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權力的距離

2020 年，大學老師楊素秋進入體制內掛職，任西安碑林區文旅局副局長（副處級）。她第一次進入官場，也第一次切身體驗權力的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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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大學老師楊素秋進入體制內掛職，任西安碑林區文旅局副局長（副處級）。她第一次進入官場，也第一次切身體驗權力的運作機制。

首先從最簡單的詞語開始，她需要搞清楚“閱、閱處、閱示”的區別。她像一位真正的副局長一樣批文件、開會，她也學習像一個領導一樣乘車、發言、合影，比如在爲文化館揭牌時要動作緩慢，方便攝影師對焦，又比如在公開講話時不應該“大模大樣拿着平展展的A4紙上臺去唸”，而要“雙手無物，步伐莊重”。疫情期間，她也需要按官職領任務，每天動員10個人接種疫苗（正處級的任務是每天25個， 副處10個，正科4個）。

權力很快顯出它的誘惑。當她在報道中看到自己，名字位於開頭，合影站在中間，她感到被重視的快樂。當她在一場活動的領導介紹環節被漏掉，她感到失落，同時明白了爲什麼這個冗長的環節總也取消不了——因爲領導喜歡，“被加上一個官職介紹時，自己的名字聽起來比平時悅耳。”楊素秋很快意識到不對勁，這種權力帶來的快樂和失落讓她警惕，她要阻止這種情緒發展成對權力的慾望。

任職的第一週，她領到一份工作，去建一座圖書館。她從一開始就打定主意，要制定一份高質量的書目，但好書就意味着沒有利潤空間，書商們賺不到錢。商人們各顯神通，有人向她展示自己的關係網，有人要請她喫飯，有人教她在政府做事的“規矩”。楊素秋一一拒絕，又聯繫了五十位各領域的朋友幫忙選書，花三個月的時間確定了圖書館的書目單。

就在一年掛職快結束時，她經歷了一次與權力的正面交鋒。一位“中間人”幫助某領導傳話，讓她取消圖書館的全部書目，因爲“你的書目裏全是好書，利潤太低，領導拿不到好處。” 楊素秋與同事商議，求助身邊親友，甚至想過聯絡紀委。最終她主動找到“中間人”，告訴他自己正在寫書，會把這些事件如實寫進去。她還出示了寫作大綱。

第二天，楊素秋得知“中間人”不再參與這件事，她保住了圖書館新一年的書目。包括這件事在內，楊素秋把她當副局長一年的經歷都寫進了書裏，這本書就是《世上爲什麼要有圖書館》。

2024年1月，《世上爲什麼要有圖書館》上市，至今已經六次印刷，共九萬冊，豆瓣評分9.0。因爲內容涉及官場，書出版後，讀者們討論的主題常常涉及“尺度”。

一場線下活動後，一位年輕讀者上前來問楊素秋，能不能把未刪減版發給我？楊素秋說不行，我和編輯約定過不能發。年輕讀者離開，但散場最後又追過來說，你發給我，我保證不發給別人。

這本書寫了近兩年，定稿後審訂修改了半年。實際上，書稿的刪減並不多，只有幾頁。楊素秋在每次接到修改意見後都會“維權”，像她曾保衛書目一樣，試圖保住一些內容。

書出版後，楊素秋沒有收到任何來自掛職單位的反饋。她猜想她的同事們不方便發言。她也曾擔心因寫了一些負面事件，書的發行會受到影響，一位朋友安慰她說，不會有人找你的，因爲人物已經模糊處理，誰跳出來，那就是認領了書中的諷刺對象。

但影響還是有的。楊素秋接受《南方人物週刊》採訪的稿子，被陝西省某公衆號轉載後，很快被上級要求刪除。陝西省某圖書館曾邀請她做一場交流活動，最終也未能獲批。後來這本書更多在陝西省之外的地方籤售交流。

楊素秋認爲在任何時候，我們都可以“做一點點的反抗”，而不是隨波逐流。因爲“每一個人如果都像螺絲釘一樣無腦地去執行，這個事情就不存在缺口”。寫作是她的反抗，在掛職的一年裏她也不斷嘗試“做一個不妥協分子”，不打官腔，不寫套話，打破原有的規則，保衛書目。

在官場的一年，楊素秋作爲一個局外人蔘與體制的運行。她有一些局外人的特權（比如可以不在羣裏跟帖發言），也因爲不遵守既有規則而承擔壓力。權力臨時性地來到了楊素秋手上，她謹慎地使用，同時也帶着新奇的眼光觀察權力如何在外部世界與自己身上流轉。她不是第一個看到這些的人，但她是罕見的願意記錄下這些的人。她寫下的故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但我們總是視而不見。

後文我們選取了這本書的一些章節（內容有刪減），關於楊素秋所做的一次次微小反抗。她在書接近末尾處引用了加繆《鼠疫》中的一段話，我們也摘錄在此：

醫生說：“這一切裏面並不存在英雄主義。這只是誠實問題。這個概念可能會引人發笑，但與鼠疫鬥爭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誠實。”

“誠實是什麼？”朗貝爾說，態度忽然嚴肅起來。

“我不知道誠實在一般意義上是什麼，但就我的情況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職工作。”

閱、閱處、閱示

初到局裏的第一天，我握了幾十雙手。走廊裏的棕紅木門依次打開，工作人員從辦公桌旁起身，介紹自己的姓名，伸出手來。年輕人笑容濃一些鬆一些，年長的人笑容淡一些緊一些。有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男人例外，他的笑容非常謙恭、禮貌。我後來知道，他是辦公室主任，姓栗。

每個人提到辦公室主任都會跟我說兩句話。第一句：“他可是陪過五任局長的人。”這句話是褒義，意味着他經驗豐富，幹這個崗位至少十幾年。他一定辦事妥帖，審時度勢，能取得每一位新任領導的信任，不被換崗。第二句：“可惜他學歷是中專，身份是工人，要不然，早提拔了。”這句話裏全是惋惜。五任局長陪下來，他已經成了整個政府大院所有辦公室主任的標杆，卻沒有上升空間。接下來的一年，我充分認識到了這兩句話的含義。

我坐在自己桌前，身後是窗子，辦公室裏只有我一個人。我正在想象“文化和旅遊體育局副局長”的第一份工作任務應該會是什麼，栗主任帶着充足的笑容進來，手上拎着一張軍綠色帆布行軍牀，抱歉地告訴我午休只能這樣湊合。他向我示範打開和摺疊牀的方法，然後依次交給我飯卡、鑰匙、鼠標墊、WiFi 密碼。

第二次進來時，他手上拿了幾個文件夾，說：“素秋局長，這是您今天要批示的。”批示？這個詞聽起來架勢很大的樣子。我完全不知道我這樣一個小小芝麻官還需要批示文件。這些帶着紅頭的白紙黑字，疊放整齊，落在我桌上，等待我的筆跡。

“批文件”，這是一個“副局長”到崗的第一件事，此後也將成爲我每個早晨的第一件事。每份文件的抬頭部分都有栗主任寫的幾句話，字漂亮，開頭一般是“建議某某科室按照某某方式辦理”，結尾分爲三種：

請素秋局長閱。

請素秋局長閱處。

請素秋局長閱示。

“閱”，這個詞，我見過，我批改學生作業的時候會用。但是，“閱處”“閱示”，完全陌生。我三十多年的詞彙庫裏沒有這兩個詞。我認識這幾個文字的表象，卻完全不知道背後的含義。我要根據這幾個陌生的詞彙，對這些文件做些什麼事？

栗主任教我：“在您的名字上畫圈圈，是最輕的，表明這事兒您知道了。籤一個字兒‘閱’，加重語氣，表明您閱讀過了。“閱處”，那是上級領導批給您的，您要拿出具體的方案做答覆。‘閱示’，那是下級請您指示的，您來告訴科室具體該怎麼做。”

在我完全不懂工作的時候，我不可能做出正確的“批示”，前三天的“閱處”“閱示”，我都得請教栗主任，我該寫些什麼內容。我首先得認識科長的臉，再和他們交談，然後再“批示”。

我幾次推門去文化科都走錯了。所有辦公室都相似：暗紅桌椅，黑色沙發，還有牆壁，牆壁都是空白的。我從前的單位不是這樣的，我們是設計藝術學院，我們活潑。每層走廊設置主題色，三層是鵝黃，四層是嫩綠。五層是淡紫嗎？我記不清了。學院辦公室牆上驕傲地展示學生們的漫畫塗鴉，桌上有泥塑和石膏人像。

現在我獨自擁有一間辦公室，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裝修。我買來電影海報貼在牆上——《花樣年華》和《步履不停》，色調儘量柔和一些。透過櫃子的玻璃門看得見裏面的雜物，我想用紙擋起來。

白紙太嚴肅，我把帶植物花草的皺紋紙像糊燈籠那樣糊上去，其實也算不上好看，甚至有些不和諧，但是我就是害怕那種整齊劃一的肅穆影響我坐在這裏的心情。房子裏添一點顏色進來，這裏的氣氛就軟一點，否則是硬的、冷的。

局長走進我房間，看見海報和花紙，愣了一下，沒說什麼。那我就能搬更多東西進來。我有一隻灰粉的袖珍花瓶，還不如一顆檸檬大，它噘起豌豆大的小嘴，只能插一柄花葉進去。我還有一個粗樸的茶碗，擺上桌子，是個裝飾。

現在我的辦公室有自己的性格愛好在裏面了。這黑白裏的一點彩色，不知道會不會太出格。

撩起一塊紅綢緞

下午，我和文化科科長一起出門辦事，去給文化館的“社區服務點”揭牌。社區幹部不認識我，抬了抬眼皮，把頭偏到一邊去。文化科科長說：“這是我們新來的楊局。”幹部連忙和我握手。儀式開始，工作人員五六名，攝影師一名，羣衆，無。

有人給我準備了講話稿，可是沒有聽衆。我不太清楚我講話的意義——在街邊對着五六個人念稿子，然後等待他們鼓掌？不，我沒有必要這樣。我說：“我不講了，直接揭牌吧。”攝影師稍微愣了一下，他請我不要那麼着急，讓我先把手放在紅綢緞附近，方便他對焦：“您揭的時候動作一定要慢，這樣我可以多照幾張，挑選。”我聽從他的建議，紅綢子緩緩地落了下來。

我揭紅綢緞的照片很快出現在一篇圖文報道里。合影中我職務最高，所以站在中間。正文也以我開頭：

楊素秋副局長爲xX揭牌，爲我區公共文化建設……

圖文之間對我的重視，在我心裏撩起一丁點快樂。我的表情夠不夠好看？拍攝的角度合不合適？我把文字來回讀了幾遍，感覺自己真的“爲我區公共文化建設”做了貢獻。

讀第五遍或者第八遍時，我意識到不對勁，我在咀嚼自己的位置，嘴裏是甜的。我貪戀這份甜，再咀嚼下去，以後會對自己職位、走位、排位、地位高度在意，發展成對權力的慾望，不斷膨大，吞掉我。這種咀嚼已經損傷我的味蕾，我是個文學教師，我竟然喪失了分辨語言文字好壞的能力，以爲“ 我區公共文化建設……”這樣複製的話語裏包含了我的什麼實質性功績。那天，我不過撩起來一塊紅綢緞而已。

下午去文化館，那裏正在進行“非遺”藝人培訓。我從後門進去，想旁聽一會兒，館長馮雲見我來了，連忙把我拉到前臺介紹。我推讓了幾下沒推掉，只聽見她說：“這是我們局新來的領導，大家歡迎。”

掌聲響起來。我顯然打斷了他們的活動，給他們製造了麻煩，卻還獲得他們的掌聲，這讓我感到彆扭。他們都比我年長，此刻我很明確，我不應該把自己樹爲中心。我鞠了一躬，就又站到了後面。

幾天後，市裏舉辦大型露天活動，要求各位局長參加。我們局長臨時有事，我替她。第一排的“領導”只有我是臨時替補的副職，坐在最右側。主持人念名單，領導們依次向身後羣衆鞠躬示意。緊挨我左邊那位蓮湖區文旅體局局長已經起身，下一個應該是我，我掌心壓着扶手準備站起來。可是主持人唸到這裏，停了：“下面有請第一個節目…” 我剛剛要抬起來的下半身又回到了座位上。

主持人爲什麼單單把我漏了？因爲我的級別和別人差半級，不夠格。我有點失落，瞬間明白一件事——我們平常看演出做觀衆，都討厭冗長的介紹領導的環節，可這個環節總也取消不了，爲什麼？

我今天才明白了，因爲領導喜歡這個環節，希望自己被介紹，因爲差了半級沒被介紹到的“領導”大概會失落繼而憧憬自己有一天能夠登上那半級從而獲得被介紹的資格。被加上一個官職介紹時，自己的名字聽起來比平時悅耳。

在我踏入官場的第一個月裏，我去過不同的場合，“被重視”的輕微快樂以及“被忽視”的輕微失落，都發生過。我把它們摘出來放在手心注視，它們從什麼樣的土壤里長出來，我要把土壤清除，我不允許以後我的心裏再長出這種蘑菇。

鬧笑話

我的稀裏糊塗，不久就鬧了笑話。“古道茶城”舉辦書畫展，邀請我局出席並講話，科員小全把他寫好的講話稿遞給我，我大模大樣拿着平展展的A4紙上臺去唸，唸完之後在臺上合影，稿子還在我手中。攝像師衝我頻頻搖手，不按快門，小全急得在臺下做口型“藏！藏！”我完全領會不了他們的意思——原來，“領導”走臺應該雙手無物，步伐莊重。稿子要對摺又對摺，成一枚小物，藏在懷裏，輕輕取出開講。合影時更應藏起紙張，手中無墨，以示胸中有墨。而我，走臺帶稿，拍照帶稿，看起來非常“沒文化”。

除了這兩次“沒文化”以外，我短短的出鏡還有兩處不妥，都是小全跟我說的。第一，別的領導正講話時，我轉臉去看，不妥（我以爲那樣表示我在認真聽，我以前就這麼聽學術報告）。第二，某領導面前，不能提“文化館”三個字，他們之間有矛盾。我剛纔提了兩次，小全趕緊岔開話題，我沒意識到。小全咬了幾下嘴角，顯得有些無奈。在他眼裏，我的表現像個異類。他想要糾正我幾句，又限於職務等級，不便多幹預。

其實不僅是他，幾日前，外人也覺得我是異類。那天我局召集民宿企業擇優評獎，民宿老闆們站在走廊裏，穿繡花衣裳或棉麻長衫，步履閒適。可他們一進到政府會議室，就坐得出奇地直。

我看了他們的幻燈片，有貓有狗有咖啡，四周屋檐錯落起伏，彩色衣裙在舊日瓦和花草間搖曳，像透明油畫輕輕動了起來。每人用五分鐘介紹自己的項目，他們掏出稿子念，聲音繃緊，像在朗誦，時不時打絆兒。我說放鬆點放鬆點，像平時聊天那樣就行，但他們還是堅持念稿。我告訴他們，今天的會議讓我有新奇感：“城牆根兒底下有這麼多漂亮旅店，我都不知道，其他市民大概也很難知道。你們給我多講一些細節，我可以幫你們寫文章宣傳。”散會之後，他們問我：“你是哪兒的？你講話完全不像政府里人的語氣。”

我踏進某一種職業，一開始只是憑本能講話做事，現在我留心觀察部分官員開會時的官腔。我有意抵擋，提醒自己千萬不要那個樣子說話。在我局的民宿評審會議裏，我只希望羣衆覺得我性格好玩願意做事，不想讓對方注意到我的職務高低。

有時，我也得跟別人學着點。比如特色街區辦的唐主任，任何時候發言都記得照顧前一個講話者。他看了我一眼，說：“剛纔楊局講了三點，都非常中肯。下面我補充幾句⋯⋯”他這樣熟練地承上啓下，而我卻總是橫空而出，嘰嘰喳喳，沒前沒後。我這樣可能會讓其他人不舒服。

理想中的圖書館

碑林區文化和旅遊體育局有九個科室，我管四個：文化科、文化館、旅遊科、圖書館（規劃中）。

碑林區圖書館館長姓寧，是我的直系下屬，我叫她寧館或者小寧。她在四十歲左右走上這個正科崗位，算是緩慢。別人說“她很老實，就像個老黃牛”。現在她還和別人擠在一間辦公室裏，等圖書館裝修好，她要搬離這兒，擁有自己獨立的地盤。我打趣她要榮升“山大王”，她卻皺眉，不想當山大王。她說自己生來就不喜歡拿主意，更願意讓別人替她拿主意。她不想當任何一個科室的主管，過去的許多年裏，她習慣別人吩咐什麼就做什麼，那樣不用費太多心，也不會有什麼風險。現在她馬上就要做獨立法人，她怕出錯。出了錯，那可得她一個人擔着。

現在，整個圖書館只有她一個人，光桿司令，沒有兵。我主管的四個部門只有她這樣孤立無援。我得多幫她一點，這是我們兩個人的圖書館。

如果我們有很多錢，我希望能建成一個漂亮的圖書館。外形優雅，巨大的玻璃窗，窗外要有樹，還得是老樹，綠葉輕搖，窗邊座位搶手。現在呢，也沒窗子也沒錢，我把這些事兒暫時撂開，重點考慮怎麼買書。 

最近我的辦公室比較熱鬧，各式商人向我遞上名片。商人消息靈通，建設圖書館的公告剛在政府網站發佈，他們就來了。這一家坐在沙發上和我談事，那一家又在敲門。他們在走廊裏等着，一個接一個。

除開一百八十萬裝修經費，我還有一百萬買書經費。第一個商人建議我用一百萬元買八萬冊書，“八萬冊”正好夠我們明年評估的數量底線。我有些詫異，他怎麼把數字細節搞得這麼清楚？他笑了一下，說他的小舅子認識某個領導，他的老同學又是什麼什麼祕書，他自己昨天剛剛和誰喫了飯。

我學了一個新詞—一碼洋—一即書籍封底上的定價乘以冊數。第二個商人告訴我，他可以給我二五折供貨，一百萬經費保證能買到四百萬碼洋書籍。他悄悄說：“領導來檢查，書多，你比較有面子。”他說他和官場打太多交道了，而我初來，不懂官場規矩，要應付上級檢查，要把面子做得好看，領導纔開心。“領導誰還會一本本翻看書的質量啊？主要是數量。”

他們看起來都比我有經驗，懂“規矩”，引導我這個新手按照他們的方案來。但我感覺這一切都不對勁。第三個商人進門時，我已經做好了對話準備，我要拒絕八萬冊，拒絕四百萬碼洋，那種價格不可能是好書。第三個商人特別擅長堆笑，他說：“您要什麼書，我有什麼書，都是現成書目，幾分鐘內配齊數據，不用您費心。”

教輔書的進價只有一折兩折，雞湯言情書兩折三折，而精品書籍要五折以上。我和小寧商量，考慮到書商的適度利潤，我們按六折或六點五折計算碼洋，纔可能買到好書。數量少一點，保證質量。爲迎接評估，八萬冊是及格線，但是明年下半年才評估，不着急。明年開春我們再向財政局申請新年度的購書經費，今年的加上明年的，應該能湊齊八萬冊。

小寧說自己是門外漢，不懂，買書的事情全聽我的。我們確定方案，一百萬元經費，碼洋在一百五十萬到一百六十萬之間，一共買三萬冊。如果複本（重複的書）數量是三，那麼就是一萬種書。

這個方案進入了我的一封封郵件，我讓所有書商按照我的需求，分別發來一萬種書目。我來擇優篩選，這個事情我喜歡幹。

我陸續收到書單：

大量情感雞湯書籍和長篇小說，書名軟糯可人，共同特徵：書評網站查無此書。

偶有經典作家，恰恰剔除成名作。

偶有經典作品，恰恰繞開優質出版社：《世說新語》——某某日報出版社，《老人與海》——某某旅遊出版社。

兒童書籍，完全杜絕國際大獎和暢銷繪本，可謂煞費苦心。還有一些單蹦兒書目，第2輯，第5卷，前不着村，後不着店。

商人大概沒想到我會一行一行地查看，我也沒想到，我會看見這樣的“報告”“崗位” 與“視角”：

《某某縣政府廉潔反腐敗的公衆感知評估報告》

《高速鐵路接觸網作業車司機崗位》

《價值網企業創業績效損失機理研究——一種基於非物資資源配置的視角》

我看見了一些“文萃”，一些“風采”：

《某某酒業文萃》

《某某師範學院校報文化副刊選集》

《吟誦的女兒——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吟誦推廣志願者某某某老師》

《某某政協委員履職風采》

也看見了一些“學術”。作爲高校教師，我熟悉這樣的名字，知道它們是怎麼生產出來的：

《某派評論視野中的打工文學》

《基於核心素養的大學語文教育》

《主體間性視野中的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教育》

《當代大學生德育中主題教育模式的理論與實務探析》

《創新驅動下的高校服務育人模式研究——某某學院學生事務管理改革的理論與實踐》

我現在明白這些書單是什麼名堂，書店裏賣不動的書、倉庫裏的滯銷書以及那些明知沒有讀者的自費出版書籍，全都塞給了我。

我無法想象我一手弄起來的書架擺的全是三流書，走在裏面多喪氣。圖書館不能只做成政績工程，爲了讀者喜愛，我得把好第一關。

我再次寫郵件：

您好！

您發來的書目我已全部讀過，建議按以下要求修改……近三年出版的新書籍可參考各種網站銷售榜單……古典書籍涉及註解、校對和版本，一不小心就謬以千里。古典文學建議多多考慮中華書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外國文學，尤其是作者去世五十年以上的公版書，不用支付版權費用，譯者水平差異太大。外國文學建議大量採購上海譯文出版社、譯林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這一次，我的郵箱沒有收到回信，但我的辦公室不斷響起敲門聲，收件人直接來到我面前。他們說，以前給政府配貨不會遇到這樣的麻煩，大家都知道“館配”就是這樣做的，書商提供什麼書目圖書館就買什麼書，這樣比較快。我要的書進價太高，讓他們沒有利潤。而且他們沒有精力按照我的要求去修改書目，太費時間。我問他們：“平時讀書嗎？”“不讀，我們是業務員，主要跑業務，哪有時間讀書啊？”

他們帶着笑臉，但我知道他們內心並不喜歡我，怎麼就倒黴碰到我這個“不懂規矩”的“臨時掛職”幹部，爲了書目糾纏不休？

恩百分之幾，威百分之幾？

掛職之前，我以爲文旅工作比較風雅，書香墨韻美景如畫。其實不然，上要編書目，下要打老鼠。

恰逢“滅鼠”工作推進期，週末我接到電話，要我“半小時內陪同碑林區副區長突擊檢查酒店衛生，特別是鼠藥的擺放位置”。

當時我正陪孩子在郊區比賽，他在雨地裏摔溼全身，我與他互換衣服，童裝運動褲穿在我身上短一截，露出我的小腿肚，童鞋上有泥。半小時後，我就這副模樣站立在五星級酒店輝煌的大廳中，等待副區長，鼻腔中湧入玫瑰的甜香。副區長來了，疑惑地看着我這身打扮。

幾個酒店的鼠藥都按規定投放了，我拐到後廚，詢問有無進口海鮮。海外生鮮有攜帶新冠病毒的風險，如有庫存，需層層報備。

白帽子大廚說：“沒有沒有，我們早都不買進口海鮮了，絕對遵守政府的規定。”他把進貨單交到我手裏，公司名稱那一欄全是國產。我的目光往左，掃到商品名稱欄，看見四個字“xx紅蝦”，被劃掉的兩個字依稀看得出是“美國”。他說那兩個字寫錯了所以劃掉。我請他把紅蝦包裝袋拿來給我看看，他瞞不住了。

幾天後，羣衆舉報某酒店即將舉辦大型聚會，疫情期間這屬於嚴重違規行爲。我們的執法大隊立刻去查，服務員正在撕海報撤桌椅，必是有人通風報信了。然而，聚會的Logo 和姓名桌貼依然可見。

店方辯解說：“這是前段時間的聚會，我們還沒來得及撤。”他是在撒謊，前段時間管控比現在更嚴格，不可能聚會。

執法大隊的秦隊長跟我說：“這問題大，得叫來辦公室約談。”

“約談”是一項陌生工作。局長這幾天不在，就得我來。我沒談過，不知道怎麼談。如果恩威並施，恩百分之幾，威百分之幾？我把握不好。

秦隊長挪了把椅子與我並排，酒店經理坐在我們對面，雙腳略分，膝蓋併攏，手指撐在腿面上不動。酒店試圖舉辦二百人以上的聚會，已然違規。經理來我們局裏是來認錯的，但手指裏的情緒分明不服。疫情反覆，酒店的生意也是斷斷續續，賺不到什麼錢。他嘴脣緊閉着，在按捺心中的不滿。

秦隊長遞給我一份文件，“個人防疫三大義務……違者獲刑三年”，這幾句詞兒夠堅硬，給我撐了腰。可是念完這幾句，我就又不知道該如何厲害了。我肯定了酒店多年以來對文旅工作的配合，體諒他們疫情期間的不易，表達了政府的關懷，提出了未來的期望。完了吧？我感覺夠全面了。我說：“就這樣吧，你回吧。”秦隊長抬手在空中頓住，對經理說：“別急，楊局說完了，你們表個態。”哦對，還是秦隊長老練，我把最重要的一茬忘了。對方沒表態，我就散會了，我實在是不會“約談”。

我感覺到，企業一直不太“怕”我們文旅部門，特別是我這樣不夠嚴厲的幹部。我曾和工商局聯合檢查網吧、酒店、遊樂場，我發現他們怕工商局。工商局指出問題，不笑，四棱四方，說的條款我聽不懂，隱約聽見“執照”什麼的。店家連聲說：“我們改我們改。”他那態度，比對文旅局要恭順。

企業違規，政府究竟要怎麼做？溫和一點，他們就愈演愈烈。兇猛一點，我又怕自己“仗勢欺人”。遇到這種雜事我總想躲開，期望能換個人替我出面去做。

如果反過來，要是政府做得不妥，需要向羣衆賠不是，這種事我倒是願意攬。前一陣，代表我區參加全市廣場舞比賽的隊伍，遲遲沒有收到服裝費和演出報酬。確實是我們的財務流程出了問題，羣衆的抱怨聲按不住，成天和領隊嚷嚷。領隊來我辦公室，我給他泡茶，請他先講。他講完了，我搬椅子跟他坐近一點：“您的難處我都理解，是我們做得不對。我向您允諾一個期限。“我做好了繼續聽他發火的準備，他卻立即接受了我的道歉。

套話爲什麼這樣流行？

讀公文是我的必修課，人們也許以爲此事苦在嚴肅枯燥，其實不然，行文的冗餘纔是閱讀的重擔。在同義重複中提取真正的主旨，就像在層層堆積的脂肪中尋找有限的肌肉。寫稿者多支出一部分無用功，閱讀者再次耗費一部分時間，一重低效疊加另一重低效，每一天，我的目光就在這樣的句式中徘徊：

爲保護好、傳承好、弘揚好黃河文化，努力推動黃河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推動黃河流域精品力作，以藝術的方式講述黃河故事，進一步豐富城市文化內涵，拓展文化深度、廣度和影響力，擴大文化旅遊消費市場，提升我市文化、活力、時尚與魅力指數，引導市民及遊客感受文化魅力，體驗黃河文化氛圍，定於某年某月某日開展“黃河之行”民間藝術回顧展活動，制定活動方案如下……

這是小李提交給我的文件。眼前這頁紙上，核心要點周圍簇擁着大段說辭，段落與段落之間高度相似，互相複製詞彙和口號。空浮的意義像濃霧一般升騰起來，包裹着草木房舍，讓它們面目模糊。我得一行一行地掃視，花大力氣擰去毛巾的水分，才能獲得乾貨。

套話爲什麼這樣流行？威廉·津瑟在《寫作法寶》中說：“管理者一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沒人再去向他指出簡單陳述句之美。”我承認，“不懂文字之美”也許是一部分原因，但“故弄玄虛”恐怕是更深層的心理需求，越玄虛，越沒有破綻，就越安全。有關這一點，影評人梅雪風說得很清楚：“套話的核心要義就是不負責任，所以不敢指向任何實際的問題，永遠都只是在言語自己的迷宮裏自我繁殖，用一種鏗鏘有力的空轉作爲行動的證明。”

我把小李寫的這兩段壓縮成三五句，接着批改寧館交來的幾份文件。第一份是寧館爲領導擬的講話稿：

今天我主要講三點：

第一點，  提高政治站位……首先……其次……再次……

第二點，  落實服務措施……首先……其次……再次……

第三點，狠抓安全生產……首先……其次……再次……

多年前的夏天，我生活在部隊家屬院，主力軍隊去外地執行特殊任務，只留下姓曹的副團長和一些哨兵在院裏。曹團長隔一陣就要給軍嫂開會，統一思想認識。他一個人坐在大禮堂高高的主席臺上，軍嫂帶着孩子們來聽講。臺下熱熱鬧鬧，有給懷裏嬰兒哺乳的，有織毛衣的，幾十個小孩在椅子底下爬來爬去。哨兵維持秩序也沒用，孩子哇哇叫，軍嫂的手叭叭打在孩子屁股上。曹團長氣壞了，聲音越說越高：“下面我講第四大點的第六小點，你們每個人都拿筆記下來！”

我給寧館講這個故事，她笑着搡我一下，說那就刪掉幾個“首先其次”。

寧館交來的另一份文案是“你選書，我買單”活動宣傳海報。這份文案有四五百字，對於海報來說有些長，難以突出有效信息。我保留了必要部分：活動時間、地點和具體規則，刪去我認爲不必要的部分。

寧館說：“你確定要刪除嗎？真能刪嗎？”她不太敢刪。從前我給寧館改稿，比較堅決，就像批改學生論文那樣不留情面。後來我發現，每當我拿着筆刪去她的官話套話，她的表情像在高空中被解去了安全索，“可以嗎？真的可以嗎？”我就猶豫了。我改得太厲害，和別人格格不入，她會爲難。

寧館一向謹慎。的確，在政府裏，難得有放下規矩的鬆弛一刻。前段時間的一個傍晚，市政府在北郊運動公園舉辦露天演出，徐副市長落座在第一排中央，我在他右後側不遠處，我身後的椅子滿是羣衆。場地四周攔着繩子，總有小孩想要鑽過來看熱鬧，保安不讓。副市長朝小孩那邊張望了幾眼，向左側處長耳語，處長走到保安身邊要解開繩子請孩子們進來，另一位處長從外圍趕過來，攔住說這怎麼能，孩子進來亂套了。第一位處長回身指一指徐副市長，第二位處長將信將疑，手依舊捏着繩子。副市長站起來招手示意，說：“是我說的，讓小孩來坐在我前面。”嘩地一下，一羣背心短褲花裙子小孩湧進來圍在市長腳邊上。節目開始了，水泥地還略微有些熱，小孩並不安靜，竄來竄去，副市長的側影笑眯眯。

因爲恭敬的氛圍整日籠罩，所以我總是對這些旁逸斜出的時刻特別留心。開會時，聽見生動的句子，我記下來：

省委書記在講安全生產時說：“寧可聽罵聲，不可聽哭聲。”

 市委書記補充說：“我們不要帶血的GDP。”

 統計系統開整改會，副省長說：“局部生病，我們全省都要一起喫藥？但我們應該來一次立正稍息，向右看齊。歪風邪氣打下去，清風正氣樹起來。”

……

可惜這樣的片段稀有，大部分會場裏只有雷同句式。我想起維特根斯坦所說：“語言的邊界即世界的邊界。”空洞的語言背後是什麼意圖，刻板的語言背後又是什麼意圖。在這裏，千人沒有千面，人們把自己的個性和情感隱藏起來，再用格式化語句製造統一外表。這也許便於管理，促使內部秩序穩定步調一致，但這種語句很難獲得外面的讀者和聽衆。我局微信微博號每日推出政務新聞，年度運營費用十萬元，每篇文章閱讀量兩位數或三位數，大半讀者來自單位內部。

每個單位都有網宣支隊，突然之間傳令要求成員轉發某個帖子，或者要求在某條時政文章下方以某個立場發言並截圖反饋羣裏以證明自己完成任務。我想試試我的掛職身份能否讓上級對我睜隻眼閉隻眼，讓我免於這類義務。我成功了，我在網宣支隊裏是唯一的沉默者、安全者。可是寧館若是不及時轉發跟帖，就會招來批評。相比高校，政府人員的朋友圈內容都比較官方，一眼看去全是政務新聞，很少表露私人喜怒哀樂，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的內心也如此整齊劃一。

我帶着另一套行文習慣來到這裏，我頭腦中積累的好文章標準在這兒不太管用，很多次我和上級的意見都不一致。曾有科長這樣提煉工作要點：“1個主題，2場大賽，3次培訓，4份文書，5次整治……”我覺得不太好，但是上級覺得挺好。又有一次，旅遊科請來一位專家教授協助撰寫“十四五發展規劃”，造出許多名詞。其中一章名字是：“文旅+”和“+文旅”。我儘量忍住，唸了兩遍還是想笑，這繞口程度堪比李澤厚講康德——“批判哲學的批判”，誰能搞得清楚，可專家說上級就喜歡這種名詞。專家還爲民宿規劃未來方向，比如建議與咖啡、演出結合，等等。其實，咖啡與演出在“一夕”民宿裏早已實現，還衍生出更多有趣樣態，只是專家不知道。我從他的文字想到自己從前和社會的脫離，高校裏的人得多出來走走，才能避免紙上研究落後於實地發展。

正處，每天25個；副處，每天10個；正科，每天4個

政治站位的意識，大約滲透在每一位公務員的頭腦深處。他們非常警醒，比如“疫苗接種率”，就跟主科成績似的，考得差一點就緊張。區委書記去市裏開會帶回消息，碑林區疫苗接種率66%，位列全市第八。他不滿意，給我們訓話訓了一個小時，“第八啊，一不小心就要到落後梯隊。我們作爲城三區之一，捫心自問，這樣的成績，說得過去嗎？我們的領導幹部必須提高認識，發動羣衆，齊心勠力，推進接種！”

書記一聲令下，表格立即下發，將動員接種任務量化爲阿拉伯數字。爲防止造假，還須登記每位羣衆身份證號和電話號碼。完不成數量的幹部，需要寫書面報告解釋理由，情況嚴重者要寫檢討。達到90%以上接種率的，給單位入口處貼上綠色標籤，疫苗排名將在文旅融合排名中佔分數，接種率也要納入年度考評。

不得不說這套管理方法很獨特，疫苗數量和職務級別形成美麗的規律，標準的等比數列：

正處，每天動員25個。

副處，每天10個。

正科，每天4個……

書記大手一揮：“散會！”

多虧我職務不高，領到的任務只是十個。我在各個朋友羣裏吆喝了一天，只動員了三個。我失眠了，我想成爲沒有任何職務的平民。

爲完成疫苗任務，所有帶職務的幹部都必須帶頭，這可苦了102室的楊局，他異常害怕打針。這事兒發生在別人身上還能招來憐惜，與他高大健壯的身板結合則有些喜感。他說：不要笑，不要笑，這是當年在體育學院落下的病根。保健室裏的針療把他同學扎得像個小刺蝟似的，同學嗷嗷叫，他看了一眼就渾身發抖，從此不能見針。在單位裏他一直拒絕年度體檢，能躲則躲。可是現在，他已經坐在醫生面前，神情莊嚴，四肢繃緊，胳膊剛剛纏上血壓計的繃帶，數值立馬從120飆升150。醫生說血壓150不能打疫苗，他閉上眼睛說：“我靜靜，我靜靜。”後仰於椅，大口呼吸：“哎呀我不敢看，我怕我暈倒。”我說我和寧館按住你怎麼樣，他不說話，直搖頭。細針逼近粗臂，他突然拿起手機給同事打電話分散注意力，還沒接通，醫生就說：“打完了。”我和寧館笑出聲。

爲動員羣衆，我們發明新辦法。寧館打印我區所有接種站地址電話，擺在圖書館前臺，見人就勸，可是離那個等比數列依然有距離。館員獻出一計，不如直接奔赴接種點門口，逢人就問“對不起打擾了我是政府公務人員上級要我必須完成動員任務完不成我就要受罰不好意思您能把您的身份證號碼和電話號碼填在我的表上嗎謝謝謝謝。”幾位館員練就新技能，語句流暢，表情謙恭，心態強大，被拒絕一百次總有一次被答應。晚上他們拿着填滿名字的表格歸來，活脫脫房產經紀推銷員。

我局任務完成，街道社區又請求我們支援。他們分到的名額更多，難以完成，遞給我們一沓名單和經驗：照着名單挨個兒給羣衆打電話，撥通之前要做自我心理建設，像迎接冰雹那樣迎接羣衆的責罵。萬一對方把電話掛了，也別放棄，第二天接着打。羣衆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咱們態度再軟和點，循循善誘，徐徐圖之，冰雹有可能變成毛毛雨，有可能雨過天晴……當然，也有可能變成更大的冰雹。

“10%不夠我和領導分的，40%纔夠。你掂量。”

那天，一個男人走進圖書館坐了下來。他說自己經常和領導喫飯，那些領導的名字從他口裏依次彈跳出來，飄浮在空中，簇擁着他的嘴角跳舞。然後他說：“有個領導讓我來給你捎個話，你必須取消全部書目。”“爲什麼？”

“你的書目裏全是好書，利潤太低，領導拿不到好處。你不要問我是誰，我常年給領導跑腿。我要哪個書商中標，他就能中標。我要從中分成，領導也要分成。”

“領導”這個詞變成了一個集羣，人頭攢動，辨識不清。我應該去找誰述說我這個書目的意義，它爲什麼不能被取締？“這個書目集合了幾十位專家的心血，而且羣衆一定會喜歡。”這個理由在我這裏足夠飽滿足夠沉甸，但在別人的秤上也許輕如鴻毛。

我儘量讓自己情緒正常，只有在面對寧館時我纔可以卸下面具，最激動的時候，我對着座機的聽筒嚷嚷：“紀委就在二樓，我轉身就可以上去！”在這個辦公室，我不曾這樣憤怒過，說完了我才意識到紗窗沒有關，窗簾沒有拉。我感覺到自己的失態，靜坐了一會兒。

我給寧館發了一條短信：“剛剛我電話裏發火說的事，你知我知就可以了，不要給局裏其他人說，傳出去都是是非。”

這件事，我只能跟寧館講。寧館確實靠得住，沒有壞心思，關鍵時刻拿住了方向。我這個快要離開的掛職幹部，又能給她帶來什麼好處？但她還是跟我站在一起。

我大概很難贏。我原本就不大的權力已經微弱到幾乎沒有，我的性格又是直來直去，不擅長話中有話。面對中間人，我要怎麼旁敲側擊，怎麼委婉施壓，纔可能扭轉局面？

下班了，我沒有走。隔壁傳來噹噹噹的聲音，是乒乓球敲擊着檯面，應該是紀委的那幾個幹部在打球。我們局在大廳裏放了一張球檯，紀委在我們樓上辦公，常來。此刻的球聲像是自我介紹：“我是紀委、紀委、紀委……”

路過球檯，紀委的幹部大聲跟我打招呼：“楊局下班？不來打兩下？”

這是我衝動之下最想與之對話的人，但我又不能一下子把關係全都撕裂，我馬上要走了，寧館還在這，這個案子會影響她年終考評，誰來幫她收拾殘局？在與暗處對手較量的過程中，如果我輸了，真是對不起（幫我編書目的）那五十位朋友。他們無償地幫我編制書目，就這樣化爲烏有。我也愧對老百姓，沒能給他們買來好書。

回家之後，我關緊臥室門，推上紗窗，拉嚴窗簾，打了幾個電話。

趙文說：“素秋，你不要撕破臉，你去和他談。阿爾都塞說了，要在敵入的陣地中打。你去暗示他，你掛職結束就回原單位，可以作爲社會監督力量繼續向他施壓，這事情也可以捅到媒體，‘十八大’以後不收斂不收手是什麼結果？他有膽這麼貪，有命花嗎？但是，你要記住，做能臣要比做奸臣還要奸，這幾天你推演一下攻防步驟，不要出漏洞。”

弟弟說：“姐，你不要撕破臉。你作爲文學教師，完全可以編織辭令，把話說得更委婉一些嘛。你可以這麼說‘您知道，咱們這個圖書館關注度一直比較高，我在央視節目裏說過館配書成本低的問題，萬一央視啊、紀委啊，隨後回訪，發現裏面都是館配書，您想想，瓜田李下的，解釋起來很麻煩。再說了，我和您雖然是身正不怕影子斜，難怕有些人捕風捉影，再者，我也邀請了幾十個專家，這麼多人如果發現他們做的書單完全沒有上架，也會發表意見，萬一在報刊媒體上發表文章批評我們，恐怕不太好。這個圖書館，用得好了是政績，但也是雙刃劍。我馬上就走了無所謂，就怕影響您。’姐，這就是優雅威脅，該說的都說了，要是聽不懂，就是個傻子。人都要面子，要臺階下。你還可以說，感激對方一年來給你的信任和支持，如果對方需要，你離開之後，也會持續給圖書館幫助。長期合作，搞成碑林區的門面。幫他弄政績，也是給他的好處嘛。”

夜裏，我夢見自己在游泳池笨拙地遊着，胳膊很沉很沉，就要下墜，我想呼救，突然發現泳池裏只有我一個人，水深不見底，而池壁還有好遠。我開始嗆水，拍水，胡亂撲騰，這時候鈴聲大作，我從水裏伸出手臂，抓到一個電話聽筒，我自動漂了起來。電話裏有男聲有女聲，所有聲音重複唸叨着一個詞“有個領導有個領導有個領導”，嘈雜不堪。我扔掉聽筒，就開始下沉，抓住聽筒貼在耳邊，就又漂浮起來。我不得不聽這些噪音。我渾身溼淋淋，泳裝裏竟然有兩個口袋，有兩張紙，一張是趙文的話，一張是弟弟的話，水已經把字跡浸泡得有些模糊，但還能辨認。我展才皺巴巴的紙張，大聲朗讀，用我的聲音壓倒聽筒裏的聲音。那聲音消失了，一片寂靜。

夢境只是夢境。在真實生活中，“那個領導”是誰，我始終不知道。“那個領導”會不會向我讓步，我也不知道。我只能通過中間人向“那個領導”傳達我的態度。

趙文和我弟弟教給我的話，我都講了。中間人說他回去給“那個領導”說。而我陷入了焦灼，我只有二十天時間，他們這樣拖下去，是要拖到我輸。

我很着急，我得戰勝“那個領導”。我一定要保衛書目，這是我最後的陣地。我有足夠的勇氣。只是沒有足夠的智謀。快給我出主意，我怎麼才能找勝“那個領導”？抄佛經能不能轉運？能轉運我現在就抄。捐助貧困學生能不能轉運？原本我打算秋天開學再捐，索性提前到今天，我現在就去銀行櫃檯辦理。

弟弟哈哈大笑：“你想捐就捐唄，還搞迷信，不問蒼生問鬼神！”

宋璐惡作劇：“你去銀行，正好遇見那個領導，領導也在給貧困學生捐錢，做此法事以期能順利黑下圖書館的回扣。”

我在銀行單據上填下：

名稱：陝西省紅鳳工程志願者協會

開戶行：中國交通銀行大雁塔支行

賬號：6113 0105 3018 0100 263xx

備註：捐助2021 級學生魯x

辦理業務的銀行工作人員問我：“‘紅鳳工程’是哪兒的啊？可信嗎？”她也對公益感興趣，一直想捐，沒找到放心的項目。我告訴她，這個項目是陝西省婦聯發起的，只資助女生，二十多年前資助過我，所以我信任這裏，有發票，學生和資助人建立一對一聯繫，不會騙人。她說：“那太好了，我也來查查學生的資料，挑一個，今天就捐。”她低頭寫字，記錄“紅鳳工程”的辦公電話和詳細捐助流猩。她的下頜線系柔順，是個溫雅的人。我剛剛走進銀行時的鬱結之氣緩緩散開。

離掛職結束倒計時十五天，“那個領導”依然沒有動靜。書如果再拖着不買，可能會影響年底評估。

局裏同事和我說話好像有些異樣，也許他們知道我面臨的狀況。寧館來了，鎖上我的房門，欲言又止。她說“那個領導”託中間人帶話，問她憑什麼相信我是在編書目。誰會笨到用三個月時間去編一份書目，不拿一分報酬？說不定我根本就沒編，是和書商勾結一起撒謊，分錢。

我大笑。掛職人員的工資都是原單位發的，我確實沒有拿過政府一分報酬。不知道“那個領導”是要挑撥離間，還是他實在不相信一個人可以不計報酬地做事？我打開手機，展示各個朋友談論書目的聊天記錄。我又打開電腦，“原始書目”以朋友姓名的最後一個字作爲標記—一“哲軍帆書目”“耘鋒震書目”“墩明睿書目”…

還有“已查重書目”“小呂合併書目”“出版社書目”“去年缺貨書目”“法律醫學書目”“理想國商務三聯譯林書目”“定稿書目”……我對寧館說：“這全是我編書目的的證明，每份文件後面顯示修改的最後日期，都是這三個月做的，你拍照存檔，拿去給中間人看吧。”

《莊子·秋水》裏，惠子怕莊子與他爭權，莊子給惠子講了一個故事：鴟得到一隻腐爛的老鼠，害怕鵷雛與自己相爭，便大聲嚇脆鵷雛。鴟並不知道，鵷雛只喫清潔新鮮的食物。想起這個故事，我笑得厲害。我應該像莊子那樣，向惠子做出嚴正聲明—-我不喫腐鼠。

寧館請我過幾天去招標現場打分，我說：不，我去年沒參加圖書招標打分，今年也不會參加打分。我甚至連招標現場都不打算去。

我希望以我的“堅決不在場”問“那個領導”表示，我根本不會沾染這裏的錢。我只是要保護我的書目。

中間人又來了，說，“書目去掉百分之四十，總該可以吧？一百多萬的百分之四十，才幾十萬嘛。”

我很想問他：“你代表哪個領導？你說，我開錄音鍵錄下來。我憑什麼相信你和領導的關係？你讓領導親自給我打電話，我來跟領導解釋。”

這些話在我心裏倒騰了一會兒，我又接下去了。我只是說：“不可以。按照往年規矩，書籍有破損或者缺貨可能，我們在合同裏寫明配貨率95%，也就是誤差率5%，現在我頂多讓步到誤差率10%，但絕不可能誤差率40%。”

他撂下一句話走了：“10%不夠我和領導分的，40%纔夠。你掂量。”

一個月前，我接到來自上海的電話，作家經紀人毛曉秋讀到“騰訊穀雨”記者楊宙對碑林區圖書館的報道，建議我把建設圖書館的事情寫成一本非虛構書籍。其實剛剛掛職時我有過類似的打算，我在南院門的經歷也許可以寫一本《芝麻官札記》，但後來我在“貞觀”發表的“個人英雄主義”文章引起一些官員不滿，讓我意識到，凡是寫政府的紀實類文章，都要謹慎再謹饃。我和經紀人反覆討論寫作提綱，儘量把握言論尺度。

最近發生的這一切，爲我們正在擬製的大綱貢獻了突如其來的情節拐點。毛曉秋說：“我能感受你的難過和氣饋，這種事情我沒想到在現實中居然發生了。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素材，當我們的理想和現實發生衝突的時候，也許我們在現實中居於下風，但這個題材可以在寫作中煥發新的生命力。退一萬步，假設三個月的心血編成的書目不能夠在圖書館中落實，也可以在你的書中長存下去，所以想到這一點，你不要太悲傷。”

毛曉秋的話給了我安慰，如果結局真的無法扭轉，我也得接受，但我決定最後試一次，盡人事，聽天命，這部書稿是我最後的賭注。

我主動找到中間人，告訴他我正在寫書，會把這些事件如實寫進去。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我出示了我的寫作大綱。

第二天，招標公司打來電話，中間人撤退了，不再參與我們的事。我的書目保衛成功，第三天正式開標。

在夢裏，一棵樹在我的窗外長了起來，我眼睜睜地看見花蕾像蘑菇一般頂破溼潤的樹皮，一簇簇鑽出來，手舞足蹈，在空中搖。粉紅色的一朵朵雲。夢醒了，我背部的骨骼一寸一寸地鬆弛，像在發酵。我長長地吐氣、吸氣，氣體在骨頭的縫隙中流動。

加繆《鼠疫》中，記者朗貝爾和醫生爭論人們在爲什麼而死。朗貝爾說人們過於英雄主義時是在爲理念而死，而人應該爲其所愛而死。

然而醫生說：“這一切裏面並不存在英雄主義。這只是誠實問題。這個概念可能會引人發笑，但與鼠疫鬥爭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誠實。”

“誠實是什麼？”朗貝爾說，態度忽然嚴肅起來。

“我不知道誠實在一般意義上是什麼，但就我的情況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