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會後的亂象-中國的“大躍退”開始了

7月初開始，中國政壇彷彿經歷了一場氣候變化帶來的空前混亂。到8月底隨着各地方政府“砸鍋賣鐵”的吆喝聲，一場堪比66年前“大躍進”的“大躍退”正式拉開了序幕，也再次將中國的北戴河政治——這場混亂的根源充分暴露。

就是在8月的最後幾天，美國總統安全顧問沙利文在任內的最後幾個月裏第一次踏入北京進行安全戰略溝通所反襯的。當夏天的混亂過去，太平洋兩岸兩個大國的政治景觀正在呈現出與數年前一廂情願鼓吹“東昇西降”截然相反的“東亂西穩”。

北戴河的夢遊？

正常國家的夏天，通常沒有政治，只有休假。但是2024年的夏天，充滿戲劇性的美國兩黨大選卻佔據了全球政治的主要舞臺。然後，從俄烏戰場到巴勒斯坦，從南中國海到北戴河，全球各方都在11月初美國大選投票日到來前的最後幾個月裏爭取儘可能多的籌碼，爲未來四年乃至八年的美國政黨政治押注。

中國也不例外。一方面寄希望於普京對特朗普和美國大選的操縱，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對美國選舉無論何種結果都難以改變的對華強硬姿態。對北京來說，哈里斯與特朗普政府的區別主要在於後者更駕輕就熟地容易打交道，也更容易收買；而前者如果勝選，爲中美關係的長期未來投下的陰影，類似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從1933年開始長達12年的長期執政，無法不尋求從長計議的緩和可能。

這是北京邀請沙利文訪華以準備11月拜習峯會的主因。然而，沙利文一行與中國外長王毅在北京雁棲湖度假酒店的兩天閉門會談，如同中國領導人在8月避居北戴河三週後打開外交大門頻密會見來訪政客一樣，仍然難以消除外界對中國外交調整方向的疑慮。在全球開放卻動盪、極化的21世紀政治潮流中，北戴河政治對外界來說仍然代表着中國政治的一個迷思，等同於特權和密謀，往往醞釀着中國政策的激進變動，意味着巨大的不確定性。

在中共歷史上，北戴河迷思更多地與毛澤東的執政風格即北戴河會議模式聯繫在一起。例如在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中，毛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會議的同時，發動了炮打金門的“823炮戰”，既測試美、臺聯盟底線，又策應中東局勢，大有與赫魯曉夫的對美緩和針鋒相對之意，中蘇分裂從此開始。

66年後，相同的北戴河卻上演了相異的歷史荒誕劇：中共元老們被排斥在北戴河的審議之外，他們早已失去了十二年前尚存的集體“務虛”資格，更在一年前失去了一位熱衷游泳的元老院新人——前總理李克強，無不物傷其類，卻以流傳各種“批評建議”的間接方式顯示這個羣體的頑強存在，製造了今年北戴河的場外氣氛。相比現任領導人，李克強更年輕、更有活力、更具改開思維，與中共黨內諸多元老關係良好，原本被萬衆矚目堪任元老院領袖、重振中共元老政治、看護鄧小平的改開路線。

而中共高層集體則遠離黨內元老、遠離地方的水深火熱、也遠離北京的舞臺中心，以“躺平”的逃避姿勢，在微妙、死寂的氣氛中，謹慎評估上半年圍繞“三中全會”對內有限妥協的政治效應，也緊張評估下半年的美中關係發展。與同時間美國兩黨大會顯示的活躍、團結、進步和激烈競爭相比，以新毛主義自居的中共領導層在北戴河的死氣沉沉中，喪失了外交信心和主動，不復昔日毛澤東同時挑戰美蘇的“孫猴子”氣概。

以致於，在結束北戴河會議後第一週的外交活動中，外界觀察到中共體制出現了非同尋常的“集體夢遊”：先是中共宣傳機器出現了遲疑，攝像頭不敢聚焦中越領導人的會晤；在雁棲湖與沙利文見面的王毅，也面露緊張，與沙利文的互動相當僵硬，很難讓人相信這是一位以兼具油滑和優雅著稱的資深外交官。

似乎，面對美國選舉政治的戲劇性變化和民主黨可能連續執政的前景，面對中美關係十數年來以“自由落體”方式的下滑，北戴河的三週討論沒有找到辦法，中共高層在妥協與攤牌之間踟躕。整個體制猶如滿清邊疆大吏面對列強時的無可應對，只好埋首在“不戰不降不和”的逃避主義沙堆中。

砸鍋賣鐵的“大躍退”

中共的這種集體夢遊，反映在上週民主黨大會上的拜登演說中，就是隨着美國主導的全球制華聯盟在2024年下半年愈益清晰的成型，從2013年以“一帶一路”戰略開啓爲標誌的中共對外擴張和外交陷入了令人尷尬的衰退和膠着，一個與“東昇西降”的盲目樂觀全然相反的現實主義困境。

不過，與中共領導層面對國際困境的逃避相比，中共高層在北戴河集體神隱的同時，北京和地方官僚們正在競相發起一場新的“大躍進”運動。因爲其機制和動力酷似1958年的大躍進，意味着顯而易見的一場即將到來的經濟大衰退，猶如1958年後的災難，堪稱大躍退。

1958年的8月17到30日，中共高層在北戴河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毛澤東還提出爲實現鋼鐵年產量1070萬噸的目標“大鍊鋼鐵”的號召。全國人民隨即捲入“砸鍋賣鐵”、“土法煉鋼”的狂熱運動中，此後僅過半年，地區性的饑荒開始向全國蔓延。

而2024年的中國，並未吸取兩年前才結束的“三年新冠”的教訓，反而以“砸鍋賣鐵”的架勢，由官僚羣體發動了一場新的大躍進運動。昔日針對農民農村的人民公社運動被代之以針對全民的極權主義控制，和刮地三尺的列寧主義的徵糧隊模式。從8月初開始，先是公安部的官僚們推出了一個黑龍江網警提出的網證方案，試圖以網證方式控制所有上網的中國公民，引起軒然大波，清華勞東燕教授等奮而抗議。在輿論壓力之下，雖然中國公安系統表示不以網證作爲唯一上網資格，實際上決意在2025年完成這一數字身份的全民實施。

其次，住建部的官老爺們則炮製了一個所謂住房養老金制度，意在將現有的住房維修公積金收歸地方政府支配，所謂地方政府賣地收入下降的一個技術性彌補。至於其他的彌補手段，特別是地方政府所謂非稅收入的大幅增長，與上半年稅收收入的下降形成鮮明反差，也在全中國範圍內製造着廣泛的不滿。這些廣義的“砸鍋賣鐵”措施，都是北京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爲響應2023年中國最高領導關於“準備過緊日子”、“砸鍋賣鐵”、充分挖潛“三資”（資金、資產、資源）的最高指示而先後成立所謂“砸鍋賣鐵”專班，即地方特色的領導小組。

理論上，中國公安部的初衷或許是爲了響應領袖的政治安全要求而推出這一設計，但是若與1958年的人民公社相比，不過是另一個類似的烏托邦，只不過在66年後中國終於有能力利用現代技術建成這一烏托邦，實現阿倫特意義上的極權主義。 而隨後以砸鍋賣鐵、“土法煉鋼”的野蠻掠奪，連同中國官方對網證法的緩頰，不僅表明中國在臨近極權主義一刻的遲疑，更凸顯這種極權主義的內部殖民主義性質。龐大的官僚機器如同列寧的徵糧隊一般刮地三尺，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內絞盡腦汁地“搗糨糊”，爲砸鍋賣鐵獻計獻策。

不能不說，在雷聲大雨點小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中國社會各界尚處在將信將疑的觀望中，民衆卻迎來官僚們砸鍋賣鐵式的政策衝擊，徹底打擊了公衆在三中全會後死灰復燃一般的些許信心，也消滅了支撐國民內需的最後一點兒財富基礎。至少，中國過去四十年市場經濟所積累的財富80%都以房產形式體現。過去幾年的房地產政策對國民財富和積累的打擊，雖不至於1950年代的公私合營一般清零，也中斷了這一財富的再生產機制。而最新的充滿任意性的房產養老金政策，則避開稅收法定原則，對這一財富存量施加了壓榨式的恐怖。

類似的官僚亂政，如同最近一週中國央行在債券市場的迷惑性操作一般引發着混亂，也連同過去幾年中國國家暴力機關對所有相關市場信息和新聞機構的打擊，一步步消滅了資本和市場經濟對未來進行期望判斷的可能，也因此閹割了中國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關鍵機制。

在這個意義上，恐怕沒有人能夠否認新一波的“砸鍋賣鐵”不是“人民公社”式的大躍進、然後意味着整個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大蕭條的到來。從理論和經驗上，連中共都意識到他們以一個“東昇西降”的意識形態敘事來代替資本主義的未來期望，正在面臨失敗，也因此陷入遲疑、逃避和混亂。雖然黨內尚不存在公開挑戰的彭德懷、劉少奇等，但是市場和財富的最後選擇已經註定，第二次砸鍋賣鐵的“大躍退”已經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