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深圳到東京：他們爲那個孩子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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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一名44歲的男子捅傷了在深圳日本人學校上學的男孩小沈。這是近三個月內的第二起襲擊日本小學生的惡性事件，而這一次，沒有了三個月前蘇州校車遇襲事件中的跟車阿姨胡友平擋刀。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介紹，這名10歲的小學生是日本國籍，他的父母分別爲日本公民和中國公民。他是在與家人步行上學途中，遭遇犯罪嫌疑人持刀襲擊。網絡流傳的一張照片顯示，小沈的母親滿手鮮血，痛哭失色。次日上午，10歲的小沈停止了心跳。而廣東當地媒體《南方都市報》報道，受害者8時15分被送達醫院，因傷勢過重於19日凌晨1時36分宣告不治。
深圳：沉默的致意
9月19日下午，花束和卡片源源不斷地被放置在深圳日本人學校門口。“深圳日本人學校”被人用醫務室的一扇屏風遮住了，只留下“深圳”二字。七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上學，改革開放年代成長的北方人雪山翹了班，下午三點就到了悼念現場。他小時候看過不少日劇和日漫，《聰明的一休》、《七龍珠》都是童年難忘的回憶。現場只有十幾個人，大多是附近的居民，有幾個還是他認識的“老蛇口”。他有些失望，“深圳的人口基數這麼大，只來這麼點人，文明程度和經濟地位不匹配。”
年輕人去哪兒了？“大部分都在上班。”十幾個日本記者倒更顯眼，他們戴着相機揹着揹包。多數是男記者，相比中國人隨意的短袖短褲，在南方炎熱的夏日裏，他們的長袖襯衣紐扣沒有一粒解開，西褲皮鞋工作證，一副標準職人模樣。學校不大，在一條小巷裏，沒有風，來悼念的人被堵在主幹道上，悶熱讓人心煩意亂，而他們仍保持着職人的敬業，席地坐在路坎上開始敲電腦寫稿。
三個小時裏，每隔兩三分鐘，保安就以花束佔道妨礙車輛進出爲由，把花搬進校內一個所有人都不知道在哪兒的地方。六點的時候，死水一般的平靜被一個女孩打破了，她要求保留花束。但保安並不理會她，直到衆人上前力爭，纔得到保留花束到晚上九點的讓步。
我在花店遇見小魚。老闆說，平常一天只有八到十單，但晚上不到八九點，就累積有了二三百單。剩了好些玫瑰——這不合適送給逝者，還有一旁的滿天星可以選。滿天星是老闆找其他花店緊急討還回來的“花債”，一簇分成了兩把，略顯單調，又各自添了七朵黃玫瑰，給了我和小魚。小魚住在日本人學校旁的小區，下了班來的。她說，很多朋友不知道小沈遇害，也不談論這件事，她和他們好像活在兩個世界。就在自家不遠處發生的事，她不可能坐視不管。
附近的另一個女孩在這裏住了一年多。深圳的天氣和食物並不令人適應，但蛇口，“好得不像在深圳”。蛇口是一個外國人密集的區域，“黨羣服務中心”有國際窗口和多語言居留手冊。街邊中醫按摩店招牌也是雙語的，許多店家會講英語。“這個男孩倒在這樣的社區裏，搶救是在我日常去的醫院，我格外震撼。原來我感受到的開放與包容，在一些人眼中是仇恨。”
路上，有個媽媽牽着穿藍色校服的兒子走在我和小魚前面。男孩毫無顧忌地剛吐出“日本”兩個字，就被媽媽用手捂住了嘴。天色如墨，我們沉默着，穿過黑黢黢的巷子，到了學校門口。花束的種類繁多，有黃白菊花，有百合，有康乃馨，也有零食和毛茸茸的小熊玩偶。星星燈爬在花束上，撒下溫柔的光暈。
現場的人沒有心情說些什麼，獻完花後便站到一旁，或者坐在學校門口對面的路坎上，陷入了沉寂和無所事事的迷茫。耳邊只有夜間飛機掠過發出的轟鳴，和學校旁小區圍觀居民隔着緊閉的側門的竊竊私語。時不時有不明就裏的人，騎着電動車想從側門進小區，被保安大聲勸導去正門。
有個爺爺騎了自行車，後座帶了一個小男孩，被攔在門外後大聲爭辯了幾句，無果，氣憤地調轉車頭準備離開。小男孩看到擺了一地的花，奶聲奶氣地問：“爺爺，今天是什麼節日呀，要送這麼多花？”爺爺沒答。現場的氣氛凝固了。又有一個外賣員來了，黑色的包裝紙裹着一捧黃白菊花。
沒有話語，沒有眼淚，沒有故事，沒有戲劇性，只有沉默。
景田是在深圳長大的，跨了幾個區來到現場哀悼。蛇口作爲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外資公司林立，在這裏發生了仇外事件，震驚之餘他也覺得恥辱。“蘇州校車事件時有人挺身而出，一個孩子在深圳被殺死了，如果沒有人有進一步的表示，大家就只是沉默，我會覺得生活在這個城市很恥辱，作爲一個人我也覺得恥辱。”
他不滿足於只是到場，他想知道他能爲受害者和家屬做些什麼，也想和現場遇到的朋友討論討論。可他聽不到家屬的任何聲音，現場也沒人說話。沉默像一塊巨石壓在他的心頭，讓他不能釋懷。
東京：室內悼念會
9月19日，一個在日華人Line羣組裏的不安是從早上8點32分開始的，日本東京電視臺的新聞速報說，男孩已經確認死亡。
“在日華人是不是應該做點什麼”，有人說，“我們應該喊話政府重視同類事件，不要像處理蘇州事件那樣，向社會傳遞錯誤信號”，這位發言者還說道，“如果不做點什麼，在日本遭遇什麼都是我們活該”。
學者馬嘉嘉也在羣組裏，前一日他看見了新聞報道，“但當時沒有任何報道提到小孩的傷勢，以爲不是特別嚴重”，但轉日，他就看見孩子去世的消息，當下第一反應是尖叫了一聲。他很快就決定發起一個守夜活動，“孩子的離世讓人悲憤難耐，作爲在日華人，必須要發出聲音”。
儘管在日本生活了十二年，但他並沒有組織公開活動的經驗。白天，馬嘉嘉先是跑到了新宿站的警署，那裏是日本人流量最大的地鐵口之一，常有各個族羣的遊行集會在這裏舉行。“我的日語一開口，警察就知道我是中國人”，接待他的日本警察看過了新聞，很友好地回應了他的問題。他還去了另一個地鐵站高田馬場，那邊的警察還不知道爲什麼要悼念，起初很謹慎，後來問了他活動目的和訴求，就開始跟他討論起細節來。但最終，因爲室外點蠟燭可能引發安全問題，守夜悼念活動改到了民房室內。
東京時間晚上七點，人們帶着花來到了早稻田的一所建築內的民房，這個方正的房間沒什麼裝飾，三面牆上都是書櫃，最顯眼的是作家傅國湧和野夫今年剛出版的幾本書，一些在日華人們平時會拿這兒放電影、組織論壇。
活動定於七點開始，室內起初聚集了三十多人。白色的桌子放在最前頭，供人獻花。
來之前，有人在羣組裏分享了自己去買花的經歷，在花店，她告訴老闆娘是買給在中國遇害兒童的，老闆娘一下子就紅了眼圈。“老闆娘流着淚說了好多次感謝，反過來還安慰我日本也有很多不好的人，國家之間的問題和普通人沒關係”。
接近九點，還有人走進來獻花，此時已經來了五十多人，鮮花堆在白色桌子上，有雛菊，有百合，有馬蹄蓮，幻燈片打在桌後的牆上，那是一張流傳的網圖：在事發的學校門口，一束鮮花的卡片上寫着，“孩子，對不起。深圳人。”
馬嘉嘉穿着灰色西裝，在現場，他說起爲什麼要發起這個活動，以及作爲個體在事件發生之後的悲傷、悔恨和憤怒，“肉眼可見反日仇日的浪潮襲來，（我們）卻沒有任何有效方式可以阻止它”。
在自由發言環節，一位穿着黑色裙子、戴珍珠項鍊的女士用日語說了一段話，語調很輕柔，說着說着就哭了，臺下的一些人也跟着哭了，下來之後，她旁邊的男生給了她一個擁抱。我起初誤以爲她是日本人，後來才知道她是十年前來日本的，她叫明霞，在東京經營一家公司。她說，十年前她帶着孩子來日本工作生活，在這期間，得到了非常多日本朋友的熱心幫助，十年過去了，她的小孩已經長大成人，唸了研究生即將畢業，但“那位在深圳的小朋友，他也是跟着父母去中國生活學習，卻遭此厄運，站在母親的立場上，這是多麼痛苦的事情啊，令人無法承受”。
悼念現場除了中國人，也來了許多日本人。包括NHK、朝日新聞在內的多家日本媒體穿梭在房間裏，這些關心中國問題的日本記者大多有過在中國的留學經歷，能用中文做採訪。日本的男記者們穿着西裝或襯衣，胸口彆着筆和手機，現場唯一的日本女記者是來自朝日新聞的黑田早織，她帶着“朝日”的黃袖章。被問到日本民衆對這件事的反應，她說：“小孩的去世令人遺憾，幾個月前發生了蘇州胡友平事件，中國政府至今也沒有解釋事情的背景信息，也沒有調查殺人動機，日本民衆是很憤怒的。”
一位曾經在上海留學的日本人鳥本先生帶了一大捧白色的雛菊和電子蠟燭來到現場。我問了他同樣的問題，他猶豫了很久，才吞吞吐吐地說，“還是…比較憤怒的”——他的猶豫是因爲不想傷害中國朋友們的感情，他經常出現在東京的中文人文活動上，他和中國朋友們一起聊天，一起喝酒。因爲曾經在上海留學過，他也能講上海話，今年，他想“再回中國看看”，於是辭去了一份日本公務員的工作，另找了一份可以外派去中國的工作，十月即將啓程。
深圳：拉鋸戰
八點四十多，學校大門打開，閃爍着紅色亮光的電子擋車柱降下，一輛黑色轎車開出來。人羣察覺到風吹草動，紛紛圍到花束旁。果不其然，一名戴口罩的中國校方人員要求保安撤走一部分花束。他告訴人羣：“我們很理解你們的心情，但這裏是我們辦公區域的一部分，花一直往後堆也影響行人進出”。
這似乎是一個很正當的理由，小小的學校門前安放不下幾平米的哀悼，人羣一下子泄了氣。“那你要保證不是扔了我們的花”，一個男生說。這名校方人員承諾，“我們是集中放在一個區域”。有人質疑：“那你可以拍張照給我們看嗎？”他一面抱怨現場的人們把人心想得很壞，一面進去拍了張照給所有人看了一圈。
人們不再質疑和阻攔，花束很快撤掉了大半。一男一女兩名保安一開始是從尾部搬花的，校方人員叮囑他們要小心些，花都噴了水保鮮，不要讓水灑出來了。過了一會兒，他又讓保安從側面搬花，留着尾部這些新送來的花——它們還沒有爲送花的人盡到心意。
有人自發地把尾部的花搬到靠近門前的位置，讓出路面來。星星燈被拿進去後，又被人羣呼喚着拿出來，校方人員把它纏繞在了毛絨小熊身上。有一位身形單薄但揹着大包的女士走上前，仔細擺弄星星燈，彷彿那隻小熊是心愛的孩子般，擺弄了幾分鐘才滿意。
有人問：“我們的花束和卡片，家屬都能收到嗎？”校方人員回答：“我們會統計送來了多少花束，登記卡片，告訴家屬，有這麼多人給你們送來了愛意。”卡片上的落款有上海人、重慶人、廣州人……
“謝謝。”
東京：“簽名的羣友請實名吧”
今年除了蘇州校車事件，和深圳學生遇襲事件，還發生了中國遊客在日本靖國神社撒尿的事情，鳥本先生擔心這些只是更多極端事件的開始，他很擔心自己的中國朋友在日本的處境，他希望讓更多日本人知道，中國人也爲這件事感到憤怒。
他在推特上關注着“部分在日中國人關於深圳918日籍學童遇襲事件的聯署聲明”，以及聲明下面的評論。
這份聲明是著名作家、前媒體人賈葭起草的。聲明寫道：
我們對此深表震驚與悲痛，並以“部分在日中國人”的名義，向學童家屬表示誠摯的慰問，希望他們節哀。雖然我們深知這樣的慰問並不足以撫慰他們失去孩子的巨大傷痛。
身爲在日本居住的中國人，我們嚴厲譴責針對日本學童襲擊的兇手。對兒童的無差別襲擊，是置人類文明的道德、法律底線於不顧的莫大惡行。
在表達哀痛之時，我們也深知造成類似事件的深層原因。在中國長期以來盛行的極端民族主義及仇日教育，遮蔽了一部分中國人對日本的認知，甚至放縱了矇昧與罪惡。我們也將致力於改變這種令人不安的現況。
白天，Line羣組裏就“實名聯署是否安全”的問題爭論了一會兒，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匿名聯署。賈葭回覆道：“簽名的羣友請實名吧。一來這是很嚴肅的事情，二來，簽名，不是什麼違法犯罪。”
截止東京時間當天下午2點，願意實名的聯署人是20人，到了晚上12點，通過公開郵箱發送姓名，表示願意聯署的人達到了100人。在聯署名單上，有律師李金星，還有很多學者、生意人、和學生。
這份聯署聲明藉由“東京人文論壇”的賬號在X（原推特）上發表，中文聲明和日語聲明是分開發的，日語版有超過5500人轉發。
中文評論顯得並不友好，有人罵，“這是一份漢奸名單”，有人說，“簽名的人應該每個人先給受害的家庭捐十萬塊錢”，還有的人說，“求生欲也太強了，這麼快就切割了”。
賈葭看了評論說：“（既然）已經被人解讀成‘切割’，我覺得我們心態要好，我們就不是那些腦子裏都是血豆腐的人，我們和他們不一樣，不一樣就要表達出來。”
相比中文評論裏出現的質疑和冷嘲熱諷，日語評論溫和得多：“我認爲發表這樣的聲明需要勇氣”，“這並不是‘中國人’的錯，你不應該討厭你周圍的中國人”。
一位叫石川智子的日本人寫道：“我讀了聲明。作爲同樣居住在東京的人，我希望你們不要因爲這件事而灰心。作爲一名日本公民，我要感謝您的關心。我不會容忍利用這一事件的大規模歇斯底里。我在北京生活過，得到過很多中國人的幫助。我希望有一天能夠回報這份恩情。”點進他的社交賬號，他轉發的第一條帖子，是在擔心“憤怒的網絡會襲擊中國學校”，他轉發的帖子還在呼籲“日本政府應該帶頭說，‘仇恨犯罪在任何地方都不會被容忍’”。
當然，也有一些不客氣的新聞評論。譬如雅虎新聞下面的網友評論：“他們不是在哀悼。只是爲了不讓自己的處境變差而擺姿態”、“感到憤怒嗎？那樣的話，不要在東京，直接在北京說吧”。
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認爲，網絡極端言論兩國都有，不必太在意。
而鳥本認爲：“輿論這個東西可隨時不斷變化，正因如此，有時候需要介入，像這次伍雷、賈葭和馬博士站起來呼籲一樣。”他認爲日本部分媒體有娛樂化和煽動性的傾向，但是理性的分析評論者的參與，能讓民衆更客觀地認識中國和中日關係。這些評論者也幫助人們區別官方和民衆的不同。
賈葭目前在東京大學任客座研究員，在2021年來日本之前，他曾經在深圳南山區招商街道住了五年，他很熟悉現場流傳出的照片裏的街道環境。他說，自己前一天下午三點看見了現場的照片，“很大一攤血跡，我無法想象那個可憐的十歲孩子在早上八點上學路上，經歷這樣慘絕人寰的事情”。
賈葭回憶了一件往事，2004年的9月18日，他和朋友在上海一家壽司店喫飯，喫完飯出來，有年輕人在門口罵他漢奸。二十年過去了，賈葭說，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潮和仇日情緒從電腦屏幕裏溢出來，變成了具象化的仇恨。“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思考，如果我們不從歷史中、不從血淋淋的事件中去反思的話，我們會面臨非常深重的自責和對自己的詰難。我們要成爲什麼樣的人？我們要做什麼樣的人？都是在一個一個微小的事件中成爲我們自己。”
著名維權律師伍雷同是疫情期間來到日本生活的。他有三個孩子，看到報道，心情不好，“一整天都亂了套”。日本媒體來採訪他，他說：“這是一個有什麼因就結什麼果的事情。我們都知道，是經濟出了問題，是社會秩序潰敗的表現，更是多年仇恨教育的結果”。
伍雷說：“大家來到現場，其實是承受了某種‘壓力’的”。活動開始之前，他就提醒會來的人，現場有記者，也爲大家準備了口罩。但活動開始之後，現場只有零星的人帶了口罩，一位男士像做行爲藝術似的蒙上了黑頭套。
“作爲蛇口人，我們感到羞憤！”
那位整理小熊的女士從下午待到了晚上。她告訴雪山，她曾是中國第一家日本獨資企業三洋電機的老員工，也是民間公益組織蛇口社區基金會的成員。當天，蛇口社區基金會這樣發佈公告：“今天，作爲蛇口人，我們感到羞憤！羞憤我們的鄰居在這塊理應安全的土地上，受到致命傷害；羞憤我們爲共同美好生活所做的種種努力在希望升起的地方被愚昧與殘忍拉開了傷口……”
雪山認爲自己是去見證歷史的。“影響是慢慢發酵的，日資企業大規模撤離也許不是今天，但是他們想走的決心是今天決定的。”而在景田看來，針對在華外國人的暴力不會結束，蘇州和深圳的仇日事件是更可怕的未來的開端。
根據《南方都市報》從深圳市公安局瞭解到，行兇者鍾某被當場抓獲。警方披露，鍾某，男，44歲，漢族，無固定職業，2015年因涉嫌破壞公用電信設施被東莞警方取保候審，2019年因涉嫌虛構事實擾亂公共秩序被深圳警方行政拘留。另外，自媒體“雞蛋bot”還提及，根據天眼查顯示，近年來鍾某所持股公司出現經營問題，其股權亦遭凍結。此外，據裁判文書網等官網信息，近年，鍾某多次因借貸、信用卡等糾紛，被法院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這些信息目前未經官方證實。鍾某對持刀傷害該學生的行爲供認不諱。警方認爲該案屬偶發個案，鍾某爲單人作案。
“很多人聲稱這兩起事件只是偶發事件，但我覺得不是。蘇州的兇手是失業人員，深圳的兇手被發現是老賴，他們都是在社會競爭中失敗的人，想在某個地方重新追回一些喝彩，而現在的輿論是大範圍地鼓勵極端民族主義暴力的。經濟下行會導致這些被淘汰出去的人越來越多，可以預料的是，類似的事件也會越來越多。”景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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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點，人羣慢慢散了，走出小巷。人羣中有抓着一排益力多飲料的年輕人，也有髮髻整齊面容柔和的母親。花店老闆還在忙碌。
“國籍不能準確概括我。我是個世界公民，生活在中國，熟悉中國文化，但這不代表我就不能理解別人”，雪山說。無獨有偶，深圳日本人學校的校歌中也有這樣的語句：
曾因爲人心莫測
而左右爲難
但我相信
終有一天可以互相理解
放聲歡笑吧 牽起手來
相信愛 去打開世界
（爲保護受訪者安全，景田、小魚、雪山爲化名，照片均已獲得授權）
撰文_星子/劉京
編輯_趙小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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