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學五天後，他們縱身一跳

喫過晚飯，13 歲的柳棋和同學小馬翻過學校食堂二樓的窗戶，先後從五米高的窗臺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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喫過晚飯，13歲的柳棋和同學小馬翻過學校食堂二樓的窗戶，先後從五米高的窗臺跳下。

兩輛救護車的警報聲劃破夜空，此時是2023年11月4日，距離柳棋進入山東聊城市少林武校僅過去五天。

柳棋說，自己有恐高症，跳下去前很害怕。他見到小馬跳下去後躺地上抱着腿大叫，但仍跟着縱身一躍。因爲這是他想到唯一能出去的辦法——“摔殘了也比在這裏強。”

成爲常態的體罰

　　把柳棋送進武術學校是奶奶秦曉慶的決定。

　　柳棋住在聊城以北100多公里的村子裏，爸爸患有精神疾病，6歲時母親出走，從小由奶奶撫養長大。

　　60多歲的秦曉慶平日裏除了照顧兒子，顧着五畝農田，還要在村裏村外打零工，一天賺幾十塊維持生計。秦曉慶不識字，柳棋說跟奶奶無法溝通。2020年，住在北京的遠方親戚齊章一家在多方走動下，才幫秦曉慶申請到低保戶身份。

　　齊章說，柳棋從小性格就比較敏感，爲了讓孩子少跟爸爸接觸，齊章資助柳棋去縣城的寄宿小學上學。然而，從小學升入初中的那年，課業難度陡增，一次被學校老師冤枉後，柳棋說什麼也不願意再去上學，變成奶奶眼中的問題兒童。

　　秦曉慶聽說在聊城市裏的武校管理嚴格，專治叛逆期的小孩，能練武又能學文化。不顧齊章的勸阻，她執意把孫子送入武校。

　　柳棋回憶，入學當天，他和奶奶坐親戚的車一進學校，奶奶被工作人員帶去籤合同，他則被“拽下車”，立即去換了武校的校服，不允許再和奶奶見面。秦曉慶爲孫子交了一個月3900多元的管理費，餐費另算，這比聊城大部分私立學校的學費高上兩到三倍。

　　學校官網顯示，聊城武校是一所全封閉制的民辦中小學，現有學生6000餘人。學校奉行軍事化管理，校訓爲“流血流汗不流淚，掉皮掉肉不掉隊”。

　　據2020年離開聊城武校的餘田回憶，武校的圍牆二三米高，頂部掛有鐵絲網，而且監控密集。在校內不能使用手機，每個月月底需要經過家長、學校雙方同意後才能放假回家，第二個月5日開學回校。

　　柳棋入學時，一般學生還在放假。和他想象中不一樣的是，進武校之後，他既沒有上一堂文化課，甚至連武術也沒有學過一招。他每天早上五點就被叫起牀，除了喫飯時間外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服從教練命令做各種雜事。

　　比如，教練會無理由地要求他們罰站、做俯臥撐、持續做蛙跳、蹲起超過半小時，有一天將一個班7個同學一起帶到校園後門無人使用的小操場，清掃樹葉、收拾垃圾，另有一天命令他們將全校的廁所馬桶全部刷洗一次。

　　柳棋不敢違抗命令。他曾親眼看到教練用拖把粗細的棍子打其他同學。因爲不允許使用手機，任何事情都無法告知家長。

　　除了做雜事外，柳棋大部分時間都被反鎖在宿舍裏，和同學聊天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一同“跳樓”的小馬是他的室友。小馬因爲抽菸被家裏認定爲不良少年，便被送來改造，已經來了十幾天。小馬告訴柳棋，他曾試圖從五樓跳下，但被同學發現沒有成功。聊天中，兩個少年一拍集合，第二天一同從樓上跳下。

“問題少年”的問題

　　柳棋的遭遇在聊城武校並非個例。

　　曾就讀於聊城武校的餘田告訴財新，家長爲了治療他的“網癮”將他送入武校。他曾在2019年、2020年兩次進入聊城武校讀初三、高一，最終退學，重新報考聊城其他私立高中。

　　2018年9月，餘田因沉迷手機遊戲與父親激烈爭吵，最終被父親送入聊城第四人民醫院，診斷爲“網癮”，隨後在此住院兩個月。期間，醫院除了剛入院時，把他綁在牀上打鎮定劑外，沒有對他進行任何檢查或藥物治療，最終因臨近期末考試而允許出院。次年5月，餘田與父親再次因手機使用發生爭執，第二天，武校的三位教練開車到家門口把他“押”去了武校。

　　在學校要幹很多體力活。餘田記得，在學校蓋新的教學樓時，他和同學曾在教練命令下將幾卡車課桌椅一張一張搬到四五樓的教室。

　　他稱，在聊城武校可能因爲任何理由被教練打。偷藏手機、在集體活動時偷跑去上廁所，都可能換來懲罰，小至扇巴掌，大至被擰在一起的電線抽。他也曾遇到過不打人的主管教練，但在他看來，每位教練都掌握極大權力，只要遇到嚴格管教的教練，學校的監管效用甚微。

　　學生在該校遭受體罰的現象或相當普遍。根據聊城市東昌府區人民檢察院的判決書，聊城武校的散打教練員念國明曾因爲毆打學生致下頜骨骨折被判故意傷害罪，判刑有期徒刑一年。

　　高一武校放假時，餘田終於跟父親坦白在武校的遭遇，得到父親的道歉，父親承諾爲他辦理退學。如今他馬上要開始大一生活，但仍然會因爲有人大聲說話而感到恐懼、渾身顫抖。

　　據瞭解，武校中農村學生比例偏高，家長們選擇送孩子就讀武校時，希望武校的軍事化管理可以改造自己管不住的孩子，遠離電子產品，通過喫苦磨平孩子的脾氣。

　　例如，河南登封某武校在微信公衆號中宣傳稱，青春叛逆期無論如何管教都沒有什麼用，這時只有封閉式軍事化管理能夠約束住孩子。

　　這樣的包辦式管理擊中了家長們的需求痛點。餘田回憶，同學的家長大多也是認爲孩子有網癮，或有抽菸、說髒話、厭學等行爲，相當於送孩子到“少管所”。

　　武術學校半天文化課、半天習武的設置，還回應了家長對孩子“文武雙全”的渴望。一份山東省菏澤市武術學校發展現狀的調查研究稱，農村的中小學教育存在資金不足、師資力量缺乏、質量不高等問題，相比之下，武術學校是農村中小學教育的“有益補充”。

　　家長許默的兩個兒子都曾就讀於前述河南武校。諮詢時學校告訴他，相比於一般高中，從武校畢業後出路更多——能成爲武術運動員、演員、當兵或依靠體育單招進入高校。

　　而實際上，多數孩子們的未來可能與這樣的願景相去甚遠。例如，2014年一份研究中的《山東省民辦武術學校學生就業情況表》顯示，武校畢業生中僅有7%考入大學，1%成爲武打演員，2%成爲警察，25%成爲教練或保安，其餘52%都從與武術無關職業或無業。

　　該武校只允許孩子每年過年時回家。2023年過年時，許默發現二兒子回家後精神恍惚，一說到回武校上學就顯出極度害怕的神情，在當地醫院被診斷爲“憂鬱症”。

　　從醫院回家，許默發現孩子身上有多處淤青，多次詢問下，孩子才坦白曾被武校教練用熨斗在身上燙、耳朵也曾被打到流膿。孩子告訴他，因爲害怕家長質問學校後他被學校爲難，從2022年開始受到體罰一年以來，一直沒有告訴父親。

　　他已爲兩個兒子辦理退學，並與該武校私下協商賠償。調解協議上顯示，孩子在校期間“多次被教練體罰毆打、熨斗燙傷、辱罵等”。

　　目前在公立體系，對於有嚴重不良行爲的未成年人，可送專門學校進行專門教育。目前各地都在擴建此類專門學校，但數量仍嫌不足。《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可區別不良行爲和嚴重不良行爲，進行分級干預，這依法有明確的定性和歸類。（參見財新週刊《專門學校怎麼辦》）事實上，更多被認定爲“問題少年”的孩子並不一定能從法律層面對號入座。不少家長對其“叛逆行爲”束手無策後，便訴諸各類“戒網癮”學校、管教學校、行爲矯正學校、武術學校等機構尋求管教服務。

　　一位監管機構相關人士透露，這些機構提供的服務之所以長期存在、屢禁不絕，是滿足了一部分家長的教育需求，所以在實際治理的過程中也阻力較大。源頭上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爲家長提供科學的教育理念引導。

　　在暴力、壓抑的管理下，“問題少年”們真正的問題常被掩蓋。

　　柳棋告訴財新，自己從小學起就讀民辦寄宿制學校，成績在班級中屬中上游。在學校每天時間都很緊張，上課到晚上八點才放學。老師占課、拖堂很正常，體育課、美術課很少上，基本被數學、英語、語文老師佔了。他因而有了厭學情緒：“覺得沒意思。”升入初中更是上了一星期就不想上了。

　　他跟奶奶說希望能休學一學期喘口氣，但隨即被送到了武校。從武校出來後的他表示：“更不想上（學）了。”

　　“爲了抑制所謂的叛逆，將孩子送到封閉式管理學校，我很懷疑這樣做能達到目的。”長期研究青少年健康的心理諮詢師彭小華認爲，封閉、強制作息的學校生活會給孩子帶來負面的心理後果。

　　一開始，命令和相對應的體罰會在孩子心中注入恐懼，接下來，孩子可能從恐懼暴力發展到迷信暴力。除此之外，彭小華從諮詢案例中看到，在校期間孩子的自我受到壓制，在離開學校後，反抗行爲會報復性反彈。

　　彭小華自2005年起，持續關注中國青少年厭學問題。她認爲，“叛逆”是一個家長本位、教師本位的概念。“權威受到了挑戰，孩子都不按照我的指揮要求去做了，這就是最基本的叛逆。”隨着年齡增長、進入青春期，孩子慢慢發展出獨立的思考能力、感受能力、判斷能力，需要家長爲孩子讓渡出民主協商的空間，“一個適當的自然生長的空間”。

　　做諮詢二十年來，她發現青少年厭學現象呈增加趨勢。彭小華表示，沉迷手機和電子遊戲有時候是“生活出現問題”的消極應對。作爲家長，應該做的是瞭解孩子的心理壓力來源，激發孩子的內驅力、自我管理的能力，而非從外界強制隔離。

“跳樓”之後

　　柳棋奶奶秦曉慶接到消息時，聊城武校的朱副校長已經將柳棋送至聊城市東昌府中醫院。

　　從二樓躍下，導致柳棋雙腳骨折，醫院告訴秦曉慶，柳棋需要住院治療，但朱副校長稱回家保守治療即可，醫院並未堅持。回家後，柳棋臥牀靜養。親戚來探訪時發現他雙腳已經發黑，便又被送至縣城醫院。醫生診療後認爲必須進行手術，並推薦其轉診至德州市人民醫院。手術中，柳棋的雙腳被打入七根鋼釘。

　　柳棋住院手術期間，秦曉慶與該校徐學忠校長聯繫，打了十幾次電話未能接通。後經齊章聯繫，校方纔答應支付醫療費、醫院押金及1000元營養費。齊章稱，柳棋從東昌村的家前往位於德州市的醫院6、7次，皆爲秦曉慶及親戚陪同，學校並未出面，對於替家屬做決定、導致延誤治療等情況，校方也沒有做出解釋。

　　齊章曾致電聊城市政府熱線，要求市政府通知校方的行政主管部門聊城教體局出面瞭解此事，但沒有收到任何相關反饋。2024年4月，齊章聯繫北京市華一律師事務所，協助柳棋起訴聊城少林武校，尋求賠償。

　　7月初，柳棋一案一審開庭，聊城武校的責任過錯成爲原告、被告雙方的控辯重點。

　　原告代理律師劉明珂認爲，學校此前就曾發生教練毆打學生致骨折的事件，證明學校一貫有體罰的教學風格。另外，聊城武校在柳棋情緒不穩定時，並未讓柳棋接受心理干預或上課，而是持續讓他“打掃衛生”，以上證據足以證明柳棋陳述中學校體罰成立，且違反義務教育法，損害其受教育權。

　　被告聊城武校方則辯稱，柳棋家長因孩子調皮“孩子有厭學、經常逃學歷史，逆反心理強，有網癮、玩手機及不回家等現象”送至武校上學，最終因爲想逃學外出從窗戶爬出，應自行負擔全部責任。校方提交了一些柳棋父親簽字的“入學申請書”等材料。但齊章認爲，柳棋父親柳明因精神疾病在住院，不可能簽字。

　　8月上旬，聊城武校提出以支付兩萬元和解，柳棋家屬方認爲賠償金額不足以支付柳棋的所有醫療支出及精神損失，拒絕和解。最終，一審判決，認爲學校體罰虐待證據不足，武校與柳棋分別在此案中承擔六成、四成責任。

　　這個結果並不意外。北京市漢良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凱指出，在校內出現糾紛時，最難的是蒐集證據。一方面，學校屬於封閉場所，如家長之類的外人難以進入，並且存在多處監控死角。另一方面，學校喜歡“捂嘴巴”，其他學生可能不敢站出來說話，沒辦法提出學校環境的佐證。

　　柳棋一案中，由於柳棋屬於限制民事行爲能力人，且自己決定跳樓逃跑，法官認爲，當事人應該部分承擔自己造成的後果。劉明珂則認爲，在學生訴學校的這種案件當中，學生在權力、取證能力上都處於弱勢。對於年僅13歲的柳棋來說，在校時間只有不到五天，還無法使用手機，蒐集證據難上加難。

　　如同聊城武校，全國大多少林武校都奉行軍事化封閉管理。財新查閱裁判文書網及媒體報道，發現教練對學生、學生之間的暴力事件層不出窮，也有不少學員在訓練中受傷、甚至死亡的案件。

　　2024年6月21日，嵩山少林塔溝武術學校一學生父親發現孩子身上淤青，經過醫院診斷，認爲武校教練毆打虐待學生致精神障礙。

　　2024年6月13日，山東青島一名8歲男童，因動作不規範被3名武術教練毆打致死。

　　2019年8月30日上午，棋盤山武校的一名13歲男孩因試圖逃跑被抓回後，遭到同宿舍學生的圍毆，導致顱腦損傷，最終搶救無效死亡。

　　2018年12月，登封某著名武校兩名學生打架導致1人死亡，嫌犯被刑拘。

　　2013年5月24日，登封市塔溝武術學校教練鄺成森因懷疑有學員說自己壞話，於晚上23時左右將四位學員叫至宿舍詢問。李姓同學因被指認曾說過教練拉關係，惹怒鄺成森。他擊打李同學的左肩部、左胸部等處數拳，導致李同學最終經搶救無效死亡。

　　多名律師指出，依據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條的規定，在武術學校等教育機構發生糾紛、最終導致學生傷亡的案件中，學校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應承擔侵權責任。面對層出不窮的武校學生安全事件，2021年及2024年，國家體育總局武術運動管理中心及中國武術協會先後發佈《武術學校及習武場所安全管理指南（試行）》及《全國武術學校管理辦法》。

　　兩份文件指出，武術學校按照“誰辦校、誰負責，誰經營、誰負責，誰審批、誰負責，誰主管、誰監督”的原則，施行屬地管理主體責任。

　　各省各地對於武術學校管理的投入程度不同。例如，作爲少林派功夫的發源地，河南登封在2019年就有武術學校101所，在校學生12餘萬人。各武校規模也不盡相同，多的800餘人，少的3-4個人。

　　當地武校於2018年、2019年連續爆出學員死亡案件後，曾迎來大規模整改。依據河南日報報道，登封於2019年開展武校專項治理，查處黑中介，成立11個專項工作組，建立武校“黑白名單”制度。登封市在接下來的4個月裏發起“百日攻堅”。根據登封市教體局的統計，除經過當地教育部門審批的九年一貫制武術學校20所外，取締60所習武場所，以及未經批准的13所武校。

　　聊城武校目前正常營運，對採訪不予回應。

　　（文中未成年人及其家屬姓名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