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喬姆斯基的先天說
康德的論述，嚴密、深刻，晦澀難懂。二百多年過去了，還有對他文本解讀的爭論。喬姆斯基的論證很通俗，容易理解。他的專業是語言學(linguistics)。他對學術的最大貢獻是建立了形式語言(formal language)理論，爲計算機程序語言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也豐富了可計算性(computability)理論。哲學上，他是當代“先天說”的主要提倡者。他是從人的語言習得(acquisition)角度來論證“先天說”的。
喬姆斯基指出，每個人(除非先天發音系統或認知系統有障礙)都能掌握一種自然語言，即本族語(是否能掌握外語就不一定，因爲掌握外語的過程和本族語的習得過程完全不同)。觀察語言習得過程，有以下特徵：
(1) 如果說語言習得僅僅是如行爲主義(behaviorism)主張的那樣，是外界語言環境的刺激下產生的規律(他稱之爲“語法”(grammar)，不同於一般僅僅是語言間各成分關係的狹義語法。語法包括語音、句法、語義的系統)，那麼兒童在短短的三、四年之間就能掌握有關一種具體語言的知識，外界提供的語言刺激遠遠不夠。這被稱爲“刺激匱乏”(poverty of the stimulus)。
(2) 嬰兒在語言習得期間接受的外界語言信息遠不是完美的，而是充滿了語音、句法、語義上的錯誤。然而這些錯誤並沒有妨礙嬰兒習得一種正確的具體語言。
(3) 各種語言間，有一些雖然說話者沒有意識到，卻不能違反的原則。所有的語言中，有一些結構不可能存在。這方面的內容太專業，茲不舉例。
(4) 人的語言運用有創造性，就是能夠說得出、聽得懂從來沒有說過，聽到過的句子。比如下面一句，我擔保沒有讀者聽到過，但說漢語的人都理解：
“2088年8月8日，將有88個88歲的老人舉行一次長度爲88米的短跑比賽。”
這說明語言習得不是單純外界刺激就能夠解釋的。說得出、聽得懂這個句子，就說明了說漢語的人能夠根據發音辨別句子中的每一個單位，懂得每一個單位的意思，懂得各單位之間的關係，雖然從來沒有在學校學過語法。
(5) 語言的習得不同於學習其他知識和技能。比方說，學唱歌。有人一輩子五音不全，學也學不會(我有一位同學，只學過初中二年級的物理，1978年高考物理100分；自修過半年化學，化學97分。但他就是唱不準一個音)。但除非發音器官有問題，或者有智障，人人都能在三、四年內基本掌握一種語言。這就顯示出語言的習得的特殊性。
(6) 語言習得有臨界點(critical point)。過了一定年齡，就無法將一種語言學得圓滿。學其他知識和技能沒有這種明顯的臨界點。外語爲什麼很難學得和本族語一樣好？就在於學習外語的時候，人往往已經過了語言習得的臨界點(Chomsky 2005, Part I, Chapter 1-3 )。
基於以上特徵，喬姆斯基提出，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innate)“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這種普遍語法決定了在任一具體語言中，何種語言結構可能，何種不可能。具有這種普遍語法的兒童處於某具體語言環境中，從這種具體語言的語法中獲得某些參數，就形成了如英語、漢語這樣的具體語言的語法。這就是他的P&P理論：先天的普遍語法提供了語言的“原則”(principles), 具體的語言環境提供了“參數”(parameters)(同上，p.3, 5-9, 13-30)。“原則”，用康德的話說，就是“通過概念在普遍中認識特殊的知識”(康德2004，p.262)， 而“理性則是使知性規則統一於原則之下的能力”(同上，p.263)。
比較一下，喬姆斯基的理論本質上與康德理論一致，但要好懂得多。
五．先天知識的性質
綜合康德和喬姆斯基的理論，先天知識有以下重要特徵。
(1) 它們是普遍的，只要是人類，不論什麼種族、性別，都具有同樣的先天知識。它們應用的對象也是普遍的。不可能是運用在人類問題上是一套範疇，運用在非生物上另有一套; 運用在英語中有一套普遍語法，在漢語上另有一套。
(2) 它們是形式的(formal)。請注意，這裏的“形式”不能理解爲日常所說的“外觀”，“外表”等等。哲學上“形式”指的是一物體內在各部分之間以及和其他物體之間的關係。比如說命題“A大於B”中 的“大於”就是形式。先天知識不包含任何具體的內容，因此任何新生兒也不會說話，沒有任何具體知識。
(3) 先天的知識是“不自知”(tacit)的知識。自己 有這種知識、每天在運用卻沒有意識到。我們每日每時在用邏輯推理，但大多數人並沒有學過邏輯學；我們每天在使用一種本族語，對我們來說就是漢語，但大多數說漢語的人並沒有學過漢語語法。舉個例子，你問一個朋友，“今天你幾點鐘喫的晚飯?”朋友回答，“晚飯喫七點我”。你會感覺到朋友瘋了或是病了，不知所云。爲什麼？朋友的回答不合漢語句法。用句法語言說，“喫”作爲一個及物動詞，其賓語“晚飯”通常在其後，這裏不僅到了“喫”之前成了動作的發動者，“我”反而佔據了賓語的位置，成了“喫”的對象。
你說問話的人懂不懂漢語句法？不懂的話，他憑什麼判斷朋友不知所云？
掌握本族語的人都懂那種語言的語法，不管在學校學過沒有學過。否則一個不懂那種語言規則的人聽不懂別人的話，也說不出別人能懂的話。學校的教育是將邏輯、語法等從“不自知”的知識整理成理論，使得“不自知”成爲“自知”。上面那個例子中，朋友之間的問答是“不自知”地運用語法，而用“句法語言說”之後的部分，就是運用整理成理論之後知識而作的“自知”的分析。
同樣，沒有人生來就知道，從北京到天津最快的路線是經過廊坊向東南走。但即使一個人從來沒有學過幾何學，也不會先去東北再折向南去天津。因爲他懂得(雖然自己沒有意識到)兩點之間直線最短；即使是不會說話的幼兒，當你讓他到你面前來的時候，他絕不會先向相反的方向走，然後繞個圈子走過來，而是直奔過來。如果非要在學校裏學過幾何才懂得這個道理，在歐幾里得幾何學引入中國之前，數千年的中國人怎麼就沒有繞圈子走路、或總是朝目標的相反方向走路？
我們把“知識”誤解爲僅僅是那些已經整理成文字、通過學校、書本、語言傳授範圍之內的東西了。要理解哲學認識論，首先要消除掉這個誤解。這一點，不要忽視。
(4) 恐怕還有人有疑問：你說形式邏輯是先天的，一種具體語言的語法是普遍語法用之於具體環境中生成的，爲什麼我們用邏輯、語法有大量的錯誤？
當然會有大量的錯誤。我一位同學，博士畢業，在討論問題時常常分不清邏輯上的if和iff，也就是分不清“蘊含”與“等同”，我每次和他討論問題，都得糾正諸如此類的邏輯錯誤，不勝其煩。網上討論也有大量的邏輯錯誤。同樣，我們在言談之中，也經常會犯語法錯誤。您如果仔細檢查，說不定就能從這篇文章中找出語法錯誤、邏輯錯誤來(如果有讀者願意費心檢查，指出錯誤，歡迎之至， 不勝感激)。
但要注意，這是“運用”(performance)問題，運用上的錯誤往往來自個體運用能力的不足，如思維不清晰，某些錯誤習慣，有時是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人在疲憊的情況下，也容易犯語法錯誤。這種運用的錯誤和知識、規律不同，其來源是個體的、個別的，因此不具有普遍性(雖然會有重複性，比如if和iff的混淆就比較常見)，也就不會人人都犯，任何情況下都犯。語言學上有一門“語用學”(pragmatics)，就是專門研究語言運用的。在討論語法問題的時候，排除語用現象，是最基本的實踐。
康德也早就指出，正確使用規則的能力是自己的，缺乏這種天賦就不能防止誤用(康德2004，p.136)。康德舉例說，“醫生和法官可以記住很多病理學、法學和政治學的規則，但在運用這些規則是卻很容易犯規，這或是他缺乏天生的判斷力，或是沒有從實例和現實事務中使自己的判斷得到足夠的校正。不要忽視這些原理在自明性和實行上的區別。”(同上p.153)先天的知識是普遍的，大家一樣；運用先天知識的能力是個別的，人人不同。
六．幾個問題
說到這裏，還有幾個問題要提醒讀者注意，以免誤解。
(1) 認識與思維
康德指出，知性的原則用之於經驗對象才能形成知識。對那些沒有經驗對象事物，我們無法形成知識，但仍然可以思維。比如上帝不是經驗的對象，但人類仍然可以思維上帝。
(2) 先天和先驗
在康德哲學中，先天(a priori)知識和先驗(transzendental)知識不一樣。先天的不一定是先驗的，先驗的必定是先天的。康德的“先驗知識”特指對先天知識作出認識論上的說明，是先天知識的自我反思(同上，p.55)， 意義超出“先於經驗的知識”的範圍(因爲先天知識也是“先於經驗”的)。中文文獻在這兩個詞的翻譯上也有不少混淆之處，引出不少誤解。本文不討論先驗知識。
(3) 先天和與生俱來
康德說先天，用的是拉丁語a priori, 而喬姆斯基更常用英語innate。兩者有什麼區別？
兩者都指“先於經驗”，但innate直接指出其來源是“與生俱來”。康德不僅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沒有說過“與生俱來”，在其他文獻中甚至批判過“與生俱來”說。是不是他反對“與生俱來”說？如果先天知識不是與生俱來的話，那麼又來自何處？自《純粹理性批判》問世以來，對這個問題，有很多討論。
經驗知識(也就是具體知識)是先天知識加之於從經驗得到的表象、給表象提供了秩序而形成的，來源、邏輯都清清楚楚。先天知識呢？就說不清楚了，不知道其源頭。如果說另有一套規則從經驗中抽象、概括出先天知識，那麼就陷入了“無窮烏龜馱地球”式的困境。
康德斷然否定先天知識從經驗中獲得，“先天的原理之所以叫作先天原理，不僅是因爲它們包括其他判斷的原理於自身，而且也因爲它們本身不再以更高且更爲普遍的知識作爲根據”(同上，p.145) ,“知性從自己本身獲得一切，無須從經驗中借來”(同上，p.216)，它“本身就是原理的根源”(同上，p.151-152)。由此，他斬斷了認識過程“無窮倒退”，就是上文所說的“無窮烏龜馱地球”的可能性。
但是，他自己就一直沒有明白地說過先天知識的來源。這麼一個極爲重要的問題，他爲什麼忽略了？
回答是，他無法提供答案！
在康德之前的“與生俱來”說，幾乎都將先天的知識解釋爲某種超自然的力量，如上帝，天，等等，“植入”人類的。康德完全無法接受用超自然的力量來解釋知識，因此他在一些著作、通訊中明確反對那種“與生俱來”說。他的時代，進化論、遺傳學尚未問世，他找不到一種能夠解釋先天知識來源的自然基礎。思維極爲深刻的哲人在這裏遇到了困境：先天知識邏輯上必然，但來源呢？“抽象”說有難以堵住的漏洞，“與生俱來”說又要導致超自然解釋，他左右說不出口。“無法言說，則免開尊口”(Wittgenstein 1922, p.189)。
喬姆斯基就不同了。他生活在當代，生物學的進步使得他可以輕鬆地給先天知識找到自然的基礎，因此他毫無顧忌地主張“與生俱來”說。他一再說，先天普遍語法是遺傳的, 並引用勞倫茲的觀點，認爲康德的先天知識就是進化的結果(Lorenz 1973, p.63; Chomsky 1975, p.124)。生物學的發展，清除了將與生俱來的知識歸之於超自然力量的顧忌 — 一旦歸之於超自然的力量，就離開哲學而進入宗教，就失去了與學術界對話的基礎。康德有顧忌，喬姆斯基沒有。
這也解釋了爲什麼喬姆斯基似乎是有意識地與康德保持距離，而更多地將他的思想與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聯繫起來。雖然從先天知識的闡述來看，他的理論和康德更接近(他也說過他的德語水平不足也是原因之一)。
(4) 喬姆斯基“先天普遍語法”與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Genetic Epistemology)
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學界熟悉皮亞傑理論遠超過喬姆斯基理論。發生認識論在1980年代初就在學界廣爲所知了，而喬姆斯基理論則要等到1990年代中期才逐步爲語言學界之外的讀者所知。 就這個問題，本文作者曾在1995年《讀書》上發表一篇文章(吳道平1995)，介紹皮亞傑和喬姆斯基一場面對面的辯論。這篇文章目前在網上依舊存在，各種盜用、甚至全文抄襲堂而皇之出現在各種文獻之中。讀者不難查到。那篇文章首先提出以“自然/使然”對譯英文的“nature/nurture”，已經被學界普遍使用。
全文內容篇幅太大，無法在此詳細介紹。簡要地說，皮亞傑認爲兒童獲得知識的途徑是“同化”(assimilation)和適應, 這種同化是生物學上的表型模擬(phenocopy)，表型模擬將經驗對象自身的結構轉移至認識的主體，導致遺傳學上的重構(reconstruction), 最終形成認識主體的新結構。這種學說類似於洛克的“白板說”：人生於世還是一塊“白板”，人通過生物上的“表型模擬”獲得了經驗對象的結構，最終改變了認識主體。只不過皮亞傑使用了生物學概念“表型模擬”替換了洛克的邏輯抽象。
皮亞傑的這一理論，在當代生物學家看來，根本錯誤！引出了生物學界的批判。
參與辯論的諾獎獲得者、法國生物學家雅各布(Francois Jacob)指出，皮亞傑對錶型模擬的認識錯了。表型模擬指環境造成的生物體改變，它只在生物基因複製的可能範圍內才能實現。換一種說法就是，經驗對象的結構無法改變生物基因。法國生物化學家丹欽(Antoine Danchin)更指出，皮亞傑對錶型模擬的解釋，認爲表型模擬能夠影響到基因，認爲生物體的性質變化來自於同化和新陳代謝的變化，生物體是由同化了的外界環境因素所構成，正是騙子李森科(Trofim Lysenko 1898-1976)的學說。勞倫茲也說過, 先天知識不會被環境改變(Lorenz 1967, p.44)。
與會的另一諾獎獲得者，法國生物學家蒙諾(Jacques Monod)說，“整個現代數學、古典數學和歐幾里得數學是不是與生俱來的？當然不是。但是，使得我們能夠建構數學的邏輯基本程序，應當說，必須是與生俱來的”(Piattelli-Palmarini 1979，p.157)。
皮亞傑的理論偏離分子生物學，而喬姆斯基理論則與之接近(Piattelli-Palmarini 1979，p.11)。概括地說，皮亞傑認爲知識的獲得是“必然，卻不是與生俱來”。喬姆斯基“身體和心智發展一致”， “必然”中包括先天遺傳的部分。
七．餘論
康德說，“只要承認在這些科學中有理性，那麼其中就必須有某種東西先天地被認識”(康德2004，p. 11)。人類的認識對象提供了認識的質料，人類的知性、理性給質料提供了秩序，形成了知識。 康德提出，從這個意義上說，認識就是“給自然立法”。康德認爲，這就如在哥白尼推翻了地球中心說一樣，是認識論上的“哥白尼革命”！
這真是石破天驚的一句話！
從洛克、列寧到毛澤東，他們對人類知識獲得過程的理論，已經被現代科學推翻。這一事實有深刻的政治意義。
喬姆斯基指出，“白板說”是專制理論的基礎。如果人生於世，大腦就是一個“白板”，那麼就可以讓專制者任意塗畫，將人改造成奴隸。法西斯就相信大衆是可以操縱的，可以設計出一種對他們有利的環境，來改造大衆(Piattelli-Palmarini 1979，p.271, 273)；中國近幾十年一直在實行的“勞動改造”，就是這一理論的具體實踐。然而，人生於世，本來就不是白板一塊。那塊“板”上已經畫上了許多東西，像是認識的範疇，形式邏輯，普遍語法，追求自由的意識，等等。專制的洗腦會對一羣人甚至一代人起作用，卻改不了人的基因。被改造成奴隸的後代身上，仍然存在追求自由的種子，他們還會要反抗專制。奴才郭沫若的兒子們就沒有繼續他的奴性，而是勇敢探索，以死抗爭來爭取自由，就是一個絕好的例子。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是認識論上翻天覆地的革命。是不是他的學說就不可顛覆(像一位網友在討論中批評的)？當然不是。我相信，人類社會永遠不會出現不可顛覆的理論。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費希特、黑格爾、現象學、邏輯經驗主義、皮亞傑、實用主義、維特根斯坦……都在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試圖修改甚至顛覆他的體系。以《純粹理性批判》建立起來的認識論，必然要受到科學發展的衝擊。海森堡就認爲，康德的先天知識理論仍然正確，但其界限(本文作者按，即先天知識的範圍和內容)則要根據相對論、量子力學改變(Egginton 2023, p.264)。
但是，“人類社會永遠不會出現不可顛覆的理論”只是我的信念，不是知識，因爲它沒有經驗對象(人類無法經驗將來出現的理論)。要顛覆、修改一種理論，“信念”只是給我自己心理上提供了合法性，合理性。我們無法僅僅依靠信念完成一件工作。在漢語語境中，已經見到了太多的以信念代替具體分析、以信念作爲判別某種理論最終結果的言論和主張。這種做法忽視了一種理論在人類認識史上某個階段的重要作用，忘記了人類社會就是依靠那一個個最終被顛覆的理論才取得進步的。作爲一個全稱判斷，所有過去的、現有的、或者是將來要出現的理論都只有一種命運，那一命運出現概率爲100%；用信息論的語言來說，概率爲100%的信息，其信息量爲0！我經常提醒自己：這是誠實對待自己的思考必須要避免的。
對我來說，哲學的種種理論是否成功，最終還得看是否得到科學的支持、肯定。專制政權也懂得這一道理。李森科的所作所爲，其重要的目標之一就是蘇聯當局試圖依靠科學來維持其邏輯上站不住的哲學認識論。李森科在科學上的失敗，說明了作爲他理論基礎的哲學也失敗， 而且那是一種更加深刻的失敗！
上下兩篇，一萬多字，都在講抽象理論，讀者一定感到沉悶了。在結束本文之前，講一個笑話來讓大家輕鬆一下。
話說蘇聯時代，某單位某人喜獲麟兒，於是請單位同仁到家裏給孩子慶生。
新父母樂滋滋地將孩子抱出來給大家看，然後問道，你們看孩子像爸爸還是像媽媽？
客人們互相看了看，異口同聲地說，既不像爸爸，也不像媽媽，像隔壁鄰居。因爲，如果說像爸爸媽媽，就是主張反動的遺傳學；像鄰居纔是李森科革命的環境決定論！
恐怕世界上沒有人願意自己的孩子像鄰居老王吧？不相信李森科僞科學的人，邏輯上也不應該相信那種理論的哲學基礎吧？
好，有了預備知識，下一篇，我們開始討論Egginton(2023)一書四部分的內容。
2024年九月
參考文獻：
Chomsky, Noam (1975),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Pantheon Books，New York, NY, USA.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USA (2005), Rule and Represent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USA.
Egginton, William(2023), The Rigor of Angels: Borges, Heisenberg, Kant, and the Ultimate Nature of Reality. Pantheon Books, New York，NY., USA.
Hornstein，Norbert(2005), “Empiricism and Rationalism as Research Strategies”. In James McGilvray(2005), p.145-163.
Kant, Immanuel (1990),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J.M.D. Meikleijohn. Prometheus Books. Buffalo, NY., USA.
Locke, John (1977),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David Campbell Publishers Ltd. London, UK.
Lorenz, Konrad(1973)，Behind the Mirror: a Search for 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Ronald Taylor from Die Rückseite des Spiegels. By R.Pioer & Co. Verlag.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New York, NY., USA.
McGilvray(2005),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omsk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Piattelli-Palmarini, Massimo (1979), Language and Learning: The Debate between Jean Piaget and Noam Chomsk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USA.
Wittgenstein, Ludwig(1922),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Ra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London, UK.
康德(2004), 《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自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Felix Meiner, Hamburg, Germany 1956/1976。人民出版社，北京。
吳道平(1995), “自然?使然?——皮亞傑與喬姆斯基的一場辯論”。《讀書》1995年第12期, 三聯書店，北京。
作者投稿
華夏文摘第一七四六期(cm092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