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論的成長

用證據反駁陰謀論是沒有用的,陰謀論照顧的是人們的情感,而不是理性。 印度人曾相信,他們的多數不幸都起因於巴基斯坦特務的破壞。馬來西亞人相信,亞洲金融危機是西方几個投機家密謀的結果。來自肯尼亞的諾貝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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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證據反駁陰謀論是沒有用的,陰謀論照顧的是人們的情感,而不是理性。

印度人曾相信,他們的多數不幸都起因於巴基斯坦特務的破壞。馬來西亞人相信,亞洲金融危機是西方几個投機家密謀的結果。來自肯尼亞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旺加里·馬塔伊女士相信,艾滋病與猴子一點關係也沒有,而是西方科學家研究出來的生物武器,至於目的,大概是爲了清洗人口。

馬塔伊的主張不是她發明的,在非洲,很多人早就這麼認爲了,並且相信用於防治艾滋病的避孕套是西方國家限制非洲人口的陰謀。當然,後面這個信念恰使艾滋病在非洲難以控制。

美國更是這類偏執信念的繁榮之地,獨立戰爭就曾受到“傳聞”的推動,而從肯尼迪的死到尼克松的聽證會,從珍珠港到世貿中心,奇異的解釋層出不窮。有些大致無害,如外星人傳說;有些就不那麼無害了,如1919~1920的“紅色大恐慌”,如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

在中國,我小的時候就相信周圍隱藏着許多(大約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壞人,一到晚上,這些人就從家裏溜出來,毒死牲口,割斷電線,引發洪水,製造我們生活裏的所有不幸。他們不僅分別地做壞事,彼此間還有祕密的聯繫,有時用電報機,有時可能用超自然力。我同樣相信,在幾乎整個外部世界,人們生活的主要興趣就是顛覆中國。

這些就是陰謀論。陰謀論古已有之,但這個詞本身還很年輕,到1997年,牛津辭典才第一次收錄“Conspiracy Theory”,承認了陰謀論對大衆觀念的強大影響。在漢語中,“陰謀論”或“陰謀主義”是譯語,到現在也沒有進入大衆語彙。

在最深的程度上,陰謀論是種歷史觀,認爲人類歷史一直有兩個進程,一個是我們看到的“三皇五帝到如今”,另一個是暗中進行的,主使者是某種黑暗力量,或撒旦,或外星人,或政治寡頭,或猶太人,或美國,或共產國際,或別的什麼。在中等的深度上,陰謀論“認爲社會中發生的一切壞事,像戰爭、失業、貧困,都是某些有權勢的集團直接設計的結果”(哲學家卡爾波普爾語)。在較小的範圍裏,則爲特定的事件尋找特定的陰謀論解釋,如電影《華氏911》。

關於陰謀論的社會心理基礎,有美國羅特格斯大學戈澤爾教授的一段話可抄:“相信陰謀論的傾向,與人的失範、缺乏信任、不安全感有聯繫……而與失範的密切關聯,又顯示陰謀論的立場與對主流體系的疏遠和不滿有關。”(《對陰謀論的信奉》)

用證據反駁陰謀論是沒有用的,陰謀論照顧的是人們的情感,而不是理性。無論科學家怎麼說,《檔案》迷們也要相信外星人的事,他們的邏輯是:“如果政府沒有揭露一個陰謀,那它就是在掩蓋這個陰謀;如果政府揭露了一個陰謀,那它就是在掩蓋其它陰謀。”前年鬧“非典”的時候,民間學者童增告訴我們,SARS病毒是針對中國的基因武器。中國的科學家反駁了他的說法,但無法阻止這個說法的流行。去年底童增把這個主張寫成了一本書,照樣賣得很好。

陰謀論者看不起事實。不過,與其說他們缺乏從事實推導出觀點的能力,不如說是他們沒有這個興趣。今年,何新先生曾發表他最新的陰謀理論,叫做“美國有個大陰謀”,其目標是消滅世界上80%的人。這一可怕的陰謀發生在舊金山的“費爾蒙特飯店”,出席會議者有布什和撒切爾,還有索羅斯和蓋茨這樣的人。何新沒有受到邀請,但他神祕地知道他們的陰謀。何新應該算是學者,所以我寧願認爲他對事實、證據這套東西沒有興趣,而不是沒有能力。

陰謀論能推卸責任,所以它確實讓我們舒服。不過,一旦人掌握了這種工具,要想不用在更廣的地方,會技癢難耐的。還有許多不這麼嚴重的,但已經成型的陰謀論,還有更多的萌芽。看過東航空難後網絡上的各種議論,我覺得在明年,在以後,針對國內事務的陰謀論會越來越多。

這不僅是因爲我們有着蔑視事實與邏輯的古老傳統,不僅因爲我們實際上已經接受了不少陰謀論,不僅因爲變革的激盪已製造出足夠的社會心理基礎,不僅因爲公共事務還不夠透明,人們得從流言蜚語裏收集信息,不僅因爲網絡的普及提供了暢通的流傳渠道,還因爲在這幾年裏,新聞界有人喜歡陰謀論,也有能力讓陰謀論從流言升堂入室爲消息,來影響人們並不堅強的頭腦。

原載《瞭望東方週刊》2004年第50期

來源:新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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