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格魯演講：國家爲何失敗？（譯文刪減的中國部分已補全）

CDT編輯注：本文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2014年的一篇英文演講，微信公衆號“Economics Goethe”將其翻譯爲中文。譯文省略了關於中國的部分。CDT已查閱阿西莫格魯演講原文，並將相關段落補充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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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編輯注：本文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2014年的一篇英文演講，微信公衆號“Economics Goethe”將其翻譯爲中文。譯文省略了關於中國的部分。CDT已查閱阿西莫格魯演講原文，並將相關段落補充翻譯。

本文是阿西莫格魯在2014年第三十屆巴基斯坦發展經濟學家協會 (PSDE) 上進行的線上演講。

在 2012 年出版的《國家爲什麼失敗》一書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爲，處於技術前沿的經濟增長需要政治穩定，而瑪雅文明（僅舉一例）並不具備這種穩定，以及創造性破壞。如果沒有對壟斷和寡頭壟斷權授予的制度限制，後者就不可能實現。他們說，工業革命始於英國，因爲 1689 年的《英國權利法案》創造了這種限制。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堅持認爲，“各國發展差異完全是由於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差異造成的，他們駁斥了其他將部分差異歸因於文化、氣候、地理或缺乏最佳政策和做法知識的理論。” 例如，“蘇聯時期的俄羅斯在迅速趕上世界先進技術的過程中實現了快速增長，但到 20 世紀 70 年代就失去了動力”，原因是缺乏創造性破壞。

這本書是寫給普通讀者的。它受到了政治分析家和評論家的廣泛討論。沃倫·巴斯在《華盛頓郵報》上這樣評價它：“這本書令人振奮，滔滔不絕，雄心勃勃，最終充滿希望。事實上，它可能算得上是一部傑作。” 克萊夫·克魯克在彭博新聞社撰文稱，這本書理應得到“極高的讚譽”。傑弗裏·薩克斯在《外交事務》雜誌 上發表的評論中批評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系統性地忽視了國內政治、地緣政治、技術發現和自然資源等因素。他還認爲，這本書的吸引力在於讀者希望聽到“西方民主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都有回報”。比爾·蓋茨稱這本書“令人大失所望”，並認爲作者的分析“含糊而簡單”。《經濟學人》編輯瑞安·阿文特回應說：“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對國家成功或失敗原因的分析可能並不完全正確。但至少他們研究的是正確的問題。”

對於阿西莫格魯，就不需要多介紹了，我將原文翻譯如下：

另外請注意：由於某些原因，其中刪除了一段（文中用[……]標出），原文內容可點“閱讀原文”。

Author(s)：Daron Acemoglu

Source: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Winter 2015, Vol. 54, No. 4, Papers and Proceedings: PARTs I and II The 30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d Conterence ot the Pakistan Socie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sts Islamabad, December 2- 4,2014（Winter 2015），Pp. 301-312

本文是阿西莫格魯在2014年第三十屆巴基斯坦發展經濟學家協會 (PSDE) 上進行的線上演講。

在 2012 年出版的《國家爲什麼失敗》一書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爲，處於技術前沿的經濟增長需要政治穩定，而瑪雅文明（僅舉一例）並不具備這種穩定，以及創造性破壞。如果沒有對壟斷和寡頭壟斷權授予的制度限制，後者就不可能實現。他們說，工業革命始於英國，因爲 1689 年的《英國權利法案》創造了這種限制。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堅持認爲，“各國發展差異完全是由於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差異造成的，他們駁斥了其他將部分差異歸因於文化、氣候、地理或缺乏最佳政策和做法知識的理論。” 例如，“蘇聯時期的俄羅斯在迅速趕上世界先進技術的過程中實現了快速增長，但到 20 世紀 70 年代就失去了動力”，原因是缺乏創造性破壞。

這本書是寫給普通讀者的。它受到了政治分析家和評論家的廣泛討論。沃倫·巴斯在《華盛頓郵報》上這樣評價它：“這本書令人振奮，滔滔不絕，雄心勃勃，最終充滿希望。事實上，它可能算得上是一部傑作。” 克萊夫·克魯克在彭博新聞社撰文稱，這本書理應得到“極高的讚譽”。傑弗裏·薩克斯在《外交事務》雜誌 上發表的評論中批評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系統性地忽視了國內政治、地緣政治、技術發現和自然資源等因素。他還認爲，這本書的吸引力在於讀者希望聽到“西方民主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都有回報”。比爾·蓋茨稱這本書“令人大失所望”，並認爲作者的分析“含糊而簡單”。《經濟學人》編輯瑞安·阿文特回應說：“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對國家成功或失敗原因的分析可能並不完全正確。但至少他們研究的是正確的問題。”

對於阿西莫格魯，就不需要多介紹了，我將原文翻譯如下：

另外請注意：由於某些原因，其中刪除了一段（文中用[……]標出），原文內容可點“閱讀原文”。

Why Nations Fail？

DARON ACEMOGLU   (Keynote Video Lecture)

首先，非常高興能在這裏。感謝你們的邀請。考慮到遠程溝通並不容易，我決定簡要概述一下我和詹姆斯（James）合著的書中出現的論點。事實上，這本書是我和詹姆斯大約16年研究的總結。我認爲，可以公平地說，許多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和經濟增長（economic growth）都是由書中報告的模式所推動的。特別是，這是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畢生工作的數據，雖然不是完全沒有爭議，但整體模式相對而言是無可爭議的。

我們觀察到的這些模式實際上爲許多理解經濟發展長期趨勢的嘗試提供了背景。我認爲這些模式也表明，理解爲什麼一些地區——例如與亞洲（特別是印度次大陸和中國）曾經水平相當的地方——在過去500年間大幅提升了人均收入和繁榮程度，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從19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出現了巨大的經濟差異。經濟發展的趨勢顯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遠遠領先於亞洲的印度次大陸和中國，而這些地區幾乎沒有出現顯著的經濟增長。

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國家現在比最貧窮的20%更富有大約30倍。此外，最富有國家和最貧窮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存在；儘管最貧窮國家變得更富有，但它們並沒有趕上最繁榮的國家。爲什麼？今年的諾貝爾獲獎者發現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解釋這種持續存在的差距——社會制度的差異。

我認爲，經濟學家們已經取得了很多進展的研究方法，試圖理解經濟增長是一個物質資本積累、人力資本積累以及技術變革的過程顯然是故事的一部分。當你觀察細節時，例如19世紀的英國或美國，這裏的增長是資本密集型、人力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發明的專利層出不窮，人們提出新技術並進行合理化生產。然而，問題在於，爲什麼？爲什麼這個過程在特定的時間點和特定的國家發生，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此外，爲什麼這一過程與全球範圍內的不平等的巨大增長相關，無論是在個人之間還是國家之間？關於這個問題有很多理論，如果說人們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那顯然是不誠實的。事實上，人們確實在以各種方式思考它，儘管有時經濟增長文獻可能走向了其他方向，而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

但這些問題一直是許多社會科學探討的背景，包括許多經濟理論。然而，我認爲，總的來說，在過去的四五十年裏有影響力的理論並不完全令人滿意。這正是詹姆斯和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起點，特別是關於繁榮演變（evolution of prosperity）的這一問題。此外，我們還關注了制度的演變（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即社會的正式和非正式規則，以及它們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中的運作。然而，這些理論的重點通常放在像地理因素這樣的方面（這在經濟學家、其他社會科學家甚至物理科學家中都很常見），認爲氣候地形（climate topography）、資源環境（resource environment）和疾病環境（disease environment）是長期經濟發展的重要決定因素。

其他的觀點可以追溯到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經典著作，他對新教（protestant）和天主教（catholic）價值觀進行了對比，認爲新教價值觀比天主教價值觀更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capitalist development）。雖然今天天主教和新教的區別不再是最熱門的話題，但如果你查閱一些流行的或帶有一定科學性的文章，你會發現它們充滿了如何理解非洲與歐洲、拉丁美洲與北美洲、印度與巴基斯坦以及西歐不同發展路徑的討論。這些討論有時會涉及宗教、態度和價值觀的角色。我認爲，當你深入探討時，你會發現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方面與這些因素互動。舉個例子，如果說宗教在巴基斯坦的社會、經濟和政治中沒有發揮任何作用，那顯然是可笑的說法。

然而，問題在於，巴基斯坦對宗教的興趣與瑞士不同，是否就是巴基斯坦比瑞士貧窮得多的原因？

同樣，我認爲這就像地理因素一樣，並不能完全解釋大局，或者說並不能解釋爲什麼今天世界上最富有國家和最貧窮國家之間存在30倍、40倍甚至50倍的差異。

經濟學家中或許更流行的一種觀點是我們在書中所稱的無知假說（ignorance hypothesis），或者你可以稱之爲“善意但無知的領導假說”（good and ignorant leadership hypothesis），即政策是重要的。當然，如果你採用一項抑制創新並阻礙投資的政策，這必然會產生影響，但也可能是那些政策由沒有受到足夠制約的領導人制定的，這意味着領導人有能力和自由選擇好的或壞的政策。根據這種觀點，繁榮源於好的政策，貧困源於壞的政策。然而，有時領導人會選擇好的政策，有時會選擇壞的政策。這種觀點在經濟學中根深蒂固的原因在於，經濟學作爲一門科學既是實證科學（positive science），也是規範科學（normative science）。在實證方面，經濟學的許多成就，比如分析市場如何運作的研究，都是頂尖的。然而，在規範方面，總是涉及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和解決市場失靈的討論。因此，經濟學自然傾向於這種觀點，即如果有壞的決策，我們可以解決它們，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當然，另一個促使我們喜歡這種觀點的偏見是，它並不真正涉及領導，經濟學家往往扮演顧問的角色，我們傾向於認爲好的顧問很重要，所以這個“繁榮和貧困源於好與壞建議”的觀點相當具有吸引力。不過，我還是要說，這並不是特別相關。

今天我想做的並不是深入探討我們在書中詳細闡述的論點，而是試圖解釋我們的出發點。換句話說，我想解釋爲什麼我們認爲這些特定的方法並不那麼令人信服，同時也會稍微提及一下統計工作。我想通過一個故事來講解。因此，首先讓我解釋詹姆斯和我提出的替代方案。當然，這不僅僅是我們的觀點，它是建立在他人的研究基礎上的，尤其是道格拉斯·C·諾斯（Douglas C. North）的研究。他是影響深遠的經濟歷史學家之一，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我們的研究是在他的基礎上進行的延伸和擴展。思考這一點的最佳方式其實是回到我們第一次上的經濟學課程，或者回到你在入門課程中教授的經濟學課程。

因此，在那門經濟學原理課上，我們並不真正談論太多關於制度（institutions）的內容。我自己在教授這些課程時也有類似的經歷，還寫過關於經濟學原理的書籍。如果你仔細思考，會意識到在我們雄辯（rhetoric）市場運作時，實際上已經嵌入了非常具體的制度類型。尤其是，我們從一種理想化的市場觀開始，在這種觀念中，沒有行業進入壁壘，也沒有助於壟斷任何行業的政治關係。同樣地，在標準教科書中有非常安全的產權，因爲企業可以銷售產品並享受其所有利潤，他們可以進行投資並從中受益。有時你甚至可能足夠大膽，在原理課程中談論創新和專利，而這些內容完全是由一套制度支持的，比如關於專利或知識產權的制度，這讓創新者的創新變得有價值。我們還有一套我們視爲既定的底層制度，通常由國家和支撐法律系統的公共機構提供保障。我們有一個法律系統，能夠執行我們與供應商、工人或銀行簽訂的合同。在標準的話語中，我們有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個人可以根據他們的比較優勢選擇職業。我們有一個教育系統，還有國家提供的道路和其他設施，能夠讓人們參與經濟活動。所有這些都是隱含的，在我們的經濟學原理課程中，我們甚至不質疑它們。

這些在理想化狀態下存在的事物，詹姆斯和我稱之爲“包容性經濟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這裏的關鍵是，包容性經濟制度——“包容性”這個詞的用意是強調好的制度不僅僅是那些提供安全產權等保障的制度，而且它們以一種包容的方式提供這些保障，也就是說，它們是廣泛基礎的（broad based，注：描述某件事情將影響許多不同地方、活動等的）。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開辦企業、申請專利等，這些都是包容性經濟制度的一部分。然而，問題是，如果我們回顧歷史，甚至看今天的許多社會，我們會發現大多數社會並不真正由包容性經濟制度所統治。因此，我認爲，在某種程度上，經濟學原理課程對這些經濟制度應該是什麼有了正確的認識，但卻沒有完全準確地描述它們在現實世界中的表現。在我們周圍的現實世界中，情況更爲複雜。如果你回顧歷史，甚至在一些當今社會，它們實際上非常接近包容性經濟制度的極端對立面。我稱它們爲“攫取性經濟制度”（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而不僅僅是“排他性經濟制度”（ex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因爲我想強調的是，這些現象——不安全的產權、行業進入壁壘、阻礙市場運作的法規、個人選擇賺大錢的職業、製造不公平的競爭環境，等等——都是包容性經濟制度的對立面。

我要論證的是，這些現象的存在並不是偶然的錯誤，也不是某個迷惑的經濟學家或糟糕領導者的產物。它們的存在是有原因的，目的是創造一種特定形式的不平等社會。在這種不平等社會中，精英和擁有政治權力的羣體通過從其他社會成員那裏抽取資源，直接或間接地獲益。直接獲益的例子包括有時通過掠奪他人的產權；想想早期世界大部分地區的殖民化過程。殖民者到達這些地方，掠奪了貴重的金屬、土地，並驅逐了原住民。此外，掌權者有時也會直接獲益。例如，想想南非的種族隔離（apartheid）制度是如何運作的。它通過排斥80%的黑人羣體，剝奪他們在大多數有利可圖的職業中的機會。黑人被排除在外，或被排除在技術工人、工程師、工匠、手工業者等職業之外。由於這一點，加上某些城鎮地區的特殊組織方式，使得黑人幾乎不可能獲得有價值的農業產出，這些因素導致黑人工資低下，間接使得政治上有權力的羣體受益。因此，這只是一個簡要概述，解釋了我們所說的攫取性經濟制度的含義。

我想在這裏做一個相對簡短的演講，並開放時間進行提問和討論，但如果有時間，我會回來進一步說明攫取性經濟制度作爲包容性經濟制度對立面的多種形式。如我之前所指出的，攫取性經濟制度有時是直接掠奪他人財產，而有時則表現爲通過操縱市場價格獲利，而不是直接掠奪他人的產出、創新或投資。接下來，我想通過一個具體案例來說明攫取性經濟制度的運作，這不僅可以澄清我所指的內容，還能引出我想討論的一個重要觀點。

讓我們以巴巴多斯（Barbados）爲例。在17世紀，巴巴多斯是衆多建立在典型攫取性經濟制度基礎上的社會之一，如奴隸制（slavery）。奴隸制具備我所提到的攫取性經濟制度的所有特徵，如不安全的產權。在巴巴多斯，超過80%的人口是奴隸。他們甚至沒有對自己身體的產權（人力資本），更不用說對物質財產的產權了。這種制度完全創造了一個不平等的競爭環境，因爲這些奴隸既沒有接受教育，也沒有獲得醫療保健的機會。事實上，由於極度繁重的勞動和營養不良，大多數奴隸在30歲之前就去世了。奴隸的生活特點是完全沒有任何激勵或安全保障，這種保障本可以鼓勵他們提高生產率或提高活動的生產效率。實際上，在巴巴多斯以及許多其他奴隸社會中，奴隸被明確禁止投資於他們的人力資本。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種非市場機制和強制性手段上的。奴隸不能根據他們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或願望選擇職業，他們也沒有任何能力協商或決定他們的工資。相反，他們被強制在甘蔗種植園工作，他們的工資由主人通過強制手段決定，僅僅維持在基本生存的水平。可以肯定地說，奴隸們並沒有選擇這種制度。無需多言，這並不是一個“幸福”的奴隸社會，儘管美國南方有時會創造出一種由奴隸主宣傳的神話，聲稱存在這樣一個社會。

我們並不相信這種說法。

無論如何，巴巴多斯顯然不是這樣的社會。你可以從簡單的統計數據中看出這一點。奴隸起義經常發生。那麼，巴巴多斯如何維持這種制度近100年甚至200年？巴巴多斯能夠維持這種制度是因爲它依賴軍事強制力，或通過武力維持這一制度。你可以看到政治力量的存在，但這種政治力量是如何運作的呢？讓我們思考一下巴巴多斯社會的實際樣貌。首先，如我之前所說，超過80%的人口是奴隸，你可能會認爲剩下的19%或17%的人是奴隸主，過着優渥的生活。但實際上，情況並非如此。剩下的人大部分是小手工業者或中等職業者，他們支持奴隸制度的運作，或者是士兵。真正從這個制度中獲益的並不是大多數奴隸主；其中許多人只擁有幾英畝的土地。真正的大多數奴隸是爲少數大約40個家庭工作的，這些家庭是島上最大的種植園主，幾乎賺取了所有的利潤。這些家庭因此成爲後來在英國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當他們回到大不列顛）。因此，這是一個極度扭曲的社會，只有極小部分人通過奴隸制度獲益，而代價是島上至少80%人口的生活。

這個制度是如何生存下來的呢？它得以生存是因爲那小部分人實際上控制了所有的政治權力。軍隊作爲一個機構非常重要，因爲它負責鎮壓所有的奴隸起義。軍隊的指揮官來自這些家族的成員。島上的法律奠定了這一社會極不公平的基礎，持續壓迫奴隸，並總是讓他們在各種違規行爲中承擔責任。毫不奇怪，島上的高級法官也來自這些家族。而且，或許最重要的是，島上的總督和高級政治家同樣來自這些家族。因此，這些集中經濟權力於少數人手中的政治制度，我稱之爲“攫取性政治制度”。特別是在這些制度下，政治權力被少數人壟斷，權力行使極少受到制約和監督。相反，我將稱另一種理想類型爲“包容性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政治權力被廣泛且包容性地分配。

當然，以上內容都做了很大的簡化。沒有一個社會擁有完全理想的多元化（pluralism）和權力分配（distributional political power）制度。然而，這些理想類型有助於我們思考問題，併爲我們提供了比較的標準。關鍵在於，即使你會發現有些社會同時存在攫取性和包容性制度的混合形式，但仍然有些社會開始從攫取性政治制度向包容性經濟制度邁進。最終，包容性經濟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會相互促進，形成正反饋。而巴巴多斯的例子表明，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也是相互支持的。在巴巴多斯的案例中，這一點非常清晰。如果他們沒有攫取性政治制度，並且給奴隸一些發聲的機會，奴隸最不可能選擇的就是自己的奴役制度。

包容性經濟和包容性政治制度也是如此，尤其是政治制度，這是一個重要的觀點。如果你有攫取性政治制度，但實行包容性經濟制度，總會有某些力量推動向對角線發展。這是因爲經濟權力的廣泛分佈會導致對政治領域更多包容性的需求。另一方面，通常情況下，掌握政治權力的人遲早會開始利用他們的權力，傾斜遊戲規則以謀取自己的利益。僅僅依靠各種隱性機制或獨裁者的善心來避免他們干擾社會的經濟制度，能夠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

本書的主要論點是，包容性經濟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創造了推動經濟增長的強大力量，尤其是通過強化產權保護，鼓勵投資；同時，這也有助於以更合適的方式配置資源。然而，這並不意味着市場競爭不受任何限制；相反，它意味着市場在適當的監管和背景下，比中央計劃（central planning）能夠更好地配置資源。例如，如果所有的資源配置都基於市場，但只有富人能夠獲得這些配置，那麼市場的運作效果就會很差。實際上，這意味着通過分配或其他基礎設施來支持市場，並進行適當的分配，例如限制金融行業的風險承擔。然後，市場作爲包容性增長的一部分，纔有能力實現更好的資源配置。而最重要的是，在我看來，應該促進廣泛的參與，包括教育、自由進入、基於增長的產權，不僅是少數人的產權，而是大多數人的產權，並讓人們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職業。例如，南非在種族隔離時期，即便它通過西方公司或礦業公司鼓勵投資，也不可能實現包容性經濟增長。即便在某些消費品和其他服務領域，市場發揮了重要作用，它依然不可能實現包容性經濟增長，因爲它沒有創造廣泛的參與。相反，它排斥了80%的人口，使他們無法參與許多有價值的經濟活動。包容性制度下的增長關鍵在於，投資新技術會導致“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這是約瑟夫·熊彼特提出的術語。它意味着新技術、新公司或新技能將不斷替代舊的。我稍後會再回到這個問題。

我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我稍後還會再提到，詹姆斯和我並沒有聲稱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實現經濟增長。我們的主張是，包容性經濟增長——通常是更持久的經濟增長類型——可能在包容性制度下實現。我們會討論在攫取性制度下的增長，但我們會看到，這種增長有非常不同的特徵。通常來說，它不會是持久的；不僅如此，它往往會呈現階段性，並且，某種意義上，它還包含了自我毀滅的種子。

我認爲，也許最好的論證方式是通過一個歷史實例，這就是我將要簡短說明的內容。特別是，這本書的很大一部分內容致力於如何將這一理論應用於當今的情況，而由於時間限制，我不會詳細討論這一點。我認爲，理解這些問題的最佳起點莫過於美洲的殖民化的初期。在那裏可以看看一個不太出名的征服者（conquistador），胡安·迪亞斯·德·索利斯（Juan Diaz de Solis）。他於1516年開始了對今天的阿根廷所在地區，即南美洲南端的殖民活動。這與科爾特斯（Cortés）統治墨西哥的時間差不多。然而，索利斯的殖民努力是個巨大失敗。實際上，索利斯被一羣查魯亞人（Charruas）處決了。查魯亞人和克蘭迪人（Querandi），即當時阿根廷的印第安部落，完全不符合西班牙人的預期。他們是零星分佈的、機動性很強的、非定居的、沒有層級結構的印第安部落。他們非常好鬥，但最重要的是，他們無法輕易被捕獲，更不能大量捕獲並用於勞動。

這不是西班牙人所預料的結果。實際上，他們希望能夠捕獲所有的黃金和白銀，並讓當地印第安人勞作。當計劃失敗後，饑荒時期就開始了，於是他們離開了這一地區，幾乎放棄了努力。就在此時，另一位征服者胡安·德·阿約拉斯（Juan de Ayolas）沿着巴拉那河（Parana River）向上航行至巴拉圭，發現了另一個印第安部落，即瓜拉尼人（Guarani）。瓜拉尼人雖然不是阿茲特克人（Aztecs）或印加人（Incas），但與查魯亞人和克蘭迪人已經截然不同了。他們符合西班牙人對印第安人的期望：他們是定居的，人口密集，而且有自己的層級結構，擁有國王和貴族。這樣的社會結構正是西班牙人可以駕馭的。他們立即征服了瓜拉尼人，宣佈自己爲精英階層，與瓜拉尼人的公主通婚，並讓他們開始勞作。西班牙人利用瓜拉尼人現有的攫取性的制度，將其改造爲自己的需求。這類制度後來演變成了大授地制（監護制）（encomienda）（注：16—18世紀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殖民地實行的在形式上類似西歐采邑制的一種封建性土地制度）——包括強迫勞動、米塔制（mita，即礦山中的強迫勞動）等制度。這些制度與瓜拉尼人、印加人和阿茲特克人中的類似制度幾乎同時開始發展起來。

這些經濟制度是攫取性的，但也是依靠武力建立的。這不僅是西班牙人利用壓倒性武力的能力，更是他們能夠接管這些攫取性的政治制度——高度層級化的制度，其頂端是瓜拉尼人、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所擁有的軍事力量，使西班牙人得以建立這些制度。那麼，美國呢？是文化、地理，還是美國的優秀領導力促成了它的增長？爲了找到答案，讓我們看看歷史。在某種程度上，美國的關鍵殖民嘗試是弗吉尼亞公司（Virginia Company）在弗吉尼亞詹姆斯敦（Jamestown）的行動，而這始於胡安·迪亞斯·德·索利斯開始殖民90年之後。弗吉尼亞公司本質上是倫敦的一個營利性企業，人們投入資金，期望能夠獲利。他們之所以認爲能獲利，是因爲他們從西班牙的經驗中學到了東西。西班牙的經驗是，如我們所見，可以去那裏（儘管現在沒有人記得胡安·迪亞斯·德·索利斯，大家只記得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去開採大量的財富，如黃金和白銀，並可以利用大量勞動力爲你種植食物，創造農業剩餘。弗吉尼亞公司正是抱着這樣的想法派出三艘船，於1607年抵達詹姆斯敦。

然而，和在阿根廷的西班牙人一樣，他們也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折。他們碰到了分散居住、非定居、沒有層級結構且機動性強的印第安部落，這些部落不願與他們合作。他們經歷了饑荒期，幾乎所有人都死去。很明顯，這種策略在美國行不通。其關鍵原因是，美國沒有像阿茲特克人、印加人或瓜拉尼人那樣的部落，他們可以去征服或佔領。因此，他們決定徹底放棄詹姆斯敦，以減少損失。然而，他們後來想出了一個不同的主意。他們認爲，如果無法捕獲並使當地人勞動，他們應該從其他地方引入低技能的、被迫勞作的勞動力，在周圍非常肥沃的土地上進行生產。這會爲詹姆斯敦的精英以及弗吉尼亞公司的股東創造剩餘和利潤。這便是契約勞工（indentured labour）進入美洲的開始。

這些人簽訂了一份合同，合同規定弗吉尼亞公司將支付他們的費用，作爲交換，他們需要在一定年限內以非常低的工資爲詹姆斯敦殖民地工作，受到該殖民地的控制。這與現在人們閱讀美國曆史時，所想象的那些清教徒和其他殖民者的形象完全不同。爲了讓你更好地理解這一點，以下是時任殖民地總督托馬斯·蓋茨爵士（Sir Thomas Gates）和副總督托馬斯·戴爾爵士（Sir Thomas Dale）的一句話：“任何人不得逃離殖民地投奔印第安人，否則將被判死刑。任何人偷盜公有或私有花園或葡萄園中的食物，或偷竊玉米穗，均將被處以死刑。殖民地中的任何成員不得將該地的商品出售或贈予船長、水手或水手長，若將物資私自運出殖民地，則將被判處死刑。”因此，這並不是一個幸福美滿的殖民地，幾乎所有的違法行爲都可能被判死刑。更重要的是，那些傷害了弗吉尼亞公司利潤的行爲會被判死刑，包括逃跑，因爲契約勞工對公司來說是非常有價值的資產。更糟糕的是，如果有人爲了自己的利益與他人進行交易，弗吉尼亞公司希望你按照他們的指示生產，並剝奪你所有生產的剩餘，這是他們賺錢的方式。

然而，開放的邊境、與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並進行私人交易，比受制於托馬斯·蓋茨爵士（Sir Thomas Gates）和托馬斯·戴爾爵士（Sir Thomas Dale）的統治要吸引人得多。在殖民地建立後的短短11年，他們放棄了努力。他們意識到，無論是利用當地居民還是契約僕人（indentured servants），都無法奏效。因此，他們提出了一個巨大的創新，儘管這並非出於自願，也不是他們的初衷。然而，他們別無選擇。他們認爲自己無法繼續管理這個殖民地，於是做出了美洲——無論是北美還是南美——從未有過的舉措。這個創新就是引入了私有財產（private property）。他們允許人們按照“頭權制”（head-right system）獲得土地。每個契約僕人和定居者都會獲得一塊土地，並可以隨意處置。然而，有一個陷阱。托馬斯·蓋茨爵士和托馬斯·戴爾爵士曾威脅說，如果你出售自己生產的玉米穗，將會受到懲罰，但現在他們告訴人們，他們擁有財產權，並由他們來擔保。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有人心存懷疑也不難理解。簡而言之，1618年，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之間產生了脫節。經濟制度開始向包容性（inclusive）方向發展，而這是第一次在政治制度上也向包容性和設立議會的方向邁進。類似的情況在其他殖民地也屢屢出現，比如在馬里蘭（Maryland）和北卡羅來納（North Carolina），也觀察到了同樣的模式。那些獲得壟斷權的公司試圖建立攫取性制度，但由於條件與南美洲不同，他們失敗了，最終被迫讓步，採用了更具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

爲什麼我要講述這個故事，也就是這個“二手歷史”，爲什麼這不是一堂歷史課，而是一堂經濟學課呢？我之所以講述這個故事，是因爲我認爲這非常重要，它真正展示了一個你可以通過統計學（statistics）、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和其他歷史證據中看到的模式；如果你願意看，這種模式確實存在。這個模式表明問題不在於文化，也不在於地理。地理並不是區分詹姆斯敦殖民地的關鍵，因爲布宜諾斯艾利斯周圍的潘帕斯大草原同樣或甚至更具生產力，這也是爲什麼那裏有那麼多人口。事實上，這也是我、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在“命運逆轉”問題上的一些計量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之一。此外，這也肯定不是領導力的問題。托馬斯·蓋茨爵士和托馬斯·戴爾爵士是失敗的領導者；他們夾着尾巴逃回了家。他們並沒有通過出色的領導力規劃引入包容性經濟和政治制度。相反，他們是被迫這樣做的。他們的失敗在於，這不是弗吉尼亞公司所想要的。弗吉尼亞公司想要的是政治和經濟權力，以便能夠讓大量的人以低工資爲他們工作。

命運逆轉。在最貧窮和人口最稀少的地區，歐洲殖民者引入了社會制度，爲長期繁榮做出了貢獻。工業革命後，曾經最貧窮的前殖民地變成了最富有的殖民地。

因此，我和詹姆斯認爲，這標誌着差異的開始。

當然，這些事件並沒有持續下去。並不是說你在美國有一個由少數人組成的議會管理的小農社會。你也沒有像拉丁美洲那樣的大授地制或米塔制。然而，這開闢了北美和南美大陸兩部分之間的差異之路。你可以用非常簡單的方式看到這一點。例如，看看19世紀的墨西哥和美國發生了什麼。起初，美國和墨西哥看起來非常相似，1700年兩者之間的差距很小，1800年可能稍大一些，但此後在整個19世紀，這個差距變得巨大。這裏發生的是，美國正在以一種非常包容的方式抓住工業化的機會。應該強調的是，並非所有事情都是包容性的，因爲還有很多事情在發生，比如從印第安人那裏掠奪土地，以及19世紀末期壟斷的出現。然而，核心是有非常包容的元素，你可以從許多新興企業家申請專利、創造新技術、開設新企業和新工廠中看到這一點。然而，你不會看到誰是19世紀下半葉或早期的工業巨頭或技術專家的巨大延續性。正是這種對新思想的開放，真正成爲了美國經濟增長的根源。

另一方面，南方發生了什麼呢？我們以墨西哥爲例。墨西哥在殖民統治下經歷了長時間的停滯。後來，殖民主義結束了，但並不是因爲要建立包容性制度的人民革命結束的，而是由於精英階層的政變，他們想要建立更具攫取性的經濟制度。這些精英由軍人領導。在墨西哥，有一段時期45位總統更替，有時同一個人多次擔任總統，而大多數都屬於軍隊。在此期間，軍事實力導致了不穩定，墨西哥經濟全面崩潰。接下來，在波費里奧·迪亞斯（Porfirio Diaz）統治下出現了一段經濟增長時期，但這是一種非常不同的經濟增長，我稱之爲“攫取性增長”（extractive growth），這引出了我要討論的最後一點。它之所以是攫取性增長，是因爲它發生在攫取性制度下，尤其是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我們在波費里奧·迪亞斯統治下的墨西哥看到的是快速工業化，但這是按墨西哥標準衡量的。19世紀的墨西哥在經過50年的停滯後，在迪亞斯上臺後首次出現了經濟增長，這是因爲有了一些穩定和法治。

然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細節，就會發現這與美國的情況截然不同。墨西哥的經濟增長是基於壟斷的，少數公司主導了各自的行業。例如，在那個時期，美國有大約20,000家銀行在競爭，而墨西哥實際上只有兩家銀行在運作，這兩家銀行主要向與政治有聯繫的公司提供貸款，這意味着一切都與波費里奧·迪亞斯有關。由壟斷推動的工業化，壟斷權則是由波費里奧·迪亞斯授予的。因此，墨西哥有經濟增長，但不像美國那樣有生產力增長。沒有生產力增長，是因爲這種增長並未導致創新和技術變革。最重要的是，這種攫取性增長確實包含着自身毀滅的種子。這種增長與經濟收益的不平等分配緊密相關，收益是以人民爲代價的，並且這種增長並不是因爲某些人具有創新能力，而是不公平地使他們受益。這種情況最終導致了諸如墨西哥革命（Mexican Revolution）和內戰（Civil War）的發生。

這是一種普遍模式，表明持續的攫取性經濟增長是非常困難的。在歷史上，有更多國家經歷了攫取性經濟增長，而不是包容性經濟增長。原因在於攫取性經濟制度在歷史上比包容性經濟制度更爲常見。然而，在這種制度下的經濟增長不會持續。比如，巴巴多斯（Barbadian）社會曾因糖的高價值而非常富有，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下去，一旦糖價下跌，巴巴多斯的經濟就變得非常衰弱。它沒有實現工業化，也沒有成爲技術上充滿活力或以人力資本爲重點的經濟，直到20世紀下半葉纔開始轉型。另一個攫取性經濟增長的例子是俄羅斯，無論是19世紀還是在斯大林統治下。

要實現攫取性經濟增長，需要具備某些前提條件，比如政治集權（political centralisation）。例如，當墨西哥有25位軍閥互相爭鬥時，不可能實現攫取性經濟增長。而在波費里奧·迪亞斯統治下，由於政治集權，攫取性經濟增長成爲可能。然而，關鍵在於，這隻有在社會中的政治權力持有者認爲符合他們的利益時纔可能實現，這正是“創造性破壞”的由來。創造性破壞意味着他們不會永遠覺得這符合自己的利益。[……]

（CDT查閱阿西莫格魯演講原文，將公衆號作者省略部分補充翻譯如下：我認爲最好的例子就是當今的中國。中國是我們所說的“在掠奪性制度下增長”的典型案例，它成爲了制度變革的標誌。想理解中國的經濟增長，就必須從殖民時期的經濟制度開始看。這些制度沒有爲任何事物提供激勵，無論是投資、生產力提升，甚至是農業作物的選擇。隨後，它逐漸轉變爲社區責任制、村辦企業的合作制，最終形成了農業中的私有產權制度、私營企業的進入以及部分國有企業的重組。如今，在中國隨處可見市場激勵機制，任何來中國的人都會被中國經濟的活力所震撼，因爲人們充滿了追求利潤的動力，努力創新，敢於冒險，但這一切都有其限制。這一切都發生在政治上掠奪性制度的框架內。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最大擔憂是“創造性破壞”，這正是我們在書中所稱的“對創造性破壞的恐懼”。）

攫取性制度無法長久維持的部分原因是它們無法轉型爲包容性制度。最終，由於對創造性破壞的恐懼，它們不是一種適合長期持續經濟增長的制度安排。如果我們觀察每一個獨裁者的演講和行爲，他們都會談到穩定，而穩定最重要的含義就是他們不希望社會發生可能動搖自己權力的變革。然而，有時候穩定是有利的，比如在攫取性制度下的增長時期；人們更願意接受波費里奧·迪亞斯的獨裁統治，而不是軍閥相互殘殺製造的混亂。然而，這並不是一種適合長期經濟增長的策略，長期經濟增長需要創造性破壞以及一種開放於變革的社會形式，而不會賦予政治權力去傾斜公平的競爭環境。

最後，我將簡要介紹一些在講座中未提及的內容。我沒有討論爲什麼這些制度會存在。我告訴過你們關於路徑依賴性變化（path-dependent change），這一點非常關鍵。我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說明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是如何產生的：殖民列強試圖強加攫取性制度，在某些情況下有效，但在北美的情況下失敗了。然而，如果你想從這個視角理解長期經濟發展，就需要有一個制度變遷的理論。我們在書中嘗試提出了這樣一個理論，儘管我們知道它並不完美。這個理論基於我們稱之爲衝突差異性制度漂移（conflict differential institutional drift）的概念，即在特別重要的政治時期和關鍵時刻（這些關鍵時刻是經濟和社會事件，能夠動搖現有結構）中，小的差異導致了制度的分化。我們強調歷史決定因素（即路徑依賴性變化）和偶然性（contingent nature），它們共同創造出影響深遠的小差異。

我還沒有討論的是如何將這些思想實際應用到當今世界。因爲如果我們看最簡單的攫取性制度的例子，比如奴隸制，許多這樣的制度已經不存在了。當然，像尼泊爾和烏茲別克斯坦等少數地方仍存在某種形式的強制勞動，但沒有一個國家像過去的巴巴多斯那樣。然而，書中的觀點認爲，我們仍然可以識別這些攫取性制度，或許多現存制度中的攫取性成分。如果我們觀察哥倫比亞，會發現其首都波哥大周圍有一個核心區域，類似的情況在巴基斯坦的拉合爾和伊斯蘭堡也存在，這些地區看起來運作良好。但如果深入哥倫比亞偏遠地區，發現三分之一的國家處於準軍事或游擊隊的控制之下，精英階層在政治和經濟上統治着一切。同樣地，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地區與拉合爾和伊斯蘭堡的情況截然不同。因此，我們看到的其實是攫取性與包容性制度的混合體。

同時，我們也要思考如何真正擺脫攫取性制度，走向包容性制度。書中的觀點類似於逐步邁向包容性的一步一步行動。我們也詳細討論了社會如何能夠打破攫取性制度的鎖鏈。但有時爲什麼會失敗？爲什麼會出現我們稱爲“寡頭政治的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的現象？人們嘗試向包容性制度邁出一步，但某種力量將他們推回，甚至進一步陷入攫取性制度。最後，我們廣泛討論了爲什麼在攫取性制度下的經濟增長非常不同，爲什麼它無法產生創新和技術變革，從而導致更爲持久的經濟增長。我們也探討了政策陷阱，而不是提供清晰的解決方案或一刀切的方法來創建包容性制度。這是一個政治過程，沒有簡單的公式可以實現。

另外，有些新思想雖然未在書中提到，但與當前討論相關，即爲何會出現“中等收入制度陷阱”（middle-income institutional trap），這對許多社會都很有啓發性，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智利、哥倫比亞等。這些國家的部分地區變得更加包容，但仍存在維持彼此運轉的龐大經濟和政治結構。

最後，詹姆斯和我想傳達的是，我們並不聲稱自己擁有答案，《國家爲什麼會失敗》 這本書也不自稱提供了答案。然而，這本書所做的、我所試圖做的，是提供一個有用的框架，而這個框架比單純討論地理、文化、領導力和市場失靈而不考慮政治制度的視角要好得多。簡而言之，這個框架是基於研究得出的想法，很多想法源自計量經濟學、理論模型和博弈論的研究成果。它是一個可以繼續構建的框架。詹姆斯和我對很多事情還不瞭解，比如我們並不完全理解巴基斯坦社會，因爲這不是我們的專長。

但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的框架是否能爲我們提供更好的視角來理解巴基斯坦或非洲的現狀？我們認爲答案是肯定的。然而，這仍然是一個在進行中的工作，也是未來研究的方向。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