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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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母成为国家的敌人，未成年的孩子们成为“最脆弱的迫害对象”。她们面临居无定所，随时被侵扰隐私，目睹暴力，失去教育机会，不断离开朋友们，放弃出国深造，甚至被当作罪犯逮捕。

撰文 刘多旻

编辑 周醒予

平台编辑 覃山

2022年11月20日晚间6时，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第二居委会内的一段视频，让“软肋”这个词成为家喻户晓的一种管治手段的代称——如何管理那些发出反对声音的人？ “他的软肋其实是他儿子。”但是，对于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孩子们，“软肋”的故事要早得多。

儿童是最脆弱的，他们只能顺着大人的行动轨迹滑行。当他们的父母成为国家的敌人，备受骚扰与威胁，她们的人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十年前，孩子们面临的问题，是跟随大人过“居无定所”、没有安全保障的生活，也经常目睹国家暴力。最近几年，孩子们面临的问题，除了难以估量的心理伤害，还有受教育权的被剥夺，毫无理由被“边控”。

越晚出生的孩子越不幸。最极端的案例之一，是疫苗安全倡导者何方美的三个小孩的命运。何方美2020年10月因为在河南辉县政府门口泼墨被带走，她的大儿子（今年10岁）被政府安排寄养在了当地一个陌生村民家里，二女儿（今年7岁）跟随她一起经历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小的女儿（今年3岁）是“指监”期间出生的。两个女儿自从2020年10月起就被“安置”在当地的精神病院，此后再没和外界的正常世界接触过。

中国是《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这意味着国家承诺保障儿童人权的所有方面，在相关行动中将儿童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量。然而，2013年10月，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审议中国定期报告后通过的结论性意见中写道：

委员会十分关切地注意到，有报道称政府迫害家属，包括人权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子女，并报复和骚扰主张儿童权利的家属。委员会强烈建议中国政府，立即终止对追究侵犯儿童行为责任的家属和人权维护者子女的一切形式恐吓和报复； 确保对所报道的恐吓和骚扰主张儿童权利的家属以及人权维护者及其家属的情况迅速开展独立调查，并追究实施这种侵权行为者的责任。

《儿童权利公约》明文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儿童得到保护，不受基于儿童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家庭成员的身份、活动、所表达的观点或信仰而加诸的一切形式的歧视或惩罚。”但与这一原则背道而驰的现实是，十一年过去了，公权力执行者控制、打压孩子们的手段越来越肆意、无情。在这篇文章里，年份和时间，除了讲述事实，没有别的意义。

一位做家属支持工作的人权工作者告诉“Women我们”：“从头到尾，官方都知道，‘控制了孩子，就是控制了一切’。”TA随后补充到，如果说十年来有一些变化，那就是各个地区的警察的行事风格可能有所不同。还有一个变化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警察运用监控的手段更成熟了，“以前要靠很多人力来完成的事情，现在可以通过监控技术很快解决”。

文章里写到的，并不是全部。有一些家庭因为安全考虑难以接受采访，有一位人权律师的女儿拒绝采访的理由是，她不愿意再谈论这些事情（这也是她的正当权利）。还有一些更草根的维权行动者们的状况，我们无从得知。

2013

海南万宁

2013年5月，海南万宁的一所小学门口，十来个人举着纸牌站在这里。正是放学的时候，来往的人流量很大，原本接小孩放学的家长们停下来脚步，开始围观这群人。

这些举牌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女权活动人士，有律师，还有一些人称呼自己为“公民”——在那个“旁观改变中国”的时代，“公民”通常是指有经验的自力维权者或者热心的支持者——她们为同一件事来到这里举牌：十几天前的5月8日，这所小学的校长陈在鹏和当地一名政府职员冯小松带着6名小学生去宾馆开房，一夜未归。女童家长们报警后，当地警方称性侵没有发生，是女生主动联系的校长，要求在宾馆过夜。

那些纸牌上写着：“净化校园环境，法办校长陈在鹏”，举牌的女性们一遍一遍喊着这句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警察也来了，但并没有立即阻止她们。那一年，公民们仍然可以走上街头。人群里还有刚刚转型做人权律师的王宇，她在校门口给来往的家长发传单普法。“我们国家其实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妇女儿童保护法》，这个法律是有，但一直没有落到实处，我当时想说能不能印一些法律有关的条文，让大家拿回去看。”她从北京飞来，想为万宁的女童们代理这个案子，后来她一个一个打电话给女童家长，她告诉那些家长：“您的权利受侵害了，您要勇敢地维权，您明白吗？”但电话那头的家长担心被打击报复，挂掉了电话。

现场的标语里，有一句很扎眼：“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举牌的人叫叶海燕，是一个倡导性工作者权益的女权主义者。叶海燕拿着标语牌的照片，在2013年的新浪微博上成为千万人仿效的剧码，模仿者中间有不少穿着警服的警察，他们通常把叶海燕标语上的妇联维权电话“12338” 改成“110”。

这起案件在更多人的关注下改变了走向。6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子，陈在鹏和冯小松以强奸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和11年6个月。

广西博白

叶海燕那时候或许也不会想到，为别人的女儿呼吁，会给自己的女儿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叶海燕的女儿蓝雅欣和这些女孩同岁。当叶海燕在万宁为女孩们呼吁的时候，蓝雅欣一个人呆在博白的出租屋里。

那个出租屋有两层楼，一楼是叶海燕的工作室，二楼是母女俩的起居室。蓝雅欣小时候跟着外公外婆长大，飞机飞过，她会跳起来大喊：“飞机带我去找妈妈吧”。一直到四年级，叶海燕才把她接到身边。

蓝雅欣对博白的记忆不深了。她记得小时候没什么朋友，因为总是搬家。叶海燕又经常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博白的家里总是有很多人来来往往，有些人她不知道是干嘛的。13岁的她对这一切并不关心，“我有时候也好奇，家里为什么这么多人，但我后来就习惯了。”

她喜欢上网。有一次，她在网上看见有人在骂叶海燕，她还没有来得及疑虑为什么妈妈的名字可以在网上搜到，就想回击那个人。“我自以为很有道理地打了一堆字，想说我妈妈不是这样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评论没有发出去。她跑去跟叶海燕讲，叶海燕用一种打哈哈的方式带过了这件事。之后她也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我妈嘴巴挺严的，她什么也不跟我讲。”蓝雅欣那时候对叶海燕在互联网上掀起的波澜一无所知。叶海燕早期是以文风泼辣著称的天涯写手，2005年之后，她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之后的工作重点关注性工作的合法权益和艾滋病防治。2008年，因为在街头做行为艺术，被赶出了武汉，去到广西博白落脚，那些年里，为了做公共倡导，叶海燕常以大尺度的裸照和言论冲击着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从海南万宁回来没两天，叶海燕在博白的工作室就被人攻击了，有一群人气势汹汹闯入了她家，由于当时叶海燕正在接受媒体采访，这一切被录音记录下来：

“现在有五个，有五个妇女在外面，她们现在正在骚扰我，已经在我家里来了……”叶海燕的声音很急促。
“她们现在正在你家里骚扰你是吗？”，记者在提问。
“对，她们现在正在我家里，一共一二三四五六七，她们现在在打我”……
叶海燕回应记者的声音被打断，录音里传来激烈的争吵：
“打她！打她！”“滚出去，这是我家！”“就算是你家（又怎样）”“这是违法的！”“你打！你打！”

那几天，家里有连续的冲突。但蓝雅欣对这一切的印象都不深了，她只记得，有一天妈妈跟她说，不要下楼，好好待在楼上，第二天，她才知道工作室已经被人砸得稀巴烂。

在被围殴的事件发生之后，被行政拘留的反而是叶海燕本人，她提着刀自卫，却被警方认定为“故意伤人”。警方后来公布的证据仅有叶海燕个人的询问笔录、菜刀的照片和三位当事人伤口的局部照片。

王宇带着蓝雅欣试图去会见叶海燕，雅欣透过红色大铁门的小洞往里面看，说拘留所看起来和学校很像。

被拘留十三天后，回到家的叶海燕并没有恢复平静的生活，当地的居民在她家楼下扯着横幅：“大鸡婆叶海燕伤风败俗，滚出博白去！”

她和女儿最终被赶出了广西博白。

广东南朗

这一切，被导演王男袱拍成了纪录片《海南之后》（Hooligan Sparrow，又称《流氓燕》）。蓝雅欣在那部片子里出现得很频繁，有时候是一个人默默玩手机，有时候是妈妈回到家亲昵地搂着她。片子还记录母女俩从广西离开之后，是如何一路颠沛流离寻找下一个落脚点的。

13岁的蓝雅欣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完全有概念。好几年之后，2017年，她被送去美国上学，在王男袱家里落脚。有一天王男袱出门，她在王的电脑上第一次看见了那部纪录片，她对片子里出现的一切都感到震惊：“啊？这是我妈，她做了这些事情……原来从第三人称来看，我们发生了这些事情啊！”

今年她24岁了，她的声音和语调还和当年的纪录片里一模一样，带一些湖北方言的味道，语调有些活泼。叶海燕为女儿创造了一个近乎真空的环境，把她保护起来。

母女俩从广西博白被赶走，去到广东一个小镇，再次遭到了断水断电式的逼迁和驱赶。13岁的蓝雅欣跟着妈妈被赶来赶去，住宾馆被拒绝，行李被丢在高速公路上，母女两依偎着拍了一张照，背景是荒郊野岭和她们的全部家当。

那样的时刻，蓝雅欣还在围着行李骑自行车。“我妈不会觉得‘都这个时候了你这个小孩怎么还在这里玩’，我也知道我帮不上什么忙，我就当一个不哭不闹听指挥的小孩就好啦。我能感受到当时情况很严重，但妈妈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我就没有太担心。”

蓝雅欣当时在纪录片里跟王男袱解释发生了什么：“我也不记得被宾馆赶出来两次还是三次。因为之前的房子不给水不给电，我们不好生活。我们在宾馆里刚洗完澡就不给我们住了，到了第三个宾馆。好几个人朝我们走过来了，把我们喝住，要我们跟他们一起去搬家，我和我妈坐在那台车后座的最中间，那个副驾驶是便衣警察，威胁她说：‘中山不欢迎你，广州也不欢迎你……你们再来就打断你的腿。’”

这一切的暴力行为，就连当时跟拍的纪录片导演王男栿都觉得害怕，行李被丢之后，她们去朋友家借住。但朋友家的楼下早有人守着朝她们大叫。王男栿的镜头里，叶海燕和朋友带着孩子逃命似地跑上了楼梯，把孩子送到房子里交代反锁门之后，叶海燕和朋友就被楼下的不明人士带走了。之后，整晚都有人一直在敲门。

北京

2013年海南万宁抗议发生的时候，王宇才刚把儿子包卓轩从天津的爷爷奶奶家接到北京一起生活。

包卓轩的成长经历和蓝雅欣有一些相似。他小学时候在天津长大，王宇和包龙军在北京工作，一周会去看他一次。上完小学后，他被接到北京，“那是我最快乐最幸福的一段时间”。

包卓轩记得，那几年，父母都经常出差，碰上敏感日子的时候，警察会直接让王宇和包龙军离开北京，“他们就说车票都已经买好了，你直接走吧”。包卓轩知道爸妈都经常被请去“喝茶”。爸妈都不在家的时候，他也有一些青春期男孩的小心思，比如可以一直在家里玩电脑。网络对于这些孩子，是一种对残忍现实的补偿与安慰。蓝雅欣也提到自己的记忆里，她一直在博白的出租屋里玩手机，她有很多烦恼，但上网上着上着就忘记了，她后来觉得那是一种弥补在现实中没有朋友的做法。

同样在海南抗议现场出现过的唐吉田律师和王宇律师是好友。有一次，唐吉田去北京的时候带上了女儿唐正琪。唐吉田外出办事，琪琪就被送去王宇家和包卓轩一起玩。

包卓轩和唐正琪年纪差不多，两人小时候在一起玩4399小游戏，看动漫，聊动漫。琪琪那个时候已经学日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语和动漫一直是他们两之间很坚实的纽带，也几乎是唯一的话题，“我们两都是很内向的人。”包卓轩上初中的时候就很关心政治话题，他很爱翻墙上网，浏览外媒的新闻。但在他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和琪琪聊过类似的话题，“我和琪琪的关系更像生活里的真正的朋友，而不是因为我们的爸妈都在做类似的工作。”

2015

北京

2015年，包卓轩要念完初中了。但他没有北京户口，就算在北京念完高中，也没有办法在北京高考。因此，王宇和包龙军决定送他去澳洲念书。

在这之前不久，家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晚上，警察在晚上七八点上门来，什么也不说，只是让他开门，当时王宇和包龙军都在外地出差，包卓轩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又反复跟门口的警察说：“我爸妈真的不在家，我不能开门，求求你们走吧”。

包卓轩对于出国念书这件事是开心的。他上网很早，喜欢翻墙浏览外媒。爸爸妈妈在家里也时常会跟他讲自己代理的案子。王宇和包龙军都是人权律师，王宇曾经代理了范木根案、曹顺利案、伊力哈木·土赫提案1，并曾为大量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进行无罪辩护。他过早地触摸到了中国社会里另一个面向，也对外面的世界有一些向往。包卓轩唯一不舍得的是爸爸妈妈。

7月8日那天，包龙军陪他去首都机场，父子俩还沉浸在未来的计划里：包龙军会在澳洲陪他待几天，再回来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国，他有些兴奋。完全没有预料到后面会发生什么。

过海关的时候，机场一个人都没有。突然冲出来几个人，把他和爸爸按在地上。

“我爸反应特别激烈。他冲他们大喊，‘你抓我没事，放了我儿子！’冲我喊，‘儿子，你要小心！’、‘你别抓我儿子，你抓我怎么样都行，你放了我儿子！’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等到对方要把我们从紧急通道拖出去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要说一句话。我不记得我说的是什么了，时间有点久了。我就记得我爸说放了我儿子，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我当时整个人脑子都是晕的。我都没有经历过这些，直接傻在那儿，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好像是说了一句，‘爸，我没事。’”2

另一头，在家里的王宇也被破门而入遭到逮捕。王宇和包龙军的失踪，是中国当局针对律师的“709大抓捕”的开端。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网站的消息，从那一天起到9月18日，至少286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或限制出境。

包卓轩当时15岁，从机场被按倒后，他被带走软禁。“我们在一个宾馆里，有大概两三个警察，我记得我一开始还有一些反抗，我当时年纪很小，假装很成熟地说一些话，他们把我推倒到地上，我一下子就老实了”，包卓轩回忆的时候，讲话很慢。

2015年的“709大抓捕”是许多人生命里的转折点。

在丈夫王全璋被消失之前，李文足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做律师的丈夫每个月往家里打生活费，她则专心带着儿子王广微（泉泉）生活。丈夫消失之后的头几个月里，她不停地哭。儿子泉泉那个时候两三岁，不知道爸爸被抓了，只是原先每周从手机里打来的视频消失了。

7月10日，律师李和平先是在办公室里被控制，随后遭到抄家。那天早上，跟着爸爸去上班的5岁的佳美目睹了这一切。两个月之后，她的情绪终于有所缓和，她问妈妈：“为什么警察要抓走爸爸？”妻子王峭岭和李和平是大学同学，念法律出身的她也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来的警察是哪个单位的，但丈夫就是消失了，过了48小时，她找不到为此事负责的部门。

她只能告诉女儿：“就好比有个老人摔倒了，我们去扶这个老人家，这是好事，爸爸一直在做这样的好事”。佳美听完，很肯定地跟妈妈说，“那警察是坏人”。

李和平的弟弟，同为律师的李富春在那一年8月也被警察带走。他的小儿子五岁，煞有介事地跟人说，“爸爸是被手铐拷走的”，李富春的妻子在一旁哄儿子“那是玩具”，但五岁的小孩什么都懂了，他肯定地反驳妈妈，“那不是玩具”。3

内蒙

包卓轩的人生从7月8日那一天起被暂停了。

他的初中同学们都进入了高中，也以为他到了澳大利亚。但他在天津的爷爷奶奶家里，失去爸妈的联系，不知道如何度过时间，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暑假过完后，他又被送去内蒙古的外婆家。

2015年的10月，包龙军的好友唐志顺来找包卓轩，问他想不想“走”。包卓轩一口答应了，但他那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将要从内蒙飞到云南，再从云南和缅甸接壤的群山中偷渡出境。

在缅甸，包卓轩经历了第二次“被抓”：

“警察抓我的时候，我正和唐志顺在外面吃早饭。我们在露天的早餐铺外边，突然就围上来一群人。我记得大多数是便衣。他们说听话，跟我们走。然后把我放到了一辆车上，给我带上了头套，手铐和脚铐。

当时我已经说不出什么话来了。他们把我关到了一个屋子里，说要给我做笔录。我一开始什么都不说。他们说，‘你要是不说的话，这里可是缅甸，不是中国，我们一枪在这里把你打死扔野外也没有人知道’。我就开始说了，我叫什么姓什么，家里人有哪些。

他们问了我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他们问我谁指使我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谁指使我的。他们问我跟唐志顺和幸清贤是什么 关系，我说他们是我爸妈的朋友。他们问我爸妈是做什么的。

最后，他们让我在笔录上签字的时候，只给我笔录的最后一页，不给我看前面几页。我说你要给我看一下前几页，你要是不给我看前面几页我就不签字。我就那样说了一下，我后边的人就抄起一个棍子，狠狠地打我后背。我直接趴地上了。

他跟我说，你现在不听话，这次打你后背，下次不听话就打你脑袋，打你脑袋出什么事我们就不负责了。我说，‘我签我签’，我全签了。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他也不允许我看什么，只允许我看到最后需要签字的那一页。还有他折角让我按手印的地方能看到。”4

这一段内容，是包卓轩在接受Human Rights in China的采访时讲述的。青少年时期的遭遇给他带来很严重的抑郁症，那些场景至今仍然出现在他的噩梦里。他说，那段日子是一种很难用语言表述的痛苦，最近两次接受采访，每次谈到这一段经历，都很想哭，他需要停下来喘喘气，事后也会做噩梦。尽管他鼓励记者放心提问，但为了避免重复讲述带来的伤害，“Women我们”和包卓轩商量，决定不重复提问，直接引用他已经讲述过的内容。

天津

软肋作为威胁是有效的。包卓轩在缅甸偷渡被抓的经历，后来被中国中央电视台做成了电视节目播放。王宇经历了“电视认罪”，在那个视频里，她谴责境外势力利用了他的儿子。

但几年后，王宇在《端传媒》上回忆了“电视认罪”的经历，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有一天夜里，负责她案子的预审去找他，“预审拿出两页纸递给我，我打开一看，第一页上是云南省公安厅发给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的内容大概是：在云南抓到几名偷渡边境人员，其中一人是内蒙古的，姓名包卓轩，年龄16岁，是乌兰浩特一中学生；第二页上赫然是我儿子的一张大照片，明显是像我们被抓后送到看守所时办理入所手续时，背靠印有标尺的墙壁拍摄的，照片下面写着：犯罪嫌疑人，包卓轩。我看完之后当场就昏厥过去了。”

以至于当预审问出“你想不想救你儿子”的时候，王宇没有选择，她答应了录制一个“表明态度”的视频给公安系统的“上级”看。她并不知道那段视频会被放上电视。

王宇写道：“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非常渴望见到我的儿子，我想，如果我不出去，我儿子就不能出国留学，他在这里会受到怎样的伤害？我不知道！但肯定要受到极大的伤害！即使多年以后我会出去，但那时的孩子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了？他的这个年龄正值青春期，一旦受到伤害就会终身有阴影。我要尽一切努力，争取让儿子摆脱当前这种困境，让他能到自由的国度去学习生活，避免他受到更大的伤害……那样，就只有我出去才办得到！我深怕我的儿子的一生都被毁了，他必须走，他必须离开这国，这就是我当时最为迫切的想法。所以，不管我受到怎样的委屈，我也要拼命去试一下。”5

2016

天津

小土是一位做家属支持的人权工作者。2016年的6月初，TA在天津的一个宾馆里第一次见到了王峭岭和李文足，还有佳美和泉泉。小土记得自己当时拿了摄像机，从进门的时候就开始拍，佳美和泉泉刚起床，在一个房间里一起玩。TA事后有些后悔，第一次见面就举着摄像机，其实是一个非常冒犯的举动，但她们看起来丝毫没有觉得被冒犯，小土想，“她们接受了这样的状态，也就是生命中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被冒犯的，在那样的场景下，已经没有所谓安全和不安全的界限了。”

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两位女性一遍遍往返北京和天津，想要寻找丈夫的下落，小孩离不了人，也一直带在身边。王峭岭那时候开着一个很大的越野车，那辆车像战车，载着所有人，小孩也在车上长大。

北京亦庄

丈夫失踪后，巨大的情感冲击还没有解决，生活里具体的难题还在一个接着一个到来。

2016年，佳美要去念小学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作为外地学生，在北京上学需要一系列的证件。当时为李和平奔走的王峭岭完全顾不上这件事。等她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有些迟了。她和房东去当时居住所在地的亦庄开发区博兴路派出所办暂住证，办事的女警说，“领导说办不了”。她那时候包里还带着案件的材料，急着离开，以为总有办法可以上学。但女儿上学的问题就是被卡在了这张暂住证上。她后来甚至跑去学校，说不要学籍，只要能让小孩在这里上课。

8月，王峭岭因为原先的租房合同到期搬去了新的房子里，但警察很快就介入了其中，新房东不敢给她钥匙，她在快捷酒店和朋友家轮换着住，飘荡了一个多月。最后，她租到房子的方法是，每次到回家之前的四五站地铁，就要把手机关机，女儿被接到新家之后问她：“妈妈，这个房子我们能住多久？”

佳美最终没有上成小学。那是她第一次失学。

内蒙

从缅甸被抓回来之后，包卓轩被切断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系。

警察在他的班上装上了摄像头，“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摄像头是为了监视我装的”。包卓轩当时被寄养在小姨家生活，警察切断了小姨家的Wi-Fi，住进了小姨家对面的房子里。房子大门口安了感应器，他一出门，哪怕是去买支笔，警察都会问。

那些警察轮流倒班，有些很和善，会在监视他上学的路上跟他聊天。有些警察很凶，他跟其中一个警察吵过架，“他竟然拿警车接送我上学”，他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别的选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去给他提意见，结果他把我骂了一顿。”

那一年6月的时候，王峭岭试图去内蒙探望包卓轩。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去到内蒙的王峭岭打算先拜访王宇的母亲，但她发现，王宇妈妈住的小区里，楼栋标识全部被拆掉了。她第二天才确定哪一户是王宇妈妈家，上去敲门的时候，对面的门先打开了。两名自称警察的男子控制住了她和随行的人，又带去了派出所盘问。她没有见到包卓轩，反而被警察控制了五个小时。

那一则电视认罪的视频让包卓轩的信息在全国范围内被曝光。在他当时上学的学校，连学生都知道这件事。他班上的同学倒是没有反应，他猜测是班主任提前交代过，但出了教室，就会有别班的同学对他喊：“这不是偷渡那小子吗？”

“有一天晚上我就很想自杀，太痛苦了，我也不知道我爸妈在哪”，包卓轩说，“那是我人生里最难过的一段时间，我没有自由了，我见不到父母，我因为父母被无理由拘禁而难过，因为自己处在软禁状况里而难过。”

包卓轩记得，支撑自己熬过来的原因，是有一天收到了王宇从狱中写出来的信。他给王宇回了好多信。2016年8月的一个下午，他终于和取保候审出来的王宇见上面，“我只记得我一直在哭，可能哭了五分钟，也可能哭了十分钟，总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妈也一直抱着我哭”。后来他才知道，他写的回信，妈妈一封也没有收到。

2017年

北京石景山

这一年，泉泉要上幼儿园了。在李文足当时的居住地石景山，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接收泉泉。

“她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奔波，去各个机关和部门走动，找学校已经像一个事业了。她很担心对小孩的影响越来越大，她希望小孩有正常的生活，所以送去学校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小土听李文足讲过一些细节，比如李文足总是牵着泉泉的手，边唱歌边去找幼儿园，又比如李文足为了给小孩上学的仪式感，买了很好看的小书包和午睡的被子，但结果，“往往是提着被子去，又提着被子回来”。“文足说她在一个学校办公室里，因为不接收小孩，又要办退款手续，办完手续出来，泉泉全程低着头，提着小被子站在门口。那一刻她说她想杀了这些人。”

北京宋庄

从广东被赶走后，蓝雅欣跟着叶海燕回到了湖北老家。后来，叶海燕又去了北京，蓝雅欣留在武汉上学。她上寄宿学校，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又变成了留守儿童。

高中之后，蓝雅欣发现自己开始神经衰弱，想从学校离开。她打电话给叶海燕，叶海燕不觉得这是大事，蓝雅欣就在叶海燕一个朋友的帮助下独自去了北京找妈妈。她们住在宋庄，早上，叶海燕骑着电动车送蓝雅欣去补习班学素描，她再骑回去自己学画画。

蓝雅欣特别喜欢那段时间，对她来讲，她只想和妈妈住在一起，不管住在什么样的地方，或者有没有地方住。以至于她在讲述中会略过一些细节。比如她要去素描补习班，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在北京上学，她也没有北京户口。但无法上学的原因不止这一个。

在宋庄的那一年，叶海燕因为发表“反毛”言论，出租屋又遭到断水断电停暖气。蓝雅欣只记得那是冬天，即将要过年，母女俩住在断水断电的房子里，“天一黑我们也黑了，每天也只能简单擦擦身子。”

叶海燕觉得照顾不好女儿了。决定送她出国上学。

同一年在宋庄，另外一位异议艺术家王藏的住处也遭遇了断水断电，当时，他的家里还有两个五个月大的婴儿，连泡奶粉的热水都要靠朋友送来。

2018年

北京

李文足不再是一个只会哭的妻子。身边的人看着变化在她身上发生，“她不停地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各个国家的外交官、人权机构，学会去跟这些人打交道，学会怎么讲话、怎么公开发言，她在适应自己的社会角色，接受公众对她的期待”，小土说。

4月9日10时45分，李文足与同行的王峭岭、刘二敏等人正在饭店大厅办理退房时，被突然出现的大批国内安全保卫人员强行带走，送回北京。

小土印象深刻的一幕是，那一年4月，王全彰失踪即将满一千天，李文足要去徒步寻夫，刚进入天津，就被国宝“围剿了宾馆”，随后将她带走软禁在家里。有一天，她家里的楼下聚集了四五十人，有社区居委会的，有国宝，有便衣警察，也有来支持她的朋友。一片混乱之际，无法出门的李文足坐在家里的窗户上，开始朝楼下大喊：

“你们在干什么！？老娘的老公是律师，平时就是帮普通老百姓打官司的。现在被抓了一千多天了还生死不明，我去找我老公，我怎么了？像你们这些没有良心的坏人，在自己亲人有问题（的时候）就一个一个自己夹着尾巴就跑了。老娘不是这样的人，这三年多老娘天天在外面帮我老公呼吁，你们这帮人在干什么，你们这是助纣为虐，知道吗？我老公就是一个好人，平时就是帮助普通老百姓打官司的。三年了，生死不知，我是找我老公怎么的了，你们现在这些人在这捣乱。”

泉泉也逐渐长大，四五岁的时候，他还是一有风吹草动就躲进妈妈怀里的小肉球。到了六七岁，他有时候会表现得要保护妈妈。有一次，李文足和泉泉又被堵住在家，由于这样的事情太常发生，几乎就是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所以小土已经忘了那次是因为什么。TA看见泉泉用自己的小拳头去砸铁栏杆，嘴里大喊：“我妈妈是对的，我妈妈是正义的，谁来帮帮我妈妈呀！”还有一次，TA看见泉泉拖了一把小椅子抵在门口。

泉泉同样经历了两年的失学。李文足终于找到一所可以上幼儿园大班的学校。

李文足在推特上记录下泉泉第一次上学的那天：

早上6点他就醒了，拽着我又是撒娇又是威胁，我只好起了床。一起洗漱，穿好衣服后，他要去学校。我无奈地告诉他，校车7:48才到门口，他的单眼皮眼睛里闪着热切的盼望，可怜巴巴地对我说：“我想早一点到口等着。please……”看着他一脸萌态，心软了。于是，我们提前一个多小时坐在马路边上，等着校车的到来。泉泉有点小担心，他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晃的我头都晕了。他圆嘟嘟的小脸上全是担忧，一遍又一遍问我：“妈妈，你确定？是在这里等校车？”我又好气又好笑，只好一遍又一遍回答他“是的”！那时我就想，恐怕只有失过学的孩子，才能如此盼着上学。

佳美也在2018年找到了一所学校。她同龄的小孩读到三年级了。她经过了两年的家庭教育：妈妈带她外出，看到什么字就教她什么字。没有人知道她学得怎么样。失学两年后，王峭岭终于为她找到一所家庭式学校，学校愿意接受她。王峭岭从来不在微信上和老师讨论孩子的情况，学费也全部拿现金交，大家讲好，李佳美只是来这所学校“玩”的。

2019年

北京

泉泉6岁，他去上小学，但刚开学四天，他又失学了。李文足在推特上写，是北京警方连续数次去学校施压导致的。

泉泉知道自己不能上学了，问妈妈：“武术课我是一队队长，我不能带队了，怎么办？老师一定教好多新动作，我不会，怎么办？”李文足说，孩子不愿意接受不能上学的事实，反复说，“我想上学”。

2021年

广东深圳

2021年4月7日，律师常玮平被宝鸡市检察院批准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执行逮捕。千里之外的深圳，常玮平妻儿的住所也遭到搜查。妻子陈紫娟当天从单位被叫回家，看见四个陕西的警察，两个深圳本地陪同办案的警察在家里，“兔兔看着那些警察在家里搜东西，爷爷让奶奶带着他去卧室里躲着，怕吓到他们，他那个时候六岁，他应该有点紧张，从爷爷奶奶的表情里，他也知道可能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了”，陈紫娟说。

常玮平被捕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紫娟都不知道丈夫被关押在哪里。有一天，走在深圳的阳光底下，她发了一条微博：“深圳的阳光如此明媚，不知道常玮平被关押在哪一个地下室里，过着地鼠般的生活。”

当天晚上，警察在深夜登门。“警察说来关心一下我，我很生气，我说你晚上十二点半来我家关心我，连我妈当时都被吓得发抖，那时候我们家小，兔兔睡在客厅里，这件事发生之后，他就不能自己睡觉了，之后有一两年的时间，他都要跟我睡在一起。”

小土在2017年去找过一次陈紫娟，给她带了一些自拍杆之类的东西。TA记得，紫娟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要多发社交媒体，但她也许对视觉表达没有什么概念。“她发自拍，镜头对着自己的鼻孔，视频里讲话也听不清楚……709的家属声援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模板，所有人都说709家属发声的姿态很漂亮。但这对于身处苦难中的人来讲，本身就是很大的负担。”

在爸爸被抓这件事上，陈紫娟没有选择瞒着小孩。她拍视频、写控告信、给在狱中的常玮平庆祝生日，兔兔几乎都陪在旁边。陈紫娟去陕西奔走，兔兔在家里自己写了个口号，歪歪扭扭的字，“shi放常玮平，shi放我爹”。

那一年生日的时候，陈紫娟录了一个视频，她问兔兔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兔兔什么也不肯讲，哭丧的小脸转身去弹钢琴，不肯弹《生日快乐》，而是弹了一首《大鱼》。

那个视频被发在了陈紫娟的推特上，小土从那个视频里第一次看到兔兔。“他很忧伤，整个人的小脸上就是没有办法开心，在社交媒体上，小孩子是很容易被人同情的，这个视频被很多人关注到了，因为大家很快能意识到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能从里面看到很‘肉身’、很真实的东西。紫鹃后来可能看到效果，也会多邀请兔兔去讲一些东西，但很快又有人说‘消费小孩’啊，‘吃人血馒头’之类的。”

在和妈妈一起拍视频为爸爸呼吁的过程中，小土观察到好的一面：“兔兔很会讲话，他那个嘴出口成章，越多人关注到他，夸他，他自己的感受也会更好。他也觉得很有能量，这样可以帮到妈妈。”

但过早的参与其中，对于一个小孩来讲，也会有难以承受的一面。小土很快发现，兔兔从小在家庭里接受到的教育，和他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张力，“有一段时间他妈妈在外面跑，就老收到兔兔在学校里打架的消息”。兔兔在学校和同学打架，和老师吵架，具体的细节小土已经不能确定，TA感受到的是，兔兔那时候非常暴躁，会用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去跟人发生冲突，“小孩可能内化了暴力。因为他的困境不是学校教育可以帮助和理解他的。”

从深圳到凤县的一千多公里路并不好走，陈紫娟每次都要先坐飞机到陕西西安，然后高铁到宝鸡，接下来是四个多小时的大巴才能抵达凤县。当时，中国还处于疫情封控状态，体制内和事业单位尤其管控严格，陈紫娟每一次跨省流动为夫奔走，都要先搞定单位，请好假，尽量减少跨省流动和各省的疫情防控工作对她的影响。小土猜测，在这个过程中，兔兔也会被妈妈疲惫的状态影响。

2022年

深圳湾

7月，常玮平的案子在陕西凤县开庭。陈紫娟带着兔兔和几个好友，一路从深圳开车去陕西。她们在凤县高速路口被围堵了20个小时。直至开庭，她们的车都没有进入凤县。兔兔一直在车上用矿泉水瓶撒尿，他后来还举着两个矿泉水瓶拍照。

凤县开完庭后的半个多月，深圳的警察突然找去了陈紫娟的单位。这一次，深圳的警察是独立出现的，而不是像往常那样陪同陕西警察协助办案，这意味着她在深圳很可能成为维稳的主体，而不再是作为丈夫的案子的附属。那一次，警察在言语间，也提到要她为孩子上学的事情考虑。

在为常玮平呼吁这件事上，她知道自己并不是百分百安全的，一路上，她看见新公民运动创始人许志永的女友李翘楚被抓了，也知道诗人和人权捍卫者王藏的妻子王丽因为在推特上声援丈夫也被抓了，后来王藏和王丽的四个小孩被寄养在王藏母亲家，由于警察扣留了王藏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件，不许亲友接济，王藏的妈妈和小孩的生活一度很困难。

陈紫娟知道自己走了，很难再有人站在她这个位置上去为常玮平呼吁。但为了孩子，陈紫娟决定带兔兔离开中国。

兔兔是不想走的。他那时候已经换了一所学校，在新学校适应得还不错，考试常常拿第一名。紫娟把这归功于外婆的教育：“我妈真的太神了，中国的教育专家，当然兔兔也很能卷。”兔兔作为小孩，也总是可以给自己找到一些兴趣爱好，比如搜集烟卡。在很多时刻，他几乎就像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在成长，但陈紫娟知道，“他其实非常早熟，跟他的同学相比，他有太多（不寻常的）经历了。”后来抵达美国的时候，陈紫娟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在中国长大，他和常玮平一样善良，有正义感，《辩护人》中那个被打死的青年学生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陈紫娟是放弃了在中国的一切走的，她是一个医学博士，在深圳的一家实验室里工作，收入可观。而离开中国，作为一个中年人，她要在新的国家的专业体系里从硕士开始学习。离开的那个十月，中国还处于疫情封控最后阶段。那时候她还留了一封辞职信，想着如果顺利走掉就辞职，如果被边控了，她还可以若无其事地回来上班。

十月，陈紫娟和兔兔从深圳湾离开，打了一个车去香港机场，在出租车上，陈紫娟看见兔兔一直在默默流泪。“后来我问他，他就觉得离开外婆了，他想外婆了。离开他的同学们了。但是他也没有哭闹，他就默默流泪。”

2023年

北京

对于王峭岭一家人来说，原先有几年相对平静的日子又被打破了。一年中的许多日子：两会、国际人权日，甚至是美国国庆日，警察都会去堵住李和平和王峭岭家的门，不让全家人外出。佳美要上学也不可以。早几年的时候，她会被妈妈送去同学家，跟着同学一起上学放学，等警察走了，再把她接回来。最近一两年，警察上门后的行为越来越暴力，当着佳美的面，推搡她的家人。五月的一次，还砸坏了她卧室里的玻璃，佳美回到家看到破碎的玻璃，说：“我们没有错。”

2023年3月份开始，佳美出门会有人跟踪她，无论是上学、逛公园还是陪妈妈买菜。她不能再找自己的朋友玩。

她还在那所家庭学校里，但上课的方式变成了网课，因为住得离学校太远了。李和平曾经尝试在学校附近租房，但刚约好中介去看房，警察就来了，租房的事情随之被搅和。

这样的日子，佳美从5岁一直过到14岁。进入青春期的女生开始懂得很多事情，她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但现实没有留给她任何出路，理所当然地，她担心爸爸妈妈的安危。王峭岭观察到，她不再像小时候那么活泼，情绪低落，总是流眼泪，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只喝一小碗粥。和老师商量过后，她决定让佳美先休学，休学那天，刚好是儿童节。

李文足和王全璋家又遭到暴力骚扰和逼迁。李文足在推特上连着两个月更新“逼迁日记”：最近一个多月的遭遇，顺义警察在门口守着，任凭地痞流氓半夜闯进屋里叫骂，孩子被吓得虚脱、流鼻血、咽喉脓肿发高烧。住到野大姐家后，安稳了3天，孩子病情刚刚好转，又遭遇西城五个警察半夜砸门说查聚众吸毒。幸好没有破门，孩子虽然害怕，我骗他哄他也就能睡觉了。

从2015年开始，泉泉一直跟在李文足身边，陪着妈妈跑法院、跑看守所、跑行政机关。李文足在日记里写：“709案发时，儿子2岁半，我带着她到处寻找王全璋，那时候他不懂得害怕，就知道爸爸去打怪兽了”。但如今小孩长到了十岁，开始对一切都有认知，会在警察骚扰过后的第二天问：“妈妈，今天晚上警察还来吗？”李文足预料到会有更可怕的场面，她曾经将孩子送回武汉老家一段时间，自己和王全璋在北京昌平面对断水断电逼迁。

这一切也在泉泉的生命里留下许许多多的后遗症，比如他不喜欢国旗，看见国旗甚至会有应激反应。大人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他对这一切到底理解多少，但能猜到的是，“在他的生命里，所有国旗飘荡的地方，带给他的，都是非常糟糕的体验和记忆”，小土说。

他跟妈妈说自己做了噩梦，梦见鬼在家里的楼梯间里守着全家人。

四川成都

在被反复逼迁、孩子失学、全家无法进入社会正常运转逻辑的这几年里，李和平两三次都跟上门的警察讲：“你要是真的嫌我们碍事，就放我们一家人走”，但对方说，这不是他们能做主的事情。

从2015年开始，他们全家人都无法办理护照。直到2022年底再次尝试的时候，工作人员虽然也犹豫，在长时间的请示之后，他们竟然拿到了护照。以至于王峭岭当时以为，边控是不是取消了。

王峭岭家的大儿子李泽远的人生，是另外一种被影响的轨迹。王峭岭曾经写下过《一个母亲的八年》来记录儿女成长过程中自己作为母亲的无奈：李和平被抓的那一年，儿子刚上高中，之后每逢家长会，都正好赶上案件开庭。王峭岭忽略了儿子在高中时期许多重要的事，比如需要钱报考语言考试的时候、申请海外学校的时候。后来，他在办理护照的时候受到限制，出国留学的路被堵死。再后来，连国内上学的路都放弃了，“就是因为知道一路上都有太多阻碍”。

李泽远从15岁开始，三次尝试办理护照，都是以“可能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原因被拒绝。他的妹妹李佳美，从五岁时就被这个原因拒绝办理护照。拿到护照的时候，他说，七年多来头一次在出入境窗口对着警察说的是：谢谢。

2023年，李和平王峭岭和女儿打算去泰国玩，她们准备从成都出境，王峭岭回忆：“当时去的路上，我们抱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但在机场，她们被拦下来了。

10月份，李泽远想跟朋友一起去泰国旅游，在机场被边防拦下，经过了一系列的打电话请示、等待，他依然被拦阻不允许出境。他给母亲发信息：我被拦下了，原来我还在边控名单上。

广东珠海

王峭岭带着佳美在珠海尝试出境被拦。

九月，佳美和泉泉由别的大人带领单独出境，再次被拦，泉泉被拒绝出境的理由是“危害国家安全”。大人们拿这件事当笑话讲：一个九岁的小孩，居然能威胁到国家安全。

广东

泉泉还在找学校。

从2017年开始找幼儿园，一直到今天。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整年完整的学。

陈紫娟在推特上感叹：我儿子比泉泉小一岁，但他今年读四年级，泉泉才读二年级。”

李文足和王全璋的一位好友告诉“Women我们”，从被逼离开北京后，李文足一直在全国各地给泉泉找学校，在武汉，她们找到了一个泉泉比较喜欢的学校，但因为那时候泉泉已经失学大半年，插班容易赶不上进度，留级又要继续等，所以最终没有上成学。

最终是在广州，她们找到一所学校，泉泉入了学。但没过两天，警察又上门去给学校施压了。

“文足跟我讲过一个事儿，有一次，泉泉和同学去郊游，所有的孩子都没有带口罩，只有泉泉是带着口罩的，就是为了防止警察看见他。泉泉就觉得自己被特殊对待了嘛，他就好有压力。后来真的有警察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冲着他，老师就说泉泉你赶紧上车，泉泉自己就乖乖上了大巴，趴在座位底下，他怕被警察看见，当时还有人说，这孩子为什么这么驯服啊，是什么原因啊？但泉泉就是害怕嘛，因为一路都是这么过来的。文足跟我谈这个事情的时候，都经不住要哭。”李文足的好友说。

尽管一直生活在一种非正常的环境里，李文足和王全璋在泉泉的遭遇上一直没有妥协。疫情期间，当时泉泉在北京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他不喜欢无休止地做核酸，王全璋还去学校交涉过，最终争取到让泉泉把口水吐到棉签上，而不用一遍一遍捅喉咙。

李文足每年都会给泉泉最好的生日party。“每一年，泉泉的生日都是他很期待的日子，家里人一定会把房间装扮得特别隆重，给他很好的礼物，把所有的小朋友都接过来一起玩。生日一年一年过，你会看到他的成长，他的变迁，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更加丰富，也会有更多的痛苦进入到他的脑袋中，更复杂的、没有办法处理的事件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他开始知道自己上学、移动都会受影响”，小土说，“泉泉的困境不是没有朋友，而是太容易失去朋友，因为总要被迫搬家，被迫失学，换城市。”

2024年

美国

刚到美国的时候，兔兔非常想念他的玩伴。陈紫娟说，美国的家庭一般都有好几个小孩，不会像在中国的时候那样，小孩们一放学就去小区里找其他小孩玩。“没有人跟他玩，他每天只能对着我，有一天晚上他就爆发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我骂哭了，骂我让他离开外婆和同学。”

他后来逐渐认识了一些新的同学，只是节假日的时候仍然想念外婆和旧同学，“特别是过节的时候，我们家就比较冷清，他特别想要一个大party”。

他逐渐还是适应了美国的学校，他最喜欢的是体育课，“现在他又很喜欢美国了，坚决不回中国”。

陈紫娟最担心的一点是，兔兔过于早熟。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兔兔就在旁边听着。他喜欢看历史书，《明朝那些事》已经看过好几遍，还尤其喜欢在YouTube上找讽刺习近平的视频看，“在他身上，你几乎看不到小孩的那部分。”

中国南部

王峭岭起初拒绝了采访。“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家的心理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不想再谈，等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个痛快。”后来，在朋友“还是要接受采访，把事情讲出来”的劝说下，她答应再“聊一聊”。

关于佳美上学的问题，有朋友来家里，她会提前跟朋友们“商量”好，当着孩子的面，“我们一律不要谈这个话题了，对我们来讲压力太大了，我们现在先把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等哪一天孩子说我想去上学了，我们再来解决找学校的问题。”

休学的这一年，王峭岭带着佳美去全国各地玩，先是成都，后来是老家开封和信阳，还去了呼和浩特和包头。9月，她们去了珠海，后来又去了南方一些城市旅居。离开北京，峭岭一下子觉得，警察变少了。南方的太阳也让母女俩感到舒心。

王峭岭打算带着女儿继续游山玩水，遇到喜欢的地方就小住一阵子。这一年，女儿脸上的笑容，肉眼可见多了起来。至于未来的打算，王峭岭说，“走一步看一步，想不了那么远，只能努力先把当下过好。”

(应采访对象要求，小土为化名）

曹顺利：曾控诉政府机关贪腐和滥用职权。2008年底在北京发起“北京维权之旅”活动，希望让弱势群里参与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此后多次被劳教。2013年，曹顺利在赴日内瓦参议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会议前在北京被警方带走，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逮捕。在看守所期间身体状况急剧恶化，2014年3月14日去世。

伊力哈木·土赫提：2014年7月30日被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以“分裂国家罪”的罪名对伊力哈木提起公诉。中国政府指控伊力哈木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利用网际网路鼓吹“新疆独立”，利用讲堂煽动暴力、“推翻政府”、从事分裂活动，还公开了他涉嫌煽动暴力的讲课录影。