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效”說起
今人提起”梁效”，予以貶斥是無爭議的。對於曾與之有關聯的幾位教授，那是不可磨滅的劣跡，甚至於被認爲是中國知識分子”軟骨頭”的證明，其中名望最重的揹負的罵名也最重。然而，認真追問一下，爲什麼單單是”梁效”？不必查多少資料，只要翻閱從上世紀50年代初以來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在歷次”思想改造”、”反胡風”、”反右”、”大躍進”……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大批知名知識分子（包括自然科學家）的文章，其批判別人和自我批判，以及各種”表態”，言詞之激烈和自虐的程度遠超過”梁效”的文章者大有人在（後者主要是”批孔”，最後少量”批鄧”，即告壽終正寢）。那麼爲什麼後人單單拎出”梁效”來，甚至有人指責參加者爲”失節”？其邏輯大約是把它算在”四人幫”頭上，於是與之有關的人算是”依附四人幫”，而以前的歷次政治運動則是服膺於正統的領袖和組織。這可能是長期宣傳的效果，事實上哪一次運動不是最高領袖發動的？”批林批孔”當然不例外，那些被招進”梁效”的大小筆桿子難道當時會認爲這不是聽命於最高領袖？再者，他們有選擇參加或不參加的權利嗎？
思想改造是偉大領袖獨特的發明：一方的恩威並施與另一方的自願與被迫相輔相成接受方的心態：
1）愛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2）去留的選擇：怕做”白華”（按：俄國十月革命後逃亡到國外的俄國人在中國被稱爲”白俄”，與”赤色”俄國相對，被看做無祖國的人）。
3）經世致用：渴望見用。
4）真心擁護，對”新時代”、”新中國”抱希望。每一個新朝都有一番新氣象。最初的三年恢復期，從滿目瘡痍的戰亂中安定下來，如脫繮之馬的惡性通貨膨脹得到控制，生活秩序恢復正常，成績顯著。當時提出的口號是：獨立、統一、民主、富強、和平，這是國人嚮往已久的，當然衷心擁護。進入大城市後的”三斧頭”：平抑物價、掃蕩毒品、改造妓女，使人感到歷屆政府做不到的事，新政府能做到。
５）戰後整個國際思潮是左傾，除了美國之外，不同程度的左傾思潮在歐洲大部分高級知識分子中佔主流地位。像約里奧-居里這樣的諾獎科學家、畢加索這樣的頂級藝術家都是共產黨員，就可見一斑。由於反法西斯戰爭之故，蘇聯的威信還相當高。這一國際背景不可忽視。
6）1950年美國政界發生”誰失去了中國”的爭論，國務院爲自己辯護，公佈了一批政策文件，題爲《美中關係白皮書（着重於1944-1949）》，時任國務卿艾奇遜在呈總統函中有一句話說，（美國）寄希望於”中國人的民主個人主義再抬頭”，中文翻譯成”民主個人主義擁護者再顯身手”，這樣，把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人與投靠帝國主義等同起來，領袖親自爲文痛批：”帝國主義正對你們招手呢！”。使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等同於叛國，大批知識分子心懷恐懼，更加努力接受”思想改造”。
主導方的做法：恩威並施達於極致
1952年以後運動不斷，到”文革”的十幾年間的政治運動是波浪型的，有張有弛，”恩威並施”，每次都宣佈打擊百分之五的”一小撮”，其餘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以教育爲主”，這促使人人都爭當那百分之九十五，以免於落入百分之五。另外還有”給出路”的說法，前期遭打擊的對象，根據個人”認罪”表現，以觀後效，運動後期還有”落實政策”的希望。在這些運動中大批稍有名氣的知識分子、文化人都被捲入，必須公開表態、”站隊”。
1956年忽然出現小陽春，總理做”知識分子問題報告”，一批高級知識分子被髮展入黨，科學、教育界被要求制定十年發展規劃，提出”向科學進軍”。給人的印象是政治運動已經過去，知識分子經過改造已被接受，可以”放下包袱，輕裝前進”（這是當時常用的詞），全心全意投入業務工作。接着就是”雙百方針”的提出，傳達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凡是當時聽過傳達的都發現後來正式發表的版本與最初聽到的有所不同），其中明確肯定”疾風驟雨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還放映1949年以前的某些舊電影，周璇的歌在青年人中流行傳唱。甚至還提倡婦女穿”花衣服”，打破千篇一律的藍制服。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破天荒地舉行了”布拉吉”（俄語連衣裙）展覽，各單位組織女員工去參觀提意見。小商販和私營小店被允許存在，一些著名的傳統風味餐館不但繼續營業，還往往得到高級領導人的光顧。在這種形勢下，全國舉行”大鳴大放”，要求各界”幫助黨整風”，明確保證”言者無罪”。特別是團中央專門佈置各級團支部組織團內外青年學習”娜斯佳精神”，動員青年大膽給領導提意見，反對官僚主義。如此這般，大小老少知識分子怎能不歡欣鼓舞，舉雙手擁抱”新中國的春天”？無論是從”明君”納諫的角度，還是從開放言論實行民主的角度，都符合中國知識分子的一貫嚮往。除了極少數政治閱歷豐富，城府特別深的人有所保留外，大多毫不設防，盡入彀中。
對理工科比文科略寬容。第一不能容忍的是法律專業。法律作爲學科，是首當其衝必須徹底改造甚至消滅的。在院系調整中，法律系、政治學系都被取消，法學專家教授在”反右”中一律落馬，幾乎無一倖免，不論是否有言論。例如功勳卓著的國際法專家梅汝璈，曾參加審判戰犯的國際遠東法庭，維護正義，爭取依法懲辦日本戰犯，爲中國人民爭取公道做出傑出貢獻，初期也曾受到一定的待遇，”反右”中照樣在劫難逃。他最後自嘆如一塊舊抹布，用過就被扔掉了。
對於文科知識分子也還有區別對待，初期需要時，禮賢下士姿態做足，豈止三顧茅廬！例如：
張元濟以年老爲由，不願到北平參加政協會議，新任上海市長陳毅出面敦請還不夠，陳雲以原來商務老同事之誼登門遊說，終於說服其北上；
黃炎培起初不願就任副總理，毛澤東親自邀見多次，懇求”幫幫我”，而且幾次親自送到汽車邊；陳毅到上海就任市長，第一個提出要見的就是書法家沈尹默；陳毅到杭州還去拜訪馬一浮，據說當時馬正在睡午覺，陳令人不要打攪他，竟在樓外等了一小時（時間究竟多長，姑從傳說），堪與程門立雪媲美；
熊十力在北方住不慣，要到上海定居，提出住房的種種條件，當局盡力予以滿足。
“反右”應該是一個節點，以後一浪高過一浪。如果說在以前對知識分子還留有餘地、有所區別的話，到”WG”就一網打盡，全部斯文掃地，實現了在一切領域專政，包括最私密的生活，包括做夢（筆者親自聽到進駐本單位的軍代表訓話稱：做夢也有階級性）。
幾位典型人物事例
陳寅恪：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是，我認爲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這是陳本人的明志之言。現在盛傳他表示不接受馬列主義，與原話有出入。他只是表示研究學術不應有先入之見。但就是這樣客觀的態度，也需要當局的容忍。筆者在改革開放以後到中山大學訪問陳的故居，是幽靜的小院內一所平房，陪同者專門指出屋門口一條通向大門的顯眼的白色水泥路，說是當年主政廣東的陶鑄指示爲照顧陳先生目力不佳，特意爲他鋪這樣一條便於辨認的路。足見在開始需要”爭取”時，可以做到這樣周到。
如果不受到特殊的優容，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人能效尤嗎？他的特殊性何在？據說斯大林曾向毛問起陳寅恪，使毛對他另眼相看。也許由於陳會突厥文，研究突厥史，引起俄國人的注意。毛是否是從斯大林才知道陳寅恪，沒有考證。不過筆者直接從一位清華同班同學中聽到過的故事應該屬實：這位同學在1948年時已參加地下黨，她奉組織之命，特意與陳寅恪的女兒住同一宿舍（她是外文系，陳是歷史系，一般分宿舍是按系分配的，所以需要特意安排），任務是努力與她建立感情，爭取她認同，以便通過她影響其”國寶級”的父親留在大陸。那位同學說，第一次聽到人有被稱爲”國寶”的，感到很新奇。足見在北平易幟前，陳寅恪已在需要爭取的特殊人物的名單上。至於我那位同學對他女兒的爭取工作是否有效，陳以後決定留下，是否有他女兒的影響，不得而知。比較可靠的說法是對說服陳留在大陸起決定作用的是當時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1948年底陳在猶豫不決中離清華南下，又從南京到上海，見到陳序經，接受陳的勸說留下，即應聘到廣東嶺南大學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後，陳序經轉到中山大學任副校長，陳寅恪也到中山大學任教，陳副校長對他呵護有加。陳序經爭取陳寅恪之舉得到周恩來嘉許，告訴了陶鑄。陶鑄本人也比較有文化，對讀書人有所尊重，所以直到”文革”前，陳還能安然度過歷次運動，埋頭自己的著述。這是他的幸運。到了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他就失去庇護，慘遭折磨，於1969年去世。
我個人認爲還有一層緣由，與陳寅恪的專業有關。他的學問冷僻而高深，懂的人很少。其著作與現實政治意識形態似乎關係不大，他也極少發表與現實有關的意見，因而最高領導能放過他。他明智地選擇留在廣東，實際上雖受優待卻並不在中樞的視野之內，少一些干擾和麻煩。
至於已經自成一家有宏觀體系的，如雷海宗、馮友蘭、金嶽霖等等，難以倖免，必須徹底批判、否定，因爲這種”通古今之變”之學，都被認爲有”階級性”，只有最高領袖、導師有資格做，只能有一個權威，容不得探討。其他”學術權威”當然在被打倒之列。
梁漱溟：
與毛澤東公開爭論的事蹟流傳甚廣，梁在人們心目中是剛正的典型。他對中國文化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始終不變。
事實上，這些人物的命運都在領袖掌心之中，座上客或是階下囚，只憑一句話。梁的學說在50年代初期受過一些批判，以後除了”文革”中無例外地被抄家、搶劫外，基本上未有大起大落。反右中他倖免於難。他與毛爭論是1953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會議上，他是政府委員。另外，從第一屆起，他連任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其中兩屆是常委。梁與中共的關係不一般，其”諍友”地位是歷史造成的。在二戰後馬歇爾調停、國共談判中他的故事衆所周知，此處不贅。新政權成立後，毛與週一再敦請，他才從重慶到北京來參政，毛還多次以老友相見，親切晤談、共餐。所以到1953年那次爭論時，他還以這一層淵源，敢於當面直言。從另一個角度看，毛之對他當面痛罵，幾至失態，也還算是相對”平等”的，他人無此”榮幸”。以後其他人再無此種面折庭爭的機會。不必”欽點”，下面領會精神，直接打成”右派”或在其他運動中安個罪名，是平常事。公衆也就習以爲常了。以上是講客觀條件。從主觀方面來講，梁漱溟爲人耿直坦蕩是一貫的。他對毛的崇敬也始終如一。晚年提起那場爭吵，還曾表示自己態度也欠妥，沒有顧及領袖面子。另外，他尊孔觀點始終不變，在”批林批孔”中表示同意批林不同意批孔，當局也似未逼迫他。他至死對毛欽佩，也從不諱言。
雷海宗：
論學問，爲史學一代宗師；論愛國，在1940年代抗戰最艱苦時，有機會赴美講學（是中國政府與美方達成的學術交流項目，參加者不止他一人），卻以國家和清華當時需要他爲由，力辭不就，連梅校長和胡適等勸導也不爲所動。須知當時教授們已經到了無米下炊的地步，這個項目也正是有改善這批最寶貴的人才的生活的作用。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的人品。他的確有強烈的愛國心，乃至曾倡導”國家至上”。在中共這邊，他一直被列入”反動”。 一則因爲他參加過國民黨，而且夠一定級別。更重要是他有一套歷史觀，自己建立一套宏大格局，與”歷史唯物主義”格格不入，因此在學術思想上不能見容，甚至被認爲有法西斯傾向。他也是蔣介石要搶運的特殊人才，但還是選擇留下。
他不僅是思想改造的對象，還是”肅反”運動對象。1950年被登記爲”反動黨團分子”，受”管制”一年。他當然努力改造，兩次參加”土改”。朝鮮戰爭開始後，在報刊寫文章批判羅馬天主教廷和美帝國主義。1951年解除管制，作爲”內控”使用，解除清華歷史系主任職務，還保留教職。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當然是重點之一，他被自稱受毒害的學生當衆指着鼻子痛斥。1952年院系調整，他被分配到天津南開大學。這種做法略相當於過去的貶出京城，被貶出京的不止他一人，據說是爲削弱這些政治思想有問題的人物的學術影響力。南開大學反而因此受益，後來在一個時期內成爲歷史學重鎮。當然還有其他教授，不過雷海宗奠基之功不可沒。日後他的學生或曾與他共事的青年教師提起來都敬佩有加。
儘管有此經歷，他仍然不減書生氣，在”鳴放”中侃侃而談，發表自己對社會科學應趕上世界新發展的看法，被捕蛇者抓個正着。雖然已經出京，其言論卻報到北京，成了中央點名的”右派”。自此以後，他健康狀況急轉直下。1961年被摘除右派帽子，獲准重上講臺。他抱病堅持了一年，到1962年以60歲盛年去世。
這樣，他沒有活到那場浩劫，也逃過了以後幾年的折騰。當然更無須對”批孔”表態。
馮友蘭：
名氣最大、經歷最曲折、最坎坷，爭議也隨之。
作爲哲學家和哲學史家，馮是中國學術史繞不過去的人物。同時他也是教育家。其早期關於教育的著作有許多真知灼見，基本上與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等教育家的思想一致（詳見《馮友蘭論教育》一書）。總之他主張教育獨立、思想自由，他撰寫的《西南聯大碑文》稱”（聯大）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他撰寫的對清華歷史的回顧，稱其成立是”國人要求學術獨立的反應，是融合中西新舊的成功”，這兩句正是他所追求的教育的目標。
另外他並非完全埋首書齋，還擔任行政領導，幾次受命於危難之中。例如1930年羅家倫辭去清華校長之職後，在空檔中代校長維持一年。他在抗戰前後擔任清華文學院院長達13年，繼基本上以研究舊學爲主的國學研究所之後，建立起學科多樣、不拘一格的名師雲集的文學院，貫徹其”融合中西新舊”的宗旨，培養出衆多人才，這方面成績不可謂不顯著。抗戰勝利後，曾帶頭抗議軍政當局侵害學生反內戰的集會自由，在清華也曾掩護過在黑名單上遭追捕的左派學生。1948年底梅貽琦校長臨走前指定他負責維持清華。這是幾乎不可完成的任務。他在最艱難的城內外隔絕、政權真空時期竭盡全力維持了近一個月，直到移交給解放軍軍管會。這一個月不但有炮彈之險，還斷了財政來源，左支右絀，勉強發糧餉，應付師生員工的各種不滿。軍管會進駐後即被撤換，改爲由周培源、葉企孫、吳晗組成的教務委員會負責。
他1948年原在美國講學，在北平易幟前夕特意中斷訪問趕回，這是他自己的決定，並未受”爭取”。以他的學術威望，當然是新政權的統戰對象，但是他一開始就沒有獲得陳寅恪那樣的優遇。與梁漱溟相比，顯然親疏地位不同。在”左、中、右”排隊中，他被列爲”右”。蔡仲德編的《馮友蘭年譜》和陳徒手根據檔案資料的力作《故國人民有所思》關於馮友蘭一章，都生動地說明他在每一場風波中被拋上拋下的尷尬處境，正是”恩威並施”手法最典型的承受者。以下所述有些是本人見聞，有些取材於這兩本書。
1949年軍管會接管清華，任命新的領導班子，馮即主動辭去包括文學院長在內的一切行政職務，並且提出離開清華，不再教學，到研究機關工作。當時的”高教委”批示是：”馮友蘭、雷海宗準仍以教授名義任職，應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動言行。”據此，一開始就已定性爲”反動”。從此他總是處於惶惶不安之中，不斷自我檢討，而同時遇事還得”表態”。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伊始，他給毛澤東寫一封信，做一個總”表態”，要改正過去的錯誤觀點，學習馬克思主義，用五年時間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的回信語氣居高臨下，要他慢慢來，最後一句：”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爲宜”，顯然是不信任他，說明不是一次總表態就可以過關。從此馮進入漫長的自我否定的過程。1951年教授思想改造運動是第一次高潮，馮是重點之一，大會小會檢討多次難以過關，一次比一次給自己上綱高。先生在臺上檢討，師母在下面抹淚。1952年”三反五反”重點是工商界，但是大教授們也得檢討，馮還是一次次難以過關，曾與金嶽霖抱頭痛哭。
另一方面，他又似乎受到”重用”和優待，除教學任務外還有許多社會活動。不少場面上的活動有他的身影，曝光率相當高。院系調整後，他被聘爲一級教授，月薪加研究津貼達445元（在當時絕對是高薪），1951年即參加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並接受新德里大學名譽博士學位（這當然事先需要中方批准的），後來還多次出國參加學術會議。作爲河南籍人士，曾任第一屆河南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併爲主席團成員。後任過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7年3月，已是”鳴放”末期，馮參加政協會議某次會議散會時，偉大領袖拉着他的手說：”好好鳴吧，百家爭鳴，你就是一家麼，你寫的東西我都看”。於是他發言批評對”雙百方針”的懷疑論，此講話刊於《人民日報》。4月，毛請喫飯，在座者有馮友蘭、金嶽霖、賀麟、胡繩等人。此時那些老教授們對於即將來到的突變還矇在鼓裏，馮又寫《新風氣和新努力》，發表在《人民日報》。5月，風向陡變，”百家”之說收回，變爲”只有兩家”。馮當然代表資產階級那一家。他匆匆表態後，剛好有早已決定的出國任務，到波蘭和蘇聯逗留一個多月，也許因此他”鳴放”言論不多，僥倖未打成”右派”。哲學系老教授雲集，而戴右派帽子的只有張岱年一人。後來陸平接任校長還據此批評前校長江隆基嚴重右傾，在鳴放中”引蛇出洞”不力，留下”隱患”。高層也不滿，說”馮友蘭他們從鬥爭中學到了經驗，看形勢辦事，鬥一鬥，就縮一縮，因而不易抓到他們右派的證據”。不過馮在這期間還是忍不住提出了他的”抽象繼承論”，以後這一論點一直是批判的靶子。對他的大小規模的批判從未間斷，而馮對自己這一創造似乎比較珍惜，與多數情況下逆來順受的態度不同，常常爲之辯解。
青年學生對他很不尊重，往往頤指氣使。
到”大躍進”導致DJH之時，高層忙於解困，顧不上思想批判，需要安定民心，已達極左的鐘擺略有回擺，對知識分子做些安撫工作，又要聽他們的意見了。這期間馮稍稍大膽吐露一些心曲。在一次會上表示自我感覺是動輒得咎，不知所措，對學生不敢管，不敢有要求，感到”現在的教師相當於過去皇帝的”侍讀”。有這種感覺的絕不止他一人。這還是在1961年，相對寬鬆的年份。到1972年”復課鬧革命”，大學教師與工農兵學員的關係比”侍讀”有過之無不及。
1966年風暴起，挨鬥、抄家、交代、檢討、關牛棚……這是共同的。馮的特殊性還在於其在恩威並施中過山車式的起伏。兩次生病境遇的鮮明對比是絕好的例證。1967年馮患前列腺疾病需做手術，因”牛鬼蛇神”身份拖延了住院，釀成尿毒症，先在醫院急救插了導尿管，隨即掛着瓶子登臺接受大會批鬥；後來因病情加劇好容易被批准做第二次手術後，傷口未愈，又被趕出醫院。不久工宣隊進駐，被隔離審查，關進集體牛棚，席地睡稻草，繼續接受批鬥，同時不斷寫交代，並遵命寫各種人的材料。此時他已年逾古稀，若不是形勢忽然變化，生死難料。到1973年又一次生病住院，境遇與前次大不相同。不但順利住進醫院，還有謝靜宜來探望，轉達江青的問候，並立即要他寫信致謝。於是他寫了一封信表示感謝黨中央、毛主席對老年知識分子的關懷，由校黨委轉江青，這就是後來流傳他寫”效忠信”的由來。傷口未愈掛着導尿瓶挨鬥，在牛棚中九死一生，與住在舒適的病房接受最高領袖的眷顧、問候（可以想見，在那種情況下，醫院一定不敢怠慢），對身受者何啻天壤之別，何況當時還是在那樣的個人崇拜的氣氛中。
發生這一變化的契機是，高校運動中不斷有教師迫害致死，包括1968年底翦伯贊自殺，於是領袖又發話要對資產階級學者”給出路”，馮及其他一些人遂被放回家，稍稍過正常人生活。隨即爲準備尼克松訪華，包括謝冰心、費孝通等一批知名知識分子被”解放”，因爲尼克松訪華需要撐門面；記者要採訪；中美解凍後，不少隔絕多年的旅美人物首次回國探親，需要見故舊；洋人也會慕名求見。馮的境遇從而顯著改善，被佔領的住房返還了一半，周恩來迎送尼克松的國宴都應邀參加，還參加一些其他的外事活動。隔絕多年的大兒子也初次回國。這期間他心情愉快，又感到沐浴陽光了，寫下不少歌頌的詩。他將其中一首送毛澤東，毛收到後派謝靜宜來致問候。馮又賦詩一首，最後一句，”朽株也要綠成蔭”，大約是當時的真實心情，認爲自己枯木逢春，學問又可以見用了。
不久，批林批孔開始，第一批宣傳小冊子中，馮又被點名列入尊孔的反動學者，再一次陷入了”戴罪立功”的境地。於是他又一面批判自己，一面開始寫批孔文章。他的兩篇批孔文章先刊於北大學報，立即受到毛澤東的關注，親自審批，幾家黨報同時刊載。在此之前，北大清華兩校成立大批判組，把馮及其他幾位教授列爲”顧問”。這就是與”梁效”發生關係的由來。直到1976年8月，唐山地震後毛去世前，江青忽然於晚上10點鐘高調到北大探望馮友蘭，在地震棚中已經入睡的老人被喚醒起來倉促”迎駕”。同時北大高音喇叭廣播，外面羣衆高呼”毛主席萬歲”。事後，校黨委又要馮寫”感想”。馮寫詩感謝”主席關懷”。毛澤東去世當晚，《人民日報》即來催稿，要求寫悼念文章，必須於次日4時前交稿，說毛”對先生關心”云云，北大黨委也幫着催，於是馮趕出一文刊於隔日《人民日報》。
“四人幫”打倒後，舉國歡呼雀躍，對多數知識分子來說，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結束了無休止的自我批判的折磨。但是由於以上種種，馮又成爲批判對象，除”梁效”外，地震棚中與江青合影是一大罪狀，被要求”說清楚”與”四人幫”的關係；停發了爲他抄稿的助手的工資（他目力已經衰退，靠口述寫作），國外邀請他參加學術會議，校方要他婉拒；學術刊物和北大校園大字報批他爲”江青的馬前卒”等等……帽子不一而足。他又陷入一遍一遍地寫檢查，”提高認識”的境地。值得一提的是，他此時的檢查還是着重說自己沒有意識到毛主席對江青等人的批評，總認爲他們代表毛——把四人與一人區分開，是當時的口徑，也可能是他真實的想法。實際上這個口徑至今在主流宣傳中沒有變。
大約1980年左右，也就是85歲以後，馮友蘭終於結束檢討生涯，過上安定的生活，有了較好的工作條件，得以在95歲去世之前，完成他的煌煌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終於擺脫了定於一尊的思想，在《新編》的最後一卷中對毛澤東思想做了剖析，有所批判，卻因此第七卷的出版遇到重重阻力。
《故國》一書關於馮友蘭的一章最後說：”細細回想一遍，能煎熬着扛過那樣幾十年的暗淡歲月，大師確實不易。”
我還想起曾讀到過一篇回憶侯仁之的文章，其中提到”批林批孔”中撰寫了大量批孔著作而一度走紅的教授楊榮國。侯一向與楊觀點不同，對他不以爲然。但是當文章作者對楊有所貶抑時，侯對他說，楊在”文革”初期曾被造反派套上黑頭套暴打，幾乎丟掉性命。對於有過這樣經歷的人不應過多指責（手頭沒有那張報紙，可能記憶不準確，但大意如此）。這表現了同代人的理解和侯老的寬厚。有些人早早地被”迫害致死”了，也許是一種解脫。而忍辱活下去如太史公，也是一種選擇。馮先生最終還有機會完成他的鉅作，了卻心願，還算是善終的。
馮友蘭的經歷有一定的共性，前面已經講到。也有他的特殊性。從客觀處境來講，由於他已經有的聲望和地位，一直是在漩渦中心，”恩”與”威”都不會放過他。也許他後期最好消極一些，有些詩文不必寫。這就是他後來自己反思所說的，未能”修辭立其誠”，有譁衆取寵之意。但是總的說來，旁人也許可以消極隱退，淡出視野，他是不可能被容許的。正如《故國》一書所說：”在政治風暴眼中，馮友蘭是無處遁藏，無一是處”。從主觀上說，竊以爲每個人的個性不同，有柔、有剛，與梁漱溟之剛直相比，馮柔的一面居多。我不研究”馮學”，不敢妄評，但憑粗淺的印象，感到馮在學術上也是妥協性較多，他一生追求的是要打通古今中西，建立中國走進現代的大文化，一直在新舊之間設法融合、妥協。提出”新儒學”、”舊邦新命”、”抽象繼承”，都代表這一努力。後來又力圖把馬克思的理論揉進自己原來的思想體系。最後的《新編》序言中說此書是完全恢復獨立思考之作，而同時還表示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另外，與陳寅恪相比，可能他經世致用的傾向強一些，總是希望”朽株也要綠成蔭”。當然這是我個人的揣測，不一定準確。
這個口口的特殊處是基本上政教合一，一位以哲學思想安身立命的學者，既然選擇了認同這個口口，那麼不論是被逼，還是自願，總要設法與這個”教”妥協，這也許足以解釋很多文史類知識分子的言行。
蔡仲德在《年譜》後記中概括馮友蘭的一生三段是”實現自我—失落自我—迴歸自我”，十分精闢，我曾多次引用，認爲不止馮一人，而是普遍適用於多數一代或兩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只不過”失落”時間有長短，”迴歸”有先後。說也可憐，那時的老先生們儘管學富五車，而且還有出國開會的機會，但是對現實的瞭解還不如尋常百姓。到”文革”後期，已經小道消息滿天飛，我輩小人物常常竊竊私語交換各種後來證明是事實的”反動謠言”，而老先生們不論處於座上客還是階下囚，是接觸不到的，他們還只能靠官方的”傳達”。所以他們在”迷失”中覺悟也較晚。還有些人始終沒有完全覺悟。
今日如何？
關於當前可以稱爲知識分子的中青年，筆者在2010年發表的《道統》一文最後部分以及《寫在楊絳先生仙逝之際》中有較詳細的論述，現在基本沒有改變看法。總的說來，現在的客觀環境與那時已大不相同。不論還有多少禁錮、壓制，包括文字獄，但還是有一定的生存和言論空間，有自主選擇的餘地。單就獲取信息而言，互聯網時代與那時的閉塞不可同日而語。加之經過三十多年的解放思想（儘管遠不徹底），那個時代的迷信，現在應該早已打破。官媒雖然仍是定於一尊，民間的衆聲喧譁是口口口、口口口的，誰再想召回那種萬馬齊喑的局面，恐怕難以做到。本文不厭其煩地講述前輩的處境與遭遇，只是想多披露一些真實的歷史細節，幫助後世瞭解那一代人的苦難和所受的煎熬。相比之下，做到”修辭立其誠”，現在的風險要小得多。至少保持沉默，不”逢君之惡”、”助紂爲虐”是可以做到的。可以說有一點有限的消極自由。
不過對於這點消極自由，很多人並不珍惜。就以兩年前百位作家抄《講話》之舉爲例。發起者出於什麼考慮，姑存不論，居然有這麼多名噪一時的作家順從。我不由得想起”梁效”。二者的源頭是同一權威、同一思路。在本質上，《講話》對中國文化和文化人的殘害規模要比”梁效”大得多。前者是頭，後者是尾。如果沒有與改革開放同時的思想解放，連帶打破那個《講話》的枷鎖，何來這幾十年湧現出的優秀作品和作家？是否必須”抄”？也許存在某種無形的壓力，但是個別作家拒絕了，也未見有何後果。這在”梁效”時代是不可想象的。應該說維持一定程度的獨立人格（哪怕是”一定程度”），今天要比那個時代需要付出的代價小得多。也許對抄《講話》一事還可有不同的說辭，那些無可辯駁、更加不堪的言行，就不必說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和哀樂，筆者不想對當代知識分子（廣義的）提出什麼要求。只是在臧否前輩時，可否先設身處地捫心自問。至少他們在抗戰最艱苦的年月，對民族文脈的存續是做出貢獻的。當然在全球化的今天，可以用腳投票，再無所謂”白華”之說，也不必像前輩那樣以家國爲懷，雖九死其猶未悔。但是十幾億人的大多數只能留在本土。凡事不進則退，就是那點有限的消極自由也來之不易，如不努力推進，隨時有失去的危險。維護已有的，爭取更好的，努力阻止向”梁效”那個時代倒退的潮流，使不絕如縷的文脈免遭沉淪，只能取決於正當盛年的當代讀書人。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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