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羅基：“梁效”顧問馮友蘭（選載之一）
牟志京：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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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館通訊（一二五五）·華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二三期（zk2407c）
中國新聞電腦網絡（ＣＮＤ）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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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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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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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筆】 “梁效”顧問馮友蘭（選載之一） 郭羅基
【往事非煙】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心路歷程 牟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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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筆】
“梁效”顧問馮友蘭（選載之一）
·郭羅基·
序言
我本來打算寫兩本書，一本是《馮友蘭在文革中》，一本是《“梁效”的興亡》。在構思提綱的時候，發現兩者的內容交集，寫起來重複必多，不如將兩者合一，以《“梁效”顧問馮友蘭》爲題。這個題目是一箭三雕。本書的關鍵字是三個：馮友蘭、“梁效”、文化大革命。論說文化大革命中的馮友蘭，不能不涉及馮友蘭與“梁效”的關係；論說“梁效”，不能不涉及“梁效”與“四人幫”的關係；論說“四人幫”，不能不涉及“四人幫”與毛澤東的關係。所以，研究馮友蘭這個人物，可以窺知宏大歷史的一個側面、一個片段。馮友蘭是我的前輩，也是北大哲學系的同事，我對他有切近的觀察。從馮友蘭這一滴水也可以映照出文化大革命的海洋。
馮友蘭初爲“反動學術權威”，後爲“林批批孔”的革命權威；階下囚翻做座上賓。他是一個值得研充的典型人物。馮友蘭的發達是因爲攀上了“梁效”。
現在的“８０後”“９０後”年輕人，恐怕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是“梁效”。
“梁效”是兩校大批判組的諢名，兩校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是古今中外從未出現過的特殊的寫作班子，曾經獨霸文壇，呼風喚雨，控制思想，左右輿論。“梁效”的成員是一夥“四人幫”的御用文人。敘述“梁效”的興亡，首先是爲了明真相、存史實：同時也是爲了探究產生“梁效”的條件，以及如何消除這些條件，防止再生“梁效”。
我親身體驗到“梁效”的猖狂，終於又見證了“梁效”的滅亡。
我是有資格評論馮友蘭和“梁效”的。在文革的浪潮中，我就批了馮友蘭，批了“梁效”。我也有條件系統地評論馮友蘭和“梁效”。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在哲學系掌權，積累了揭批“梁效”和審查“梁效”的材料。但是，這本書的寫作和出版已經晚了。
文革中，１９７３年鄧小平復出以後，各方面大力整頓，扭轉亂局，使人們看到了希望。１９７５年下半年，形勢忽然逆轉。１１月，從清華、北大開始，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的“整頓”戛然而止。“梁效”是急先鋒。我爲中國的時局憂慮，心中十分憤慨。當時我正在課堂上講授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我很不喜歡這本書，教學小組的教師們大多不願講這本書，推來推去，推到我頭上。我是教學小組組長，推不掉了。這本書是批唯心主義的，好在可以借題發揮。果然，機會來了。我在批唯心主義時聯繫實際，批了馮友蘭的唯心主義。馮友蘭在“批林批孔”中風頭正健，但他的唯心主義是衆所周知的。馮友蘭是“梁效”的顧問，我就說馮友蘭把唯心主義帶進了“梁效”。其實不能這樣說。我是以馮友蘭爲跳板，跳到“梁效”頭上。有一點困難，因爲列寧批的主觀唯心主義，馮友蘭的哲學是客觀唯心主義，聯繫起來不大貼切。工農兵學員是不難對付的，他們沒有從哲學上提出問題。而是從政治上提出問題，向領導檢舉揭發。哲學系工宣隊頭頭張某在全系大會上疾言厲色地說：“郭羅基不批劉（冰），不批周（榮鑫），批起‘梁效’來了。我們要跟他辯論！”“梁效”是碰不得的。那時節“大批判”改稱“大辯論”了，我成了“大辯論”的對象。我被趕下了講壇，由黃枬森接替。我擔任的大學裏最小的官職——教學小組組長也被撤職了。
工農兵學員參與的“大辯論”是大吼大叫。我不說話，他們逼着我“表態”；我一說話，又“打態度”，指責我“極不老實”。反正我在歷次運動中總是態度不好的，我也不指望他們說我態度好。那種辯論是靠取消對方的發言權取勝的。我說：“我不願意跟你們辯論了，行不行？”工農兵學員說：“不行，就是不行！我們要跟你辯論到底！”那種辯論又是強加於人的。
遲羣在一次辦公樓禮堂的幹部大會上氣勢洶洶地喊叫：“有人批‘梁效’，你是好漢站出來！”我早已被剝奪了參加會議的權利，不在場，故沒有人站出來，說明批“梁效”的不是好漢。
歷次運動，不管是什麼主題，對批判對象總是要從頭到腳、從古到今全面揭發，叫作“搞臭”戰術。最有效的“搞臭”材料是男女關係、貪污腐化等等。因爲在我身上找不到這些材料，就有人挖空心思地提出：“他給兒子、女兒取名都包含反動思想，要他交代。”我給兒子取名郭聽雷，給女兒取名劉觀雲。按當時的標準，確是有點“反動思想”。兒子出生於１９６７年，正當文革的高潮，“聽雷”意爲“於無聲處聽驚雷”，是詛咒文革的。１９７６年，敲響“四人幫”喪鐘的四五運動中，有人寫了一個劇本，劇名就是《於無聲處聽驚雷》。女兒出生於１９７１年，當時我憑直覺感到政壇將有風雲變幻，果然三個月後發生了林彪葬身沙漠的“九一三”事件。“觀雲”的意思是“坐看風雲變幻”。有朋友調侃說我們家是“政治氣象臺”。這一切都不能說。捱整的人往往自證其罪，承認了就會戴上“思想反動”的帽子。我忽然急中生智：“給兒子、女兒取名是什麼意思？聽，‘五洲震盪風雷激’，所以兒子叫‘聽雷’，看，‘四海翻騰雲水怒’，所以女兒叫‘觀雲’。你們說，‘包含反動思想’嗎？”那兩句是毛的詩，誰敢說“包含反動思想”？全場都啞了。我心中暗自好笑。
“四人幫”利用清華、北大兩校搞事。從清華大學批劉冰點火，北京大學繼之而起，將“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戰火往上燒。批劉冰，提出“追風源”，追到教育部長周榮鑫，又從周榮鑫追到鄧小平。然後策劃“名點批鄧”，最後打倒鄧小平。
“點名批鄧”完全是陰謀。先是從清華開始，北大緊接，製造輿論，似乎“點名批鄧”是羣衆的要求，向政治局施加壓力，作出在全國範圍內公開批鄧的決定。運動的名稱改爲“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在清華、北大，“點名批鄧”先從小範圍暗中開始，逐步升級，層層擴大，從祕密到公開。
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７日中午，周培源差他的大孫子到我家，說：“爺爺請你馬上去一趟，有急事。”還有周老手書一紙。我立即騎上車，跟他到周家。周老坐在客廳等我，說：“今天上午，黨委常委開擴大會，搞‘點名批鄧’，氣氛很緊張。我沒有發言，下午還要接着開，怎麼表態？”周老是北大革委會副主任、黨委常委。我說：“你怎麼表態都不得體。擁護批鄧吧，講點不痛不癢的話，是言不由衷：反對批鄧吧，立即成爲‘大辯論’的對象，又寡不敵衆。你還像上午一樣，不表態。不講話，叫人莫測高深。來一個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由於周老在會上一言不發，第二天，黨委派簡報組的兩個人，手持紙筆到周家，說：“你在會上沒有表態，可能時間不夠。你補一個表態，我們可以寫進簡報上送。”周老說：“我有話在會上就講了，會上不講就是無話可講。”那兩個人輪番威脅利誘：你表態，對你和家人如何如何有利；你不表態，對你和家人如何如何不利。周老依然一言不發。那兩個人猛抽菸，滿屋子烏煙瘴氣。僵持了一個小時，他倆只好告辭。
黨委常委開了７次擴大會議，一次比一次擴大，最後擴大到２０００人。
３月４日，召開全校大會，進行“點名批鄧”。爾後，人人必須表態：誰不表態就同誰進行“大辯論”。我在與人談論中朗誦了南宋陳亮的詞，他在一片妥協苟安聲中沉痛地喊道：“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我說：“２０世紀的中國人也應有一個半個恥於向權勢屈服的吧？”我從“反擊右傾翻案風”以來就是“大辯論”的對象，“點名批鄧”不表態，又罪加一等。本來是每天“辯論”一次，現在是每天“辯論”兩次。
中共中央發出１９７６年五號文件，號召在全國範圍內公開“批鄧”。在清華、北大，五號文件沒有向羣衆傳達，因爲兩校的運動早已超過五號文件了，但特地向我一個人單獨傳達。那時我因情緒憤激，導致胃出血，住在醫院裏。哲學系工宣隊拿着文件到病牀前向我傳達，要我表態。我說：“知道了。”“沒有了？”“沒有了。”工宣隊警告：“對中央文件的態度，是個嚴肅的問題，你要好好考慮。”工宣隊傳出去，郭羅基對“批鄧”的表態只有三個字“知道了”。一個“批鄧”積極分子對工宣隊說：“郭羅基講的‘知道了’這三個字是有來歷的，你們知道嗎？”“什麼來歷？”“過去皇上批奏摺就是用這三個字。”工宣隊恨恨地說：“郭羅基，這傢伙反動透頂！”
黨委書記王連龍在一次幹部會上點名：“北大批鄧不表態的，只有兩個人，一個周培源，一個郭羅基。”言下有罪大惡極之意。很好，比一個半個還多了一點。北大就有兩個，別提“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了。即使在北大，恐怕也不止兩個，只是我們兩個比較引人注意罷了。大多數人的“批鄧”表態，不過是在壓力之下的逢場作戲，聽說有人居然敢於不表態，反而受到鼓舞。
周培源是國際著名人士，不能把他怎麼樣。“批鄧”積極分子的火力集中到我身上。白天，接受“大辯論”；晚上，親朋好友登門勸說。那些日子，我覺得晚上比白天還要難熬。白天的“大辯論”不讓我講話，我或是橫眉冷對，或是閉目養神，省得動腦筋。晚上，面對親朋好友的勸說，既不能橫眉冷對，也不能閉目養神。他們都是一番好意，勸我：“表個態算了，這年頭誰不講假話。好漢不喫眼前虧。”我只好說：“我不是好漢，所以不怕喫眼前虧。”他們還說：“將來總有你講話的時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都是古訓，不好反駁。但人各有志，我不贊成他們的處世哲學，又不得不違拗他們的好意，內心很痛苦。
直到粉碎“四人幫”，我“靠邊站”已將近一年。沒有工作，工宣隊卻勒令我每天要到哲學系所在地３８樓去“上班”。大學教師不是坐班制，本來是不用上班的。工宣隊把上班當作懲罰的手段。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抓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１０月１０日深夜查封“梁效”。查封“梁效”時，我在現場。
粉碎“四人幫”，我得以翻身。哲學系的師生推舉我爲“運動領導小組”組長，掌了大權，人稱“哲學系臨時政府首腦”。
“梁效”是個神祕組織，粉碎“四人幫”以後才揭開內幕。我保存了一批審查“梁效”、審查北大“四人幫”幫派體系的內部文件，很有價值，應加以利用，不使湮滅。
至今有關“梁效”的書只出了一本——《“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１９９９），作者是“梁效”中人範達人，自說自話。我這個當年“梁效”的反對派，是不是應該也寫一本書？
我想寫“梁效”，寫“梁效”顧問馮友蘭，久有此意。我的寫作將以親身經歷爲基礎，儘量給出文字依據。但所有材料都留存在南京家中，我１９９２年出國後，２０多年不準回國，無法獲取材料。我兒聽雷，特地從上海到南京，費了好大的功夫，將家中所有的書籍和材料編了一個索引。我根據索引，定所需的書籍和材料，由家人陸續寄來。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報刊文章，互聯網上搜索不到，小弟耀基、好友秦伯益又幫我複印、掃描，用電子郵件傳來。他們助成了我的寫作。我於２０１６年動筆，撰寫《“梁效”顧問馮友蘭》。正當完稿之際，２０１８年６月遭遇車禍，肋骨斷了４根，並傷及大腦。打開手搞，好像不是我寫的，故而寫作停頓。過了很長的時間，我忍着病痛，重操舊業，憑藉巨大的毅力，終於完稿，由此又耽擱了一年多。
我寫的是歷史，不是小說，更不是戲說，雖然有些情節看起來荒誕不經，因爲那時的現實就是荒誕不經的。我也注意細節的描寫，歷史的真實往往就在細節之中。
爲了說明“梁效”和馮友蘭活動的歷史背景，我對“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詳加考證，梳理了來龍去脈，闡明內在的邏輯聯繫。這些敘述不見於正史。我的努力，爲存信史。
揭示和記住荒誕的歷史，是爲了避免荒誕的歷史重演；研究過去，是爲了開創未來。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於美國奧馬哈
◇ 附：馮友蘭簡介
馮友蘭，字芝生，１８９５年１２月４日（農曆乙未年十月十八日）生於河南南陽唐河縣祁儀鎮，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６日逝於北京友誼醫院，享年９５歲。馮家爲祁儀鎮望族首富。祖父有田１５００多畝，家中常開二三十人的飯席。馮父臺異連中秀才、舉人，殿試爲光緒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戊戌科第三甲第一百九十三名，即末名進士，授湖北崇陽縣知縣。馮友蘭初讀於族中私塾，背誦古文，練就童子功。少年時代，就讀於開封中州公學（今河南大學）中學班、武昌中華學校。１９１２年轉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班；１９１５年，考入北京大學法科，入學後轉文科哲學門，學中國哲學，１９１８年畢業。１９１９年１２月，考上公費赴美留學；１９２４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教授、文學院院長。１９４６年，赴美國任賓夕法尼亞大學客座教授。１９４８年末至１９４９年初，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１９５２年後爲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里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歷任第二屆、第三屆和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和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文革中當上了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第二章 靠“聰明的唯心主義”度過文革劫難
馮友蘭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安然無恙。不管黨委統戰部怎樣動員，他既不鳴也不放。誰都知道他是老右派，本蛇就是不出洞，“陽謀”奈我何！他還嘲笑有些右派分子“想憑口舌之爭和共產黨輪流坐莊”。內部政治排隊，把他列爲“中右”。即使戴不上右派帽子，也要讓他與“右”沾點邊。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一來，精明如馮友蘭也難逃一劫。因爲章法變了，不是搞“大鳴大放”，而是看人頭上的“帽子”。“言論罪”轉爲“身份罪”。１９５７年的“大鳴大放”中，說話就有罪，到了１９６６年，不說話也有罪。按照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反右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在“繼續革命”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大步。只要你是學術權威，沒有不反動的；只要你是當權派，沒有不走資的。一律揪將出來，打倒在地，踏上一腳。其他頭上有帽的什麼“分子”，也在劫難逃。奇就奇在，正是在文革中，“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翻過身來，成爲“批林批孔”的革命權威，當上“梁效”顧問，又被欽點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馮友蘭是中國知識分子中值得研究的一種典型人物。
◇ 大號“反動學術權威”——“二馮”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７人在大飯廳東牆貼了一份大字報，題目是《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引起支持者和反對者的激烈爭鬥，反對者佔上風。６月１日晚８時，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這份大字報。此舉被視爲“偉大領袖毛主席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這份大字報被毛澤東說成“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北大校園沸騰了。當晚，中共中央華北局、北京新市委宣佈：派出以張承先爲組長的工作組，進駐北大，領導文化大革命。
６月２日以後的三個星期中，北大被批鬥的幹部和教師多達２３０人。哲學系的“二馮”——馮定〔１〕、馮友蘭是北大全校大號的“反動學術權威”。
文革初期，哲學系尚能控制局面，沒有發生亂批亂鬥，只是建立了一個“老教師學習小組”，由青年教師王湘波負責。但每天校外有幾萬人湧入北大，〔２〕衝擊了正常秩序。各種載人的車輛，從北大南校門一直排到白石橋，綿延數公里。“到北大看大字報”，成爲北京人生活中的重要節目。人們除了看大字報，還要到處尋找“黑幫”，因爲在本單位沒有見識過“黑幫”。找到了“走資派”或“反動學術權威”就揪出來批鬥。所謂批鬥，無非是辱罵、起鬨，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常常進行人身侮辱，揪耳朵、打耳光。總理辦公室曾派人來看翦伯贊〔３〕，問他有什麼要求，他說：“別的要求沒有，只有一條，就是鬥我的時候，讓大人來鬥，別讓小孩來鬥。”
馮友蘭參加了“老教師學習小組”。這個小組的成員多數是中國哲學界的精英。１９５２年院系調整的時候，有一項莫名其妙的措施：只保留北大一個哲學系，其他大學的哲學系都撤銷，把有學問的人調到北大哲學系。這個小組的成員是：
中國哲學史教研室：馮友蘭（教授）、黃子通（教授）、張岱年（副教授）、朱伯昆（講師）（１９５６年後沒有評定職稱，當時的講師年紀都不小了，故列入“老教師”）；
西方哲學史教研室：任華（教授）、洪謙（教授）、熊偉（教授）、鄭昕（教授）、齊良驥（副教授）、張世英（副教授）、王太慶（講師）、張頤（教授，久病不出）；
邏輯學教研室：王憲鈞（教授）、李世繁（副教授）、晏成書（副教授）、吳允曾（講師）；
美學教研室：宗白華（教授）、鄧以蟄（教授）；
心理學專業：唐鉞（教授）、沈廼璋（教授）、周先庚（教授）、沈履（教授）、桑燦南（副教授）、邵郊（講師）。
金嶽霖（教授）和賀麟（教授）本來也是北大哲學系的，哲學研究所成立時調去當研究員了。
文革前，北大黨委就很注意哲學系的老教師，校長、黨委書記陸平說：
哲學系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勢力是強大的，不僅有首屈一指的唯心主義大師馮友蘭，還有一些國內第一的資產階級哲學家。這些人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是根深蒂固的。〔４〕
馮定是辯證唯物主義教研室的教授。該教研室都是中青年教師，只有他一個老教師，但他一向被認爲是“老幹部”，而不是“老教師”，故不在“老教師學習小組”中。他每天被校外閒人揪出來批鬥數場，導致厭世。
１９５７年１月，馮定調來北大。此前，他是馬列學院一分院副院長。１９５２年，中共中央成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馬列學院一分院是爲外國共產黨（主要是東南亞國家）培養幹部的機構。後來發現，脫離本國的實際，從書本上學習馬列主義，就像當年蘇聯爲中國共產黨所培養的幹部那樣，大多成了教條主義者。
１９５６年，馬列學院一分院撤銷；二分院是培養國內幹部的，改爲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毛主席對馮定的安排有指示：“就當一個教授，不要當領導。”他主張，馮友蘭可以講他的唯心主義，讓馮定講唯物主義，兩家唱對臺戲。誰知課堂上的對臺戲沒有唱起來，馮定的講課並不吸引人。文革中“二馮”都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同唱一臺戲，但有不同的唱法。馮友蘭唱唯心主義，默唸心中的“理”，對外部世界閉目塞聽，若無其事，倒也自有一番淡定。馮定唱唯物主義，注視外部世界的現實，又看不到希望，就想了此一生。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哲學發展的基本線索，但並非唯物主義全部都是真理，唯心主義全部都是謬誤；也不是唯物主義一定有用，唯心主義一定無用。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寫道：有“聰明的唯心主義”，也有“愚蠢的唯物主義”。說對了，馮友蘭能夠渡過文革的劫難，靠的是“聰明的唯心主義”；而馮定不想活了，就是“愚蠢的唯物主義”。當然，更多的是“愚蠢的唯心主義”和“聰明的唯物主義”。
馮定曾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發現及時，經搶救，沒死。爾後把他藏在北大“校文革”所在地一院的樓上，保護起來，由青年教師彭燕韓看着。一來避開校外閒人的批鬥，二來防止他再度自殺。有一天，我在廁所突然遇見一個人，鬍子半尺長，仔細一看竟是馮定。四顧無人，我悄悄地問他：“你還好嗎？”他說：“我在這裏坐牢，度日如年！”我勸慰他：“外面很亂，你在這裏是安全的，耐心地待些日子吧。”說來奇怪，掛着“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牌子的地方，成了青龍白虎堂，誰也不敢衝擊。共產黨、人民政府的牌子都被砸爛了，“文化革命委員會”的牌子就顯神威了。紅衛兵明知馮定在樓上，沒人能把他揪出來。
哲學系本系沒有開過批鬥會。那個“老教師學習小組”，把他們聚在一起（有時在哲學系辦公室，有時在馮友蘭家的客廳）學習，避免了校外閒人的批鬥，客觀上起了一點保護作用。〔５〕
◇ 馮友蘭會不會自殺？
馮定自殺後，人們關注“二馮”的另一馮，馮友蘭會不會自殺？哲學系心理專業〔６〕的教授沈廼璋〔７〕留學法國時，在巴黎的鬍子比賽中得過三等獎，平時小心修剪，愛護有加。紅衛兵勒令：“把你的洋奴鬍子剃了！”馮友蘭也留有鬍子，他留的是魯迅所說的因地心引力向下垂直的中式鬍子。馮友蘭聞訊沈廼璋剃了心愛的洋鬍子，他也趕緊剃了從１９３９年留起的長鬍子。這兩個人，鬍子一剃，幾乎都認不出來了。
沈廼璋爲原燕京大學心理系主任，院系調整前是燕京大學“罵人團”〔８〕的成員，肅反運動中免不了受衝擊，後來雖然“落實政策”，心靈的創傷難以平復。他說：“我臨死前要把親人叫到牀前，對他們說：‘我終於擺脫了共產黨的統治！＇”這本是家裏的私房話，不知怎麼被揭發了出來，這還了得！他被掛上“反共老手沈廼璋”的大牌子，勒令在校園裏自動遊街。遊了一陣子，自殺了，並沒有把親人叫到牀前。人們又擔心：馮友蘭學沈廼璋剃了鬍子，會不會學沈廼璋也去自殺？哲學系的同事叫王湘波：“快到馮家去看看。”
◇ 馮友蘭說：“自殺不是人”
文革初期，北大自殺的人不是很多。人們有經驗，運動初期戴的帽子不一定牢靠，還要看運動後期怎樣落實政策。１９６８年８月，軍宣隊、工宣隊９進校後，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繃緊階級鬥爭的弦”。文革初期戴的帽子非但沒有抖落，反而有加高、加大之勢。一些人以爲這就是“運動後期落實政策”，絕望了，紛紛自殺。每有人自殺，校園裏就刷一條大標語：“×××畏罪自殺，死有餘辜！”這樣的大標語有四十多條。〔１０〕直到年底翦伯贊夫婦自殺，驚動了上面，派人來調查。除了已經自殺的，“牛棚”裏仍關着８００多人，另外還有以“隔離審查”的名義單獨關禁閉的（本人也在單獨禁閉中）。總之，“階級敵人”佔了當時在校人數的１０％以上，在教職員工中佔了將近４０％，坐實“清理階級隊伍擴大化”。上面發話要糾偏。特別是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毛主席在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點了馮友蘭、翦伯讚的名，說“這些人是有用的”。剛說完就死了一個。軍宣隊的負責人說，不能再讓馮友蘭自殺，否則對不住毛主席。哲學系軍宣隊陳某找馮友蘭談話，軍宣隊愚蠢，馮友蘭遲鈍，轉彎抹角談了半天不開竅，陳某急了：“直截了當說吧，你可不要自殺啊。”馮友蘭回答：“我決不自殺，自殺不是人！”〔１１〕陳某一聽，放心了，笑着調侃道：“你自殺就成鬼了，當然不是人啦！”馮友蘭從來沒有想到自殺，所以連冠冕堂皇的話都不會說。
◇ 馮友蘭爲什麼不會自殺？
湯一介的回憶錄中寫道：“＇文化大革命＇後，我問馮先生：‘當時幾乎每天批判你，你是怎麼想的？＇他說：‘當時我什麼也沒聽見，心中默唸：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是唐代高僧禪宗六祖惠能（６３８—７１３年）的一個四句偈——郭〕。我們相對大笑。”〔１２〕
馮友蘭真是唯心主義到家了，他對於批鬥、抄家，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見。
１９６７年１月７日，馮友蘭因前列腺炎肥大，小便不通，往阜外醫院診治無效，轉協和醫院。因是“反動學術權威”，不得住院，１５日發生尿中毒。對於自己身上的病痛，不能裝作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見了。老夫妻倆坐困愁城，幾經周折，才住進北京醫院。但第一次手術後醫院的造反派奪權，即令出院。馮友蘭挨批鬥時，手裏還提着尿瓶。經哲學系文革聯繫疏通，於２月底再進醫院做第二次手術。馮友蘭獲哲學系文革通知時動了感情，與老妻任載坤相對而泣。
１９６７年４月４日，在北京大學東操場召開萬人批鬥大會，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一鍋煮。批鬥的對象有陸定一（中宣部部長）、周揚（中宣部副部長）、蔣南翔（教育部長）、吳子牧（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部長）、宋碩（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副部長）、陸平（北大黨委書記、校長）、彭珮雲（北大黨委副書記）、翦伯贊（歷史系教授、北大副校長）、馮定（哲學系教授、北大黨委副書記）、馮友蘭（哲學系教授）、朱光潛（西語系教授）。這次大會我沒有參加。聽人說，陸定一、周揚等老幹部看起來都很痛苦，只有馮友蘭面無表情，好像在練馬步氣功。批鬥之後，他就做一套自創的健身運動，活絡筋骨，以矯駕“噴氣式”之僵直。人們見到他在院子裏做操，就知道他又被批鬥了一場。
馮友蘭的女兒馮鍾璞說她的父親“身上有仙氣，就是萬事想得開”。燕南園裏最想得開的兩個老頭，一個當然是５７號的哲學家馮友蘭；還有一個就是６６號的美學家朱光潛〔１３〕。朱先生愛散步，經常可以看到一位叼着菸斗的駝背老人在校園裏緩緩踱步，就是他。他還有一樣怪脾氣，上門拜訪，不出５分鐘，他就把你晾在客廳，獨自上樓，回書房去也。在校園裏散步時同他聊天，卻不論時間長短，有時，以至於家人出來尋他，喊他回去喫晚飯。我就是常找他散步的機會和他討論問題。他曾贈我一副對聯：“持出世的態度，做入世的文章。”想必這也是他本人的處世哲學。自從他當了“反動學術權威”，校園裏久不見他的身影。一次偶遇，我問：“現在你不散步了？”他說：“現在散步有了風險，說不定被人揪住，隨時批鬥一番。我現在找個僻靜的所在，改行日光浴了。”好心情，散步有風險，改行日光浴，照樣健身體！我含蓄地說：“您多保重！”他說：“你放心！毛主席說相信羣衆、相信黨這是兩條基本原理，我再加一條：相信自己！”他曾公開宣稱：我不是共產黨員，但我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想得開靠的就是“聰明的唯物主義”。
他們想不開的鄰居６４號的歷史學家翦伯贊就自殺了，５５號的哲學家馮定自殺未遂。５０號的向達〔１４〕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版本目錄學家，１９５７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文革初期，在勞動改造中發病，無人搭救，悽然死去。他還沒有來得及選擇“想得開”或“想不開”，生命就結束了。
最想不開的要數中國近代物理學開山祖師的人物之一饒毓泰〔１５〕，人們說不清他爲什麼要自殺。據傳，有人說他“裏通外國”。文革中，這類嚇人的罪名多了去了，最後是落實不了的。主要是他的個性剛烈，不容玷污。有人說他像玻璃，通體透明，堅而易碎。在文革的特定條件下，優點變成了缺點，以致糟蹋了自己的生命。而任人貶損又不憚自我貶損、毫無尊嚴的人，缺點成了優點，反倒是“適者生存”。
這些想得開的和想不開的，都是一級教授。想不開的翦伯贊，是因爲逼着他揭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他說“實在交代不出來”，寧可賠上自己和夫人的老命，不討好、不害人、不上鉤、不造假。想得開的馮友蘭，後來背叛自己的祖師爺孔夫子，新儒家忽然變臉，成爲批孔反儒的干將。他們爲人的態度、人生的意義，豈可以“想得開”或“想不開”來區分？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著名科學家趙九章自殺。周總理聽到彙報後，立即命開列“重要科學家保護名單”，但事實上無法保護，饒毓泰就在“保護名單”上。爾後“重要科學家”自殺、被殺者仍時有所聞。
◇ 紅衛兵抄家
馮友蘭的家被紅衛兵抄了無數次，大多是校外中學的紅衛兵乾的。１９６６年８月，抄家、揪鬥成風，明明是黑色恐怖，卻稱“紅八月”。在４０多天裏，北京大學被抄家的有４０７戶，其中教授１３４戶，副教授５９戶。〔１６〕北京市被抄家的達３３，６００多戶，被打死的有１７００多人，所謂“五類分子”８５０００多人被趕出北京。〔１７〕
馮友蘭有個愛好：收藏中國古代兵器。他的先祖石泉公是清道光年間的武秀才，因而家中刀槍列陣，還有護院拳師，教年輕子弟舞槍弄棒。馮友蘭自幼年時就喜歡摩挲古代兵器，久居北京，收羅了一些古董，曾在清華大學舉辦過展覽。１９４９年後，這些古董大多獻給博物館了。他曾捐獻２４９件明清時代兵器和一百多支箭。他說：“北京的軍事博物館內，在舊兵器那一部分中，有許多我能認出來是我收藏過的。”〔１８〕馮友蘭的長子、美籍華人馮鍾遼，於２０１５年９１歲高齡時，特地率一家三代八人，從舊金山到北京，參觀國家博物館中他父親捐獻的古代兵器。
馮家尚有秦代的刀劍、唐代的執拂等。《人民日報》曾發表一篇社論《向紅衛兵致敬》，其中寫道：“紅衛兵上陣以來，所向披靡……各種變天賬、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衆了。”不知哪來的一支紅衛兵隊伍，審問馮友蘭：“爲什麼私藏殺人武器？這些殺人武器是從哪裏來的？做什麼用？”讓他跪在地上，向毛主席請罪。馮友蘭平時說話就口吃，西南聯大的學生嘲諷說：“馮先生上課，一句話在黑板上寫完了，口語還沒說完。”紅衛兵拍桌子、打板凳，氣氛緊張，馮支支吾吾，更是說不清，於是對老人動手動腳。這時，住在隔壁的文革中搬進馮家的物理系年輕女教師敲打板壁，嚷道：“午睡時間，不要吵醒我的小孩！”那邊廂靜了下來，救了馮友蘭的急。
哲學系負責“老教師學習小組”的年輕教師王湘波到馮友蘭家瞭解情況，只見一片狼藉，古玩全都沒了，連廚房裏的“六必居”（北京的老字號）的鹹菜也被抄走了。王湘波在垃圾堆裏發現一張單據，是英國銀行的存款（後來瞭解是馮友蘭的著作在英國翻譯出版的稿費），紅衛兵盜賊不識英文，倖免了。他收起來，代爲保存，日後歸還。王問馮家老太：“爲什麼不打掃一下？”回答說：“反正還要來的。”這一時期，５３％的教授中、８０％的中層幹部均被抄家。〔１９〕
據統計，１９６６年８月末至９月初，北京的紅衛兵就搶劫了３３６９５戶家庭，〔２０〕斬獲黃金１０·３１萬兩、白銀３４·５２萬兩、現金５５４５·９９萬元、珠寶首飾６１·３６萬件。〔２１〕這些數字還不能說明搶劫的規模，這只是上交給中國銀行的數字，沒人知道紅衛兵給自己留下了多少。
抄家的紅衛兵收走了鑰匙，馮家的衣物拿不出來，入冬後馮友蘭挨批鬥時只好身披麻袋。
◇ 馮家門口貼了一張擋駕抄家的告示
馮友蘭接到紅衛兵的一紙通知，命他明天５點之前將所有的“壞書”交到３８樓×××號。他跑去一看，那是哲學系的學生宿舍。他對紅衛兵說：“我的書，除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絕大部分都是封資修。要把兩個房間的書運來，缺乏勞動力，我們兩個老頭老太太搬不動呀。而且還需要交通工具，至少兩輛卡車。再說，書運到這裏，你們這個房間也裝不下呀。”紅衛兵一聽，說得有理，他們也沒有解決的辦法，就說：“這樣吧，我們去貼上封條，誰也不許動！”封條一貼，反而起了保護作用。馮友蘭本人反正不看書了，別人也不敢啓封。有的紅衛兵聽說古書值錢，但不知哪一部，動手翻找。馮友蘭對他們說，這是哲學系的紅衛兵查封的，你們要啓封，得跟他們商量。哲學系紅衛兵牌子很硬，這些人只好住手。馮友蘭家的藏書，經過文革，居然沒有多大損失，這不能不說是奇蹟。
馮定家的藏書就慘了。他有一部《金瓶梅》，紅衛兵發生爭搶，一個人搶到上冊，另一個人搶到下冊，沒有搶到的人就宣佈：“抄家物資不能歸個人所有！”說得理直氣壯。那歸誰所有？根本沒有章法。馮定家還有許多“灰皮書”“黃皮書”也被一搶而空。文革前出過許多內部發行的書，大多是蘇聯和西方的著作。政治、哲學類著作，封面是灰色的，故曰“灰皮書”；文藝、小說類著作，封面是黃色的，故曰“黃皮書”。內部發行還要論級別。按我的級別，可以買到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沙夫的《人的哲學》等書。
馮定是行政六級的高幹，所有的“灰皮書”“黃皮書”都能買到。這些書，紅衛兵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如獲至寶，後來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跟着上山下鄉了。從老幹部、大知識分子家抄來的“灰皮書”“黃皮書”，都在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悄悄流傳，形成所謂“地下讀書運動”。公開的讀書，只能讀“紅寶書”，這些“灰皮書”“黃皮書”被視爲壞書，只能悄悄地讀。好在窮鄉僻壤、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沒人管。影響較大的“灰皮書”，有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以及布哈林、普列漢諾夫的著作；影響較大的“黃皮書”，有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西蒙諾夫的《生者與死者》、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還有西方現代派的文學作品，如薩特的《厭惡》、加謬的《局外人》等。這些偷來、搶來的書，對於打開空洞的頭腦、轉變偏執的思想、造就“思考的一代”起了有益的作用。一個事件中的消極因素，在另一個事件中成了積極因素。
王湘波向哲學系負責人黨總支副書記、系文革副主任趙正義〔２２〕彙報，馮家搞得不能正常生活了，建議不能再讓紅衛兵去抄家了。在別的系，恐怕沒人敢講這樣的話，這不是同情“反動學術權威”嗎？當時北大黨委和各系黨總支都垮臺了，只有哲學系黨總支是“革命的”，依舊實行領導。也正因爲哲學系黨總支是“革命的”，講話有點底氣。趙正義把哲學系的紅衛兵找來，要他們到馮友蘭家去把門。紅衛兵說：“那怎麼行，輪流值班要耗費多少人的時間？出一張告示算了。”所以在馮友蘭家門口貼了一張北大唯一的擋駕抄家的告示：
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家已經被抄過多次了，希兄弟紅衛兵組織勿再入內。署名是“哲學系紅衛兵”，但這一告示也不能完全擋住。林彪說“紅衛兵是天神天將”。他們無法無天，除了“紅司令”偉大領袖毛主席，誰的話也不聽，照樣“入內”。進去一看，書封了，值錢的東西沒了，這才悻悻而出。
哲學系的紅衛兵還對馮家人說：“以後只有我們系的紅衛兵來你們纔開門，如果不是我們系的人，無論什麼人來，都不要理他們，他們無論怎樣打門，都不要開。”於是馮家老太就打發保姆清理屋子。
校外來的人，出於好奇，想看看教授家是什麼樣子。一天，馮家門外聚集了上百人，要求進去。因爲哲學系的紅衛兵有話在先，馮家老太敢於不開門。有一個人隔着窗戶對老太說：“我保證維持秩序。我負責把他們組織起來，進去繞一圈就出來。”他果然把外面的人分成小組，每個小組指定人帶隊。老太開了門，他們按次序進門轉了一圈就出去。老太很感動，說：“你們真是毛主席的好……”好什麼？好乾部，好學生，都不合適，這羣人本是烏合之衆，有了：“好羣衆！”那些人說：“你現在相信羣衆了吧？”我恰好從燕南園後門經過，聽到從馮家出來的人發表觀感：“乖乖，教授之家像仙人洞！”我就進去向馮家老太問個究竟。
馮友蘭的女兒馮鍾璞（宗璞）在《向歷史訴說》一文中說到她的父親：“他在無比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不自殺、不發瘋，也不沉默。”〔２３〕“在無比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多數人能做到“不自殺、不發瘋”，而宗璞特別提到“不沉默”。馮友蘭不甘於沉默，這是多數人不能做到的。作爲一個打倒的對象，怎麼才能“不沉默”？那就是通過檢討來發聲。
註釋：
〔１〕馮定（１９０２—１９８３年），浙江寧波人。１９２５年，馮定參加中國共產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敗後，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１９２９年回國。２０世紀３０年代脫黨，在上海以寫作爲生。抗戰初期重新入黨，赴蘇北參加新四軍，長期從事宣傳教育工作。１９４７年出版了一本通俗哲學著作《平凡的真理》。１９４９年後，任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１９５２年，馮定以一篇文章聞名全國。當年３月２４日，馮定在上海《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也很長：《學習毛澤東思想來掌握資產階級的性格並和資產階級的思想進行鬥爭——讀＜毛澤東選集＞的一個體會》。他認爲，資產階級仍然具有兩面性，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兩面性，不贊成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主張。這篇文章被毛澤東看中，肯定觀點“基本正確”，修改了“有些缺點”，命《學習》雜誌和《人民日報》先後轉載，題目改爲《關於掌握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並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進行鬥爭的問題》。在一批著名理論家否定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犯左傾錯誤的時候，馮定被認爲站在正確方面。華東局撤銷後，馮定到北京任馬列學院一分院副院長。馬列學院撤銷後，到北京大學任教授。文革前，他因著作《共產主義人生觀》一書中具有贊同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某些觀點而作爲“修正主義分子”遭到批判。
〔２〕撤銷工作組以後的兩週內，來北大“串聯”的達７１·８萬多人次，８月１２日這一天，就有１３·８萬多人次。９月２日，校刊《新北大》報道，從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２８日，校外來北大“串聯”者，共約２１２·４萬人次。見《北京大學紀事》下冊６５０—６５１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翦伯贊（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年），湖南常德桃源縣人。據他自己考證，湖南常德的翦姓爲維吾爾族。翦伯贊早年參加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後，他潛心研究中國的社會歷史問題，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奠基人之一。１９３７年５月，翦伯贊在南京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以黨外馬克思主義者的面目出現，１９５８年公開黨員身份。曾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院系調整後，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長，以及中央民族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翦伯贊不僅是著名學者，也是社會活動家，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屆、第二屆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文革前，他因持有統治階級對農民起義實行“讓步政策”的觀點而受到批判。文革中，爲了坐實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劉少奇專案組副組長、北京衛戍區軍官巫中，拿着槍逼他寫揭發檢舉材料。他拒絕做僞證，以死抗爭。於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與夫人戴淑婉雙雙服安眠藥自殺。
〔４〕《北大哲學系黨員幹部整風學習會議簡報》第１１１期（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所載陸平的發言。
〔５〕互動百科“馮友蘭”條說：“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馮被抄家關入牛棚。”敘事失實，文革開始馮友蘭沒有被關入“牛棚”。而且１９６６年還沒有“牛棚”，北大的“牛棚”是１９６８年５月纔開張的。中國的百度百科、互動百科等網絡平臺缺乏嚴謹的學風，常常信口開河。
〔６〕自從１８７９年萊比錫大學教授馮特創立第一個心理實驗室以來，心理學就從哲學分化出來，成爲實證科學。原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均設心理系，院系調整時把它們併入北大哲學系，作爲哲學的一個專業，又倒退到１９世紀的馮特以前。這是外行領導內行的“中國特色”的教育設計。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在改革開放中，爲了與國際接軌，心理專業才脫離哲學系，獨立成系。
〔７〕沈廼璋，浙江吳興（今湖州）人，１９１１年生。１９３２年，沈廼璋畢業於燕京大學心理系，同年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心理系；１９３６年獲碩士學位後，赴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進修；１９３８年回國，因拒絕爲日本侵略者和漢奸政府服務而賦閒在家，後任輔仁大學講師；１９４５年任燕京大學教授、心理系主任；１９５２年任北京大學哲學系心理專業教授、心理學教研室主任；１９５９年，在心理學界２００多人蔘加的討論會上，沈廼璋發言反對蘇聯學者認爲心理現象具有階級性的觀點。文革中受衝擊，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６日服毒自殺。
〔８〕當時燕京大學有幾位教授常高談闊論、臧否人物，被人稱爲“罵人團”。它的主要成員有聶崇岐、齊思和、陳芳芝（女）、沈廼璋，前三位都是歷史系教授。
〔９〕全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名曰“宣傳隊”，實際上是軍管隊、專政隊。
〔１０〕文革中，北大以各種方式被迫害致死的已知６３人。見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二十一世紀》雙月刊２００６年２月號，總第９３期。
〔１１〕“……不是人”乃馮氏口頭禪。年輕時，他在日記中寫道：“此本日記爲練習有恆之心之一端，此本日記若不記完，非人也。”見王仁宇：《“闡舊邦以輔新命”——馮友蘭２０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光明日報》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９日。
〔１２〕張弘（鳳凰網主筆）：《湯一介的懺悔錄：“文革”中參加“梁效”，我不能原諒自己》，據湯一介《我們三代人》一書編寫。
〔１３〕朱光潛（１８９７—１９８６年），字孟實，安徽桐城（今樅陽）人。當代中國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翻譯家。１９２２年，朱光潛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１９２５年留學英國，入愛丁堡大學，後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１９３３年回國後，歷任四川大學、武漢大學教授。１９４６年後一直在北京大學任教，是哲學系和西語系的跨系教授，講授美學與西方文學。文革之後，他在香港講學時宣稱：“我不是共產黨員，但我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生著作譯述甚豐，留下３０卷全集，計６００萬字。
〔１４〕向達（１９００—１９６６年），土家族，湖南漵浦人。１９２４年，向達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編輯；１９３０年任北平圖書館編篡委員會委員。研究領域爲中西文化交流和敦煌學，出版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中西交通史》，發表論文７０餘篇。１９３５年赴歐洲遊學，在英國、法國、德國的多家圖書館、博物館搜尋並抄錄流失海外的漢語文獻資料。１９３８年攜帶數百萬字的資料回國，歷任浙江大學、西南聯大教授。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３年兩次參加西北考察團，對敦煌千佛洞的管理提出建議，並發表研究論文多篇。親自踏勘漢代玉門關、陽關，確定故址。１９４９年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北大圖書館館長，同時兼任《歷史研究》《考古學報》編委，被選爲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１９５７年的“鳴放”中暢所欲言，結果被打成右派分子。
〔１５〕饒毓泰（１８９１—１９６８年），字樹人，江西臨川人。父爲清朝舉人。戊戌變法後，饒毓泰受新思潮影響，舍科舉，習科學，滿懷科學救國的抱負。１９１３年考取官費赴美留學；１９１７年獲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學士學位，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就讀，１９２１年獲碩士學位，１９２２年獲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發表在１９２２年的美國《物理學評論》上，一舉成爲當時世界物理學十大先聲人物之一。同年回國，應著名教育家張伯苓之邀，到南開大學任教，創建物理系，自任主任。他是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與葉企蓀、吳有訓、嚴濟慈並列，被稱爲中國物理學界的“四大名旦”。南開培養的學生中，吳大猷、吳大任、郭永懷、江澤涵、陳省身等日後均成爲著名科學家。１９３３年，饒毓泰受聘於北京大學，任理學院院長。抗戰期間，先後任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主任，與著名的物理學家吳有訓、葉企蓀、周培源、趙忠堯等一起，培養了許多優秀學生，如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黃昆、張守廉等。抗戰後，繼任北大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１９４８年當選爲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１９５２年院系調整後，因年老力衰，辭去院、系領導職務。１９５５年，被評選爲中國科學院第一屆數學物理學部委員。曾任第二屆、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屆政協常委。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夜，在軍宣隊進校後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在家裏上吊自殺。
〔１６〕《北京大學紀事》，下冊，８６７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７〕《歷史的審判》，２０２頁，《解放日報》編輯部編印，１９８１年１月。
〔１８〕《馮友蘭自述》，７３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９〕《北京大學紀事》，下冊，６５３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０〕《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記：１９６５－１９６７》，２６頁。
〔２１〕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７１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原注據《北京晚報》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３日報道。
〔２２〕總支書記、系文革主任聶元梓，現在是校文革主任，不管哲學系的事了。
〔２３〕宗璞、蔡仲德編：《解讀馮友蘭·親人回憶卷》，５９－６０頁，深圳，海天出版社，１９９８。
（未完待續）
□ 來源：郭羅基：《“梁效”顧問馮友蘭》，美國華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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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煙】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心路歷程
·牟志京·
口述：牟志京
採寫：王艾
◇ 最初的叛逆
我於１９４８年生於北京，當時家裏很貧窮，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８年全家遷至大連。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５年大連實際是在蘇聯的控制之下，蘇軍還沒有撤退，我家的後院同時還駐紮着解放軍部隊。當時大連生活水平非常高，各種海產、水果極豐富，城市非常清潔。
我所就讀的民樂小學在大連是個獨特的學校，一切設施都很完備。９歲時我加入了少先隊，當了中隊長。同時我也有兩面性，下了課經常組織街上的小孩跟周圍其他孩子打架。１０歲的我看了很多蘇聯電影，如《尋找幸福的人》，意思是幸福不是能偶然碰到的，必須靠自己的努力達到。還有捷克電影《良心》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使我懂得了誠實和良心對一個人是多麼重要。還有《烽火中的少年》，這些都使我產生了對共產主義的毫不動搖的信任。
小學時我充滿了幻想，接受共產主義教育，接受中國傳統教育，同時也受蘇聯影響。我覺得一切都是那麼美好，那麼理想主義，當第一次意識到中國在世界上不是最大的國家時，我很傷心。５年的大連生活對我的一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１９５８年我隨父母調到北京，很快感到不適應，首先居住條件不如大連，如：廁所沒有抽水馬桶，生活水平也與大連相差不少。但同時北京也有許多方面吸引着我，如城牆城門，第一次看到西直門時，我產生了一種與中國文化的相連感。
我在大連上學三年一直是班長、中隊長，老師一直把我當最好的學生，我也把當最好的學生看成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來京後，轉學時的評語很好，北京的學生也很喜歡我，所以第一次選舉時就被同學選爲中隊長，但老師干涉了這件事，讓重選，結果我落選了。
這件事對我一生一直有很大影響，在我心裏造成了極大的問題，我第一次開始產生叛逆心理。上課時有意地和老師做對，有一次紅領巾甚至被老師摘了，原因是老師有意識地把我分在有七個女生而只有我一個男生的小組，當時男女生分界線，我感到很不對勁兒，拒絕去，老師批評時，我又頂了嘴，老師就把我的領巾摘了。
雖然都是些小事，但在我心裏留下了陰影，使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也許與這個主流社會有某種不同。但在學習上，我仍是個很好的學生，所以中學就考進了北京最好的學校四中。
過去我覺得做個好學生不是件困難的事，但在這種尖子生雲集的學校裏，我感到做個最好的學生很難，就是做個普通的學生也不容易。
初一時，三年自然災害開始了，我家是山東人，爸爸飯量很大，所以自然災害的衝擊，供應不足的衝擊和一般家庭相比要嚴重，三年中只喫過兩次飽飯，這影響了我的發育，使我成爲班裏最矮的幾個孩子之一。
另外還有心理發展上的不適應。大連人比北京人更開誠佈公，更誠實，我在大連這種優越的環境中成長起來，抱着理想主義色彩來到四中，這種理想主義給我帶來了很多麻煩，如政治討論時我經常提出問題，而不是跟着大家說老師說過的話，所以很快就被大家認爲是落後學生。
初中幾年，無論是身體發展，還是心理發展，都體會到四中的政治空氣是很濃的，要求很嚴格，每年都讓學生下鄉勞動，進行思想改造。初三畢業時評語上對我的政治表現有批評，如學習動機不正確，雖然肯定了我的學習成績還可以。所以那時對學習有多重要是很懷疑的。
由於政治評語問題，我對是否升高中抱着極大的懷疑，接到通知以前，我經常問自己：“升不了高中怎麼辦？”“死”經常是答案，看不到有其它出路。最後我還是被四中錄取了，現在回想起來像個奇蹟。實際上並不是我不信共產主義，也許我比別人信得還要多，但是大家評價你的所謂政治表現是根據你在會議上怎麼講話，跟什麼人接近來衡量，這樣，顯然我就是班裏最落後的學生了。
但我畢竟還是考上了四中，這也說明，當時雖然對政治表示非常重視，但仍有些空隙，學習的好壞在１９６４年時還是相當重要的。但同時，我們班的孫維超、白昌同學學習都很好，卻因出身不好未能升入高中。我自己出身不是紅五類，但也不是黑五類，所以纔有可能被錄取，由此可見，從那時起，出身在升學問題上已經開始起相當大的作用了。
升入高中後，我第一年就在政治上受到了衝擊。１９６５年四清運動開始，四中作爲北京兩個試點學校之一進駐了工作組，在各年級，各班抓反動學生典型。教室裏貼滿了我的小字報，還分了四個專欄：一、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二、資產階級的戀愛至上思想；三、資產階級世界觀；四、反對黨的階級路線。我的爺爺是資本家兼地主，但他在抗戰前就去世了，實際上解放前我們家就淪落到了貧窮的地步，全家都感到解放後生活是變好了，所以不明白爲什麼說我是孝子賢孫。
四中是男校，當時我跟女孩子沒有接觸，平時也多是看看凡爾納的科幻作品，說我戀愛至上可能出在我對《唐吉訶德》的評論上，我很佩服唐·吉訶德，他不畏人言，只要自己認爲是對的就去追求，對愛情忠誠，這些我曾寫到日記裏，也曾和同學談起過。
班裏不停地更換小字報，開批判會，使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其中大多數對我的指控都是毫無根據的，很多是捏造的，實際我從不得罪任何人，主要是自己成熟比別人晚，不懂見風使舵，在各種問題上總是對別人開誠佈公，而且很希望找到個朋友談心。在政治討論時，我不是去附合，而是不斷地提問，把政治課看成和別的課一樣，我講的話多，很多話是心裏話，有很多被認爲是政治上不正確的，這就使我成爲一個最容易被攻擊的對象。最使我震驚的是有些人明知道一些話我沒說過卻要捏造而且慷慨激昂。
運動中我也曾想到過死，自己還是信仰共產主義的，信得很真，可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共青團，市委領導下的工作組，把我當作攻擊對象，我解決不了這個矛盾。事後團支部書記帶着幾分抱怨地告訴我，整我的材料不記檔案，似乎很不平。當時在四中受到批判的不只我一個，還有其他一些所謂白專學生，其它班也有反動學生，被批判的對象普遍有才氣。
運動之後我感到上大學很渺茫，但我同時又很認真地閱讀改造思想的小冊子，因爲我真的信仰共產主義，希望想通上山下鄉這件事，希望說服自己相信這也是一條光明大道，也是有希望的，不是隻有上大學這一條出路，可是從來沒有真正說服過自己。
１９６５年文革前夕，報紙上刊登了對《海瑞罷官》的討論，我仍不會見風使舵，仍把這看成是學術討論，每天認真看報，思索很多，認爲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很多是牽強附會的，在班上及討論會上都把自己的觀點說了出來，我又一次成了捱整的對象，只是這次不特別嚴重。
中學時經常組織下鄉下廠勞動，記得過去在礦上勞動時礦工在井下對大躍進進行嘲諷，很多事實使我震驚，因爲他們所講的和宣傳的完全相反。一次去桃山莊勞動，一位憶苦思甜的老大娘，痛哭流涕地講八路軍怎麼把她的兒子抓走了，無論她怎麼求都不放人，這給我留下了很大的疑問。１９６６年５月去參加學校組織的勞動，半途就被通知急行軍返校，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 公開的辯論
回校後發現貼滿了大字報，對北京市委、市教育局進行批判，自己覺得既神祕又驚訝，奇怪這些學生怎麼知道市委的事，還能寫批判文章。後來發展到批判老師、黨委，學校裏到處是大字報，社會上也是如此。此時四中提出“取消高考制”的倡議，得到了整個社會的擁護。紅衛兵成立了，和工作組的矛盾也開始了。
有一天，紅衛兵把老師們集合起來在校園裏遊街，把大糞往他們身上扔，墨水往他們身上塗，讓學生通過廣播聽老師表態，老師們帶着哭腔說：“同學們，今天對我的革命行動好得很！”我覺得這是對人性相當大的扭曲，在心裏畫上了很大的問號。許多老師的頭髮被剪了，如教地理的汪老師被剪了頭髮後，坐着無聲地哭泣，第二天就和她的丈夫在香山鬼見愁自殺了。在我的印象裏她課講得很好，但在學校的四年中，我從未見她微笑過。
有位姓朱的老師自殺未遂被擡出時面無表情的神色，我至今仍記憶猶新。教物理的王昭老師爲全校學生所敬佩，１９５７年劃成右派，據說原來是個很帥的人，後來用手擦鼻涕往鞋上抹，當時不理解，現在才明白那是抒發一種不滿。紅衛兵對校領導也很殘忍，把他們關起來，每天彙報，排着隊唱《牛鬼蛇神歌》，唱不好就得捱打。到“紅八月”，四中設立了校監獄，從社會上抓來人關起來，裏面經常傳出悲慘的嚎叫聲。知識分子出身的同學，也模仿紅衛兵進去打人，當時是我第一次很明確地懷疑這場運動。
我捲入運動是從對聯事件開始的，開始我對大字報還是從正面理解，現在看來，有些幹部子弟從家裏聽來些消息，從內部資料中知道這樣做有好處，才這樣乾的。當時我只是旁觀者；並不理解，只是希望通過大字報瞭解對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批評。這些年我一直是四中政治上的犧牲品，各種運動時被整的對象，我並不想發泄這些怨氣，還想從正面理解這些批評，所以我也曾試着給班主任寫了一份大字報，但我很快就被出身問題吸引住了。
紅衛兵組織一開始就把出身知識分子及黑五類出身的人排斥在外，而且提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我沒有馬上否認，認爲值得研究。讀了些東西，如“毛選”裏關於出身的論述，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關於階級路線的文件，纔有了自己明確的主見。想明白了就行動，我去清華附中貼大字報，公開提出對聯是錯的。
不久北京開始了對聯的公開辯論。第一次是在音樂學院附中，在那裏我看到了馬思聰在剷煤，滿臉都是煤灰。大會主席是女的，像當時的很多紅衛兵一樣，扎着兩把刷子，穿身黃軍裝，對我的態度禮貌客氣。在我發言時幾個女紅衛兵上臺搶話筒，打我，向我臉上吐唾沫。講完後，我們班幾個同學上臺發言，其中一個上臺後不斷吼叫，主要是對我進行人身攻擊，他們把我押回學校和我辯論。
一個幹部子弟慷概激昂地講，二萬五千里長徵開始是幾十萬人，最後只剩下三萬人了，他問：“其他人哪裏去了？”非常氣憤的樣子，好像是我們這些出身不好人的罪過。還有一位幹部子弟說：“出身不好的人個個都是混蛋，誰說自己不是混蛋站起來！”這對其他同學是莫大的侮辱，那個在臺上吼叫的同學站起來說：“我出身反動軍官、我是大混蛋，牟志京，你說我不是混蛋那你就是大混蛋！”
運動的殘酷還表現在，有些出身不好的同學帶着紅衛兵到自己家裏造反，有一個人帶着同學到家裏批判他的父親，讓同學們圍着他的父親，他在那裏質問，他父親回答後；他又說：“你不老實！”我看着很難受就走了。第二天這位同學在會上批判我，說我階級立場不堅定，鬥爭階級敵人時半途溜走。還有的人帶着同學抄自己的家，回來以後似乎是一種很滿足的感覺。
社會上也到處捕風捉影，似乎從什麼事情中都能看出反動的跡象，如剪女子的頭髮，很多人拿着剪子站在街上，見到長髮的人上去就剪。再如飛鴿自行車的商標也被認爲是反動的，被拆了下來。北京站的大廳裏，涼鞋堆成山，原因是鞋底下邊的中間處有些圖案被說成是英國國旗之類的，紅衛兵在車站檢查鞋底，認爲有問題的就要脫掉；很多人下車後，光着腳出站。我們家雖然被抄，但還沒到捱打的地步，但其他很多人就沒有這樣幸運了。
以後“八一八”紅衛兵被接見，大串聯開始了，蘭州大學等大學開始鬧事，於是我們先去了蘭州。當時我們雖然對破“四舊”抱着迷惑不解的態度，但同時又覺得似乎應該朝這個方向走，於是我們在火車上提意見，講哪些是“四舊”，應該破，列車長看不慣，又知道我們的底細，到包頭後，就讓當地的紅衛兵問我們的出身，得知不是紅五類就把我們押回北京。回來後我很不平，天天去中南海要求見中央首長，問是否只有紅五類纔可以去串聯。
有一天院門關了我就帶一個同學回四中睡覺，當時有個紅衛兵頭頭就問這位同學的出身，並打他，我站出來質問，他又打我，我下意識舉起拳頭，但想起不久前被判死刑的人就未動手，結果他們一哄而上，把我打倒在地，門牙都打壞了。
以後還是串聯，先去廣州，這時無論別人怎樣；我還是很革命的，主動到廣州市登峯大隊勞動，串聯時雖對當地各種批判仍很感興趣，到處看大字報，但覺得離自己很遠，更主要的是想改造思想。曾沿遵義去重慶看渣滓洞中美合作所遺址；到新疆某公社勞動；到西安後步行去延安，整整走了九天，很苦，但每天晚上還要讀“毛選”、寫心得。一路上看到陝北人多貧困，我們住宿每人交兩三毛錢，可對當地人來說就是一筆很大數目的錢，他們喫的是小米飯加鹽和辣椒麪，很多人全家蓋一條被子。
回北京後形勢有所變化，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開始對對聯的批判。我是四中乃至北京市公開堅持反對對聯的少數幾個人之一，這時無論是老紅衛兵還是新成立的造反派都希望我能參加他們的組織，我沒參加。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６號在工人體育館開了大會，紅衛兵造反派代表發言，一是宣判反動對聯的死刑，二是解散西城糾察隊，“西糾”是以四中老兵爲主的紅衛兵組織，發言人講到我反對對聯出去串聯被打的事，周恩來聽了在發言中說：“剛纔聽了這個同學的遭遇我很憤慨。”我知道這些情況後寫到日記裏，日記的最後句話是“毛主席萬歲！”到四中後，堅持真理都給我帶來了惡果，這是第一次得到肯定。
在此期間，老紅衛兵成立了“聯合行動委員會”，老紅衛兵雖然不存在了，但仍以“聯動”的形式繼續活動，我參加過和他們的辯論會，會場亂七八糟，我感到老紅衛兵並未放棄借出身標榜自己的原則，而造反派也似乎感到自己不是很硬氣，所以實際上出身問題並未解決。
◇ 我與遇羅克
有一次我在電線杆上看到了一篇油印的文章，題目是《出身論》，我覺得寫得很透徹，就按紙上所寫的地址與遇羅文取得了聯繫，他就是遇羅克的二弟，是５６中高二的學生。我們倆人談得很投合，一致認爲油印讀者有限，應該擴大宣傳，決定改爲鉛印。
我利用自己在學校的地位向校方借了５００元錢，通過三中造反派頭頭，見到了“三司”宣傳部長，並拿到了介紹信，聯繫到解放軍１２０１印刷廠印刷。剛開始只打算印《出身論》，但只排滿了三版還可加些內容，這樣傳單就自然變成了報紙。當時我覺得運動進行不下去，出身問題是個障礙；於是取名《文革報》同時開始組稿。
實際《出身論》從油印到鉛印變化很大，首先篇幅增加了許多，印刷之前，遇羅文說要把稿子拿回去重新寫一下，當時我還不知道遇羅克這個人，更不知道手稿是他寫的。手稿拿回後，我進行了很大改動，遇羅文很生氣，二人不歡而散。第二天，遇羅文回來向我道歉，說小組同志對修改過的稿子很滿意，認爲修改得很好。
對手稿我除了進行了一些措詞修改外，主要是覺得其中有較多怨氣，個人恩怨流露太多，給人感覺是作者本人受過這方面很多的侵害，帶着一股怨氣寫的，這是我不願意看到的。我覺得要把觀點說清楚，主要是圍繞觀點本身，對個人恩怨的語氣我進行了修改，且刪掉了一些段落，又加了一部分進去，寫了個編者按，即“堅決砸爛聯合行動委員會”。
當時辦報成員只有三人，我、遇羅文和一個同學，當時的形勢迫使我們給這三個人的組織起了個大名字：“首都中學生造反司令部——堅決砸爛聯合行動委員會”以它的名義發表，以便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報紙出售情況很好，影響很大，我們的組織開始擴大，有一個極大影響的人，筆名“馬列”，是輕工業大學的學生，與遇羅克從小是朋友，實際上是遇羅克派進京的，同時遇羅克的另一個弟弟遇羅勉也參加進來了，以後又陸續增加了一些人。報紙一期期地出下去，在這期間漸漸與遇羅克開始有了接觸。
第一次是拜訪遇羅文，在他家裏遇到了遇羅克，第一次見面遇羅克說：“啊，你就是牟志京，久聞大名，如雷貫耳！”這是句很平常的話，但說完之後是非常爽朗的一陣笑聲，這笑聲極有感染力，而且和他的形象不相稱。單純從外貌看，遇羅克給人不健康的感覺：個子很小，很瘦，面色反常的蒼白，背極駝，高度近視，形象古怪，會讓你感到不舒適，但嗓音極洪亮，極富感染力。
通過交談覺得這個人城府很深，修養很深，後來才知道他就是遇羅克，並漸漸建立了很深的友誼。當時我對遇羅克非常佩服，從他那裏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他身上的很多東西讓任何人都會喫驚。辦報期間，每期都有他的一篇文章作爲重點文章，頭天晚上通知他，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拿稿，文筆極好。他閱讀範圍極廣，從馬列到一般的哲學著作和外國文學、中國古典文學、歷史他都涉足，聽他講話總是津津有味。
他住在一間沒有爐子的小屋中，冬天很冷，但在我的記憶裏從來不覺得冷。因爲我去後，總是很珍惜在那裏的每一分鐘，我們經常徹夜長談，其實主要是我傾聽他的。我是個很驕傲的人，一生很少服氣誰，對權威也往往抱着挑戰的態度，而遇羅克是我一生中感到完全折服的人。
我曾問遇羅克：“你知識這樣豐富，我什麼時候會像你一樣？”遇答道：“你還小。”談到《海瑞罷官》時，他拿出《解放日報》上登着的他的一篇文章，他特別向我強調寫於１９６５年底，登出日期是１９６６年，登時沒有徵求他的意見，如果徵求，他是不會同意的，因爲他已看出了這不是學術討論。他問我在班上寫批判姚文元的文章是什麼時候，我回答是１９６６年，他說：“如果是我就不會寫。”遇羅克對政治與學術的區別相當敏感，而我從來就不敏感，總把二者混淆起來，這就是我一輩子總有麻煩事情的根源。
遇羅克對魯迅極佩服，願意引用魯迅的話和著作中的典故，他對魯迅有相當精闢的評論，他說：“魯迅的東西好像一盤珍珠，每一顆都是亮的，但就是沒有串起來。”這是他對魯迅的肯定和批評。我最早接觸文學作品也是從他那裏開始的，如《卡門》就是他借給我的，他對傑克·倫敦書中所描寫的美國人的堅毅和對大自然進行競爭的精神都極欣賞。
遇羅克興趣極廣，和我們探討出身論的同時還對國家體制非常關心，中國的生產力爲什麼這麼低下？和中國社會主義官僚制度有什麼關係？如他講到設備更新的報批，一級一級地批，等到批下來這些設備就不是新的了，這類問題他講了很多。經濟上，如對工資制度怎樣改革等，他都有一套一套的想法。遇羅克聰明絕頂，可以同時和兩個人下盲棋，他大小腦均發達，行動敏捷，是極機智的一個人。
在辦報初期，我毫不懷疑我們辦報的方向會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很天真，後來三中的朱大年，輕工附中的劉江仁都在我的幫助下辦起了小報，我和遇羅克都在這兩份報上發表文章。我們辦報後，很多報紙都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我們的報紙極受歡迎，每天收到讀者來信１至２郵袋。我們的報紙出版最多是每版６萬份，清華《井崗山》是５０萬份，但收到的讀者來信比我們少許多。有些報紙市場不好就以攻擊我們的觀點來打開銷路，圍着我們轉，我們寫什麼，他們批什麼。
到了辦報的後期，北京西單地區成立了換報市場，《中學文革報》價值最高，最多賣到每份５元，讀者來信中，支持和反對的都是少數，大部分是對報紙本身感興趣。來信以外地爲主，如貴陽有位讀者來信說，《出身論》被抄成大字報張貼在大街上，看的人人山人海，他看了很感動，剛看出點意思就哭了，只好跑回家去擦眼淚，這樣來回跑了幾次纔看完。
很多人來信講了自己的遭遇，很多人表示信仰社會主義，很願意在這個制度下生活，很願意爲這個制度做出貢獻，卻被剝奪了這種權力，很多人受到了駭人聽聞的遭遇，我們讀後極受感動，受教育，它使我們堅信我們這樣做是對的。
在辦第一期的時候，有兩個自稱是《紅旗》雜誌社的記者常到我們這裏來和我們接觸，但又沒有采訪我們的意思，很神祕。辦到第三期時，他們找到我說：“關鋒讓我們轉告你，你們的大方向錯了。”這話使我很震驚，我當時雖然反對對聯，但我們相信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反對我就很難解決這個問題。我想無論我怎樣相信整個制度，所有出身不好的人應享受同等待遇這點又是這麼基本，這麼正確，看來我是不能放棄的。但我也意識到這樣下去會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會成爲反革命。
我向大家傳達了關鋒的話，並說我們以爲會受到中央的支持，但現在不是這樣，報紙再辦下去就是雞蛋碰石頭，所以誰都可以退出。令人驕傲的是，沒有一個人退出，大家都是帶着犧牲的精神參加進來的。在此之後，我們在很大意義上來說就是等着這一天的到來。以後越來越困難了，我們受到了各種騷擾，最後連排版的地方都沒有了，第七期是在天津排版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３日戚本禹講話宣佈“出身論是反動的”，《中學文革報》是反動的。我和遇羅克商量怎麼辦。辦法有三種：一做檢討改變方向；二繼續辦下去；三停辦。我們決定停辦但不檢討。
剛停時，形勢還不是極惡劣，大家彼此間還有聯繫，１９６７年夏我和遇羅克及報社其他成員去秦皇島再去瀋陽，路上遇羅克跟我談了很多，思路還是那麼活躍。在瀋陽他說：“你看瀋陽的建設主要是日本時期留下來的，而日本在這裏一共沒有多少年，中國建國這麼多年了，卻沒留下什麼痕跡，這說明了什麼呢？”
這之後遇羅克並沒有停止寫作，他又寫了《工資論》但沒機會發表，我看過覺得極有道理。在串聯期間，見到的武鬥場面令人難以想象。在長春車站有個蓋着的小山，裏面全是死屍，這是“長春公社”的人搶軍火庫被打死的。在從車站到住地的路上、卡車前面，兩側都支着機關槍，我們也發了手榴彈，走到某處時通知我們到敵佔區了，把手榴彈蓋打開。當天晚上和第二天早晨接送我們回來的兩個人就被流彈打死了。第二天早晨參加葬禮，死了十幾個人，年齡是１９至２２歲，職業都是司機。
活着的司機說，開火必須蹲着，看着電線杆子開，子彈在人耳邊呼嘯，夜裏會看到全副武裝的人開着車去買東西沒人敢向他們要錢。長春火車站經常槍聲大作，火車不能按時進站，我在這裏親眼看到了被打死的賣煙老頭。
來瀋陽之前，在戚本禹講話之後，我們便去了峨眉山。廟被紅衛兵抄得一塌糊塗，很多廟裏沒有和尚。滑稽的是和尚居然也要進行政治學習。從峨眉山下來，我和同伴決定偷越國界，去越南參加人民軍抗美援越，偷渡居然成功了，只是又被送了回來。回到邊界看到友誼關，進了城門才發覺我們並不孤立，已有幾十個人站在那裏，大多數人穿着黃軍裝。從越南迴來之後又去了東北。
兩次旅行回來之後，信仰問題變得非常迫切，開始讀些政治書籍，讀些空想社會主義的書，如傅立葉的《烏托邦》。也看了一些灰皮書，如南斯拉夫德熱拉斯的《新階級》，記述匈牙利事件的《震撼克里姆林宮的１３天》、《赫魯曉夫傳》《斯大林時代》等，也讀些歷史書，思想轉變慢慢開始，大約在１９６７年底思想轉變基本完成。完成之後在政治上基本沒有遇到麻煩。
公安局及學校對我進行了很多騷擾，當時有種政策還是開明的，即對中學生不追究政治問題，我沒被正式打成反革命，但對我進行了恫嚇，特別是讓我揭發遇羅克，我一直頂。在此過程中，我親眼看到他們怎樣捏造遇羅克的罪名，所謂“陰謀暗殺偉大領袖毛主席”。遇羅克在１９６８年受到跟蹤，我每次去也會帶回尾巴，以後跟蹤厲害了，遇羅克對我說：“從現在的形勢看，我可能被捕，有封信希望有一天你能轉交給毛主席，我被抓起來後不可避免要追問你，我知道你會盡量保護我，但沒有必要，你把一切都推給我，不要自己承擔責任。”這使我非常感動，但我沒那樣做，認爲自己辦報期間，所做的一切都很光明磊落，沒有需要否認的，通過跟遇羅克的交談我相信他也是相信共產主義的。
遇羅文和王堅富從長春帶回了一些手榴彈，遇羅文特別喜歡化學，想用裏面的炸藥做實驗，我曾在頤和園親眼看到了他實驗發射火箭，其中的材料就是用手榴彈尾的炸藥做成的。後來的風聲緊了，遇羅文和王堅富就把手榴彈埋在了香山，後來王受不住公安局盤查交待了，這就成爲公安局迫害並最後判遇羅剋死刑的主要罪名：陰謀殺害偉大領袖毛澤東。他們明明知道這不是遇羅克的動機，但一定要捏造這個罪名，這實際上是幫助我轉變思想的一個很突出的實例。１９６９年遇羅克被判刑，我親眼看到對《出身論》隻字未提，提到他寫了長達１０萬字的反動文章，但這罪名不夠死刑，於是就捏造了謀殺的罪名。
遇羅克是個幽默感極強的人，聽說第一次公審時有他，但槍決時卻沒有他，第二次公審沒他，而槍決卻有他。原因是遇羅克聽了宣判後當場就說：“我還有一件事沒交代，我是五一六分子，與某人單線聯繫。”公安局對五一六感興趣就沒執行，可一查沒此事，就在第二次執行了。遇羅克的機智幽默實際上最後一次捉弄了迫害他的人，雖然意義是有限的，卻體現了遇羅克的風格。
對遇羅克的死，我不感意外，因爲他被捕已經很久，他坐牢大家都知道，這之前也有很多預測。我感到難過，哭了。我自責：如果不辦報，遇羅克是不會死的。沒有報紙，《出身論》也會發表，但影響不會這樣大，他就不會被殺。至今，遇羅克仍是我最崇敬的人。
◇ 託翁與老車
遇羅克被執行判決後，正是上山下鄉的開始。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澤東做了個講話，此後開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分到陝西但沒去。在火車站送行的鑼鼓震天響，當車即將開動時，鼓打下去一點聲音也沒有，完全被哭聲淹沒了，車上、車下一齊哭，車開後我見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紅腫的。１９６９年我去白洋淀插隊，當時我覺得自己在政治上很多問題已解決了，所以開始了別的學習；主要是英語、小提琴，也開始讀很多文學書籍。
作爲男校學生，上學以及在辦報期間，我從未想過男女之間的事情，插隊後開始對一些帶有浪漫色彩的東西感興趣，特別喜歡讀俄國文學，尤其是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書，也開始對哲學感興趣，讀黑格爾，但總覺得沒說到點上。托爾斯泰是個了不起的哲學家，看《戰爭與和平》第四卷時我覺得找到了哲學上的一個答案，由於以前受學校教育特別是辯證法的宣傳，知道事情總是一分爲二，我對一分爲二的本質，從沒有掌握，總感到一種矛盾，看了書後我把這個矛盾彌補了。四卷中托爾斯泰集中論述了他概念中的上帝。上帝一詞本身是什麼是次要的，你可以說他是世界上所有規律的綜合，把托爾斯泰的上帝與社會上的很多宗教中的上帝相比較，偉大之處在於，用託的原話來說，他的上帝是，沒有上帝的宗旨，人的一根頭髮都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任何一件事都是上帝本身控制的。翻譯成一種別的話就是；世界一切事情都是由規律支配的，而這個規律沒有所謂一分爲二那一面。託對這點做了很多論證，其中包括人到底有沒有自由，到底有沒有自由意志，在上帝面前，結論是，人是沒有自由意志的，命運是由規律或說是由他所說的上帝來控制的。同時他對其它問題的一些論證也使我信服，如羣衆與英雄之間的關係，在他的書裏是通過拿破崙、亞歷山大、庫圖佐夫這些人對１８１２年俄國戰爭的影響來體現的。他們起了多大作用，託與馬克思相比實際上更進一步，更徹底地堅信歷史的規律是主宰，而英雄的角色實際是表面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拿破崙，庫圖佐夫之所以被人覺得是對１８１２年革命起了這麼大的作用，只不過是歷史的光線集中照射在他們身上而已。許多哲學問題在我進行了很多年搜尋之後，在托爾斯泰的書裏找到了答案。
其它一些倫理問題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書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通過簡單的故事，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上給我以答案，即人的自私與無私之間的關係，受共產主義道德教育，我們總說無私，但實際上人總有自私的一面，這個矛盾是怎麼回事，車爾尼雪夫斯基第一次將這個問題統一起來：每個人都是自私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不在於自私，而在於自私的內容，有的人自私的內容是高尚的，而有的人則是低賤的。他進一步論證當你遇上一個乞丐，把錢給他是爲了乞丐還是爲了你自己呢，實際上最主要的動機還是爲自己，至少可以這樣解釋，你如果不這樣做會感到難受。
在白洋淀，我有了自己的第一次戀愛，開始轉入了對愛情的探討。我注意的是精神的東西，而不是其它。同時也開始關心中國的前途，看了電影《英雄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很受感動。他們有一個鬥爭的機會，這正是我所幻想的。和愛人談戀愛時，所抒發的感情之一就是：希望有一天，能爲祖國變得美好而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以至覺得哪怕沒有達到效果，只要能夠參加進去，能夠去爲這個事業而犧牲，都是無限的幸福。但是，我對政治的熱衷使愛人的父親認爲我是個危險分子，而拆散了我們。我的戀愛很浪漫，由政治開始，也由政治結束。
從失戀的痛苦中走出來之後，我感到不能再看文藝書，它令我傷感。必須走一條新的路。
列寧說過：一個共產主義者，必須用人類創造的一切知識豐富自己的頭腦。我開始學習自然科學。學微積分、英語、日語、大學物理和手風琴。每天平均學習９小時，這是我一生中學習最刻苦的時候。
爲了擺脫政治上的麻煩，我從白洋淀轉到了山西燕北。知識青年在農村的插隊生活，是極其頹廢的。男生什麼壞事都幹：偷雞摸狗、賭錢、喝酒，兩性生活也很隨便。而我的插隊生活是很特殊的。現在的成功，就是以那時的刻苦學習爲基礎的。當時，我對社會還是抱着樂觀的態度。我曾對同學說過，不是學習有沒有用的問題，而是有一天用的時候，你能拿出多少東西的問題。我這樣說的根據不是看到了哪些具體變化，而是我相信：一個社會不可能永遠關閉着大學，把科技都停下來，這種做法是不能持續下去的。
◇ 破滅與再破滅
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四人幫”被捕。１９７７年恢復高考，我考入北方交大。１９７８年３月入學，５月參加研究生考試，我成了第一屆研究生。畢業後，雖然沒有政治上的麻煩，但我不是黨員，就沒讓我參加公派留學生的考試。雖然當時只考一門外語，而我又是全校外語最好的學生。
畢業時，我自己聯繫了到美國留學，並拿到了獎學金，但大學不放，分配我到大同鐵路局總工程師室。
１９８４年我到了美國，出國前已和萊斯麗結婚，她是北方交大的英語老師。
出國後，進耶魯大學計算機系。當時信心很大，經濟沒有什麼困難，問題來自學業方面。計算機系淘汰很厲害，開始就通告：有一半人將被淘汰。而我又意識到在班裏我是基礎最弱的人，因爲我不是學計算機出身。由於競爭，學生之間彼此很不友好。第一學期學習有困難，有一次還得了２分。第二學期我就成爲了班裏最強的學生之一。而到畢業時，我的畢業論文是當年最好的，所以畢業後很順利地找到了工作。
第一學期的經歷，出於我對弱者同情的天性，使我對美國的社會有很多感觸。首先是黑白分明，進入黑人區你就像走入了戰亂，而另一面卻顯得非常繁榮。這種種族隔離，在耶魯人與人之間不友好的關係中同樣能見到。我很憤慨。另外和銀行、商業打交道後，我感到了這個社會明顯的唯利是圖。所以在快畢業時，我加入了民主黨與共和黨的競選。我支持民主黨，因爲他們更關心弱者。但我還是感到民主黨過於溫和，很想加入共和黨，我感到美國的社會需要徹底革命，所以共和黨的主張又是我最能同意的了。但美國的共和黨是沒有入選希望的。投其一票就等於民主黨失去了一票。加之加入共和黨後找工作將成爲問題，所以最後還是沒有加入。
畢業後選擇了布蘭代斯，至此我經歷了另一個破滅。最初感到，美國這個社會制度雖然仍有許多待改善之處，但它是公平的，在這裏要是競爭失敗，那就是你自己的錯誤了。
耶魯的五年，改變了我的想法。這個社會給人競爭的起點是不同的。有的人走在了前面，並不是他應該走在前面，而是因爲他的起點在前面。從這個角度來看，它是不公平的。我對美國社會有一種破滅感，同時反過來想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又是很有道理的了。這種對馬列主義的迴歸，至少可以說是在對資本主義制度看法上的一個迴歸。
剛來這裏教書時，我感到雖然在政治上破滅了，但在科學上我還可以有所貢獻。我愛自己的事業，有對科學的狂熱，所以認爲大學對我來說是個理想的世界。這裏的同事都是教授，受過良好的教育，在政治上比較開明，支持民主黨，比較同情弱者，這些都與我相近。然而，這種幻想在走進布蘭代斯之後的幾年裏也逐漸破滅了。在這裏無論是學術會議，教師升職還是發表論文或申請資金都很少與科研成果掛鉤，而是和人緣有關係。系裏的人彼此勾結、吹捧。我又一次因爲不是這種人而喫虧。
原系主任是個非常有獨裁傾向的人，他的獨裁作風引起了全系教授的不滿。但他們只在私下議論，有沒有人敢在會上說。這點與中國很類似。而我呢，又一次扮演了無知的角色，在會上與其發生了公開的爭執。起因是：我們搞到了１００萬美元的資金去買設備，而我是這方面的專家，所以由我負責，在教授們的支持下我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但系主任反對，而且毫無商量的餘地。教授們私下是支持我的，會上卻不支持。這與中國當初的政治討論有極大的類似性，沒人公開講真話。
我們系裏從未直接收過來自大陸的學生，其實申請上有６０％來自大陸，但教授們不予考慮，甚至連申請都不看，他們認爲中國學生出來就是爲了分一塊餡餅。我有異議，反駁說：美國學生來不是分另一塊餡餅嗎？動機是錄取的標準嗎？如是，申請上爲什麼不寫？另外對中國人不能一概而論，正如美國人裏有許多混蛋，中國人裏也有許多混蛋一樣，中國人裏也有許多好人，就像美國人裏有許多好人一樣。我們進行了辯論，他們表面上讓步，看了申請，但結果仍是沒一個教授收中國學生。這件事使我深有感觸，種族歧視在美國最受教育，表面最開明的層次都存在着，雖然是很隱蔽的。初到布蘭代斯的頭幾年，我是愉快的、輕鬆的、充實的。因爲我在一步步實現自己在插隊時就有的目標——做個大學教授。這個目標現在實現了，我又有了危機感。今後的目標是什麼？我感到困惑。於是我又重新大量地讀書，過去讀過的以及新的，希望從中找到答案。
探索仍在繼續。能夠破滅的都破滅了，對政治以及對學術界這個所謂的象牙塔。下一步的問題就是爲什麼活着，目標是什麼。
１９８９年後，蘇聯東歐的倒臺，以及中國經濟步伐的加快都使我驚訝。《紐約時報》駐京記者預言：中國將在下個世紀的頭幾年裏超過美國，成爲世界第一經濟大國。這使我高興。如果中國能以一個強國的面貌出現在下個世紀，當然使我感到高興。
我很願意爲祖國做些事情，曾三次回國，每次都到一些院校和與計算機有關的部門聯繫，想做些工作。但三次共同的感覺都是：別人並不希望你去幫他做什麼。如果無論是在計算機方面還是在其它方面，我能夠起到別人起不到的作用，我是不會有任何猶豫的。
□ 摘自徐曉主編《洗禮歲月》（原題“心路”），中國社會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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