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女性的墓碑上，沒有自己的姓名
姓名是每個人來到世界時擁有的第一樣東西，也是持續一生的祝福。它伴隨人的出生、長大、死亡，很多人都能講出一段關於名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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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操勞一輩子，她們不想再被叫某氏
姓名是每個人來到世界時擁有的第一樣東西，也是持續一生的祝福。它伴隨人的出生、長大、死亡，很多人都能講出一段關於名字的故事。
什麼樣的情況下，人會失去自己的名字，或者從未擁有過？
答案也許是女性。在公安部政務服務平臺上查詢全國同名人數，能找到某個名字對應的全部使用者數量，輸入“張氏”，查詢所得8352人，其中8347名是女性。
還有更多農村地區的女性，她們被喚作“小妞”“劉家媳婦”“趙媽”。在戶口本、身份證和墓碑上，她們留下的是“××氏”“××媽”“××女”。和名字一起被消音的，還有她們的歷史和生命記憶。
我們想知道8347名張氏，和更多宋氏、李媽、王家女的故事。她們如何生活，如何失去和找回自我，如何被記住或被遺忘。
一、沒有姓名的一生
去年清明節，林舟找人代燒紙錢給奶奶。對方問她奶奶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林舟發現自己答不上來，又打電話問了父母和親戚，大家都不知道。
林舟和奶奶相處不多，只記得小時候站在菜園子前，奶奶給她編辮子。篦子梳頭太痛，奶奶心疼她，就用手指給她梳理頭髮，“酥酥麻麻的，特別舒服”。
另一段記憶是5歲時，林舟在奶奶家的門檻上自顧自地玩，從屋內跳到屋外，再跳回來。門邊有一張堆放雜物的小桌子，林舟盯着桌上的一袋銅鑼燒，饞得不得了，準備問奶奶要來喫。回過神，她看到奶奶從牀褥子下面翻出來錢塞給家人。那天晚些時候，奶奶就去世了。
因爲怕耽誤學習，父母從沒讓林舟回家上過墳。後來每次林舟想起奶奶，就買了紙錢在路邊燒。不知道奶奶的名字，連燒紙錢都怕給錯人。她只能在心裏默唸“奶奶”，磕三個頭，許願奶奶能收到。
林舟家在蘇北農村，但在那個時代，像林舟奶奶這樣沒有名字的女性，全國各地還有很多。
有些人從出生起就沒有名字。在河南的縣鎮和村落，人們把小姑娘喚作“妮胞”，在田間地頭喊一聲“妮胞”，會有很多女孩應聲。如果有妹妹出生，姐姐就改叫“大妮胞”，妹妹是“小妮胞”。還有“劉大女”和“劉二女”，她們是山西人，如果家裏再生了女孩，會被叫作“劉三女”。“劉大女”和“劉二女”說，家裏窮，讀不起書，所以沒有學名，也不需要。
一位“妮胞”說，那時候農村的小孩不經養，如果不是男孩，家裏能給口飯喫，活着就不錯了，“誰管你叫啥？”
頂着這些不算名字的名字一路長大，她們像那個時代所有的農村女性一樣，嫁進夫家，生下孩子，成爲一個或幾個人的母親，有了新的稱呼：“××的媽媽”“××的媳婦”。
在湖南，一位女性的名字是“成永娭毑”。“娭毑”是湖南方言中對老年女性的稱呼，“成永娭毑”就是“成永的媳婦”。結婚以後，身邊的人都這樣叫她，甚至親近的朋友也不清楚她的本名。她可能叫“鄒玉芬”，也可能叫“周玉芬”，沒有人試圖弄清楚。
在被村裏人叫作“魯女”之前，魯淑珠的名字有美好的含義。“淑”是淑女，“珠”和她姐姐名字裏的“珍”字連在一起，就是“珍珠”。嫁到村裏以後，大家記不住她的名字，漸漸叫她“魯女”。在她們的村子裏，還有“付女”“王女”“老王婆”。
魯淑珠和家裏人抱怨過，說別人總是記不清她的全名。她給小輩們講自己叫什麼、是哪個字、有什麼含義，但除了醫院體檢和做核酸，村裏人很少直呼她的姓名。“魯淑珠”這個名字漸漸被遺忘了。
直到死亡，姓名也沒有被還給她們。
符懷玉下葬的時候，由她的兒子操辦喪事。清明立碑，墓碑上沒有刻全名，而是刻了“先妣符氏”。符懷玉的外孫女感到不解：外婆有自己的名字，爲什麼墓碑上不能刻？
家裏人告訴她，寫了全名對家裏不好，而且路過的人會破壞墓碑。但掃墓的時候她發現，公墓裏男性的墓碑上都刻着全名，女性的墓碑上卻基本都是“×氏”。那個惦記着她愛喫肉丸的外婆，睡覺前絮絮叨叨地給她講述自己的一生的外婆，也成了“×氏”。
符懷玉的女兒試着跟家裏人商量，想在墓碑上刻下母親的全名。但她是外嫁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不被看作是自家人，在紅白喜事上沒有話語權。她所在的華南農村，長輩的葬禮基本由長子操辦，女兒們只參加喪葬儀式，平攤費用，卻不能拿主意。
喪葬習俗在各地農村不同，女性不上墓碑的規矩卻很相似。在河南、山東、安徽等地，外嫁女的名字不能刻在孃家人的墓碑上，自從出嫁起，她們就不再屬於本家；在江蘇等地，媳婦也始終被夫家當作外人，墓碑上只能刻成“×氏”或“××氏”。
不論是在孃家還是在夫家，她們都沒有自己的位置。
這種忽視太過根深蒂固、約定俗成，以至於她們自己也很難察覺。孫王氏是河南農村人，一生務農，忙着把孩子拉扯大。和丈夫的交流也不多，除了偶爾互相拌嘴，大部分時間都沉默着。她沒有對自己的名字發表過看法，因爲村裏的女孩一向沒有正經名字，只有男孩會按照字輩來取名。
沒人統計過到底有多少這樣的女性。在那個年代的資料裏，能找到很多男性的名字，他們叫“衛國”“建功”“國昌”“志華”。關於女性的記載卻寥寥無幾。
二、不屬於自己的證件
她們真正面臨“我的姓名是什麼”這個問題，是在1984年全國開始推行居民身份證制度後。
跟着集體登記戶口，或者由家中的男性代表她們把名字報給登記處，等上一段時間，她們收到了一張寫着“×妞”“×娃”“×妹”的身份證。戶籍登記人員和她們自己都沒想過，這個不算名字的名字會伴隨一生。直到她們年紀大了，在醫院掛號就診，或者偶爾坐高鐵出遠門，才發現所有人都叫自己“×妞”。
鄧玉芹的名字是她丈夫和兒子報的。到了登記處，他們不知道她的正式名字叫“鄧玉芹”，就報了村裏人常用的“賤名”——“琴娃”，就連“琴”字也是隨便報的。登記人員是村裏的幹部，也只知道村裏人都叫她“琴娃”，就按照錯誤的名字進行登記。
收到身份證的時候，鄧玉芹很疑惑：“怎麼報的是這個名字？”
年初，她生病進醫院，每次換藥或檢查，護士都喊她“鄧琴娃”。外孫女去醫院照顧她，看見外婆又無奈又氣憤的樣子，才知道原來外婆的大名是“鄧玉芹”。
黃乜權的孫女，也是在用黃乜權的身份證預約紀念幣購買時，才發現名字有問題。“乜”在廣西壯語裏是“媽媽”的意思，“權”是她養子名字的最後一個字。她是夫家的續絃。夫家本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孩子的生母早早生病去世，爲了有人能照顧家庭，又迎娶了她。
孫女也聽說，上戶口時，村裏把結了婚、有小孩的女性都登記成“乜”，黃乜權就是其中之一。她們的正式姓名，不是一個或幾個有寓意的字，而是“××的媽媽”。
伴隨着2010年代信息實名制的進一步落實，身份證上的名字與她們本人更深地綁定。“乜”“娭毑”“娃”出現在社保卡、高鐵票上，有了正式、合法的效力。
正是因爲信息實名，我們才能查詢到那8352名張氏。但對其中的每一位張氏來說，正式姓名的缺失或錯誤，可能意味着更多。
葉月琴身份證上的名字是“夏玉成”。用浙江舟山方言讀起來，兩個姓名幾乎完全一樣。當年負責登記的辦事人員只問了她姓名的讀音，但沒有和她確認是哪幾個字，弄錯了名字。
收到身份證，葉月琴沒太在意，以爲只是一張卡片，“用不上”。況且別人叫她都是用方言，聽不出差別。沒想到後來，她所有的證件都只能用“夏玉成”辦理。
幾年前，葉月琴夜晚出門散步時意外遭遇車禍，大出血住進醫院。護士和醫生用普通話叫她“夏玉成”，她不回應，轉頭看看女兒，看看女婿，等着女兒和女婿答應。
打藥前，護士向她確認：“你是夏玉成本人嗎？”葉月琴沒有反應過來，直接糾正了護士，說我叫葉月琴。護士也有點懵：“啊？你叫葉月琴？”
葉月琴的女兒只能上前拉住護士。她告訴醫院，是本人沒錯，夏玉成。
三、一場改名戰爭
鄧玉芹和葉月琴想把她們被登記錯的名字改回去。
多年前收到身份證的時候，鄧玉芹就拜託兒子去派出所問一問，被派出所一口回絕：“改不了。”後來她換過一次身份證，也親自跑過一趟派出所，都沒能把名字改過來。
到了2006年，她要換第二代居民身份證，想讓兒子幫忙改名。兒子嫌麻煩，不願意跑腿，說沒必要改，更何況手續也很繁瑣。鄧玉芹指望不上兒子，就自己在派出所找人、託關係。然而派出所第三次回絕了她的請求。
這次失敗後，改名字成了她的心病。嫁到夫家以來，她的日子並不好過。丈夫總是打她罵她，在外面打麻將不回家，辦了鍋巴廠又破產，從來不管家裏的一兒一女。鄧玉芹幾乎靠着自己把兩個孩子拉扯大，一邊種地一邊照顧家庭，多苦的日子都挺了過來，卻一直沒能用上一張印着“鄧玉芹”的身份證。
根據《民法典》的最新規定和陝西省的公民姓名變更政策，年滿18歲的公民只需要向戶籍地派出所提供戶口本、身份證、書面申請和個人聲明，就擁有變更姓名的權利。但書面申請中給出的理由能否被認定爲充分，需要派出所的辦事處進行主觀判斷。鄧玉芹遲遲改不了名，也許就卡在了“主觀判斷”這一步。
辦事處見過太多登錯的姓名。鄧玉芹所在的關中農村，很多人的身份證都是錯的，鄧玉芹的姐姐身份證上也出現了登記失誤。姐姐不是很在意，村裏大部分人也沒放在心上，旁人不理解她的執著：那麼多人都錯了，爲什麼你要改？有什麼必要？
鄧玉芹覺得，“鄧琴娃”不好聽，況且自己明明有真名，爲什麼不能改？而對葉月琴來說，姓名凝結着她關於自我的歷史，必須要改。
出生後，葉月琴父母雙亡，姓名成了父母留給她的最後一樣東西。用着“夏玉成”，連姓氏都是錯誤的，她總覺得心裏不舒服，要改回葉家纔有歸屬感。
她告訴兒子、女兒和外孫女，想把姓名改回來，尤其是姓氏。兒子不理解她：“姓名能有什麼意義？既然姓名錯掉了，那就錯掉好了，反正都是我的母親。”80多歲的葉月琴一個人生悶氣，覺得兒子不尊重她。
村裏的人也勸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葉月琴不想用不屬於自己的姓氏和名字死去，到那時，“火化場的姓名都不是真實姓名。”
眼看着外婆年紀越來越大，葉月琴的外孫女許文開始琢磨改名的事情。今年三四月份，許文想到外婆的生日在五月底，不如就在生日前帶她改名，完成老人家的心願。
她查了查浙江省更改姓名的條件，發現很多人成功改了名字，其中有父母陪孩子改名的，也有剛生產完、還沒出月子的母親給自己改名。改名看起來很方便，只需要填一張申請單，等着審批通過。
改名當天，她和媽媽、外婆約好8點出發，葉月琴7點半就等着，逢人就說“我外孫女要帶我去改名字了！”
但到了辦事處，她們才發現比想象中困難。如果只改名字，說明原因就能改，比如不好聽、有貶義、有重名，但變更姓氏，就必須找到公證人，或者證明這是父母戶口本上的姓氏。可是當年給葉月琴登記姓名的辦事人員早就去世，她的父母雙亡，沒有留下戶口本，兩個親兄弟也因去世註銷了戶口，沒有人能證明她是葉家的女兒。
許文問辦事人員，葉月琴的侄子能否證明親屬關係？實在不行，去檢驗DNA也不行嗎？辦事人員沒有處理過類似的事情，查了很長時間的資料，嘗試調取葉月琴的戶口遷移記錄，但能找到的所有信息都是“夏玉成”。
葉月琴等了兩個小時，從興奮等到沮喪，只等來“只能改名字，沒法改姓氏”。她開始說不改了，要回家。
沒想到過了幾天，兒子接到派出所的電話，說辦事處走訪調查，幾經輾轉找到了公證人，姓氏和名字都可以改回來了。葉月琴高興得立馬打電話給女兒。
緊接着，她換掉了存摺，做了市民卡，又改了銀行卡和醫保卡綁定的信息。每個月的退休金打到市民卡上，她沒法像翻存摺一樣直接看到數字，只能去ATM機查看，葉月琴有些不安，但她還是經常去村裏炫耀：“我的名字已經改掉啦！”
四、最漫長的革命
向歷史回溯，還有很多女性以各種方式找回或改正了姓名。
有的人在日軍侵華期間辦良民證的時候，給自己悄悄改了名字。有的人解放後在掃盲班上夜校，老師給她們起了屬於自己的名字。名字裏有“文”“菊”“香”，也有聽起來更堅硬、更與時代相關的“鐵”“傑”“軍”。在女性普遍沒讀過書的年代，她們唯一的權力，是把代表着自我的那幾個字，一筆一劃地寫下來。
而沿着時間的河流向下走，許多女兒、孫女或外孫女，也正在嘗試做出一些改變。從想要記住長輩的名字，或者教她們讀一本書、識一個字開始。
田舒看到奶奶身份證上的名字也是兩個姓氏的組合，覺得不對勁。問了奶奶，才知道她真實的名字。在這個家，沒有人知道她曾經有過本名。田舒說，對爸爸和伯父來說，奶奶的名字就是“媽媽”。田舒想要記住奶奶的名字，也記住奶奶除了是母親，還是一位喜歡社交、愛聊天的女性，以前每年夏天，她都讓田舒趴在自己背上，帶她去親戚家玩。
楊辰問自己的太外婆想不想學識字：“我可以教你。”那時，楊辰只有11、12歲，而太外婆已經80多歲了，在給自己準備壽衣，還讓楊辰幫她繡鞋底的蓮花，說是能登上天梯。學了幾天，太外婆覺得自己年紀太大了，再學沒什麼用，楊辰就沒有繼續教。
現在談起來這件事，楊辰有點後悔：“其實應該再教教她的。”
識字能帶來什麼？沒有人知道。但至少村裏那些需要識字才能辦的事情，比如更新戶口、選舉村委會、登記宅基地，也許不再是讀過書、上過學的男性的專屬。
道阻且長，她們只能做出自己能做的努力。符懷玉的外孫女見證外婆從“符懷玉”變成墓碑上的“先妣符氏”。她無法插手外婆的喪葬儀式，改變不了延續千百年的規矩，但她向母親承諾，一定不讓母親失去自己的名字。也說不論自己以後怎麼死亡，都一定要留下全名。
直到今年8月，鄧玉芹的名字還沒改過來。外孫女準備趁着暑假去多開幾份公證書，再帶她去派出所試試：“等我閒了，帶你去看看！”
聽到這句話，鄧玉芹很開心。
（應受訪者要求，林舟、符懷玉、許文、田舒、楊辰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