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這篇2018年的文章終於被刪掉了
而那座雕像的底座上，現在被寫上了七個大字：香港英雄梁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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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迷宮裏的中文大學》是我保留這個公衆號的最後一個理由。在昨天，這篇2018年的文章終於被刪掉了。所以我會很快註銷掉這個公衆號，感謝大家（曾經）在一些年份的關注和陪伴。祝假期愉快。
2018年3月，個人公衆號「倖存者筆記」；9月，《中大學生報》迎新特刊
1.
2010年6月2日，距離香港中文大學候任校長走馬上任還有一個月的時間，這所位於新界東北的高等學府裏，發生了一件大事。
5月29日，香港支聯會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立起了一個有着強烈象徵意義的雕像，但很快被警方沒收。當天，中大學生會就向校方申請，要求在港鐵大學站外的廣場上長期安置這一雕像。
6月2日，中大校方發出公開信，以「大學堅守政治中立」爲由，拒絕了學生會的申請，這一聲明馬上引爆了輿論。要知道，兩天之後，那個誘發九十年代初數十萬港人移民外國的特殊日子就要到了，任何事關那個日子的新聞，都能引發社會的強烈迴響，而中大又恰恰有着深厚的學運傳統。一時間，中大校友和知識界人士紛紛站出來，反對中大校方的決定。
第二天，中大學生會發出題爲《地獄之火將留給面對道德危機時仍堅守中立的人》的聲明，得到了30多箇中大組織和1500多名師生校友的聯署。中大員工總會也對校方表示譴責，並呼籲「中大同工明晚出席六四晚會」。
那個日子到了，哲學系的教授們坐不住了，他們說「校方禁止學生擺放雕像，無異於打擊言論自由，公然背離公共教育機構之宗旨，更有違基本法之精神。」這樣的聲明已經算委婉，哲學系校友梁文道就簡單直接，斥責中大校方的決定「可恥」。當晚，維多利亞公園一年一度的晚會結束之後，兩千多名中大師生校友和香港市民，護送雕像進入中大。
6月5日凌晨12點15分，雕像抵達大學站廣場，落地安放。兩小時之後，時任逸夫書院院長的沈祖堯教授發出聲明，感激同學們表現剋制，稱自己和同事們會以開放的態度商討有關雕像的解決方法。這是風波之中他的首次發聲，不久之後，他就將接替經濟學家劉遵義，成爲香港中文大學歷史上第七任校長。
2.
沈祖堯是腸胃科專家、抗SARS「亞洲英雄」，上任之初的他，作風親民，聲望日盛，得名「祖堯BB」。當時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七年之後，他會被自己的學生稱爲「沈匪祖堯」。
雕像事件一星期之後，沈祖堯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承認，這是那個特殊的年份之後，中大面臨的最嚴重的政治風波。
他坦陳，1989年夏天，正在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自己，日日望住電視，「也曾因此流淚，要停止研究一星期，亦有考慮過返港參加遊行活動。」在那次訪問中，他將自己的身份分爲醫生、教師和學者三種，無論以哪種身份來看，事件都令他「痛心疾首」。
這樣的表態，即使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來看，也是很大膽的。要知道，兩年之後上任的特首、中文大學當然校董梁先生，後來再也沒有正面回應過，六四清場發生後，自己署名的那份言辭激烈的譴責聲明。
當時的沈校長恐怕不會想到，到了卸任之時，需要自己表態的，已經不是一起在正常的社會中理應蓋棺定論的歷史事件那麼簡單，而是另一個不敢有絲毫差池的、嚴肅的現實政治問題。
這個嚴肅的政治問題，從2014年那次浩浩蕩蕩的民主運動開始，已現端倪。
那時的沈祖堯，仍是以一副語重心長的慈父形象出現在公衆視線中。九月和十月之間，他連發數封公開信，呼籲學生撤離，但也不忘鞭策政府。10月1號的公開信上，他這樣寫到：
之前一天的週六下午，看着上百名「重奪」公民廣場的示威人士一個一個被帶走，他們當中不少是學生；看到很多學生領袖疲倦不堪、面容憔悴蒼白（也許是病倒了），無助地等待被帶走，我不禁熱淚盈眶。星期日傍晚，看到中環集結的羣衆被催淚彈驅趕，其中很可能有我們的學生，令我心焦如焚。這幾天，我看着學生們在街頭席地而睡，被猛烈太陽曬傷、風吹雨打，卻仍然堅持走上街上，不但秩序井然，甚至自發清理垃圾，我又再次忍不住落淚。
我尊重同學們堅持以和平方式表達意見的立場。我爲同學們的犧牲精神深受感動。縱使他們未能掌握全面的複雜情況，但他們只是懷着赤子之心，爭取理想。我想我們應該給予同學最大的忍讓與寬容。我懇請各方要剋制，切莫使用任何武力。我希望當局要酌情處理對學生的檢控。我呼籲政府與學生展開對話。讓我們以對話打破困局，共同探討未來的方向。
這封信發出的第二天，沈祖堯和港大校長馬斐森出現在了金鐘佔領區，看望參加運動的學生們。他的聲望，在此時達到頂峯。
毫無疑問，這次在佔領區的現身，是沈祖堯任內的關鍵時刻。他和馬斐森不同，後者是空降香港的英國人，結束港大校長任期後，就將返回英國，不必陷入香港政治的泥沼中。而沈祖堯選擇在這樣的關口慰問學生，需要不小的勇氣。
作爲外人的馬斐森，同樣於2017年卸任校長，在卸任之前，他把到訪金鐘佔領區描述爲自己任內「決定性的時刻」。他還說，「港大發生的事情經常被政治化，諷刺的是將事件政治化的人，有時正是既得利益者」。
或許，沈祖堯會對這番表態有着深刻的共鳴。2017年9月，因爲一條橫幅和一段內地生怒斥學生會的視頻，中文大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官媒炮火隆隆，咄咄逼人。這時的沈祖堯，用罕有的強硬言辭，要求學生會移除橫幅。
「校園是學習的地方，不宜成爲政治角力之所。」以此刻的政治情勢來看，這句話顯得蒼白又無奈。
3.
「政治中立」、「不宜成爲政治角力之所」……中文大學急切地想將自己剝離出政治的漩渦，但總是事與願違。
事實上，中大的成立本身，就是一個頗具政治意味的過程。中文大學成立之後的五十多年，在每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大學都不是以「政治中立」的面貌示人的。
從1949年錢穆、唐君毅等人建立新亞書院，再到1963年在三間創始書院基礎上創立中文大學，其間的十數年，是創校先賢們與殖民地政府艱難的談判和糾纏。
在中文大學成立以前，香港僅有香港大學一所大學。港大采用英式學制，用英文授課，門檻極高。對於當時爲數衆多的中文中學畢業生來講，他們只能在大陸和臺灣間選擇出路。創建一所用中文授課的大學，在這時顯得十分緊迫。而且港英政府還有着另外一層考慮。香港離大陸如此之近，是西方世界抵禦共產主義的橋頭堡，那麼又該如何確保在大陸讀書的香港學生，迴流之後不會傳播不受殖民地歡迎的意識形態呢？
但殖民地政府必須小心翼翼地處理用中文進行大學教育的問題，香港狀況特殊，港英當局不願觸怒兩岸任何一個政府，也不願收到任何一個「中國」的干擾，因此反覆強調「政治中立」的原則。
在周愛靈博士的《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中，她提到，新亞書院和另外兩所書院聯合成立中文書院聯合會的時候，爲了達致理想的教育環境，也曾提到「政治中立」的立場。
然而，同樣的「政治中立」，卻有着不同的解讀，而且絕非完全的中立。不論是殖民地政府和中文書院，其意識形態本身就是與大陸相悖的，也自然而然地堅決反對北方的那個政府。1960年新亞的「掛旗事件」中，青天白日旗的出現令殖民地政府緊張萬分，但在錢穆等人看來，懸掛對岸的國旗，只是單純的民族情感的表現。
「掛旗事件」後及至中大成立，各方爭吵頻發，也在不斷妥協，非是簡短文字可以概括。但中文大學的出現，終歸是改變了殖民地的教育狀態，中文高等教育似乎出現了新的可能。雖然這一切，是以先賢錢穆的出走爲代價。
從成立的那一刻起，中文大學，就承載了其他香港高校從不曾有過的意涵：反抗殖民地管治、傳承中華文化、抵禦共產主義入侵、探索中文高等教育的未來……李歐梵教授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說：「既然名叫『中文大學』，就應該和殖民主義的香港大學模式截然不同。我在課堂上和課外與學生交談時，都是討論大問題，例如中國文化的前途，在香港作爲現代知識分子的責任等等。外在的政治環境當然有影響，但當時香港的左右派的文化角力是公開的，我和雙方都保持友誼關係。」
然而，創校五十年之後，研究者們再去回看那段歷史，卻有着充分的理由去質疑這種使命是否得當。文化學者安徒說：「中大成長於一個殖民地，原本就不具備一個什麼偉大的民族國家文化使命……我們知道的是，它在振興國家民族文化的角色被認同之日，恰好就是它的一些創辦者從飄泊到定居之時。」
4.
上任之初的沈祖堯民望高企，或多或少是因爲上一任校長的襯托。
中文大學第六任校長劉遵義，被學生稱爲「破壞王」。他的多項決策都飽受爭議，卸任之後，學生會對他蓋棺定論：「中大歷史上最失敗的校長」。
劉遵義在任的2005年，發生了著名的「哭中大」事件。
70年代出臺的《香港中文大學條例》規定，中文大學教學使用「兩文三語」，但主要教學語言應爲中文。這個要求，是校名的應有之義，也是中大成立時所承擔的「歷史使命」。而在當時的校方看來，要實現大學的「國際化」，吸引更多國際學生就讀（儘管大部分是內地學生），就應該提升英語授課的比例。而各學系，都必須有核心課程轉用英語。
中大的師生校友對此驚詫錯愕。被中大校友佔據的新聞界和知識界，開始了一場質量極高、你來我往的大論爭。
在這次論爭中，出現了對於中文大學使命的新思考。中大創辦之前，就有港英政府的官員質疑，在英文佔據絕對主導的學術世界，中文無法承擔高等教育的使命。而在中大教學語言論戰中，中文系校友梁巨鴻提出這樣的觀點：「把中文和大學連在一起，不但冀望於大學的中文化，更要緊的還在中文的大學化。」頻繁在公共事件中發聲的梁文道，也撰文《說英文的中文大學》，他的思考是，「中文大學的獨特使命不在固守中文，而在中文本身的『國際化』。所謂中文的國際化，意思是不拒外來文化，反而要把它們吸收轉化成中文思考的新領域。」
而在一些校友看來，轉用英語授課，不僅是對中大傳統的背離，在後殖民地的香港，也有着不小的象徵意義。中大學生會的公開信《哭中大》中寫道：「在長長的殖民地歷史中，英文背後所代表的階級權力和社會地位，深深的刻在每個香港人的深層意識之中。」這時，「英文」不再僅僅是語言和工具，香港人的母語廣東話，成了處在弱勢地位的本土語言。
曠日持久的論爭沒有改變中大校方的決定。中大的國際排名，在「國際化」政策之後突飛猛進。如今，當被問及爲何選擇入讀中大，很多內地生的回答都是：「英文授課」、「國際化氛圍好」。
「哭中大」事件十年之後，語言政治又一次在香港的高校中出現。不過這一次，被視爲殖民者的語言的，變成了中文普通話。
5.
在內地的社交網絡上，沈祖堯在畢業典禮上的致辭，每隔一段時間都要被雞湯賬號轉發。而任內的最後一次畢業致辭，他罕見地沒有用大篇幅提出對畢業生的期望，反而進行了長長的自我剖白。
「身爲校長，我常提醒自己，異見中也可以有真知，背後或有一段故事。縱使大家意見分歧，爭持不下，我總得下個決定。」
「我也衷心感謝所有同學，無論是本地生或外地生、本科生或研究生、同意或不同意我的，你們都是我關心和在乎的學生。」
此時的他，正處於自己上任以來民望的最低谷。中大校長的職位，成了懸在他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他甚至表示，如果新校長順利被選出，自己願意提前交棒。
毫不意外地，他的繼任者段崇智教授，甫一上任就受到了中聯辦的親切招待。
終於卸任校長之後，沈祖堯再也沒有出現在主流媒體的報道中。按照中大的說法，他將回到醫學院擔任教職，並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從事腸胃癌症的預防工作。我曾發郵件嘗試約訪，他用英文回覆，說自己最近正走訪世界各地的癌症中心，接下來兩個月將經常往返美國，所以無暇受訪。
七年校長生涯，現在沈祖堯終於走出了漩渦，身後的中文大學，卻依然困在迷宮裏，在語言的夾縫和政治的漩渦中，艱難地尋找着自己的安身之所。不知如今的沈祖堯醫生，是否還會想起，接任校長之初的那次訪問中，自己曾講過這樣一句話：「公道自在人心，希望歷史會有公論。」
6.
中大學生會歷盡千辛萬苦護送進校的那座雕像，後來再也沒有被移走。只是，當年策劃護送雕像入校的學生會，隨着這座城市政治氣氛的變化，江山幾度更迭。
2015年之後，本土派的大學生們開始掌握學生會的主導權。在他們看來，那座雕像背後的事件和港人年復一年的悼念，代表着對民主中國的憧憬，其實仍是對中國的熱愛。要想真正聚焦香港本土議題，從香港本位出發爭取民主，就應淡化對事件的悼念。港大民研計劃的調查顯示，這座城市18歲到29歲的年輕人裏，認同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中國的苦痛，在他們看來，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悲劇，並無二致。
一位年輕的領袖在這時橫空出世。他叫梁天琦，是主張「勇武抗爭」的「本土民主前線」成員，2016年的春節，他在旺角用擴音喇叭，號召集會者衝擊警方防線。旺角事件一個月後，他在新界東立法會補選中收穫六萬多張選票，雖然當時沒有當選，但九月份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他勢在必得。意氣風發的他，驕傲地發出改寫香港政治版圖的宣告：「泛民、建制、本土，今後三分天下。」
後來的故事已爲人們所熟知，梁天琦的參選資格被取消，另外兩位本土派年輕人雖然贏得選舉，但議席很快被剝奪，也導致另外幾位立場較溫和的議員被逐出立法會。梁天琦本人，則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淡出了人們的視線。現在，他因爲旺角事件官司纏身，身陷囹圄。本土派在政壇活躍了短短兩年之後，從此一蹶不振。
2017年的6月初，中大學生會發表了《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的聲明，正式宣告與維多利亞公園的晚會割席。三個月後，校內民主牆上的風波又一次把中大置於風口浪尖，學生會的政治取態，此時已經明白無誤地，朝着與創校先賢和學運先輩相反的方向疾馳。
不久前，中大學生會發出公告，準備修改自己的會歌，向中大師生徵集廣東話的歌詞。創作於70年代的普通話會歌，在他們看來並不能代表香港的文化。老會歌的前三句是這樣唱的：
開了山，闢了地
我們的神聖工作是拓荒
承擔着整個民族的光輝
而那座雕像的底座上，現在被寫上了七個大字：香港英雄梁天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