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開它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引起很大關注，因爲“三中全會”本就有些特殊意義，而按慣例，它推遲了太長的時間，很不尋常。
中共閉門開中央全會，而會議期間的幾天，是宣傳喉舌的表演時間。回過頭看，全會里的風波雖然傳得沸沸揚揚，外人難辨真假，喉舌表演倒是還算有跡可循，也許比全會的官樣文章更有些意思。
其中有兩點，可以推敲。一是習近平頭上出現一個新桂冠，其根據之一是新報導的一個故事，卻很是模糊，頗爲可疑，而且新桂冠的特稿莫名奇妙消失，但紀錄片尚存；一是《求是》發表習近平“重要文章”，並非新作，乃語錄式“節錄”，堆砌起來看似漂亮，內裏實在是一團糟。
他開他的會，宣他的傳，旁觀之人，還是不妨說三道四。
一
習近平的新桂冠，名曰“改革家”，而且據說他“有改革家傳”，證據是他1978年就曾“受父親委託到安徽滁州實地調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新華社這篇近萬字特稿《改革家習近平》，出籠後不久就又消失，看上去這個“改革家”似乎言不順而顯得名不正了。不過，新華社另有一個所謂重磅紀錄片《領航新徵程》，一開始就說，習近平1978年“陪着母親”，“來到小崗村所在的安徽滁州調研包產到戶”。顯然，塑造新“改革家”是系統工程，刪除特稿，是其中一樁莫名其妙的事件。
改革開放歷經四十多年，如今已名存實亡，這個時候，中共官方居然不滿足於描述鄧姓老人在南方“畫圈”的神話，煞有其事地開講另一個故事，給人的印象是，“畫圈”之前另有人有“調研”實績，或許更偉大。新添一筆歷史，意味深長。
小崗村十幾戶農民冒險簽約“大包乾”是1978年10月的事，實施起來，因農作條件而應該是1979年及之後了，而且處於迫於政治因素而保密的狀態。新華社紀錄片特意點出習近平“來到小崗村所在的安徽滁州調研包產到戶”，似乎暗示他與小崗村農民之間有某種聯繫。但是，倘若習某人當時真的已知曉小崗村農民的作爲，甚至有所肯定，那中共宣傳機器應該早就大作文章了，等不到今天。
中國改革開放從農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突破，其過程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數年之中，各式各樣的承包競相爭鳴，過程頗爲艱難。包產到戶，是合作化之後數十年間農民持續追求之事，被中共列爲“三自一包”之一，屬於“妖風”，必欲除之。1978年之際，它捲土重來，被稱爲“大包乾”，土地承包最爲徹底但也風險和分歧最大。筆者的一位朋友1982年大學畢業實習下鄉調研，當時題目就是農村土地承包。當時的形勢，土地承包已成大趨勢，但承包方式各有不同。行前，學校的指導說法是，“大包乾”適合於最貧窮的地區，不一定是土地承包之主流。然而學生們到農村所見所聞，幾乎都是“大包乾”在實踐之中，他們看到的是，農民實踐推着中共跨過意識形態分歧向前走。
習近平1978年到安徽滁州調研，倘若屬實，也未必意味着他是改革家。“調研包產到戶”是一篇大文章，而習近平，在他調研之中與之後，當時他對農村土地承包，對承包到村、到隊、到組，乃至到戶，具體瞭解多少，具體怎樣看法，新華社的特稿和紀錄片，都語焉不詳。
這就很奇怪了。在改革開放之初，即使習近平去調研包產到戶，但人們不知道他的實際感受、分析、判斷或結論，只知道他後來是與中共官方保持一致地肯定和讚揚農民承包土地。他後來讀博士期間發表的論文以及最終的博士論文，與農民家庭承包土地無關，避開了農村土地問題。這位習博士，他的博士論文被人視爲“語言風格極其政府公文化”，至於內容，據論者介紹，他的論文表明他“關心農村和農業的問題”，面對“困擾農村經濟發展的有三大現實難題：貨往哪裏賣，錢從哪裏來，人到哪裏去”，提出“農村市場化”的對策。
那麼，習博士，習總書記，“全面主席”習某人，對農民土地問題，其實沒有顯示出熱情，他自己的研究與觀念，避開了農村土地問題，注重其它。
農民承包土地，得到土地經營權，而“耕者有其田”在土地改革後六七十年、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後尚未實現，是中國農村基本現實。農民對土地連經營權都不確定的狀態，致使人民公社體制苦熬支撐數十年，終於不能不失敗，而農民不能擁有土地，其實一直威脅着他們的經營權。農民們承包了土地，卻無法依靠對上級負責的官僚化的村組織，眼睜睜地看着它們異化爲壓迫農民剝奪農民的機構。在這個過程中，儘管中共口口聲聲心繫人民、關心人民疾苦，儘管中共常年堅持其每年“一號文件”涉及或針對“三農”問題，卻堅持迴避真正關乎農民根本利益的土地私有。這與習近平的迴避，是一致的。這樣，習近平的“改革家”頭銜，以及所謂“家傳”，就完全落空。
但是，若以爲習近平的中共完全避開農村土地問題，那又小看他們了。
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共當局通過並將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這是一個舉世關注的舉動。
農業合作本身，有其合理性，如日本的“農協”，爲擁有土地的農民提供服務，體現着“耕者有其田”、“耕者營其田”，以及農業合作組織服務耕者，三位一體，比中國的農村體制更具合理性。
反觀中國，從農業合作化之初，中共就懷着顛覆土地改革成果之心，“耕者有其田”沒幾年就以所謂“小農經濟”之弊爲由，淪爲泡影。在初級社尚未普遍化尚未穩定之際，中共貿然推動高級社普遍化，倉促間根本改變了土地所有制。相比之下，高級社化躍進到人民公社化，其實只是集體所有制自身調整。經由小說《豔陽天》及其電影的宣傳，“高級社豈能土地分紅”，爲高級社–人民公社的合理性做足了意識形態工夫。“三面紅旗”遭受挫折，公社體制退而未死，“三級所有，隊爲基礎”的“隊”是生產隊，其規模相當於初級社，等於“裏子”上悄悄承認從初級社向高級社普遍化躍進失敗，但“面子上”，則公社體制的框架仍在。這樣內含着矛盾的體制，常年抵制“資本主義的苗”，反對“三自一包”，因爲它是依恃着所謂“集體所有”實質國有的權力，持續壓抑農民對土地的經營權，頑強抵制農民私有土地。即使改革開放，中共在“文革”失敗背景下終於允許農民自主經營土地，但是，就像合作化後“三自一包”傾向持續存在一樣，改革開放以來，蠶食農民經營權的努力也從未消失，奉上級命令毀苗毀林、租地售地，屢屢發生。現在，又再搬出一部法律，爲“集體經濟及其組織”鳴鑼開道，這隻能是對改革開放反攻倒算。
這樣來看，人們完全可以合理地懷疑，習近平當年調研包產到戶，很可能他實際持着與農民立場相反的心思與看法，或者這心思與看法漸漸佔了上風。畢竟，他去農村調研，並不意味着他支持農民承包土地。
可以比較一下：當中國面臨新冠病毒疫情的嚴峻時刻，2020年1月7日，國家疾控中心內部啓動二級應急響應的第二天，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據他後來說，他當時在會上“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但是，人們不知道他究竟提出了什麼要求，而人們看到的是，中共嚴厲壓制對疫情的披露，阻礙防疫工作展開，致使造成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慘禍。人們完全可以合理推斷，習近平之所謂“要求”，不是適應形勢要求提高“應急響應”級別，而是相反，要求在那年春節前務必掩蓋疫情真相，維持表面“穩定”之假象。
於是，中共試圖另講一個故事，卻講得語焉不詳，講砸了。
二
如今習近平已是全世界聞名的高產作家，但是，這次《求是》上他的“重要文章”《必須堅持自信自立》，是由26條語錄拼湊而成，應屬炒冷飯之作。“高產作家”的團隊如此不擇手段，將“語錄”當作“重要文章”發表，喉舌宣傳到了濫竽充數的份兒上了。
其中，第19條語錄，出處是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的報告。在報告第二部分，講到“繼續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用了六個段落，即“推進”時的六個“必須堅持”。這條語錄是第二個“必須堅持”，即“必須堅持自信自立”，與《求是》這篇語錄文章的標題相同。這條語錄，可以算是此文的精髓了。
這個段落是這樣的：
“必須堅持自信自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從近代以後的深重苦難走向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從來就沒有教科書，更沒有現成答案。黨的百年奮鬥成功道路是黨領導人民獨立自主探索開闢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篇章是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自身力量實踐出來的，貫穿其中的一個基本點就是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我們要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積極的歷史擔當和創造精神爲發展馬克思主義作出新的貢獻，既不能刻舟求劍、封閉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
這段話不長，盡是毛病。
“堅持自信自立”，當然沒有什麼不對，然而，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它們的發展變化，大概都是“從來就沒有教科書，更沒有現成答案”吧。這沒有什麼可驕傲的。
“獨立自主探索”，“依靠自身力量實踐出來”，……且住！中國共產黨從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成長爲一個獨立自主的黨，它的探索之中，“獨立自主”逐漸增加，依附、附庸、聽命行事的成分逐漸減少，但若完全概括爲“獨立自主探索”，“依靠自身力量實踐出來”，就有很大程度的誇大。中共加入國民黨，在民族災難深重之際卻全力“保衛蘇聯”，西安事變中釋放蔣介石、和平解決事變，都是依照共產國際指示；斯大林逝世，中共在國外得以自主結束朝鮮戰爭，在國內得以放手推進社會改造、建設所謂“社會主義”。這些，都是重大事件，“獨立自主”成分幾乎都很小。
然後，就是此段落的核心：端出一個新的“基本點”。中共對“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有“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提法，即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現在習近平再造一個新“基本點”，霸氣十足地號稱貫穿中共全部黨史。
無知者無畏，是習近平的風格。他把“獨立自主”與“附庸聽命”相混雜的中共歷史，稱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篇章”，中共歷史上聽命於人、屢次爲蘇共作爲“老子黨”背那些或左或右“錯誤路線”之“鍋”的尷尬行徑，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習總不愧真男兒，他的氣魄、格局與胸懷不見得大，臉皮是厚得不得了了。
接着就是一個不知所云的奇妙說法。“既不能……也不能……”的句式，“不能”的兩種什麼，總要不大一樣吧，習總卻偏不，他要把類似的東西拆開，拼爲“既不能……也不能……”，堪爲妙用。
妙用有其用，那就是壓制所有的異議。但是，仔細瞧瞧，刻舟求劍、封閉僵化，照抄照搬、食洋不化，這些個東東，正是中國共產黨的看家本領呵。
食洋不化，最爲經典的一句就是毛澤東的名言，“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毛澤東此話，在“文革”中響徹全中國，出自他1939年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的大會是在天安門廣場開的，天安門城樓上高掛着大會橫幅，清楚表明中共數十年來一直匍匐在斯大林和蘇共腳下。
馬克思學說的道理很複雜，關於造反，關於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講得很簡明扼要的一句話其實是，“如果我們在現在這樣的社會中沒有發現隱蔽地存在着無階級社會所必需的物質生產條件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關係，那麼一切炸燬的嘗試都是唐·吉訶德的荒唐行爲”。
習某人不知道，這要是換個說法，那差不多就是“造反無理”了。
另一句話是，“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里孕育着的新社會因素。”
被剝削受壓迫的勞動者，他們造反，有其道理，而馬克思學說講的道理，深藏在社會經濟之中，即“無階級社會所必需的物質生產條件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關係”，“在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里孕育着的新社會因素”。
後來，馬克思用了更有意思的字眼，說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身上“帶着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產生，脫胎，這就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全部事情的關鍵。
恩格斯在檢討他和馬克思等人的錯誤時，也是如此。他說，“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
社會經濟是否“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是工人造反的最爲深刻的道理。不懂得這一點，就是對馬克思學說食洋不化。
社會經濟中“孕育着”“新社會因素”，起而革命的人們就有其道理了，然而，要到社會經濟“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他們才真正完全有道理。這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比人世間女子懷胎十月一朝分娩，要長何止百倍千倍。
這個過程之中，即使在其兩端“刻舟”，就要有耐心“讓子彈飛”，很有可能等到頭髮都白了它還在沒完沒了地飛。更不用說，那“船”原本不在那個“過程”之中，卻偏偏要依那個“過程”之中的文件，自己生造個“過程”出來，弄個似是而非的東西，就宣佈造出了新的什麼主義的社會，然後說它“就是好”啊“就是好”。那就是標準的現代版“刻舟求劍”。
這世上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社會”，從蘇聯到中國，到北韓古巴以及非洲等各個地方，都是如此。
1982年，時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報告中稱，“有了一定程度發展的現代經濟，有了當代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社會主義革命就有可能成功。”這個論述，是爲中共的社會改造找些根據，可是與前面所引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了。
中共黨魁，從毛澤東到習近平，貫穿着一個實際“基本點”，那就是“刻舟求劍”，中間兩任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很有些例外，他們和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一樣，比較願意實事求是。
“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應該說這是一個良好願望，然而在當今中國，嚴峻的現實是，每一箇中國人，如果不願意像習近平之流那樣癡迷於中共版“刻舟求劍”，就要閉嘴，就要遭難。
三
中共喉舌爲黨魁烹製語錄文章，從二十大報告裏摘取片段，很是方便，畢竟那些報告算是在黨魁名下，而中共的決議，無論是還不錯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還是此次二十屆三中全會決議《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是在中共中央名下。
這兩份決議，前者可視爲習近平的違心妥協。他在做說明時回顧，中共十四大接受市場經濟體制爲經濟改革的目標，當時提法是“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並稱這是一個“重大理論突破”。他歷數中共十五大到十八大，每次對所謂“基礎性作用”都稍有修改，直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才表述新的“重大理論觀點”，承認市場“決定性作用”，其間，經過了二十多年。
承認市場“決定性作用”的一步，經過了二十多年，而這份決議，實際上被束之高閣，表明它其實不合習近平的心意。
而後者，在習近平實際轉換了改革開放之目標之後，應該是比較合乎他心意了。
事後來看，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承認，只是市場化改革的迴光返照，其實虛幻得很。習氏所謂“全面深化改革”，據說是旨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或者說，“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或曰中國式現代化）取代了改革開放，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以後的“改革開放”，其實質不再是改革國家體制，不再是市場化，而是所謂道路、制度、理論及文化“自信”旗幟下，重新包裝舊體制。這是舊體制的現代化。重新翻修所謂集體經濟組織，就是其代表作之一。
弄清楚這個道理，有助於理解此次三中全會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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