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社會凝視和偏見:當外賣小哥成爲流量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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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書店,因爲外觀明顯,園區點外賣的人喜歡把這裏設置爲收貨地址。每天中午,都有不少人在這裏交接快遞。

根據我的瞭解,那些公司行政、新媒體小編、直播帶貨公司的服務人員,收入都不會比外賣小哥高。但是,沒有誰把這些等待外賣的打工族視爲底層,大家都會認爲外賣小哥是底層,有些人認爲他們每天都在受到“剝削”。

“外賣員”,日漸成爲一種“觀察”和“創作”對象。那些和外賣小哥有關的話題,總是能衝上熱搜。對外賣小哥的“想象”,儘管很多離事實很遠,但這些想象恰恰反映了社會的偏見。

“外賣小哥”:從浪漫到“底層”

《我在北京送快遞》是2023年的現象級圖書,目前已經售出17個國家的版權。這本書的銷量很好,也讓作者胡安焉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和這本書的編輯聊天,他說書的封面有一些“誤導”;儘管書名和腰封中的“底層”,都是很好的賣點。其實,胡安焉很難算得上是真正的“底層”,他父母都是廣州的職工;儘管胡安焉做了二十種工作,都是體力活,收入都不高,但他也坦誠,自己並不算真正的“底層”。

外賣行業登上歷史舞臺,是“創新的平臺經濟”。平臺經濟最理想的狀態,是“所有人”爲“所有人”服務,人們在閒暇時候去送外賣、開網約車,既可以有一點收入,也可以保持流動的自由(不用籤勞動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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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報社工作的時候,我點過一杯外賣咖啡,是報社保安送的。我認爲這幾乎是外賣行業的最好狀態:認出我後他非常開心,我也大聲向他表示感謝。那時我是夜班編輯,工作對身體的摧殘不亞於體力勞動者,大家都沒抱怨自己在“受剝削”。

社會現實的沉重一面,是過去幾年外賣平臺正在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2020年,有體育、娛樂業白領因爲沒法工作而不得不選擇送外賣;越來越多的大學生、研究生從“體驗生活式”送外賣到全職幹這一行,因爲找不到工作。

輿論中對“外賣小哥”的想象開始變化。早期的“騎手”,因高學歷的人進來,短暫創造了“浪漫故事”,給人最初的浪漫感覺。但是,這個行業很快變得沉重。外賣服務、網約車行業承載着最重的“就業壓力”,很多人都是“個體”,卻也都成了全職。此時,和“外賣小哥”有關的敘事,開始變得沉重:“困在系統裏”,“一天送餐12小時”,爲了趕時間而帶來一些交通隱患。

被流量捕獲的“外賣故事”

當外賣平臺開始承載全社會的就業壓力時,它必然是日常的、辛苦的。在過去幾年,網絡輿論場有不少人渲染“勞資矛盾“,攻擊企業家爲“資本家”。2016年,很多年輕人喊馬雲爲“馬爸爸”;到2022年,那些富豪榜上的企業家,幾乎都成了“資本家”。

正是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中,“外賣小哥”的形象開始變得“底層化”和“苦情化”:“杭州55歲外賣單王安然離世”、“一家五口在北京送外賣”這樣的極端故事,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行業(比如一家五口都在鄉鎮教書,就絕非個例);但它發生在外賣行業,就顯得格外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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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就業市場困難重重,年輕人很難找到好的工作機會,而外賣員(在美團上接單的就超過700萬)人數龐大,擁有超強的流動性,這讓“他們”成爲很多故事和社會焦慮的載體。尤其是在短視頻時代,關於外賣小哥的作品很容易獲得流量和上熱搜。

如果細心察看,會發現很多“故事”屬於傳說。關於騎手,今年流傳最廣的一個故事,是“一位大學生去送小區送外賣,發現保安就是自己的同學”。有些以此爲主題的視頻像模像樣,但都是“創作”,沒有任何具體可靠的信息:一個鏡頭、一段音樂、幾行文字,就能出一個爆款。

這樣的“故事”傳播很廣,因爲它迎合了很多人對社會就業壓力的擔憂。它也有現實基礎,因爲“送外賣”和“當保安”的大學生都很多。如果碰巧是同學,遇到也有可能。但是,它仍然是“創作”,而不是新聞報道。

2016年有流量的故事,可能是創業大佬奇思妙想的成功奇蹟;現在,則是外賣小哥和網約車司機。因爲“外賣小哥的艱辛”有流量,這樣的故事也就變得值錢了。事實上,它幾乎成爲視頻平臺的一個主要“門類”。

社會偏見的“底層”利用

並不意外,越是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時候,企業家的形象也就越“負面”。過去幾年,輿論場上對“資本家”和“剝削”的鞭撻,成爲常見的主題。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智能手機時代,互聯網用戶超過10億,絕大部分用戶都在看視頻,這樣的敘事更有流量。

這形成一個悖論:有人完全可以通過編排“資本家”和“剝削”故事,供應給“社會底層觀衆”,並因此而牟利。已經有報道指出,這樣的視頻創作也有“產業鏈”,背後也有“資本運作”。而這一類視頻,很容易選擇外賣行業作爲“創作對象”,在邏輯上幾乎是一種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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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外賣小哥被剝削的故事,大部分博主都不是外賣從業者。這類“創作”的流行,有一種真正的偏見:這既是對外賣小哥的“刻板印象”,又包含一種“社會權力的凝視”,這是對“底層”的想象和利用,也是一種對外賣小哥形象的“開發”和歪曲。

相比之下,那些來自一線的外賣小哥自己拍攝的視頻,反而更加真實生動,也不乏溫情所在。“外賣詩人”王計兵、“快遞作家”胡安焉的創作,也能說明這一點。並不意外,他們反而從沒使用過“剝削”這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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