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紅嬋和谷愛凌

為了便於閱讀，本網站編輯在不違背原意的情況下做了適當修改！同時聲明，此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本網站僅作為展現，以便讀者全面了解歷史真相！

剛蟬聯奧運會跳水冠軍的全紅嬋，肯定想不到自己會因爲給媽媽買東西引發全網爭議，居然還上了熱搜。

8月22日，剛在奧運會廣東省總結表彰大會上被記大功的全紅嬋，現身廣州番禺萬達的蘋果授權專營店，買了一臺iPhone 15 Pro Max。據店員說，全紅嬋進來就問什麼是最好的，要“拿個內存大的”，說是要送給媽媽。

一堆人都對此不滿，質問她“爲什麼不買華爲”，“國產的質量也不差”，認爲“公衆人物就應該支持國貨”，更進一步，“不愛國”、“給美國人送子彈”這樣的話也洶湧而來。有的人甚至斷言：“一點都不懂事，也許還小，不懂政治，將來也不會大出息。”

新京報對此事的快評雖然呼籲《別道德綁架全紅嬋》，然而底下的最高贊仍然牴觸全紅嬋不買國貨：

我們喜歡全紅嬋，但是對於他買蘋果手機這個這個我是很有牴觸的，美國封殺華爲，我們爲什麼要買蘋果?雖然是他自己掙的錢，但是人不是要有愛國之心嗎?

當然，也有人支持她，認爲她這樣做無可厚非。不過，如果說反對的人是咬定這“不愛國”，那麼支持的人的論據則五花八門：有的人讚賞她“孝順”，言下之意，只要想到給媽媽買手機，哪個品牌都不重要；有的人說那是她自己掙的錢，想買什麼是她的自由；有的人純粹厭惡道德綁架，還有的人甚至揶揄：那有本事你們送她一臺華爲手機啊。

另一種策略是指出“別人也一樣”：“各級政府都在用（豐田）考斯特做接待用車，你們怎麼不去噴？”這擱置了全紅嬋行爲的對錯評判，而是譏諷指責的人只是在“揀軟柿子捏”。

耐人尋味的是，反對者在給全紅嬋扣上“不愛國”的帽子，但有一種支持的聲音認爲，這是親痛仇快之舉：

她也是個青春期女孩，有這個年齡段孩子的各種喜好。她是承受多少辛苦纔有了今天的成就？不要爲了搏流量過度消費她好麼?別讓不良輿論毀了一個爲國爭光的運動員！求放過！！！

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主張，只要運動員能“爲國爭光”，別的細節都不重要，而應該受到加倍愛護。據此，那些指控她的種種說法，並不是出於愛國，而只是動機不良的“搏流量過度消費她”。

不論如何，這樣一件事竟然能產生如此之大的爭議，本身就證明時代發生了鉅變：公衆人物的一舉一動，都可能在“愛國/不愛國”的民族主義善惡二元框架內經受嚴厲審視，而一旦被判定“不愛國”，就可能被打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最近谷愛凌忍不住回懟黑子，究其本質也在這裏。那些人爲什麼指責她？因爲他們期待的不僅僅是她爲中國奪得冬奧運金牌，還期待她是完完全全是“我們自己人”。

根據這種身份政治的邏輯，試圖出入於兩種文化、保有兩種身份是可疑的變節者，既然代表中國參賽、在中國名利雙收，那就必須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愛國（當然是“愛中國”）立場。

谷愛凌在成名之後，這一爭議就沒斷過，類似的段子在網上很多，都是譏諷她在身份認同上的模糊性。在知乎上有人提問“如何反駁尺八是日本的”，一個高贊評論稱，這是“反向谷愛凌定律：一種文化，在日本它是中國的，在中國它是日本的”。

谷愛凌現在也懟了回去：“5年來代表中國參加41次世界大賽，爲中國獲得39枚獎牌，爲國家隊介紹3個主教練，爲國家隊捐贈自由式滑雪板，爲中國和女性在世界發聲，黑子爲國家做了什麼？”

然而從本質上說，這一回應雖然巧妙，卻是錯位的：她做出的貢獻，是黑子們也不能否認的，但他們質疑的不是“你爲國家做了什麼”，而是“你是誰”，那是身份政治而不是貢獻高低。

谷愛凌的說辭，所利用的其實是中國社會盛行的資格論：你什麼也沒做，就沒資格批評我。這回避了對方批評的對錯問題，轉而質疑對方沒有批評的資格。

在這些爭議背後的關注點，和全球化時代的價值觀背道而馳：像霍米·巴巴的後殖民理論強調的是跨邊界流動、滲透所造成的身份疊合、模糊與糾纏，讚頌文化雜交，然而在我們這裏，強調的仍是身份邊界的清晰，這不僅表現爲對政治“忠誠”和種族、文化“純潔”的偏好，有時還表現爲對“境外勢力”和移民的恐懼、厭惡。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在現實中常常表現爲“愛國/不愛國”的爭論，但反對者其實也無法正面去讚頌身份的流動、模糊，更多是在強調“愛護爲國爭光者”，又或“買蘋果與愛國無關”，也就是說，爭論的雙方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共享着相同的價值基底。從這一意義上說，那些質疑者並沒有真正被駁倒，因爲“愛國”始終是無人敢攖其鋒的大義名分。

爲什麼他們那樣理直氣壯地質疑？這不僅是對身份純潔的偏好，還因爲這樣一種觀念：名人作爲公衆人物，就必須表現得符合公衆期待。也就是說，“作爲個人的全紅嬋”可以想買什麼就買什麼，但“作爲公衆人物的全紅嬋”就沒有這樣的自由。

不僅如此，他們還相信，公衆人物必須在身份的純潔性上、一舉一動中表現出來的政治道德都表現得無可挑剔，否則他們就無法成爲投射自身想象的完美化身。換言之，根據這樣的邏輯，一個人越是完美地符合公衆期待，就越可能喪失自我。

全紅嬋曾說，成名後，社會的關注和爭議讓自己身心備受煎熬，我想，這首先就應該源於這種撕扯感：一個才17歲的孩子，難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又不知道怎麼做才能符合公衆極高的道德期待，那可想有多不容易。

這樣的爭議，不會就此平息，因爲這不是“寬容”的問題，而有賴於社會價值觀的變遷：只有當一個社會更注重個人自我、讚頌身份的流動性和模糊性的時候，我們纔會覺得這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