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手札：新聞界欠陳女士一篇人物特稿
當說出“新聞界欠陳女士一篇人物特稿”時，其真實的涵義不僅僅指一篇稿件能否問世出街，還指向業內技藝對壘大義的心意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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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對公號“貞觀”之死的擔憂越來越大，一部分前新聞業者正積蓄滿腔怒氣。隨着更多機構媒體記者趕赴已逝新聞當事人陳女士的家鄉，並從村子、鎮裏、縣裏帶出有關她身份的真實信息，這些怒氣愈發高漲，撕裂了在職記者與退役業者的關係。
迄今爲止，在33歲逝者陳女士的身份信息中，得到村支書、她叔叔、縣鎮工作人員重新指認的包括：她不是畢業於北京211名校，她在縣裏考事業編的最高成績是第25名，她父母沒有借錢替她交房租，她骨灰被撒河裏是當地習俗。
這些信息的總成基本上動搖了“貞觀”那邊爆火文章的基調，這一基調由這些構成：一名失業無着的大齡女性，一名在考公潮流中的失敗者、一名被原生家庭壓榨的可憐女孩，一名在逼仄的社會中屢戰屢敗的棄兒，一名孤獨死去的零餘者。
社會反響暫且不論，當紅星新聞、奔流新聞等派出的突發記者，像偵探一樣定位並揭露貞觀精心隱藏的陳女士背景信息，並且實地走訪給出完全相反的核驗結果，“貞觀”建構的悲情故事面臨瓦解。而這些記者卻因求實的職業活動遭到前同行的詬病。
一些聚集了在職與退役記者的羣裏，逝者被揭示的信息越多，與貞觀一文差異越大，不可調和的爭吵越激烈。仔細看去，前新聞人對事實覈查活動的不滿，一大理由是未能獨立甄別，向外傳遞的信息都來自官方半官方信源，充當的角色可疑。
而在這一指責之外，一個更尖銳的駁斥是：你們都到了人家村口，就不該只滿足於信息覈查，還應該另外講述逝者陳女士的人生故事。因此，前方記者對覈查必要性的主張與辯護，與對前方記者的不滿、牴觸及譴責，需要一篇人物特稿來調和。
既然新聞記者粉碎了貞觀一文的悲慘故事，那這篇人物特稿就該是新聞界理應交出的工作成果——不是瑣碎的信息真假甄別，而是重新做一個逝者的側寫，給出令人信服的另一幅畫像。做覈查的媒體不僅有職責這麼做，在新聞倫理上也該有這等自覺。
現在，能不能產出這篇人物特稿，成了“貞觀”的辯護者嗆聲在職新聞人是否有誠意，檢驗媒體動機是否純良的唯一硬指標。假如拿不出逝者的新版故事，那現有的核查活動都會被歸咎爲搗亂，會被認爲與當地政府有不光彩的合謀。
至此，一場“對賭”已成。這場肇始於80後、90後新聞人之間的慪氣之舉，一如既往地演化成“用作品說話”/“無法用作品說話”自證的行業詛咒。顯而易見，這次賭局重複了既往許多重大輿論事件下“新聞何爲”的分歧，同時加入了隨機出現的惱怒。
這場“對賭”還說明，針對機構媒體公信力與記者操守的挑釁，早已從外部鬨鬧式的長期惡評，滲透到媒體圈內部。這一現實令人沮喪地佐證，新聞操作規範凌亂以致於無法共享，無力建立業內對話；且不存在一個所謂的新聞人共同體，它脆弱到隨時一拍兩散。
當“貞觀”文章中除死因之外的次級事實被職業記者逐一翻轉，塑造一個建立在真實信息上的逝者形象成爲急務，哪怕不考慮新聞圈內部楚河漢界般的對峙，這也是真相劇變後自然而然的閱讀期待。而這個時候，真正考驗新聞記者的時候剛剛開始。
爲“貞觀”辯護的人給出一個強有力的理由：自媒體沒有采訪權，因此它的事實覈查能力受限，所以不該苛求它的核驗結果，哪怕有事實差錯也該被諒解。那麼，當機構媒體闖進來，理論上它具備採訪權，可並非沒有能掣肘它的東西。
截至目前，記者突破的採訪前沿，止步於陳女士的叔叔，其父母弟弟都未受訪。顯而易見，要獲取陳女士的生前故事，這幾位至親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這種微妙的局面，這就爲人物特稿能否順利採寫製造了極大的懸念。
對固原、咸陽、西安三地的有關部門來說，如果它們認爲存在一個不利的輿情壓力，那麼，在這個人物特稿問世之前，這個壓力不會消散。哪怕是最直接的淡化處理，都會讓數個敏感詞組成的社會風評縈繞不去，可見淡化處理並不明智。
此外，單純地針對“貞觀”的失實文章進行懲罰，同樣起不到對沖輿論的效果，儘管誰也擋不住這塊的行權。那麼，將輿情處置推進到何種地步就值得思量：是滿足於現有的多條信息證僞上有利，還是默認新聞媒進一步提供逝者的故事新編有利？
一個尷尬的可能性在於，如果新聞媒體根據翻新了的事實，提供逝者李女士的人生故事，未能超脫“貞觀”那篇佈滿所有流量密碼的文章，哪怕是共享一個悲情人生的框架，只怕還是無法彌合前述的業內分歧。而這種可能性無法排除。
輿論情勢至此，新聞被推着走，事實覈查已經完成了一部分媒體職責，懸而未決的人物特稿不可避免成爲完成職責的重頭戲。當說出“新聞界欠陳女士一篇人物特稿”時，其真實的涵義不僅僅指一篇稿件能否問世出街，還指向業內技藝對壘大義的心意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