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十年，我们错过了什么？
昨天我们发了一篇关于季羡林和牛棚的文章，还好评论区是很和谐的，没有什么不太正常的人。今天这篇文章算是我写的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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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们发了一篇关于季羡林和牛棚的文章，还好评论区是很和谐的，没有什么不太正常的人。今天这篇文章算是我写的一个补充。
那10年，以及之前的几年，官方用的一个说法叫浩劫。确实是。而我所要说的就是这场浩劫的恶劣影响恐怕不只是像季羡林《牛棚杂忆》那样，只存在于纸面上、只存在于一些已不在人世或者将不久于人世的人身上。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人仍然深受其害。
这场浩劫在影响层面上不是单纯的政治运动，虽说最初是政治运动，但很快就把影响扩展到各个领域，于是各行各业就全都深受其害。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卡脖子”，但其实很少有人去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被卡脖子？至少在改开以后，我们没有人为地限制过任何科研领域的研发工作，从钱上来看，虽说比不上财大气粗的外国公司，但是毕竟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问题出在一点：时间。
比如芯片和计算机领域。我们来看下面这一些东西：
苹果公司：创立于1976年
微软公司：创立于1975年
三星电子：创立于1969年
英特尔：创立于1968年
有没有发现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公司创立的更晚，比如台积电创立于1986年，高通创立于1985年，英伟达创立于1993年。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公司与其说是初创公司，更不如说是比他们更早的那一波公司进行人事重组的结果。他们所用的技术，他们所用的人，都产生于或者成长于六七十年代。
比如台积电的张忠谋是这种履历：“1961年，获公司支持攻读博士；1964年，博士毕业后重返德州仪器，历任锗晶体管部总经理、硅晶体管部总经理、集成电路部总经理等职。1972年，先后任德州仪器副总裁、资深副总裁，成为最早进入美国大型公司最高管理层的华人。1985年，受孙运璇劝导，任台湾工业研究院院长；次年，创建全球首家专业代工公司台积电”。所以尽管台积电是86年才创立，张先生积累技术资本和人脉资本，却都是六七十年代的事，而当时我们在干嘛，自然不必多说。
这背后当然不是什么数字上的巧合，晶体管计算机迄今为止已经发展出六代，大致对应这么一个时间节点：
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就是靠第2代第3代芯片起的家。而且更让人遗憾的是，我们在第1代计算机的研发上并不落后，哈军工的441b就是一个例子。但接下来随着特殊时代的到来，计算机项目或是延误，或是干脆下马。64年的时候美国人推出著名的IBM360大型计算机，中国第1次拿出这种级别的计算机，已经到了77年了。而且IBM很快就完成了他们产品的商业化推广，比如著名的泛美航空公司就买了一台用于飞机的排班，但中国没有这个机会：除了个别军工领域，我们找不到什么商业领域可以用到这样的计算机。
所以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故事：我们没有输在技术或者人力物力上，我们输在一项本来人人都该平等的东西上：时间。
当然计算机领域并不是唯一一个深受其害的。军工领域也是如此。比如说我们的军队里的直升机有直5、直8、直9以及后面的产品，却没有直6和直7；歼击机有歼5，歼6，歼7歼8和歼10，却没有歼9；运输机有运5、运7、运8，没有运6。是故意跳过了这些编号吗？不是的，这些编号都对应着真实存在过的项目，比如南京的南航大在将军路校区就收藏了一架当年留下来的直6，只不过有的没有走向量产和列装，有的干脆没有走下绘图板。那些幸存下来的飞机也并非没有遇到问题，比如歼8飞机从65年就开始研制，直到80年才结束。一架飞机研制整整15年，对于正常的科研进度而言，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说到这里，恐怕有些人会拿两弹一星之类的东西出来辩护：不是也做出了一些东西吗？我的答案是这样的：首先，这些都恰恰发生在那些不被波及到的领域里；其次，我们“做成的”和“原本能做成的”比起来还是不成比例。
两弹一星团队相对于其他科研团队而言，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些团队被严令“军宣队不能介入”，这几个团队里面也看不到什么批斗人整人的场景，偶尔在墙上贴两张不温不火的大字报，就算是完成了政治任务。这是毛和周等人亲自下的命令。是因为这样才保证了研发的进度和秩序。因此他们的成功不但不能成为特殊时代的辩护理由，反而从反面上提供了佐证：他们取得成功，恰恰是因为不参与、免受其害。
还有就是“做成的”和“原本能做成的”。这很关键，比如某人考了80分，看起来似乎不错，但如果这个人的水平本来该考95分，那恐怕他回家还是该被骂一顿。
比如航天领域，我们做成了第1颗人造卫星，可原本还能做成什么呢？我们几乎能完成第1次载人航天。
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是神舟计划，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第1个。第1个载人航天计划是早已淹没在故纸堆里的曙光号计划（714工程）。
这个计划很遗憾，我没法提供太多详细的资料，因为确实有点语焉不详。我认识一些参与过这个计划的老先生，也见过其他老先生留下来的文字材料，但他们反而让我越看越迷糊：比如说飞船究竟长什么样，基本上画出来是一个人一个样。我也没有见到什么官方的图纸，可能是还处在机密当中，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项目实际上根本没有进入到实际设计阶段，比如飞船的外形设计，可能根本就没有研究到能说出来“飞船究竟该长成什么样”的程度。
虽说如此，这个计划是确实存在的，也的的确确留下了它的痕迹：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里面有一块烂尾的、现在被改建成观景台的1号发射场，当年是给它准备的；留下了一张驾驶舱的布局设计图，还有一张系统的总体架构图；完成了第1批宇航员的选择；中国最早一批航天生理学的资料，连带五院507所（这个所就负责航天生理）最早的一批设施，也都是这个计划的遗产。
按照原计划，曙光号应该在1979年完成第1次发射，但后面随着政治的干扰，科研进度不断落后，发射的任务时间却越来越提前，等到1971年选定第1批宇航员时，发射的日子已经定到了1973年年末，当然比较理性的预测还是会在79年左右完成发射，但发射的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了：1975年，曙光号任务遭到暂停，原因是“先搞好地面上的事”，最终在七七年正式下马。
我也问过那些老先生究竟对下马这事儿怎么看。他们都觉得很遗憾，但也从一开始就能接受这个决定：当时的情况确实进行不下去这个任务。这些老先生中很多人后来参与了神舟计划，知道一个正常的载人航天设计任务需要在什么情况下完成。至少，它需要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需要一个大体正常的工业生产秩序，而不是各行各业基本上都在“停产闹革命”，绝大多数的大学教授都被关在牛棚里。
今天的很多人提起那个年代的种种问题，往往谈的是政治。对于科技方面的影响，其实谈的不多。由此就造成了一种误解：很多人认为它的影响只存在于政治上，但这并不是事实。我们凭空失去了1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错过了多少新兴的科学技术，又让多少宏伟的计划因为缺乏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而下马。假设我们没有失去这些时间，我们又会是什么结果？历史固然不容假设，但也可以想一想。
迄今为止我所读到的关于那段历史的文字里，写的最好的还是陈丹青的那篇《幸亏年轻》。真不愧是著名艺术家，虽然读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方块字，眼前却呈现出一幅幅画面，而且都被精巧地编排，有着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画面感。所写到的故事既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又偏偏都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就仿佛西方那些充满象征的晦涩的宗教画。陈丹青这样写失去的10年：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目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这就是那个时代，这就是我们错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