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按部就班請出鄧小平，鄧小平迫不及待趕走華國鋒

搞垮“四人幫”之後不急着讓鄧小平復職，並非華國鋒的小算盤，而是當時中共高層避免動盪的共識。葉劍英說：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要有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葉非常瞭解鄧，一直提防鄧抓權，設計了中央領導層“三新四老”格局　　華國鋒按部就班請出鄧小平，鄧小平迫不及待趕走華國鋒　　《伐林追問》第 42 期，2020 年 1 月 8 日首播　　 ◆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問》播出後，有的觀衆朋友不認可我所說“‘兩個凡是’並非華國鋒提出”，質問說：不是他提的，還能是誰？　　我在上期節目中已經說了：兩報一刊社論是中央理論學習組寫的，這個組由李鑫負責，李鑫是汪東興最信任的親信。汪東興當時的職務雖然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但由於他指揮 8341 部隊也就是中央警衛團抓捕“四人幫”，又由於他長期擔任大內總管，是毛澤東身邊的人，實際權力遠遠高於一般政治局委員。　　當時在任的常委已經七零八落了——　　 1973 年中共開十大，選出了 9 個常委：　　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朱德、張春橋、董必武　　兩年過去，1975 年，元月份李德生辭職，4 月死了董必武，12 月死了康生；　　“常委去世潮”是跨年度的，康生死後 23 天，1976 年元月 8 日，周恩來去世；7 月朱德去世、9 月毛澤東去世，10 月又抓了王洪文、張春橋。　　黨代會上產生的九名常委，只剩了葉劍英一個人，當時還被毛澤東逼去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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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垮“四人幫”之後不急着讓鄧小平復職，並非華國鋒的小算盤，而是當時中共高層避免動盪的共識。葉劍英說：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要有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葉非常瞭解鄧，一直提防鄧抓權，設計了中央領導層“三新四老”格局


　　華國鋒按部就班請出鄧小平，鄧小平迫不及待趕走華國鋒

　　《伐林追問》第42期，2020年1月8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問》播出後，有的觀衆朋友不認可我所說“‘兩個凡是’並非華國鋒提出”，質問說：不是他提的，還能是誰？
　　我在上期節目中已經說了：兩報一刊社論是中央理論學習組寫的，這個組由李鑫負責，李鑫是汪東興最信任的親信。汪東興當時的職務雖然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但由於他指揮8341部隊也就是中央警衛團抓捕“四人幫”，又由於他長期擔任大內總管，是毛澤東身邊的人，實際權力遠遠高於一般政治局委員。
　　當時在任的常委已經七零八落了——
　　1973年中共開十大，選出了9個常委：
　　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朱德、張春橋、董必武
　　兩年過去，1975年，元月份李德生辭職，4月死了董必武，12月死了康生；
　　“常委去世潮”是跨年度的，康生死後23天，1976年元月8日，周恩來去世；7月朱德去世、9月毛澤東去世，10月又抓了王洪文、張春橋。
　　黨代會上產生的九名常委，只剩了葉劍英一個人，當時還被毛澤東逼去養病。

　　中共1973年十大產生的政治局常委，到1976年只剩下葉劍英一人。

　　那兩年也增補了兩人進常委，一個是鄧小平，只幹了15個月，1975年1月增補，1976年4月悼念周恩來的天安門事件之後，毛澤東授意，政治局會議將他趕出常委；另一個就是華國鋒，他就是在鄧小平被罷官的這次政治局會議上增補的，不僅當了常委，還擔任第一副主席。
　　1975年到1976年中共中央核心層就這樣急劇動盪，死的死，垮的垮，到“金色的十月”，就剩了華國鋒和葉劍英兩人。華國鋒到北京才五年，擔任政治局常委才幾個月，雖然得到葉劍英、李先念等人支持，但許多問題必須要倚重汪東興。汪東興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這就是爲什麼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開十一大，汪東興不僅當上政治局常委，更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論功行賞”嘛！
　　曾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任職、一度任《炎黃春秋》雜誌執行主編的徐慶全，也認爲：“兩個凡是”不是華國鋒提出來的，也不是針對鄧小平復出的。徐慶全不僅仔細讀了韓鋼教授文章《“兩個凡是”的由來及其終結》，認爲考據嚴謹，資料紮實，更翻看了1979年理論工作務虛會有關簡報，大體上梳理了“兩個凡是”出籠的經過——

　　曾任《炎黃春秋》執行主編的徐慶全在一次會議上發言。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週年臨近，北京許多市民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寫詩詞，貼標語，很多人要求平反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復出。1月6日，政治局召開會議。華國鋒肯定“小平同志的問題，要解決，但不要急”。他強調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說毛主席指示錯了，會在羣衆中引起很大爭論”。華要求“服從同‘四人幫’鬥爭這個大局”，“毛主席、毛澤東思想這把刀子不能丟”。
　　第二天，1月7日，汪東興指示李鑫組織寫一篇社論，引導大家學文件，把對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問題的注意力轉過來。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論學習組佈置了任務。但過了幾天，14日，汪東興佈置新任務，爲華國鋒起草一個會議講話稿，社論稿的起草暫時擱置。

　　汪東興。

　　這是個什麼會的講話稿呢？李鑫後來介紹說：“1976年12月中央就商議要有步驟地解決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到1977年1月時，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當時中央準備召開一箇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的會議，交一個底，要我們爲華國鋒同志起草一個講話提綱。我向參加起草講話提綱的同志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傳達了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參與起草的當事人證實了李鑫的說法：華當時的“指導思想是高舉毛主席的旗幟多做工作，準備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
　　1月17日，李鑫主持討論講話提綱的起草問題時說：現在人們提出的問題，一個是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要從大局講起；幹部和羣衆的言論和行動要服從中央的整個戰略部署。還說：要講高舉毛主席的旗幟，處理這兩個問題要肯定毛主席正確，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見，理論組寫出了講話提綱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論組在李鑫主持下討論修改，改出的第二稿，首次在稿子裏寫了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不能容忍。”這是“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
　　爲什麼寫上這樣兩句話？我老高曾經在體制內的宣傳部門工作多年，有過這種難堪的體驗，受命要把兩個互相矛盾的事情硬捏在一起：是毛澤東把鄧打下去的，現在又要安排鄧出來，但又不能說毛錯，於是“打左燈轉右彎”，口頭上要把“高舉毛澤東的旗幟”喊得更響，更加做出繼承毛澤東遺志的姿態。

　　1977年宣傳畫。

　　李鑫後來講過這一苦衷：“在起草過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穩定局勢，就要高舉毛主席的旗幟，不能講毛主席有錯誤，不能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錯了；同時，又要講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是正確的，必需的。這樣，起草工作就十分爲難，怎麼說也說不圓滿。由於我強調了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在講話提綱第二稿中出現了‘兩個凡是’的提法。”
　　這說明，“兩個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針對的不是鄧小平復出，而是當時的社會輿論。
　　計劃趕不上變化，講話提綱改到第四稿時，中央又決定，這個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不開了，改爲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陰差陽錯，華國鋒向黨內高級幹部“交底”，介紹逐步安排鄧小平復出的打算，就沒在1977年年初進行——如果交了底，多半就不會有後來黨內外紛紛議論了。
　　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開會，傳達汪東興的指示：擱下講話稿，先搞社論稿。把講話稿中關於“高舉毛旗”的那些話，加到社論裏去——那些話就包括“兩個凡是”。
　　理論組這些御用秀才們，回過頭來修改社論稿，“兩個凡是”的提法就略加修改後移植到了社論稿裏。這是社論的第五稿，第二天就改好了，李鑫報送汪東興。汪立即批示：“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志和理論學習組同志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東興再批示：“可以發兩報一刊社論，請耿飈、朱穆之、李鑫、華楠、王殊同志閱辦。”2月6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發了這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社論最後說：“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句話就成爲“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
　　——從這個產生經過看，“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確實並非出自華國鋒。
　　我希望這次把這個問題介紹清楚了。

　　華國鋒（左）與鄧小平。

　　把華國鋒整下去的另一個罪狀是稱他堅持繼續“批鄧”、阻撓和拖延鄧小平的再次復出。最近這十來年，由於鄧小平路線造成的惡果逐漸顯現，人們對鄧小平的愛戴頌揚已經極大地降溫，甚至出現輿論撕裂，這個時候說華國鋒阻撓鄧小平復出，人們感覺沒什麼大不了。但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鄧小平的權威達到頂點之際，華國鋒這條罪狀引起很大的義憤。好大膽，竟敢阻撓衆望所歸的鄧小平復出！
　　但史實作證，哪有這回事？
　　據當年的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後的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就宣佈了三條：一，請鄧小平出來工作；二，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三，要爲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羣衆工作。會後，李先念、陳錫聯、吳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鄧小平，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葉劍英應該對此事起了重要作用——但葉劍英促進，並不能反證華國鋒促退。
　　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快得到改善。據葉劍英辦公室主任王守江回憶，葉向他傳達中央的指示，爲鄧小平今後工作的方便，由王給鄧小平送閱中央文件。王守江說的是“傳達中央的指示”；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回憶錄裏也說，1976年12月14日，“中央做出決定”恢復鄧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指示”“中央決定”，就不是葉劍英個人，華國鋒肯定知道而且同意。據《鄧小平年譜》，鄧住院期間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向他介紹了粉碎“四人幫”的情況。
　　剛纔我說過，本來中央打算在1977年年初開一個範圍不大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交底”，後來此會不開了，改成開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在1977年3月14日舉行了，華國鋒對與會者說過：“中央在決定解決‘四人幫’反黨集團問題的時候，認爲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應當正確地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華國鋒這句話表明，一開始華和中共高層就已經考慮鄧的問題了。這句話應該說也是“交底”。
　　沒有安排鄧小平馬上覆出，確實是華國鋒和中共高層的策略考慮。原因說起來很簡單：維穩！怕亂！我們在塵埃落定多年之後回頭看，說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之後毛澤東把鄧小平第三次打倒多麼多麼不得人心，“四人幫”壞事做盡，用郭沫若的詩詞說：“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但是回到當年的時空來看，未必如此。毛澤東還有一句名言：說鄧小平“翻案不得人心”呢！

　　毛澤東批鄧小平“翻案不得人心”，被“四人幫”奉爲尚方寶劍。

　　抓捕“四人幫”和華國鋒繼位，是中共歷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權力更替。中共執政以後，中共高層權力的變更從來都由毛澤東一錘定音。毛澤東從來沒有搞掉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意圖。他逝世後，屍骨未寒，華國鋒等人就抓捕了毛的遺孀和倚重的幾個人物，不能不說是冒着極大政治風險，海內外說華國鋒搞“非毛化”“右派政變”、“宮廷政變”的流言鋪天蓋地。
　　以前這個問題我沒多想，但最近我讀到一本近百萬字關於武漢地區文革全過程的徵求意見稿，才知道，當時基層民衆，尤其是傾向造反派的民衆，對粉碎“四人幫”想不通的情緒是相當強烈的，消極點的就是認命、認文革失敗，但也有些激進言論。這些社會反應，當時一定會通過公安、宣傳等部門的內參上送中央。“批鄧”是毛澤東的意旨，撤銷鄧的職務也是毛澤東的決策。華國鋒和高層不能不擔心，剛剛抓捕了毛的遺孀，又馬上停止“批鄧”、恢復鄧的工作，極有可能授人以柄，引發華國鋒背離毛澤東遺志的更多非議，威脅新的權力核心的鞏固和國內政局的穩定。華國鋒事後也曾解釋：“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是經過反覆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餘黨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任何藉口，從而有利於穩定全國的局勢，有利於對‘四人幫’鬥爭的全局。”
　　在上述那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也曾作了說明：中央考慮到“四人幫”的餘黨和其他反革命勢力會利用這個問題作藉口，所以解決鄧的問題“要有一個過程”。華用了八個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說：“急急忙忙去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幹部和羣衆的思想上產生各種疑問，特別是‘四人幫’的餘黨一定會乘機搗亂。‘四人幫’不是早就造謠說什麼‘有人要爲鄧小平翻案’，什麼‘鄧大平、鄧二平’嗎？……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去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被動的地位。”
　　經過一個過程再讓鄧出來工作，不是華國鋒一個人的主張，而是中共高層的共識。1976年10月31日，中共老特務熊向暉面見葉劍英，對葉講大家都希望鄧小平早日出來工作。葉說，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要有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
　　今天看來，華國鋒和中共高層或許過慮，但肯定談不上“阻撓和拖延”。就是在這次中央工作會會議上，華宣佈：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兩個月後，1977年5月3日，中央向全黨轉發鄧小平的兩封信，這等於向全黨“打招呼”。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鄧小平所有職務：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

　　阮銘在《歷史明鏡》節目中指出，葉劍英推動中央核心領導層形成“四老三新”格局。

　　前中共中央黨校理論教研室副主任阮銘先生，曾經介紹過鄧小平復出之後，葉劍英看到當時的政治局常委班子中是“四老一新”（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新人只有華國鋒，雖然是一把手，但擋不住鄧小平抓權——葉劍英對鄧瞭解很深，憂心忡忡，所以才提議再加兩個新人，胡耀邦、趙紫陽。在“中共要新老交替”這個沒人能反對的名義下，這個方案經討論後被採納，中央常委變成“四老三新”的格局。而且安排了三新在前臺：華國鋒是黨主席、軍委主席，胡耀邦是總書記，趙紫陽是國務院總理；明確了四老葉劍英、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的使命是輔佐三新。但是這也沒有攔住鄧小平抓過實權，葉沒有保住華國鋒，雖然他攔下了對胡耀邦的數次圍攻，最後失望而逝，胡耀邦馬上就被廢黜——這是後話了，我們有機會時再來追問。
　　華國鋒沒有拖延阻撓鄧小平復出，情況及時告知了鄧小平，鄧小平應該是心知肚明的。但鄧小平復出上任之後卻沒有拖延對華國鋒的排擠，所用的理由之一，就是華繼續“批鄧”，阻止鄧復出。現在已經有充分的文獻證明，同意繼續提“批鄧”口號的不是華一個人，所有高層人士當時都贊成維持這個口號。這其實也是中共“打左燈向右轉”的老把戲。韓鋼查閱過當時的文字，抓捕“四人幫”後華國鋒公開講話中只有一次提過“批鄧”，是1976年12月25日，華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說“四人幫”“對抗”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批鄧另搞一套”。就這麼一句。大概是高層領導人最後一次公開提及“批鄧”。官方兩報一刊的社論，從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見“批鄧”字眼。說是繼續“批鄧”，其實不長，從1976年10月到12月，僅三個月而已，更沒有真批，我當時在武漢市冶金局當一個政宣幹事，回憶起來，那段日子批的主要是“四人幫”如何“篡黨奪權”。鄧小平等人用繼續“批鄧”來指責華國鋒，就是莫須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