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堽：祖父劉盼遂之死
趙 旭：文革中被槍斃的中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
張夢陽：論“文革”思維
範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選載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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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館通訊（一二五三）·華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二一期（zk2407a）
中國新聞電腦網絡（ＣＮＤ）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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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七月八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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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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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亂世】 祖父劉盼遂之死 劉小堽
【亡靈祭壇】 文革中被槍斃的中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 趙 旭
【劫後反思】 論“文革”思維 張夢陽
【往事非煙】 “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選載之六） 範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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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亂世】
祖父劉盼遂之死
·劉小堽·
１９６６年夏季，北京的空氣已經分外緊張。對於這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祖父起初並沒有太在意。１９４９年後，他已經歷了幾次運動，“拔白旗”時還被批判過，自己也做了檢討，終究是沒有什麼大事。他出身於地主家庭，但家中早就沒什麼田產。我的曾祖父一半是教書先生，一半是個農民，在鄉里人緣也極好。祖父認爲自己沒有什麼“歷史問題”，教了一輩子書，解放前沒參與過什麼政治活動，解放初加入了民盟，但也並沒有發表過什麼言論，沒有被揪過什麼辮子。１９５７年“反右”的時候，北師大中文系“八大教授”裏的黃藥眠、鍾敬文、李長之等人當了“右派”，他則沒有被劃上，可以說很幸運了。但他確實也沒有一點兒歷史污點，清清白白，沒有理由當“右派”。
“文革”初期，祖父還是秉承着一貫的作風，讓開會就開會，但能不發言就不發言，實在要發言就少說。
他的學生聶石樵和鄧魁英夫婦在《懷念劉盼遂先生》一文中曾回憶道：記得“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文系在西飯廳開全體大會，說是要揪牛鬼蛇神，說中文系的特務很多。教師們都帶着小板凳坐在後邊。劉先生來得很晚，我們把小板凳讓給他坐，到外邊工地上找塊木板自己坐下。在那緊張的氣氛中，我們之間未多講什麼話。但看到劉先生精神還好，他可能是認爲自己既非牛鬼蛇神，更非特務，不在被揪之列吧。
聶、鄧二老的這個回憶，很能反映祖父當時的心態。他並沒有認識到這場運動的殘酷，以爲像他這樣的老老實實做學問、平日與人爲善的教書匠，不會是被批鬥的主要對象。在他看來，這場運動可能也像前幾次運動一樣，只是一陣風吹過罷了。他把他的這種想法也傳達給了家人，所以我們家，包括我的祖母、我的父母、姑姑等人，也並沒有做預先的應對。但後來事態的發展出乎祖父的意料，北師大的教學幾近癱瘓，老教授不斷受到衝擊。但畢竟是在學校內，武鬥的範圍和程度有限，校方也多少會給居住在校內的教授一些保護——其時教授們多住在校方提供的校內住房，而祖父則在校外有自己的房子，獨門獨院。有一種說法認爲，祖父沒有得到及時保護，在於他並非住在校內，與校方溝通不暢。現在想想，這種說法也不無道理。
張廣武是祖父友人張鈁將軍之子，“文革”初，張將軍病重，張廣武先生由陝西回京，曾在路上偶遇祖父，他回憶道：
我由陝北赴京探望父親，當時家已搬至和平里１１區２２樓，董壽平應父親之邀也搬到和平里１１區，家中倆室住不下，我暫住董先生畫室裏。隔日，董先生要請蕭勞先生寫副東西，邀我同去，當時蕭先生住天壇東里，我們打和平里先到絨線衚衕四川飯店喫了頓飯，說是一頓飯其實就一個粉蒸排骨，在當時那年月，已經高興得不得了了！
出來走到西單十字路口，迎面就看見了劉盼老。打完招呼各行不遠，總感覺他面色死灰神情枯槁不大對勁，董先生就讓我又返回去對他說句話，到跟前我附耳對他說：“劉老！董先生特意讓我告訴您，生死亦大矣！”他說了聲“謝謝”就繼續朝前走了。
實際上，祖父那時候的心情已經大劣，他隱隱有一絲不良的預感。５月２５日，祖父的老友張鈁病逝，祖父參加了他的葬禮後心情極爲沉重。張鈁在病重前曾託付他一件事——爲“千唐志齋拓片”作考證。祖父爲此也做了精心準備，但老友突然病故，“破四舊”和武鬥興起，讓他無法繼續從事這項工作了。
一日，祖父外出邂逅一位相熟的宗教界著名人士（這裏不便透露其姓名），二人立談片刻。這位宗教界人士看了看祖父的臉色，壓低聲音對祖父說：“盼遂兄，你面相不太好，謹防最近有血光之災。”祖父點點頭，沒有說話，便揮手告別。回到家後，祖父沉默不語。直到祖母和父親再三追問，他才說出緣故。父親對這件事記得非常深刻，他當時就說，這些都是不好的徵兆，應該“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但祖父又低頭不語。我個人以爲，這其實是迷信，也許那位宗教界人士事先得到了什麼消息，故意以“血光之災”這樣的話提醒祖父罷了。
８月中旬，紅衛兵“造反運動”在迅速蔓延，抄家、打人事件在北京屢見不鮮。祖父所在單位北師大的黨委很快被打倒，學校陷入混亂而無限期停課。
最後一次見到祖父的學者，是祖父的同學好友謝國楨先生。在被抄家的前兩天，謝先生還來過我家，他在日後回憶道：
餘於八月二十一日晨，訪君於其保安寺寓廬。時夜雨初過，君院中所植盆荷正開，荷葉迎風，花紅映日，晨露如珠，掛花及葉上，紅豔欲滴；而餘家中陳翔鶴君所贈蕙蘭，含苞待放，清香撲鼻，乃邀君至餘家看蘭花，酌以清酒，君飽餐而歸。當時餘有句雲：
朝看芙蕖映朝霞，暮看蘭蕙茁新葩。
握手言歡從此去，建國門外即天涯。
祖父與謝國楨先生自１９２６年相識，至１９６６年分別，整整４０載。他們是河南老鄉，又屬同門。在祖父的同學好友中，唯有謝國楨先生與祖父從未長期分別，從北洋政府時代、日僞統治時期、抗戰勝利、解放戰爭時期到新中國成立後，他們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新中國成立後都一直住在北京。他們在某些學術觀點上有分歧，但並不影響他們的友誼。說他二人是一生之友、私交莫逆，實不爲過。
命運註定了祖父的這位老友來送別祖父一程，儘管他們二人並不知道８月２１日這次見面是最後的一次。“建國門外即天涯”，一語成讖，與老友的這一日相聚談宴成了祖父最後的歡娛。幾天之後，曾負盛名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前兩期的入學“狀元”便陰陽兩隔了。
８月２３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名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的報道和“好得很！”的社論，社論稱“我們爲北京市紅衛兵小將們的無產階級精神歡呼！”當天，北京市許多學人遭到武鬥，如著名作家老舍即於當天被抄家、武鬥而後投湖自盡。
也就在８月２３日，我家所在的街道里有人舉報祖父是“反革命”，遂引來北京市某中學和某小學（這兩所學校距我家較近）兩個學校的“紅衛兵”前來抄家、批鬥，持續了將近一個星期。之所以將８月２３日這個日子記得那麼清楚，是因爲當天民盟緊急召集開會，民盟的同志打電話到我家所在的街道，而接電話的人回覆道：“劉盼遂已經被抄家。”民盟的同志也就不敢多問了。
我曾經問過我的父母，爲什麼祖父素來與人爲善、沉默寡言，卻也會被人舉報。我的父母說他們當時也不清楚，但從後來的情形看，懷疑是有人看上了“居之安”的房子——畢竟當時有這麼大宅院的教授也不多。或許是有人看上了祖父的藏書？除了藏書，祖父也確實沒有什麼特別值錢的東西。也許是因爲嫉妒？人性這種東西是很難琢磨。所以很難搞明白祖父被人舉報的具體緣由。
抄家期間的前兩三天還算文明，算是“文鬥”。第一批來的“紅衛兵”只是把家裏所有值錢的東西，包括現金、存摺等抄繳而去；接着撕下掛在廳堂的條幅、字畫——梁啓超、王國維、章太炎的題字被扔到地上，撕碎後付之一炬；再就是祖父的一些藏品，基本都是用來搞學術研究用的，如民國時出土於河南嵩縣唐墓的唐代銅尺、歷代碑刻拓片、印信等，都被全部收繳，名曰“破四舊”。這些藏品並沒有作查抄清單，日後也就不知所終。
過了幾天來了第二批“紅衛兵”，他們挨個屋子搜索隱藏的“罪證”，但屋子裏除了書就是書，並沒有什麼新發現。後來在一間小屋的窗戶上發現用來補破碎窗欞的報紙，報紙上原本有“副統帥”的照片，貼上去時將照片貼歪了，“紅衛兵”頓時欣喜若狂，立即把我的祖父母綁縛而來，指着照片說他們是反革命，有反革命的用心，罪證就是處心積慮地侮辱“副統帥”。祖父母想解釋下，但“紅衛兵”根本不聽，反而抬手就是一通鞭打，打人的工具是銅頭皮帶。
當時除祖父母外，還有我的父親劉立三和姑姑劉立嬿在家。姑姑是當時因爲懷孕，在孃家休養。“紅衛兵”把祖父母、父親和姑姑綁在院中的樹上，一個頭目問，你們家中應該有金條和銀子吧。祖父說有，但是已經被你們的同學找到並拿走了，現在應該沒有了。那個頭目又說，你們家不會就隱藏了這麼一點兒，肯定還有，老實交待，藏在哪兒了。祖父說你們都把我的家翻遍了，我一個教書的哪有那麼多啊。那個頭目聽祖父這麼說，抬手就是一頓鞭打。祖父已經是個七十掛零的老人，哪裏抵得住如此鞭打，他不斷呻吟，並一再說確實沒有了，那個頭目直到打累了方纔罷手。“紅衛兵”們又繼續翻找金銀，他們把祖父裝書的十間房子翻了個遍，各種線裝書堆在一起，如同小山，有看不順眼的就乾脆撕掉。祖父見他一生的心血落得如此地步，老淚縱橫。
被抄家前，恰巧我的外婆家有事，我的母親便帶着我去外婆家暫住。幾天後母親帶我回家，一隻腳剛跨進院門，便看到祖父被綁在衝着門口的大樹上。母親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時愣住。祖父先看到母親，他身體不能動彈，又不能大喊“快跑”，怕“紅衛兵”聽到，便趕緊瞪大了眼鏡，直直地望着母親，暗示她趕緊帶着我離開。母親嚇壞了，但馬上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這時一個“紅衛兵”也看到了母親，叱問道：“你是幹什麼的？是這家子的？”母親趕緊說：“路過的，聽到有聲音進來瞅瞅。”便趕緊帶我快步離開。“紅衛兵”以爲不過是看熱鬧的，便沒再追趕——我也就這樣隨着母親躲過一劫，如果沒有祖父和母親當時的機智，恐怕母親和我也難逃這場劫難。母親後來對我說，她永遠忘不了當時祖父的那雙紅紅的眼睛。每說到此，她就不住流淚。
８月３０日，連日的毆打、訓問讓祖父母已滿身傷痕。面對“紅衛兵”的反覆訓問，他們已無力回答。“紅衛兵”惱羞成怒，把皮水管的一頭接在自來水龍頭上，而另一頭直接往祖父母的嘴裏塞，然後打開水閥硬往祖父母的肚子裏灌水，直到他們的肚子被撐大到幾乎透明、無法承受昏死過去才住手。
我的父親和姑姑也同樣遭到毆打。姑姑因此流產，她後來被所在單位的同事領走，撿了一條性命。捆綁父親的繩索不太結實，父親趁“紅衛兵”沒注意，扯斷繩索逃出門，鑽進衚衕，甩開“紅衛兵”的追趕，直奔北師大。待到了北師大校部，他請求學校派人去家中說明祖父不是“地富反壞”分子，這樣紅衛兵就可能釋放祖父母。但當時北師大“文革”前的領導人都已被“打倒”，建立了新的權力機構。他們並未理睬父親的苦苦哀求，一直沒派人去搭救祖父。爲此，父親對北師大一直有微詞。
經過連日的批鬥，祖母再也承受不住，她先祖父一步離世。她嫁給祖父５０年，本本分分地做家庭婦女，平日不多說一句話，也沒有跟祖父享受過一點安樂。她甚至在嫁給祖父前沒有名字——“梁秋色”這個名字，還是婚後祖父給她起的。她這一輩子最得意的事，就是嫁給了一個有名氣的大學教授，她樂於聞聽祖父的學生稱她爲“師母”，樂見祖父在家中給他的弟子門生講課，然而她也終因祖父而死了。
祖母的去世讓祖父陷入絕望，他憤怒地直視着那些還是學生身份的抄家者，又最後看了看堆積滿地的藏書，他可能想說出什麼，但已完全沒有了力氣，他就這樣瞪着眼睛，慢慢倒在了祖母身旁。
“紅衛兵”見連出了兩條人命，有些驚慌。爲了隱藏罪責，有膽大的“紅衛兵”拖着祖父的屍體來到院內的一個小水缸旁，把祖父的頭摁在水缸裏，僞造成祖父自殺的假象。隨即對外宣稱，“劉盼遂頑抗到底，自絕於人民”。街道的人當天就把祖父母的屍體拉到了火葬場，因爲是“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分子”，火葬場連骨灰都沒給留下。當天下午，祖父原本用十多間屋子來收藏的全部線裝書、未刊手稿以及名人字畫、信札、印章等也被“某大人物”派人抄走，足足裝了十幾卡車，一頁未留。待到我父親偷偷跑回來時，發現家中已空空蕩蕩，全無所有。
寫到此處，我想引用朱玉麒先生在《春山秋恨有誰知》一文裏所說的那句話：這一劫難不僅用殘酷的手段滅絕了一個知識分子生存的權利，也滅絕了中國文化在劉盼遂幾十年的接力臨近終點的時刻應有的光輝。
這就是祖父之死的簡要經過。寫上述這段文字時，我懷着極大的悲痛和憤懣，幾次停筆不想寫下去。一些具體的細節略過，不但是爲讀者，也是爲自己而考慮，因爲我怕我以後看到這些細節會加深自己的痛苦。我的父親曾在政府某機關任職，他就一輩子也沒有擺脫親歷我祖父母之死的痛苦。他曾把祖父的死歸咎爲書讀得太多，書讀得太多危險也就越大，所以他甚至不想讓我讀大學。
我寫下這段文字的另一目的，是糾正學界關於祖父之死的誤說：有的文章稱祖父是因爲家被抄、多年收藏的善本被燒而撲在火堆上自殺。實際上，祖父的藏書絕大部分並沒有被燒燬，而是被抄走。祖父絕沒有投火的舉動。有的文章稱祖父是投水自殺，這種說法則源自謠傳。
祖父的老友謝國楨先生在８月２３日當天也受到衝擊，但倖免於難。祖父去世的第二天，他聽說後偷偷在黃昏時來到我家，因爲我的父母和姑姑都被趕走了，他沒有找到祖父的親屬。他記述道：是月之晦，日下西舂。餘潛赴西城，過君保安寺之舊居，則見夕陽在牆，板扉洞開，出入無人。猶聞笛聲，《廣陵散》自此遂絕，無異讀潘岳之《懷舊賦》也。（《記清華斯同學》）
謝先生當時無法得知實情，所以也就據傳聞以爲祖父是自殺，並把這件事告訴了祖父的其他友朋。如顧頡剛日記載：昨聞剛主言，劉盼遂所住系自置屋，上月街道上與之鬥，打之。渠憤極，以首沒入荷花池內，不死，遂自縊，其妻殉之。五七年反右時，師大中文系教授八人，惟盼遂不預，而此次竟不免。倘住校中，即無事矣。又聞老舍已投積水潭死。
這更是以訛傳訛了，我家哪裏有什麼荷花池？可能謝國楨先生說的是種荷花的盆子，顧頡剛聽錯了。祖父清華研究院的同學、北大教授王力初始也聽聞祖父是自殺的，他寫過《五哀詩》，其中一首是哀悼祖父道：
博學宏詞屬老成，醇儒應與世無爭。
孱軀底事遭鞭撻？水甕埋頭竟喪生！
王力的夫人夏蔚霞“文革”前曾到過我家，見過種荷花那個缸子，她當時就懷疑祖父不是自殺，她曾說道：“那只是一個臉盆大小的缸子，如何能淹死人啊？”
“文革”結束後，我的父母和姑姑將親身經歷向有關部門反映，又找到當時在場的證人，有關部門也最終將祖父的死定爲“被殘害致死”。我的父親後來和謝國楨先生聯繫上，並把真相告訴了他，祖父的友朋也就逐漸知曉。不過祖父死於自殺的誤傳一直存在至今，我作爲祖父的後人，希望本文刊出後，這種誤傳不再流行。
祖父母去世後，“居之安”被街道強佔。我的父母想帶着我回去，被告知“房子被沒收”“像你們這種地富反壞的後代不配住”，強制我們離開。很快那房子搬進了幾家居民，直到９０年代被拆。父母經此動盪，甚至無處安身，經人幫助，只能暫住於東城張自忠路原北洋時期段祺瑞執政府所在大院的一隅。那個大院的門前，正是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劉和珍、楊德羣等人死難處，大門東側所立石碑上的“三一八慘案發生地”八個字提醒着路人不要忘記過去。幾十年前，身爲清華研究院學生的祖父和他的同學吳其昌、王庸等多人一起參加女子師大、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等高校學生組織發起的“反對八國最後通牒”集會遊行活動，他們打着標語從這裏路過，要求進入樓內和段祺瑞對話，卻遭到段祺瑞執政府衛隊的槍擊，４０多人遇害。祖父他的清華研究院同學則僥倖未受傷。解放後，祖父親見執政府大院變成某高校的宿舍，但他不會想到，在他身故後，他的後人無處安身，只好住在此處。
我的父母的心理受到了很大傷害，以至無法照料尚年幼的我，六十年代後期就把我寄養在一位好心的李姓奶奶家。他們似乎把我忘記了，直到幾年後纔想起有我這樣一個兒子，趕緊到李奶奶家把我接回來。現在想起這些事，我並不怪我的父母，他們也是無可奈何，畢竟他們承受的是不同尋常的痛苦啊。
我讀書的時候，還曾經和父親一起“偷偷地”回過“居之安”，父親走到門口便停下腳步，沉默了一會兒，慢慢地對我說：“還是你一個人進去看看吧。”我便獨自一人大步走進院子，一進門是棵棗樹，似比當年更加粗壯了；庭院裏已與過去截然不同，臨建蓋了不少；吵架聲、切菜聲、洗衣聲、孩子的哭聲融爲一塊兒，嘈雜得很；花木皆已不再，只有一堆堆雜草，無人收拾，紛紛亂亂；裏面的居民看見我，只當是一個串門的，不理不睬。我的眼裏噙着淚水，心裏不住地念叨着，這就是我的出生地居之安，這就是我幼年曾玩耍的院子，這就是我祖父母去世的地方。我默默地看了一會兒，又默默地離開。離開的時候我又特意仔細地看了看門楣，那上面的“居之安”三個字隱隱綽綽，似乎尚在。
□ 來源：微信號《劉盼遂研究》，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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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靈祭壇】
文革中被槍斃的中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
·趙 旭·
§ 一
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２日清晨，原甘肅省武山縣委書記處副書記杜映華，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原天水地區革命委員會保衛部叛處死刑，在蘭州遊街示衆後，與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師亮和蘭州大學歷史系學生張春元在蘭州焦家灣南面的山溝裏槍斃殺害。
此事已經過去３７個年頭了，然而對於杜映華的死因以及他生平的情況卻沒有留下任何文字。
§ 二
杜映華，甘肅省隴西縣文峯區土店子村人，１９２７年生於隴西縣鞏昌鎮南面的偏僻山村王家溝一個農民家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在隴西地區念私塾、上小學，１９４８年畢業於隴西師範學校，同年７月在隴西師範學校由當時甘肅地下黨領導人萬良才介紹加入中共甘肅省隴右地下黨組織。入黨後的他公開身份是菜子小學、紫來小學教師，祕密工作是在隴右工委領導下從事地下游擊活動。解放甘肅岷縣時他是隴右游擊隊中調的先遣成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在岷縣地委宣傳部工作。後調往甘肅省漳縣，擔任中共甘肅省漳縣縣委組織部幹事、三岔區委書記、貴清區委書記，在此期間，參與領導了漳縣的剿匪、鎮反、減租反霸、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運動。１９５１年１０月至１２月，漳縣第一期土改在新寺區的６個鄉、３０個行政村、７２個自然村進行，他擔任河東鄉（後稱新寺鄉）土改工作隊副隊長。後來他又擔任漳縣代理宣傳部長，漳縣農業合作部副部長、部長、縣委祕書，漳縣農業口黨組書記、縣委副書記兼縣委常委。１９５８年４月，漳縣、甘谷縣、武山縣合併爲武山縣後，擔任中共甘肅省武山縣縣委常委、書記處副書記兼中共甘肅省武山縣城關公社黨委書記。
１９５７年農村開展的兩條道路的大辯論中，很多地方發生了捆綁、打人的違法亂紀行爲，可是有人卻爲此辯護說：“羣衆在氣頭上打了人也算不了什麼問題”。但是杜映華對此堅決制止，他負責的木林、張坪、武當、新寺等鄉卻沒有出現一例打人、捆人的事件，因此許多人說他“右”了，可是他卻不以爲然。１９５８年他兼任武山縣城關公社書記後，爲了很快熟悉情況、認識幹部，他在很短的時間裏跑遍了東起東順，西到山丹，北至馬河、榆盤，南至灘歌、清水、龍臺等１４個管理區，並在北山、南山和沿川分別確定了有代表性的三個大隊爲重點，由公社領導幹部分頭駐點，以點帶面，指導工作。那個時候到處是“檢查團”、“促進團”，動不動就“拔白旗”，整基層幹部，逼得下面說假話、吹牛皮，颳起了“浮誇風”。但他此時卻直接到農民家裏進行體察，反覆叮囑基層幹部要說實話、講真情，還讓基層領導要把勞動力組織好，把好搶收關，千萬不能讓到手的糧食爛在地裏。由於他當官不像官，沒有一點架子，老百姓都說他是老百姓的貼心人。１９５９年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他深感由於大躍進、喫食堂、大鍊鋼鐵、虛報浮誇，造成農民生活困苦萬分，於是悄悄發放救濟糧救災渡荒，並讓大隊、生產隊按實際畝產上報產量，他的這種做法與其他公社開鬥爭會逼迫基層領導、強徵公購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得城關公社農民的家裏都偷偷留了點口糧，也讓當地老百姓永遠地記住了這個優秀共產黨的領導幹部。
然而，１９５９年反右傾期間，杜映華和全國３８０萬說實話、幹實事的幹部一樣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且被開除黨籍下放到東順化肥廠勞動改造。在此期間，他由於更加貼近農民羣衆，瞭解到農民由於飢餓、啃樹皮、喫觀音土、大量餓死人的情況，心急如焚，與下放勞動改造右派學生一起談論過一些真實的想法，並且認爲蘭州大學一些下放勞動改造右派師生辦的《星火》刊物，說得都是實話，於是，他也被牽連進全國第四大案“右派反革命案”中。１９６１年３月他剛剛被甄別平反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調至甘肅省天水地區工會主席，但還未到任既被逮捕。並在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３日被武山縣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送交甘肅省第三監獄服刑勞動改造。同時，牽扯進這個案子的還有原中共甘肅省武山縣委委員，縣委農村工作部部長羅守志，也在其先後被判刑。羅守志１９８０年平反後，任武山四門中學校長，武山縣人大常委會祕書長等職。
§ 三
杜映華被牽扯進去的“右派反革命案”，實際上是一些蘭州大學下放右派師生和北京大學右派學生林昭等人辦了《星火》刊物。
１９５８年６月底，蘭州大學第二類處分（保留公職或學籍，勞動考察）的右派師生４０人（其中右派大學生３６人，右派研究生２人，還有化學系右派講師胡曉愚，經濟系日本留學歸來的右派副教授管照微），由中共甘肅省委統一發配天水地區，後由天水地委“一分爲二”，一半分到天水市，另一半分到武山縣。在天水市的蘭大右派師生分到北道埠公社、馬跑泉公社、麥積公社的一些生產隊；在武山縣的蘭大右派學生分到城關公社和洛門公社的一些生產隊；都是下放監督勞動改造。
１９５８年正逢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全國上下牛皮沖天，這些師生親眼目睹並親自參加了這種荒唐的運動，雖然不敢說，但心裏都有自己的想法。在１９５９年春節前後，大飢謹已開始籠罩甘肅大地，公共食堂相繼斷炊，農民們冒着被民兵抓回來的危險，紛紛背井離鄉出外乞討要飯。而沒有跑了的農民則以榆樹皮充飢，用觀音土爲食，有些人家死屍挺在炕上無人掩埋，還有很多人家由於沒有喫食全家餓死殆盡。這些右派師生看了這樣的慘境，心如刀割，然而他們是被監督勞動改造的右派分子，根本無法將實情向上級反映。張春元、顧雁、向承鑑、譚蟬雪等這些熱血青年於是與上海養病的北大右派學生林昭聯繫後，冒着生命危險出了刊物《星火》，表達自己的思想，用事實揭露當時的黑暗，然後在他們中間傳閱。其後，他們以彭德懷的冤情、大躍進帶來的災難、南斯拉夫成功經驗撰文上書中央有關領導和《紅旗》雜誌。《星火》刊物只出了一期，第二期不待出來，此案既被告破。在《星火》刊物的第二期裏，其中就有蘭大化學系右派學生向承鑑的一篇《食母記》，這是他聽到甘肅省隴西縣一個兒子的母親去世後，兒子將母親屍體放在洋芋窖裏偷偷喫得只剩下了頭骨，後被人揭發，將其逮捕槍斃併發布了公告的消息後寫出的。他當時聽到這件事情，悲憤萬分，激情寫了這篇文章，但此文不待發表他就被抓了起來，後被判了有期徒刑１８年。
在這些蘭大右派學生被下放到武山縣的日子裏，作爲縣委副書記的杜映華，非常尊重這些有知識的學生。他讓這些右派學生充分發揮其特長，讓他們爲農民教識字，並辦了公社綜合化肥廠。向承鑑雖是蘭大化學系一年級學生，也被抽去辦化肥廠。杜映華還親自下隊與這些人住在一起。在與這些年輕人的交往中，慢慢地他感到這些學生不僅有知識，而且富有正義感，所以，他開始同情這些人。至今，當年的右派學生向承鑑提起杜映華和他住在一起，爲他打洗腳水的情景，仍然感慨萬分，對其爲人讚不絕口。向承鑑說，這主要是杜書記和我們這些大學生和老師都感覺到當時的政策確實是錯誤的，他們對當地捱餓受飢的農民都有一種共同的憐憫之情，所以，杜書記與師生們的思想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杜映華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後，學生們對他更加同情和崇敬，並且與他交流過思想，他們對農村形勢的看法比較一致。因此杜映華被牽連，也被逮捕。
但是，杜映華由於“右派反革命案”被牽連判刑，在甘肅省第三監獄服刑期滿留場後，他又被以向服刑的“密謀暴動越獄”反革命犯、蘭大右派學生張春元傳遞信件而被槍斃。
§ 四
杜映華的案子是當時瘋狂年代的一個縮影。雖然，事隔十年之久，在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８日，由甘肅省天水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宣告其無罪，並徹底平反，但此事反映出在那個年代中國人說句真話的艱難。
杜映華被抓被殺後，他的親戚朋友都被株連。他的妻子董淑桂和三個幼小的孩子既被趕到農村自謀生路，由於沒有住房，他們就將南山腳下放羊娃避雨的洞穴修理成窯洞住了下來，沒有喫的，他們就挖野菜來填補充飢。那個年月，董淑桂一個寡婦帶着三個幼小的娃娃，受盡了別人的打罵和歧視。在漫長的十四年的歲月裏，她由於喫野菜餓肚子，勞累成疾，得了胃病將胃切除三分之一，並且求親告友做手術負債累累，但她還是歷盡辛酸以女性的堅韌將孩子撫養成人。
時間匆匆已過去將近半個世紀了，但血淋淋的歷史告訴我們，過去那顆罪惡的子彈，打碎的不僅是一個剛直不阿、實事求是的頭腦，它擊碎的是善良、誠實、法制和正義。今天我們回顧歷史，就是要讓年輕的一代知道我們中華民族爲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美好社會付出了多麼昂貴的學費；就是希望人們不要忘記歷史，在中國這塊封建古老的土地上不斷進行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改革，讓那種一個人、一個集團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歷史再不要重演。
□ 來源：《愛思想》網站，２０１３－０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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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後反思】
論“文革”思維
·張夢陽·
“文革”雖然早在三十年多前就被中央從政治上否定了，然而思想上的流毒遠未肅清。說不定什麼時候，改頭換面，捲土重來，使中華民族又陷於大悲劇中，而且更難翻身。作爲一名人文科學工作者和魯迅研究學者，特別是日漸稀少的親身經歷者，實在有責任從學術理論上對“文革”進行儘可能深刻的批判。
於是神差鬼使，不山自主地在電腦屏幕上打了《論“文革”思維》這個題目。
“文革”僅從政治上否定是不夠的，完全歸咎於個別領導人也是不全面的，必須從理論上深究一下這場大悲劇發生的原由。
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人有思維，思維驅使人採取各種言行。爲什麼當年有那麼多的人狂熱地投入了那場荒謬得近於瘋狂的運動呢？我認爲：“文革”思維是導致錯誤的重要因素。
所謂“文革”思維有以下四點特徵：
一、極端性
“文革”思維就是“極端思維＂。愛走極端，一會兒在這個極端，一會兒又跳到另一個極端。凡事都往極處做，不知中和，不留餘地，就是這種思維的顯著特徵。
所謂“頂峯論”正是“文革”思維極端性的典型表現。林彪爲了取悅毛澤東，說“高峯”不夠，一定要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頂峯”。從哲學上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達到“頂峯”。如稱之發展到了“頂峯”，也就凝固，不再可能發展了。而偏偏是這種違反一般哲學常識的錯誤論斷統治中國好幾年，誰要不同意，就立刻會被打成“反革命”。我在大學的一位同學就因之被迫害致死。
這種“極端思維”表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對人對事往往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捺之入地。
對最高領袖和各種“紅”事，極端崇拜。當時稱領袖爲“最敬愛”不夠，要尊爲“最最最敬愛”。說的話正確不夠，要“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平時注意學習不夠，還須“早請示，晚彙報”，中午飯前朝領袖像敬禮，唱“語錄歌”，跳“忠字舞”。街上刷一條或幾條紅標語不夠，還要將所有的店面、房屋都刷成大紅色，造成“紅海洋”。
而對所謂的階級敵人呢？則是“鬥倒鬥臭”不夠，還要“踏上一萬隻腳，使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批鬥時，不僅要低頭、彎腰，還要“坐飛機”。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懂什麼叫“坐飛機”了，就是兩個批鬥者架着被鬥人的雙臂，一直扳到最上方，使被鬥人頭頂垂地，作成噴氣式飛機的姿勢。而且每次到食堂喫飯，都須低頭認罪，唱“牛鬼歌”，交待自己的“罪行”，喫難以下嚥的發黴變質的飯菜。這時人們的思維往往是極端和單向的，從來不轉轉彎子，進行一下換位思考，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地想一想，如果自己處於被鬥被打的境地，會是什麼感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已不願承受的痛苦，爲什麼要施於別人呢？然而，很少有人這樣去想。倘若這樣去想，有所表現，就會被批爲資產階級“人性論”，被打入另冊，甚至落到被鬥者同樣的下場。似乎不對被鬥者施以極端手段，就不痛快，不過癮，不革命。
對古典文藝作品呢，不分青紅皁白，一律打成封、資、修大毒草，圖書館全封了，不許借更不許看。“十億人只有十個樣板戲”，只能是“唱支山歌給黨聽”，大唱“革命歌曲”。
對“文革”前十七年的工作，則全部否定，公、檢、法和文化、教育等部門一律＂砸爛＂。幹部多數被打倒，接受批鬥、酷刑、勞改直到關進監獄，甚至含冤而死；知識分子不可信任，被當做“臭老九“送到工廠、農村接受工人、貧下中農“再教育”，徹底改造。
總之，紅則紅得通紅、紅得發紫；黑則黑得透黑、黑得黴爛。無所不視其極，施其極，用其極，不達極處就不算“革命到底”。
魯迅有句名言：“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１〕這種極端性的思維只能使人陷入“絕境”。因爲世界上，極善極美或者極惡極醜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都是多種因素構成的。對任何事物都須進行分析，不可絕對肯定，也不可絕對否定。要學會分析，學會中和，學會拿捏事物的“度”。魯迅提出過“剜爛蘋果”的主張：“倘不是穿心爛，就說：這蘋果有着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喫得。”就將爛處剜去，留下好的喫。因爲“首飾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點，有時就全部都不要了。”〔２〕只會處在“絕境”中不可自拔。“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１９７５年讓助手從《魯迅全集》中找“剜爛蘋果”的話，說明他後來也感到“極端思維“只能引人落入誤區，是錯誤的。不從根本上扭轉這種思維習慣，就不可能從“絕境“解脫出來。
二、運動型
“文革”思維是運動型思維。一有事由兒，就非發動運動予以解決不可。美之曰羣衆運動，林彪稱之爲“天然合理”。工廠停工，農業停產，學生停課，以“政治可以衝擊一切”的名義，強迫人人蔘加，不可消極，更不可牴觸。否則，就要受到羣衆運動的猛烈衝擊，直至死於非命。
我認爲“羣衆運動天然合理論”，是典型的民粹主義表現。其實，羣衆運動是天然不合理的。因爲羣衆多種多樣，魚龍混雜，各色人物都有，各種主張都存在，鬧不好必有人渾水摸魚，把事情攪糟。“文革”中的“羣衆專政”就是例證。多數人的意見並不一定就是對的，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例如張志新、李九蓮等“文革”中的先烈，當時就看出這種瘋狂運動的荒謬，但處於極少數，只能被殘酷地殺害了。可以說，無論什麼樣的好事，一旦成爲“羣衆運動”，就必定變成壞事。譬如讀魯迅的書，研究魯迅，本是一件好事，但是當作“羣衆運動”來搞，全黨全民無人不讀魯迅、“研究“魯迅，就變成了壞事。當時的運動製造者出於一己私利將魯迅的“打落水狗”等鬥爭詞語脫離具體的歷史環境加以抽象化，變成一種政治口號傳播給羣衆，將魯迅歪曲得面目全非，根本不知魯迅全貌的部分羣衆，按照被扭曲的魯迅思想去行動，結果被教唆成了“打手”。以致使魯迅在羣衆中產生了負面效應。像這樣好事變壞事的現象，在十年“文革”中不勝枚舉，比讀魯迅運動危害更大更嚴重的事情數也數不清！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旦有什麼人大轟大嗡、大張旗鼓地搞起運動來，就應當對此人高度警惕了！真正有益於人民的好事實事，往往是在無聲無嗅中靜悄悄地辦成的。真正的好乾部，是低調、實幹的；那種喜好張揚、大搞政績工程的人，絕不是爲人民的，很可能倒是大撈私利的貪官。作爲知識分子，當前最重要的是要有獨立思考精神，不可“從衆”，更不可“媚俗”。
三、造反式
“文革”中流行最廣的一句話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於是稍有不滿，就採取革命、造反行動。什麼是革命呢？又會舉出一段“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喫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既然如此，就須以暴烈的方式造反，像李逵那樣“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三閒集·流氓的變遷》）這樣的“革命”和“造反”實在是“有罪”和“無理”的。任其氾濫，只能使人民遭災。
早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魯迅對革命就是有所分析的。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把“革命”分爲兩種：一種是“要人活的”；另一種則是“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爲非常可怕的事，擺着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着恐怖。”對前一種革命，魯迅表示歡迎，並英勇參加；對後一種革命則堅決反對，不僅“告別”，而且予以嚴厲的批判。因爲“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文革”號稱“革命”，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卻是一場“教人死”而非“教人活”的浩劫。更不是什麼“文化大革命”，而是“大革文化命”。像這樣的“革命”與“造反”，但願不要在中國重演！
當然，目前中國問題很多，貧富不均、兩極分化日趨嚴重，貪污腐敗、黑惡氾濫、環境破壞等現象令人觸目驚心。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應該怎樣辦呢？按照“文革”的法子“革命”“造反”、打倒一切嗎？不能的。倘若這樣做，只能使情況更糟！中國絕對不能亂！亂了將不堪收拾！倒黴的只能是老百姓。最要緊的是在中國建立真正嚴格、公平的法制。使我們能夠依照科學、理性的方式、沿着民主與法制的軌道，深化改革開放！改革應該是漸進式的，不可急躁、盲動、冒進；思想啓蒙也應是循循善誘、和風細雨式的。“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改革是有階段性的，人民的覺醒也是逐步的。現在最需要的是魯迅所提倡的“緩而韌”的精神！我同意胡平先生在《百年誤讀》〔３〕一書中的看法：“對於中國而言，１９７８年，決非一般里程碑的意義，其彪炳史冊的輝光是，在一個從來缺乏英美改良傳統、沉醉於法俄革命的磅薄激情的國度，倘若說，在１９４９年、１９７６年以前，她尚不具備改良的條件，那麼到了１９７８年，鄧小平、胡耀邦、葉劍英等老一代共產黨人，從根本上結束了中國未經宣佈卻實際長期存在的戰爭狀態，及時而又堅決地把握住了一個契機，一個從此將革命變爲改良的契機。”如果說１９７８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是從政治上“將革命變爲改良”的話，那麼，當前就特別需要從思想上將“文革”思維變爲科學的理性的思維。
四、暴力化
按照“文革”思維發展下去，必然是暴力化，從“文鬥“變爲“武鬥”。開始時，還規定“要文鬥，不要武鬥“，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提出“要武嘛！”馬上收不住了，全國立即“暴力化”。紅衛兵四處打人，打老師，僅北京市就打死了一千多人，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等被一羣女生活活打死，其他學校的校長、書記、老師也被關進“牛棚”，被打死打傷難以計數。整個國家一片恐怖，還要美之名曰“紅色恐怖”。似乎這也是一大中國特色，可以置不能隨便打人的世界普遍準則於不顧，在所謂“紅色”招牌下無法無天，草管人命，並要標榜自己是“最最最革命”的。無論什麼惡事髒事壞事只要披上“紅色”的外衣，就化爲最美好的事了。簡直豈有此理！
自此就出現了全國性的大武鬥，越來越厲害，直到十年後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抓起“四人幫”，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才逐步平息下來。
因此說所謂“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一場“武化大革命”，一場暴力化的惡性運動。這與人們頭腦中存在着暴力化的“文革”思維是分不開的，認爲“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武裝鬥爭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崇拜脫離文明準則的“武化”行爲。這樣下去，就只能退化到野蠻時代，永遠進入不到文明的現代民主社會。這個歷史的血的教訓，是應該深刻汲取的。可惜至今也沒有真正從理性上進行剖析。
其實，“文革”思維就是一種野蠻思維，是人類處於低級、蠻荒時期的粗俗思維。它形成於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也氾濫於個人專權的時代，並受到打家劫舍、殺富濟貧的《水滸》式中國民間“草莽“思維的浸透。人們受到這種思維的“馴化”和“奴化”，讓這種顛預、渾噩的思維方式在自己的頭腦中跑馬，就自然會混淆黑白、是非顛倒，把歪理當作真理，把邪道當成正道，不自覺地成爲某些別有用心者的幫兇和奴才，助長了悲劇的產生。悲劇之後，不要只是怨天尤人，更重要的是自省，深入內省自己的思維方式與行爲準則，重新開始新的合理的生活。這絕對不是作者在教化別人，而是通過自己切身的痛苦經歷所悟出的做人之道。
僅以政治觀點的“左”或“右＂區分人言的正確與否，也是靠不住的。有些人政治觀點完全相反，一個是“左派”，另一個是“右派”，但深究他們的思維方式則可能是一樣的——都在“文革”思維中運轉自己的頭腦，只是表現形態不同罷了。有些人強烈反對“文革”及其製造者，但採取的方式和頭腦中的思維活動與其反對者如出一輒，完全一樣，甚至有過之無不及。“極左”者一直往“左”走，“極右”派一直朝“右”行。然而地球是圓的，到頭來，兩人碰頭、相遇了，方明白彼此是一個樣，運轉着同一思維，臉上大概會“熱辣辣＂的。由此可見，在理論與實踐中端正思維方式，根除“文革”思維，提高中華民族的理性境界是多麼當緊！
人民惟望過長治久安、幸福合理、民主自由的生活，不希望社會動亂，也反對退回老路。人民的生活實踐是判斷是非的唯一標準。應該以此爲準繩決定中華民族的走向，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清除封建專制殘餘影響，從理論上肅清“文革”思維的流毒。否則，這種思維總會打着各種各樣的牌號，變換形形色色的面貌，捲土重來，使人民又遭遇難以自拔的歷史大悲劇！
世人要警惕啊！
註釋
〔１〕《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至九）
〔２〕《準風月談·關於翻譯（下）》
〔３〕二十一世紀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版
□ 原載２０１２年《隨筆》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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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煙】
“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選載之六）
·範達人·
（上接zk２４０６d）
◇ 觸景生情說挨鬥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正當我們在寫揭發、交代材料之際，歷史系一些教員和學生，一邊喊口號，一邊敲着鑼，在北大未名湖畔的紅二樓下游鬥李家寬、王世敏和魏銀秋。李家寬的脖頸上掛着“梁效”頭子的木牌，王世敏則掛有“江青的女狀元”字樣的牌子。魏銀秋因爲來自八三四一部隊，因此，胸前牌子上寫的是“通天人物”。我在窗前看到樓下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想起十多年前“文革”初期的一幕幕鬧劇。
那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大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在大飯廳西牆上貼出一張題爲〈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指責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義。中央連夜派中共中央華北局李雪峯、國務院外辦張彥等人到北大處理此事。他們批評聶元梓等人違反了中央的規定，指出北大有幾十個國家的留學生，搞運動務必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內外有別，強調黨有黨紀，國有國法。當時，我們在北京昌平縣太平莊北大分校搞教改試點即如何將大學辦到農村去，與農民相結合。我聽到中央指示後，於五月二十六日，在太平莊歷史系駐地貼出一張大字報，批評聶元梓等人的做法。陸廷恩和張元傑也在我的大字報上籤了名。不料，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突然全文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並配有評論員文章，稱讚它爲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六月三日，歷史系在北大第一體育館召開全體師生大會，開始揪鬥系裏的大、小“黑幫”。會上，首先揪出的是黨總支書記徐華民，接着是黨總支委員吳代封、範達人、週一良、團總支書記趙德教和一些班主任及學生黨團幹部。吳代封可能沒有思想準備，在自報家門時竟說：“我叫徐華民，”惹得下邊羣衆鬨堂大笑。揪到週一良時，羣衆中間出現了分歧。他的研究生沉仁安、葉昌綱等認爲週一良是一位很好的老教授，對青年熱忱，不同意揪鬥他，另一部分人則堅持要揪鬥。經過一番爭論，週一良先生還是未能倖免。但是，他拒不低頭，認爲自己一直忠心耿耿地聽黨的話，沒有什麼錯誤。在揪到我時，要我交代與彭佩雲的關係。因爲，我在懷柔搞“四清”時，中途，歷史系將我調回負責學術批判。當時任北大黨委副書記的彭佩雲正在歷史系蹲點。一些人便以爲我與彭佩雲有特殊關係。其實，我僅與她談過幾次話，一次，她向我問起一個人們認爲是資產階級小姐的女生的清況，我簡單爲她辯護了幾句。在我說到這些情況時，這位女生正在現場，她聞聲跳將起來，怒氣衝衝地吼斥我。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夜晚，北大歷史系一些學生突然湧入我的宿舍，把我揪到三十八樓臺階上，往臉上抹墨，朝頭上扣紙蔞，聲嘶力竭地批鬥我。當時羅織的罪名有：修正主義的苗子、國際飯店會議打手、反對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反動官僚子弟等等。六月十八日，北大各系揪出更多的“牛鬼蛇神”，不少教授、講師、助教和黨團幹部遭到遊鬥，整整一天，北大校園內慘不忍睹。這就是有名的北大“六·一八”事件。我雖在六月十七日夜被揪出，但也劃入“六·一八”事件一類。後來，這次事件的性質翻來覆去，時而是革命的，時而又是反革命的。
又有一次，一些學生將歷史系二十來個“黑幫”揪到系所在地二院批鬥，其中一個學生給我剃了個“陰陽頭”，即在頭的中部剃出一個平道，這樣兩邊頭髮依然烏黑茂密，非常難看。當然，這在美國可能是一種時尚髮型。可是，在當時的中國卻是一種污辱人格的行爲。後來，造反派還強制我們這些“牛鬼蛇砷”勞動，在烈日暴曬之下拔草。那時，全國千千萬萬來京串聯的紅衛兵首先要到北大看大字報，“取經”，然後，將我們這些“另類”鬥爭一番。不明真相的紅衛兵常常對我這個“修正主義苗子”很有興趣，因此，我就常遭批鬥，有時還要挨拳打腳踢。一次出現險情，紅衛兵令我站在高牆沿上接受批鬥，此刻如有人稍稍一推，我便會摔得身殘致廢。
“文革”初期，北大批鬥名目繁多。由於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五月二十五日貼出的，因此，以後每月二十五日都要舉行慶祝活動，所謂慶祝，就是把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再拉上臺批鬥一番。一次，我和郝斌知道又要批鬥，便耍了個花招，藉口要去印刷廠印毛主席的一些未發表的著作，溜了出來，躲進途中一家小飯館，磨蹭了幾小時，逃避了那場批鬥。事後聽說，批鬥者當時找不到我，便讓彭佩雲代勞，舉着“黑幫分子範達人”的牌子。
鑑於我有上述經歷，因此，當時的心情並不緊張。這一天似乎還講政策，並未把我揪出來，儘管我在“梁效”的位置比較突出，罪名不謂不大。
可是，好景不長，過了兩天，突然有一幫北大理科的學生和年輕教員衝進我的房間，其中一位瘦瘦的年輕人是地球物理系的教員，此人我有點面熟，但不知其尊姓大名。就是這位教師向我吼道：“範達人，你出來！”這樣，在經歷了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後，我再次被人揪鬥。十幾個人把我押到北大三角地附近，然後令我站在一張凳子上。他們高呼口號：“範達人，必須老實交代！”要我交代怎樣反對華國鋒主席的，還質問我爲什麼說華主席是修正主義頭子。口號聲、質問聲夾雜在一起，頗像“文革”初期的陣勢。我說我們的文章沒有反對華國鋒的意思。他們一聽更爲惱火，厲聲訓斥：“你現在還不老實交代！”我爭辯道，文章中“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僅僅是泛泛而論，並無具體所指。那位青年教師大概覺得再這樣鬥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便讓我回去，繼續寫交代。
北大歷史系揪我回系鬥過幾次，既有大會，也有小會。有一次，在全系教職員參加的批鬥會上，我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文的約稿、寫作、發表過程原原本本地陳述了一遍。此時，李開物突然衝上臺來，看他那股勁頭，似乎要對我動武。他說我不老實，沒有低頭認罪。當即臺下有人喊道：“李開物，不要這樣！”將他擋了回去。這位李開物何許人也？他是歷史系一位年近花甲的教員，曾因騙婚醜聞鬧得滿城風雨，弄得聲名狼藉，受過批判。粉碎“四人幫”後，他改名李革命。這次他大概想通過批鬥我撈一點政治資本吧。
又有一次，一部分教職工把我拉到一箇中型會上批鬥，還是要我交代罪行。一位黨支部委員問我在查封“梁效”後，對華主席粉碎“四人幫”這一決策是怎麼想的。顯然，其目的在於套出我的活思想，藉機整我。我識破了他的企圖，立即答道：“我是擁護的。”聽後，他露出一臉無可奈何的神色。
再有一次，我所在的單位世界史研究室對我進行批鬥。一進研究室，我看到滿屋子的人均已落座，自己也找了個位置坐下。一位副教授見此甚爲不滿地嚷道：“拉你來交代，你得站在那兒，怎能若無其事地坐着，一點沒有認罪的樣子。”會上，大家提了很多問題，我均一一如實作答。當時，會場上攻得最兇的，要數一位講師。他說：“範達人，你要交代兩張圖。一張是形勢圖，就是你頭腦裏怎樣顛倒敵我，怎樣把周總理和華主席當作敵人進行攻擊的；另一張是升官圖，你是怎樣想當大官的。你不交代這二張圖，我們就不答應。”我原以爲此人較爲正直，殊不知，並非如此。
另外，還有一位助教在這次批鬥會上對我一路窮追不捨，在會場上充分發揮了主導作用。此人與我有宿怨。我們早在一九六五年國際飯店會議期間就有矛盾。一九六四年“四清”運動開始後，以中宣部一位副部長爲首的工作組進駐北大，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清思想、清政治、清隊伍、清經濟的“四清”運動“四清”工作組進駐北大後，就把北大校、系二級領導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鬥爭。我們歷史系受到批判的是副系主任許師謙，說他是階級異己分子，因爲家有房產。許本人於一九三八年赴延安參加革命，後又去西南聯大攻讀並繼續從事革命工作，曾任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雲南某縣縣長等職。對於鬥爭許，我心有牴觸，認爲許在工作上、思想上雖有缺點，但不是敵人，不應像對待敵人那樣鬥爭他。因此，在會上我基本默不作聲，即便發言也力求實事求是。因而工作組對我不滿，視爲消極分子。－九六五年初，中央開會專門研究了北大問題。毛澤東指出，陸平是好人犯錯誤。鄧小平、彭真等人均對北大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這樣，北大這個案便翻了過來。以聶元梓爲代表的北大社教運動積極分子失利。形勢變化後，北大一部分幹部在國際飯店開了一個會，旨在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我也參加了那次會議，爲歷史系小組會議作記錄。上面提到的那位與我有積怨的人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是“四清”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在會上我批評了一些人的偏激言行，使在場的積極分子大爲不滿。我那頂“國際飯店會議打手”的桂冠由此而得。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深化，他一度成爲聶元梓的親信和歷史系造反派頭頭，而我則是“老保”；後來他成爲清查對象，長期被迫勞動，而我卻是“梁效”的紅人。真是恩恩怨怨何時了。
在批鬥會行將結束時，我作了如下表態：“一、大家批判我是出於義憤，是可以理解的；二、我的確寫了許多文章，犯了錯誤；三、個別人對我抱有成見。”一些與會者聽到我的最後一點表態時，大爲惱怒，訓斥我直到現在還影射攻擊他們。之後，在很長一段時問內，他們仍抓住我那句話不放，大會批，小會鬥。
◇ 一張難得的大字報
集中學習一段時間後，我突然感到寫作組內一名成員不敢正視我，好像有意迴避我。我估計他可能承受不了來勢兇猛的壓力。果不其然，過了些天，我們聽到了他的交代錄音。這位組員與我是北大歷史系同級同學，出身書香門第，爲人熱情，進取心強，能暴露思想，請大家幫助分析。大學畢業後，他將一篇文章的全部槁費作爲團費上繳，獲得人們稱讚。因此，學校召開團代會時，他當選爲團委委員。一度，他體弱生病，情緒低落，我便將自身患病經歷相告，鼓勵他與病魔鬥爭。“文革”初期，我被打成“修正主義苗子”，遭到揪鬥。在歷史系多數人反對“解放”我的形勢下，他敢於在考古專業兩位中年教師高明和呂遵鍔的小字報上簽名，支持解放我的呼聲。七十年代，鑑於他的才華，我舉薦他進入“梁效”，後又介紹他入黨。在“梁效”受審的特殊處境中，他有上述表現是可以理解的，我諒解了他。數年後，事過境遷，一次我們去頤和園漫步，圍繞昆明湖邊走邊聊，足足走了四、五個小時。談起審查期間那段往事，彼此都感慨萬千。
後來，清查組的火力，集中到了我的身上，鬥爭逐步升級，從此，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原先，除開會學習和寫交代材料外，其餘時間無人看管。現在則不然，平時我不得隨意離開紅二樓。我的妻子受到牽連，突然從駐外使館被調回，清查組不許我去車站接她。寄養在南方親戚家的兒子返回北京，也不準去接站。後來，清查組寄希望於我的妻子，想通過她做工作，攻克我這個頑固堡壘，此時才准許我回家與親人見面。可是，過了一段日子，清查組大失所望，認爲我並未交代出什麼要害問題，而態度甚至比以前更壞。於是，他們便醞釀對我進一步加壓升溫，採取新措施，即剝奪一切自由，實行隔離審查。當時，我不願自欺欺人，編造謊言，矇混過關，求得所謂從寬處理，而是持一種聽天由命的態度。一九七七年三月，在全校批鬥大會上，北大革委會副主任黃辛白宣佈對我和楊克明實行隔離審查。隨即，清查組派來兩個人進駐我的房間，實行二十四小時的監視。外出打開水，有人跟着；去食堂用餐，有人盯着。不許我與任何人交談，當然更不準回家。這種生活，對我來說並不陌生，“文革”初期，我早已嘗過箇中滋味，不難適應。唯週末不能回家與家人團聚，確使我難以平靜。
隔離審查一段時間後，我認爲該交代的問題均已和盤托出，再也寫不出什麼新內容，於是，便索性不再考慮此事，自學起英文。當時，身邊有兩本可供學英文的書：一本是英漢對照本《毛主席語錄》，另一本是英漢小辭典。我專心致志地學習起來，清查組未加干涉，因爲他們不能剝奪我學習《毛主席語錄》的權利，而那本英漢小辭典則是必備的工具書。負責監視我的兩人，一位是“二·七”車輛廠的老工人，另一位是工農兵學員。他們看到我學英文，心中儘管不快，但又不好當面發作，我也就不去理會，照學不誤。
後來，有幸爲我建立了一個專案組。組內有一位復員軍人、哲學系的年輕職員，他對我有時大喊大叫，吼上幾聲：“你爲什麼不老實交代？”有時，又嘻皮笑臉地與我開幾句玩笑。他一看我自學英文，便也要跟我學習，偶爾，我教他幾句。據說爲此他受到了批評，被調離專案組。幾年之後，我們再見面時，方知恢復高考後，他考上了北京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一見到我，他笑着說：“我們把這賬都算在四人幫身上吧！”
上面感到我這個堡壘難以攻克，特地爲我的專案組調進新人，增強兵力。其中一名是解放軍軍官，一位是白髮蒼蒼的中學校長。還有一位就是北大圖書館系剛畢業的工農兵學員，後來，他長期擔任我的專案組長。此人年紀輕輕，學業如何難以評估，但整人術卻頗有一套，水平不低。他們軟硬兼施不斷地審問我，往往無甚收穫，因此，惱羞成怒，策劃對我實行更爲嚴厲的打擊。
值得一提的是，歷史系某些人密切配合，內外呼應。魏杞文、劉祖熙、李開物等人特地在“梁效”受審樓內，貼出一牆大字報，洋洋數千言，對我進行全面系統的“揭發和剖析”，繪聲繪色地爲我畫像。這實在是一張十分難得的大字報。我一字不漏地抄了下來，視爲寶貴史料，妥加保存。專案組人員在大字報前得意地問我：“有何感想？”我沉默以對，心想還是留待後人評說吧！
下面就是這張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貼出的大字報全文：
▲ 大家都來看看這個僞君子——評“梁效”骨幹分子範達人的表演
“梁效”骨幹分子範達人經遲羣、謝靜宜和外交部王××的同意，正在準備出國，到波蘭去當一名中國外交官。然而，歷史同他們開了一次玩笑。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凌晨，“四人幫”的御用工具“梁效”即“北大、清華大批判組”被查封了。人民解放軍把三十九名“學士”從他們盤據了三年之久的一座別墅大樓裏趕了出來，這個激動人心的場面結束了範達人出國的黃樑美夢。
可是，在查封“梁效”前三天（十月七日）發生了北大黨委書記王連龍向“梁效”頭頭通風報信的嚴重事件。這使“梁效”的頭頭和骨幹分子們足足有三天時間訂立攻守同盟銷燬罪證和進行其他破壞活動，給北大的運動設置了許多障礙。在“四人幫”手下，“梁效”和北大黨委幾個重點人物的關係，無非是蜘珠和蜘蛛網的關係。去年十月份，王連龍等人可以利用職權，背地搞鬼，爲“梁效”的頭頭和骨幹分子“開後門”，現在呢？圍剿“四人幫”的戰鬥已經全面展開，他們只好另想辦法了。時至今日，王連龍等人還在裝蒜，“梁效”的頭頭和骨幹分子，包括範達人，還在玩弄花招，負隅頑抗。範達人過去緊跟“四人幫”像瘋狗一樣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攻擊敬愛的周總理，攻擊以華國鋒同志爲首的黨中央，是江青豢養的一名忠實走卒。今天，他不是認真揭發交代問題，而是想方設法改寫自己的臉譜，不厭其煩地表白自己“一貫”“熱愛”周總理，“擁護”華主席，對江青“早已不滿”，……。解剖一下範達人這個僞君子，可以看到北大某些重點人物今天的動向，對認識這場鬥爭的複雜性和艱鉅性是有幫助的。
§ 演正面角色總是不像
範達人何許人也？他是去年十月四日《光明日報》那篇反黨文章的一個炮製者，是這篇文章的定稿人之一。範達人和黨內走資派共褲連襠，充常反面角色，有過歷史紀錄，這一回故伎重演，一點也不奇怪。由於他的反動立場和善於投靠，在兩校大批判組，他當上了黨支部委員、寫作組組長，爲“四人幫”賣命，犯下了許多罪行。兩個多月來，專案組的同志和歷史系的革命師生對他進行多次教育，他既不揭發問題，又不暴露思想，而且，極力美化自己，企圖矇混過關。但是他扮演正面角色總是不像。範達人的這種表演，在“梁效”頭頭和骨幹分子中有一定代表性。他企圖用詭辯來製造一種虛假的“兩面”現象：我範達人爲“四人幫”篡黨奪權效勞，我擁護以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按照這種邏輯，我們倒可以提出一個問題，範達人過去是一個兩面人物，今天，不是照樣可以扮演兩面派嗎？口頭上擁護華主席，骨子裏爲“四人幫”唱讚歌，這種角色，對範達人不是更爲自然嗎？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唯物主義者相信實踐。範達人究竟是什麼角色，先看看他自已的實踐吧。範達人本事不大，野心不小，他文墨不精，但是對資產階級的官場哲學十分精通，對“四人幫”的黑旨意領會最快，貫徹最力。三年來，“梁效”總共發表了一百八十多篇黑文，在範達人的嚴密部署和督促之下，他這個組竟然炮製了三十多篇，其中以〈永遠按既定方針辦〉、〈孔丘其人〉、〈讀《鹽鐵論》〉、〈有作爲的女政治家武則天〉等文最爲反動。此外，範達人在“梁效”還參與了其他許多反黨活動。如果這些還不足以說明範達人扮演了什麼樣的政治角色，那就再看一看“四人幫”是怎樣對待範達人的吧！由於反黨有功，範達人深受“四人幫”賞識，江青帶着他竄天津，和他合影留念。在“四人幫”控制北大這些年，範達人依仗遲羣，憑空竊取了“四屆人大”代表的稱號，參加國宴有他，出國訪問有他，小汽車出，小汽車進，在“梁效”三年多中，頭頭李家寬以下，他數第四位，無怪乎“梁效”的頭頭說範達人“有功”，遲羣說，他是“老實人”，所謂“老實”，對主子俯首唯命而已。
在“四人幫”栽培之下範達人感恩截德，慶幸自己“捲進了鬥爭的核心”，在他頭腦裏有兩副清晰的圖畫。範達人很清楚，周總理和以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是“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巨大障礙，爲此，他不惜在許多文章裏，含沙射影，惡毒攻擊周總理和華主席；而在另一些文章裏，無恥吹捧江青，這是範達人腦子裏的政治形勢圖，也是他三年來在“梁效”每天都要喊的“兩條路線的鬥爭”。範達人把自己的命運和“四人幫”捆在一超，爲他們篡黨奪權幹了許多見不得人的勾當。“四人幫”的陰謀尚未得逞，他就忘乎所以，要求到波蘭去，在駐華沙使館充當其主子的一名代理人，這是範達人腦子裏的升官圖。
實踐證明：範達人是“四人幫”手下的一名爪牙，明明是反面小丑，偏偏要表演正面角色，想夾着尾巴滑過這場運動。北大的重點人物，至今還不醍悟者，大體和範達人差不多，以爲只要僞裝一下，就可以“頂過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將來另找出路。不過，可以奉告範達人之流，廣大羣衆決不會上這個當，千萬雙眼睛始終盯着你們，洞若觀火。
§ 裝“書呆子”自欺欺人
範達人在“梁效”整整幹了三年，組織反黨文章，整理中央負責同志的黑材杜，勁頭十足，越幹越“上路”，每一篇文章都是高喊“開展兩條路線鬥爭”、“要反擊復辟逆流”，殺氣騰騰，爲“四人幫”陰謀大效其勞，他自己也因此獲得了“尖刀班”班長的稱號。這個尖刀班長，現在變成了置身於階級鬥爭之外的“書呆子”，他在“梁效”的所作所爲，似乎都和鬥爭沒有關係。這是範達人對抗運動的手法。
範達人是怎樣把自己扮成書呆子的呢？
手法之一，他用抽象的概念掩蓋自己反黨反人民的罪行。他胡說什麼〈永遠按既定方針辦〉這篇文章是根據歷史上兩條路線鬥爭的一般規律寫出來的，不想針對任何人。範達人以爲，用“一般規律”就可以欺騙羣衆，爲“四人幫”和他自己推卸罪責，這是辦不到的。這篇文章明明說：“走資派還在走，這個‘走’的基本內容……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爲此作者氣勢洶洶地提出警告：“在八億人民面前，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如果說，範達人在這裏是警告從陳獨秀到林彪這些歷史上的修正主義頭子，豈不是笑語。範達人所謂“一般規律”純屬藉口。中央早已指明，“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的一個大陰謀，範達人蔘與其事，不是什麼“歷史上的一般規律”，而是現實的反黨活動。
範達人手法之二是所謂“爲歷史而寫歷史”。在四屆人大以前的一段時間裏，“梁效”爲了配合江青的地下“組閣”和王洪文的惡人“告狀”。範達人－夥領受“四人幫”的黑旨意，炮製了許多影射攻擊、造謠誣陷周總理的文章，其中以〈孔丘其人〉、〈讀《鹽鐵論》〉等文最爲惡毒。〈孔丘其人〉一開頭就別有用心地說：“今天，徹底揭露孔丘的反動面目，對於識別王明、劉少奇、林彪這一類政治騙子，反擊開倒車、搞復辟的逆流，很有意義。”明眼人－看，作者寫孔丘，意在識別王明一類政治騙子，而這些政治騙子又都是歷史的垃圾，人們早已識別，作者猶恐言不及意，所以特別強調“今天”的“意義”，也就是“反擊”什麼“逆流”。這哪裏是批孔，這是射向無產階級的毒箭。
而今範達人揮舞着“爲歷史而寫歷史”的破旗，力圖爲自己辯護，胡說什麼“當初就是按歷史史實來寫，孔丘是什麼樣就成什麼樣”！？範達人果真如此嗎？如果他尊重歷史，真正做到“孔丘是什麼樣就寫成什麼樣”，那麼，孔老二的形象就應該是“四人幫”和他自己的一面鏡子，不是嗎：“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居高樓深皖，或遊山玩水，“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喫得油光滿面，肥頭大耳，然後到處罵人，進行反革命活動，到處鑽營，陰謀篡黨奪權，想當大官的時候，“乘桴於海”，想跑到國外去……最後，累累若喪家之狗。範達人之流不敢照照這面歷史鏡子，而是僞造歷史。在〈孔丘其人〉一文中，他們從“四人幫”的反革命需要出發，渲染氣氛，捏造情節，把矛頭指向敬愛的周總理。孔丘朝見魯君的時間，史書上有兩種記載：一說孔丘當年六十二歲，一說是七十一歲，範達人一夥選擇了七十一歲的說法，又捏造了“重病在牀”的情節，寫了一段包藏禍心的文字，“四人幫”對此特別叫好。〈孔丘其人〉剛出籠，江青就狂叫：“這篇文章寫得生龍活現”，姚文元也欣賞之至，立即在《紅旗》上發表，流毒國內外，影響極其惡劣。範達人充當“四人幫”的乏走狗，向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狂吠，主子嘉賞的時候，他得意忘形的醜態，難以描畫，今天，想搖尾巴逃脫，那也是辨不到的。
江青成立“梁效”，誇爲“我的班子”，其目的就是爲搞現實鬥爭，篡黨奪權。正因爲“梁效”充當了“四人幫”的得力工具，所以，江青一再叫嚷：“我以有北大、清華而自豪。”資產階級的野心家決不會用高昂的代價豢養一批“書呆子”去空談什麼“一般規律”，“爲歷史而寫歷史”。
§ 漂亮外衣 漏洞百出
值得注意的是，粉碎“四人幫”的鬥爭已經進行了兩個多月，“梁效”的反動面目已昭於天下，至此，範達人不但不認罪，痛改前非，反而給自己編造了一套“思想發展過程”。據說他在“梁效”三年，開始是“受騙上當”，中間對“四人幫”產生“懷疑”，最後是“不願幹，想走”。現在，頗有這樣一些人，過去爲“四人幫”效勞，兢兢業業，橫行霸道，運動一來，他們就顯出可憐而無害的樣子，和範達人一樣，用好聽的詞句把自已裝扮超來。在廣大羣衆真正發動起來，鬥爭比較尖銳的形勢下，這種僞裝是維持不了多久的。今天，範達人居然鐵着臉皮，硬把自己說成是“正人君子”，甚至比廣大羣衆還高明一着，豈不可笑。看來，進一步解剖範達人這個僞君子，對認識學校某些重點人物是有好處的。
範達人編造的“思想發展過程”，是一件美麗的外衣，但漏洞百出，而且和他的本性不合。毛主席和魯迅教導說，從事物的過去看它的現在，也可分析它的將來，這就是我們認識蒞達人的基本方法。
範達人是有野心的。早在六十年代，當他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就削尖腦袋往上鑽。但因生性懶惰，華而不實，學習成續和能力不好，加上父親又是國民黨的縣太爺，範達人沒有條件學外語，從俄語系捷語班轉到了歷史系。到歷史系以後，範達人整天圍着一個“愛吹不愛批”的領導轉來轉去，同班同學對他那種卑躬屈膝的醜態，無不嗤之以鼻，但走資派都很欣賞他，稱他爲“我們的苗子”，定爲歷史系領導的接班人。從此，範達人和羣衆更加疏遠，和走資派更加親密，在北京大學社教運動中，充當了走資派反攻倒算的打手。奴才保皇有功，主子賜以“留學”，文化大革命前，範達人是準備出國留學的。誰知文化大革命風暴一來，留學告吹，去年十月的“歷史玩笑”，早在十年前已有預演。但範達人並沒有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面對急風暴雨的羣衆運動，他裝模作樣，擠出幾滴眼戾，其實並沒有觸及靈魂。事過境遷，他就一頭扎進了“四人幫”的懷抱，懷着對文化大革命的怨恨之情，跟着正在走的走資派又幹了起來，而且幹得更起勁。範達人即使不鑽進“梁效”，也一定會在其他形勢下走上這條老路。他過去是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苗子”，十年之後，又成了“四人幫”修正主義路線下的“尖子”，這是合乎邏輯的歷史發展。
革命羣衆在批判會上質問範達人：你“熱愛”周總理，爲什麼阻止別人悼念周總理，而且炮製〈孔丘其人〉這類文章？你“擁護”華主席，爲什麼又能寫出十月四日《光明日報》的那篇文章？你對“四人幫”有懷疑，甚至對江青不滿，爲什麼一貫吹捧江青，炮製〈有作爲的女政治家武則天〉爲她搖旗吶喊？既然後來想離開“梁效”，爲什麼越幹越起勁到十月四日還炮製〈永遠按既定方針辦〉？回答這些問題，範達人不是當面撤謊，就是張口結舌，矛盾百出，他那“思想發展過程”純屬虛構。我寫了〈孔丘其人〉和〈永遠按既定方針辦〉，我就是“熱愛”周總理，一貫“擁護”華主席，這就是範達人的邏輯。這說明，範達人這個長期騙人的僞君子今天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
§ 剝去畫皮 看看真相
剝開畫皮，揭露真相，讓大家來看看範達人的本來面目吧！他靈魂深處的東西，是他緊緊追隨“四人幫”的真實思想基礎。在“四人幫”看來，範達人和張鐵生這類人材都是好樣的。“四人幫”器重他們，一不是容易“上當受騙”，二不是他有什麼本事。看中了他們什麼呢？這要分析一下範達人有哪些與衆不同的特性，這些特性使他和“四人幫”結合得很好。
第一，範達人善於裝點自己。舉例如，範達人外文不通，但在他的文章裏能夠引用三種不同外文的參考書，其實他一門也不通，轉抄過來，裝點自己，成爲走資派送他出國留學的“根據”之一。去年，範達人要出國，有關部門調查他有何“專門著作”，他居然在登記表上把“史軍”寫的幾篇文章說成是自己的“專著”，其實“史軍”是一個集體，前後包括十多個同志，那幾篇文章也不過是評論性的文章，根本不是“專著”。弄虛作假，裝點自己，招搖撞騙，這原來是“四人幫”的作風，所以，範達人這樣做，他的上司一向欣賞。張鐵生不是弄虛做假嗎？江青說他是“又紅又專”，範達人也搞這套，遲羣就指定他當“四屆人大代表”，何足爲怪！
第二，範達人善於逢迎拉扯。在“梁效”期間，範達人經常要對他周圍的人進行調查：“遲羣對我的印象怎樣？李家寬對我的印象怎樣？”他十分明白，“四人幫”對他的印象怎樣，他的前途也就會怎樣？主子對他的印象怎樣？這個問題就成了範達人的一塊心病。如果不是積極投靠，何必這樣“惶惶如也”？爲了給“四人幫”一個“好印象”，範達人當然不會放過機會，表白自己，去年八月，江青竄到“梁效”，範達人趁“合影留念”機會俯首貼耳向江青說：“江青同志，我和李訥是同學。”其實，李訥何曾知道有一個範達人，如此拉拉扯扯，無非要資產階級野心家對範達人有個“印象”，好爲自己的前程開路。就在這個八月，範達人所謂“不願意幹了”的時候，他還無恥吹捧江青，說什麼“首長經得起風浪”，使他“很受教育”可見，範達人對“四人幫”不但沒有“懷疑”，而且是深信不疑，積極投靠。這是“四人幫”極爲讚賞的。
第三，範達人精於計算。去年九月，範達人的確要離開“梁效”了。爲什麼想離開？要和“四人幫”一刀兩斷嗎？要去參加勞動、改造思想嗎？否。範達人在北大二十餘年，憑着他和某些領導人的不正當關係，二十多年來，他沒有下放勞動過一次。他這個“特殊人物”決不會自覺要求到“五七”幹校勞動。他要離開“梁效”，是想到波蘭去，找一個在他看來更有希望、更安逸的地位去。凡是瞭解範達人的同志，一見到他，自然而然會想到下面這些話：他“面帶三分笑”，“不建言，不批評，不置可否”，而內心呢，他是“腹有良謀”的。總之，表面上不說，肚子裏算盤卻撥得響，打得精。這次要求出國，就是他精於計算的最好說明。這當然是一個通盤的計算。到波蘭當一名外交官，“四人幫”陰謀得逞，他是“功臣”；“四人幫”一時不能得逞，他是“人民代表”。當然，範達人絕沒有想到“四人幫”會徹底完蛋，他的如意算盤完全落空。遲羣爲什麼會允許“梁效”的一員干將出國，這可以用遲羣自己的語來回答。兩年前（七四年十二月），遲羣曾經對“梁效”的一些成員說，“四人幫”要從這裏（指“梁效”）“鍛練出一支隊伍來”。經過這兩年，在遲羣看來，範達人已經是“四人幫”體系中的一個堅定成員，可以“獨當一面”了。所以，他不但同意範達人離開“梁效”出國，而且，還爲他出國施加了影響，花了力氣。範達人把自己“要離開”，說成是對“四人幫”的“不滿”，恬不知恥！無論從政治上、業務上、能力上，範達人都不合出國條件，而外交部王明修居然同意，此中有何奧妙，值得研究。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範達人善於領會主子意圖，拼命貫徹主子的意圖。爲“四人幫”大造反革命輿論，不遺餘力。這是“四人幫”欣賞他的最根本之點。一九七四年八月出籠的〈有作爲的女政治家武則天〉一文，集中反映了範達人這方面的特性。夢想當皇帝的江青在“梁效”面前多次自比武則天，吹捧武則天。七四年六月十四，江青和“梁效”骨幹分子座談，大叫大嚷“武則天得人心”，“爲什麼女的不能當皇帝”，同年六月十八日到二十二日，江青帶着“梁效”骨幹分子上天津，她叫嚷：“我在政治局是單幹戶，政權男人一把抓”，“女同志可以當領導嗎！歷史上就有個武則天”。有－次江青更爲露骨地說：“我能力比不上武則天，但我的階級比武則天先進。“這幾次談話，範達人都在場，都洗耳恭聽。用他自己的話說：“首長（江青）的每一個指示，我都要塞到文章裏去。”江青關於武則天的談活，他聽在耳裏，記在心頭，回京以後不久，由他親筆起稿的〈有作爲的女政治家武則天〉就出籠了，範達人在文章中無恥吹捧“明王、聖後”，“法家女皇”，鼓吹女人當皇帝，“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是爲江青登基座殿大造反革命輿論。可見，範達人對其主子的意圖領會得快，執行堅決。正因爲如此，他成爲“四人幫”和遲羣、謝靜宜十分器重的人物。儘管範達人知識淺簿，虛有其表，但這無關大局，重要的是領會黑旨意，貫徹黑旨意。他常常對他的下屬成員施加壓力，板着面孔說：“我們在這裏不能喫乾飯”，擺出一副二掌櫃的架勢，催逼他的組員不分日夜炮製上面指示下來的反黨文章。這些文章寫出以後，經範達人修改，畫龍點睛，審查定稿，然後由他拿去討好領賞，這哪裏“上當受騙”、“不願意幹”！
從範達人與衆不同的特性可以看出，他爲“四人幫”效勞是自覺的。範達人無恥吹捧江青，必然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周總理，反對以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這是事實，也是階級鬥爭的邏輯，是他一貫立場所表現的兩個方面。範達人爲自己編造的“思想發展過程”絲毫掩蓋不了他那醜惡的靈魂。
今天，我們將範達人這個僞君子當衆予以揭穿，一是警告範達人自己，不要再僞裝下去，自欺欺人，唯有老實交待，低頭認罪，纔是出路。同時，也爲了擦亮眼睛，以便把粉碎“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大字報全文完）
“梁效”當紅時，不少人對我們竭盡攀附、吹捧之能事，粉碎“四人幫”後，“梁效”一夜之間成了反革命，於是，一些人將我們視爲“牛鬼蛇神”，避之唯恐不及，趕緊與我們劃清界線；惡劣一點的則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梁效”成員的家屬均程度不同地受到株連，有的配偶被髮配邊疆，有的長期賦閒，有的子女的升學和婚戀受到影響。不過，也不乏信任、理解、同博和關心我們的人。在這方面，我自己就深有體會。
首先，要說說我的親人。在受隔離審查期間，有一天，我的妻子和兒子拎着一些食品和水果到北大來探視。按專案組規定，我們是不能見面的。他們進紅二樓後便到處尋找專案組人員。不意我們在走廊相遇，相互笑笑，他們隨手把東西交給了我。此刻，專案組人員突然出現，厲聲責問我妻：“你爲什麼要與他見面？爲什麼不把東西交給我們？”其實我們僅僅打了個照面，未曾說上一句話。不過，勿庸諱言，即使這種無言的會見，對我所起的作用也是難以估量的，它使我得到莫大的慰藉。當時，食慾不振，家中帶來的姜芽菜味美可口，十分開胃。每當我喫到它時，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可惜，未等消受完，我就被押解入獄了。
在朋友之中，孫立孝堪稱患難知己。他是我在浙江紹興蕺山中學的同級同學，是我中學時代三個好友之一。當時，我們四人在班上年齡較小，功課較好，均獲得過獎學金。我們曾於一九四八年合影留念，照片上題着“精誠友恭”四個字，彼此情同手足。一九五五年，我從部隊復員回到紹興，那時，雙親均已病故，我無家可歸。此時，好友孫立孝伸出了熱情之手，邀我住到他家。立孝之父、我中學的美術老師孫效謹和師母魯吉仙爲此專門租了一套較大的房子，爲我安排了一個單間，供學習和休息用，準備高考。平時，家中只有師母和我兩人。她是街道縫紉廠廠長，爲人熱情，心地善良，雖有四子，但視我仍如同己出，鑑於我當時身體比較虛弱，她對我特別關照，經常採購一些價廉物美的食品，精心烹調，使我增強體力，早日康復。由於立孝與我一直保持着通信聯繫，使他受到牽連，幾乎被打成“四人幫”在該地區的代理人。他頂住壓力，始終未作不符實情的揭發、交代。
還有兩人令我難忘，他們就是我的學生、北大歷史系畢業的工農兵學員嶽升及妻子。他原爲北京南口二·七車輛廠工人。其妻劉桂蘭是北京一鞋帶廠工人。他們夫婦兩人在我受隔離審查以至後來關進大牢監護審查期間，經常到我家看望家屬。當時，由於我的問題，門可羅雀，可是，他們卻仍然一如既往，無所畏懼。爲什麼他們能做到這一點呢？主要是基於長期的接觸和了解，他們對我這個人有一個基本的評估。嶽升在北大上學期間，他父親患中風偏癱症，由於我會針炙，幾乎每星期日，都去他家爲其父治病，分文不取，這樣無償的服務持續了一年多之久。因此，我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嶽升的妻子劉桂蘭就此事特地致函北大歷史系，表揚我的行爲，北大歷史系將此信抄成大字報，張貼在外，以示表彰。
再有，一些鄰居重情義、不勢利的情操也使我感動之至。聽說，一位鄰居的女兒在家中談論到我時，大聲嚷道：“範叔叔不是壞人！”這是一句極爲普通的評語，但在我已被打入“另冊”的情況下，敢於堅持這種看法，實在是難能可貴。
即使在專案組內也有通情達理的人。在我受隔離審查期間，一位專案人員不畏風險主動向我表示：“今天我值班，你可以回家看看。”我心領了他的好意，而不願給他添麻煩，沒有乘機回家。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真是人間仍有溫情在。
◇ 從嚴發落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學在首都體育館召開全校揭批“四人幫”及其篡黨奪權急先鋒“梁效”罪行大會。參加這個大會的除北大師生員工外，還有國務院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和兄弟院校等三十二個單位的代表。整個體育館座無虛席，少說也在萬人以上。首都體育館的主要設計者和建築師是週一良教授的九弟周治良，因此，周先生在其自傳中戲稱其弟爲兄建造了“恥辱柱”與“審判臺”。
中午，“梁效”全體成員被拉到北大圖書館前的廣場上，然後，大會組織者下令，從中挑出十五名左右“梁效”骨幹，等候批鬥。鄙人榮佔首席，第二名是鍾哲民，後邊如何排列，難道其詳，因爲禁止我們東張西望。樂黛雲在其自傳中說，發現她的丈夫湯一介站在第四位上。這十五名骨幹基本上是“梁效”組長以上成員，外加我們寫作小組的兩名成員何芳川和陳先達。進入會場後，我們十五名“梁效”骨幹低着頭，排成一字形站在體育館中央示衆。據說，臺上還站着遲羣、謝靜宜、王連龍、魏銀秋、郭宗林、李家寬、宋柏年、王世敏。
這次大會的重點，實際上是對我——“梁效”骨幹分子，進行批鬥，作爲從嚴發落的典型，玩弄殺雞儆猴術。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北大》校刊報導：“×××同志嚴厲批判了範達人賣身投靠‘四人幫’，炮製大量反黨黑文，矛頭直接指向我們敬愛的周總理、英明領袖華主席和鄧副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罪惡行徑，並鑑於範達人態度惡劣，拒不認罪的實際情況，強烈要求從嚴處理。這一要求得到了全校師生員工的堅決支持。”
隨後，黨委副書記韋明代表校黨委宣佈決定：“範達人在隔離審查期間，堅持反動立場，拒不老實交代反黨陰謀活動，經北京市委批准，決定範達人由公安機關監護審查。”
此次大會還宣佈對一名“梁效”成員從寬處理。他就是林庚教授。林先生是著名的研究古典文學的老教授，到“梁效”沒有幾天，專做詩詞註釋，沒有任何問題，將他作爲從寬對象，實在是荒唐可笑。
這樣，這次萬人大會，又稱之爲體現黨的政策的寬嚴大會。
寬嚴決定宣佈後，立即出來兩名制服畢挺、神情嚴肅的警察，一左－右站在我的身旁。我慢慢地向外走，警察不耐煩地催促着：“快走，快走。”此刻，會場上“打倒範達人！”“打倒範達人！”的口號此起彼落，在大廳中久久迴盪。就這樣，我在萬人大會上，在全校師生員工面前，在許多學校和各界代表面前，由公安人員押解出會場。
這次寬嚴大會，以對我從嚴發落，顯示北大揭批“四人幫”取得了重大勝利，同時，也標誌北大揭批“四人幫”運動告一段落。將我嚴懲之後，大家就歡歡喜喜回家除舊迎新過年去了。
可是，我的家屬對上述這一切卻一無所知。一九七八年初，我的妻子到北大來探望時，聽到的是我已受到從嚴處理的消息。她詢問我的下落，專案組人員拒不作答。
儘管“文革”初期，我多次挨批挨鬥，但那是羣衆的自發行爲，而今的萬人批鬥和從嚴處理卻是組織的正式決定，且聲勢之大遠遠超過以往，對我的壓力則可想而知。不過，我並不緊張，因爲事前已有不少預兆，我已料到厄運即將來臨。一位專案組人員曾警告我：“你若堅持不承認反對周總理和華主席，那麼，對你的審查將要升級，到那時你後悔莫及。”我隱約地感到他們可能要把我關押起來，如同對待宋柏年那樣。接着，負責其他專案的一位工農兵學員悄悄地向我表示：“你有什麼事情要對家裏人說嗎？我可代爲轉告。”他還透露，可能會對我採取某種措施。這位學員在我處於逆境的情況下，不畏風險，對我表示同情，使我深受感動。他的好意，至今我銘記在心。此外，還有一個信號：每日晨，我圍繞未名湖跑步，以活動筋骨。一天，我跑步時，碰到了歷史系的一位教員。他驚奇地問：“你現在還跑步啊？“從他的語氣中透露出我將大難臨頭。
雖然我已明白清查者的意圖，但我仍然不願仿效他人，胡編亂造，苟且偷生，只想實事求是，實話實說。由於不肯違背良心，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喪失自由達一年零十九天。
我出獄後，在首都體育館舉行的萬人批鬥大會上，對我進行系統揭發和批鬥的×××當面向我表示歉意。據說，當時北大黨委要歷史系出一人在大會上發言，互相推來推去，最後找到了他。這位大會發言人到專案組看了我的材料，認爲現在材料不過硬，不足以說明我問題的性質，而黨委領導卻鼓動他：“這事由黨委負責，你就這樣發言吧！”
說到當時的北大黨委，這裏我只想順便談談一位副書記。因爲其他黨委成員的情況，我不甚了了。他原是中央團校負責人，後調任北大革委會副主任兼“六五三”分校校長，粉碎“四人幫”後，負責清查“梁效”。在清查中，他極力按照華國鋒爲首的黨中央定下的基調，向我們施加壓力，令我們老實交代。一次在俄文樓召開的對“梁效”成員訓話會上，他厲聲吼道：“範達人，你那篇文章（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如果貼到天安門廣場去，你就是反革命，你就會被抓起來！”後來又在一次會上，他指責我們歪曲歷史，說什麼“史書上明明記載擁護武則天的人只有八千，你們爲什麼要寫六萬人？”當時，我心想是你把史實記錯了。對他的訓斥，我均沉默以對。
一九七九年，我出獄後，曾爲我問題的性質一事找過他，一進客廳，見他正在閱讀《資治通鑑》。他看到我，顯得非常熱情，說了一番頗爲通博達理的話。他說，你們這些人都是有才能的，是北大的精華，進入“梁效”是由當時的組織上調去的，不要揹包袱，好好工作，努力發揮作用。若干年後，他已到中央某一單位任職，一次遊覽長城時，與北大社會學系的學生不期相遇，當得知其中有我的兒子時，態度十分親切。這位副書記對“梁效”成員的態度，何以有如此巨大的變化，至今我也弄不清楚。
（未完待續）
□ 來源：《“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範達人著，香港明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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