regret

也沒有後悔

If I had to do the same again

如果我還得再來一遍

I would, my friend, Fernando

我會的，我的朋友， 費南多

　　她寫道：“最早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是八十年代中，我還是個中學生，除了歌名，基本上聽不懂英語唱的是什麼，只是覺得曲調好聽。多年以後人在美國，在網上發現了這首歌的歌詞，被強烈地震動了，才理解爲什麼這首歌會經久不衰，在全世界千千萬萬的人心中引起共鳴。我彷彿在歌聲中聽到了槍聲，聽到了戰車的轟鳴，眼前似乎看到了熊熊火光。那一句‘我們那麼年輕，充滿活力，誰也沒準備去死’，讓我熱淚盈眶，眼前浮現的是一張張年輕稚氣的臉。就象歌裏唱的那樣，爲自由而戰的，多不是無所畏懼的巨人勇士，更多的是戰勝了自己內心恐懼的普通人。”

　　來年六月三日夜裏，與太太坐在後院花園，微風徐過，沉浸在芝加哥舒適迷人的夏夜裏。我掏出手機，播放了上世紀七十年代著名瑞典樂隊ABBA演唱的這首流行歌曲。

　　太太感嘆說：”歌太好了，唱出了我們的心聲，幾十年後聽了都心潮澎湃。只是不能認同最後一句‘如果我還得再來一遍，我會的’。不但我不會，也不希望我兒子會。“

　　我安慰她說，兒子們不會的。還記得ＣＮＮ的評論員Van Jones含淚說的話嗎？上屆２０１６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出來時，他苦於無法向孩子解釋的悲痛抽泣；而這屆２０２０年總統大選結果出來，方便對孩子解釋爲什麼。美國民主制度的成果，至少斷了小兒子川普若連任，大學畢業就移民加拿大的念頭。通過自己手裏的選票，就可以讓你不喜歡的政客打包回家，這正是美國的偉大之處。我們年輕時在中國的遭遇，決不會在美國長大的兒子身上重演！

　　我想起“六四”十二週年時，社科院研究生院念碩士時的同宿舍外國文學研究所的老高放校友，攜妻女來風城遊玩，特地住在我家，常常夜話幾至天明。談到六四當晚的經歷，他說之前他參加了很多社科院發起的請願簽名和聲援遊行。六月三日晚，他在建國門社科院大樓前的長安街上，眼看着坦克、裝甲車把擋道的公共汽車撞翻，故意闖到人行道上，反覆碾軋自行車，驅趕、追逐人羣，狼奔豕突，氣焰囂張。他當時恨不得搶奪一把衝鋒槍，狠狠掃射這些法西斯。目睹六四慘案後，他下定決心，徹底離開中國，“我們這茬人已經爲這片土地上的民主出過力。義務盡到了。”

　　他告別我們回到加拿大家後，給我發來他的一首詩作：

《你曾說過，再也不去廣場》

老高放

你曾說過，

再也不去廣場，

怕漢白玉雕欄上的彈痕，

勾起往事，

觸動心底一直流血的舊傷。

天安門的孩子已經死去，

何必年年六四，

象索要頭顱的怨鬼，

獨自在長安街上游蕩。

廣場其實就是一座墳場：

那指向蒼天的墓碑，

好似不屈的脊骨，無時無刻

不在哀悼熱血青年的夭亡。

你曾說過，

再也不去廣場；

於是，告別年邁的父母，

把最後的念想裝進了行囊。

你抱着決絕的心境離開故土，

說就是死也要埋骨異鄉。

你說你這一代人已經盡力，

決不希望十五年後，

再看到自己的孩子走進廣場，

用吶喊呼喚正義，

用長跪乞求對話，

用絕食抗議政客們的誣陷，

用身體抵擋共和國軍人的槍……

你曾說過，

再也不去廣場，

怕看到兄弟姐妹的亡靈，

站立雲端，

在紫禁城的上空遠遠眺望。

天安門的母親仍然健在，

必定年年六四，

象倚門翹首的老人，

期待遠遊未歸的兒郎。

廣場何嘗不是一座法場，

那碑石上的銘文，

好似公審判決書，世世代代

昭示劊子手的罪狀。

2004年6月  蒙特利爾

　　老高放七年前因肺癌在加拿大逝世，享年６１歲。三分之一世紀過去了，念念不忘悼念六四之難的人，漸漸老矣，悲夫！

　　但華人以外的世界，並沒有淡忘六四。

　　天安門廣場坦克人，乃中華民族立於世界之林的英雄形象，深深刻印在世人腦海中，贏得他們的由衷敬佩，乃至三十二年之後２０２２年，美國總統拜登親臨戰火紛飛的烏克蘭，讚揚其人民英勇抵抗俄羅斯入侵的勇氣，堪比１９８９年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人民的新聞報道，佔據了西方各大新聞媒體的頭版。拜登總統在臨近烏克蘭的波蘭小鎮熱舒夫，對熱情洋溢民衆發表講話說：“當你看到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子站在一輛坦克前，手持步槍，(這情景）令人想到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事情，那就是天安門廣場。”

　　竭力抹殺六四事件歷史痕跡的，是中國大陸。

　　９０年六四週年時，我曾騎車到天安門廣場，把自行車存放在南池子，故地重遊。從廣場步行到人民英雄紀念碑，隨處可見密佈的便衣警察。前一我們險些遇難的地方，鐵鏈攔死，根本上不了紀念碑的臺階。廣場上去年坦克碾壓的痕跡，已完全抹平，紀念碑周圍被修飾得已經根本看不出半點去年六四血洗火燎的痕跡。曾讀到《人民日報》刊登的一篇《人民英雄紀念碑恢復原貌》報道，記錄當局是如何六四血案不到兩個星期，就已迫不及待地掩蓋歷史痕跡：

　　“新華社北京六月十六日電 （記者潘善棠）在動亂和暴亂中被污損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經過戒嚴部隊官兵和北京市有關單位職工的精心洗刷，今天已恢復莊嚴的原貌。今天下午，記者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看到，前些日子在紀念碑四周的大理石碑基、漢白玉浮雕、漢白玉欄杆及柱子等處用黑墨水、油墨、顏料等書寫的許多反革命標語、詩詞、漫畫，以及縱火燒物時被燻黑的地方，已被北京市雕塑廠、北京市環衛局的職工洗刷乾淨。紀念碑正面被弄倒的兩根旗杆，以及四周被毀壞的路燈線路，也由北京市第五建築工程公司、北京供電局路燈隊的職工修復；被火燒後炸裂的近四十條紀念碑臺階條石，也已修補好，但還需用新的花崗岩條石來更換。在動亂和反革命暴亂期間，紀念碑四周的二千七百平方米的草坪和一百七十五米長的檜柏綠籬，被全部毀壞和燒燬。從昨天上午開始，戒嚴部隊某部官兵和北京市園林局的職工，在原草坪上翻地、挖坑，重新鋪了草坪、種檜柏綠籬。今天上午，戒嚴部隊某軍軍長傅秉耀、軍政治部主任李棟恆、師長張作禮、政委李文和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等領導，也來到這裏鋪草坪、種綠籬。傅秉耀指着紀念碑及四周的草坪、綠籬激動地說，這裏是牽動着全國人民、全世界人民的心的地方。我們戒嚴部隊要和首都羣衆一起，精心地將它的原貌恢復過來。之後，傅秉耀、張百發等在浮雕前合影留念。“

　　２００３年，我去國１１年後第一次回國探親。在北京逗留時，我特別叫了一輛出租車重返天安門廣場。當年坦克、裝甲車履帶碾軋柏油馬路、花崗岩地磚廣場的痕跡，早已消失。我們當時險些喪命、魂埋廣場的樹籬，早無蹤影。環繞紀念碑增設了一道鐵環欄杆，由武警日夜駐守，禁止遊人上紀念碑，其基座記述從鴉片戰爭到解放戰爭中共立國的歷史場面的浮雕，只能遠遠眺望，這可是我們小學時每年清明必被學校組織瞻仰英雄，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地方啊！

　　我特別設宴邀請當年堅守天安門廣場的老同學重聚，重溫激情燃燒歲月。席間聊到當年一起在廣場的經歷對各自的影響，我說六四對我人格上最大的影響，大概是塑造了自己對強權無所畏懼，決不屈服的氣質。有過那種鐵血經歷的人，即便投入戰場，也決不會被橫飛的槍彈嚇着。我提到剛到美國在餐館打工，有次與臺灣老闆發生爭執，他讓香港經理傳過話來威脅，說我不乖乖聽他們的話，他們幾兄弟會帶上餐館打工的墨西哥阿米哥修理我。我聽罷一笑，說：“老共解放軍坦克、裝甲車子彈橫飛都見識過，你們港臺小混混算哪路土鱉！”徐孩子、程孩子他們會心大笑，擊掌讚歎。

　　２０１５年夏天，我太太收到中國僑辦的邀請，出席９月３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大會”，觀看閱兵儀式。我的父親和太太的父親，分別是年輕時加入新四軍和八路軍的抗日戰爭老兵。這次是紀念反法西斯抗戰的活動，不是什麼歌功頌德的慶典，決定接受邀請。太太從天安門的紅色觀禮臺俯視天安門廣場，彩旗招展，歌樂飛揚，坦克、導彈車，沿長安街轟鳴駛過，哪裏有半點２６年前自己與成千上萬學生命懸一線的鐵血痕跡？

　　六四徹底改變了很多中國人的命運，國內很多親身參與者，殉難，傷殘，失去職位、職業生涯，爲之付出了終身慘痛的代價；置身海外的者，卻以之免費換來移民永久居留權的綠卡，佔了一生中最大的便宜。前者沒齒難忘，後者諱莫如深。

　　中共當局大概心虛理虧吧，在其編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年和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的歷史文獻中，提到“六四”這個震驚世界的鐵血歷史事件，不敢再誇耀戒嚴部隊當年“平息首都北京反革命暴亂，挽救國家挽救了黨的豐功偉績”，而是將之輕描淡寫爲“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當年那幾個被捧爲“共和國衛士” 軍民衝突中喪命的戰士，早已被遺忘得杳無蹤跡。中共當局試圖讓經歷者淡忘當年的傷痛，隨着時間的推移，用遺忘抹殺歷史，官方媒體嚴厲封殺披露六四信息外，運用高科技掌控舉國大數據庫的國家力量，竭盡全力嚴密封鎖網絡，不僅讓公開輿論不能出現任何有關八九民運的信息，連私人社交媒介如微信之類，過濾到“六四”相關敏感字眼、畫面、視頻，即刻封殺，力圖讓後輩年輕人永遠無從知道歷史真相。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三分之一世紀前發生的六四事件，在無情時光的消磨下，當年的血與火的痕跡，在中國大陸已蕩然無存，只剩記憶，殘留腦海深層。當年當事人、戰友、同人，日漸凋零矣。米蘭·昆德拉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身居海外享有言論自由條件的人，有義務把當年經歷的事和人紀錄下來，不容青史盡成灰！

　　2023年5月26日。美國國殤日長週末。作於芝加哥西郊。

　　 （圖片來自網絡、友人攝影）

待續：

六四記憶（九）——吳國盛

六四記憶（十）——肖陽

六四記憶（十一）——袁波

六四記憶（十二）——徐孩子和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