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立場新聞記者的手記：苦厄讓人看清，什麼東西在閃閃發光（節選）
一切發生在 17 小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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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發生在 17 小時內。
從承載數以萬計的新聞報道、評論文章的新聞機構，到一鍵清空、無法打開的一個網頁。
當記者變成新聞主角
2021年12月29日，我的同事們被警察帶走，兩位總編輯被捕，我們的公司被迫停運。
那一天，清晨6點01分，我收到同事的短信。 我的心臟從胸膛跳出。
這一天來了。
我放下電話，衝到牀邊，套上毛衣，套上襪子，房間很小，橫衝直撞。 拎起背囊轉身衝出門外。 拔足，狂奔，快點，再快點，我像被火燒起來的稻草，奮力衝下樓梯，撞進夜裏。
在刺眼的路燈裏，我祈求有車，然後一架的士如神蹟般出現。
冬日清晨。 渾身輕微顫抖，才6時許，天仍好黑。 心如拉滿的彈弓，腦袋像滾水沸騰，設想到達後該做什麼。
——那就是一定要影到。
那半年，風聲鶴唳，蘋果日報被迫結業後，人們都說，下一個就到我們。 因此，我在腦海多次想象，如果那一刻到來，作爲記者，我要睜開雙眼看清楚，張開雙耳聽清楚。 我模糊地覺得自己要堅持報道到最後一刻，甚至設想要報道自己的總編被捕，或者乾脆開直播記錄警方的行動。 這種想象演繹了太多遍，我想將它變成一種應急機制，好讓自己在命運降臨時能夠完成職責。
這個時刻到了。 我要到現場，要做記錄；要影到同事，要親眼看着他們如何被帶走。
我內心翻滾着這種我所理解的，記者的使命和交託。 I will be there.
但我從未試過要看着他們拘捕我的同事。 我可以做到嗎？ 我一定會做到。 我告訴自己。
我在同事家樓下守了兩小時。
渾身繃緊，血液沸騰。 我知道同事就在裏面，也知道國安就在裏面。 我不斷將電話屏幕掃向左邊，保持可以隨時按下錄像鍵的狀態；不久，電話又自動鎖屏，我再又掃開。 我不斷查看電話，又不斷默誦待會要問的問題：正式拘捕還是協助調查？ 因咩罪名？ 邊間警署？ 有什麼說話想講？
我好怕，怕得渾身開始打震。 那幾年，不止一次見證認識的受訪者，她們或是走進警署、預約拘捕，或被圍困在辦公室、然後被捕; 也在示威現場見過更多的流血拘捕。 我想，這個年代的記者，我們都共同經歷過。 但我從未試過要看着他們拘捕我的同事。 我可以做到嗎？
我一定會做到。 我告訴自己。
時間扭曲、糾纏、膠着。 明晃晃的窗。 空氣安靜得震耳欲聾。 身體沒有一刻不繃緊，彷彿置身懸崖邊緣。 有一刻我覺得這無間的恐懼和焦慮，快將我扼到窒息。
當國安終於打開門，帶同事出來，在弦的箭“嘣”一聲，我跳起來按下錄影。 我看見同事的眼睛，看起來很平靜。
就在一天前，公司聖誕派對結束後，奮力的《黎根之歌》和全場大笑猶在耳邊，我和同事順路一齊搭車。 車上，鬼使神差談起這半年人人都預感到的結局，他突然說：“好殘忍啊。”
我不斷想起這句說話。 和其他人一樣，我追着被警察押送的同事。 一名警察喝止我，訓斥我。 我與他目光對峙良久。 我想，他覺得他是對的。
鐵達尼號的樂手
我時常溫習記憶，因爲我害怕自己忘記了。 我時常走進那個已不復存在的地方，觸碰，又迅速離開。
當我從同事家拍攝完，回到我們的辦公室時⋯⋯我的大腦是一片空白。 林紹桐已經被押走。
明亮，寬敞，一如既往，一棵棵綠色的金錢葉在陽光下，一排排蔗渣制的木板長臺刻畫這個空間的座標。 溫暖的空氣卻重得使我難以承受。 我漫無目的地遊魂，游到自己的臺前——我的檯面是一片狼藉，書本、名片、筆、紙張，散亂地互相挨着。
目之所及，所有辦公檯要不凌亂，要不空白得顯眼——電腦全數被收走。 新聞說，一共有 33 箱證物被搬上貨車。 一個又一個，天藍色的膠箱。
有同事開始述說他通宵在公司剪片、國安上門都沒有聽到的經歷，當時，他告訴警察：“那些是新聞材料。”
有同事雙眼腫得像核桃。
有同事拿着電話繼續拍攝、記錄。
更多人走走停停，散落在不同地方，默默收拾不知還可以收拾什麼的臺，互相講講話。
有的人不能碰，一碰會崩塌。
我擁抱了一個同事。 他沉重地靠在我身上，然後痛哭起來：“又系咁樣⋯⋯上次又系咁樣⋯⋯”
寫報道是我的一種存在方式。 抹掉我的字就如抹掉我。
辦公室牆上有電視屏幕，裏面反覆滾動着這天最大的新聞，鏡頭對着我們大樓下的馬路，警察重重包圍，資料圖片翻牌似地掀開一個個頭像，逐個介紹被捕的人。 我們就在那棟大樓裏面。 被困在新聞鏡頭裏面。
過了一兩小時，我們開始圍坐在那個電視屏幕下。 同事講解了決定，決定就是我們即時停運，並會在深夜刪除所有網站內容。
聽到那個句子時，我回頭看，恰好見到一個平時寡言的同事，原來他已流淚滿面。
我的眼淚奪眶而出，像洪水一樣滾下來。 我慢慢走到窗邊，挨着一棵植物坐下，不知道哭了多久，哭到不能呼吸，我才明白，巨石砸下，我坍塌了。
寫報道是我的一種存在方式。 抹掉我的字就如抹掉我。
辦公室好像一艘沉船，一點點沒入香港的夜。 裏面的人在做最後的事。
我們一齊觀看了沒來得及出街的影像報道。 很多人走來走去，商量後續處理。 各個新聞機構不斷向電話裏推送最新消息，預告我們的結局。 一些同事在截圖、保存自己的報道。 人們不斷找不同人說話，互相擁抱，像留下最後的遺言。 有人彈吉他，有人點起了香菸。 很多記者守在門外。 很多讀者、作者的留言湧了入來。 他們說：沙滾滾但彼此珍重過。
深夜 11 時，負責網站的同事紅腫着雙眼，笑着，周圍圍滿同樣掛着淚痕卻在微笑的同事，隨着一鍵按下，網站所有內容清空。 大家歡呼一聲，鼓起掌來。
第17小時，立場新聞不復存在。
原來，無論腦海排演多少次，從高處狠狠撞入地面的衝擊，那種恐懼和痛楚，只有到了那一刻，才真正從身體里長出來。
不效忠誰的自由
印象中，總編輯阿權是一個極社恐的人。
爲了不和同事搭同一架電梯，他會選擇顧左右而言它，再搭乘另一架電梯。 同事買了生日蛋糕爲他慶生，他僵硬地捧起蛋糕並保持距離，彷彿那是一個炸彈。 有一次，我們剛好一齊在外訪問，回程時，大概是想到要與我在公共交通相處半小時，他說：XX，其實你今日可以不用回公司呀。 我笑道：但我有事要返去喎。我彷彿聽見他腦袋裏的小小人在尖叫拒絕。 不過，回到公司附近，他忽然說：這裏有一條捷徑，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說不知道，他變得驕傲起來：咁我帶你行啦！
他對新聞充滿激情。 某年，一單全城的大新聞，他見到我們沒有報道別人報了的內容，忍不住凌晨在工作羣組發出千字文，向一衆同事說：我真的很失望，如此重要的新聞內容，對社會這般有影響，我們竟然沒有報道。 （這段深夜來函至今仍是一些同事的心理陰影⋯⋯）被捕之後，他在庭上說，2021年的時空，山雨欲來，自己的太太陳沛敏亦已經入獄。 然而，掙扎良久，仍是不想關掉公司，不甘心、不捨得。
他全心全意欣賞別人的美德。 有一次說起一位作者讀書時愛捧着哲學書籍，我打趣說：“咁作狀？ （裝模作樣）”他激到氣結：“咁點叫作狀？！ 你怎可以說他作狀⋯⋯”他總說起不同的人如何如何觀點犀利、文筆好、人品好、美學好。 他說那些人更能夠感知這個世界、比他更值得擁有自由和更好的生活。 至於他自己，他說自己是一個笨拙的人。
他對一些原則、想法很有堅持。 從我剛入來，到公司快出事，仍聽見他向同事推銷他一直想做的一條題目：香港的貧窮問題。 印象中不記得什麼場合，他也得知外界對立場刊登不同立場、甚至不同水準的文章有些意見，但他認爲，這裏要有百分百的言論自由（對此我也有不同意見）。
在往後的審訊裏，我才第一次認真瞭解他的工作背景。 在香港左翼思潮冒起的年代，他讀過政政系，做過工會，會想做貧窮議題，毫不奇怪。 （諷刺的是，當本土派不滿立場新聞，法官卻定性立場新聞是右翼的本土主義。 ）
他在被捕時說：我是立場新聞的總編輯，不關其他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