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

CDT编者按：11月22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题为《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的报道，作者为Xiaochuan。文章记录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经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后，如何面对裁员潮、内卷和不确定的未来。几位受访者中，有人背上沉重的房贷后被公司裁员，有人卖掉房子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求职环境中屡受打击，有人历尽辛苦拿到新的offer却收到HR发来的“霸王条款”。在经济紧缩和外资撤离中国的背景下，劳动者面对企业的议价权日益缩小。信息的不透明更让普通人难以对经济走势做出准确判断，成了被“时代的灰尘”击中的人。以下为文章的节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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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11月22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题为《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的报道，作者为Xiaochuan。文章记录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经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后，如何面对裁员潮、内卷和不确定的未来。几位受访者中，有人背上沉重的房贷后被公司裁员，有人卖掉房子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求职环境中屡受打击，有人历尽辛苦拿到新的offer却收到HR发来的“霸王条款”。在经济紧缩和外资撤离中国的背景下，劳动者面对企业的议价权日益缩小。信息的不透明更让普通人难以对经济走势做出准确判断，成了被“时代的灰尘”击中的人。以下为文章的节选内容：

毫无预兆的失业彻底打乱了李嘉明的规划。在原本的人生畅想中，作为毕业于某知名985高校的工科学霸，拥有一份在互联网大企业的光鲜工作， 在一线城市买房、买车，将来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自己和太太每年有一到两次的国外旅行，是李嘉明规划中的完美人生轨迹。

但遗憾的是，现实捆绑着他坠向了完全相反的轨道。

2020年9月，李嘉明所在的南方某一线城市房价罕见地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松动，彼时的他，以为自己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毫不犹豫地掏空了夫妻二人以及父母、岳父母的钱包，以单价每平米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上车”（注：中国互联网术语，买到房统称为‘上车’）了一套87平米的三居室。这套房子位于李嘉明公司附近，为了拥有它，他们首付了425万元人民币，接下来每月需偿还2.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还贷时间30年。

出生于1991年的李嘉明，2016年硕士毕业后，便搭乘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东风，进入一家总部位于某东部沿海省份的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初入职场的他，年到手工资便有30万元人民币。当时，中国政府尚未出台层层管控措施去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因此两年后，李嘉明成功跳槽到发展如日中天的另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并和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太太一块搬到了这家企业总部所在的一座南方城市，工资相较最初毕业时，也涨了一倍，达到了近60万元人民币。

李嘉明一直以为这种节节高升会是人生的常态，直到裁员到来。

在陈晨被正式下达裁员通知前，外企撤出中国的趋势已愈发明显。据媒体报道，仅在2023年11月，便有多家外企撤出中国，例如思杰系统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的所有商业交易，并裁撤南京研发中心的所有员工，趋势科技因地缘政治撤出中国并裁撤大部分员工，德州仪器裁撤中国微控制器（MCU）团队并将原微控制器产品线全部迁往印度。

2024年6月至7月，包括美国互联网巨头微软、日本本田汽车以及日本制铁在内的多家全球知名企业均采取了裁撤在华员工、调整在华业务甚至直接关闭中国办公室的举措。8月，IBM一夜之间关闭了中国的研发中心，据经历此事件的员工表述，3秒钟内，便有超过1000名员工被裁。而叠加上下游产业链的裁员规模，IBM此番的裁员举措导致了数千名中国员工陷入了失业境地。

“世界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来与中国划清界限”，陈晨说。

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困境，程亚男在2023年11月，即她失业的第一个月， 便和丈夫下定决心将他们位于上海郊区的唯一住房给卖掉了。

“房价降得太快了，我先生原本不同意卖房，想着等以后房价回升的时候再卖，但是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就业市场的位置，这种清醒的认知不允许我卖房的行为哪怕再多等一天”，她说。

最终程亚男以比购入价低70万的价格卖掉了房子。对于她而言，70万人民币是她和丈夫两人的工资在扣除家庭必要开支和孩子的教育经费后，需积攒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拥有的财富。

程亚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院，作为某偏远省份县城中学第一个被复旦大学录取的学生，她当年的高考成绩在家乡引发了轰动。在村子里的人看来，程亚男已经鱼跃龙门，成功实现了阶层的跃迁。

如今再回想高考中榜时的欢欣雀跃，程亚男不仅感慨：“十年犹如黄粱一梦，到头来我什么都没能留住。我又重新回到了出租房，同时还失去了工作”。

而失业后的状况也确实如她所料，求职之路充满了坎坷。失业半年，程亚男在多个求职APP上投了不少于1000个职位，工资期待一降再降，但收到的回馈却寥寥无几。

“很多HR会问我孩子几岁了，在得知我女儿才两岁还没读幼儿园后，很多人就再也没理过我，我猜测他们是担心我会在孩子身上耗费太多精力，导致无法将自己全部的身心奉献给公司和工作。还有的HR会直接询问我是否会要二胎，即使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也不会再理我。中国女性在职业市场受到的歧视和遇到的困难是外界根本无法想象的”。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实现再就业基本不可能了，我今年已经45岁了，没有哪家（中国）企业会再要我，不管我的能力有多强，都无济于事，大家只要35岁以内的”，王旭明说。 而35岁门槛，即辞退年龄超过35岁的程序员的做法，恰恰同样源起于华为。

“所以这倒是个什么世道？处处作恶的公司居然可以在中国活得这么好，更糟糕的是它还引发了其他企业的效仿，然后直接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当牛做马，真是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李嘉明感慨道。

但据路透社报道，2023年中国的法拍房数量同比增长了43%。但对于具体的增加数量，因为中国政府信息不透明，不同的研究机构出具的数据也不尽相同。其中，中指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包含住宅、工业、商业等法拍房挂拍数量为79.6万套，而纬房研究院、国信达数据的统计结果是53万套。甚至有消息称，曾担任重庆市市长的技术官僚黄奇帆曾在内部会议中指出，中国当前的法拍房规模已经达到了400万套。

对于这些数据，某知名房企研究院的一位资深研究员表示：“很多人对这一数据不以为然，但如果我们结合中国人口规模和家庭成员模式，不难发现，仅2023年中国便有上百万人陷入了失房困境”。

房子是精英们最后的堡垒，失去房子，意味着他们被挤出了原本的人生轨迹。

（节选。请访问《莽莽》的网站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