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爲死去的孩子做點什麼？

9 月 18 日，深圳一所日本學校的 10 歲男孩在上學途中遇刺身亡。在男孩遇刺的時候，孩子的母親就在他身後。她大概無論如何也預料不到會有人在上學途中向自己年幼無辜的孩子痛下殺手。但悲劇就這麼發生了。而同樣的悲劇不到三個月前就已在蘇州的日本學校校車上上演過，同樣是將屠刀刺向正去上學的孩子，只是這次再沒有擋在孩子前面的胡大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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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深圳一所日本學校的10歲男孩在上學途中遇刺身亡。在男孩遇刺的時候，孩子的母親就在他身後。她大概無論如何也預料不到會有人在上學途中向自己年幼無辜的孩子痛下殺手。但悲劇就這麼發生了。而同樣的悲劇不到三個月前就已在蘇州的日本學校校車上上演過，同樣是將屠刀刺向正去上學的孩子，只是這次再沒有擋在孩子前面的胡大姐了。

同爲10歲男孩的母親，我幾乎難以想象這個母親在目睹自己孩子遇刺後的悲憤和絕望。據日本媒體報道，這位母親懷抱滿身是血的孩子時用中文哭嚎，“我的孩子到底做錯了什麼？救救我！”是的，孩子究竟做錯了什麼要經歷如此殘暴的殺戮？！幾乎所有的自媒體都將殺戮孩童的原因歸結爲幾近癲狂的民粹主義，歸結爲毫無理性的仇恨教育。但即使可以找到歸因，這種野蠻的殺戮就可以被理解甚至原諒嗎？絕無可能。對野蠻和殘暴的任何辯護都是對文明和生命的褻瀆。如果我們還要給文明保留一點臉面，還要爲社會挽回一點尊嚴，就必須對這種殘暴殺戮予以嚴懲，而噤聲、沉默和迴避都是對暴力的放縱，都是對逝者的漠視。

從穿和服就會被認爲涉嫌尋釁滋事，到“鐵頭”和“亞人”的拙劣表演，再到襲擊日本校車上的無辜孩童，我們眼見“愛國主義”就這樣被利用和拉低，並最終淪爲罪惡的藉口和理由，這實在不能不讓人痛心。如果“愛國主義”可以如此被濫用，那還有多少罪惡可以假借其名進行？

我一直記得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演講中寫自己父親的那段。他的父親是個退休教師，還是個兼職僧侶，年輕時甚至愛好俳句，但在二戰時卻被徵召入伍，並派往中國參加了侵華戰爭。在他孩提時，父親每天清晨都會朝着佛龕做長而深沉的祈禱。有一次，他問父親爲什麼祈禱，父親回答，“是爲死在戰地的人們，不分敵友，爲所有命喪戰場的人祈禱，因爲任何人的死都應該被認真對待”。村上春樹說，這大概是他從父親身上繼承的爲數不多的寶貴的東西。因爲這種傳承，他在《刺殺騎士團長》裏寫，日軍在激戰後佔據了南京市區，在那裏殺了很多人。至於準確說來有多少人被殺害了，在細節上即使歷史學家也有爭論。“有人說中國人死亡數字是四十萬，有人說是十萬。可是，四十萬人與十萬人的區別到底在哪裏呢？”也因爲這種傳承，他在《1Q84》裏寫，如果任由自己被極端主義所俘獲捆綁，那就相當於進入一間屋子而將房門反鎖又親手扔掉了手中的鑰匙。

我們是該銘記日本侵華的暴行和歷史，但銘記難道就要以更多的殺戮和更多的殘暴表現？這實在不能爲文明所容忍。我們爲那個無辜逝去的男孩痛心，爲他的母親痛心，也爲文明的跌落痛心。可除了譴責暴行、嚴懲兇手，我們又能做點什麼呢？我能想到的首先是不要再縱容任何打着“愛國主義”旗號的暴行宣傳。如果有人還在蠱惑，爲了某個偉大的名義就可以隨意荼毒個體的生命，那一定是反人性的；如果一個社會還能容忍將殘忍殺害無辜孩童的人標榜爲“抗日英雄”，那一定是罪惡的；如果我們還要用仇恨來銘記歷史，那帶來就一定是更多的殺戮和傷害。面對瘋狂和暴行，常識和良知總會顯得羸弱，也總是輕易就被淹沒在歇斯底里的聒噪吶喊之下，但它是普通人守護文明也守護自己的唯一武器。所以，不要輕易就扔掉手中的鑰匙，不要輕易就接受一種絕對主義的簡單敘事，不要輕易就放棄來之不易的文明。

羅新在《有所不爲的反叛者》裏說，歷史學家對歷史要有責任。他們不僅僅是黑暗時代的受害者，也是黑暗時代的製造者。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很難說不是17、18世紀德國曆史學家的功勞。他們激情演繹的民族史，對於日耳曼民族主義的興起，甚至納粹精神的一路上揚貢獻頗多。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打開的是潘多拉的魔盒，飛出的是災難和瘟疫。

回過頭來看中國現在的輿論環境，互聯網上的瘋狂反日情緒哪裏來的？難道這是一兩天冒出來的嗎？不管多麼猥瑣齷齪的行徑，甚至行爲涉嫌違法犯罪，只要打着反日愛國的旗號，都有人在評論區點贊喝彩、搖旗吶喊。常識變成異類，反思尤爲稀缺，勇敢常被吊打，文明成爲笑柄。正義感尚存的人們，只能私下交流，只能朋友圈點贊，只能搖頭嘆息。都知道什麼對什麼錯，卻不敢發聲，因爲“惹不起”——惹不起誰？甚至都不能寫出他們的名字，如同《哈利波特》小說中塑造的伏地魔，只有真正有勇氣正視恐懼的人，才能說出他們的名字。而我們，可能缺乏的就是直面的勇氣。所以，歷史學家要對各自時代的歷史負責任，我們難道就不對身邊的今時今日負責嗎？

有朋友說，別寫，別發聲——因爲會被罵。

那孩子都死了——再不發聲，我們都是共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