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導｜中國互聯網審核員的罪與罰

生長在“互聯網一代”的人，同時也是在牆內長大的一代，ta 們的一些人長大後成為了互聯網審核員。我們不禁會問起，這樣龐大的互聯網審核系統是如何運轉的？系統中的人如何使這套機器有效運行？而身處於“螺絲釘”之位上的人們，ta 們的故事往往隱身，被這個強大的系統本身所過濾掉，鮮有人知。《莽莽》特約作者採訪了多位互聯網大廠審核員，聆聽 ta 們談“牆”、談“圈禁下的人生”。

免責聲明：為了便於閱讀，本站編輯在不違背原文含義的前提下對內容進行了適當修改。特此聲明，本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站僅作為資訊展示平臺，旨在幫助讀者更全面地瞭解歷史真相。

作者 / Qin Shi

編輯 / 莽莽

這是陳哲明第三次接受心理諮詢。

在電話中，他直言他的心理諮詢師要價每小時 400 元人民幣，是他三天的工資收入。他很心疼，但他覺得這錢花得值。

“起碼和諮詢師溝通完後，接下來的幾天我是能睡著覺的”，陳哲明說。不過因為諮詢費太過高昂，他無法遵照心理諮詢師的建議每週抽一天時間去進行這項活動。因此，他每個月至少有 10 天整宿睡不著覺、大量脫髮、經常性全身無力，以及因為免疫力低下而患帶狀皰疹。

帶狀皰疹帶來的身體疼痛同樣讓他深夜難以入睡，這形成了一個死迴圈，一個身體和精神持續承受損害和折磨的迴圈。

陳哲遠感到痛苦，但他無能為力。

痛苦起源於什麼時候呢？他很難說清。但對於痛苦的根源，他心裏早已有了答案。

陳哲遠 2019 年畢業於中國南方一所普通高校的歷史學專業，大學畢業後曾參加公務員考試，考試失敗後，他追隨同學的腳步去到了北京找工作，但兜兜轉轉半年，他一無所獲。

2020 年初，恰逢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受疫情影響，失業率在持續增長。

不過很快，他迎來了轉機。

2020 年 2 月 6 日，李文亮醫生去世，他被中外媒體視為新冠疫情的“吹哨人”，在正式“吹哨”之前，他曾被新冠疫情的最初爆發地——武漢的地方公安人員訓誡。疊加疫情帶來的大量死亡、政府失職，以及武漢淪為人間煉獄後催生的各種悲情敘事，李文亮的去世成為了調動大眾情緒的導火索，中國公眾自 1989 年的六四事件後，第一次大規模地出離了憤怒。

而為應對由此產生的突如其來的大量“政治敏感”資訊，一家總部位於北京的互聯網公司開始大量招聘審核員。大廠（在中國，媒體將大型互聯網公司統稱為“大廠”）獨有的光環讓陳哲遠很心動：“我當時根本不知道審核員是幹什麼的，只知道我也可以進入大廠了，也可以成為其他人羡慕的對象了”。

因為時間緊任務重，原本至少需要兩周時間才能走完的招聘流程，在 4 天內獲得了特批。他正式成為了一名互聯網涉政治內容審核員。對於如此迅速成為一名互聯網人的經歷，陳哲遠笑稱自己絕對是撿漏了，但一時的幸運卻換來了之後的身心受創，是他始料未及的。

出生於 1997 年的陳哲遠，因甫一出生便處於互聯網世界，所以他與同代人一起被視為中國的“互聯網一代”。

但中國的互聯網管控於 1996 年正式開始施行，《電腦資訊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第六條規定：“電腦資訊網絡直接進行國際聯網，必須使用郵電部國家公用電信網提供的國際出入口通道。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他通道進行國際聯網”。該規定在後來被廣泛用於處罰“翻牆”行為。

將中國互聯網與世界隔離開的軟硬體系統集合也因此被稱為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亦即中國國家防火牆。

防火長城的問世，使得包括陳哲遠在內的中國年輕人在互聯網進入中國後，便一直面臨著“中國特供”的資訊圍牆，這也使得“互聯網一代”同時是在牆內長大的一代。

在這種情況下，長大後成為互聯網審核員的他們為什麼會選擇這樣一份職業？他們如何判斷資訊是否敏感？如何認定資訊是否屬於牆內特供？以及他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發揮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他們翻牆、築牆、固牆，“牆”對他們而言是什麼，其自身在牆下又是如何生存？

成為“築牆者”

王家凱是陳哲明的大學同學，也是他最初將陳哲明介紹給自己的領導，並竭力邀請陳哲明加入自己所在的互聯網公司的。

但與陳哲明不一樣的是，現在的他身心健康。而且他也具有比陳哲遠更強的自我保護和資訊安全意識，因此，他只同意通過郵件進行溝通。

對於加入互聯網公司做審核員的初衷，在郵件中，王家凱表示自己從小便對歷史感興趣，所以大學報考了歷史學專業。他很崇拜歷史上的一些開國名將，如果唐朝的尉遲恭和秦瓊，他期待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像這些歷史上的英雄一樣為君王開疆辟土和守土一方。

“所以成為一名涉政審核員，審核掉那些對國家可能有害的資訊，從而確保國家的穩定安寧，在我看來和古代的大將軍幫助國家和君王平定叛亂沒什麼不一樣。我這個工作真的就是在幫助國家平亂”，王家凱強調說。

他同時也毫不避諱地承認自己是“毛粉”（毛澤東的粉絲），在他眼裏毛主席功在千秋，趕走了日本人、打跑了蔣介石，千古一帝的稱呼實至名歸。在讀大學時，他甚至是學校裏“毛選研習小組”的負責人。

中國的歷史課本歷經數次修改，例如 2018 年初中歷史教材將“毛澤東錯誤地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一段話中的“錯誤地”三個字以及“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進行了刪除。

而當“毛粉”成為審核員後，工作則格外賣力，“我非常不理解網上那些總是說國家這不好那不好的那些人，唱衰自己的國家對他們有什麼好處？所以在網上遇到這些人的時候，我都是直接把他們的帳號給封掉，沒有了帳號，我看他們還怎麼當賣國賊”，他說。

對於審核員來說，封號從來不是一件難事。所有互聯網用戶的“生殺大權”都完全掌握在年輕的一線審核員手裏，他們不需要上報、不需要被批准、不需要注明理由甚至不需要進行過多的思考，就可以直接讓一個線民在網路上徹底消失。

而因為立場逐漸走向不同的方向，陳哲明和王家凱也從一開始的親密無間，開始間生嫌隙，“說實話，我很不理解他（陳哲明）的想法”，王家凱說。

與同學的鬥志昂揚不同，陳哲明最初加入互聯網大廠的欣喜在半年後就蕩然無存了，相反他開始壓抑和焦慮，並開始有負罪感，他對自己的工作產生了懷疑。

“我沒有他（王家凱）那麼強的使命感和價值感，我加入互聯網公司就是個偶然，如果我當時能找到其他工作，或許我就不會到這兒來了，但事實是，我沒找到其他工作”，陳哲明說。這使得他成為互聯網審核員的抉擇更像是一種隨波逐流，而其中的“波”與“流”即隨著中國經濟不斷下行以及新冠疫情爆發催生的對互聯網內容管控的加強，進而導致互聯網公司對內容審核員的需求大幅度提升。

數據顯示，截至 2020 年底，即審核員大擴招之後的第一年，中國年輕人最喜愛的視頻平臺 Bilibili 有 2413 名員工屬於內容審核崗，占總公司人數的 27.9%；而中國發展速度最快、現在體量最大的互聯網公司，同時也是全球最流行的短視頻平臺抖音和 TikTok 母公司的位元組跳動審核員的數量超過了兩萬人，占比同樣超過了員工總數量的 20%。

“這還只是 2020 年的數據，隨著疫情結束後，國家的秘密越來越多、大眾的情緒越來越激蕩，審核員的數量只會再持續增加”，位元組跳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員工表示，該員工主管平臺的內容抓取。

而與國外包括 Facebook、X 在內的互聯網平臺的審核員主要負責過濾與血腥、暴力、色情相關的內容不同，中國互聯網平臺的審核員主要負責對用戶的言論和提交的內容進行政治審核，然後及時過濾掉“不和諧”的聲音。

“政治穩定和政權安全向來是中國政府最為看重的，這是中國和外國的不同之處，基於國家政體的不同，互聯網審核員的主要工作方向自然也會不同”，中國某知名大學的一位政治學系教授表示。這位政治學教授早在 2017 年便因發文指出“憲法淪為了廢紙”而被全面禁言，類似的反對聲音同樣被像王家凱和陳哲明一樣的審核員全面壓制。

越來越難以分辨“是”“非”也是很多年輕人最初選擇成為審核員時的最初心境，因為在成為審核員前能看到的互聯網上的資訊都是永遠政治正確的那一類。

對於這個觀點，陳哲遠表示同意並坦言，自己在 2020 年年初選擇加入現在的互聯網公司成為審核員時，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敏感資訊”，他不會“翻牆”，從來不知道牆外是怎樣的風景。

所以最初在接受審核員的 offer 時，他只有找到了工作和終於有機會進入大廠的欣喜若狂。

在另一家互聯網公司同樣從事涉政審核工作的李文斌也是同樣的感受。

李文斌出生於 1995 年，即中國全面接入國際互聯網的元年。作為窮人家的孩子，李文斌一路跌跌撞撞讀到了大學，而在高考結束後的填報志願時，因不懂各個專業以及以後的就業方向、職業具體分別是做什麼的，他自己填報了一個看上去高大上的專業——工商管理，但是沒想到，畢業即失業。

“窮人家的孩子，哪有家族企業和人脈關係讓你直接去做管理呢，當時真的什麼都不懂。外界很難想像，在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家牆上還貼著毛主席像，我讀大學前，和外界建立聯繫的唯一途徑，是用一部雜牌手機打開百度”，李文斌在電話中說。

2018 年大學畢業後，李文斌輾轉上海、杭州、東莞等多地，做過倉庫管理員、外貿公司銷售、國企安全督察員等多個工作，直到 2020 年互聯網公司超大規模招聘內容審核員，他第一次去到了北京。

在他看來，這是他迄今為止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公司給繳納五險一金，所以我沒什麼可抱怨的，人應該知足不是嗎”，他說。

而更讓他感到做審核員物超所值的是，這份工作為他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我真的學到了很多，瞭解了很多之前從來不知道的事情，也掌握了額外的技能，比如‘翻牆’”。

翻牆是為了固牆

“翻牆”後第一件事幹的是什麼？

“去查看推特（現在的‘X’）上的網友如何評論中國的疫情防控政策”，李文斌說。

而這也是他成為一名合格的審核員的必修課。

“翻牆”並不是公司要求的，而是李文斌為了珍惜得之不易的工作機會，私下向同事請教後，自主學會的技能。在同事們看來，只有學會了翻牆，知道牆外的人在反對什麼，才能更好掌握敏感詞，然後將出口轉為內銷，在中國互聯網上將這些敏感詞過濾、審核、刪除。

而如果不能很好掌握這些敏感詞的話，一旦在審核中出現錯漏，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審核員會被立即辭退。

“所以大家工作的時候都很緊張，害怕出錯，更害怕被辭退，這種狀況下，就會格外專注，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會放過一個”，王家凱說。

基於這一原則，陳哲明在最初成為審核員的一個月內，刪除了大量辱罵中國高級政治官員、質疑中國疫情管控政策的聲音，並刪除了數不清的視頻、圖片。

“當時的武漢有很多人通過錄製視頻向外界求救，求助的內容五花八門，有求藥的、有求食物的，當然更多的人在哀嚎希望可以去醫院就醫。我一邊刪這些內容一邊哭，那個瞬間我真的覺得我是在作惡，但沒辦法那是我的工作，我不得不做”，陳哲明說。而這也成為了他心理壓力的最初來源。

工作間隙，為排解這種壓力，他也會向湖北以外地區的朋友求助，並想從朋友那裏獲得慰藉。

朋友們沒有辜負他的期待，紛紛安慰他道：國家一直在努力調派醫務人員到湖北，全國人民也在給湖北捐款，這個時候如果輿論戰線失守，國家整個就陷入混亂了，有序的醫療援助也會被迫中斷，整個社會會變得人心惶惶，這對所有人都不會是好事。而朋友們的結論一致是：陳哲明做得很好，他的工作非常有價值和意義，他在構建穩定的社會秩序方面，功不可沒。

與其他人略帶勸慰性質的話語不同，王家凱切切實實對審核員的工作賦予了極高的社會價值。因此當陳哲明向他求助時，他非常坦然地告訴對方，他們就是共和國衛士，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問題，他翻牆還看到了美國洪水、颶風災害帶來的財產受損，大量的人無家可歸，甚至歐美很多國家的人都上街遊行直接罵總統。“這說明這些國家也不好，自然災害放到哪里都會帶來生命財產損失，新冠疫情也是天災的一種，而國家一直在努力救助，不和諧的聲音只會給這種救助帶來麻煩”，王家凱說。

而對於“天災”背後的人為因素，諸如為什麼中國衛生系統花費數億建造的傳染病監測報告系統為什麼會失靈？疫情爆發之初，地方主政官員為什麼集體瀆職？在沒有做任何預案的情況下，武漢為什麼會突然封城，以致大眾的日常生活所需物資都出現了嚴重短缺？

對於這些問題，王家凱坦承他並不瞭解，但同時表示，這並不是他的工作，他也不需要去瞭解太多。

而在中國的疫情管控結束後，國家和社會回到“常態”的同時，審核工作也回到了常態。

吳清正是在 2023 年年初審核回歸常態時加入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引擎搜索公司的。經過疫情的洗禮，中國經濟下行態勢明顯且劇烈，為削減公司成本，上述搜索引擎公司將非核心部門均遷移到了四線小城。因所在的廣告公司在疫情期間倒閉，吳清順勢加入了這家互聯網公司成為了一名審核員。

得益於此，他也有機會第一次學會了翻牆。

學翻牆的契機，源於入職時的崗位培訓。當時公司主管審核工作的領導快速給新員工放了一組 PPT，PPT 中有照片和文字，但都非常簡單。領導把 PPT 像放電影一樣滑動得飛快，然後告訴這些員工幾個關鍵字：1989、64、天安門、大屠殺、鎮壓、解放軍，並表示遇到這些關鍵字，要一律遮罩掉，不能有任何疏忽和錯漏。

除此之外，公司還會定期就新疆集中營、法輪功等問題對審核員們進行培訓。流程同樣簡單，領導不希望他們瞭解整件事，只希望他們像機器一樣掌握關鍵字，然後像機器一樣在互聯網上看到這些關鍵字後，將它們審核掉、刪除。

出生於 1997 年的吳清還是第一次獲悉這一系列的事件，接觸到這些辭彙。震驚之餘，他想瞭解更多，但領導對他的訴求沒有給出任何正向回饋，相反搪塞說他不需要知道太多，瞭解了關鍵字就足夠了。

陳哲明的入職培訓與吳清的極為類似，快速、簡潔且不允許提問。“公司和領導好像非常害怕我們知道這些事，總是支支吾吾的，當然害怕被開除，我們平時也不敢多問”，他說。

不能公開問領導和同事，吳清自學了翻牆技能，他打開 Youtube 的第一件事是查看 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看了多個視頻後，他恍然大悟，原來是這樣一件事：學生抗議，威脅到了國家安全，國家出手鎮壓，一切順理成章。所以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呢？他不理解。

因此每年六四前後，他刪除相關帖子與討論時，毫不手軟。甚至在 AI 審核之外，他會主動發現機器存在的漏洞，並主動上報給領導，然後將機器漏洞給堵住。

對於這種做法，吳清非常坦承，“這是我的職責所在”，他說。另外，他強調，做審核員久了會發現其中的規律，就是機器遠沒有人會變通，比如機器只能機械地審核關鍵字、關鍵字，但是對於人們為了躲避審查而發明出來的暗語或者諧音組合，卻無法做到有效識別，這就需要人工在機器的基礎上繼續審核和把關。

一般的審核主要包括三個流程，第一個流程為，設置好關鍵字後，由 AI 啟動過濾；第二個流程則是，初級審核員對機器把關後的內容繼續過篩，著重於發現諧音字、詞；第三道流程是，由更資深的審核員對初級審核員的審核結果再次進行核查，以防漏網之魚。

作為資深審核員的王家凱很簡單地總結出了三道程式在內容審核層面的迭代，“如果只用機器的話，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民主’一詞，機器自動識別出是敏感詞後，會用‘敏感詞’三個字’將原本的辭彙替換，互聯網用戶會赤裸裸地看到‘敏感詞’三個字，這肯定是不行的。人工介入後，就可以直接將這個詞審核掉，也就是無法發出來，後來則進階到‘皿煮’‘閔豬’一系列的詞都能被識別到，很多資訊最終能否發出來，則需要結合上下文的語境由人工進行再次判斷”，他說。

抬不動的槍口

在當下中國的經濟環境中，失業猶如幽靈般盤桓在中國年輕人頭頂，經久不散。

2023 年 6 月，中國國家統計局曾一度中斷公佈中國青年的失業率，引發了外界的廣泛猜測，而在這之前中國 16-24 歲青年失業率已連續攀升六個月，並創下了 21.3%的歷史新高。

但中國線民對於統計局的數據普遍持懷疑態度。

“不能怪大眾對政府失去信任，統計局數據造假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我和團隊私下根據人社部、高校、地方稅收、社保局等發佈的多項數據綜合測算後，發現中國現在的失業率最低為 40%，也就是說至少有將近一半的人處於失業找不到工作狀態”，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社會學教授表示，該教授在一家位於北京的知名 985 高校任教。

害怕辭職後找不到工作也是陳哲明遲遲無法下定決心辭掉審核員工作的原因，儘管他內心悲憤且壓抑。

“說實話，刪除六四相關的內容，我和很多同事一樣都沒什麼感覺，畢竟這件事離我們太遙遠了，對我們來說很難做到感同身受，但之前我審核掉的那些在武漢、西安、上海因疫情被政府圈禁起來的人，以及他們向外界發出的求救視頻，真的非常困擾我，困擾到我想起來就睡不著的地步”，陳哲明說。

那當時在看到這些求救視頻時，有沒有想過“槍口抬高一寸”？從長遠來看，這是救人更是救己。

“完全沒有”，陳哲明毫不猶豫地回答道。在他看來，“將槍口抬高一寸”只是知識份子美好的想像，因為真要將槍口抬高一寸的話，對審核員來說屬於重大工作失誤，他隨之將面臨包括被開除、失業在內的一系列人生困境。而他這一捨己為人舉動背後的受益者甚至永遠不知道他的存在，更別提會感激他，但所有負面後果卻完全由自己一個人承擔。他無法接受這種結果。

而他關係最好的朋友同樣在竭力勸說他對於辭職需要極度慎重的考慮。

在陳哲明的朋友看來，中國各大互聯網平臺自成立之初便是國家的支脈，所以看上去隸屬於平臺的涉政審核職能本質上更是國家的必需品，即使陳哲明不做，也會有其他人做。所以即使他背負著道德壓力離開後，一切都不會有任何改變，中國互聯網的閹割會一直持續。

“所以這不是你的問題，你沒有錯。但如果你真的扛不住了一定要離開的話，在做出最終的離職決定前，你需要先想好自己以後要如何謀生”，朋友告誡道。

在朋友之外，心理諮詢師也告訴陳哲明，他只是遵照領導的安排在完成他應該完成的工作而已，至於這項工作是罪惡的還是正義的，是硬幣的一體兩面，沒有絕對的惡，當然也沒有完全的正義。

所以，下定決心離開並不容易。

而在經歷了最初“睜開眼看世界”的欣喜若狂後，涉政審核員的工作也越來越讓李文斌難以接受。

“我每天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看 6 萬到 7 萬條內容，國慶日、六四，以及國際社會和媒體關注新疆集中營話題的時候，需要沒日沒夜地加班，但這麼長時間以來，我的工資從來沒漲過”，他說。

李文斌的工資為每月 4700 元人民幣，除去社保所覆蓋的五險一金後，每月到手僅有 4000 元左右，這導致他在北京的生活捉襟見肘。

綜合對多個平臺網路審核員的採訪，不難發現他們的平均工資維持在 4000 元到 7000 元不等，在北京這樣高消費的城市，除去生活基本開支外，所剩無幾。

“所以這個職業真的讓人看不到希望，這份工作也就只能讓我們處於餓不死的狀態，想要在大城市立足站穩腳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位元組跳動的一位審核員表示。

除工資導致的生存壓力外，職位和工作內容的一成不變也讓李文斌倍感失落。

審核員內部競爭激烈，想要升職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如果無法升職的話，在互聯網公司眼裏包括李文斌在內的所有審核員都是可以被隨時推出去頂罪以及可以被隨時拋棄的棋子。

“一旦審核出現錯漏，比方說包括國家領導人名字、香港、臺灣、西藏等在內的一些敏感資訊沒有被及時發現，我們會被以工作出現重大失誤為由立即辭退，且一分錢的賠償都拿不到。另外，平臺出了事後被包括網信辦在內的主管部門批評的時候，公司大概率也會把我們推出去背鍋，下場同樣是立即被辭退”，李文斌說。

而增加了他的維權難度，甚至讓他的維權在中國現行勞動法面前變得無法可依的情況是，與快手、位元組跳動、滴滴等平臺不同，他所維護的互聯網平臺與所有審核員並沒有直接簽訂勞動合同，嚴格來說包括他在內的所有審核員都屬於外包公司的員工，互聯網平臺與他們之間僅是專案合作關係。這直接導致，像他一樣的審核員們根本無法享受到互聯網公司的員工福利。

“對我們這種基層員工進行壓榨，是國家與大企業的共謀”，李文斌憤憤不平。為此他特地翻牆去搜索了歐洲和美國的法律對大企業啟用外包員工的規定。他發現歐洲和美國的相關法律均要求企業外包員工的數量不能超出總員工數量的 20%，且外包員工也可以加入工會，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在我們國家什麼都沒有”。因此，他決定騎驢找馬，準備去找找其他的工作機會。

但很遺憾，在求職網站兜兜轉轉 4 個月後，李文斌只拿到了一家短視頻平臺的 offer，職位同樣是涉政審核。而他投遞的助理、市場銷售甚至廣告審核等崗位的簡歷均石沉大海，沒有給他任何回復。

但幸運的是，發送 offer 的這家短視頻平臺給與李文斌是正式員工而非外包的崗位。

經過短暫的失落和考慮後，李文斌還是接受了這個 offer。“我需要讓自己成長，換個公司和賽道，或許會是不錯的選擇”，他說。

被圈住的人生

不過期待中的成長並沒有如期到來。

這家短視頻平臺公司管理嚴苛，審核崗員工離開工位的每一分鐘甚至每一秒鐘都會被攝像頭清晰地記錄下來，員工上廁所或取外賣離開崗位時均需要點擊工作系統中的“離開”狀態，未點擊卻被攝像頭拍到離開了工位後，將會受到諸如罰款、加班之類的懲罰。而每位員工每天處於“離開”狀態的時長不能超過 40 分鐘。

視頻審核相較於圖文審核需要更加專注，因為很多無法“示人”的敏感資訊都藏在細節裏，稍不留意就漏掉了，比如影視劇二創的片段中一閃而過的中國地圖是否有包含臺灣、抗戰劇的視頻剪輯和拼接是否有貶低中國共產黨的部分、時長較長的視頻中是否有夾雜不能播放的諸如坦克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之類的“私貨”、涉及到少數民族的視頻片段是否有在質疑黨和國家政策等等，對於這些可能會隱藏在視頻中的“反動”資訊，審核員需要格外留意。

因為一旦錯過，被領導發現或者被舉報後，其將被視為重大工作失誤。而根據中國現行勞動法，因為員工方面的工作失誤導致的辭退，即使是正式員工，公司方面仍無需給付任何形式的賠償。儘管在最初簽訂勞動合同時，公司方作為強勢方會在合同及員工守則中對員工職責提出極端苛刻的要求，而個體化的、弱勢一方的員工則根本沒有與公司討價還價的空間。他們只能被迫簽訂以合同形式出現的“不平等協議”，並且在出現失誤後立即離開。

“反正中國最不缺的就是人，他們（公司）從來不擔心招不到勞動力”，李文斌說。

但與苛刻的“不平等條約”相比，更讓李文斌感到氣憤的是公司給出的薪酬待遇。“我現在的工資每月還是只有四千多塊錢，與背負的責任完全不成正比，提到漲薪時，公司永遠是一副‘愛幹幹不愛幹拉倒’的神情，但是我不幹這個等待我的就只有失業”，他很無奈。

中國經濟的持續下行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各項宏觀數據更是直接反映了各行各業對經濟前景信心的喪失，大眾輿論毫不掩飾地將此稱之為“歷史的垃圾時間”。

在歷史的垃圾時間中，失業和降薪紛至遝來，對於年輕人的無業狀態，曾有學者在官方媒體發表評論稱，年輕人失業是因為他們脫不下“孔乙己的長衫”。“孔乙己的長衫”甚至一度成為了網路熱詞，這句話原始出處為魯迅的小說《孔乙己》，“穿長衫”代表的是讀書人，而“站著喝酒”又表明生活比較窘迫，將學歷比作“孔乙己的長衫”，即認為工作和生活的困頓，都是被“長衫”束縛住了。

因此在具有官方背景的學者看來，年輕人不願意降低自己的需求和求職期待，而一味只嚮往光鮮亮麗的崗位，是他們找不到工作的主要原因。

各大互聯網公司招聘審核員的最基本門檻即候選人必須擁有本科學歷，雖然個別公司會標注學歷要求為大專及以上，但在現實中，招聘流程啟動時，專科學歷的候選人往往會被過濾掉。這意味著，在中國，數萬名互聯網審核員或均擁有本科及以上的教育背景。

這代表早已脫下孔乙己長衫的他們，並沒有使自身的生活脫離窘迫。相反，他們在外界的步步緊逼下，不斷喪失個體尊嚴，且始終沒能逃脫淪為“牛馬”的命運。

接受採訪的審核員，在中國的社會習俗中，均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但是幾千元的工資在大城市根本無法立足，更無法負擔動輒每平米萬元的房價，在他們看來，談戀愛甚至是一種奢侈。“我們幾乎被剝奪了生而為人的一切權利，感覺無論怎麼努力都難以攀爬出人生的陷阱”，其中一位受訪者說。

“努力真的看不到回報”也是王家凱的感慨。

作為一個將自己想像為祖國的衛士的合格審核員，王家凱也有自己的煩惱。他的奮鬥目標是通過努力工作升職加薪然後擺脫“外包”這一員工標籤。他用兩年時間做到了前者，但是成為互聯網公司的正式員工，進而可以享受食堂、下午茶、班車的福利，甚至實現在公司內部的升職卻成為了擺在他面前一道看上去無論如何都跨不過去的鴻溝。

“我現在是質檢員，就是內容審核的最後一班崗，但是更進一步的升職即‘轉正’則像是天方夜譚”，他說。

除了諸如食堂、班車之外的福利外，轉正還有哪些吸引力？

對此，王家凱表示成為正式員工後，再往上走便可以有更多的許可權，比如制定審核策略、獲知更多國家層面的政策導向，還有更多的與國家權力部門交流和溝通的機會。“和審核員的工作相比，這些工作更具有價值，也更有意義。這樣的崗位更能體現一個人的智識，而不僅是簡單地像機器人一樣做執行”。

對於為什麼會無法轉正的問題，王家凱表示，或許公司和國家需要的都是精英，而對於他這種出生普通、教育背景普通的人，註定只能成為礦場裏的礦石，被多方壓榨後，最後以礦渣的身份示人。

他非常清楚他現在距離成為礦渣已經不遠了，但前路在何方，他不知道。

而職業履歷中只有審核員這一項工作內容，使得他在人才市場步履維艱，除去各種硬體因素，大眾對審核員的厭惡和憎恨是他行路艱難的原因之一。

對於審核員的道德審判在中國的互聯網平臺從未停息，有網友曾憤怒的指責審核員終歸將受到歷史的審判。

陳哲明覺得或許冥冥之中自己正在遭受所謂的“因果報應”，他睡不著覺、身體越來越差就是最好的證明。但王家凱對網路上的說法很是氣憤，在他看來，審核員就是一份工作，作為工作，審核員和公務員、計程車司機、國企員工、程式員等工作一樣，沒有任何區別。“每個人都是謀生而已，謀生沒有錯，相比於網路上的道德審判，生存對於我們來說更加重要，都活不下去了，還考慮什麼道德呢。另外，那些每天在互聯網上指手畫腳的人的道德水準就一定比審核員更高嗎？我不覺得”。

但即使拋開道德層面的爭論，許多審核員仍為自己的職業發展和謀生路徑感到困惑。隨著年齡的增加，他們的體力越來越難應付夜班工作，而市場上有大量畢業後找不到其他工作的、更年輕的人在躍躍欲試準備隨時取代他們。

審核崗位的很多人對於自己的螺絲釘屬性有清晰的認知，吳清在回望自己時間並不長的審核員工作時也赫然發現，他似乎沒有學到任何技能，只是在機械地重複別人發給他的指令而已，所有的一切辛勞只是為了獲得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物質條件。

接下來該何去何從？沒人有清晰的想法和路徑規劃。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陳哲明說。但他現在還不能辭職，他每月還需要花錢去進行心理諮詢，以減輕自己的負罪感，從而可以更好地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