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GDP造假艺术：我们的报告中住着另外一个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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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刀漫谈 账号永远的被闭嘴了，哎，荒唐不荒唐。

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发表了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在秘密报告的补充材料中，赫鲁晓夫指出：苏布的干部就像一个魔术师，用统计数字的烟雾遮蔽了粮仓的老鼠。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也记载：1985年，当苏布高层首次看到真实的经济数据之时，如同遭遇了核打击。比如1970年到1985年的真实工业产值，竟然还不到统计数据的45.4%。戈尔巴乔夫坦言道：我们就像戴着矫正眼镜的人，突然被摘去眼镜后，才发现世界如此模糊。

为什么苏布热衷于经济数据造假？很明显，经济数据造假并非是偶然的行为，而是计划经济体制与政治高压环境共同催生的必然结果。

第一、执政合法性的建构需求。

苏联成立之初便将赶超资本主义确立为自己的使命。1931年，斯大林宣称：苏联比美国落后了50年至100年，但苏联可以用10年时间赶超美国。

当计划变成政治任务，统计学自然就沦为了神话学。比如1932年乌克兰官方统计粮食产量增长12%，但同一年乌克兰却饿死了数百万人。为此，《生活与命运》一书评价道：统计报表上的数字，比麦粒更真实，它们不会腐烂，却能让人饿死。

1957年，苏布建政40周年之际，赫鲁晓夫在红场的讲话中宣称：苏联将于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1967年，苏布建政50周年之际，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1977年，苏布建政60周年之际，勃列日涅夫又宣称：苏联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发达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形态驱动的数字造假，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了顶峰。1977年苏布宣布：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高达6.4%，而档案解密后的实际增速却不足2%。

为何苏联处处要与美国对标？答案很简单，如果不能超越美国，成为发达国家，就不足以体现苏联意识形态的优越性，这必将严重威胁苏布执政的合法性，这种超越美国的焦虑自然就会催生数字造假的需求。

因此，所谓的五年计划指标只是政治正确性的标尺，经济数据的实质只是政权合法性的仪式化展演。为此，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讽刺的说道：我们的统计报告里住着另外一个苏联，那里没有排队的人群和空荡荡的货架。

第二、官僚系统的利益共谋。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承认：从集体农庄的主席，到地方大员，每个人都在修饰数字。基层官员虚报产量，以换取职务升迁，上级默认数据造假，以维持表面繁荣。据此，苏联依托官僚阶层的纵向庇护体系，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造假产业链。

比如1963年，乌克兰集体农庄主席季托夫，因超额完成肉类交售计划而荣获表彰，但次年农庄的畜牧业却遭遇崩溃。

还比如1972年，哈萨克斯坦一把手库纳耶夫，因虚报粮食增收900万吨而荣获表彰，但次年哈萨克斯坦却爆发了粮荒。

这种共谋机制形成的稳固利益链，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在畸形的经济体制中，造假的数字成为了官僚晋升的硬通货。正如《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的作者梅德韦杰夫所说：地方大员的豪华别墅里，堆满了用虚假数据换来的法国白兰地和意大利西装。

第三、计划经济的逆向激励。

苏联计划经济的指标制定，会天然的形成“棘轮效应”，也就是层层加码。首先是苏布计委制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然后地方层层加码，企业只能虚构产量，最后由统计部门进行数字修饰。

比如上世纪70年代，苏联流传着一个经典笑话：统计局有三件法宝——加法、乘法和神话学。还比如《耳语者》收录的工人日记写道：我们车间主任发明了’幽灵机床’，每当检查团到来，同样的机器会被连夜搬运到不同车间重复清点计算。这种体制性的造假行为，在经济学界称之为计划压力下的数字虚构。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还有一个指标赎买机制，也就是地方可以通过虚报产量换取财政的补贴，再用补贴从黑市购买短缺的消费品，以维持社会稳定。

比如1976年至1980年，苏联的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官方数据为3.2%，苏联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麦产出国，但实际却需要从加拿大进口面粉。

还比如1982年，安德罗波夫成为苏联头目之后，在整顿劳动纪律时发现，32%的工业企业存在着系统性造假。

叶利钦在回忆录中感慨道：当我在美国超市看见1卢布的黑市价，只能买半块口香糖时，我终于明白，为何民众称统计局的数字是空气。当卢布在自由市场现出原形之时，计划经济的皇帝新衣就彻底消失了。

《生活与命运》一书中，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在顿悟之后说道：我们毕生奋斗建造的，或许只是数字积木搭成的巴别塔。正如开明派的苏联经济部长雷日科夫所说：当我们拿到化肥生产计划完成率140%的捷报之时，集体农庄却因为化肥短缺而在烧秸秆。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当我们开始改革时，才发现所有的经济数据都是海市蜃楼，1985年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率是3.6%，但实际为-1.2%，这种长达半个世纪的系统性数字造假，最终导致经济决策全面失灵。

苏联的一部经济史，其实就是一部经济数据的造假史，苏联经济数据造假的本质是政治权力对经济规律的殖民。但当权力叙事与生存实景的裂缝超过了临界值，所有精心构筑的数据神话就会归于尘土。正如哈耶克1944年的预言：试图用数字构建乌托邦，终将被数字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