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辦公室的人

昂貴的房租、漫長的通勤，讓許多在北京這樣大城市裏的打工者，冒出過以辦公室爲家的念頭。社交網站上，不時見到這樣的問題：不想租房，辦公室裏能住麼？大多數人對此保持懷疑態度，也有短期居住過的人現身說法，“工作和生活沒有了分界，生活沒有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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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貴的房租、漫長的通勤，讓許多在北京這樣大城市裏的打工者，冒出過以辦公室爲家的念頭。社交網站上，不時見到這樣的問題：不想租房，辦公室裏能住麼？大多數人對此保持懷疑態度，也有短期居住過的人現身說法，“工作和生活沒有了分界，生活沒有了空間”。

儘管如此，依然有人選擇偷偷在辦公室裏居住。住在辦公室，意味着全部家當必須裝得進一個行李箱，意味着一種捨棄下班後私人空間的生活，也意味着更少的成本和通勤時間。

這樣的生活，有人斷斷續續體驗過，有人堅持過兩年，有人還在繼續。

文 | 李漁
編輯 | 張輕鬆
運營 | 泡芙

“在哪兒還不是睡個覺”

晚上十點，南城燈光漸漸黯淡，老劉準備就寢，先將充氣牀墊在地板上展開放平，等到氣一打滿，鋪上了牀單，碼好枕頭。前後五分鐘的時間，嫺熟地處理好了一切，他來到門口，按下牆壁上的開關，再摸黑回到兩排辦公桌夾成的空地上，悄然躺好，鼻尖剛好與椅腳齊平。

老劉住在辦公室已經快一年了。他在北京工作，但沒有租房。

全部家當是一個20寸行李箱，一個揹包，和一張牀墊。牀墊日常塞在辦公桌底下的紙箱裏。行李箱和揹包是他“移動”的家，銷售人常年出差，辦公室放行李箱大家也見怪不怪。裏面塞得下幾件衣服、常用藥物、電腦、酒店裏拿的一次性用品，甚至還能裝下兩本書。

老劉的牀鋪。圖 / 受訪者供圖

入夜後的辦公室，鍵盤聲響消失了，工作上的討論與爭執也變得無影無蹤，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間變得如同喧囂落幕後的戲臺子，只剩下風扇發出低沉的嗚咽。辦公大樓的中央空調每晚下班時間準時關閉，北京今年格外悶熱，老劉就指望着這颱風扇能夠帶來陣陣涼風。

他知道在這個時間，同事一定不會再出現，於是乾脆脫去了上衣，又脫掉了褲子，仰面對着天花板。不過就算如此，皮膚還是很快變得黏黏噠噠，最後他不得不起了身，擰開衛生間的籠頭，毛巾沾上涼水，在周身上下一通擦拭，再次躺下，闔上眼，雙手抱於胸前，努力入睡。

這是老劉住在公司的第五十天。他是一家傳統行業公司裏的銷售，在過去的十一個月裏，只要不出差，他就將辦公室當成自己在北京的居所。

在他自己看來，這個舉動很尋常。畢竟，在這座城市裏，一千多萬人正日日爲了生計奔波，人們就像覓食的螞蟻，白天聚作一團，等到夜幕降臨後，四散到城市的角角落落。有房的人可以歸家，而無家的人和無根的浮萍沒什麼兩樣，在哪裏，都只是短暫地找個地方度過黑夜。

從這個角度來看，住在辦公室和住在其他地方，其實沒什麼差別。老劉每天十點後入睡，早上七點，天一亮，便按時起牀。當大多數人爭分奪秒追上地鐵，奮力在車廂裏擠出一個能夠站立的空間時，他忙着一邊整理衣物，收拾牀鋪，一邊打開窗戶，讓新鮮的空氣灌滿空間。

同事們幾點工作，他也幾點工作。同事們幾點下班，他也幾點下班。唯一的區別在於，他從來不會遲到，而且一直是公司裏最早出現的員工。

他將自己住辦公室的經驗分享到社交媒體上後，引來了許多人的熱議。大多數人好奇“辦公室要怎麼才能住人？”“怎麼洗澡？”也有人對住在辦公室的行爲無法認同，直言“窒息”。

在加班晚歸，或者早起通勤感到痛苦的時候，很多人可能吐槽過“還不如住辦公室得了”。一些北漂剛來北京、收入捉襟見肘，能租到的房子也說不上能提供多少尊嚴，但真的選擇住在辦公室，還是件令人難以接受的事。

一來，辦公樓屬於商用大樓，原則上不允許住人，住在辦公室“偷感”很重，被發現後還可能被同事“嫌棄”。另一方面，更多人認爲，住在辦公室完全混淆了工作和生活的邊界，不可接受。還有人擔憂，公司萬一丟了東西，可說不清楚。

但真的住了，“也就是睡個覺而已，在哪兒還不是睡個覺”。從2017年到2019年，王森曾在辦公室裏連續住了兩年。回首那段時光，他直言“想一想，也有點兒辛酸”，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認，一旦住習慣了，其實就跟租房沒多少區別。

小六曾從2022年夏天開始陸陸續續住辦公室，入冬後，更是直接“定居”了半年。夏天的煩惱是蚊子多，有一個晚上，一覺醒來，她赫然發現手臂上被咬了十幾個包，密密麻麻的紅點，她成了“自助餐”。冬天一入夜，她便把自己蜷縮在睡袋當中。雖然這樣可以禦寒，但也有新的苦惱，睡袋畢竟是一個口袋，束縛着身體，猶如被困在了一個繭裏面，沒法自由伸展和翻身，小六睡得很不踏實。

她始終不敢讓同事知道自己住在辦公室。每天一早六點，她就要早早起牀，將瑜伽墊和睡袋小心翼翼卷好，藏在攝影器材旁邊，然後一溜煙兒跑到食堂，一直磨蹭到單位有人出現。等到下班時，別人離開，她也離開，在樓內的休息區裏藏到晚上九點之後再回辦公室。

身爲本地人，住在辦公室，肯定是沒有住在家裏舒服的，可與此同時，每天不用花費大量時間往返於家和公司，能夠節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麼一比較，舒不舒服這點事兒，好像也沒那麼重要。她更願意將住在辦公室看做一場“生存實驗”，“等過了很多年，再想一想這段經歷，一定會十分的有意思”。

“你可以住在公司啊”

在北京工作，住宿是一筆昂貴的開銷。

安居客上的數據顯示，雖然這兩年房屋租金略有降低，但北京一居室的平均租金價格仍舊維持在3800元上下。而根據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佈的信息，2023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爲11761元，租到一個平均水平的一居室，需要花掉收入的三分之一。對於低於這個薪資的人羣來說，房租更是一個沉重負擔。

每一個住在辦公室的人會反覆提到一個詞：時間。根據《2023北京通勤特徵年度報告》，北京通勤的平均時長在51分鐘，位列全國前茅。長時間的通勤，是對體力的考驗，也是精神上的損耗。

人們選擇住在辦公室，最重要的目的，便是爲了省下房租或時間。

2022年夏天，因爲家中房屋準備裝修後出租，小六舉家搬到了六環外的昌平鄉下。從住的地方到單位，需要先步行半個小時去公交站，再搭乘公交車來到城區，最後還要在地鐵裏耗費半個小時。一趟兩個小時，每一次上班都如同逃命一樣匆匆忙忙。

在公司附近租房當然可以省去許多煩惱，但房租實在昂貴，哪怕與人合租，一個月也要兩千多塊，而自己到手的工資纔不到六千元。尤其她從事的行業，出差是常態，這意味着每個月一半時間裏，出租屋都要空置。細細一算賬，她馬上便意識到：這不等於自己花了雙倍的價格來租房嗎？

她堅持在城區和郊區之間往返了一陣子，但很快便遇上了一個新問題——公司加班是常態，回去的末班車是晚上八點，哪怕緊趕慢趕，自己依然常常錯過。趕不上車時，只能打車，車費就要一百多塊，“簡直就是在貸款上班”，她覺得十分荒唐。

漸漸地，在辦公室湊合一宿的念頭冒了出來。第一個晚上，小六全無準備，不知道要睡在哪裏，只能坐在工位上，推開鍵盤和文件，朝着桌面一趴，跟鴕鳥一樣，把頭埋於雙臂之間。這樣的姿勢很難讓人睡得踏實，幾次入睡，又幾次醒來，一夜處在半夢半醒之間，腦袋昏昏沉沉。不過一想到自己省下的金錢，她又覺得心中格外欣喜。

後來，她開始時斷時續以辦公室爲住所，這樣的狀態一直維持到十月底。入冬後，北京晝短夜長，下了公交車後，眼前的那段路上不光沒有路燈，連人影也罕見。一個女孩子，孤身一人走在黑夜當中，這樣的氛圍讓她十分不安，“就怕突然來個人，把我給噶了，扔河溝裏面”。

小六下班的夜路。圖 / 受訪者供圖

於是她乾脆就不回家了，買來了一個瑜伽墊和睡袋，開始在辦公室常住。

王森也是被房租一步步逼到辦公室的。2017年，因爲在老家天津找不到合適工作，他來到北京，進入了一家國企。起初和單位裏許多北漂一樣，爲了省錢養家，他和其他同事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個房間，兩個大男人同擠一張牀，一同分擔房租。每月一千多元的花費，對於彼時只有七千月薪的他來說，是承受的上限。

但這樣的日子只維持了半年，同事辭職離開北京，他再難找到其他人一起合租，不得不搬到郊區順義，上班一個半小時，下班一個半小時，擠在公交車和地鐵上，像被抽乾了空氣的氣球。

他不怕苦，“反正來北京就準備好了要喫苦”，可有些問題並不是喫苦就能解決的。有一次單位加班，直到十一點才結束，錯過了最後一班地鐵，他站在單位門口盯着荒涼的街頭，心有不甘，又無可奈何，覺得自己成了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

那一晚，他被迫在辦公室裏過夜。然而出乎意料，“住在辦公室裏的感覺還不錯”，不用急着趕公交車，也不用怕上班遲到，一覺醒來，甚至可以有充足的時間在食堂裏喫一頓早餐，更何況，不用花一分錢。

猶如發現了新大陸，一剎那，王森就冒出了搬到辦公室裏的念頭。那時恰逢有人離職，留下了一張免費的摺疊牀，他乾脆撿了回來，開始安營紮寨。

和前兩位不同，在進入公司之前，老劉就已經做好了打算，自己就要住在公司。

這個決定源自於過往的一段失敗經歷。2019年，他和朋友一起創業，拿出全部積蓄，加上借貸，在老家那座三線城市投資兩百多萬，開辦了一家教培中心。這個舉動雖然冒險，但彼時教培行業十分火爆，也不失爲一個前景明亮的投資。然而疫情驟然來臨，老劉苦苦維持了兩年時間，終於血本無歸，借來的錢要償還，學生的錢也要退回去，他不願意做“老賴”，不得不走上了打工還債的道路，“自己挖了坑，跳進去了，就自己再想辦法爬出來吧”。

還債就像是在完成一套複雜的拼圖，一步一步，全離不開算計。2021年底，老劉先在深圳跑了一陣子快遞，只因爲“對方能夠提供三個月宿舍”；接下來，他找了一份銷售工作，月薪6000元，駐地北京，那間兩室一廳的房子，既是辦公室，也被員工當宿舍使用，用不着爲了住宿額外花錢，“也還行”；2022年9月，爲了多賺些錢，他又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被派到了南京，雖然需要租房，但很快，他就尋覓到了一間房子，與四人合租，一個月租金只要800塊；在南京做了三個月後，他開始負責起了華中地區的銷售業務，日日出差，這回連800塊的租金都省了。

然而，個人再如何努力算計，在大環境的碾壓下，也是無能爲力的。沒做幾個月，公司效益不好，團隊面臨裁撤，處於安穩生活中的人大可以選擇順勢而爲，老劉卻不得不爭分奪秒，爲了接下來的生活好好籌謀。

他再次換了工作，來到北京。可不到三個月，公司高層變動，他莫名其妙遇上裁員，還被拖欠了兩萬元的報銷款。如今提起這段經歷，老劉依舊忿忿不滿，“一些公司看似正規，其實處處在琢磨着怎麼剝削員工”。

對亟需償還鉅債的人來說，賺錢不僅僅是維持生計的手段，也是重回正軌的希望。要回這筆報銷款，花費了老劉兩個月時間，也改變了他的許多觀念，他覺得公司大小無所謂，重要的是“只要能拿到工資，能拿到績效”。

另一方面，他對開銷變得格外謹慎。他想起在南京租房時，一個同事對他說的話：“你可以住在公司啊。”放在當時，這只是一句調侃，但時過境遷，再一次想起來，老劉心中有了不同的念頭。

9月份，他入職了新公司，需要經常出差，但也免不了要在北京逗留。入職那天晚上，他拿來了幾張硬紙板，在地面上展開，拼出了一張“牀”，悄悄度過了第一夜。

住辦公室的智慧

辦公室是公共場所，沒有太多隱私可以容納。選擇住辦公室，就必須選擇一種極簡的生活方式，私人物品沒有太多空間放置，慾望也就被無限壓縮。唯一重要的，只是如何睡得安穩。

睡過第一天後，老劉就發現了，只靠硬紙板沒法長久。地面很涼，也很硬，早上醒來時腰痠背痛。於是第二天，他花了幾十塊，買來了一個充氣牀墊，如此將就了兩個月，到了冬季，他從家裏取來了一條毯子，放在身下，保暖又舒適。

老劉的牀鋪。圖 / 受訪者供圖

洗衣服是一個問題，洗澡也是一個問題，但很容易就找到了解決的辦法：沒有洗衣機，衣服就全靠手洗，夏天時掛在窗邊一晚就能幹；至於洗澡，則更加簡單，乾脆不洗，如果天氣實在炎熱，大不了在衛生間用涼水擦擦身體，也能消暑，反正過不了一兩天，他又要出差。

一個月裏，他曾經輾轉於十六個省份。從4月底到8月初，更是三個多月裏，七十幾天在外奔波。其實，很難說是因爲出差如此頻繁，老劉才住在辦公室，還是因爲住在辦公室裏，老劉纔出差如此頻繁。他自己坦言：“如果和同事一樣在北京有住所，說不定可以換一個安排方式。”

小六與老劉一樣，能不洗澡就不洗澡，反正冬天也不怎麼會出汗。衣服也用不着換得頻繁，反正自己不怎麼出門，也就不會太髒。到了週末，有時她回家，有時乾脆就在附近找一間青旅，花錢住上一夜，睡得好壞無所謂，重要的是有洗衣機和淋浴。她也驚訝於自己年紀輕輕，居然能找到這些解決辦法，“真的感覺就像在城市裏探險一樣，總有新的發現”。

但並不是誰都能像小六一樣，在辦公室足不出戶，窩上一整個冬天。王森的公司雖然有暖氣，可因爲節能，溫度並不高，他又實在不好意思再在辦公室裏放上一牀棉被。出差是一個好辦法，不過不能日日出差，一個月，最少也有半個月要在北京度過。不出差的日子裏，他就像一個流浪的波西米亞人，四處搜尋過夜的地方。

好在北京這座城市，每天都有無數人離開，也留下了許多還未到期的出租屋。只要支付一點費用，就能短暫地在這些房屋內待上一段時日。正如有人拼車，有人拼團，王森“拼房”，他如同一隻勤奮的蜜蜂，這裏停留一下，那裏停留一下。他住過通州，住過房山，最遠的地方到了昌平農村，只花了六百塊錢，就住了將近三個禮拜。他戲言：“不要說外地人了，就算很多本地人，也未必解鎖過這麼多的地方。”

相較而言，他還是喜歡夏天一些，只是夏天也有煩惱。他常常出汗，雖然換洗衣服可以等週末回到天津解決，但無法洗澡總歸是個大問題。他不敢在公司的衛生間裏大張旗鼓地洗浴，“公司那麼多人，萬一被加班的人看到，不合適”。但連續一個禮拜，僅靠毛巾簡單擦拭，顯然不能遮蓋住身上的異味，“沒辦法，有時候我自己都覺得自己臭，感覺同事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樣了”。

不敢停下腳步

王森的同事都知道他住在辦公室，他也從未刻意隱瞞過。他想，反正大家收入都不高，誰不是想辦法在北京生存下去呢。

辦公室裏一共四個人，全是北漂，各自有各自的辛苦——有人房產在燕郊，每天光上下班就要三四個小時；也有人在北京買了房，只有五十平方米，塞進了一家五口人，自己只能睡客廳；領導固然收入高一些，卻同樣負擔不起租房的費用，只能在附近租一間地下室，四面無窗，不知日夜。用王森的話說，“大家就誰也別嫌棄誰了。”

小六則很怕被同事發現，她說辦公室內鬥嚴重，被發現了，“不知道會有什麼嚴重後果。”

但饒是謹慎，也有被撞見的時候。有幾次週末，她正在辦公室裏看劇，突然之間有同事跑來加班。她便也只好裝出一副努力工作的樣子，在工位上認真地面對着電腦，“感覺是在被迫營業”。

老劉住辦公室的事，則更像一個“公開的祕密”。剛入職時，他謊稱借住在朋友家裏，也和小六一樣，每天若無其事裝作下班，等估摸着所有人已經離開，再獨自悄悄溜回。

直到一天晚上出差歸來，他正要入睡，突然遇上同事來公司加班，一時四目相視，場面極度尷尬。他只好編了個理由搪塞，無非時間太晚，不想去打擾朋友云云。聽上去頗爲合理，同事好似也並未質疑，只是後來，老劉發現，似乎連領導也對這件事心知肚明。

那次他和老闆一起出差，本以爲會在外地過夜，未曾想老闆徑直開車回到了北京。午夜時分，望着靜默的街道，老劉心中不斷盤算着要在哪裏下車，才既可以回到辦公室，又不被老闆發現。誰知道還未說話，率先開口的卻是老闆，“一會兒我就先把你送回到公司吧？”

老劉覺得，老闆應該是發現了的。不過從那以後，彼此之間，誰也沒有去詳細提及這個問題。老闆不問，他自然也不會說，雙方就這樣保持着微妙的默契。

在同事之間，他在辦公室過夜的事情漸漸也不再是祕密。同事偶爾會詢問他在辦公室裏住得好不好，好心地提醒要注意身體。等入冬時，有人擔心天氣冷，特意告訴他單位有個“小太陽”，記得要打開。

住在辦公室，省下通勤時間後，這些住辦公室的人，也沒有“閒着”，而是像這個城市的很多人一樣，儘可能將多出的時間轉化成“生產力”。

老劉開始嘗試在小紅書上做直播，聊一聊自己以辦公室爲家的生活。儘管還沒有帶來什麼物質上的收益，但每天跟陌生人談一談天，暫時從債務的壓力下抽離而出，不失爲一種放鬆。

小六不願意無所事事。她曾經在補習機構工作過一段時間，於是操起老本行，開始利用下班後的空閒，給學生做線上家教。樓道盡頭凹進去一塊小隔間，擺了一張閒置的辦公桌，她安靜地坐在那裏，支起平板電腦，對着屏幕細細講解立體幾何和拋物線。被同事問起，便說自己堂弟正在準備高考。

一堂課兩個小時，收費三百塊，每個月可以獲得將近兩千元的收入，對只有幾千元工資的她來說足夠驚喜。她格外享受這種足不出戶，就能搞定一切的生活狀態，唯一讓人有些憂心的是，因爲懶得出門，體重直線飆升，“幾個月裏，足足長了幾十斤”。

兩年間，王森的精力全花在了學習上。同事一離開，四下安靜無聲，辦公室就變成了一間天然的自習室。他坐在電腦前，日復一日地啃着書本，換來四本證書。因爲公司政策，這些證書每個月可以給他帶來額外一千多元的收入。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爲這些證書，讓他後來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新工作還是在北京，月薪一萬多塊，重要的是提供宿舍。居住不再是難題，他把摺疊牀送給了別人，從此結束了辦公室的寄居生涯。對於人生，這稱得上一次巨大飛躍，但偶爾他也會懷念在辦公室裏居住的經歷。他感恩同事的包容，也慶幸正是那些拮据的日子，讓自己沒有辦法蹉跎歲月，“在那種條件下，不敢停下腳步”。

在辦公室住了四個月後，因爲父親生病，小六不得不辭職去照顧家人。等2024年再次迴歸工作時，城中的家早已裝修完畢，她也像許多本地人一樣，開始了家與單位兩點一線的日子。回首住在辦公室裏的那些天，她的心態十分矛盾，一方面感嘆當時自己真能喫苦，“天天睡眠不足，感覺人都變傻了”；另一方面，她又覺得在這座昂貴的城市裏，自己的做法很理智，那點兒苦也沒什麼，“就像走夜路，在燈光照不到的地方，幽暗得讓人害怕。可當你一直向前走，走到燈下，就發現幽暗的地方也很尋常”。

她至今無法理解，當時一個同事在單位附近與人同租，“一個月裏半個月在出差，卻要花一半的工資來租房。工作是爲了賺錢，卻爲了工作花錢，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麼？”

結束辦公室居住的人，都打開了新的生活篇章。而還在住辦公室的人，還要繼續爲了下一步的生活而奮鬥。老劉還不知道要住到什麼時候，總之，“先做着”。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依舊是還清債務，每個月一萬二的工資一到手，便被他悉數轉走，去填充創業留下的黑洞，手上只剩下一些週轉資金，用來應付出差和日常開支。

對於現在的生活狀態，他十分“知足”。在北京安家或許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但享受當下，有時候並不需要一個實際意義上的“家”。他喜歡逛博物館，也喜歡看演出，就算拮据，也會省出一兩百塊錢來，去看一場不知名的話劇表演。

但當人們有更多選擇時，誰又願意住在辦公室？宋晨是陝西人，因爲工作關係，被借調到北京四個月。他原本打算住在遠郊區的親戚家，“可北京實在太大了”，每天五個小時的路途“堪比成吉思汗西征”。在堅持兩個多月後，他無奈地搬進了辦公室。

這也改變了他原本希望可以留在北京的初衷，“沒有房子，幸福感太低，就算收入高，這麼活着又有什麼意思呢？”在辦公室斷斷續續住了兩個月後，他已經決定回老家了。北漂，已經不是他的選項了。

（講述者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