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嘉活佛：自由才是我的故鄉
王局 收錄於 王局拍案
(本文根據視頻採訪整理而成，把文字很多口語及重複的地方在不改變原意的情況下進行了修改)
阿嘉仁波切： 我到紐約待了兩個月。紐約也不想待，因為一個是語言不通，一個是人生地不熟，生活也很困難。
王志安： 生活很困難嗎？
阿嘉仁波切： 對。 我們拿的那點錢是我不敢用。用了以後呢就是，害怕以後怎麼生活。這些不知道，沒有一個就是所謂的八字還沒有一撇。
王志安： 那達賴喇當時沒有給你一點資助嗎？
阿嘉仁波切： 沒有。 達賴喇說過：‘這個困難不困難？’，就是錢缺不缺。我說，我們有個習慣的，我們習慣什麼呢？上師三寶我要供養，對不對。但是上師三寶的那個偏財吧，都是那個便宜我不能占。我沒有供養的錢，他的錢我不要，我不會拿的。我自己能推的話推，他不會。
他是問我這個事。後來我就知道，在加州有個朋友，認識了就聯繫上了。聯繫上以後，他也叫我去，我就住在他家裏。他買了一個新房子，辦公司，搬到新房子，舊房子空著，我們幾個人就住在他舊房子裏頭。
那個時候是克林頓總統去中國訪問，江澤民和他對談，開記者會。我們就看新聞，看看會不會說什麼，是否跟達賴喇談判，要達賴喇回去。
要回去的話，我也可以回去了。
就是這樣想的。我們聽聽聽，也沒說。克林頓總統必須再說一點，硬把達賴喇的事說出來了。江澤民很好不？
他就說：‘達賴喇，那個喇叫為什麼你們那麼興奮？’
他說：不是，你跟他打個交道，你打交道以後不是你們想像的那樣。他當場記者會上說那些話（就克林頓說的），我都聽到了。說完以後也就說完了，記者會就結束了。
對吧？
我們也是一時三刻回家也不可能了。那個時候就出來以後，一個是害怕，一個是想家。那一個是我說的所謂生活上的困難，生活困難不是說沒有錢了，沒有吃的，不是也不是這個困難。就是說的環境，語言，人際關係，這些都沒有。我就出來以後見一個像你這樣面孔的中國人就害怕。我以前是天天打交道是中國人，出來以後就害怕。我到那個唐人街都不敢去。
王志安： 為什麼你見到黃面孔的人你就害怕？
阿嘉仁波切： 好像是那些人都認識我似的，就要把我給怎麼抓起來的似的，就那個感覺，就可能是有一種害怕感吧，恐懼感吧。
再一個是看到一些新聞，說有些中國的貪官，紅二代，跑出去以後怎麼抓回來，什麼的，也有這些消息。於是比較擔心了。
奇怪的事情也發生了一次。我那個朋友，他叫 Steven，是個香港人。他在浙江開了一個工廠，說要回去一趟。我說：哎，Steven，你可要注意。我在你家裏，你回去可能不好。我當時跟他說。
我說害怕牽連你。他說：哎，他是廣東人，他是香港人。他說師傅不要擔心，這是美國，這不是中國，沒有這麼回事。
好好好，那你注意。
他走了，走了，大概飛機就是一天一夜。第二天他就給我來電話：師傅出事了。
怎麼了？
他一下飛機，安全部就在機場等他。是上海的安全局。他一下飛機就說：你是不是浙江什麼什麼做生意的？Steven 什麼什麼？
是。
他說：你跟我們走一趟。
他說：我不去，我登記了賓館。
你登記什麼賓館？什麼賓館？好，我們陪你去。
他說：我要拿行李。
不，不要管，你的行李都在這，已經車在那邊等好了。那我出去要搭車？
不，不要，跟我們走就行了。
他就把他拉到賓館。拉到賓館以後，就說登記的那個房子，他們門口安全上的登記了一個房子。他說：我們就在這個房子，你在這個房子裏面，對面住我開著門，我看著你，你出去要打招呼。我們就陪著你，我們等我們的上級來。上級來了以後，跟你談完了以後你才能自由，要不然你不能走。
那他們當時那些安全部的人，怎麼知道你住在他們家呢？
對，我跟你說。
他就打電話給我說：你馬上離開。
哦，哎，我就害怕的。
我跟你說過他說了。
那我說：你怎麼打電話的？他說：我拿著手機，他們說你有沒有手機？我說沒有手機，我沒給他們手機。
他說：我偷偷的給手機給你打電話。
哎，我們嚇的，我們就離開了。
後來是怎麼回事呢？那個 Steven 在我走之前來過一次塔爾寺。他來了以後做了一個佛龕。佛龕做完了以後，他就走了。佛龕做出來之後寄到浙江他的公司裏頭，我們就寄過去了。我們走了以後，兩個月沒有音信。他們就查，所有的線索都有查。查來查去查到我們的那個做佛像的佛龕裏頭，有一個美國人定做過一個佛龕。他們把那個發票拿出來，拿出來以後就把公司找到了。找到以後，就找到這個 Steven 了。
他也不知道我住在他們家裏。他就是這是一條線索，最起碼。
他來了以後就叫他去問，瞭解情況。是不是說阿嘉活佛到了美國，是不是在你們家裏？
那個 Steven 說沒有，我們家沒有。我也……那你認識不是？認識，見過沒有？沒有見過。
就是這樣。他等於沒有講你在美國跟他接觸的（不會講），他不敢講。他就給我打電話偷偷趕緊離開，我們就半夜就離開了。我在洛杉磯待了 17 天就離開了，匆匆忙忙。
，那這樣一種情況下，你會不害怕嗎？
肯定會害怕。
很害怕。而且我跟 Kristin 聯繫，跟姓武的，他們聯繫。他們說，已經中央派幾個人到美國到處去找你，所以更害怕。
所以我們從那邊又離開了，離開到了三藩市。三藩市到了以後，也是很巧，就從來不認識的一個美國人，兩口子，他們都是做慈善事業的，做生意的人，他們的生意做得也可能很成功。他們就收留了我們。
他們有個老房子，修理了一下以後，我們幾個人就住在他們家裏，就這樣開始了美國的生活。
王志安： 等於到這個時候，你接觸的人就跟你在中國沒什麼關係了，一點關係都沒有。
阿嘉仁波切： 就是純粹的美國人，純粹的美國白人。他們也不在乎，也不怕，他們不認識我們，我們也不認識他們。
王志安： 那你當時離開中國之後，一開始你說怕國內的人被牽連。但你想，你其實這種身份的人離開中國，國內那些肯定要受牽連，包括你的秘書，或者說協助你離開中國的這些人。對，後來這些人是不是就……
阿嘉仁波切： 據說是那個機場的那個人，最後他們也知道了，查到了。查到了以後，對他也有一些處分，最起碼是丟了工作。不讓幹了。不讓幹了。他受到沒有受到其他的處分，我不知道，沒有聯繫過，不敢聯繫，也不敢聯繫。他也沒有跟你聯繫過，沒有。
那麼塔爾寺和我的那個秘書，包括在內，塔爾寺震動很大，青海震動也很大，甚至於全國可以說是震動很大。當時對宗教界的這些人，像我那個時候走的時候，還相對在塔爾寺自由一些。我走了以後，所有塔爾寺拿護照的人全部沒收，全部收回去了。這些人都是天天學習，什麼的，就是洗腦這樣的，可能是花兩年時間吧。
我還聽說過一個傳奇，這個是真的假的不知道。據說江澤民很生氣，知道我已經到了紐約，見了達賴喇以後馬上就知道了。
王志安： 因為上新聞了。
阿嘉仁波切： 上新聞了，可能馬上就知道了。
姓武的他們說：哎，這個佛爺已經到美國了，在這邊他們安全上知道了。所以，江澤民很生氣，給我們省的省長，還是書記叫白恩培。給白恩培打電話，他說：你們阿嘉活佛在哪里？白恩培他真不知道。我們兩個還去北京的時候是一個火車，他說：你去幹什麼？我說：我去開茶話會。他問：你幹什麼？他說：我去出差。
好，就這樣。那個時候經常打交道，趙樂際，現在不是當人大，也是，我們兩個人是一天，他是當副省長，我是當副主席，我們兩個還祝賀來著，所以都熟悉。白恩培據說是江澤民打電話說：你們的阿嘉活佛在哪里？他說：在塔爾寺吧。他很氣，說：你們是不是有兩個阿嘉活佛？他說：這口音不對。他啪一下把電話掛了。
王志安： 江澤民的意思就是說白恩培實際上對你的行蹤根本就不知道。
阿嘉仁波切： 你們是怎麼當那個的？他是管宗教這方面的吧？搞宗教文化的，失職唄。這些都是傳說，不知道。這聽起來好像有點真實感。
王志安： 那除了機場的那個，北京其他的還有人受牽連嗎？
阿嘉仁波切： 其他人可能也沒有。但是我們家裏的人，包括我的弟弟，現在我的那些兄弟姐妹都去世了，都沒有了，他們都受到牽連。受到牽連也不是說把他們要怎麼抓起來，沒有。給他們天天去洗腦，天天去開會，是這樣。所以我出來之後，兩年時間裏，我也是真實很低調。兩年以後我慢慢出來，在有些電視臺採訪，寫書，就開始了。這樣以後對他們來說衝擊很大，他們經常會說：你不要說，你去不要亂說。說了以後對我們天天打電話，找我們，麻煩多得很。
就是除了這樣的騷擾之外，也沒有說抓起來，沒有這樣的。秘書呢，受影響了嗎？秘書也是受了一些影響，受了一些影響。但是他在那個時候已經在政協工作了，但是就比較低調唄。後來我就不知道。
王志安： 那其實這個事情，雖然你自己通過出逃獲得自由了，但是畢竟協助你走的人，或者身邊的人也受到一些影響。那你自己心裏頭有沒有一些很內疚？
阿嘉仁波切： 當然我是不想給他們帶來麻煩。多少給他們帶來麻煩呢？所以就，他們也知道，你不要選擇這一條路，那沒事。你既然選擇了這一條路，再回去也可能還是個累贅。你回去了，那就好了，不是會這樣的了。所以就兩難，都是盡頭兩難。
王志安： 其實像那個機場那個人，要是丟了工作的話，那可不是一點麻煩，那是很大的一件事。
阿嘉仁波切： 那是很大的麻煩的，給人家也添了很多麻煩。我也是心裏很難受，為了我的出走，對犧牲人家那些都是很難受。
王志安： 當時你找他幫忙的時候，有沒有想到過，他就有可能會遇到麻煩呢？
阿嘉仁波切： 當時，臨走的時候都沒有想這些。因為那個時候是說起來是這樣，現在是坐在這邊說，當時是那個事情發生的一時一刻一秒鐘就發生的事。所以就想著怎麼出去就好了，不要抓到，就是想的那些，沒想到太多，沒有想那些的空間了。就想出走就算了，就是這個想法。
所以我出來以後差不多兩年時間裏，天天是在做噩夢，夢裏頭經常是抓住了又回不去了，又出來了，出不去了連累了其他人了，都是天天是那些噩夢。兩年以後慢慢慢慢好了。
王志安： 那你出去之後，看到的那個生活跟你自己出去之前想像的有區別嗎？
阿嘉仁波切： 有些是有區別，有些是沒有多大區別。我是想像的就是說沒有，因為當時的中國是很封閉。想像的就是出去了以後都是，哎，尤其是到了美國，美國到處都是金錢，就那個想法。但是我什麼也沒有那麼想。為什麼呢？我接觸的人以前比較多，他們的怎麼生活，那些多少能聽到。你看我們塔爾寺以前出去的人在紐約，有些仁波切他的生活也很艱難，這些都我聽說過。
那麼達賴喇的哥哥，他是塔爾寺的 1950 年，1949 年 50 年的，當過法臺住持。他出去以後，80 年代剛剛開放的時候，他回來過。他來的時候已經還俗了。他們講的情況那些都是，無非是你要學習英文，融入西方人的生活，然後實心塌地的去工作才會有出路。如果沒有這些的話，那你怎麼辦？要不你就是開個中心，要不就是去打工，那你反正要生存，對不對，生活。
所以這些都有所耳聞。也有所準備，思想是有所思想準備。
王志安： 那哪些是你當時出去之後跟你原先在國內想像不一樣的？
阿嘉仁波切： 哎，這個一下子也說不來。說不來，但是我出來以後，首先是這個環境就不一樣。環境就不一樣的，兩個環境。在國外，言論、行動什麼的都是沒人管的。很自由。
我到加州以後待了兩年吧，不到兩年吧，我們成立了一個中心。成立中心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我穿著袈裟，天天就這樣出去走路，這樣就見到外國人。那個時候我已經學英語，學一點點英語，會溝通一點了。他們都說：你是不是有中心？那個時候就很多出家人來美國，就開中心的。他們說：你是不是有中心？我們來跟你打坐。他們喜歡打坐，聽講解這些。我說沒有中心。他們說：你開一個中心吧。他們就這樣動員。所以我們就開了一個中心。
開了中心以後呢，就有人會過來打坐。打坐的話呢，就是有人就來了。那就慢慢的他們就會關心。他們這個西方人有一個這樣的，就是說你有困難的時候，他會非常幫忙的，他會很幫忙的。西方人和東方人的習慣不一樣，西方人我有一次看一個電視臺上，有一個老人他採訪。他說西方人是非常講禮貌，轉臉不認人。總結得很好，確實是那樣的，非常講禮貌。他今天認識，今天好朋友，明天可能他一會怎麼一下，到街上他可能都不認識了，就這樣。東方人是非常熱情，非常想幫忙，但是所謂的明爭暗鬥，東方人是喜歡暗鬥，見了面很客氣。西方人是明爭，你有什麼事過不去，他們面子上就跟你講就講。西方人在暗自裏頭，不會害你的。
所以我們開了中心以後，他們是慢慢地開始來打坐。
你生活上有什麼困難呢？他們會幫助你，教你語言。我們也慢慢地融入了西方的生活。當時，東方人幾乎不接觸其他人，只有西方人。所以，我們不學英語也不行。我們必須要接觸和學習這樣的東西。慢慢地，我們一步步地融入了美國社會。
王志安： 其實，在國內，當時是一個副部級幹部，出行時都有一些特權，包括生活上的特權。但到了美國之後，你實際上就變成了一個相當於難民。
對吧？美國社會就是這樣，政治難民。像你這樣的人就太多了，也不會享受到什麼特殊待遇了。當時這種心理上有沒有一些失落感？
阿嘉仁波切： 沒有，失落感是沒有的。我有思想準備。我們修法的時候就有這麼一個觀念：人生、生死是無常，一切都是變化的。就是說，你抬得很高也就高了，你放得很低也是低了。我這個人也沒有增，也沒有減。《心經》裏頭就說：不增不減。沒有什麼增，沒有什麼減。我就是我。
但待遇方面，當然是有區別的。坐高級車和坐電車是不一樣的。在日本坐電車和走路也是不同的。可是主要是心理的問題，心理能否承受。承受的話，感覺很好。在電車裏大家安安靜靜，可以聊天。我也是很隨意。
如果承受不了的話，就會覺得：我是一個非常有威望、非常有地位的人，現在到了這個地步，我怎麼走？見人時也會怕羞：他們是不是會說我的壞話？這些都是自己心理造成的。所以我們要經常思考這個問題。我也不是說修行很厲害，但我們修行時最起碼要思考這些問題。
所以，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失落感。
王志安： 因為你剛到美國的時候，有一段時間生活還挺困難的。和國內的生活形成鮮明的對比。
阿嘉仁波切： 有很多人，包括和達賴喇一起出去的這些人，曾經問過我：你出來值得嗎？你留在那邊多好。他們不理解，特別是中國人和西方人、藏人和蒙古人之間的交流。
王志安： 你當時怎麼說的呢？
阿嘉仁波切： 我說：跟您一樣。您當時出來也是這樣的處境。現在的情況與那時候不一樣。那個時候是 1959 年，你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事。那時候是拉薩，炮轟、機關槍射擊，在那種情況下跑出來的。我沒有那樣的環境，也沒有那樣的恐怖感，但我的政治壓力和內心的壓力和當時一樣。所以他們說了以後也理解了。
王志安： 當時我也開始寫回憶錄，也包括出國之後與別人交流的內容。你有沒有過閃念，覺得當時如果不出來可能更好？
阿嘉仁波切： 那個倒是沒有。當時沒有過這樣的念頭。為什麼呢？一個是人的思想怎麼定了。我們經常說，什麼是天堂，什麼是地獄？其實天堂和地獄在人的心裏。比如說，在美國，條件很好，你的父母給你很多錢，你的身份解決了，工作也好，學習也好，各方面都是高高在上。那可能美國就是天堂。
你到了美國以後，一切都不順利，比如身份辦不了，打工原來是老闆或部長，現在什麼也沒有了。你自己倒楣，身份也辦不下來，簽證也到期了。這樣的話，美國就可能變成地獄。地獄和天堂的差異，就是你自己的環境和前世的姻緣有關，而不是說到了天堂就會享受到天堂的待遇，到了地獄就會受苦。
所以，這些問題對我來說，我有思想上的準備。我把我的小環境改變成天堂還是地獄，是在我心裏。我自己去想，想開了就可以。我們說：你往前看，不如人；往後看，人不如我。所以這樣想的話，對我來說沒有什麼事。
王志安： 畢竟和國內的生活比起來，到了美國之後，還是相當於一般人來看，失去了很多。
阿嘉仁波切： 一些中國人和西方人、藏人和蒙古人打交道的時候，我就會這樣理解。這樣說的人，基本上都是中國人。他們首先看的就是錢，失去了錢財、地位。他們覺得你從那邊來的，現在這邊落魄的鳳凰不如雞了。
但西方人不會這樣想，他們不會這麼想。你自己選擇的，自己也不這麼想。比如說，我現在已經拿到美國身份了，在我們的廟裏已經退休了。我還有一點退休金，人們也給我一些供養，我不困難了。最起碼說，我是自由自在的，想走哪里就走。無非是如果簽證不讓進去，就進不去。我已經二十多年沒有回家了，雖然想家，但回不去。
除此之外，我想去什麼地方，就可以自由去。
那在那邊，中國的話呢，就是說我還要去審批，彙報。彙報，那個審批，那個對我來說沒有興趣。那樣的這個大官，高官（待遇），那個我不想當。那個待遇，對我來說是一個壓力。
我們講一句話，佛教裏頭，負擔或者是妝顏。負擔是負擔，對不對？妝顏是什麼？就是化妝，妝顏的負擔或者是妝顏就是心理問題。比如說給你，戴了一個黃金做的帽子，戴一個黃金穿的衣服，這個是王先生的最高的榮譽，你很開心，對不對？哎，這個很高的榮譽，這個我非常享受。
你在這個大會開的時間很長，要在太陽，大太陽底下，你戴著這個要坐兩個小時。哎，汗流滿面，但是你感覺到還是很榮幸。可是你的地位變了，比如說，我是老闆你是我的下屬。這個黃金的這個比如說有 50 斤，我給你背一個 50 斤的東西，你站在這，太陽底下不能動，就是壓力。我這個就是當老闆就是，當這個部下的人就是受不了。你看他在那邊高臺上坐在那邊還享受，說話，我在這邊背著這個 30 斤的東西，這個大太陽底下，叫他背一下怎麼樣？你會怎麼想？30 斤是 50 斤，30 斤是一樣的，你自己的想法是怎麼個情況？你說這個是一種榮譽，那他也沒有壓力；你說這個是一種侮辱（工作），那就是壓力。
所以呢，壓力會承受什麼？這個高官這些。我那個時候，給我配了一個車，車上還配一個那個警報。那個隨時有緊急情況的時候，我緊急情況了我也放了。放了以後嘟嘟嘟，可以（跟警車一樣），警車一樣紅燈就可以闖過去，還可以逆行，還可以逆行。哎，我現在（權力很大），權力大，我現在想那個的話，我自己感覺到羞恥。
你看，在美國，在日本，在這些國家，人家有那個條件不會占的。我有一個朋友，他也是我的英語老師，他的太太是個殘疾人。他自己也很老了，現在已經 90 歲了，他身體很好。他的車上有一個殘疾人的那個牌子，他不享受。我們停車，殘疾人那個（停）車地方，我說你停在這，他說不停，不停。他還是去擠，找找，找到一個位置。我說你停在那你有牌子。他說哎，貝蒂沒來。他太太叫貝蒂，貝蒂沒來，叫他們其他人去享受吧，他這樣。他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認識一個中國朋友，他辦了一個假的那個殘疾人證。他是怎麼弄的我不知道（殘疾人證），他到那個殘疾人那個地方去停下。我說這地方你不能停，你這個殘疾人，我有個牌子拿出來一掛，我們就下了。我說這個就是人的一個品德和一個素質問題。
所以就是這些對我來說，我不是在誇獎，通過你這個頻道說我，誇獎我多高明，這個是一個自己的一個修煉問題。
王志安： 那平時現在在美國，在退休之前做什麼事情？
阿嘉仁波切： 退休之前是，我是零。我是 1998 年到加州。到了加州以後就在住在那邊了。我們認識了一個朋友，那個朋友是我們的律師。我們要辦身份，他說你們五個人，一個人收兩千塊，他說，好。我一算賬，哎（總共一萬塊），我拿的那個五六萬塊美金，一萬就完蛋了。後來那個律師一看以後，他說我不要錢。他免費給我們做。我們成了朋友。以後有身份，也辦了中心了。我就在加州。
後來到了 2006 年，就是我們叫法王達賴喇，打電話。他的辦公室打電話說，你到印第安那去。哎，我不想去印第安那幹去？印第安那他的哥哥辦了一個中心，他的哥哥不幸，就是中風，就管理不了了，叫我去。中心就是一個寺廟，所謂的中心就是寺廟是吧？對，我去了以後，我就管了那個中心。我管了那個中心以後呢。我本來打算是十年就要退休，其實管了 14 年。14 年以後呢，現在有幾個人在管理，我就退下來。退下來以後呢，就到我現在住在那個華盛頓附近呢，佛吉尼亞洲，住在那邊，就是家裏去，天天念經，這樣就在那邊。哈哈哈哈
王志安： 出國這 20 多年了，有想過家嗎？
阿嘉仁波切： 想過。開始是很想家，後來也不想家了。家是什麼？我想了半天也想開了。有一個中國朋友，他也很想家。我跟他聊天，他回去了。他回去以後呢，他待了，可能是待了個一年半載吧，就回來了。我說你不是很想家嗎？你要回家回家，你怎麼回來了？他說我，想家，其實我去了以後，我總結了一下，想家是想的原來的那個環境，原來的那個自己生活的那一套。比如說那些同學，那個環境住的那個房子，上的那個學，玩過的那個地方。我回去以後，我這麼多年回去以後，那些都不存在了，那些朋友也沒有了。有些就調到其他地方了，什麼了，有些朋友打個電話，偶爾來一下，見個面也就沒有了。那個學校，那個拆的一塌糊塗，現在是都是高樓大廈。我那個生活那些都沒有了，所以就沒有什麼可想的了。他說想家，想家，就是那個想的，那個以前生活過的那一個生活的那個環境。
所以我想了以後，我想開了。我說我也是那樣。我想的想什麼？想家吧。我兩歲的時候就離開父母，認定這個為轉世靈童，我就到塔爾寺。所以家我們是牧區，牧民出身，家裏養牛羊這樣的，所以也沒有。我出生的那個地方是現在是那個叫做 211 廠。是什麼呢？就是（一個軍工企業）原子彈的那個實驗基地在海鹽縣。現在就是那個跟蘇聯一起，蘇聯老大哥來了以後，設計的。跟蘇聯鬧翻了以後呢，那個就搬走了。但是那個地方有輻射，所以他那個地方是關起來了。我生下來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但是那個就是我的家了。那個我也想吧，我知都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塔爾寺相當於你的）。塔爾寺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而且塔爾寺也沒什麼變化，塔爾寺也沒有大的變化。但是塔爾寺現在我回去的話，我一個人都不認識了。有人認識的人，那老的那些都沒有了。年輕的那些，據說現在塔爾寺將近有一千人。但是一千人裏頭，我不敢聯繫，跟他們聯繫牽連。我偶爾看到一些圖片什麼的看，認識的一個人都沒有。那我想家是想建築呢，還是想一個人呢？想一個什麼我說不上。所以所以沒有一個想家的概念。
開始是很想家的，開始很想家的意思什麼呢？這個新的地方不習慣的意思。新的地方習慣了以後也沒有那個概念。
王志安： 那還有些親人，比如說你自己的兄弟姐妹？
阿嘉仁波切： 對，那些想見一見都沒有見上，都沒有見上。現在就是現在這個政府的這個政策，也是他的政府的政策這個……人情，沒有人情味。他們有，這二十多年來有出國到美國來看你的嗎？沒有，沒有一個。不讓出，我有一個哥哥，他也去世了好幾年了。他是還當一個縣裏頭的政協委員。他們就做他的工作。他說，哎，你說，你叫他回來。他有時候給我打個電話。他說他們通知我叫你回去，你回來吧，就這樣子。他還跟他真心實意的叫我，那我就給他說了，好，那你先申請一個護照你來一趟，你來了以後你把我帶回去。他說可以。他就說了，說了以後那個說，他們說研究一下，研究完了以後，那不行，不能讓他出國。我說的就是說，沒有人情，就是這個（怕他也跑了）。有個人情感的話呢，就是人性沒有。有人性的話呢，政治是政治，錯誤是錯誤，對的是對的。我認為沒有犯錯誤，但是他們說你是犯錯誤的。那你說犯錯誤，你的錯誤，對不對？可是你的家人沒有犯錯誤。
你，他來回走可以。他不給你簽證。不僅是我，藏族都是拿不到簽證，拿不到護照，拿不到護照。
對，像你們的話呢，當然我不知道你情況。其他人的話呢，拿護照很容易。我說藏族拿不到護照，他們不相信，說沒有那樣的事。現在怎麼拿不到護照，你是不是在——就是說誇張？說沒有誇張，我是說實際情況。
所以就是這樣。就雖然說也想念這些親人，但是沒有辦法。想念家鄉，但是我說實際的話，現在叫我回去的話，我可能也不習慣。吃的，住的，在國外的這些，我不是住的一個非常豪華什麼的。
但最基本的條件很好。你洗澡、出去走走、鍛煉環境，這些都很好。空氣污染也沒有，環境也很好，吃的東西也健康。自由自在，這樣的生活我還是很滿意的。如果現在叫我回去，我可能只是去轉一下，看一下，待幾天還是會回來。
現在拿了美國護照，回國變得很難。有人嘗試聯繫過，幫我回國。有朋友出於好心說：你想回去嗎？我們幫你。我說好，他們去聯繫。最終的結論是，安全部副部長說：他回來可以，但必須從頭到尾寫一個全部的過程，要建立一個檔案。我就說算了，這樣的條件我也不想回去了。這個意思就是要我認錯，我感覺沒有這樣的概念。
家鄉的人都有，政治問題。我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場，雖然想念家鄉，但也不會屈服。人生有時候挺殘酷的，你要堅持的話，回去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小了。雖然不是說完全回不去，但確實很難。
有一個很短的故事，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突然省裏的領導都來了塔爾寺開會。他們說：從今天起，宗教自由政策回來了，你們大家都穿袈裟。大家都不敢穿，可能會被整治。穿了袈裟，明天可能就要整人。他們看誰藏了袈裟，誰都不敢穿。
後來，第 3 天，達賴喇的代表第一次來中國，到塔爾寺我接待的。大家才知道，原來是這樣才讓你們穿袈裟，就是給他看的。所以，我就說，達賴喇當時逃出去後，一直是在批判，叛國集團、分裂等等。
他都回來了，還接待了，中央統戰部的領導，還有什麼地方的縣的縣長和書記都陪著。都回來了，所以我說的意思是，回去也有可能。人生無常，人生無常，回去也有可能，不是說絕對回不去，但目前的狀況來看，可能是比較遙遠的。
王志安： 我還有一個很好奇的問題，就是你出來之後，為什麼沒有在達賴喇那邊的政府裏任職呢？
阿嘉仁波切： 沒有，沒有。他們也沒有叫我去。如果他們叫我去的話，我也不會去參加的。他們有時候開會，討論西藏和中國的關係等會議，叫我去我也沒去。
**王志安：**為什麼呢？
阿嘉仁波切： 我心想的是，我年輕的時候，我的經師了，我的舅舅，我跟你說過嗎？他說過一句話，他說：你到了 50 歲，應該下政治舞臺，再不要上政治舞臺。有這麼一句話。所以我那個時候出來的時候，正好是 48 歲，相當於在政治舞臺上的戲我已經演夠了，我就不演了。
所以在達賴喇那邊，也是我搞中心，做一些宗教的事情，這些可以，我政治的我也不懂，不願參與。我只是想做一個純粹的宗教人士，做慈善事業，做一些宗教的演講。
你怎麼看在達賴喇那邊的流亡政府？
他們從 1959 年出來之後，已經有 60 多年了。達賴喇的想法和中國政府的想法，不是在一個頻率上。達賴喇的想法是很純潔的，就說個不好聽的話，比較天真。他想的是什麼呢？就是世界和平，西藏也和平，然後就是西藏的環保搞得很好，西藏的宗教完全有自由。他想的是這些。他沒有說西藏要獨立，也沒有要什麼權利，這個沒有說。他的想法我完全可以理解。
而中國政府的想法是，你來了，這些人都跟著你轉，那我在這邊領導我是第一把。西藏不要說獨立，西藏就是我的。他就抓住不放了。你來了以後，就成了我的一個障礙，那你說他會邀請你嗎？他肯定不會邀請你。
王志安： 你的意思就是說，達賴喇的那個主張，中國政府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
阿嘉仁波切： 不可能接受。達賴喇的說法是，他說獨立他不承認，好，變相獨立也不承認。他說的很寬泛，什麼是變相獨立，什麼是獨立，你這個說的就是說要給國外人也聽。他說達賴喇只要放下自由，我們的歡迎大門是敞開的，這些話可是不可能的。
王志安： 我的意思就是說，達賴喇他們這個流亡政府搞了這麼多年，是否很難成功？因為中共現在政權的力量還是挺強大的，他們就把你放到境外，那你這個流亡政府實際上也就沒有什麼影響力？
阿嘉仁波切： 這個也對。可是當時中國政府，或者說毛澤東他們的想法就是這樣，達賴喇出去，出去了以後可能有個十年八年，二十年就自行滅亡了。沒有什麼，就是這個想法。但是他出來以後沒有想到影響力這麼大。他現在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當然是他的歲數很大了，這是一個問題。除此之外，他到什麼地方都非常受歡迎。因為他的宣傳和傳法，對藏傳佛教感興趣的人，對藏族文化感興趣的人，原來西藏在哪里地圖上都不知道，現在對西藏問題瞭解的人這麼多，這些都是中國政府想像不到的事。
目前的中國局勢來說，你剛才說的那個一樣，西藏要成立一個在中國的底下，但是環境環保還是跟原來一樣，宗教信仰跟原來一樣，這可能不可能實現。但是這不是絕對的。我剛才舉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樣，水深火熱之中，也有突然的變化。例如四人幫、江青等事件，就一個人頭上一放，把一切都否定了，全部都變了。中國政府的政治取向現在是比較收緊的，想走的方向在走，但這也不一定是完全能實現的事。永遠這樣也不可能。
王志安： 達賴喇還有一種觀點說他如果將來有一天去世的話，他可能想改變這個轉世靈童制度。你聽說過嗎？就是說，因為他如果去世的話，中國政府可能會在境內找新的達賴轉世靈童。對對對。所以我聽到一種說法說是達賴想廢除這個制度，就是不再用轉世靈童的方式來繼承達賴的稱號了。你聽說過嗎？
阿嘉仁波切： 達賴喇說的好像是有兩個含義。第一個含義是依他個人的選擇，他是最後一個達賴喇，以後不會再選達賴喇了。這是他的選擇。第二種說法或者理解是，這是個人選擇的問題，但不一定算數。為什麼呢？達賴喇已經到了一個境界，不是說一個個人是否要轉世的問題。這也到了一個境界。如果西藏人民的生活中需要一個精神領袖的話，以他們來做最後的決定。誰來做就是這些群眾來做決定。
王志安： 但群眾不太可能做決定。最後可能還是中共中央政府來做決定。
阿嘉仁波切： 他就說得很明顯，他個人選擇了一個自由的道路，走到一個沒有控制、沒有強權的地方。他為了躲避這些，離開了，不會讓他的轉世進入一個強權控制的社會。他再三聲明這一點。
達賴喇圓寂之後需不需要靈童，這個還為時尚早。他現在身體也健康。如果西藏人民需要一個精神領袖的話，他不會去中共那邊去求。中共那邊是中共自己的想法，我們中央政府說了算。為什麼要爭取班禪大師的十一世呢？中國政府的目的就是把班禪大師找到後，他就在中國政府手裏。將來達賴喇去世後，讓他來認定這個達賴喇。這樣的話，兩個都在中國政府手裏。這個想法是這樣的，但是否能實現還不一定。
王志安： 如果沒有其他途徑，那就不可能實現。達賴的意思好像說通過選舉或其他方式來處理，這也不知道。選舉也不知道。達賴喇的意思就是說廢除這個制度。
阿嘉仁波切： 我想可能會產生兩個達賴，一個在中國境內，一個在境外。這樣的話，看哪個威望高、信任的人多，這也不一定。
17 世噶瑪巴曾經也有兩個，現在他們兩個也和好了，原來是相互不承認。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一個複雜的問題，涉及現實問題和宗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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