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難盡朱鎔基：貳臣、忠臣與能臣（文字整理稿）

1957 年，國家計畫委員會的大鳴大放活動中，一名 29 歲的年輕人被指定發言。年輕人勉為其難的站起來說了 3 分鐘。他根本沒有想到，就是這 3 分鐘不痛不癢的發言，讓他在 1 年後被劃成右派，開除黨籍，下放勞改，蒙冤 20 年。他更沒有想到，20 年後，他居然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最終登上沒有想到過的權力高峰。這個年輕人，叫做朱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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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二大爺

朱鎔基的早年經歷

1957 年，國家計畫委員會的大鳴大放活動中，一名 29 歲的年輕人被指定發言。年輕人勉為其難地站起來，說了三分鐘。他根本沒有想到，就是這不痛不癢的三分鐘發言，讓他在一年後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下放勞改，整整蒙冤 20 年。他更沒有想到，20 年後他居然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最終登上從未想過的權力高峰。這個年輕人叫做朱鎔基。

朱鎔基的家庭背景

朱鎔基出生在湖南長沙縣安沙鎮和平村，他家的直系祖先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第 18 個兒子岷莊王朱楩。這個岷莊王的分封地在湖南的武岡，所以他的後裔基本都在湖南，算是一個望族。尤其是到朱鎔基的曾祖父朱昌琳這一代，他靠倒賣糧食發了大財，家族也人丁興旺。

但是在望族裏面，並不是家家都好。朱鎔基的家就比較坎坷。他的父親叫朱希聖，從小就染上了肺病，也就是俗稱的肺癆，這在以前是不治之症。為了救朱希聖，朱家的長輩決定給他娶親"沖喜"。所謂的"沖喜"，是中國農村很普遍的一種習俗，現在也還有。一般來說，家裏有人病危，或者家族非常不順時，通過結婚的大喜來沖刷晦氣，希望給病人或者家族改運，這就叫"沖喜"。

朱鎔基的母親張氏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匆匆嫁入朱家。但是"沖喜"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在張氏懷孕後，朱希聖的肺癆沒有好轉，反而加重了，沒有等到孩子出生就英年早逝。他留下的遺腹子就是朱鎔基。

更悲催的是，1928 年 10 月朱鎔基出生後，他的母親也感染了肺病，無法給孩子餵奶。因此，朱鎔基被託付給了他的三伯母。在朱鎔基 9 歲時，他的母親也因病去世，朱鎔基徹底成了孤兒，完全靠他的三伯和五伯照顧長大。

雖然是孤兒，但朱家畢竟在當地是望族，所以朱鎔基在伯父們的幫助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47 年，成績優異的朱鎔基從湖南省立第一中學畢業，順利考上了清華大學電機系。在清華求學期間，朱鎔基非常活躍，入學後便積極參加學生運動，還當上了清華學生會的主席。當時清華和北大都是中共地下黨滲透非常成功的地方，朱鎔基也不例外。1948 年 12 月，他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1949 年 10 月又正式入黨，開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政治生涯的起步

朱鎔基 1951 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畫處，擔任計畫室副主任，是個副科。當時主政東北的是老毛的愛將、東北王高崗。老毛在建國後，為了制衡周恩來和劉少奇，大力提拔高崗。當時中央政府的六個副主席裏就有高崗。為了分掉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的權力，老毛還單獨設立了權力非常大的國家計畫委員會，讓高崗當主席。這個計畫委員會其實就是發改委的前身，當時與政務院平級，主管大政方針，權力甚至比政務院還要大，是個實權部門。

高崗升官後，大批東北的老部下跟隨他雞犬升天，一起進京，其中也包括朱鎔基。他在國家計委擔任燃料動力局的組長，負責掌管電力。1954 年，高崗在與周恩來、劉少奇爭權失敗後，被周恩來和劉少奇聯手搞倒。老毛坐山觀虎鬥，導致絕望的高崗被逼自殺，國家計委也跟著遭殃，很快被撤掉併入國務院。

但朱鎔基因為當時官不大，與高崗的關係也不密切，所以受到的影響有限。隨後，他擔任了國家計委副主任張璽的秘書，還兼任了綜合局的副處長，升上了副處級。但是沒想到厄運很快就來了。

1957 年，老毛搞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給黨提意見。結果大家都知道，兩個月後老毛翻臉了，凡是提意見的都成了右派，這就是著名的反右運動。55 萬名知識份子遭殃，幾乎整個中國的脊樑都被打斷，被整得那叫一個慘。這個引蛇出洞的招數不僅用在黨外，黨內遭殃的也不少。當時很多黨委號召黨員向黨組織提意見，國家計委也召開大會。當時的主任李富春親自動員，要求大家提意見。

反右運動的影響

本來論官職、論資歷，這事兒根本輪不到朱鎔基。畢竟他當時只是個 29 歲的副處長，在國家計委根本不算啥。但是那些狡猾的老油條都不發言。在大鳴大放的時候，同志們都要求他說：“你是黨組的最高領導秘書，你不跟黨組提意見，那誰提啊？一定要你提。“於是，朱鎔基在局內勉強發言，也無非是講了三分鐘的內容，出言不慎。

於是，年輕天真的朱鎔基沒忍住，站起來說了三分鐘，就是這三分鐘害了他 20 年。那麼，朱鎔基到底說了些什麼呢？

朱鎔基本人在 1988 年 4 月 25 號的上海人代會上，作為市長候選人，在自我介紹時專門提起這段往事。他當時說，他的意見是這麼提的：“國家計委和地方省市計委的一些領導，在編制計畫預算時，往往不做認真的調查研究，只聽下級的彙報，只看下級給的數據，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這種主觀主義現象正在滋長蔓延，對國家計委的工作有害無利。”

說實話，朱鎔基提的這個意見，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是一句不痛不癢的批評。脫離實際是官僚體系的普遍問題，這種話就相當於說"你的缺點是理論學習不夠”，意義不大。

但是，就這麼一句看起來還比較安全的話，卻差點給朱鎔基帶來滅頂之災。

1957 年 10 月，反右運動展開後，各部門都要按指標劃右派。有右派要揪出來，沒有也得揪出來。朱鎔基的這段話，正好符合右派的標準。再加上他資歷淺、年紀輕，不當右派誰當右派呢？所以很快，1958 年 1 月，朱鎔基就光榮地成了一個右派，被開除黨籍，撤銷副處長職務，行政降兩級，直接下放農場勞動改造。

雖然處理很重，但朱鎔基畢竟是當過領導秘書，還是獲得了一些關照。在農場勞動改造了一段時間後，他被調到國家計委下屬的一個中專學校當老師，專門教數理化。1962 年，他因所謂的思想改造好，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又調回國家計委擔任工程師，但依然是重點穩控的對象。

所謂的"摘帽右派”，這裏我解釋一下，為什麼共產黨會搞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身份定義？比如"摘帽右派"。既然改造成功了，已經不是右派了，為什麼還要把它定義為"摘帽右派"呢？摘帽這個詞，本身就表明黨曾經對你的右派劃分是沒錯的。現在黨把你頭上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但不是平反，也不是給你恢復名譽，而是重新劃分你的成分。你畢竟戴過這頂帽子，所以要老老實實地記住，你在政治上依然屬於低人一等的賤民。

我曾經說過，別的國家搞種族歧視，一般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間。唯有共產黨，他在一個民族內，甚至在一群人內部，都可以搞出花樣繁多的種族歧視來。

“摘帽右派"的經歷

說回朱鎔基，他在文革中，這個"摘帽右派"的身份，再一次給他帶來了麻煩。從 1970 年到 1975 年，朱鎔基又被下放到湖北襄樊的"五七幹校"去勞動五年。這五年裏面，朱鎔基完全過的是農民的生活，種過小麥、棉花、水稻，也放過牛、羊，甚至養過豬，還當過炊事員。到 1975 年，鄧小平二次複出，政治氛圍稍微寬鬆一點之後，朱鎔基才時來運轉，又被調回北京，在石油工業部管道局電力通訊工程公司工作。主要工作就是爬電線杆，安裝高壓線和變電站。這個危險的工作，他幹了兩年，後來被任命為辦公室的副主任，重新當上了一個副科級幹部。

要知道，朱鎔基在 1951 年在東北工作的時候，23 歲的他就已經是副科了。兜兜轉轉 26 年，到 1977 年，朱鎔基已經是 49 歲，中年大叔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紀了，這個時候他又回到了副科，這真的是造化弄人啊。包括朱鎔基自己，沒有人能夠想到他的仕途還能有什麼前景可言。

1978 年，朱鎔基在東北和國家計委時期的老上級馬洪出任中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他立馬就把自己的老部下朱鎔基調到自己手下，當研究室的主任。同年，胡耀邦主持大規模的平反，朱鎔基終於甩掉了"摘帽右派"的身份，恢復了黨籍，同時還恢復了副處級的職務。

東山再起

馬洪對於朱鎔基來說，可謂至關重要。因為馬洪是中共大佬陳雲派系的，馬洪的這個工業經濟研究所當年招收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研究生，那就是陳雲的大兒子、同樣是清華大學畢業的陳元。可見其中水之深啊。陳元雖然是個研究生，可他卻是這個研究所的黨支部成員。朱鎔基恢復黨籍，就是在陳元和馬洪的主持下完成的。一個是朱鎔基的老上級，一個是朱鎔基的清華校友，重點關照他太正常了。朱鎔基和陳雲的兒子搭上關係，這一點對他後面的仕途影響太大了，這個呢咱們後面再說。

跟著朱鎔基一起時來運轉的，還有他很多的老上級，比如原來國家計委的袁寶華。他出任了新成立的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這個國家經濟委員會，其實就是從原來的計畫委員會分出來的。袁寶華也看上了朱鎔基，很快就把他調到了自己的部門，出任綜合局的副局長。1982 年，又出任技術改造局的局長，成為正廳級幹部。朱鎔基在四年內就完成了從副科到正廳的東山再起。

這裏我強調一下，現在的中國公務員，他的晉升是有規範的，升一級需要多少時間是有限制的。但是在 90 年代之前，是沒有這些限制的。我給大家舉個例子，我在檔案中見過一個領導的司機，他從辦事員直接提拔為正處級的團委書記，一下子提了五級。所以朱鎔基 4 年翻身，一點都不奇怪。但是這個還沒完，朱鎔基此後的升官速度更快。

1983 年，朱鎔基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黨組成員，晉升副部級。1985 年，擔任國家經委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晉升正部級。直到 1987 年，他又被外放赴上海，接替江澤民出任上海市市長。從 1977 年一個電力公司的辦公室副主任、副科長，到 1987 年的上海市長、正部級的封疆大吏，朱鎔基只用了 10 年。這個翻身速度，翻遍中共的黨史，也是不多見的啊。

政治升遷與關鍵人物

很顯然，這不是運氣，也不全是能力，因為那個時候朱鎔基還沒有機會和舞臺去體現能力。這其中更重要的是遇到了貴人，找對了靠山。朱鎔基這種孤兒出身，並非紅二代，參加革命也非常晚的人，想在黨內爬上金字塔的上層，沒有貴人那是不可能的。朱鎔基的貴人主要就是三個：陳元、陳雲、宋平。

前面我說了，朱鎔基通過老領導馬洪，在工業經濟研究所，很幸運地認識了陳雲的兒子陳元，而且兩個人的私交非常好。在陳元的大力推薦下，朱鎔基很快就走進了陳雲的視野。當然，朱鎔基後來也投桃報李，讓陳元當上了正部級的國家開發銀行的行長。

陳雲這個大佬，我以後會單獨說。他在黨內，那是改革開放後唯一能夠和鄧小平扳手腕的幕後人物。他的資歷在某些方面甚至還要超過鄧小平。中共建國的時候，權力核心是中央書記處。當時有所謂的五大書記：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陳雲。你可見陳雲的資歷有多老啊。1976 年之後，前面四個人都已經去世，只有陳雲還在。所以改革開放後，中共的人事安排，事實上就是鄧小平和陳雲兩個人說了算。被陳雲看上，這才是朱鎔基仕途起飛的關鍵。

在推薦朱鎔基的過程中，除了他的兒子陳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人也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那就是陳雲派系的另外一個大佬——宋平。宋平現在還活著呢，100 多歲了。我之前講胡錦濤的那期視頻說過，宋平他也是清華畢業的，他是中共黨內清華幫的真正創始人。胡錦濤最早的伯樂就是宋平，是宋平在甘肅當省委書記的時候把名不見經傳的清華小師弟胡錦濤提拔起來的。而朱鎔基也是清華的，當時分管組織人事工作的宋平，對朱鎔基也是大力推薦。朱鎔基後來在上海市長候選人的見面會上還專門提到了這一點。他說他到上海工作是宋平代表中央找他談話，在這種情況下，朱鎔基得到陳雲的欽點，火箭般的提拔也就不足為怪了。而且被外放到陳雲的老家、中國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去當市長，可見陳雲對他的看重。

說到這裏，可能就會有人有疑問了。陳雲和宋平都是中共保守派的代表，而朱鎔基是改革派的代表，朱鎔基怎麼可能被陳雲和宋平看上呢？很簡單，朱鎔基作為改革派的代表，那是 90 年代改換門庭、站隊鄧小平之後的事。在 80 年代，他還沒有那個說話的機會。朱鎔基在東山再起之初，他表現並不像後來那樣。他早期的講話是很對中共保守派的胃口的。比如 1988 年 4 月 25 號，在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朱鎔基說了這麼一段話：“我是一個孤兒，我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我沒有見過我的父親，我也沒有兄弟姐妹。1947 年，我找到了黨，覺得黨就是我的母親。我是全心全意地把黨當做我的母親的，即使錯誤地處理了我，我也不計較。”

這種受了冤屈依然無怨無悔的話，黨是最愛聽的，因為這表明這個人政治上死心塌地，忠誠可靠。所以陳雲、宋平這些中共左派的大佬喜歡朱鎔基，那就不足為怪了。但是朱鎔基卻並沒有按照他們設想的路線走下去。

權力巔峰

朱鎔基之所以被陳雲外放到上海去當市長，其實最初是接替準備退休的江澤民的。看過我之前專門講江澤民的一期視頻的觀眾應該知道，江澤民在 1987 年升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時候已經 61 歲了。這個年紀如果沒有意外的話，他只能幹一屆。朱鎔基就是準備去接替他的。但是在上海這個地方，江澤民和朱鎔基的命運都因為 1989 年的六四事件發生了大逆轉。

首先要說，朱鎔基和江澤民的性格比較合拍，在上海的搭檔是比較成功的。江澤民是中共歷代黨魁中文化素質最高的，他有容人之量。朱鎔基的性格雷厲風行，屬於比較耿直的那一種，天生的二把手。也只有在江澤民這種人的底下，他才有發揮的空間。在上海的四年，對於朱鎔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他第一次獨當一面，也是樹立他口碑的關鍵。朱鎔基確實不負眾望，他強調幹實事、不擺花架子的施政風格就初步體現出來了。

在擔任上海市長期間，他重點解決了菜籃子、交通和住房三大民生基礎工程，得到了上海市民的普遍認可。80 年代末的上海，雖然是中國經濟的重鎮，但經過 1949 年後的各種折騰，已經日薄西山。開放後，它在政策和觀念層面落後於廣東等地，發展的速度還不如廣州和深圳。

朱鎔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從政開始就在國家計委，一直在搞宏觀經濟，因此經濟方面是他的專長。1989 年，他當上上海市委書記後，大刀闊斧地在上海推行了一系列重磅的改革措施。經濟層面，他進行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對上海的傳統工業如紡織業、冶金業等逐步替換為技術密集的新興產業，特別是推出了"上海經濟同世界經濟接軌"的理念，拍板籌建了上海證券交易所，推動浦東開發開放，把金融業作為上海經濟的重點來發展。他是一個很有前瞻性的人，當然也害苦了不少股民。

在政治方面，朱鎔基展現了他鐵腕的一面，重點治亂、高壓反腐，掀起了一陣廉政風暴。他大刀闊斧地推行下放財權、下放事權的一系列措施，強力推行"一個機構、一個窗口、一個圖章"的高效廉潔政府，當時大家送他外號"朱一敲”。

朱鎔基在上海仕途的最大考驗就是六四事件。江澤民查封同情北京學生的《世界經濟導報》後，許多上海的學生和市民非常不滿，聲援《世界經濟導報》。上海的局勢一度非常緊張。在江澤民去北京彙報期間，作為市長留守的朱鎔基為了緩和局勢，他非常聰明，不提北京的局勢，也不提學生的訴求，更沒有站在學生和市民的對立面，反而放低姿態，在上海發起了"上海不能亂，我們怎麼辦"的討論，並聲稱上海不同於北京，不會出動軍隊，從而避免了矛盾的進一步激化。

朱鎔基本人還打破慣例，在電視上公開露面，對市民發表講話，安撫群眾。他聲稱：“歷史事實是沒有任何人能夠隱瞞的，事實真相終將大白。“這些模棱兩可的話既與中共高層保持了一致，又給了民眾一些安慰，沒有像李鵬、陳希同那樣用力過猛而被千夫所指，較好地穩定了上海的局勢。因此，他很快得到了鄧小平、陳雲等大佬的一致肯定。在江澤民上調中央後，朱鎔基順利接替江澤民，成為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晉升為中央候補委員。

實事求是地說，朱鎔基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現絕對不是白蓮花，因為他事後很快就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六四事件平息後，秋後算賬。他讓上海的公檢法採取"三堂會審"的嚴打方式，審判六四的參與者，快審快判，許多參加六四的普通人因此遭受牢獄之災，甚至被判死刑。這一點上，朱鎔基並不比李鵬仁慈，只不過有意無意被許多人忽略了。

在上海主政的這段經歷，不僅讓朱鎔基贏得了口碑和政績，更關鍵的是，獲得了鄧小平的賞識。眾所周知，鄧小平和陳雲作為改革開放後中共幕後的兩巨頭，各有自己的派系，在用人上維持著心照不宣的平衡。由於陳雲傾向於保守，鄧小平傾向於開放，因此兩人在用人的思路上完全不同，明爭暗鬥非常激烈。當時黨內有一句話：“鄧小平有提名權，陳雲有否決權。“許多重要職務的提名要同時獲得這兩位大佬的認可，這樣的人非常難找，朱鎔基就是這樣少數的幾個幸運兒之一。

朱鎔基作為陳雲一手提拔起來的人，在講究派系的中共黨內，按常理不可能獲得鄧小平的青睞。然而，朱鎔基畢竟有真才實學，內心也是典型的想幹一番事業的人，這種人不可能保守。雖然他是陳雲提拔的，但他在上海施政的方方面面都與陳雲保守的風格不符，反而符合鄧小平改革派的胃口。因此，鄧小平也早早開始觀察朱鎔基。

上海作為鄧小平推行改革的重鎮，他非常重視。從 1988 年到 1994 年，鄧小平每年都帶著家人去上海過年，一共在上海連續過了七個年，其中朱鎔基在任期間親自接待了鄧小平四次。朱鎔基每次都是鞍前馬後全程陪同。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發現朱鎔基在經濟方面確實有專長，而且思路很對自己的胃口。為什麼呢？因為朱鎔基與胡耀邦、趙紫陽這些改革派不同，胡耀邦、趙紫陽要政治經濟雙管齊下地改革，而朱鎔基從不提政治改革，只專注於經濟改革，這非常符合鄧小平的胃口。

在六四之後中共黨內保守派回潮的情況下，鄧小平面臨著改革開放全面停滯的危險，有心重用朱鎔基也就不足為怪了。朱鎔基也不傻，經過六四坦克的洗禮，他看得清清楚楚誰掌握著槍桿子。鄧小平在開發浦東問題上多次暗示，他也果斷改換門庭，堅決站在鄧小平一邊，在上海力推鄧小平的各項改革思路，從陳雲的門生變成了鄧小平的愛將。

當然，這裏面還有另一個臺面下的原因。我前面提到，江澤民也是陳雲提拔起來的人，本來就不討鄧小平喜歡。在上臺之初，江澤民為了自保，惟陳雲馬首是瞻，在施政上非常保守，甚至經常開倒車。這讓鄧小平非常不滿，甚至多次動了撤換江澤民的念頭。但要撤換江澤民，總要有個備胎，朱鎔基就是鄧小平準備的備胎，是準備用來向陳雲派系反擊的重要棋子。挖你的人來換你的人，這一招一石二鳥，鄧小平的權術確實是毒辣。

1991 年 2 月 15 日，鄧小平視察上海後，在他的授意下，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連續發表了四篇文章，直白地鼓吹"有的同志兼資文武全才，既能雄辯滔滔，又能衝鋒陷陣，那更是人才難得，求之不得。“當時《解放日報》的黨委書記、副總編輯周瑞金後來承認，這裏面寫的就是朱鎔基。這其實就是鄧小平在為朱鎔基上位造勢。緊接著兩個月後，也就是 1991 年 4 月，朱鎔基被補選為國務院副總理，晉升副國級。

1992 年初，鄧小平開始了與保守派最後攤牌的南巡，他讓自己掌握的槍桿子楊家兄弟公開力挺，解放軍要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4 月份，鄧小平在視察首鋼時又公開發出威脅：“朱鎔基懂經濟，不服不行，對朱鎔基用晚了。“正是在鄧小平直接的威脅下，看清局勢的江澤民最終也拋棄了陳雲，果斷站隊鄧小平，為六四之後的路線之爭畫上了句號。

江澤民雖然保住了位置，但朱鎔基也在鄧小平的力挺下，在職務上實現了質的飛躍。1992 年 10 月，64 歲的朱鎔基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從原來的中央候補委員年升四級，他跳過了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三個級別，直接晉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副總理中排名第一，常委中排名第五，成為正國級領導人。他和江澤民一樣，都是絕對的破格提拔。這可見鄧小平對於朱鎔基的器重，這當然很大程度上也是對於江澤民的防範。

但是很難得的是，由於江澤民和朱鎔基在上海的時候就是搭檔，並且配合得非常愉快，儘管他們在鄧小平的眼中是不同作用的旗子，但兩個人在中央的層面基本上還是相處融洽的。這也是鄧小平在 1997 年去世之後，江澤民依然願意按照他的意願，把朱鎔基替換李鵬，扶上總理寶座的根本原因。因為作為二把手而言，朱鎔基確實是個好材料。當時的總理李鵬作為紅二代，能力確實很糟糕，到目前為止，是中共歷屆總理中最無能的。他自恃六四平反有功，對江澤民最後當上黨魁、摘了桃子非常不滿，江澤民和他的合作一直就很不愉快。換上朱鎔基這個老搭檔，借鄧小平的餘威，來掃清一個權力上的障礙，對於江澤民而言，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功勞和過失

那麼，朱鎔基在登上總理寶座之後，有哪些功勞和過失呢？

朱鎔基當上總理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那段關於地雷陣和萬丈深淵的發言。他一下子就讓他獲得了民眾極大的好感：“我相信本屆政府將無往而不勝，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因為中共官員平時說話都是四平八穩，缺乏個性，朱鎔基這麼有棱有角的話在官場是非常罕見的。

其實在此之前，他還說過一段更加著名的話：“我已準備好 100 口棺材，99 口裝貪官，還有一口裝我自己，無非是個同歸於盡，卻換來國家的長久穩定發展和老百姓對我們事業的信心。“中國老百姓一向對於腐敗深惡痛絕，所以朱鎔基這麼一說，大家就更喜歡他了。

實際上，朱鎔基說這段話是有背景的。1996 年，發生了著名的廈門遠華案，成為中國當時最大的走私醜聞，整個官場都受到了震動。朱鎔基在這個點上說反腐，是很能贏得民心的。遠華案清理門戶，朱鎔基確實參與了，作為整頓海關系統的一個由頭。但是你要說他推動了整治腐敗，這可能就算是給他自己加戲了，因為中共的反腐是中紀委的事情，是黨務。總理主導的是政務，這麼跨行去說反腐，這多少有點沽名釣譽的意思，就像一個教育局長說我要奮不顧身的整頓社會治安一樣。而且，朱鎔基並沒有管好自己的家裏人。他的兒女同樣是腐敗的一環，在金融系統獲得了巨大的利益，這點我們後面再說。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朱鎔基在任上大刀闊斧地推行了很多重磅的改革，影響至今。其中某些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同時也留下了很多後遺症。

朱鎔基的政績主要有四項：

第一個功績是加入世貿。朱鎔基最大的功績，也可以說對中國經濟最大的貢獻，就是在任內推動中國加入了 WTO（世貿組織）。經過多年馬拉松式的談判，特別是在最重要的中美雙邊談判中，朱鎔基遠見卓識，做出了關鍵性的讓步，最終在 2001 年 12 月，讓中國成為世貿組織的第 143 個成員，成為世界貿易體系中重要的一環。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太深遠了。朱鎔基為此開放了外貿的進出口自主權，允許民營企業自營進口。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開始遠征全球。在此之後，中國全面承接了全球製造產業鏈，開始成為真正的世界工廠。外貿的總額年年暴增，僅僅用了 20 年的時間，中國的 GDP 就增長了 8 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 2001 年的 4%增加到 2020 年的 17.4%。中國的貨物出口也增長了 7 倍多，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利用外資也長期穩居首位。可以這麼說，胡錦濤和溫家寶當政期間，中國經濟突飛猛進，外匯儲備年年新高，這都是拜加入世貿所賜。

朱鎔基的第二個功績是精簡行政機構改革稅制。朱鎔基上任伊始，就開始精簡政府機構，提高行政效率。國務院的部委被他砍掉了一半。在任期間行政效率的提高，也可圈可點。朱鎔基還開創了中國稅收改革的先例，把沿用多年的財稅包乾制改變為新的分稅制，根本改變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稅關係。從此中國的稅務體制開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中央財政真正實現了財大氣粗，在某種程度上保證了中國在國家大專案上的投入，使得經濟以比較穩定的速度發展。任內平均實現了 8%的經濟增長率，這個數字在大國中居於首位。但是，這個分稅制後來也帶來了巨大的後遺症，這點我後面會提到。

第三個成績是啟動了城市化建設，開放房地產市場。朱鎔基任內，將大量的資金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比如高速公路、交通、發電、水利工程等。中國各地的城市化建設大大加速。1998 年 7 月，他又廢除了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那幾乎同時，中國人民銀行也頒佈了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允許商業銀行開展按揭服務。這兩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產的復蘇和爆發。

第四個成績是改革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戰略。朱鎔基在面對當時國有企業普遍效率低下、虧損嚴重的情況時，使用了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實施抓大放小的策略。所謂的"抓大"就是模仿日本和韓國那種大公司的模式，用國家政策扶持的方式，選擇一些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做成壟斷式的大國企。所有的"放小"就是對那些拯救起來成本太高的中小型國有企業進行關、停、並、轉，要麼向民間出售，要麼破產。這個政策在短時期內卸掉了一些國家的包袱，但他的後遺症同樣巨大。

朱鎔基站在歷史的分岔口銳意革新，這些改革力度都非常大，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中共還沒有哪一屆的總理有他的動靜大。而且，他是說了就做，不管對錯都要推行。也正是因為這些雷厲風行的改革措施，朱鎔基有了一個響噹噹的綽號——經濟沙皇。

坦率地說，作為一個改革者姿態出現的總理，朱鎔基的執政不僅不完美，很多地方甚至瑕疵非常大。

朱鎔基的第一個執政敗筆就是他自己家族的腐敗問題。2008 年 4 月，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漢尼-桑德爾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開了朱鎔基家族腐敗的一幕。朱鎔基的兒子朱雲來、女兒朱燕來，利用他的關係和人脈，在金融系統大肆撈錢。朱雲來原來被朱鎔基送到美國去讀書，畢業於威斯康辛大學，才一年不到，就成了瑞士信貸的高級副總裁。原因大家都懂得。後來中共出臺了高幹子女不得在外資公司任職的規定，於是朱雲來回國，加入了 1995 年在釣魚臺國賓館高調成立的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簡稱中金公司。這家公司當時掛名的董事長是王岐山，王岐山是朱鎔基提拔的，所以實際上，控制中心公司的是朱雲來。在朱鎔基主政期間，這家公司快速發展，成為了朱鎔基家的搖錢樹。因為朱鎔基家族的背景，中金公司壟斷了中國公司海外上市的業務，在金融行業中一枝獨秀，成為了海內外各大公司和金融機構爭相攀附的對象。

在中金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合資成立的機構中，朱雲來持有大量股份。僅在 2006 年，摩根士丹利發給他的分紅就高達 1,000 萬美元，2007 年更是高達 1,700 萬美元。而且，他在中金公司的年薪也不差，高達 1.7 億人民幣。眾多跨國公司、投資銀行和金融機構，凡是到中國訪問，都會把拜見朱雲來視為最重要的行程。

朱雲來能夠如此呼風喚雨、躺著掙錢，真的是因為他天賦異稟嗎？顯然不是。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因為他是朱鎔基的兒子。人們願意花大價錢不是為了買他的能力，而是買他背後的關係。

朱鎔基的女兒朱燕來也不遑多讓。她曾擔任中銀香港副總裁，與她的丈夫梁青在香港經營一個五礦公司，專門從事有色金屬交易。他們低價收購了鄧小平女婿吳建常原在香港的兩家上市公司，大發橫財。

在前臺，朱鎔基說要嚴懲腐敗，為腐敗分子準備了 100 口棺材；而在後臺，他的兒子女兒卻大肆斂財。這真是一個多麼諷刺的場景。朱鎔基作為總理，如果說對自己家族的情況一無所知，這實在是很難讓人相信。畢竟，別人願意攀附他的兒女、輸送利益，都是因為他這塊大招牌。這一點，和溫家寶也很相似。從斂財的程度來看，中國這兩任總理，朱家和溫家，都是不相上下，與其他紅色家族差不多。在某種程度上，這大大腐蝕了他們的道德號召力。

朱鎔基的第二個敗筆是國企改革，造成了大量的國有資產流失，而改革的成本完全由底層民眾承擔。許多國企在關停並轉的過程中，沒有全國性的法治化改革方案，實際上就是被權貴和地方政府以各種名義隨心所欲地賤賣自肥。2002 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顯示，在往前四年的國企改革中，25.7%的私營企業是由國企改制而來的。所有的國有資產，不過是換了一個招牌，就落入了個人的腰包。而被迫下崗的職工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甚至連基本的賠償都沒有。根據當時中國官方的統計，朱鎔基主導的國企改革造成了全國下崗工人總量達到 1,500 萬。這些人大部分都是以非常可憐的價格，也就是所謂的"工齡買斷"的方式被迫下崗，完全被國家和社會所拋棄，導致生活非常艱辛。如果不是因為後來加入世貿，大量外貿企業增加的就業崗位抵消了這部分失業的影響，其後果是非常嚴重的。所以，朱鎔基的國企改革，表面上是替國家甩掉了包袱，實際上卻是把國有資產賤賣給了權貴階層，讓底層民眾承擔了所有的成本。

而且，朱鎔基刻意培植了一些壟斷性的大型國企，比如中石油、中石化，還有幾個國有的大銀行等，這些國企根本沒有為國家和民眾帶來實質性的好處。在資源、能源等戰略性部門，形成了主導和壟斷。這些壟斷國企差不多就是攔路搶錢，效率比之前還要低下。例如，國有銀行的呆賬壞賬問題積重難返，到今天都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對國家經濟的長遠發展毫無益處。

朱鎔基的第三個敗筆就是只顧市場而不顧民生。他在任內力推三個市場化：住房市場化、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尤其是醫療和教育，涉及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沒有哪個國家是完全扔給市場的，結果朱鎔基卻全部都扔給了市場。權貴階層和有福利保障的體制內階層並沒有受到影響，真正受害的是大量的社會底層。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一場大病就傾家蕩產，考個大學掏光家底，這完全把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全部扔給了老百姓。這是非常無恥的。

我舉個最典型的例子：養老保險雙軌制。企業實行由職工和企業按照一定標準繳納費用的統籌制度，而吃財政飯的體制內人員不需要繳納養老保險費，退休金由國家統一發放，兩者之間的實際差距高達好幾倍。這絕對是體制性的不公平。而且，朱鎔基的經濟改革基本沒有惠及農民，農民的負擔在他當政期間普遍加重，甚至多個地方激起了農民的暴力抗爭。連朱鎔基自己在 2002 年快要卸任的時候也承認，他在任期間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改善 8 億農民的生活。

朱鎔基第四個施政敗筆是分稅制後遺症。在原理上，分稅制是一項聯邦財稅制度，世界上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均採用不同形式的分稅制。但是這個制度在中國卻發生了變異，成了中央實現經濟集權的手段。朱鎔基所謂的分稅制，就是把稅源穩定、稅基廣、易徵收的大稅種上劃給中央，如消費稅、關稅劃給中央作為固定收入；企業所得稅按納稅人的隸屬關係分別劃歸中央和地方；增值稅則在中央和地方按 3:1 的比例進行分成。在這項制度執行的第一年，1994 年，中央的財政收入就比上一年猛增了 200%，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由上一年的 22%一下子升到了 56%。但中央的財政支出僅僅增加了兩個百分點。也就是說，稅收的大部分被中央拿走了，但中央承擔的支出卻減少了。錢中央拿大頭，具體的行政支出卻是地方來承擔大頭。分稅制實行之後，養肥的中央削弱了地方，嚴重影響了地方官員發展經濟的意願和動力。當時有種說法：“跑部錢進”，要想有錢只能去財大氣粗的中央各個部委要。這個政策最直接也是最惡劣的後果，就是土地財政。因為地方在分稅制中非常吃虧，很多本來稅源就不怎麼樣的地方只能依靠賣地，因為賣地的錢歸地方。中國的房地產之所以泡沫吹了二十幾年而不破，到今天變得不可收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各個地方對於土地財政嚴重依賴。

1996 年 12 月，朱鎔基觀看話劇《商鞅》，當演到商鞅被車裂而死的時候，台下的朱鎔基居然潸然淚下。這是一個很有歷史寓意的場景。朱鎔基之所以會流淚，說明商鞅的命運觸動了他。他跟商鞅確實有一點像。準確來說，朱鎔基這個人的底色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是一個非常重視中央權威的經濟級權主義者。因此，外界稱他為"經濟沙皇”，這個評價其實非常準確，雖然朱鎔基本人不喜歡。作為黨培養出來的一名高級幹部，朱鎔基和他的繼任者溫家寶還不太一樣。溫家寶在經濟改革之外有明確的政治改革意願，但朱鎔基是沒有的。他關於經濟改革的話說了無數，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一句也沒有。他所做的一切，歸根結底還是跟他的恩師鄧小平一樣，是為了保住黨的江山。因為敢說敢言，明顯不同於一般的中共高官，所以很多人覺得朱鎔基很開明。但其實他的開明也是很有限的。

在加入世貿的時候，朱鎔基在國務院內部系統有一個著名的講話：“如今答應是為了入世，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我們是否遵守了國際規則？主動權在我們手裏，任何規則都有可以利用的空子。大家要多研究研究。”

中共確實如他所願，占盡了世貿的便宜，但兌現的承諾可以說是寥寥無幾。到今天，當年許多承諾還根本沒有兌現。後來，美國因忍無可忍，發動了貿易戰，其他國家也將中國踢開，另起爐灶組建國際貿易體系。這些都是朱鎔基當年埋下的禍根。他不是以融入文明世界為目標，而是不講信用、不擇手段。

在這一點上，他與毛澤東、鄧小平這些人是一樣的。當然，從個人能力和品行上來說，朱鎔基在中共的總理中是比較突出的。他的雷厲風行、大刀闊斧的執政風格，在中共的高層中也是非常罕見的。實事求是地說，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二把手，不回避問題，也不回避難點。不管做得對不對，總是能迎難而上。中共的其他總理和他比起來，在執行力，尤其是對經濟政策的執行力方面，都相形見絀。他當年在九江大堤，怒斥當地官員搞豆腐渣工程，這也是真性情的體現，這是很難得的。

2011 年 4 月 11 號，朱鎔基返回母校清華大學，在他擔任院長的經管學院出席活動。在這期間，他一反常態，雖然退休後不問政事，但當天他調侃了審查制度和宣傳制度，號召大家講真話、講實話。他還表示，現在有一股越來越強大的力量在攻擊、否定、疏遠和背離改革開放事業，借此設置更強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阻礙，來阻止改革，扭轉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遠離改革，甚至背離改革的傾向十分明顯。他說他們是反對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團也不為過。

他這番話其實是針對薄熙來的。然而，很不幸的是，他十幾年前說的這番話，在薄熙來的身上沒有應驗，但在習近平上臺後卻應驗了。作為鄧小平一博的傳承者和捍衛者，朱鎔基恐怕今天也沒有什麼話好說了，也不敢說了。因為選擇習近平接班雖然是江澤民和曾慶紅主導的，但他作為當年有決策權的黨內高層，恐怕也是難辭其咎的。

在 2013 年，朱鎔基將他兩本書《朱鎔基講話實錄》和《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獲得的版稅，全部捐給了實事助學基金會。這些年前前後後大概捐贈了 4000 萬，專門用於貧困地區的助學活動。在中共高官中，這樣的大手筆捐贈，印象中只有他一個。因此，評價朱鎔基其實是比較難的。他執政期間的功勞和過錯都非常突出，對中國的影響也非常深遠。到今天，其實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很多地方仍然明顯地有朱鎔基留下的痕跡。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確實稱得上是一個改革者，只不過這個改革者符合了黨的利益、政權的利益，卻沒有完全符合人民的期待和利益。這也是他口碑始終參差不齊，趕不上胡耀邦、趙紫陽這些真改革派的原因。

朱鎔基在離任時曾說過這麼一段話：“在我卸任以後，我只希望全國的老百姓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一個貪官，我就心滿意足了。如果他們能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做了一點實事的，我就謝天謝地了。“這個評價朱鎔基是能夠達到的，但顯然，一個政治家如果止步於這個評價，那就太低了。人民心中始終有桿秤，不會隱善也不會藏惡。我相信，未來的中國人會更加客觀地看待他的功過是非。對於朱鎔基的爭議，可能還會一直持續下去。

對於 1989 年的政治風波，我們的黨和政府及時做出了果斷的措施，穩定了全國的局勢。對此，我們全黨的認識是完全一致的。最近幾年，我們黨和政府的歷次會議對此都作出了正確的結論，這個結論是不會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