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部潰爛的狀態評估
中國社會正在經歷潰爛，習政權下的腐敗和權力失控使社會信心崩潰，監控治理加劇了內部崩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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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鄧聿文
多年來，社會學者喜歡用“潰敗”一詞來描述中國的社會狀況。今年的情形似乎更嚴重，很多人認為，中共政權活不過幾年。不過，我更願用“潰爛”形容目前階段。
在我看來，兩詞有程度上的差異，“潰爛”雖然也表示社會肌體出現了普遍的細胞蛻變和壞死，可維繫社會運轉的組織體系還大體在發揮作用，並未到運轉完全失靈、一推就倒的地步。等哪一天這個政權從下到上，其組織體系癱瘓了，社會大面積的反抗才會真正到來。
但我們在討論中國的內部潰爛現象時，也需要明瞭，它並非是在習時代出現的，胡錦濤後期已經很明顯了，那時政治的僵化到了很突出的程度，黨內外、全社會等著習上臺後“刮骨療毒”，習也確實想拯救中共、改造中國，只是 10 年下來，他開錯了藥方，致使內部的潰爛日甚一日。三中全會是他試圖在改革旗號下對中國內部潰爛做一次最新治療，可從輿論反響看，效果顯然不好。
要理解中國的內部潰爛狀況，我把它分成六個方面來分析，或可稱之為內部潰爛的六種表現吧。
表現之一，絕對權力導致的反向失控
習自成為中共的領導核心後，就拉開了和其他政治局成員的距離，這種情況在 20 大達到頂端，淩駕於黨中央之上，變成一種絕對權力，是“沒有皇帝稱號的皇帝”。目前貌似有所削弱，但依然高高在上，“習近平特使”的稱呼表明了這點。最高領導人的特使外交是各國外交的一種雖然不常用，但也是正常的做法，可習近平將特使外交變成一種常態，動不動就要某人充當他的特使出訪他國，頻率非常頻繁。前些年，作為“習特使”的領導幹部一般是部長，有時也會是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或副總理，可今年以來，連王滬寧、韓正等常委級別的領導都以習特使身份出訪。這就非常不正常，表明最高權力嚴重失控，黨根本沒有力量可以約束他。
權力失控就其本義來說是指內外都沒有約束，在過去，權力雖然沒有外部約束，但內部還是有一定的約束，包括最高權力，比如，鄧有陳雲，江和胡有元老，以及其他的派系力量的制衡，但習是完全沒有制衡他的勢力。表面看，習在擁有絕對權力後，政令能夠得到貫徹，然而實際上把對他的服從變成了一種形式主義，集體躺平。官員隊伍沒有幾個人真正在為這個黨、這個國家認真做事，大家都抱著敷衍塞責的心態，只求不出事即可，國家利益、群眾利益甚至體制利益都不是他們考慮的出發點。官員的精神面貌並沒有改變，各級權力依然不受控，為了明哲保官，不幹事，無所作為，乃至不惜出臺壓制性的政策和舉措。從權力的責任和施政效果看，此種現象可稱作反向的權力失控。
表現之二，不可治理的腐敗
腐敗正是權力失控的結果。吊詭的是，習的反腐力度前所未有，然而，從官方的統計來看，在 2018 年後，當局每年被查處的官員數量，尤其是中管幹部的數量，反而是一年比一年多。比如，今年前 7 月，已有 38 個中管幹部被調查，其中有 7 人為正部級。這個數字超過了去年全年。黨政如此，軍隊腐敗同樣嚴重，去年曝出的火箭軍腐敗案和前後兩任國防部長的落馬證實了軍隊的腐敗一點也不亞於黨政口。
習反了 10 年腐，落馬官員年年多，說明在一黨一人的體制下，腐敗是無法得到有效抑制的，不管中共內部建立了多少反腐機制。原因在於，黨專政不允許外部監督，單靠內部監督不可能治理腐敗。而一人統治，反腐目的服務於最高統治者需要，一方面，為了證實一人統治的合法性，反腐就不能放鬆；另一方面，反腐又不能有損一人政權，導致統治的鬆動。這兩個目的具有內在的衝突，決定了腐敗是不可治理的。
表現之三，僵屍意識形態
中共的意識形態已經完全僵化，完全失去了對群眾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但這不是意識形態本身的過錯，而是這個黨在淪為習的道具後，必然要出現的代價。中共號稱革命黨，革命黨的專長是富有鼓動性和號召力，能夠動員大眾為著一個崇高目標去奮鬥甚至犧牲。但前提是有一套蠱惑人心的革命理想和意識形態。中共過去在幹革命和搞文革時有這套東西。改革開放後，政治實利主義取代革命激情，黨的意識形態回歸平庸，逐漸僵化。
習確立起他的一人統治後，黨的意識形態完全失去彈性，變成為其拙劣辯護的僵屍。“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兩個確立”既是咒語，又是病毒，要用它來灌輸和傳播給黨員和群眾，試圖徹底洗腦他們，成為習的馴服工具，不允許和當局的看法和主張有半點差池，哪怕是當局的吹鼓手出於愛黨考慮，都不行。比如胡錫進偶爾會說一兩句和當局不同調的話，也遭到禁言，甚至被一些愛國群眾打成“公知”，足以顯示中國內部潰爛的程度。
表現之四，社會信心崩潰，民眾用腳投票
政治專制，經濟蕭條，自由受限，這是中國當下的現狀。對多數中國人來說，當他們意識到這種狀況在未來 10 年不但不能改善，還有可能惡化後，本能的反應就是焦慮，對未來信心的崩潰。今天，從底層到中產階級，從黨外到黨內，從知識階層到企業家，從普通公務員到中高級官員，能夠感受到的一個共同特徵，是焦慮，既看不到個人前途，也看不到國家希望。失業的威脅，收入的下降，養老金的減少，沉重的房貸，這是很多中國人每日都要面對的現實。官員則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和對領導人的忠誠測試以及反腐壓力。企業家也好不了多少，資金周轉困難，已經破產或面臨破產的威脅。知識份子更是苦於不能說話。人們厭倦了官方虛假的宣傳，想改變命運的，要麼移民，要麼偷渡，想方設法潤出中國；不想改變命運的，要麼被迫，要麼自覺躺平。
現在看來，中國社會的信心危機至少要持續到習下臺，但他什麼時候會下臺不知道，從三中全會來看，倘若他身體好，再幹 10 年是有可能的。因此，最煎熬的時候恐怕還未到來。
表現之五，社會報復頻出，中國進入互害模式
近幾年來，中國發生多起原本不認識的年輕人通過網路相約自殺的事件，以及惡性行兇案件，後者還波及到在華外國人。無論自殺者還是行兇者，基本處於社會的底層，從社會學來看，是社會的弱者或失敗者。雖然每起案件的具體動因不同，但這麼多案件集中在這幾年發生，理所當然反映社會出現了嚴峻問題。
在這些案件中，不難知道，是他們對自身命運絕望，認為無力改變現狀，才選擇自殺或謀害他人。尤其是那些對無辜者無差別行兇的人，一般都遭受到了某種明顯的或他自認為明顯的不公對待，在向當局和社會訴諸救濟管道無果後，遂萌生極端的反社會心理，行兇殺人以報復社會。這類人一旦產生了這種念頭，報復誰不是目的，報復本身成了目的。而在現實中，這種報復更容易指向和他同為弱勢者或比他還弱的群體，因為強者有更好的自我保護。從這個角度看，社會互害模式的出現，是民間對體制的不公，用一種畸形的方式進行自我糾偏。
表現之六，高度依賴監控的社會治理
上面分析的五個方面都可歸咎於習近平政權對中國社會的治理失敗。2013 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習把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作為當時改革的目標任務，今年的三中全會，依然還是這個改革主題。可見，在過去 10 年，當局在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問題上，基本無功而返。
事實上，社會治理還在惡化。對官員的治理，當局祭出政治懲罰的大棒，施以政治高壓，並用反腐來恫嚇他們；對民眾的治理，當局以“法治”之名，實際採取的是簡單粗暴的剛性維穩，用員警力量和專政工具來壓制大眾的不滿，因為意識形態的空洞說教早已破產，而經濟的蕭條也讓當局沒有多餘的錢糧來分給大眾，所以只得依賴強制。但不管對官員還是民眾，當局必須使用一種武器，即監控。得益於現代科技的發展，當局在監控社會這一點上，基本已做到無死角，幾十億個監控頭，將每個中國人都變成了一個沒有秘密的透明人。正由於高度依賴數字技術監控，當局的治理能力也就變得更粗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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