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北大!

入學時,班上白皮細肉的學生哥不多,衆同學來自天南地北,一個個面容滄桑,筋骨勞苦,隱隱然身上都有點江湖氣息。小字輩機靈如梁左者,就四處打探各人底細。主要打探兩項,一弱,一強。 讀中文系的嘛,不用說,弱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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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時,班上白皮細肉的學生哥不多,衆同學來自天南地北,一個個面容滄桑,筋骨勞苦,隱隱然身上都有點江湖氣息。小字輩機靈如梁左者,就四處打探各人底細。主要打探兩項,一弱,一強。

讀中文系的嘛,不用說,弱項即高考時的數學分數。彼此問起,大都含糊其詞語焉不詳,最後消息靈通者透露,說是老葉和老顏並列居首。人家那是“老高三”,”文革”前就紮紮實實,經了足秤的全科訓練。連弱項也強如此,梁左說,不能不寫個“服”字。強項,乃入學前發表過些什麼作品。文學專業七七級果然臥虎藏龍,探得詩人有三李(李彤、李矗、李志紅)一孫(孫霄兵),小說家有陳建功黃蓓佳王小平,個個身手了得。

梁左激動得直哆嗦,自始懷揣小說初稿若干,一有機會就掏出來向大哥大姐們討教。孰料哥們姐們兒全都謙遜地直襬手,說,得得得,回家問你媽(諶容)去。這一擺手不要緊,造就了後來的“喜劇大師”,小梁左的才華往相聲和情境喜劇的方向使勁發展去了。但我想他心底至死不渝的執念,還是要寫一部“偉大的中國小說”出來的吧。

剛開學,老系主任楊晦先生經典的“定向培養原則”,就在不同的場合被一再宣示:“中文系培養學者不培養作家。”後來歷屆的系主任,似乎也仍然不斷向新生宣示這原則。其實早在我們那年頭,大家就已對原則心領神會。好多已然是作家的自是無須培養,一心要弄創作的文學少男少女,如李春、梁左、蘇牧,也都明白,貴“文學專業”不培養,咱自個兒業餘練練總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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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左(右四)和北大334宿舍同學在一起

不知怎的,這些人居然曉得現代史上有過一樣東西,叫做“社團”,而且好像憲法上也說是可以自由“結”之的,就都嚷嚷着要立個文學社。詩人們心頭熱血一向澎湃,捋袖摩拳就要動真的,倒是小說家們習慣了起承轉合,都說先問問領導的意思,終歸穩當一些。不料問的結果,領導比咱的思想更解放,說,文學社,很好嘛,可以立一個!

班主任張老師就帶了一衆周身“文學細胞”超興奮的同學,在未名湖石舫,聚會立那“社”。請來畢業留校十幾年還是“青年助教”的謝冕老師當顧問。謝老師當時正給我們授“當代文學史”的詩歌部分,講臺上最受歡迎的是大聲朗誦郭沫若“百花頌”裏的那首《水仙花》:“活得多,活得快,活得好,活得省!”還有一首《艙內艙外兩個太陽》,然後一聲長嘆息,道:“現代中國最傑出的詩人,後來寫的這叫什麼詩嘛!”

那一晚薄雲拂天,星月微熹,石舫上花了最多熱烈的時間,構想文學社的名字。謝老師比同學們興致還高,回憶起多年以前,文學五五級,也立過一個“紅樓”文學社的。火得很吶,都有誰,張炯、孫紹振、溫小鈺,數到林昭,就沒再往下數。噩夢,但噩夢醒來是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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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讀書期間的查建英

謝老師當然希望我們的文學社接棒還叫“紅樓”,可是那年頭誰都覺得幹什麼最好“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總之有點開天闢地的意思。後來我說就叫“早晨”吧,大家就拍手,“早晨”一致通過。文學社下分詩歌小說評論各組,還要出油印刊物,刊名《早晨》。順便把“主編”安了給我,張老師建議說,此人入學前在廣東人民出版社文藝室(花城出版社的前身)當過“借用編輯”,有經驗的。

那是文學社唯一的一次全體活動,平時還是分組行事。詩人們激情洋溢,在三李一孫帶領下活動頻繁,一有空就聚在一起朗誦新作。新作積累得很快,《早晨》的創刊號,理所當然是“詩歌專號”。有一回,借了校圖書館的活動室,與著名詩人顧工座談。顧工閉口不談自己的詩,鄭重推薦的卻是他兒子顧城,發在朝陽區文化館的刊物《向陽院》上的組詩《無名的小花》。那年頭只知道顧工,沒聽說過顧城,於是輪流傳閱,“讓太陽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膚/太陽是我的縴夫”,紛紛讚歎“好詩好詩”。顧城含羞坐在一旁,沒說話。詩歌組也忘了跟他約點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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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大一暑假,梁左(右一)和幾位同學在延慶山村

《早晨》創刊號的風格顯然與朦朧詩相去甚遠,還是與當年“撥亂反正”的主旋律同步,無意中延續了記憶猶新,高考作文題的思路:“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北京)、“大治之年氣象新”(廣東)——無非是懷總理、憶老帥,詛咒黑暗,順便也讚頌了英明。真正“文變染乎世情”,敏感及時追上了“傷痕文學”腳蹤的是小說組。

因了“主編”之責,各組有活動都叫上我。小說組沒詩歌組浪漫,卻更好玩。原來小說組的活動別具一格,坐一塊兒不幹別的,專門輪流“談構思”。大約是之前“工農兵創作學習班”的傳統,相信集體智能高於靈感與個性。照例是這樣開始:“嗯,我想寫一篇小說,題目嘛還沒想好,人物都有誰誰誰,情節呢……”情節都還來不及展開,大夥兒就迫不及待,一通亂出主意。主意餿的居多,偶然也能支點高招。

最愛談構思的是陳建功,從宿舍到大飯廳打飯一個來回,《萱草的眼淚》就大致成形。當然到第二天那構思又改了,推倒重來面目全非,也不見得比昨天的好。總之在他定稿之前三番四次,去飯堂,去課室,去圖書館,逮誰是誰,你總得一路點頭聽他談構思。吳北玲在小說組談她的長篇小說設想,陝北的苦人們那個苦呵,談得一組人直掉眼淚。後來我總愛揣想,那是我們班另一部湮沒在忘川的“偉大的中國小說”了。黃蓓佳的《夏天最後的玫瑰》,類乎古詩說的“美人遲暮”,原來用的卻是世界名曲的題目。王小平的《小罪犯》,題材很尖銳呀,寫的時候分寸感該如何把握呢?岑獻青寫《夕陽下的江水》,右派平反改正,這是從“傷痕”推進到“反思文學”了……如此這般七嘴八舌,聽人談構思,竟然比讀小說還過癮。後來修讀金開誠老師授《文藝心理學》,發現許多概念,原來小說組的同學早已無師自通。

《早晨》,十六開油印本,純文學刊物,非賣品;1978年出了一期,1979年出了三期,總共四期。油印本也者,是相對於鉛印本而言,在複印機和激光打印機發明之前,是小規模印刷的主要方式。小時候看紅色電影,每見地下工作者在密室中哧啦哧啦推油墨滾筒,然後在十字街頭長衫青年一甩圍巾漫天撒傳單。這與革命時代相始終的印刷工具,鋼板、蠟紙、滾筒,儼然透着某種神祕的莊嚴,如今卻只能在某印刷博物館裏見到了。

《早晨》第四期的“版權頁”總算列出了刻寫者的名字:楊柳、高少鋒、趙小鳴、孫霄兵、徐啓華、李彤。每期的“主刻手”是李彤,他入學前是北京工藝美術廠的工人,曾經帶同學回廠參觀景泰藍製作工藝。李彤寫得一筆好字,文學史教到元曲部分,他住的32樓332室的牆上就元氣淋漓,貼了一幅關漢卿的《不伏老》: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如何如何打折了腿還死不悔改愣往煙花路上走,同屋們遂自我命名332室爲“銅豌豆廬”。每天早起看到他們一粒粒器宇軒昂往外蹦,我們住隔壁334室的同學無不訝嘆:好的書法,鼓舞士氣如此,難怪如今領導人到哪兒都有紙筆墨硯伺候呢。其實一個字一個字刻蠟紙,不比揮毫潑墨,很是枯燥乏味,李彤卻樂此不疲。“詩歌專號”他一人包乾了。再兩期,則有琴棋書畫多才多藝的趙小鳴幫手。第四期“小說專號”工作量實在太大了,纔有楊高孫徐的加入。

《早晨》的紙張等費用記得是由學校贊助的,每期印數一百本,除了七七級同學和班主任人手一冊,其餘主要是用來跟全國各大學中文系的社團交換。印數如此少,您如今若是還有一冊在手,那就是珍本了。多年以後我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查數據,純粹好奇用計算機檢索,竟然有一份完整《早晨》庫藏,當場傻在那裏沒動。同學如有熟人聯繫,也鼓勵寄給一些體制內的媒體。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工人日報》都分別廣播或刊載過《早晨》的小說與詩歌。我每期都給廣州的《花城》寄,後來他們專門來了兩位編輯(羅沙和林振名),住在學生宿舍裏看文學社的稿子,挑了《流水彎彎》等一批作品走。

那年頭各省市的文學刊物雨後蘑菇似的,舊的復刊,新的創刊,稿子奇缺。體制內外的文學力量互相激盪,匯流得很快。一日,收到黑龍江大學中文系“大路社”寄給《早晨》主編的包裹,兩大捆,每捆一百,32開鉛印本,薄薄的小冊子,藍色封面,紙質差,校對更差,疑似哪一家縣級印刷廠匆匆忙忙乾的活。黑大的同學附有短函一封,說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新時期最最重要作品,請早晨社同學在北大校園代售,成本費每本貳角伍分。都知道報告文學的功能,向來是激發公民責任心,坐而言、起而行。李春正在上鋪擺弄某種樂器,一見來了兩大捆,一躍而下忙問老黃又有什麼活幹。梁左別的方面懶散,讀文學雜誌倒是勤快,忙把大夥兒攔住,說,前兩天才出的《人民文學》,頭條,寫一東北女的,煤炭局長,貪污那叫一個多喲,20萬元人民幣!得,平郵郵件的速度,趕不上文學界思想解放的速度。黑大的同學還在爲這事挨查呢(聽說後來還影響了畢業分配),報告文學卻已經一炮而紅,到處轉載,連獲大獎。作爲黑大同學曾經鐵肩擔道義的見證,那兩大捆就靜靜躺在我的牀鋪底下,到畢業遷出宿舍時,不知所終。大路社的同學好像也都忘了成本費的事。

又一日,《早晨》主編又收到沉甸甸的郵件,這回是上海寄來的。拆開是一大卷八開稿紙,工整小楷手抄小說三篇,篇篇題目很特別,都只有一個字:《鎖》《貓》《火》,作者是上海某廠技術員曹冠龍。小說寫得結實有力,譬如《火》這篇,說是有一年輕政治犯被槍決之後,眼睛移植給公安局長,手術很成功,拆紗布那天局長一睜眼,眼前總是一片熊熊火。附有短函一封:拙作三篇,請早晨社同學幫忙在北大校園代爲張貼,不勝感激云云。

我把小說給建功看了,他也是擊節叫好。我說,兩點:第一,這位是來歷不明的“社會人士”,不比各大學社團的同學,多少知道點根底;第二,這三篇可有點狠,比當時正挨批的《飛天》之類還厲害……建功說,是好小說不是?是咱就貼!這樣吧,別讓小字輩跟着,就咱倆貼去,出了事咱倆老傢伙兜着。建功和我同年同月生人,我比他癡長几天,在文學七七級班上,算是依齒序排爲老五老六。前礦工和前農場工,倆屬牛的,一人刷糨糊,一人順着頁碼貼了《鎖》貼《貓》再貼《火》。大清早在32樓對面牆上貼了一長溜,中午時分,就擠滿了端着飯碗讀小說的人羣。但是也沒有熱鬧幾天。不久新一期的《上海文學》,就全文刊載了《鎖》《貓》《火》三篇,而且好評如潮。若干年後,我和建功在據說跟“文化尋根”有關的那次杭州會議上,見到了小說家曹冠龍。握手道了久仰,誰也沒提北大校園貼稿子的事。

bei5劉震雲在北大

其實,跟“社會人士”的文學交往,小字輩比老傢伙走得快多了。小剛、小聰、小楂、小平,隔三岔五,就騎車進城,到東四十條的一個大雜院,煙霧騰騰,參加《今天》雜誌的文學活動。一日,小平和小楂引了北島,到北大圖書館前的草坪,跟早晨社同學“隨意聊聊”。聊聊才知道,北島的來意非常明確。話題散開去又繞回來,老在說《今天》的詩歌最強,小說次之,評論就弱了。原來他讀了《早晨》第四期上小楂的《最初的流星》和我的評論,說,武漢最新一期的《長江文藝》,終於刊登了原先在《今天》連載的中篇小說《波動》,準備在下一期組織一組評論,請他在北京這邊也邀點稿。子平你也來一篇?好吧,來一篇就來一篇。兩天後趕了出來,交稿,北島吭哧吭哧地說,武漢那邊正在展開對《波動》的大批判哩,這稿子只能給《今天》用了。此時《今天》的生存處境也日漸艱困,我的評論後來是發在“今天文學研究資料”上,也就是說,一個非正式社團的非正式出版物上。

《早晨》呢,也沒有繼續出。多年之後同學聚會,都納悶,按說《早晨》當年的勢頭,如火如風,怎麼歸總纔出了四期呢,好像不止吧?其實,一個班級,文學的能量終歸有限,當年分流的渠道又多。成名作家的稿子,正式刊物都等着要,這邊廂哪來得及刻鋼板,那邊廂早已經上機變鉛字了。文學少男與少女們,又忙着以“早晨劇社”的名義,排演話劇《美麗的愛情》和《良心》,分別是李春和建功的本子,多才多藝如李彤、北玲、蓓佳、小平,都是領銜主演。話劇轟動,還拿了獎,李彤差點當職業演員去了。不過《早晨》悄悄地沒有再往下編,主要還是跟另外兩家刊物有關,一家順理成章吸納了早晨社的骨幹力量;另一家,卻一波三折,說起來像長篇驚險故事。先說這“順”的一家:《未名湖》。

所謂“順”,是說來頭大,來路也比較“正”。五四文學社是由北大團委領導下成立的,社長是當時團委文化部的負責人張幼華,副社長有三位之多,鄒士方(哲學系七七級)、李志紅、陳建功,還有北大黨委書記當名譽社長,朱光潛、季羨林、王瑤、章廷謙、謝冕等任顧問。來頭大的好處是可以請到許多名人來演講,但當時最吸引的是可以弄到不少“內部電影”的票,招待社員們觀摩。我和小平、小楂基本還是參與了《未名湖》的編輯活動,因而結識了不少外系的文學青年。

從前大學文科招生,分數線由高而低的順序是“文史哲政經法”(如今當然是倒了過來)。話說當年老顏本來報的是法律系,分數太高,讀法律可惜了,遂直接被取到咱文學七七級。讀了四年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得,畢業時又給分到政法部門去了。當時我安慰老顏說,至少有一門功課沒白讀,“公案小說”是也。反過來可想而知,當年很多本來報考中文系的文學天才,一不小心差幾分就讀到政經法去了。這些人的才華主要就在五四文學社裏洋溢。

《未名湖》由茅盾題寫刊名,封面由小聰找來他的中學同學徐冰設計。原來是套色分版的,我和小平、小楂看見其中黑底的一版,不約而同連說這個好這個好。您如今看到的第一期封面,就這麼黑底紅字地呈現,充分暴露了我們當年的審美偏見。很多年後我在芝加哥碰到徐冰,他還念念不忘,堅持原來的設計纔是最好。小平、小楂還負責小說組的審稿,記得她倆曾經找來七八級的劉震雲,很認真地給他的《瓜地一夜》提修改意見。害得震雲一宿沒睡,抽掉兩包煙通宵改稿。吳北玲拿來她的農友史鐵生的《沒有太陽的角落》給小說組。詩歌組的主力則有蘇力、亞丁等人。聽說五四文學社和《未名湖》都一直延續到了現在,可以說是八十年代創立的學生社團與刊物中的長壽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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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代》籌備會代表在北大合影

相形之下,我們所參與的另一家刊物就短命多了,只出了殘缺的一期。《這一代》,由中山大學《紅豆》、人大《大學生》、北大《早晨》、北京廣播學院《秋實》、北師大《初航》、西北大學《希望》、吉林大學《紅葉》、武漢大學《珞珈山》、杭州大學《揚帆》、杭州師院《我們》、南開大學《南開園》、南京大學《耕耘》、貴州大學《春泥》共十三個社團聯合創辦,1979年11月出版,16開鉛印本,108頁,定價肆角伍分。武漢大學的張樺是郭小聰的中學同學,中山大學的蘇煒是我海南島插隊的農友……總之無數的偶然碰撞,使得那一年的暑假,衆社團的代表以校徽爲記,在北大校門的石獅子前集合,然後到張樺家開那“跨校園刊物”的籌備會議。

張樺的父親是地質地理系的黨總支副書記。我第一次走過,發現未名湖北邊還有好幾個小湖,湖畔的民宅爬滿青藤,熱氣騰騰容下一屋子人。陳頌,吉大;周小兵,中大;李培禹,人大……張樺特別介紹,這位是北師大的徐曉,天安門“四五”運動坐的牢,剛放出來不太久。徐曉笑笑沒吭聲。個個一見如故,武大同學老王煮好了五斤打滷麪,邊喫邊聊。第一次主要是碰碰頭,還是花了很長時間討論刊名:《文學青年》、《大學生》等等,沒一個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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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月之後又開了一次會,貴州大學春泥社湊錢買火車票,派兩位同學遠道趕來,我安排他們住在32樓的空鋪。這次很快商定了好幾項:刊名,《這一代》(蘇煒的提議);季刊,創刊號由武漢大學主編(校長劉道玉已經答應借款若干),然後北大中大往下輪流;稿子由各院校推薦,主編者有權取捨無權刪改;發刊詞,唉,寫這類虛飄飄煽情的文字是我的宿命(後來已完全忘記那是我寫的,更不用說寫了些什麼了)。

推薦稿子,王小平的《夜雨瀟瀟》和上海作家曹冠龍的《火》被創刊號採用了。在三角地貼徵訂的海報,還真有很多同學來預訂。武漢的同學魄力大,開印就是一萬六千本。錢不夠,讓各院校把訂費和籌款先匯去。建功墊了一個月的工資。同時北京這邊就開始積極籌備第二期。

沒想到武漢那邊出事了,印好的,沒印好的,直接在印刷廠就被封存了。出事的原因,據說是詩輯“憤怒出詩人”裏王家新、葉鵬的詩有點太憤怒了。已經投進去7200元人民幣,換來三噸被封存的廢紙。珞珈山社衆同學一咬牙,決定:搶!殘本也要搶出來裝訂。結果每本108頁,只搶出來其中的64頁。封面是張樺、張安東和徐冰一起設計的,畫的是黑的一排柵欄,兩行彎彎曲曲的足跡。那些腳印是用拳頭蘸墨一個個摁出來的。套色的封面只印了一千,印刷廠拒絕繼續印,後面的一萬五封面都只是一張白紙,上面孤零零寫着“這一代1979年1期”幾個大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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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噸重的散頁運到一家街道裝訂社裝訂,連夜分成三百包寄給各院校。李春從五道口火車站用板車拉回一千本殘本《這一代》,鉛印的雜誌,封二卻是油印的《告讀者書》,說:“由於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單位突然停印,這本學生文藝習作刊物只能這樣殘缺不全地與讀者見面了……是的,《這一代》創刊號的殘廢決不意味着這一代的殘廢!”

建功說看見這殘缺的雜誌,心都涼了,這怎麼向預訂的同學交代?“早晨社”全體出動,在三角地擺攤。李彤大字抄了那《告讀者書》,貼在大飯廳門口的牆上,以示質量問題童叟無欺。這後來被證明是最佳的廣告策略。那年頭,越是殘本越是好賣,一千本不到一天全部賣完了。據說黑市價賣到五元一本,被炒高了十倍。

北京四院校的同學既被殘本所激怒,又被殘本的銷量所激勵,決心無論如何第二期,要完整而漂亮地出一本。徐曉聯絡着,連續開了好幾次會,風聲卻越來越緊。張樺的父親和北大中文系的領導也被通報了。張樺他爸氣得直罵,都什麼年代了,還搞株連!大家終於明白,詩人憤怒也好,不憤怒也好,跨院校纔是此中關鍵。漸漸編務會也開不成了,《這一代》宣告半期而終。我那時開始跟謝冕老師寫畢業論文《從雲到火》,和詩人公劉有些書信往來。公劉信中說,十三,不是個吉利的數字。其實那時因讀了殘本,積極加入的院校社團,已經有二十多家。院校是越跨越勇呀,可是《這一代》,終歸還是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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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探索的年代,英勇無畏地探索自我、探索社會,探索民族前行的歷史可能性。社會上一般印象,七七級們也如此自我認定,我們是同齡人中的幸運兒。無論之前有過多少磨難,似乎從接到錄取通知的那天起,我們的名字就習慣了與成功之類的字眼連在一起。因此,我們常常是最缺乏自我反省的一羣,常常忽略了挫敗(尤其是歷史性的失敗)纔是我們生命的組成部分,而且是那重要的部分。入學之初,因經歷了浩劫而自覺承擔的使命,因生逢其時而暗藏心底的那一腔宏願,好像,也都早已湮沒於時間的忘川。

多少年了,午夜夢迴,如今時時襲來撞擊久已沉寂的靈魂,豈不正是生命中那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和挫敗,那些未能實現的歷史可能性,那些被錯過的、擦肩而去的歷史瞬間?譬如說,《這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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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

(收錄《今天》第118期)

來源:新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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