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燦:文革開始的最後一堂文化課

記得是1966年夏天的6-7月份, 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經在太谷縣的唯一重點中學點燃,學校裏出現了批判校領導和老師的大字報。我們初中75班的同學剛剛從北沙河農村支援麥收回到學校。高年級的同學比我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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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是1966年夏天的6-7月份, 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經在太谷縣的唯一重點中學點燃,學校裏出現了批判校領導和老師的大字報。我們初中75班的同學剛剛從北沙河農村支援麥收回到學校。高年級的同學比我們行動快,許多同學提出停課鬧革命的要求,許多班級已經停課了。學生開始造老師的反,師道尊已經嚴蕩然無存,老師們實際上已經無法上課了。

我們那天上午上的是英文課,代課老師是和藹可親微胖的方堅予老師。她最後帶領我們唱了幾遍英文版“王傑的槍我們扛”:

“Wangjie’s gun our shoulder
Wangjie’s song we are sing
No fare of hardship, no death neither
Dedicated to the revolution and the party
……”

我們太谷中學,曾經在1957反右運動期間,接受了來自北京的一批高知右派分子。有教英文的兩口子全地、邱家老師和方堅予老師,教俄文的樂靜敏老師,還有其他科目的周廉和武希義老師等。作爲摘帽右派的方老師,借她100個膽,也不敢對抗文化革命的歷史洪流。

文革開始不久,他們這些牛鬼蛇神就被遣送到杏林農場勞動改造。方老師當時激情滿懷地大聲宣佈:“從現在起,我們響應毛主席、黨中央文化革命的號召,停課鬧革命!”同學們立即歡呼雀躍,掌聲雷動,興奮無比。感覺到我們雖然無緣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但是能夠親自參加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真是無比幸運,無上榮光。

我們這批天真無邪的少年,一直到多少年之後,飽嘗底層社會的艱辛苦辣,才真正理解到失去受教育的機會,對於我們的短暫人生意味着什麼。

以詩爲證:

停課革命歡呼聲,
一場浩劫到底層。
涉世才恨讀書少,
小學初中益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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