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村女性先提離婚的N種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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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農村地區的離婚率呈現攀升趨勢。陳瑞燕是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的博士生，從 2021年開始，她相繼走訪湖南、湖北、河南、 安徽等地的村莊，訪談當地民政局工作人員、 村幹部以及普通村民。在她看來，農村離婚率的上升，是近年來農民生活的一個劇烈變動，它重構了農村社會內部的權力關係，同時呈現了女性主導的鮮明特徵。

但陳瑞燕認爲，農村女性主導的婚姻趨勢， 本質上還是女性通過依附婚姻的方式，換取生活的保障。它並不是“娜拉出走”式的想象，也跟個體意識的覺醒無關。更多時候， 外部的結構性因素驅使這部分女性做出結婚、 離婚，還有再婚的選擇。它既是性別失衡的顯現，也有村莊內部競爭、天價彩禮的“誘導”，更是消費社會和貨幣邏輯下沉到村莊之後的一個反映。

以下是陳瑞燕的講述——

文 | 蔡家欣

編輯 | 王珊瑚

“農民的人生任務”

對農民來說，婚姻是他們生命歷程裏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團隊有一個概念叫“農民的人生任務”，指的就是他們從生到死，生娃、養娃、給娃結婚。這就是農民的生命序列，在這樣的循環中，他們去感受生命的意義。所以，結婚被嵌入到農民的意義體系裏面，這也是他們生命價值裏一個很重要的事件和節點。

這幾年，農村離婚問題越來越突出，對農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2010年左右，我們團隊就關注過農村離婚現象，像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華北平原地區的婚姻問題。不僅僅是離婚，包括天價彩禮，早婚等現象，愈演愈烈。我們去了河南的兩個地方，還有湖北兩個縣，離婚的現象都比較突出。

我們的調研，包括（分析）民政局數據，跟工作人員對談，還有駐村，訪談村幹部和普通村民。到當地以後，我們會做入戶調研。在河南一個村莊，一個村民小組長和我們一一梳理，全組79戶人，有25戶農民家庭存在離婚事件，或者離婚個體。

除了數據，第二個判斷來自農民的主觀感知。每次調研，我們至少駐村20天，跟農民同喫同住。很多農民主動說彩禮高、小孩結婚難、離婚也比較多。50後、60後的感知是最真切的，在他們過往幾十年的生活經歷裏，離婚還是比較少見的，但最近幾年增多了。

但也有區域差異。我們在湖南汨羅的一個村莊調研，那邊的離婚現象不是特別突出。那是一個有宗族底色的地區，整個村子可能是一個，或者最多兩個姓氏，我們把這稱爲宗族性地區。大家族的生活，比較傳統，有很多維持家庭秩序的觀念和倫理，對離婚的接受程度也不高，所以他們不輕易離婚。

不僅如此，彼此之間的參與程度高。小家庭出現矛盾，親戚會勸誡疏導，相當於進行一個婚姻調解。如果大家庭的生活消解了，家庭變成兩個人的生活，吵架後就有可能直接離婚。

汨羅這個區域也比較特殊，附近有工業園，有食品廠，還有安防產業，離長沙近，類似一小時都市圈涵蓋範圍。所以，當地的就業機會比較多，能支撐家庭的經濟收入，在本地維持較完整的家庭生活，對婚姻的穩定性也有幫助。

經濟和社會兩個原因共同作用之下，這個地區的家庭，保持了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安排方式。男性掌握經濟大權，參與到公共生活裏，女性被侷限到家庭生活的私人領域，在家庭內部也會缺少話語權。從現代生活來看，這裏面可能存在父權制的特色，對女性有壓迫，或者不平等。但從婚姻家庭的穩定性來講，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方式，能增加穩定性，因爲這相當於是默認的、不用協商，就會減少矛盾和衝突。

像在城市青年家庭，家務勞動分工問題，已經成爲婚姻家庭的矛盾點，也切實影響到家庭的內部（關係）。河南、安徽是勞務輸出大省，在這些地方，農業生產變得越來越不重要，打工經濟成爲農民家庭重要的收入方式之後，很多農村家庭都是男女雙務工的模式，當女性通過打工成爲家庭經濟收入的主力之後，對家庭照料這部分肯定會存在不平衡感，認爲男性也應該承擔一部分。

另外，夫妻雙方外出打工，聚少離多，很難過上比較完整的婚姻家庭生活，男女之間的矛盾會變多，所以在一些打工大省，（婚姻生活）會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圖片●遼寧某村莊裏的婚禮

村莊的競爭秩序

2021年，我去河南調研，遇到一個30多歲的女性，她正在抱娃，講到自己離婚的經過。這個女性頭婚和二婚的對象都是本地人。頭婚對象，也就是前夫，符合現代婚姻愛情中羅曼蒂克的成分，但花錢大手大腳，掙錢裹不住花。

這個女性沒覺得必須要離，婚後兩人沒有太多的矛盾和衝突，過得還可以。但她的父母有點攛掇着她離婚。因爲這個男的掙錢不多，建不起新房，沒辦法讓女兒過上富裕的生活。所以，在孃家和丈夫的雙重壓力之下，她選擇了離婚。

再婚之後的老公，努力掙錢，從她個人的角度來講，也沒過得那麼幸福。搞養殖的，每天都守在牛棚裏。她評價這個老公，心好嘴碎，對牛比對她還親。性格木訥，說話也難聽，好幾次兩人吵架，她都離家出走了。

對於這個離婚故事，我們比較震驚的就是女方父母的態度。後來，我們在村裏遇到一個農民，女兒離婚後再嫁，嫁得很好，逢年過節會買這買那，她的父母很驕傲，說了一句話，幸虧當初離了。相當於離婚不是一件要緊的事情，要緊的是，離婚之後能不能嫁得更好。

以前，阻礙女性離婚的因素是結構性的，土地不僅（用來）居住，所有的勞動都要依附於這樣的一個固定資本，但這些固定資本是由男性單系繼承。女性是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離婚之後，沒有土地，也沒有居住（住所），可能就活不下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構性因素，也就是經濟結構。第二個就是社會結構的影響。不管社會規範，還是村莊輿論，對離婚的女性有很強的道德批判，讓你覺得離婚是沒面子、不道德的，所以受到再大的委屈和挫折，很多女性也不敢去離婚。

現在的話，這種不好的敘事已經被逆轉了。一個原因就是村莊的內部競爭，它也是面子競爭。我們團隊有一個概念叫“小親族地區”，它不是一個姓氏籠罩整個村莊，而是村莊裏存在幾股力量，比如一個村莊有四五個姓氏，彼此力量均衡。人多地少的地方，資源稀缺，家族力量越強，掌握的資源也會越來越多，可以供給整個家族內部的生存。那麼，家族之間就會存在競爭。

這樣的競爭趨勢傳到現在，愛面子和攀比的心態就會非常重。在華北平原地區，村民之間會有比較強烈的攀比心，比着誰家先建房子，先進城買房，誰家兒子先娶媳婦，女兒嫁得好。

這裏面還有一個財富本位或者金錢本位的思想。在村莊的競爭趨勢下面，農民更容易被財富的想象和敘事所吸引。也就是說，婚姻本身目的不再是自己過得好不好，能不能過上富裕的、有錢的生活纔是最重要的。不僅年輕一代，老一輩也在受這樣的觀念影響和改變，所以就會出現父母勸離不勸和。

爲什麼現在男性會因爲經濟能力被離婚？（相比以前），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以往家庭再生產的邏輯非常簡單，那就是能夠代代相傳。現在不行了，消費社會已經不僅是城市的邏輯了，它也在深深地下沉到農村。傳統的磚瓦房不行，要建樓房，建樓房不行，要進城買房，生活方式已經開始向城市看齊，這樣的狀態，整個家庭對物質的要求越來越高。

（所以）很多農村女性的擇偶標準，經濟是第一位，其次纔是情緒價值。我們團隊在2010年調研就發現，在農村男性經濟能力不行，不掙錢，就有可能要離婚。包括現在農村的光棍，經濟實力肯定不行，可能父母殘缺或者單親家庭，個人條件也不足。

還有一點就是跟天價彩禮有關。在我們的調研裏，彩禮不再是禮俗的性質，它是一個市場要價的邏輯，高額的彩禮，其實是用於鎖定女性資源的，特別是女性的生育能力。現在農村男多女少，性別失衡非常嚴重，這不僅是當年計劃生育的生兒偏好，還有就是女性是往發達地區、城市流出的，所以女性不愁嫁，但男性愁娶。

去年，我們在河南中部的一個縣城調研，當地的二婚市場很活躍，尤其是針對於女性的二婚市場。女性離婚了，馬上就會有人來介紹，甚至彩禮、婚禮嫁娶儀式都跟頭婚沒有太大的差別。男性的再婚難度比女性高很多。如果經濟實力比較普通，又不想打光棍，就只能娶偏遠山區，比較貧困的家庭的女孩，我遇到一個二婚男性，他再婚的對象眼睛就有問題。

這不僅會抬高彩禮，也會改變農民心態，我的女兒離婚不愁嫁，對吧？甚至再婚還能收一筆彩禮。對於女性來說，這也會影響她們的心態，離婚之後大不了再結。整體來說，這對農民的婚姻家庭有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豫北一農村牆壁上刷寫的“拒絕高額彩禮、反對攀比之風”等字樣。

重新封建化

我在農村觀察到的離婚現象，基本上是女性在主導離婚。湖北一個縣城民政局的工作人員也提到，大多數的離婚女性是發起方，表現更爲積極主動。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佈過一個數據，在訴訟離婚裏，73.4%的發起方是女性。所以女性主導是一個比較鮮明的特徵。

現在輿論或者一些自由主義的話語，會把農村女性離婚看成一種進步的象徵，但我們傾向於在結構中去理解它，女性發起離婚，看似積極主動，擁有婚姻主導權，但跟所謂的主體意識、權利意識的覺醒不太符合，她們也是在各種各樣的結構性因素之下被裹挾的。

在我的調研和觀察裏，女性主導婚姻秩序的表象之下，本身是婚姻重新封建化的一個趨勢，這種趨勢具體有三種表現。首先，在年輕人的婚姻裏面，父母的主導權力非常大。比如讓孩子早婚，在中西部地區，很多父母更願意把家庭資源投入到下一代的婚姻上，而不是對孩子的教育上。

另外，這裏面可能還有包辦婚姻的苗頭。孩子沒滿20歲，心智不太成熟，就要聽從父母的意願結婚。現在結婚不僅要高額彩禮，還要房和車。20來歲的年輕人很難積累到這些資源，只能靠父母。誰掌握這個資源，誰就說了算。我在皖北遇到一個年輕人，離婚的原因是，他當時根本沒有相中這個妻子，但沒有拗過父母。這樣的婚姻秩序下，年輕人結婚，也不是所謂的自主權的象徵。

第二點，在調研過程中，我有一個觀察，父母花費巨大的財富讓兒子娶上媳婦，他們也會努力去幫兒子維繫住婚姻的穩定性。現在農村的婆媳關係有兩種趨勢，一種是婆婆“跪舔”兒媳婦，這就是婆媳權力關係的逆轉。還有一種，婆婆把兒媳當作小孩在養，不希望她接觸太多的外界信息，讓她只活在家裏面，就是“圈養”，這也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禁錮，讓她活在真空裏，確保婚姻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最後一點，也就是農民父母爲什麼願意拼盡全力，不惜負債累累給兒子娶媳婦？圖的就是女性的生育價值。我在調研裏至少發現過三個案例，因爲不能生育，女性被離婚，相當於女性的價值是跟她的生育能力深度捆綁的。

在整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不否認農村裏面確實存在這樣的女性個體，主體意識覺醒之後，反抗婚姻，自食其力過好自己的個人生活。但從我們調研來看，對農村離婚現象進行評判，它就不再是自由或者進步的象徵，反而可能還蘊含其它的社會問題。離婚的農村女性，也不是所謂的“娜拉出走”，或者獨立女性的崛起邏輯。

浙江一村落，婚禮上的鄉村大廚。

當然，這兩年也有一些變化。以往離婚以後，女方都是默認孩子留給男方，拎着包直接走了。孩子最後就只能留給爺爺奶奶帶。在民政局調研，他們提到，離婚後女性爭取子女撫養權的現象變多了。但一般來說，兒子會留給男方，如果是女兒就帶走。這裏面其實還是有男權的思想——兒子是用來傳宗接代的。

之前，我在網上寫文章，有一個網友評論，“講這麼多不如實在點，提高農村男性的觀念，教會他們尊重妻子，尊重家庭，錢和愛，總要有一個吧。”從個人角度講，這個敘事沒有任何問題，因爲誰都想過好生活、好日子。

但我們不對言論本身做批判，而是要從當中看到社會轉型之下的邏輯。這句話相當於說男性沒有經濟價值，沒有情緒價值，那就一無是處，沒有資格談婚姻。這其實是一切向錢看的經濟邏輯。包括情和愛也通常是用錢進行轉化。當金錢、市場、貨幣的邏輯進入到私人生活以後，男性是受害者，女性雖然有婚姻選擇權，也是受害者。

對於這個農村婚姻來說，男女雙方是被雙向物化的。男性現在被物化成了牛馬，是掙錢的工具人，是維持整個家庭正常運轉的工具和螺絲釘，而女性在這裏面就變成了一個生育機器。

所以，在中西部的農村地區，特別是天價彩禮的地區，婚姻生活多少已經有些失序，從早婚、到彩禮，到光棍問題，它是一個系統性的婚姻現象，你不能就離婚談離婚，要在所有的婚姻現象裏，去抓住背後的主要邏輯，整體性地去理解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